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润之

　　西安市西城中学

　　唐太宗李世民有三位嫡子，分别是李承乾，李泰和李治，李承乾生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而李治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而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按照惯例，封嫡长子承乾为太子，泰在贞观二年正月被封为越王，后在贞观十年正月被封为魏王，后史官多以魏王相称，而李治则在贞观五年二月被封为晋王，但太子承乾和魏王泰由于年纪相近，自然就陷入政治斗争中，而晋王治由于年龄较小，就算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储位争斗最为激烈时，也不过十五岁，自然没有资格去招揽政治势力，太子承乾虽患有足疾，但能力不错，如《太宗诸子·承乾传》中“性聪敏，太宗甚爱之”还有贞观九年五月高祖李渊驾崩，太宗居谅闇，政事甚由承乾把控，而承乾也是“颇识大体”，但魏王泰也不是闲散王爷，如《旧唐书·太宗诸子·魏王泰传》所说的，“时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潜有夺嫡之意。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

　　魏王泰在贞观十五年编撰完《括地志》之后，便得到了“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的待遇。政治待遇的水涨船高自然也助长了魏王泰夺嫡之气焰，且魏王泰也有自己的文学馆，有招揽文人谋士的基础。魏王泰身旁已经聚集了一批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而太子承乾由于自己本身置于储君的特殊地位，且有侍奉东宫的官吏，自然也可召集政治势力。而双方矛盾随着时间积累，在某一天终究也会爆发。但在贞观十七年齐王祐叛乱，这个意外事件牵连了太子承乾。如《承乾传》所说：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齐王反于齐州，承乾谓纥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岂可并齐王乎？”会承基亦外连齐王，系狱当死，遂告其事。……废承乾为庶人，徙黔州。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纥干承基为太子之人，是如何于齐王有所联系的呢？齐王祐于贞观十五年离开长安，且同在贞观十五年纥干承基第一次载入史书【太子遣张师政、纥干承基往刺之。《旧唐书·于志宁传》】且齐王祐此后两年并未回京，而齐王祐于贞观十二年因病滞留于京城的这段时间认识了纥干承基。而认识的缘由，盖为《太宗诸子·齐王佑传》中“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谓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后，须得自助。……令潜募剑士。”而根据“会承基亦外连齐王”这句话便可判定纥干承基与齐王祐是有一定关系的。而太子承乾也对纥干承基说出如此狂语，可见纥干承基也深受太子信任。但在此要强调的是，太子于齐王非同党，纥干承基也不是太子承乾与齐王祐的联系人。原因在于首先，齐王祐在地方起事，如果太子与齐王同党，那么太子在内必然会有所响应，但太子没有反应。其二，齐王祐谋反完全是自己品行不端，昏庸之极引起的，被太宗招回京，惊恐之下方才谋反。而对比之下太子承乾主要是因为政治斗争方才被废，而个人问题仅仅只是次要方面。其三，太子承乾背后的政治集团与齐王祐背后的政治集团差别太大，或许有人说，政治集团的不同不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不一致。但分析太子承乾背后的政治集团，在《太宗诸子·承乾传》中：寻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元昌赐令自尽，侯君集等咸伏诛，多为官僚和宗室之人。但齐王呢？从《太宗诸子·齐王传》中（阴弘智）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谒祐……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对妃宴乐。可见齐王祐之政治集团主体为齐王母系之人。而齐王祐之政治集团的表现呢？戏笑之隙，语及官军，弘亮曰：“不须忧也！右手持酒啖，左手乃拂之。”便可知齐王祐的政治小圈子对谋反缺乏规划，且无能之极，完全没有仔细谋划。故太子承乾与齐王祐非一党。所以经此推断，纥干承基的身份就不得不让我们引起怀疑。常理来说，被太子视为心腹的纥干承基怎么会与其他宗室相从过密呢？且之前我们就以证明太子于齐王非一党，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纥干承基与齐王祐的关系并没有到纥干承基被齐王祐谋反之事所牵连的程度。但事实是纥干承基因齐王谋反被抓，从而供出太子之事，据此可推测纥干承基并不是单纯的太子之党，有可能跟外朝的重臣有着一定联系，有可能为长孙无忌的党羽。原因在于当纥干承基告发太子承乾后，获封祐川府折冲都尉，爵位为平棘县公，军队等级为上柱国。倘若纥干承基无政治势力之庇佑，是无法拿到如此高待遇的。后在永微年间改封番禺府折冲都尉，祐川府在今甘肃，而番禺府在今广东，显然将纥干承基迁到离政治中心更远的地方，近乎于封口令。但人身安全依然受到保障，直到显庆元年病死于任地。之所以在史书上无纥干承基与外朝重臣联系之实记，有可能是长孙无忌和修国史的高宗之党故意隐去【据《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记太尉无忌……等修国史成，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可知贞观之史为长孙无忌所修】但有关纥干承基的身份史料证明太少，所以仅仅只是猜测，尚无实际之定论。

