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航空大学
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1967-）,英籍孟加拉裔女作家，20世纪90年代阿里登上英国当代文坛，对孟加拉文学和英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阿里本身混杂的文化身份，其作品多以反映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移民生活和移民文化身份建构、文化定位。2003年,她的处女作《砖巷》（Brick Lane）一经出版,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备受争议。同年，《砖巷》荣获英国曼布克文学奖提名，并荣获了大英图书奖、W.H.史密斯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等多项奖项，2007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大受好评。
小说《砖巷》的题名来自其场景，砖巷位于英国伦敦东区，是伦敦孟加拉人生活的社区中心。故事的历史背景聚焦在2003年英国的种族骚乱和美国“9·11”事件发生前后和英国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时期，穆斯林移民社群成为西方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使许多英国人开始对穆斯林和少数族裔产生了排斥和怀疑，孟加拉移民在英国的生活更是充满紧张和冲突。该小说以孟加拉女孩纳兹奈恩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描写孟加拉移民在伦敦砖巷地区的生活状态。通过对孟加拉裔移民者的全景式的描述，阿里展现出他们在英国社会中的生存现状：生活的艰辛，沟通的障碍，文化的冲突以及宗教的隔阂。在生活压力和文化压力面前，移民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或接受英国主流文化的一切而背弃自己原来的文化，或在两种文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或逃离英国主流文化回归到原有文化。
一、孟加拉裔移民的文化适应
文化身份是“人对内在生命意义的追问，是对自身族性、文化、信仰的鉴定”。（赵静蓉，2015）在全球化浪潮下，移民的跨国迁徙逐渐普遍化。移民意味着离开本身的文化圈进入到另一种陌生的文化圈子，各种异质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但是在适应移入国的文化过程中，移民们一直备受困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相互接触，寻求互相理解，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相处呢？这种困扰广泛存在于第一代移民群体中，在白人至上的霸权文化中，他们遭受着各种歧视和压迫，不同文化之间有者强烈的撞击，生活上、精神上备受打击；这种困扰也继续存在于二代移民中，二代移民自幼出生在英国并一直努力融入英国文化，却依旧遭受种族歧视，成为白人霸权文化的“他者”。同时，因为缺乏对母国文化的知识，导致文化身份模糊。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经历了不断地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变化。”（霍尔，2000）文化身份关系到一个主体或群体的社会定位，是确定自我身份的尺度，文化身份更是对某一社会观念和生活态度的认同和阪依。如果没有文化身份认同，一个人的精神根基将会倾塌，自己将处于文化的无根状态。这种文化无根状态势必会给某一群体带来巨大的思想震荡和强烈的精神磨难，因此说，寻求文化身份的认同也意味着可以获得一定的归属感，是人们获得精神平和和情感安全的自然诉求。（董雪娟，2015）文化身份的建构依托文化适应，文化适应的过程也是身份建构的过程。因此，可以通过孟加拉裔移民的文化适应来考察其文化身份建构。文化适应是指由于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接触所导致群体及其成员心理上和文化上产生变化的现象和过程。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W·巴利基于非主流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主流和非主流群体之间的认同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提出了在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的四种策略:同化、分离、整合和边缘化。当非主流文化中的个体不希望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并寻求与主流文化的日常互动时，就会采取同化策略；在相比之下，当非主流个人对自身的文化持保留态度时，同时又希望避免与主流文化的互动，采取的即为分离策略；当个体既保持自己原文化的认同又保持与其他群体日常交流时，个体采取的即为整合策略；最后，由于无法维持对原文化的维护，或者对原文化丧失兴趣的同时也无法与主流群体建立关系时（通常是出于排斥或歧视的原因）就会被界定为边缘化。巴利的文化适应多用以探讨流散族群的文化适应以及文化身份问题。本文将分析《砖巷》主要人物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并展开其对个人身份认同问题的探索。
二、孟加拉裔移民的文化身份解读
（一）查努：失败回归孟加拉文化身份
故事的男主人查努选择与移入国文化与母国文化分离，他坚持自己对原文化的认同，贬低主流文化，在英国白人主流文化中无法继续生存时，最终只能回到母国。查努作为第一代英国移民，来到英国已有三十多年，他迫切希望在学术、财富和社会上取得成功。尽管他语言和学术能力不差，但他依旧无可避免地遭受了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他长期生活在歧视、贫穷、失业、剥削之中，因此他痛恨和贬低英国文化，并强制他的女儿学习孟加拉传统文化，远离英国白人主流文化。查努将英国文化和自身的传统孟加拉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孟加拉民族是“没有人类激情的最坏的劣迹，不次于地球上的任何民族”（莫妮卡·阿里，2003）。查努虽身处英国几十年，却一直恪守着孟加拉民族的价值观，他强调纯一的孟加拉文化、纯正的孟加拉血统。这种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形式来保持纯一的孟加拉文化特性在多元文化的英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查努无疑是英国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失败者，他的文化本质主义和“纯粹文化”意识导致查努最终离开妻女独自返回孟加拉，回归自身的孟加拉文化身份。
