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林业大学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美国生态文学批评遭受了三次发展浪潮的冲击，生态文学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延伸。生态文学包括一切“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王诺：11）的见解找到了新的代言人。自此，生态文学批评将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与美国田园文学的传统串连起来，构成了对人类的关切和对非人世界的重新审视。纵观美国生态文学的创作历程，如果说梭罗时代的生态书写侧重于表现自然、传播生态思想、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当代生态文学书写则更多转向文化批判与重塑，通过探寻生态危机根源、发出生态警示、呼吁环境正义等书写有效丰富了生态文学的体裁和表现形式。自20世纪60年代，英语生态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期，尤以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英美优秀生态作品不但在西方环保运动中引起巨大反响，也推动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21世纪以来，以英美生态文学为代表的西方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外来文学的传播和影响是推动中国文学革新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生态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因此，整理英语生态文学在我国的译介成果，归纳译介传播活动的路径及特点有助于学界从宏观上把握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通、相互影响的总体特点以及特殊性，也可以从不同侧面反观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演变机制。本论文以美国经典生态书写为例，通过综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形式透视英语生态文学在我国译介和传播的主要路径，以探究中西方生态价值观念、生态叙事形式、生态批评思路的转变和中国作家对西方生态文学的接受途径和改造方式，揭示生态文学译介对传播生态文学和文化、促进生态思想交流融合与吸收改造的积极作用。
二、“梭罗热”与新世纪以来美国生态文学经典译介
美国生态文学真正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要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由徐迟翻译、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瓦尔登湖》。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为美国文学在各种激化的矛盾中寻求文明与荒野、科技现实与乡村神话之间的平衡点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薛小惠：44）。梭罗不仅通过对自然景观细腻的描写还原了作家理想中的生态佳境，而且奠定了文学调和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矛盾的历史责任。以此为代表的美国田园文学以对原生态的风景和自然原貌的再现，赋予“荒野”以深刻的生态内涵，为当代中国生态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潜在而直接的思想来源。这本书使梭罗成为“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王诺：107）。将《瓦尔登湖》作为美国生态文学经典在我国译介与传播的案例来分析，有助于管中窥豹，洞察21世纪以来英语生态文学经典在我国的接受、与我国当下文化的碰撞以及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对于世界先进文明的吸收。不可回避的是，在西方生态文学方兴未艾之时，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百业待兴，生态意识尚未形成，因而徐迟初译《瓦尔登湖》于1949年出版时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同时，由于文学本土化的思想观念，加上美国文学中严密真实的自然叙事方式与中国作家熟悉的豪放浪漫的山水田园文学存在差异，美国早期的自然写作并未被充分挖掘出来；此外，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的接受热情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压抑和思想认知的局限，《瓦尔登湖》在国内的译介一度遭受冷落。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阶段性成就，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不断拓宽，加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揭开了人类剥削自然的罪恶行径和自然的边缘化地位，西方生态理念和生态作品受到了迫切而广泛的关注。对《瓦尔登湖》的译介，除了徐迟译本的不断修订和再版，还出现了50多个重译本。60年代至70年代，《瓦尔登湖》在香港重译八次，深受读者喜爱。199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将《瓦尔登湖》位列一套“绿色经典”文集的榜首出版。近十年多来，中国现代生态文学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国内生态文学依然缺少稳固的根基和清晰的定位，加上生态健康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较量，中西方生态文学的交流并非畅通无阻，但是不可否认，西方生态文学和文化的输入及其与中国本土生态哲学的融合，不仅拓宽了中国作家的创作视野，而且有助于构建新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审美认知，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加快，国内对《瓦尔登湖》的研究和翻译呈现百花齐放之态势。虽然《瓦尔登湖》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的产物，但是它启迪人们从动植物、田园风景和荒野的角度审视自然，在批判工业文明给自然带来破坏的同时，发出生态预警并试图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这些思想成为我国社会倡导生态文明、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泉。梭罗在生态书写所展现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追求自由与心灵解放的朴素生态价值理念，为中国生态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和艺术灵感。在此背景下，《瓦尔登湖》再次重译。2004杨家盛翻译的《瓦尔登湖》经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译介《瓦尔登湖》的又一代表作。2009年，刘玉宇的《从〈瓦尔登湖〉中的儒学语录看梭罗的儒学渊源》，通过分析书中出现的儒家经典语录，指出梭罗思想的内涵与儒家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除了对《瓦尔登湖》的重译和重读，梭罗其他多部常为读者忽视的作品也被翻译出版，如《河上一周》《荒野孤舟》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梭罗出版的行列，如北方文艺出版社、光明日报社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以系列形式出版了梭罗的多部作品，推动了我国生态文化领域的梭罗热。