　　随着太子承乾因纥干承基之事于贞观十七年四月乙酉被废为庶人，但随即在丙戎晋王治被立为太子。而原本太子的热门人选的魏王泰却在之后降封为东莱郡王，后在闰月丙子，又徙封为顺阳郡王。可谓直接被踢出政治中心。其原因在于太子承乾和魏王泰本身就是相互依存且又相互斗争的，两人都不会是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者。而两人的政治斗争超出太宗皇帝的控制，方才双双出局，让晋王治渔翁得利。太宗皇帝本身对储位之争保有摇摆不定之心态，这种心态促使太子承乾疑心大盛，魏王气焰大增。太子承乾性本顽劣【《太宗诸子·承乾传》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退朝后便与群小亵押……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司伎乐。学胡人推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其中某些虽有史官曲笔，但也可侧面体现太子承乾的性格】且为了自保，对于太宗皇帝的抵抗之心也就越来越强，而太宗也就越来越在储位判断上摇摆不定。所以即使没有齐王之变，则结果无非是太子不堪忍受发动政变【从《太宗诸子·承乾传》中承乾谓纥干承基曰：“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岂可并齐王乎？”这句话便可判断太子承乾在当时已有反叛之心。】或被李世民废去。但在太子倒台后魏王泰必然不会成为太子，其一在于魏王泰在与太子斗争之时过于锋芒毕露，魏王泰的政治势力已然形成。假使魏王泰成为太子，其政治地位自然又会吸收一批大臣加入魏王之党，再加上魏王泰自己的政治野心，有可能会对太宗的统治地位造成严重威胁。其二，魏王泰的政治核心圈子已经形成，太宗死后原太宗手底下的重臣再一加入，必然会与原核心圈子的人发生权力冲突，且魏王泰对自己亲信的信任肯定要比元老多，元老入局带有先天不足，自然出局风险较大，所以元老很难支持魏王。综上可得，即使在个人情感上喜欢魏王的太宗李世民则也会多加考虑，而放弃立魏王的打算的。

　　经由以上分析，便可证明魏王争储无望之必然性。这不是魏王泰苦苦对太宗皇帝活动便可改变的结果【据《旧唐书·褚遂良传》中所载，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入侍，太宗面许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臣百年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黄永年先生在他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质疑魏王泰曾经是否说过这句话，这自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太宗皇帝未必不会在魏王泰的活动中许诺魏王为太子的。但他同时又写了这样一段话：“而且李泰未被废时并无拟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一说。”这句话就不对了，观察时间便可得知，晋王治是先立而魏王泰后废，所以这句话的背景有可能是在魏王泰听到了某些风声后所说的。】

