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慧芳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古至今农耕文明始终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衍生着，呐喊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祁祁”这样的乡村意象，那乡村意象的具体指向和有力表征是什么呢？文中以《中国新诗总系1937-1949》卷为参照，对中国40年代诗歌中的乡村意象进行整体探析。

　　40年代诗歌中对乡村意象的书写蕴含着不同情感趋向，既有对乡村景观、风俗人情的赞美和向往，也有对农民固有愚昧、封建思想的尖锐讽刺，更有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哀怜。

一、囿于现实悲苦，梦回“桃花源”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古代，知识分子仕途不得志，继而移步乡村，寄情山水，寻求自己的精神归宿，慰藉多舛的时运。乡村生活虽然清贫，但在现代也有一大批诗人对乡村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幻想，他们努力在简单质朴中寻找心灵愉悦。

　　常任侠于1940年在青木关农村写的《原野》即表达了对原野的热爱。诗人深情表白田野，繁茂的树、漫山遍野的花、嫩绿的菜圃以及金黄的香稻，共同构成一幅诗情画意的风光。“意象不仅仅是视觉上[1]”的，诗中还出现了听觉的意象，“这村犬的吠、鸡的啼叫和牛的鸣声。”这里乡村意象的汇聚是惬意舒适的展示，是理想型的乡村景观。1941年吕亮耕在《山居》中写道：“山鹧鸪的歌声悠悠啼过了，黄鹂的鸣音也已戛然而止”，在悠闲惬意的时光中，绿窗人静，春已去，夏将来，坐等秋。

　　“如果说对乡土的讴歌构成了任何一个文学时代的永恒母题，那么在一个家园沦丧，背井离乡的战争年代，这种对乡土和大地的恋情就显得更为深沉和厚重。[2]”

　　1942年夏穆天的《在北方》中将乡村意象化身为“沉默的哑了的”、贫寒的母亲。诗人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些年的春天，流水淙淙、野花私语，大树的荫凉下是朴实的笑脸。诗人在歌颂赞美北方人民勤劳坚忍的同时，也表达了战争之下乡村生活的艰难不幸，但是“被凌辱的的母亲”会在屈辱中活起来，顽强的生命力会催放新生的花朵。

　　乡村总与母亲相结合，在自然传统上女性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乡村就被赋予了母性的特征，瘦瘠的母亲用她的乳汁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儿女。“乡村—母亲”意象中包含了苦情、温情以及乡愁之情，葆有文化心理的亲切感和道德伦理的回归感。郑敏在《金黄的稻束》中有过这样的表达：“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1942年吕亮耕的《列车奔驰在原野上》中“我”的心早已越过群山朝着家乡奔驰而去，那里是离乡人辛勤守望的方向，被暮霭朦胧的灯火“爆裂出黄金样的希冀，|透示出无比的温暖”，深深牵动着每一个游子的心。

二、揭开乡野面纱，窥探悲苦灵魂

这些诗歌对于乡村的表征在某种程度来说是虚假的，因为其掩盖了农村生活的真实性。虽然在中国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但农民却处于社会底层，往往被轻视、忽略。而且由于地主阶层等利益集团的剥削压榨，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巨大苦难时刻笼罩着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血泪交加的图景。

　　冯至《十四行集·六》中“一个村童，或一个农妇，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啼哭的那样没有停息，|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诗人将目光投向弱势群体，他们声嘶力竭的哭喊却被消音，柔软的事物被伤害会让原有的悲剧更加触目惊心。虽然仅仅出现单薄的意象群，空旷的画面却充满了绝望、悲痛的气息。

　　艾青被称为“土地的歌者”，他的诗歌真实地写出了农村现实的灵魂。1940年《旷野》描绘了北方农村的图景：荒芜的田野上狼藉着犁翻的土块和枯死的野草，稀疏的绿色点缀着简陋的田野，山坡上是阴暗散乱的墓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临着无止境的劳困与饥寒，等待他们的是逃不掉的贫穷和死亡。“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旷野中，望着窒息的世界，呼喊“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吗？”战争期间诗人曾辗转于西北黄土高原，不仅目睹和体验了“载负了土地的痛苦的重压”的北方农民的苦难生活，而且“对这‘古老的国土’所‘养育’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民族’的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传统产生了心灵的契合[3]。”

　　1942年艾青的《献给乡村的诗》开篇即指出“我的诗献给中国的一个小小的乡村”，以赞美的口吻开启全诗。在树木成林的山岗上荫蔽着一个古老的乡村，它不是具体的指向，而是中国无数个这样的小山村。作者以追忆的手法，回想了乡村的“澄清的池沼”、“幽静的果树园”、“路边的石井”等等，继而由景写到人，有最老的老人、重压下的农夫和他们的妻子、童养媳，这些被穷困折磨的人与景之间形成强烈反差。