归纳而言，以《瓦尔登湖》为代表的美国经典自然写作在我国的译介路径反映出美国生态文学思潮在中国译介传播的普遍规律。虽然英语生态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意识，但是自20世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对西方文学译介传播渠道的拓宽，类似《瓦尔登湖》之类的经典自然文学作品被修订和再版，中国的生态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生态文学理论的影响，这为90年代以来生态文学的译介在国内的持续升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2000年以后，《瓦尔登湖》的重译以及梭罗其他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成果倍出，梭罗的自然观在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不仅促使生态文学日渐深入人心，而且引领中国的生态作家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写作之路。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现的梭罗热，以及对《瓦尔登湖》的重读和重译都对应了我国生态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试图通过与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互动地认知来主动参与和积极创造的调整，反映了中西方生态文学通过译介途径相互吸收和交融的有效互动。
三、《寂静的春天》与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转型
20世纪中叶，由于超前的生态意识和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英语生态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美国也相应诞生了许多生态作家和诗人，如被誉为“深层生态桂冠诗人”的加里·斯奈德、早期环保主义的重要领袖约翰·谬尔、有着“美国西部的梭罗”之称的爱德华·艾比以及有着“弗罗里达女梭罗”之美誉的美国南方作家玛·金·罗琳斯。他们通过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自然的边缘化地位从传统的机械框架中解放出来，同时又将生态文学放入文化、科学、伦理、种性、生态哲学等编织成的复杂网络中考察，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生态整体观。和传统生态文学创作相比，美国20世纪中叶以来的生态文学作品以多样化的环境书写而独具特色，无论是精确的地质地貌书写、细腻的森林丛莽刻画，还是与农药、化学制剂、海洋生物等相关的准确数据呈现，都使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学作品蒙上了浓郁的科学散文色彩，大大丰富了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维度，也帮助推动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转型。1962年，《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吹响了美国环境运动的第一声号角，也如一声炮响敲开世界生态文学时代的大门。蕾切尔·卡逊以科学而严谨的手法、娓娓道来的语调表达了对环境危机的担忧和对现代科技的批判。虽然全书对“保护环境”只字未提，但是作为海洋生物学家，卡逊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和研究事例展现了人类为谋求自身幸福而对自然界造成的强大破坏力。她发出了人类滥用杀虫剂夺走虫子生命的同时，使得人类的子孙也难逃其害（华媛媛：70）的警告，深刻强调人类与自然生物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寂静的春天》不仅引领了世界生态文学创作的潮流，也为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和生态文学批评提供了思想渊源，标志着英语生态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期。
遗憾的是，由于传播渠道闭塞、接受程度低，《寂静的春天》在我国很久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79年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反响平平，之后便在喧闹的中华大地上悄无声息地湮没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曲格平：2）。这一时期对政治环境的整治和经济建设的极度专注，造成了生态意识觉醒的滞后。但是新世纪以来，西方生态作品的译介和传播拓宽了作家的创作视野，中国作家和学者由对西方生态思想和生态作品的“补习”，进而转向“主动学习和再创造”的过程，中国生态文学在借鉴与反思、吸收与改造的相互作用下，与西方生态文学不断渗透，相互交融。21世纪前后，《寂静的春天》在大陆再版了五次之多，在台湾先后以《海风下》《大蓝海洋》等译名出版、重译七次。可以说，卡逊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影响是“唤醒”式的。继《寂静的春天》的译介之后，90年代，艾默生的《自然沉思录》，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辛格的《动物的解放》；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接连被译介到中国；进入21世纪，中西生态作家在共同的生态背景下有了更加多元的对话基础。玛丽·奥斯汀的《无界之地》（2008、2012）、《少雨的土地》（2009），爱德华·艾比的《孤独的沙漠》（2003），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在科德角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2007）、安妮·狄勒德的《汀克溪畔的朝圣者》（2003）等生态理论著作的译介，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生态作家徐刚的《守望家园》、生态诗人华海的诗集《生态诗境》、生态小说家郭雪波的《大漠狼孩》等当代文学实践，无疑都是对《寂静的春天》和卡逊思想的吸纳和改造。
总而言之，中国对以蕾切尔·卡逊、爱德华·艾比为代表的美国生态作家的译介，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西方生态思想对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渗透，尤其是此类作家在生态文学创作中的科学散文格调，推动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生态纪实文学、生态动物文学的快速发展。当代生态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促进了世界生态文学大气候的持续升温。一方面，中国作家在中西方生态思想激荡与融合的背景下，立足本土文化，亲近中西方生态文化的交流成果，创作出许多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普遍的生态精神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生态作家在对西方生态精神承袭过程中，过滤了与传统生态观念不相容的浪漫主义成分，建立起符合中国传统宗教哲学精神的理性道德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格局，从而避免译介造成融合与较量的极端化趋势，激活了世界生态文学领域多元的生态基因。
四、《环境批评的未来》与21世纪以来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译介
