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
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模拟与人》(“Of Mimicry and Man: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1984)一文中提到“模拟(mimicry)”的概念,在他眼中,“模拟”对于殖民关系具有颠覆性作用,会摧毁宗主国殖民话语的整体性(Bhabha,1984:125-133)。殖民关系中的等级制度具有权威性,该制度迫使仆人们在受到英式教育的同时认可英国文化,但语言的教育功最终会使“主子们”的语言特权遭到消解。在此等矛盾关系下,颠覆殖民权力的“模拟人(mimic man)”在宗主国老爷们无意识下创造的“模拟”机制中诞生,表面上伪装接受白人的统治,实则暗地想要颠覆被压抑状态(Bhabha,2004:123-124)。“模拟人”作为一种摧毁性力量的群体,很有可能存在于众多殖民地之内,对“主子”们的暴行与压制虎视眈眈。
英国华裔作家珍·骆·率本(Jan Lowe Shinebourne,1947-)是华裔和印度裔的后代,其父亲是华人,而母亲流有华裔与印度裔的血统,伯比斯区内的蔗糖种植庄园是率本的童年成长地。2006年,率本移居到英国的西萨塞克斯郡。《英国华人文学:学理命名与指涉内涵》(肖淳端,2016:17-22)一文对“英国华人(British Chinese)”的界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且《英国文学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1948-2000)一书中也把率本等具有多重流散背景身份但后移居英国的华人作家列入其中(Bruce King,2007:137),本文基于前人关于英国华人作家研究的基础上把率本列入为英国华人作家。率本在其作品《华女》(Chinese Women,2010)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主人公——艾伯特·阿齐兹(Albert Aziz)于英属殖民地的成长经历。故事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圭亚那,期间正处于英国殖民期①,作为一名穆斯林印度男子的阿齐兹,在小说中回忆起成长于圭亚那蔗糖庄园的孩童生活,以及其长大成人后与中国女性爱丽丝·王(Alice Wong)的情感纠葛。在殖民主义制度统治下,阿齐兹逐渐成为了巴巴所提及的“模拟人”,长大成人后开始对宗主国“老爷”们进行嘲笑报复。《边缘世界》(2013)中就对巴巴的“模拟”概念阐释道“当被殖民者以白人的方式谈话、活动、思维之际,实则也将白人的文化变得不伦不类”(翟晶,2013:52)。此等不公平的机制,不仅在阿齐兹内心深处留下创伤,更导致他拒绝向宗主国文化低头妥协,甚至对有关殖民者的一切产生抵抗情绪。
除本论文探讨的《华女》外,率本还著有《钟》(Timepiece,1987)、《最后的英国种植园》(The Last English Plantation,1988)、《教母和其他故事集》(The Godmother and Other Stories,2004)以及《最后的船》(The Last Ship,2015)等作品。率本曾指出圭亚那的巨变和家庭成员皆影响了自己的写作,甚至其《最后的船》一书中的祖母和外祖母就是以带有华裔和印度裔血统的外祖母和以华裔身份为骄傲的祖母为原型(Shinebourne,2015:01)。其作品《华女》被列入华裔加勒比海英语文学进入成熟与繁荣的重要见证文本之一(苏娉,2016:108-114)②。出生在英属殖民时期、有着华裔与印度裔家庭背景、成长于多文化共存的种植园和英伦定居与求学的成长经历,都为率本创作中关于殖民剥削与种族问题等情节设置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使其作品散发着独秀一枝的魅力。
率本在《华女》一书中采取印度裔穆斯林男子作为叙述者,揭开主人公一家在圭亚那种植园哽咽难言的回忆。运用广角镜头叙述下,成年后的阿齐兹对儿时成长的种植园进行全景描述,回忆起种植园内深嵌的残酷剥削环境。“圭亚那(Guyana)”在印第安语中译为“鱼水之乡”,而“伯比斯种植园(Berbice plantation)”——小说中阿齐兹父母口中的“乐土”(land of milk and honey)实则是对英属圭亚那的投影,是一片充斥着种族主义和谄上欺下的殖民地。圭亚那一边是保证了“白人”宗主国享受源源不断生活资源的温床,一边是满布黑人与印度人血与泪的糖庄园③。被殖民者不能与白人共乐;种植园内工作条件恶劣,性爱场面犹如野兽般进行,毫无文明可言;种族歧视极其严重。透过印度男子的视角,率本为读者们掀开了一幕血腥的历史,批判了白人殖民者在圭亚那的暴行。而正是由于殖民环境毫无人性可言,也因此孕育出长期忍气吞声的“模拟人”。