三、以城市为参本，会看黄土地里的无助

在关注乡村意象的同时必然离不开城市意象，“不能孤立地思考关于乡村的意象，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的意义不仅是由其他关于乡村的意象赋予的，也是由城市意象所赋予”[4]，所以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乡村被作为改造对象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农民封闭落后的思想观念自然成为变革的阻碍。在五四新文化时期，鲁迅塑造的阿Q、闰土、祥林嫂等农民形象，深刻反映了农民身上固有的蒙昧、狭隘的国民性，也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农民的苦难和精神枷锁。对于乡村苦难记忆、生命不幸的思考主要通过农民这一想象群体得以展示，一直延续到40年代。

　　唐祈1947年《最末的时辰》主体写的是战争下城市街道衰败的景象，诗人看到了失去土地的农民，思念家乡的士兵，拥着血婴哭嚎的孕妇，饥饿不幸拧结着每一个人。农民作为战争笼罩下的一个群体得以展示。在1948年的《时间与旗》中乡村意象集体亮相：“田野中的青稞，稻，但没有麦啄鸟，农人躲避成熟的青色和它的烦忧，心里隐隐的恐惧，像天空暗算的密雨，丰饶的|季节中，更多人饥饿了”。战火连天，田埂荒芜，饥荒降临人间，“歪曲了颈的泥屋脊的|烟突，黄昏里没有一袅烟”。农民在惧怕中长久地选择了沉默，“他们青蒜似的习惯|一切生命变成烂泥”；妇女们的纺织声停止了，饥困的孩子们在白杨和坟墓之间静默地哭泣。“封建奴隶们的技术，|从过去的时间久久遗留在这里”，一代代的农民虽然老去，但未长大的孩子已经走上相同的路途。诗人不仅表达了对战争的憎恶，农民苦难的同情，也对农民身上默默承受、不去反抗的麻木性格深感悲痛。

四、呐喊深入灵魂，发现最根本支撑

在乡村苦难生活的恶性循环中，诗人无能为力；但是农民身上坚韧、吃苦、沉默的品质也受到关注。

　　1940年艾青的《老人》刻画了辛勤播种的老农形象，明朗的阳光映照着他忧郁的面庞，“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样乌暗|他的皮肤像黄土一样灰黄|阳光从高空照着他的脸|脸上是树皮似的繁杂的皱纹”。这是农民形象的代表，他们播撒新种既是历史具体性的体现，也包含着更深广的历史内涵，他们所蕴藏的是一个民族的坚忍精神。

　　1941年穆旦《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使用了多种乡村意象：枯干的田野村庄、憩息的牲口、多纹的脸、泥草的屋顶、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等。多重意象的组合刻画了农民的隐忍及乡村生活的艰辛:“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表现出了一种粗犷而豪迈的力美。他于1941年创作的《赞美》中蕴含了复杂的情感。密密村庄中鸡鸣狗吠本是安乐祥和的画面，却深藏单调、灾难与忧郁；“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一个农夫，他是女人的孩子，也是孩子的父亲，他们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永远无声地跟在犁后旋转”。贫寒饥饿的阴影遮蔽着农民的生活，但是我们仍要高声的赞美，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得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的武器，带领人民战胜敌人，走向新的征程。很多诗人积极响应《讲话》精神，深入农村、走进农民，创造出了很多优秀作品。艾青的诗作在歌颂农民可贵精神的同时，也揭露了乡村的苦难和落后，他的诗歌虽然饱含忧郁的情怀，但是也带着必胜的希望。1942年《黎明的通知》是一首黎明的颂歌，“我”化身为“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走到饱受苦难的乡村，用一个个“请”的排比句式欢快清新地将村庄里的男女老少叫醒，叫醒一切不幸却热爱生活的人们，“我将给所有期待我的以最慈惠的光辉”。

　　1945年鲁黎的《风雪的晚上》中风雪奏响受难人们的哀歌，“在那里，没有欢乐，没有幸福的梦，没有温暖的炉火，没有充饥的食物”，有着的是“苍白的饥饿的脸”，“冻僵的麻木的心”和从未享受过幸福便已像花朵一般凋零的年轻的姑娘。但受苦受难的乡村，它已经觉醒，带着希望和满腔的热情走向充满歌声的春天。诗人在慨叹乡村不幸的时候，也会被它们所蕴藏的生命力所震撼。

　　40年代诗歌中对乡村意象的选择都离不开农村风景，此外农民群体也是被频繁呈现的意象，他们被生活苦难压弯了背脊；妇女孩子的形象常伴随着呆滞的目光与哭泣，疾病、贫困纠缠他们的一生。如果在男性农民身上会看到坚忍、勤劳的精神，从女人的孩子到孩子的父亲，默默奉献一生；那么妇女和孩子的意象则更突显了生活的不幸，他们无力反抗命运，被无情蹂躏。乡村“没有固定的意象、意义和表征”,每一个意象本不具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旷野、农民我们会最直接地想到乡村，便成为乡村的表征。而在40年代中国诗歌中，农民、镰刀、老牛、土地等已不单是乡村意象。农民辛勤劳作，承受着饥荒、贫寒的苦难，但他们没有抱怨，无声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他们不只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象征，展示的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