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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铜张派上海传人教育传承及发展成效

时间:2023/11/9 作者: 安徽文学·下半月 热度: 18987
曹成铭万俐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2.南京博物院

一、早期教育理念及传承模式

(一)早期教育理念

古铜张派上海传人教育理念源于1960年上海博物馆安排馆员王荣达向馆内两位青年馆员黄仁生、顾友楚培养教授青铜器修复与仿制技术。当时全国的文物保护修复力量十分薄弱,部分省市文博单位甚至没有一名专业地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在青铜器修复与仿制领域,仅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几所全国性博物馆吸纳引进少数民间传统青铜器修复与仿制工匠。因此其早期教育理念无依可寻,王荣达参考各传统行业师承制教育方式,去其糟粕,引入个人对于青铜器修复的思考理解,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1960-1964年间,王荣达要求两位弟子大量绘制青铜器纹饰,以不同颜色做出标识,注明纹饰所属器物名称与所属单位,自己进行详细评阅并批注。因而这一时期形成注重学习绘制青铜器纹饰的教育理念。其后,在师徒三人长期的工作交流中,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逐步形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有所依据、敢于创新、操作可逆、追求完美的教育理念。这些教育理念现在依然传承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组。但总体来说,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早期教育理念相对单一。

(二)早期传承模式

1.馆内师承制

  上海博物馆遵循馆内师承制。至1986年退休,王荣达为上海博物馆培养多位古铜张派上海传人:黄仁生、顾友楚、尤戟、何强、张光敏等。因材施教体现于王荣达根据各人性格特点及擅长领域,进行差异化教学。顾友楚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曾就职于上海兴华标本模型厂,因此王荣达对他在绘制纹饰、翻模制模等方面地培养格外严格。黄仁生曾于无锡惠山学习泥塑,后就职于国营上海冶炼厂,因此王荣达根据他在模具塑形、精密铸造方面所具备的良好基础,提出了更高要求。尤戟刚进入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工场,年轻略有浮躁,因此王荣达专门给尤戟一把钥匙和一块铜片,要求尤戟练习青铜器修复中需要掌握地锉工技术,将铜片锉成另一把钥匙,同时以此磨砺其耐心与定力。循循善诱,以顾友楚为例,王荣达最初要求顾友楚修复破损提梁卣以此锻炼其錾刻技术;再安排他修复相同器型的另一件破损提梁卣,以磨练其翻模技术,进而要求他独立完成修复乃至仿制任务。

  2.培训班制

  培训班制即为1975-1984年间国家文物局委托上海博物馆培训的三期全国青铜器修复培训班。每期培训时间为半年,三期的课程设置逐渐完善合理,包括:青铜器焊接和配缺;绘制青铜器纹饰;錾刻纹饰练习;青铜器翻模,铅锑浇铸和失蜡浇铸;青铜器清洗和除锈的基本方法等。理论教学结合实践操作,学员基本掌握青铜器修复技术后,完成各单位事先提供的一件青铜器修复任务,作为结业实习课题。回各单位后,学员们遇到实际修复困难,以王荣达为代表的古铜张派上海传人同样给予帮助。1977年,第一期学员万俐因凤鸟纹兕觥复制任务求教于王荣达,王荣达及顾友楚专门教授其商周纹饰篆刻技巧、注蜡石膏翻模技术、复制品着色要领等。1979年,第二期学员陈权良需要为北京人民大会堂陕西厅设计一批青铜器复制品,向王荣达请求帮助,王荣达同样安排尤戟进行指导。

二、当代教育理念及传承模式

(一)当代教育理念

20世纪80年代,中国逐步引入西方修复理念、文物保护科技检测手段与新型高分子化学材料,这些新鲜事物极大地开阔了古铜张派上海传人文物修复理念与文物保护意识。此后这一群体关于青铜器不仅局限于对其进行修复与仿制,同时结合仪器进行检测,使用安全可靠的材料最大限度对其进行保护,最终目的是在修复保护青铜器本体的前提下,深层次挖掘青铜器背后埋藏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1991年,万俐提出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应当涉及的多项技术及学科:钳工技术、冷锻技术、雕刻技术、焊接技术、粘接技术、漆工技术、翻模技术、铸造技术、腐蚀技术、历史学、冶金学、古汉语、基础化学、考古学、图案学、色彩学、鉴定学、工艺雕刻、文学、语言学、科技情报学[1]。基于此,传统文物修复必须与现代文物保护相结合。以上海博物馆为例,其1958年建立文物修复工场(后改为文物修复部),1960年建立文物保护实验室。2015年,两个部门合并成立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因此,在青铜器保护修复研究领域,应当培养掌握青铜器修复、青铜器保护、仪器检测、化学分析、铸造工艺的复合型文物保护修复人员。

(二)当代传承模式

1.馆内师承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博物馆延续了馆内师承制,传承有序。1980年张光敏拜顾友楚为师,学习青铜器修复与仿制技术,现为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组组长。1989年,杨蕴拜黄仁生为师,学习四年青铜器修复技术,后跟随瓷器组专家蒋道银学习古陶瓷修复。1993年,张佩琛、钱青拜黄仁生为师,同期实习生共11名,只有他们适合并坚持留守在这个行业。至今,上海博物馆依然延续着入门首先制作修复工具的传统,通过自制工具的经历,去除内心浮躁,养成耐心细致的工作习惯。而对于残损无据可寻的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修复组同样延续传统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文物,没有修复依据宁愿放着不动”。[2]古铜张派上海传人杨晓邬在接受全国青铜器修复培训班的培训后,成为当时四川省唯一经受专业培训的青铜器保护修复人员。2003年,杨晓邬向领导协商讨论,首创四川省内文物修复技术师承制,收下冯陆一、樊斌、郝翔三位弟子,沿用王荣达倡导的教学方法,注重实践,先学习使用工具,再进行锻造、雕刻,进而开始尝试拼接文物等。最终文物修复技术师承制于2005年获得国家文物局科技创新二等奖。

