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
一、引言
美国黑人文学的缘起和发展无不与美国黑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长期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使得广大黑人作家自觉担负起了争取黑人权利、改善黑人待遇、提高黑人地位的神圣职责。面临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创作具有了其独特性：既反对种族歧视，寻求社会平等地位；又反对性别歧视，呼吁女性独立自主。艾丽斯·沃克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她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普利策奖的黑人女作家，其获奖作品《紫色》堪称女性文学经典，为后来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方向。在异族文化的压力和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缺失的双重压力下，黑人男性作家理查德·赖特和在其影响下走上文学之路的拉尔夫·埃里森，则把追求社会地位平等和自我身份认同两大主题普遍渗透于其创作之中。作为当代美国杰出小说家的托尼·莫里森，1993年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更是致力于保护和弘扬黑人文化。其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1]，在继承美国黑人文学中性别和种族两大传统主题的基础上，又融入非洲的神话、歌谣、传说等，赋予其作品更深广的内涵，实现了自己的超越，其代表作《所罗门之歌》即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二、莫里森之前美国黑人文学的特点
（一）女性作家的普遍性别书写
艾丽斯·沃克小说《紫色》的主人公是美国乡下的一个黑人女孩——茜莉。她命运悲惨，却不屈从于命运，她努力学习缝纫，凭借自己的手艺开店，仿佛破茧成蝶，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独立，也实现了自我价值。小说《紫色》全面揭示了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下，社会对黑人女性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度桎梏，表达了女性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深刻反映了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
（二）男性作家的普遍种族书写
理查德·赖特是美国黑人文学的先驱之一，其代表作《土生子》由于揭示种族问题的根源是美国制度的不平等性，一度引发社会热议。《土生子》以20世纪30年代初的种族隔离为时代背景，讲述芝加哥的黑人青年比格·托马斯出于对白人的惧怕而失手杀人，事情败露后被捕入狱，被处以电刑的悲惨命运。
比格是心理扭曲的杀人犯，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对白人又恨又怕的畸形心理导致他走上自我毁灭之路。但究其根本，白人社会长期对黑人的压迫才是比格犯罪的源头。赖特借此书揭示了种族歧视对美国黑人的迫害，深刻剖析了黑人犯罪活动与社会制度的潜在关系。
与《土生子》相比，拉尔夫·埃里森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可称为一部自我身份追寻之书。
与比格的“自毁之路”相反，《看不见的人》是关于人生被毁的自述，主人公是一个出身贫寒但有远大抱负的无名黑人青年。因极度渴望获得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他极力迎合白人当权者的喜好，却既不为白人接受，还被同族的黑人同胞所抛弃。主人公在社会的黑暗与无情中获得了成长，最终醒悟，自己从始至终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根本没有真正的自我。
小说《看不见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主人公个体的心理成长作为主线，通过描写主人公的悲惨境遇来反映美国社会中黑人种族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即自我身份的追寻和认同。
三、莫里森的继承
（一）性别主题的继承
与艾丽斯·沃克相比，托妮·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中虽反常地将男性设置为主角，但女性角色仍占有一席之地。她借由男性的视角书写女性的悲哀，侧面放大男权社会下女性压抑的精神世界。《所罗门之歌》虽继承性别主题，却不拘泥于传统，为社会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考。莫里森的性别书写主要围绕三个女人展开：懦弱的露丝、偏执的哈格尔和独立的派拉特。露丝是主人公奶娃的母亲，麦肯的妻子。她幼年丧母，父亲是一位在当地具有声望的医生。她被父亲禁闭家中，从小与世隔绝，完全丧失社会交往能力。她的婚姻并非出于爱情，而是麦肯对名利的贪婪。她始终是家中最弱小的角色，被父亲禁闭，被丈夫冷落，被儿子唾弃。对这一切，她毫无发言权，凡事逆来顺受，默默忍受父权制家庭的压抑。她是一个完全被物化的女性，虽然表面光鲜，物质生活优渥，但丧失了独立自主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