（二）纳兹奈恩：穿着纱丽滑冰——混杂文化身份
在孟加拉达卡，年轻的纳兹奈恩遭受着社区、族群、宗教、男权的压迫，在成长的痛苦中无处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父权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她的心中，那是她无法改变的天命。当纳兹奈恩随丈夫来到英国达卡后，地理空间有了改变，人际圈也扩大，她的思想逐渐有了转变，自我意识渐渐觉醒，她开始对自我身份问题进行反思。拉齐娅作为纳兹奈恩的好友，为她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她穿着简单的英国服饰，外出工作负责自己的生活，不屈从于丈夫的意志，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受到她的鼓舞，纳兹奈恩学会反抗自己的丈夫，保护女儿们免受父亲的压迫；在经济上独立，自我意识逐渐清醒。情人卡里姆的出现，让纳兹奈恩燃起对爱情的希望，她与卡里姆的爱情看似偶然，却有着本质的必然，她禁锢在伊斯兰的传统文化的情感得以释放，这是英国包容开放的文化下酝酿的结果。正是她的这段婚外恋，让她坚定追求自我身份的信念，完成了自我意识清醒到自我确认的思想转变。纳兹奈恩为了在英国生存下去接受了部分英国白人的文化，在她内心深处的伊斯兰文化与她新的身份不间断地协商融合，最终以“整合”的策略开辟出一块“第三空间”，最终孟加拉传统文化与英国白人文化在“第三空间”内得以融合。在小说的最后，纳兹奈恩的好友与女儿们将她带到溜冰场，她穿着沙丽滑冰的场景，成了英国新的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现了孟加拉文化与英国的融合，也意味着纳兹奈恩混杂身份的建立。
（三）莎哈娜：追求纯一的英国文化——临时的英国文化身份
第二代孟加拉移民的生活态度与第一代移民有很大的转变，他们是英国-孟加拉共同的孩子，没有与母国直接接触的经验。在家里他们被要求学习孟加拉文化与语言，而在学校他们学习着英国的语言与历史。这一切都要求他们有更强的文化适应性，否则他们很容易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查努和纳兹奈恩的女儿沙哈娜属于文化适应的“同化”分类，她将英国文化与传统孟加拉文化分离，抵制孟加拉文化，追求纯正的英国文化，英国现代化的教育使她拥有独立看问题的见解和视野，她不认同父母亲保守与传统的思维，极力排斥伊斯兰文化对自己的束缚；英国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对沙哈娜有巨大的吸引力，她希望借助英国文化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身份。美国社会学家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可以用符号来表明，如通过着装、消费等行为方式来显现自己在他人眼中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Herber，1934）沙哈娜不愿意穿着孟加拉传统的服饰，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她喜欢和英国同学待在一起，俨然一副英国人的做派。她用自己的叛逆与反抗抵抗着父亲暴力的孟加拉文化灌输，认为父亲不允许在家里说英语的决定是愚蠢的。当被问及从何而来时，沙哈娜坚定的回答，“我是伦敦人。”最后当父亲要带她们母女回孟加拉时，她鼓励母亲留在伦敦，把英国当成真正的家园。沙哈娜的文化策略只是对英国文化的生搬硬套和不区分地全盘接受，并没有接触到英国文化的核心，她抛弃了自己的文化根，建立起临时的英国身份，沙哈娜遭遇到种族隔离、社会不公平时，没有稳定的文化根基的沙哈娜的临时英国文化身份将土崩瓦。单一身份的追求在多元文化的英国社会不可能成功，她必然继续踏上寻找自己文化身份之旅。
（四）卡里姆：暴力反抗——边缘文化身份
卡里姆是纳兹奈恩的情人，比纳兹奈恩年轻十岁。他是出生于英格兰的孟加拉第二代移民，一直在这座城市里挣扎着生存，他寄居在英国的文化教育体系中，接受英国的教育理念，受到英国文化的熏陶，却从未融入英国社会。对于家乡的传统文化他知之甚少，与母国文化的疏离使他的身份归属更加尴尬。英国主流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排斥，使他对白人主流文化和白人产生了逆反心理，最后他彻底“异化”，将目光转向孟加拉的伊斯兰文化。他成为了一个激进宗教团体“孟加拉虎”的创始人，诉诸武力对抗企图将少数族裔移民赶出英国的组织“狮心战士”，试图以暴力来实现民族主义，最后活动失败，他只能逃往孟加拉。在适应文化的过程中，卡里姆始终游离在英国主流文化和孟加拉文化之外，他既不能归属英国社会做个英国人，又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最终他成为两种文化的“边缘人”，他的文化身份探寻以失败而告终。三、结语
在《砖巷》中，不同孟加拉移民个体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文化适应中对文化身份策略有不同的选择，移民的文化身份是在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文化适应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文化身份也是开放性体系。巴利认为最理想的文化适应是个人获得与原文化和新文化的和谐关系，即文化适应理论所提出的“整合”模式，保持原文化和新文化的积极认同与积极参与。（Berry）在世界多元文化大背景下，文化不分贵贱，为了各民族和睦相处，我们可以走一条“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费孝通，1990）的和谐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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