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一、胡适翻译成就
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毕生致力于白话文的推广，自身文学造诣极深。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代表译作有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还翻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文坛大家的短篇小说等，为近代中国在思想解放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胡适主张用白话文来翻译西方名著，只翻译名家著作，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因为“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胡适，1918）他的翻译题材选择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且紧跟国际文学趋势。二、《哀希腊》中译者惯习分析
《哀希腊》是拜伦的长诗《唐璜》第三章第八十六节中的插曲，意在号召希腊人民勇敢地站起来争取独立。正是这样的创作背景及创作意图使得《哀希腊》成为了当时中国众多有志青年争先恐后翻译的对象，掀起了近代外国诗歌译介浪潮。本文将着重从译者惯习这一社会心理角度对胡适译本进行分析。（一）译者惯习的提出
译者作为人这一社会性生物必然会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的生活经历长时间养成的习惯秉性，个人的审美趣味，翻译发起者的引导以及整个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其次他才是一个译者，所以人的很多社会性情绪会不可避免地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影响译者的翻译心理、翻译行为甚至最后的译品质量。惯习是生物在长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个人行为倾向，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行为人的真实心理。译者惯习承认译者的主观心理和客观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主观与客观世界的调节中介。有学者认为翻译活动既受翻译规范的影响和约束，也是个体译者惯习作用下的产物（徐敏慧，2017）。谈到译者惯习就不得不提到翻译规范，这两者都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翻译实践进行解释说明，既关注所给文本，也关注在文本之外的诸多影响因素。翻译规范重视强调社会性的、群体性的层面，而译者惯习则聚焦译者个人的倾向和选择，并且译者惯习有可能是一种群体的共有惯习，比如学术型译者，由于其所处的相似阶层和拥有的相似生活经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厚译文本”的方法，这种情况往往是具体的翻译实践而使译者形成稳定的译者惯习。同时，译者惯习又会反过来影响翻译实践。正是因为译者拥有具体的且稳定的译者惯习，所以在对翻译对象、翻译形式以及翻译的具体方法选择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个人倾向。但是译者惯习并非强调译者主体性和夸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它所研究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及此种社会性心理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因为原文的含义、风格、气势、神采，是每一个译者都要努力传达出来的（许均，2003）。译者惯习是基于人的社会性和译者的翻译心理从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所以很多学者也在质疑这是否会在翻译过程中发挥消极的作用，一方面是翻译中过多的个人色彩将有悖于“信”，另一方面也会将译者主体性夸大。优秀的翻译作品是在不可避免的留有译者个人气质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有原作的精神实质的产物（丁振琴，2017）。优秀的译者能够在原作风格与个人风格之间找到平衡，从另一方面看，“翻译，实在是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词’”（余光中，2002）。正是由于译者惯习的存在，不同译者会对同一作品有着不同的诠释方式，对原文解读的不同角度势必也会影响最后译文的形式和内容。（二）胡适译本《哀希腊》中译者惯习分析
《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是拜伦《唐璜》（Don Juan）第三章中的一首英诗，它是被译介次数最多、知名度最高，而且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李静、屠国元，2014）。译者，首先他是一个读者，在翻译之初，想翻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记得其中的情节、人物，才能读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罗新璋，1984）。在胡适之前，《哀希腊》已有多版译本，对此胡适也对之前译本做出评价也表明了他翻译《哀希腊》的初衷：“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胡适，1984）。《哀希腊》不仅鼓舞了希腊人民奋力反抗土耳其侵略者而且还为其他遭受侵略屠戮的民族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柱（高嘉正，1985）。杨国良也曾评价胡适版本的《哀希腊》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直接表明这首诗胡适翻译时是注入了自己深沉的感情的并且也间接表现出胡适选择翻译题材的社会意图。“造化”是指大自然，“心源”则是指内心的感悟，意在强调创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情感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也就是译者惯习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接下来笔者将对胡适译本《哀希腊》进行具体实例分析（胡适，1989）：拜伦原诗：Place me on Sunium′s marble steep——