　　观其太子承乾之失，莫过于太子承乾未将东宫的政治资源有效整合，且东宫的心腹对太子承乾缺少忠诚【《旧唐书·于志宁传》太子遣张师政、纥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见志宁憔然在苦块中，不忍杀，乃去。《太宗诸子·承乾传》会承基亦外连齐王，系狱当死，遂告其事。】而对于被太宗皇帝派到东宫用来辅佐太子之人，太子承乾也没有加以拢络【《太宗诸子·承乾传》其官僚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棻、中舍人肖钧并以才选用，承乾既败，太宗引大义以让之，咸坐免。还包括原太子詹事于志宁“独志宁蒙劳勉”，后拜左庶子，迁侍中，加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这样的信任之举了。】而太子也仅仅笼络了禁军中的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李安俨新、旧唐书均无传。但《通鉴》里说李安俨是“隐太子（李建成）臣，太子败，安俨为之力战，太宗以为忠，亲任之使典宿卫。《新唐书·魏微传》则有“令中郎将宿其第，动静辄以闻，药膳赐遗无算”之句。左屯卫中郎将在禁军中可以算中上等官职，所以李安俨统领部分禁军必为事实。【玄武门政变中意外死亡的敬君弘，据黄永年先生的考证，同样拥有中郎将这一职衔，且拥有云麾将军之位（从三品）。玄武门为大唐宫廷中最为重要的一门，为敬君弘把守。李安俨情况稍差，但一定有部分军权。】但仅仅只靠李安俨政变是成功不了的。不能得到全部或大部分禁军的支持，那么就会遇到政变发生后极易被镇压的尴尬境地（见中宗年间太子李重俊发动的政变）。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乙巳，唐太宗李世民崩于含风殿，高宗李治登基。高宗皇帝刚刚登基，就便发现权力并不在自己的手中，而是把持在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的手中。【《旧唐书·褚遂良传》帝寝疾，召遂良、长孙无忌曰：“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为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忧。”因命褚遂良草诏。】高宗要想夺回权力，就必须组织一批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原东宫官吏自然就成为了高宗反击之基石。于是便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庚午封礼部尚书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高季辅兼中书令。【刘洎死于贞观十九年，马周死于贞观二十二年，高俭死于贞观二十一年，故都没有升迁。】而此前被贬为叠州都督的李勣也在贞观二十三年六月被任为开府仪同三司，参掌机密，随后在贞观二十三年九月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新唐书·李勣传》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及授予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李勣据黄永年先生的考证其在军队方面有着特殊影响力，唐太宗并没有像他对褚遂良、长孙无忌信任的程度，所以对李勣采用计策，在唐高宗即位后以其宠信来加强对高宗的忠心。】李勣在三位重臣元老算是中间派，并非长孙无忌之党，但在初期也无明显现象说明其为帝党。

　　在前期布局后，永徽元年十一月乙未，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至于缘由，《新唐书》也只是略写为“坐事出为同州刺史”。【长孙无忌由于是唐高宗的亲舅舅，又在实际的政治地位上十分崇高，高宗李治在这两条因素的作用下对长孙无忌在刚登基之初不便下手，所以先拿褚遂良开刀。】数月后，永徽二年正月乙巳，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宇文节无传，柳奭为外戚。【《旧唐书·柳奭传》后以外甥女为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为皇后，奭又迁中书侍郎。】这显然是高宗要扶植自己的势力的再次行动。而在之后的八月乙巳，高季辅为侍中，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原有政治班子再次得到提高。【尚书左右仆射虽在等级上同中书令和侍中一样身处宰相之位。但在永徽年间，先是李勣被命为尚书左仆射，后自解其职。而后就是高宗心腹的于志宁和张行成，而在张行成死后由当时风头正劲的褚遂良担任。可见尚书左右仆射在政治地位上是十分高的。】

