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海林

　　1.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2.延安大学文学院

　　史铁生美妙的青春年华是在陕北渡过的，原生态的陕北农民的生活，使他受到了陕北文化的深深熏陶。在他一生的记忆深处都给陕北留有存放之所，他对陕北的亲密感情屡次在作品中提起，读者能领会其拳拳怀念之心，热爱之情。

　　史铁生的作品中蕴含着浓郁的陕北文化，其中有陕北人的习俗、民歌、精神等陕北特有的文化元素。史铁生与陕北农民一起生活过，和陕北农民一道体验过艰苦的生活，他的记忆与陕北农民的记忆一样，他记忆中的陕北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陕北的生活让他懂得了做人的道理，陕北文化的重生命，重情感，阳刚，韧性，反叛，自尊，顺从自然，苦中作乐，简单化等，都化成了支撑他活着和写作的精神动力和精神食粮。在陕北文化和其他精神合流的烛照下，史铁生坚强地走完了他的苦难人生，他赢得了他的爱情，他达到了他的事业巅峰。陕北经历和陕北文化洗涤了他的幼稚，促成了他的成熟，这段经历让他懂得了做人最应该的是关注所有人的平等、尊严和生存的权利，不管他是贫穷的还是残疾的。

　　史铁生的部分作品直接是陕北题材的，如小说有写他插队经历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写陕北民歌的散文《黄土地情歌》，写对延安怀念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有悼念陕北作家路遥的散文《悼路遥》等。陕北文化对史铁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对他的爱情观、生死观，甚至对他作品的艺术特点都有直接和潜在的影响。

一、陕北文化影响下的史铁生作品中的爱情、亲情、友情：纯洁美好

史铁生陕北题材的作品描写了陕北人的朴实、厚道、纯真。物质贫穷和文化落后在纯真的人与人的关系面前都不是什么重要的因素，作品的重点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友善和重情重义。读者感受到的也是如此。陕北人看重的是纯洁美好的爱情、亲情和友情。

　　史铁生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并且引用陕北民歌，虽然陕北民歌思想内容多样，比如有反映下层人民多种真实生活的，但是更多的是情歌。陕北情歌中的爱情是纯真的爱情，没有掺杂任何物质、地位、名利的内容。而忠贞纯洁的爱情是每个人都会向往的，道德的说教，虚伪礼教的压抑，买卖婚姻等，在自然萌发的纯真爱情面前都失去了力量。陕北民歌中宣扬的这种爱情，无疑影响着听它和唱它的人。

　　史铁生作品里的爱情如陕北民歌中的爱情，美好、纯贞、却难以实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白老汉，爱唱歌，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①过得好光景……”，唱“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唱《三十里铺》“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后面的两首是情歌。白老汉是老光棍，一个人带着小孙女，爱唱歌解忧愁。白老汉有意中人，但又担心再婚后小孙女会受虐待。他和亮亮妈的爱情只能停留在爱情，没有进入到婚姻。《插队的故事》里随随和英娥的爱情，虽然没有能进入婚姻阶段，但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没有物质关系的。残酷的现实撕毁了他们美好的未来，但却挡不住他们真情的释放。只可惜，他们最后只能屈从于生活的束缚。《爱情的命运》里的“我”与小秀的爱情也是同样的结局。还有《命若情弦》里的小瞎子和兰秀的懵懂爱情。这些爱情的经历者在爱情失去时的绝望和痛苦是致命的。他们经过爱情磨炼后成熟了。在他们后来的人生中也不会后悔、不会忘掉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经历。史铁生自己很幸运，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找到了能读懂他的爱人，他不只有了爱情，还有了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读他的诗歌《希米，希米》就会被他的真情打动，他惊喜地遇见了他的爱人，“希米，希米/我怕我是走错了地方/谁想却碰上了你！”他们的纯真爱情是人间佳话。

　　史铁生对亲情的描述也是感动人的。《插队的故事》中的瞎老汉与养子随随相依为命的关系，《我与地坛》中的母亲与我的关系，小哥哥和智障妹妹的关系，《兄弟》中的于志刚与于志强兄弟之间的关系，都让读者为他们之间的亲情而感动。那是很深厚的感情。《插队的故事》中瞎老汉为了不连累养子想自杀，而养子随随不让瞎老汉胡说，但是瞎老汉自己故意从山崖上走下去，差点摔死，没摔死，他认为是命不该尽，父子又继续生活。随随经过不能实现的浪漫爱情经历后，为了让养父能安心生活，与死了丈夫的碧莲结婚。这对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跃然纸上。