Where nothing,save the waves and I,
May hear our mutual murmurs sweep:
There,swan-like,let me sing and die;
A land of slaves shall ne'er be mine——
Dash down yon cup of Samian wine！
胡适译本：置我乎须宁之岩兮，
狎波涛而与为伍；
且行吟以悲啸兮，
惟潮声与对语；
如鸿鹄之逍遥兮，
吾将于是老死：
奴隶之国非吾土兮，
碎此杯以自矢！
胡适的译者惯习首先体现在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上。“译者不仅要受到他所属的那个时代语言的限制，更是为一系列的非语言理念、政治观点、审美趣味等因素制约”（Amparo Hurtado Albir，1990）。对翻译对象、翻译题材的选择能够直接反映译者的个人情感趋向。首先是胡适作为新中国的热血青年，立志要改变新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他急切地想要呼唤起中国人民的爱国之心。像原诗中的“ murmurs sweep”，胡适将此译为“悲啸”。原意为“呜咽哭泣”，但是直译的话明显与整体译文风格有偏差，首先气势上不足以表现胡适先生对国家前途命运悲壮慨然的心境，而“悲啸”既体现出“sweep”要传达的对国家遭遇之“悲”也能传达出“murmur”对国家前途命运之“忧”。其次“悲啸”一词极具胡适先生个人特色，是基于其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担忧与悲叹，所以从译者惯习来看，“悲啸”一词实是精妙！既是胡适个人情思的写实也是对原词的深度思考。胡适先生选择翻译《哀希腊》这类爱国主义题材便是其在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下的译者惯习的直接体现。
其次，选择诗歌这一体裁也是胡适的译者惯习，因为诗歌的韵律节奏可以令感情愈加充沛，不仅富含语言美而且还能使结构精致化。而结构精致化又无不体现在将语言形式的高度优化与主体意图的高度强化相结合上（刘宓庆，2011），所谓的“主体意图”就是译者惯习。胡适译本《哀希腊》采用的是骚体的形式，节奏短促具有很强的艺术渲染力，这也是胡适为了将自己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忧思与屈原创作《离骚》时的悲痛之情相比拟，借此给中国读者带来震撼与情感上的共鸣，这同样也是胡适“译者惯习”的体现。除此之外，原诗是按照“ababcc”的韵律，胡适在这段翻译上基本上是依照原诗韵律节奏的，“伍”和“语”，“死”跟“矢”两组都是押韵，虽然放弃了原作的形式采用了骚体即奇数句以“兮”字结尾，但是依旧在细节上做到了对原文的“信”，胡适的译者惯习由此体现，既不会纠结于原作的一字一句非得要逐字翻译不可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主观意图。因为只有不受原作字词的束缚，以整体的语境为支撑点，才能既表现原作的意愿又能保持译语符合语言习惯的特点（Michel Ballard，1995）。所以译者惯习也并非强调译者主体性，它只是承认了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是译者在具体翻译情况下一种个人的倾向。
文学作品只是个相对开放的符号系统，需要人们去解读（许均，2003）。胡适除了在翻译内容和翻译形式上有明显的个人倾向，在具体的翻译修辞方面译者惯习也尤为明显。接下来笔者将继续对胡适译本《哀希腊》（胡适，1989）中的另一段与原诗进行对比赏析。
拜伦原诗：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except their sun,is set.
胡适译本：哀希腊歌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
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
纷灿烂其如初。
我徘徊以忧伤兮，
哀旧烈之无余！
文字是达情表意的工具，但是汉字除了此功能外，更兼具视觉美和听觉美。（刘宓庆，2011）。拜伦原诗遵循“ababcc”押韵，但是与上端节选分析内容不同的是胡适此次依旧采用奇数句“兮”字结尾却放弃押韵。单从形式上看译诗与原作格律相差甚远，但是因为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或者整体风格有差异，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往往会有一部分的改写，一定程度内的改写也是一种译者惯习。因为译者对原作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为了符合译作整体风格和译者个人惯习便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修正。译者惯习通常也能反映出译者的翻译审美，审美是一种情感体验也是一种价值体验（刘宓庆，2011）。就比如原诗“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中“Delos”和“Phoebus”原意是希腊神话中得洛斯岛和日神福玻斯，象征光明和希望，但是胡适却将此译为“亦羲”和“素娥”并且加以注释：亦羲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神，素娥是中国神话中的月神即嫦娥的别称。对原语的理解是翻译审美的基础，审美信息扫描则是关键。（刘宓庆，2011）这样一来，中西在文化典故上找到了翻译对等，实是精妙，不得不说这也是得益于胡适的译者惯习和翻译审美。
三、结语
译者惯习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从而形成了包括翻译选材、翻译形式以及翻译审美等在内的不同翻译风格。本文通过对胡适译本《哀希腊》进行剖析，从胡适的翻译风格、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具体的翻译实例角度出发，分析译者惯习这一社会心理在翻译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对读者而言，译者惯习能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译文，体现出文学作品的兼容性；于译者而言，译者惯习的存在能凸显自身风格，在彰显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也考验译者翻译审美以及双语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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