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睿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台北人》的主角是一群国共战争后败退台湾的大陆人，他们的前半生在大陆度过，来到台北后逐渐老去，记忆的辉煌与当下的黯淡形成鲜明对比，大陆与台湾、昨天与今天的分裂，撕裂了这些“台北人”的心灵。小说以这样一群人物为中心，将台北作舞台背景，让他们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生悲剧，展现了丰富的社会记忆和复杂的国族认同。

　　一

　　《台北人》由十四篇独立短篇小说组成，这些小说表面上不相关联，但它们拥有贯穿始终的统一主题，即“今昔对比”与“灵肉之争”。

　　《永远的尹雪艳》和《游园惊梦》兼具写实与象征，“总也不老”的尹雪艳成为欲望与死神的化身，“只活过一回”的钱夫人将青春永远留在那一瞬间，小说通过描写被欲望支配的人物，从哲学层面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和《孤恋花》中，王雄杀死丽儿然后自杀，娟娟杀死柯老雄，生死轮回冤冤相报，展现了作者宿命式的命运观。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把青》和《花桥荣记》中，台北和大陆都有“仁爱东村”和“花桥荣记”，金大班将面前的青年当成过去的恋人月如，作者大量使用平行手法，在当下重构与过去表面相同而实质迥异的场景，制造出强烈的反差，突出了今昔对比的主题。《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的朱焰拥有光荣的过去，即使这“过去”已成空，却能保留住一种尊严和气质。小说虽是同性恋题材，表现的却仍是“今昔对比”与“灵肉之争”的主题。

　　《台北人》中还有很多历史题材小说，如《国葬》《冬夜》《思旧赋》等，从普通民众、军人、知识分子等不同角色身份出发，从个体角度展现了不同层次的社会记忆。《岁除》《国葬》《梁父吟》的主角都是曾经的军人，通过人物对话和回忆，小说侧面勾勒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北伐、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如夏志清所说，“《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1]。在讲述历史的同时，文中还大量引用中国诗词典故，插入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等文化符号，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冬夜》则以五四运动为背景，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暗喻中国传统文化今日之困境。《思旧赋》和《秋思》中充斥着“病症”、“痴呆”、“死亡”、“剥落”、“霉斑”等意象，以传统社会衰落为表现对象，深刻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关系。在写这些小说时，作者将对民族兴亡的慨叹加入其中，展现出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

　　《台北人》描写了一群漂泊在台北的“大陆客”，但白先勇对漂泊者的描写并不是以《台北人》为开端，而是始于《纽约客》。写于《台北人》之前的《纽约客》系列作品，以留学生为题材，以“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为主旨，表现了“留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在文化冲突中的两难选择，读毕我们会发现，原来“美国的中国人”与“台湾的大陆人”有着相似的困境。《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抛弃恋人从台湾来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不似他想象中那样美好。但他拒绝面对现实，将自己麻痹在文学研究中，只有母亲的去世能激起他内心的震颤，他在梦中将母亲“雪白的尸身”推进棺材，也象征着对待母体文化的态度。在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天，吴汉魂受到代表美国文化的妓女罗娜的诱惑，于徘徊不定中堕落，最终在第二天投湖自尽。之后的《夜曲》和《骨灰》主题则是对“文革”的控诉，通过展示几位留学生在大陆“文革”期间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悲惨结局，表现了那段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备受摧残的历史，同样表达了对历史的沉痛反思。

　　二

　　小说中的“台北人”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大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过去，欧阳子在《王谢堂前的燕子》中，按照对待“过去”的不同态度，将《台北人》中的人物形象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完全活在过去”；第二种“保持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第三种“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2]，这三种人实际上代表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国族认同。

　　小说中的人物多属于第一类，这类人物包括《岁除》中的赖鸣升、《梁父吟》中的朴公、《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国葬》中的秦义方等。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对国家民族有着深刻的情感，因此具有深刻的国族认同。《岁除》中的赖鸣升是一个典型的活在过去的人物。除夕夜，他滔滔不绝地回忆往事，指着胸前那块“碗大的伤疤”说：“打了一辈子的仗，勋章没捞到半个。可是这个玩意儿却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呢！[3]《梁父吟》中的朴公形象则可以看做是民族传统的象征。他爱喝铁观音，坐的是太师椅，对话中带文言词，文章中山水画、对联、文房四宝、《资治通鉴》等文化符号不断出现，表现了朴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在《花桥荣记》中，卢先生始终不忘大陆的未婚妻，在《国葬》中，秦义方的回忆里最光荣的就是“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今与昔的对比中，他们也选择紧紧抓住过去的回忆。作者描写这类人的语调在同情中透着敬畏，小说最终用国葬上“雷鸣般的掌声”向李将军致敬，同时也向这一代人致以敬意。