　　面对皇帝咄咄逼人之势，元老们显然不会乖乖交出权力。于是在永徽三年正月乙巳，褚遂良重新复出，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后在四月，兵部侍郎韩瑗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九月，中书侍郎来济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来济、韩瑗同为褚遂良、长孙无忌之党【来济和韩瑗在废王皇后一事中是同褚遂良、长孙无忌的。《旧唐书·来济传》帝将以武氏为后，济谏曰：“……成帝纵欲，以婢为后，皇统中微，其祸如此。”这样的狠话，然后于显庆二年“寻坐褚遂良事”。《旧唐书·韩瑗传》王后之废，瑗雪泣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时先帝所娶，今无罪辄废，非社稷计。”明日复谏曰：“……匹夫匹妇尚知相择，况无子乎？”而在褚遂良被贬时，韩瑗也上书为褚遂良说情。】元老之党卷土重来，标志性事件在于永徽三年七月乙巳，立陈王忠为太子一事。《旧唐书·燕王忠传》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原属高宗之党的柳奭和于志宁却在立陈王忠为太子一事中寻求元老派支持。柳奭在这件事上完全是一己私欲，而于志宁则是无主见之人，应当是受柳奭教唆。【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认为柳奭和于志宁在这件事后遂与元老之党打成一片。但我认为这还有待商议，先说于志宁，如果于志宁真加入了元老派，而在随后的废立皇后一事上就不会如此犹豫了。《旧唐书·于志宁传》高宗之将废王庶人也。长孙无忌、褚遂良执正不从，而李勣、许敬宗密申劝请，志宁独无言以持两端。所以据此便可证明于志宁没有加入元老党。而柳奭，他仅仅只是在此事上寻求元老派的支持，因为立储乃国之重事，他必须在这件事上寻求大部分朝臣的支持，方才可成。柳奭所站立场为皇后那边，并不在元老派之中。】这件事让高宗看到帝党内部并不是那么坚不可摧，柳奭和于志宁并不可信。而随后在永徽四年二月甲申，房遗爱谋反又牵连到了宇文节，宇文节被流放到了桂州。帝党内部已然支离破碎，高宗的政治小圈子就只剩下了张行成和高季辅。而他们在那时也垂垂老矣，已无足够精力来帮助皇帝。【张行成于永徽四年九月去世，高季辅于同年十二月去世，相必临死前几个月也帮不了高宗多少。】此时高宗原政治势力解体，元老之党在此时得以大胜。【《旧唐书·张行成传》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复抗表请致仕。……固请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旧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怆然流涕。张行成固请致仕不是因为天不下雨，而是因为当前的政治局势让他感到绝望，而高宗也是根据当前局势才对张行成说的如此感人之语。】面对此种态势，高宗也只能另组人马，再次寻找能与元老重臣对抗的机会。而这新一批人马，则主要为许敬宗、李义府、王德俭、侯善果、袁公瑜等人。他们的资历（除许敬宗）相较于高宗先前组织的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在政治资历上差距较大。【许敬宗在贞观十七年就为黄门侍郎，随后又任太子右庶子，而到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许敬宗与高士廉同掌机要，可见政治资历上不输于前一批人。但在永徽初期犯事被贬，直到永徽三年方才复出，要么他可以同于志宁等人入宰执之位的。】但他们相较前一批人更有动力和精力来帮助皇帝。

　　而在选择首要攻击目标时，高宗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柳奭相较于褚遂良、长孙无忌缺少的是深厚的政治根基，且柳奭严格上并不属于元老派，而属于后党。所以当柳奭被高宗攻击时，重臣元老也不会过多干涉。所以高宗在内刻意冷落王皇后，同时提升武氏地位来威胁王皇后地位。而王皇后被冷落和被打压，直接影响的是柳奭。柳奭在永徽五年六月由中书令转为吏部尚书，被踢出宰相之列。【《旧唐书·柳奭传》俄而后渐见疏忌，奭忧惧，频上疏请辞枢密之任，转为吏部尚书。而在《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除中书令理由则不同：后惧不自安，密与母柳氏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中，后舅中书令柳奭罢知政事。而在《新唐书·柳奭传》中“皇后挟媚道觉，罢为吏部尚书。”《王传》同。便可知《旧唐书》中的柳传有不实之记。】任用崔敦礼来平衡政治势力。【崔敦礼之前为官多任军事方面。如左卫郎将，四迁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的职务。观察其人行为，并无偏向于元老派的表现。】他在永徽四年被任命为侍中，以代替宇文节。高宗在这后不对宰执之位有所布置，以免引起当时气焰正盛的元老派的强势反弹，在外朝采取退避之策，在内廷同武氏加紧对王皇后发动进攻，武氏在这段时间地位急速上涨。【武氏在这段时间内有两事历史上有争议。一是据《新唐书》《通鉴》记载武氏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以诬陷王皇后一事，二是武氏进位宸妃。第一件事显然后世根据野史来抹黑武氏，属不实之词。而其女儿，应以《旧唐书》为准，即武氏之女是暴死，毕竟婴儿夭亡在古代也很正常。第二件事武氏进位宸妃应该是存在的，武氏以正二品昭仪进皇后，自然不以正一品宸妃进皇后显得名正言顺。至于进武氏为宸妃的时间：《旧唐书·高宗本纪》冬十月己酉，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旧唐书·则天皇后传》进号宸妃。永徽六年，废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新唐书·高宗本纪》乙卯，立宸妃武氏为皇后。《新唐书·则天皇后传》久之，立为昭仪，进号宸妃。永徽六年，高宗废皇后王氏，立宸妃为皇后。而在《新唐书·来济传》初，武氏被宠，帝特号宸妃。济与韩瑗谏；“妃有常员，今别立号，不可。”但并没有写出高宗采纳与否。《新唐书·李义府传》李义府问计王传俭时，还称武氏为昭仪。而在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去除反对武氏地位增长最强之人。所以武氏成为宸妃时，应在永徽六年九月到十月之间。】在废王皇后之前，放出风声。随即在永徽六年七月，中枢人事发生变动。【七月乙亥，侍中、固安县公崔敦礼为中书令。是月，中书舍人李义府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而中书令一职此前在五月刚由来济所任，但在两月后就发生人事变动，便可知高宗已经要在政治上有所布置了。李义府之升迁和许敬宗的复出，原因也在于他们坚定不渝的支持高宗。【《旧唐书·李义府传》高宗将立武昭仪为皇后,义府尝密申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旧唐书·许敬宗传》六年，复拜礼部尚书，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敬宗特赞成其计。】