尽管早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自然思想就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关注，但20世纪60年代，以劳伦斯·布伊尔“投身于环境实践”（Buell 430）为口号的美国当代生态批评运动，成为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的开端。在经历《寂静的春天》里程碑式的生态意识唤醒之后，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生态文学的批判性实践逐渐扩大。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由早期的“发现”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发展成为对涵盖具有自然倾向、强调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伦理关怀的作品和思想进行生态批评体系的系统“构建”。其以自然世界的利益为首要前提，从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通过“参照文本和观点应对环境危机的连贯性和有效性来衡量”（Kerridge：5）作品价值的批评方法，不仅反映了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结构的逐渐完善，也为生态学提高现代人类的生态觉悟、思考文学与解决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因此，在被称之为“生态环境的世纪”（薛小惠：7）的21世纪，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如火如荼地开展，译介生态文学批评论著，成为我们了解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播生态伦理和环境哲学、探寻解决环境问题方法的必经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家致力于引入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为中西生态文学理论的交流打开了渠道。2001年，王宁教授编译的《新文学史》首次出现“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译法。其创造性地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不仅确立了生态批评在中国学界的“合法身份”，受到普遍认可，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生态批评与国际生态领域的深度对话。2010年韦清琦翻译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的《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翻译出版的首部美国生态批评专著，具有拓展研究视野和生态批评实践的重要示范意义。同一时期，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3部重要的美国学者的生态批评著作：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利奥·马克斯（Leo Mara）的《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马海良等译）、格伦·A·洛夫（Glen A.Love）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胡志红，等，译），在生态文学和翻译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些译作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译介的风向标。由于译者集研究、创作和翻译于一体的多重身份，译作理解深入独到，观点表达准确，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和传播。
其中，刘蓓翻译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较之前两部作品，这是劳伦斯·布伊尔发表的一部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生态批评著作。作者以辩证的学术视角、独到的理论见解、广阔的文本视野，合理评价当今环境批评研究存在的不足，勾勒出环境批评的发展历程、关注焦点以及面临的挑战，也描绘了环境批评未来的前景和走向。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阐释了“环境批评”相较“生态批评”在表现环境问题复杂性上的优势，审视了“地方”与“非地方”等概念，旨在说明人与地方的依附关系和地方的不确定性体现出环境的重要性。他坚信“转变环境价值观、环境感知和环境意愿”是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的责任所在；同时冷静地提出通过加强学术深度努力提高“文学与环境研究”的学术化程度（刘蓓：42）。《环境批评的未来》不仅体现了布伊尔作为生态文学研究者所具备的绿色情怀和生态责任感，而且进一步证明文学与生态哲学“联姻”的特殊意义。其在中国的译介，为生态文学批评界注入了一股清新、自然的活力。一方面，布伊尔对“环境批评”的主张对学界重新界定生态批评的概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受约定俗成的观念或理论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环境”与“生态”之争曾热议一时。对此，译者刘蓓表现出了对“环境批评”一说的倾向：“在接受‘生态批评’的名称同时，我们在研究中应当重视‘环境’这个重要的批评范畴，更不必避讳使用‘环境’一词”（刘蓓：44），表现出鲜明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主张。另一方面，布伊尔提出将生态话语广泛化、跨文科化、跨地区化和多样化以提升学科专业性的发展路径，为延伸生态思想的内涵、促进生态女性主义、环境正义理论、文化地理学等理论的相互交融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尽管生态文学批评在中国存在理论先行而研究不足的问题，但随着中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相互译介和传播，跨学科、深层次、多元化的生态文学研究将会成为中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相互渗透的最终产物。
概括而言，21世纪以来《环境批评的未来》等美国生态批评专著在中国的译介，不仅促进了生态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壮大，而且使我国生态学界摆脱了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摇旗呐喊的尴尬境地。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框架突破了单一的泛化体系，向着跨学科的多元化理论结构发展，为探索文本与现实、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提供了多种视角和思路。至此，西方生态思想已深入中国生态文学的精神核心，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内容。西方生态批评专著在中国的译介，不仅为中西方生态学者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条件，而且为生态批评在存异求同的思路中不断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
五、结语
尽管西方生态文学在国内译介和传播，受到意识和意识形态、文化接受心态和研究视野等因素的制约，经历了冷落、误读到普遍接受的曲折历程。但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日渐加快、生态危机日益严峻，西方经典自然写作、当代科学散文和叙事文学以及批评理论在国内的译介和传播，为中国生态文学开辟独特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思想基础，指明了研究方向。应当认识到，面对生态健康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较量和中西方生态思想冲突与融合并存的发展现状，对生态文学的译介不能把真正的生态意识所关注的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干扰，而是通过有意识地在译介过程中创新批判“自然”和人类本身，正确看待西方生态思潮与中国生态文学创作格局的内在联系，才能使得21世纪以来美国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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