　　对友情的描述，史铁生也很出色。他笔下的友情也是温暖人心的。《插队的故事》中众人与瞎老汉的关系是平等的，瞎老汉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听觉感觉灵敏，众人都相信他能看到眼睛好的人看不见的东西。众人叫他“瞎老汉”实际是尊重他，“大人们这么叫，娃娃们也这么叫，语气中绝无讥嘲，却是含着亲近和尊敬”。《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我与白老汉的关系，都是平等且又互相关心的。

　　史铁生重点宣扬笔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虽然也提及情感的叛变如《爱情的命运》里的“我的父母”走入顺境后就忘记了别人对自己的善待，但是“我”的情感一直是真诚的，有良心的。史铁生把心中的人与人平等、亲密、互助相处的美好愿望诉诸笔端，营造了一个物质贫穷但温暖和谐的理想世界。

二、陕北文化影响下的史铁生作品对生与死的哲理思考：人生要承受而非逃逸

虽然世界有荒诞、偶然、命运等因素，但是人生仍然值得认真走完。意义本身是寻找，不见得要有结果。史铁生多次在他的文字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很多学者在他的作品中分析出佛教思想、基督教精神和存在主义思想。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和精神都是有的，但笔者在他的作品中更多地看到的却是陕北精神。

（一）人生是“受苦”

史铁生不回避他无望治好双腿时想到要去死，在他的作品中他曾多次提到此事。《我二十一岁那年》《我与地坛》等，最后他终于醒悟，死是每个人最终会面对的，“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对话四则》里，对生活需要不需要目的的回答，作品中S回答：“你得到了一个快乐的过程。就像一场球赛，你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只要你看重的是过程，你满怀激情地参与过程，生龙活虎不屈不挠地投入了过程，你在这过程的每一分钟里就都是快乐的。我发现这是划算的，胜负毕竟太短暂，过程却很长久，你干吗不去取得那长久的快乐呢？”这样的回答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启示，当然S也代表了史铁生本人。他这样的思考结果与陕北文化中的人生来要“受苦”的观念是一致的。人生本来就是要承受长长的苦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每个人的困境又是不同的，这与残疾与不残疾无关。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却不能实现的东西，这一点是一样的，所以痛苦的程度是一样的。陕北人在极度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陕北人面对苦难更多的是默默承受。史铁生在只得拥有残疾的身体这个现实面前，最终选择承受。《我二十一岁那年》里，写道“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甚至还准备了一团电线。他最终还是活下来了，并且开始寻找活着的意义。“可能由于自身遭际的不幸，也可能由于自身的精神气质，当然也有时代社会的原因，史铁生对关乎人的生存的根本问题有着远远超乎其他作家的敏感，因而有着清醒自觉的终极关怀意识。”[1]

　　北京知青与陕北结缘，起因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陕北黄土高原上来了一批十五到二十岁的北京知识青年，他们来分散插队。当时十八岁的史铁生是其中的一个。这些知青与北大荒、新疆、云南、内蒙古建设兵团的知青不同，他们住进了农家窰洞，与当地农民零距离接触，他们亲眼看见了陕北农民的生活，体验了陕北农民的生活，渐渐地融入陕北农民的生活，学习了陕北民间文化和精神，感受到了陕北文化的厚重有益。陕北人坦然面对苦难的精神渗透和感染着史铁生。

（二）生命需敬畏

活下来的史铁生要活出意义。他开始了追问宇宙、人生的哲理，他思考生命、命运、爱情、文学的意义，他寻求爱、悲悯、平等、自由。在他的作品《写作的事》第二部分《童心是最美的吗？》中，他张扬能给生命养料的“自由”，文中写道：“譬如说：一只鼹鼠在地下喃喃自语，一只苍鹰在天上哧哧发笑，这都是多么正常，霸占真理的暴君已不存在。”他用作品来表达他的反对专制思想。他从自身的苦难想到了全人类的苦难，他对生命体现出敬畏之心，博爱之怀，他的《命若琴弦》里，对老瞎子和小瞎子的坚苦生活的描写，体现了老瞎子对小瞎子的关心爱护，担心小瞎子失去爱情而不能承受，老瞎子给小瞎子以希望，“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通过对作品中盲人的关心和爱护，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作者甚至把多种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糅合在作品中，展示了对人类的悲悯情怀。史铁生没有宗教不重视现世人生的局限，而是更多地关注现实人生，关注今生的生活。给每个人关心，温暖，爱，平等，自由，让每个人的生命舒展开来，让世界万物更和谐，各种生命更旺盛，这是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思想。这也是史铁生作品给人以力量，引人思考，思想深邃的原因。陕北文化重视生命，少刻板礼教。在另一位作家高建群的作品中常有这一主题的描述。史铁生的作品中也表达了对生命的关爱。“文学常常产生于心灵孤独、忧伤、痛苦、绝望甚至愤怒的时刻，但它本质上是爱、信念和希望的结晶。”[2]史铁生的作品让读者思考，关注每一个生命，同时重视生命的质量。