　　而面对废后之事，元老一派自然不会同意。《通鉴》上所记的是“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商议的是废后一事。【这里史料出现了记载混乱。《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同《新唐书》中召见之人并无李勣，而《旧唐书·褚遂良传》同《新唐书》则有。《新唐书·李勣传》中则是李勣称病没去。但李勣极有可能做法同《新唐书》本传一样，李勣本人十分精明，恐怕不会再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贸然发声，只能在帝后密访李勣所说：“此陛下家事，无需问外人。”来表达自己的支持之意。】而首先出头反对的，自然就是褚遂良了。《旧唐书·褚遂良传》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兒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这种一幅顾命重臣的架势并没有改变高宗的决心，因为高宗已得到此前态度不明的的李勣的表态支持，还有一些朝中大臣的附议，自然不惧这时的元老派。反倒因首先反对的褚遂良被贬，之后病死在爱州刺史任上。褚遂良被贬，给予元老派之沉重打击。【褚遂良在元老派就实际作用来论，是大于受诸多限制的长孙无忌的。长孙无忌在永徽年间起的是元老派的精神领袖的作用，而褚遂良则是真正出谋划策和元老派核心之人。】帝党已无反击之力，显庆二年八月，韩瑗、来济罢。在废立皇后一事上没有及时站队的于志宁在显庆四年四月被罢，柳奭早在永徽六年五月被贬。元老派首领长孙无忌也在其党羽相继被除后，被下诏削其官爵封户，以扬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之后被冤死。皇帝一派得以大胜，高宗自此之后便彻底掌握权力。

　　综上所述，永徽年间唐高宗与前朝重臣之间的斗争纠纷，从储位之争逐渐过渡到了权力之争，可以粗略的划为两个阶段。在关于储位的斗争中，唐高宗由于客观原因，采取了守势，前朝重臣们则为了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势，采取了进攻的姿态。随着唐高宗的政治觉悟和筹码逐渐增多，转守为攻，将自己和前朝重臣之间的矛盾焦点从储位转移到权力上，最终各个击破，完成了身为天子的使命。

　　统观中国古代政治中，每次王权的更替都会带来利益划分的冲突。这一点是由农业文明下的中央集权制决定的，根植于中国古代王朝的血液之中。因为自秦朝开始，中华正统文明的合法性基础就建立在对上一个合法王朝的毁灭上，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

　　这一点体现在王位的更迭上，就会出现关于储君的纠纷。具体有多种表现方式，如皇子与皇子、储君与皇子、储君与大臣之间的斗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其内核仍然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纠纷——究竟是通过和平方式继承的皇位能够得到承认？还是通过以政治权利为代价的斗争得到的皇位能够得到承认？显然大多数时间，多数人的选择都倾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构成了封建时代永恒的悲剧，也成就了无数的故事与传说。

　　然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承认有了新的方式，即通过立法和议会制度来保障。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制度的不断建设与创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野蛮而又传统的，以“成王败寇”为信条的政治观点一点一点地得到根除。共同的底线逐渐出现在每个公民的心中，不需要，也没有必要采取翻桌子式的暴力流血活动，就能通过每个人心中共同的底线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对于人民权益的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文明的存续都有很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