哈格尔是奶娃的情人，派拉特的孙女。受家庭的溺爱，她形成了自私、任性和依赖的心理。她全身心地爱着奶娃，可是奶娃却无情将她抛弃。她崩溃不已，转而试图杀害奶娃，最后在对爱的绝望中死去。她病态的行为和扭曲的心理反映出她对奶娃的过分依赖，她顺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支配，并将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形象内化成为自我认知，从而导致她在爱中迷失自我。
派拉特是奶娃的姑妈，麦肯的妹妹。莫里森赋予了派拉特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坚强勇敢，同族的歧视，爱人的离别，亲人的反目都未曾使她一蹶不振，逆境使她的内心蜕变得更加无畏；她独立自强，靠自己酿酒卖酒为生；她淡泊名利，物质生活简朴，精神追求丰富；她慷慨无私，给予弱者同情与帮助。派拉特的名字蕴含领航员之意，象征着派拉特对奶娃成长的向导作用。也正是在她的引导下，奶娃踏上寻根之旅，找回自己的非洲文化身份。
（二）种族主题再诠释
《所罗门之歌》中的种族问题主要通过奶娃和吉他两位男性角色的成长经历来对比展开。情同手足的二人虽命运迥异，但他们的经历都同样揭示了美国白人统治社会下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美国黑人既痛苦又迷茫的生活状态。小说继承种族主题并将其延伸至精神层面，指出黑人同胞在追求平等自由的道路上，应不忘记传承黑人文化。吉他出身贫寒，儿时父亲惨死在白人的锯木厂，母亲离家出走，他终日流浪街头，不平等的境遇使他把对白人的怨恨埋藏心中。后来，他加入地下极端组织的“七日”，从此以爱黑人的名义滥杀无辜的白人，并渐渐失去理智。吉他扭曲的爱和偏激的行为虽然体现了黑人的觉醒，即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抗和为获得身份认同的努力，但这种狭隘极端的种族主义展现的是黑人的野蛮和暴戾，并不是自我追寻的正确道路。
奶娃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可是物质上的富足并不能弥补他精神上的匮乏。他痛恨父亲的操控却又无能为力，正如白人文化霸权下，黑人虽然憎恶白人主流文化，却难逃被同化的命运。奶娃虽与吉他同处自我迷失的状态，但庆幸的是，奶娃身边的女性尤其是派拉特对他给予了耐心的引导和帮助。南方寻金之行也是奶娃寻根之旅，探索民族文化的过程启发他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引他重返黑人的精神家园。
四、莫里森的超越
（一）非洲神话
神话凝聚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是超越现实的理想寄托，是特定历史社会生活的缩影。即便人类早已步入科学时代，神话依然是人们心中民族精神的象征。“飞翔”象征着自由与解放。[2]罪恶的黑奴制度下，被贩卖到美国南方的黑人受到极为残酷的奴役与压迫。出于对种族主义的反抗和自由的向往，他们创造了黑人会飞的神话来作为精神寄托。《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不仅加入黑人会飞这一神话元素，而且还赋予飞翔更加广泛的现实意义，如保险代理员因不堪经济压力，跳楼解脱的飞翔；父亲麦肯顺应白人主流文化，迷恋物质自由的飞翔；吉他憎恨并杀害白人，极端盲目的飞翔；奶娃追寻文化身份，精神升华的飞翔。
莫里森曾说：“黑人通过对飞翔的向往获取自由的梦想，是我一生中所继承的传统的非洲民俗的一部分。通过飞翔获取自由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天赋之一，我不介意这看起来有多么的愚蠢。”她成功地将传统神话与现实困境巧妙结合，用“飞翔”的神话串联起古老的历史和无助的现实，展示了其广博的文学视野，表达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忠诚和自信。
（二）传统歌谣
传统歌谣承载着对遥远文明的记忆，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小说《所罗门之歌》中，传统歌谣对重建民族文化身份这一主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推动着情节发展，实现首尾呼应，更深化了主人公奶娃的成长之路。《所罗门之歌》原是《旧约》中一部歌颂爱情的诗歌，小说《所罗门之歌》则讲述了奶娃的曾祖父黑人奴隶所罗门为逃脱奴役，独自飞回遥远的非洲的经历。在小说中，这首歌共出现三次，出现的场景和作用虽各不相同，但都与奶娃的成长密切相关。[3]
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的开篇，保险代理员史密斯先生欲在慈善医院跳楼自杀时，派拉特用浑厚的低音唱起歌谣，给史密斯先生的飞翔增加了仪式感，也预示着主人公奶娃的出生；第二次出现在奶娃少年时期，他瞒着父亲与姑姑派拉特一家亲近，劳动中的姑妈和家人一齐唱起这首歌谣，此时这首歌象征着家庭和睦，也冲击着奶娃的价值观；最后一次出现在奶娃中年来到南方寻金，无意听到孩子们在游戏时完整地哼唱这首歌。终于，他豁然开朗，身世之谜得以解开，他的精神也在寻根的过程中得到升华。
五、结语
1993年，托尼·莫里森凭借小说《所罗门之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她不仅继承了以往黑人作家的传统主题，又以知识女性的广博知识和开阔视野，把狭隘的性别和种族主题提升到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层面[4]，完成了非裔美国文学主题视阈的超越，也为后现代背景下的和谐中国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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