在宗主国老爷们享受饕餮大餐的饭桌下,阿齐兹的父母丢失了印度穆斯林该有的传统美德。父亲终成了种植园内少有的穆斯林印度裔工头,却在不经意间充当着种族歧视、种族剥削的共犯,对下级员工进行下一层剥削。正因如此,种植园内的工人并不会采用“先生”等礼貌用语来毕恭毕敬地称呼父亲,而是采用“苦力工头”(coolie overseer)来标识他。阿齐兹甚至讽刺道:“爸爸身上的白人制服永远都跟他不搭,只会吞噬他,所以他看起来很好笑,就像印度版的卓别林。”(36)父亲尴尬的身份在“我”眼里显得既可笑又可悲,但却成为了儿子颠覆宗主国统治的推手。“我”有机会随着父亲接触庄园内的技术区和离心机仪表等科技,不仅对此等“威胁性”武器感兴趣,并表示希望日后能成为工程师提升这些设计。《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2011)一书中谈及巴巴的“模拟”理论并阐释道“当殖民话语鼓励被殖民主体通过采纳殖民者的文化习俗、假设、建制和价值等去‘模仿’殖民者时,结果从来就不是对那些特性的简单的再生产,却往往是一份对殖民者的‘模糊的拷贝’,而这是很具威胁性的,这是因为模拟与嘲讽从来就相差无几,它似乎对所有它所模仿的东西都是一种嘲弄。”(生安锋,2011:106)当宗主国老爷们向被殖民者灌输先进事物之际,殊不知也在变相弱化自身的统治地位。小说最后,“我”坦诚从事研发核武器并售卖到中东地区:在荷兰研发离心机——参与巴基斯坦核武器买卖网——“两伊战争”研发核离心机获益500万美元。小说中的“模拟人”不仅从“主子们”的剥削统治下接触到了核武器,也从这些西方殖民统治所留下的遗毒里得到了威胁殖民主体稳定性的机会。他还提到“911事件”中人们从金融大厦掉下来的一幕让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的感受,“这一幕给我带来奇怪的释怀,好像一辈子寄生在我身上的千斤孤独感从我身上掉落了。”(90)叙述者并没有对911事件受害人感到悲伤,反而面对白人世界被残害这一血腥画面觉得释怀,这是因为阿齐兹已经化身为“模拟人”间接地帮助了恐怖组织摧毁殖民宗主国。由此可体现出阿齐兹作为“模拟人”,其实一直在伪装与宗主国独唱达成和谐,实则如隐蔽术般与殖民者共存,对白人进行嘲弄与威胁。
如果说父亲于“我”而言并没有太多感情纽带,那么母亲在庄园内的行为对当时年幼的主人公来说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母亲于主人公而言,一直是重男轻女的传统印度穆斯林妇女,是对“我”疼爱有加的母亲,但在小说最后,“我”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当初摔下树的原因是目睹了母亲与别人偷情的画面而失足。母亲这一形象在许多族裔文学作品中都是比较正面的角色,如同为英华作家的美玲·金(Meiling Jin)的《偷盗之夏》(The Thieving Summer)(1993)中,母亲是当得知闺蜜儿子困难、二话不说就接济到家里的好闺蜜,又如在非裔美国作家爱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在《外婆的日用家当》(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中,母亲是珍重非洲民族传统、勤劳节俭的妇女,而《华女》中的母亲表面上是慈母形象,实则已经在欲望横生的殖民制度内丢失了原有的道德标准。而母亲与别人偷情生下的弟弟——鲁伯特(Rupert)则成为“我”心头的一根刺。尽管身边的人都对他评价颇好,唯独“我”对他恨之入骨,原因是鲁伯特给“我”戴绿帽子——与“我”的前妻偷情直接导致婚姻破裂。种植园内的道德沦丧从父母一辈蔓延到下一辈,阿齐兹的家庭也因此变得破碎不堪。当乱伦、出轨等苟且之事发生在叙述者母亲、兄弟、妻子身上时,他为自己的家庭、甚至是整个族裔受到种植园内布满兽性行为的环境影响而感到痛心疾首。
借助家园记忆这一叙述方式,珍·骆·率本构思出一个在成长伤痛中孕育出来的“模拟人”,深刻描写了主人公在受到家庭创伤的打击下,无能、卑微以及反叛、报复两种极端的矛盾张力浸润了其全部的内心世界。率本用自身独特的声音为读者揭开了族裔离散与西方世界的矛盾,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少数族裔的人文关怀。圭亚那成长背景成为她的文学摇篮;圭亚那华裔、印度裔移民家族史和族群史构成其作品的主要内容;作家的多重流散和她必须面对的多个世界的反差和后殖民苦难,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多元的背景、丰盛的题材以及多重的视角,因此她的创作是不同文化冲突交融的结晶。
注释
①南美洲历史上有三个圭亚那,分别是英属圭亚那、荷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前英属圭亚那1966年脱离英国独立,现全称为“圭亚那合作共和国”.(高伟浓,2012:242)
②苏娉在“崛起中的华裔加勒比海英语文学”中把“Jan Lowe Shinebourne”译为“简·刘·夏因伯恩”,与本文对作者名字的翻译“珍·骆·率本”有出入.参照华裔美国学者骆里山(Lisa Lowe)的姓氏,本文把“Lowe”翻译成“骆”.
③《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概况(中)——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巴西,厄瓜多尔,秘鲁》一书中列出了1921年圭亚那人口为297,691人.其中白人是3,189人.葡萄牙人是9,115人,印第安人是9,173人,印度人是124,338人,黑人是149,080人.(朱伦198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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