三、陕北文化影响下的史铁生对作品艺术的探寻：由自然到深奥、由回忆到哲思、由通俗到精英

史铁生的作品随着史铁生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熟练程度而呈现变化状态。总体按照时间顺序浏览他的作品，能发现他的作品有这样的变化：由自然呈现、回忆事迹、通俗叙事，发展为深奥晦涩、玄思虚构、哲理表达。由被普通大众喜欢的作家，到成为精英学者研究的对象。读者都能感受到他由写回忆性的生活，到将哲理思考融入作品的尝试这样的变化历程。后期的作品不再是通俗的缺乏深度的作品，而是能激发读者思考的作品。如果说他前期作品，还是普通读者能读懂，那么从《务虚笔记》开始到《我的丁一之旅》，就成为少数读者能理解和读懂的作品了。很多读者因为阅读阻隔可能会放弃读完。但是精英文本不会因为读者少而降低价值。“下篱巴人”和“阳春白雪”代表的文学的通俗与高雅是文学的两面，不能互相代替。史铁生后期的作品因为哲理性的加强而提高了深度，如毕加索的画，早期是写真画，而后期成为抽象画。这种方向是向上发展的，是由低级到更高层次的发展。

　　他的散文，如谈家常，自然而不做作。他回忆往事，回忆故人，回忆童年，行文自然舒畅，情感真诚而高尚。《我与地坛》成为他散文的高峰。对人生的追忆、后悔、感慨，都在文中体现。他不回避他成为残疾人的事实，他敞开他的心扉，他倾诉他的忧虑，他发现母亲的担忧和掩饰。他也见过别人的人生，他也感悟到亲情的真挚。所以他的散文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就是自然行文，没有杨朔式的峰回路转，也没有余秋雨式的知识铺排和学者姿态，却因为真诚地感悟人生而能打动人心。

　　他的小说，有散文化倾向，《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最初作者是把它当作散文的，现在都认为它是小说。小说一般有时间地点人物，但是叙事散文也有这三要素，有很多作家的小说有散文化倾向。这不影响作品的成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成为史铁生的成名作。作品中写到牛，写到陕北人的习俗，白老汉、留小儿等，陕北文化被作者用一种很深的情感表达出来。作者在作品中常用“我们”来显示他已成为陕北人中的一个，他对陕北黄土已经有难以割舍的感情。还有《插队的故事》，叙述方式是传统的方式。《务虚笔记》作者的叙述方式就转变了，用N、F等字母来代表人物，人物的情感也虚幻而又执著，人物思考爱情、死亡等重大问题，小说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我的丁一之旅》将灵魂和肉体分开，作品迷漫着宗教意味，叙述更为玄妙，也与传统叙述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史铁生小说呈现他的思考，他更多地追求思想的深度，而不是作品的畅销。他捍卫思想的意义，在商业化的大潮中值得我们敬佩，他思考存在、生死、爱情等问题，用精英式的方式写作，他在固守他的操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与陕北文化精神息息相通。陕北人有着仗义执言，豪侠的气质，与史铁生写作不追求作品销量是同样性质的。他的作品少用技巧与陕北人直爽的性格也有关联。陕北人的言行在史铁生十八岁时就开始影响他，他的身上也有了一部分陕北人气质，他的作品内容、写作方式，都体现出他的这部分气质和性格。

　　陕北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苦难的陕北人以陕北文化中的坚忍精神应对世界直面苦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当代世界快速发展中仍需要陕北文化的优秀精神来作为人们心中的守望，在无根的困惑，荒诞的现实面前，陕北文化的忠贞、顽强、反叛、韧性、率真等都是最佳的精神养料。陕北文化对与她有过接触的当代作家都有影响。

　　史铁生1951年出生在北京，1969年1月13日来延安，1972年因病告别陕北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的年轻的史铁生瘫痪了，面对残疾的身体，他在思考生死意义，后来他扩大了思考的范围。他的思考转化成了文字，成为了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他的深邃思想、哲理意味折服了无数读者。在陕北艰苦的生活经历，成为了史铁生深刻思考的基石，陕北人的吃苦、乐观、忍耐、重情精神，陕北民歌的豪放、质朴、率真特性，无疑给年轻的史铁生以无价的宝贵的精神养料。陕北的博大厚重文化滋养了作家史铁生，使他能直面苦难，胸中仍有爱情和事业目标，最终走向成功。2012年12月31日史铁生去世，是文坛的一大损失。虽然逝者已去，但他的文字，他的精神，他的影响还在，他的作品激励读者勇敢地去面对、克服困难，乐观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