　　与完全活在过去的第一种人不同，小说里的第二种人虽然怀念过去，却也能接受现在，《花桥荣记》中的老板娘、《一把青》的中的师娘、《冬夜》中的余钦磊、吴柱国都属于这一类型。《花桥荣记》中的“我”是台北“花桥荣记”米粉店老板娘，“花桥荣记”原本是“我”爷爷在家乡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的米粉店的名字，“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而到了台北，“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就没有那些风光了”[4]。《一把青》中的师娘在台北每天打麻将、织毛衣，以不变应万变的平静隔绝伤害。《冬夜》中的余钦磊和吴柱国表面上差距悬殊，但实际上都处于深层的生存困境中。年轻时两人曾拥有报效国家的共同理想，现在的余钦磊拼命想要出国，而吴柱国想回国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白先勇写这类人时，笔下流露出无限感慨。因为他们也代表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态度，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无奈而悲哀。

　　第三种人中又可以分为两类，“没有过去”指的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来台的孩子，他们对大陆没有清晰的认知；“斩断过去”指的是出于理性主动背弃传统，全面接受现实，追逐时代步伐的一群人，如《秋思》中的万夫人、《梁父吟》中的王家骥、《国葬》中的少爷等。国族认同应该建立在共同文化和历史的认同之上，而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下，他们的国族认同已经开始淡化。《秋思》中的万夫人对日本社会充满向往，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不是仇视与鄙夷，而是势利与媚俗，失去了作为中国人的尊严。《梁父吟》中的王家骥视传统文化为糟粕，拒绝繁琐的礼仪，以反传统的姿态，表现出与父辈一代人尖锐的对立。《国葬》中的少爷为反抗父亲的安排，装病从军校退学去美国留学，数年后归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已经不记得老副官秦义方了，对过去也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小说中朴公说看见这些晚辈行事，叫人“寒心”，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判态度。

　　三

　　白先勇童年在大陆度过，作品却多是在海外完成，《台北人》《纽约客》中所描写的人物题材，其间流露出的国族认同与情感，是作家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的自然选择。

　　白先勇出生于贵族之家，父亲是白崇禧将军，童年时期由于战乱居无定所，辗转桂林、重庆、南京、上海、广州多地，1949年国共战争后迁徙至台湾。在台湾，白崇禧将军的势力与曾经在大陆不可同日而语，白先勇见证了近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家族兴衰，这为日后创作《台北人》的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奠定了小说灰暗的感情基调。

　　大学时期，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白先勇开始思考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境遇，早期作品集中在人情感世界的表现和揭示，如《玉卿嫂》《月梦》等。出国留学以后，一天，他在纽约看到一部外国人制作的影片，讲述了从慈禧驾崩到抗日战争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南京屠杀和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变成一具具“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中国人的尸体，横陈银幕，这件事让他受到强烈刺激，称“第一次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5]，由此开始《纽约客》和《台北人》的创作。这一时期白先勇的历史意识全面觉醒，并开始对传统文化重新发现。他形容自己是患上了“文化饥饿症”，每天从图书馆中借回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在外面的时候，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反而特别感到一种眷恋……到外面去以后，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更为关切”[6]由于身在他乡，与祖国历史在地理和时间上都隔开了一段距离，反而更能看清事实，从而引起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刻反省。

　　两岸同胞血脉同源，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中华文化的主体记忆，但在复杂的历史因素影响下，海峡两岸目前处于分离状态，并且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与国族认同有逐渐淡漠的危机，《台北人》所反映的问题，在时下有着重要意义。“政治是一时的，文化则是永恒的。我心中的中国是《诗经》《楚辞》，是黄河、长江。”[7]白先勇小学五年级开始看《红楼梦》，熟背大量唐诗宋词、楚辞离骚，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如今他已八十岁高龄，仍活跃在文化界，不仅撰写父亲的传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回忆民国往事、出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还大力推广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余秋雨称赞他的努力是“一个人的文化复兴”，令人敬佩。

　　白先勇笔下，这些被历史洪流冲散的人物，带着“中国记忆”和“文化乡愁”流放台北，将个体命运融入国族和历史中，于故乡和传统的回望中确认自己的身份，展现了超越政治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认同。《台北人》系列小说中，白先勇正是怀着对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书写“逝去的一代”的社会记忆与国族认同，使《台北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