  2.地方培训班制

  通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文物保护修复工作逐步得到国家重视,受到社会关注。原先各省市文博单位缺乏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困境得到缓解,省级文博单位各类文物修复方向均有相关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然而市、县级的文博单位依然存在人才匮乏的现象。如在青铜器出土众多的河南省、湖北省,这一现象就尤为明显。2011年,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首期河南省青铜器保护修复培训班。培训班采取师承制,每期四个月,上半年、下半年各两个月,马新民和古铜张派上海传人郭移洪担任培训教师。培训期前两个月邀请各位中国青铜器领域专家进行理论授课,后两个月马新民及郭移洪指导学员对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楚墓出土青铜器和信阳黄川黄国墓地出土青铜器进行修复实践。[3]至2016年,培训班已成功举办七期,分别设计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提高班和深化班,持续强化培训。2012年,湖北省文物局主办,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承办馆藏青铜器修复保护培训班,其形式与河南省相似,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化元及古铜张派上海传人胡家喜任培训教师。

  3.高校合作培养制

  由于我国文物保护修复人员需求数量巨大,因此各高校纷纷开设文物鉴定与修复、文物保护技术、文物与博物馆学等专业。然而文物保护修复需要积累大量实践经验才能逐步掌握,其符合文物修复技术传承规律和特性的教育方式为专业老师进行实践操作教学,保证学生实践训练。目前多位古铜张派上海传人与高校进行合作,教授青铜器修复课程。以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为例,聘请古铜张派上海传人尤戟为特聘教授,建立大师工作室。尤戟根据复制是基础,修复是提升,鉴定是结果的内核思想,抓住了培养青铜器修复专业学生的内在规律,沿用王荣达对青铜器纹饰的重要理解,要求学生雕刻饕餮纹,掌握青铜器复制技术关键步骤和核心技能,理解青铜器在各时期的纹饰演变规律,为青铜器纹饰修复打下基础。此外万俐受聘于南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杨晓邬受聘于四川省文化艺术学院;胡家喜受聘于湖北艺术职业学院等。他们共同为古铜张派上海传人与高校合作培养青铜器修复人才而不断探索新思路。

  4.个人师承制

  随着年龄的增长,前三代古铜张派上海传人多已年过花甲,从各自单位退休。当他们提及已经从事多年的文物保护事业时,更希望能够发挥余热,为国家与社会培养更多的青铜器修复与仿制领域的专业人员。以古铜张派上海传人李静生为例,当他自新乡市博物馆退休后,时长前往单位及各地博物馆观察研究各类青铜器。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李静生认识到几位热爱传统文化及青铜器文物的青年人。在多次交流沟通后,这几位青年人拜李静生为师。至此,李静生同样以王荣达曾经设置的培养方式培养他的弟子。首先利用钢材制作工具,绘制青铜器纹饰。进而李静生借助互联网通讯技术,每周对弟子进行网络授课。课程设计科学合理,包括文物保护修复理论、雕塑技术与应用、了解并绘制青铜器纹饰、青铜器锈蚀与作旧技术研究、青铜器整形技术等。

三、发展成效

古铜张派上海传人通过各类传承模式自形成至推广,发展迅速,人数众多。目前前三代上海传人多已退休,可对这一群体职业生涯进行适当总结,了解其发展成效。前三代古铜张派上海传人以单位划分,主要就职于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贵州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宝鸡市博物馆等单位。这一群体按职称划分,半数以上取得研究员、副研究员职称。以参与国家出土青铜器修复项目划分,杨晓邬参与四川省近四十年各类重大青铜器修复项目,主持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修复工作;唐文元修复贵州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东汉铜车马模型及西汉铜鼓等;胡家喜参与湖北省内近四十年各类重大青铜器修复项目,如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修复项目等;郭移洪参与河南省内近四十年各类重大青铜器修复项目,如淅川下寺楚墓青铜器修复项目等;王宝元修复云南省内各类重要文物达二十余年,其中便包括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牛虎铜案。以青铜器仿制划分,万俐策划与复制东汉铜牛灯、西周兔尊,分别赠送给香港特区首席行政长官董建华、澳门特区首席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尤戟为国家及各级单位设计仿制一批重要的青铜鼎,如联合国大厦门前的“世纪宝鼎”以及“黄帝宝鼎”、“中华宝鼎”等。以学术著作划分,古铜张派上海传人大多进行理论研究,撰写青铜器相关领域的各类研究论文及著作数百篇。不仅如此,2016年,古铜张派上海传人组织策划,邀请全国青铜器领域专家召开青铜器修复与仿古技艺研讨会。2017年,胡家喜在武汉市博物馆进行武汉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保护修复成果展等。

  可以说,近半个世纪,古铜张派上海传人已经成长为中国一支重要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青铜器修复与仿制队伍,为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培养了众多后备人才,为我国的青铜器修复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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