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盼盼

　　南通大学文学院

　　由魏征等编纂的《群书治要》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后，其抄本保存了下来，在1800年前后回传中国，其文献学价值受到清代及以后学者的广泛重视。由于《群书治要》长期在日本流传，因此日本的学术界对该书的流传最为丰富，并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和研究著作。纵观日本的《群书治要》研究史，系统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由此可见其在日本的影响之大。《群书治要》回传中国后，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因为该书不仅仅是一部南宋以来散佚的珍贵典籍，而且其所节钞的文献中保存着大量散佚的古书，如先秦古书《尸子》《申子》、仲长统《仲长子》、傅玄《傅子》等十余部古籍。

　　《群书治要》现虽已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但目前对它的研究仍然不够完善。本文从全书中，按照经、史、子的分类选了六本典籍，分别为《毛诗》《周礼》《史记》《三国志》《庄子》《吕氏春秋》，并对其中注文的来源进行了初步探讨，希望对《群书治要》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一、经：《毛诗》《周礼》注文初探

《诗经》，原称《诗》，又称《诗三百》，后代奉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编成于春秋时，相传为周王室采编，孔子删定。原目311篇，现存305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经典之一。根据内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大致为周初至春秋中期中原地区的作品。

　　魏氏从《毛诗》中选录了77首诗作，有的是歌咏赞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圣德功绩的，也有讽刺幽王、厉王的，还有引导人伦合社会教化的。魏征等在《隋书·经籍志》中评论说：“《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时候，“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从此产生了诵美讥恶的讽谏诗。魏征向唐太宗进谏，“所谏前后二百余事”，几乎每每引用的皆是《诗经》里的内容。由此可见，魏征对《诗经》尤为推崇。

　　在参阅《十三经注疏》后，笔者对《毛诗》的双行小字注进行了研究后发现，魏征在每首夹注中除了选录了毛公传外，还节录了兼通今古经文学的大师郑玄的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中的部分笺释。如：

　　1.在《毛诗治要》的《周南》中，“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后有小字注云：寤、觉也；寐、寝也，言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而在《十三经注疏》中：“寤、觉也；寐、寝也”为毛传的内容，而后三句属“笺云”，即为郑玄笺。

　　2.又“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后有小注曰：悠、思也，言己诚思之也，卧而不周曰辗也。同样，“悠、思也”属毛传，后两句为郑玄作笺。

　　3.“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后有注为“忧者之兴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倾筐，畚属也、易盈之器也。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辅佐君子，忧思深也。”其中，“忧者之兴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倾筐，畚属也、易盈之器也”是毛传内容，而“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辅佐君子，忧思深也”是郑玄作笺。

　　通过抽样调查《毛诗治要》与《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在“风、雅、颂”三类的部分篇目中出现的注文对应情况发现，魏征等所据的注释由毛传和郑笺两部分组成，两者所占比例较为均衡，并且只是从中选取了部分内容编选进了《群书治要》当中。

　　《周礼》同样为儒家经典，相传为周公所作，搜集周、王室官制及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思想增减排比而成。所记古制极其细致具体，可借以考求古代制度。《周礼》涉及内容极广泛并不局限于政治和礼仪，凡邦国建制、礼乐兵刑、赋税度支、农商医卜等在其中皆有论述。魏征等在《群书治要》中辑录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中“六典”“八柄”“八统”“ 十二 教”“ 三 物 ”“ 三 德 ”“ 三 典 ”“五礼”“ 六 艺 ”“ 九 伐 ”“五声”“八辟”“三刺”“三宥”“三赦”等主要内容，涉及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礼仪制度、刑罚制度、社会习俗等，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圣明帝王以礼乐教化治国、以刑辅教的治国思想。

　　同时，魏征在夹注中还选录了郑玄注，丰富了《群书治要》当中《周礼》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其中，在《周礼》在《群书治要》的首篇为《天官》，开篇曰：惟王建国，辩方正位。后有双行小字注云：“别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属。”同样在查阅《十三经注疏 周礼注疏》后发现，所选注内容均来自郑玄为《周礼》所作之注。

　　这里需补充的是，《周礼》问世后，注家蜂起，门派林立，莫衷一是，东汉的郑玄在“括囊大典，网罗眾家”后，会通杜子春、郑兴、郑眾、卫宏、贾逵等各家之说后，作《周礼注》，广搜博稽，释训经文，纠正衍误，阐述礼制，对前人的《周礼》研究作出了认真的整理和总结，一举取代了诸家之说。

　　因此，魏征等在选择注文是依据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较为权威的注本，加之到《群书只要》当中，以“务乎政术，存乎劝诫”为宗旨，浓缩成现今的五十卷珍本。

二、史：《史记》《三国志》注文初探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卷，由西汉司马迁撰。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史事，尤详于战国、秦、汉时期。本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太史公记》，魏晋时始称今名。全书分成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52.6万字。末篇《太史公自序》记述作者家世、生平及撰书宗旨、经过等。司马迁父司马谈生前已经为撰写史书搜集了大量资料，书未成而逝。

　　《史记》的注释及研究著作很多，旧注以“《史记》三家注”流传最广。经调查发现，魏征等在《群书治要》里辑录的除了《史记》的部分正文外，还选录了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里的内容，为正文作注，在文中体现为双行小字。其中，《史记上》辑录了本纪和世家中的内容，《史记下》则辑录了列传的部分内容。就文章的要义而言，每篇“本纪”都是以该篇帝王为纲的有关整个国家的大事概述。魏征等在本纪中节选的分别是五帝本纪、夏、殷、周、秦、秦始皇帝、秦二世等片段。其主要价值在于明始祖、明道德、明制度、明统一，在多个方面都闪烁著作者心目中理想政治的光芒。

　　《史记治要》首篇辑录了《黄帝本纪》，开篇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后有小注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翻看《史记集解》发现，这句注释是出自裴骃作注，原文本为“谯周曰:‘有熊国者，少典之子也。’”后文文中夹注的双行小字均来自裴骃的《史记集解》。笔者在研究中特别发现，在魏征等辑录的“五帝本纪”中，除了在文中加之注释外，还在末尾引用了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内容，与之相配合而形成较为完整的篇目。引用内容存在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结尾处。如《黄帝本纪》末尾云：“帝王世纪曰：‘神农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黄帝于是修德抚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刳木为舟……故曰三百年。’”这里，《帝王世纪》为皇甫谧作于西晋，是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所敘上起三皇，下迄汉魏，载录了《史记》、两《汉书》阙而不备的史事，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魏征等选取此书作为参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三国志》与《史记》一样，同为我国历史上的史学大作，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国别史，由西晋陈寿撰写，全书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时期，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二二〇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六十年间的历史。

　　《群书治要》从《三国志》中选取《魏志》《蜀志》《吴志》，其中《魏志》和《吴志》分上、下，从二十五卷到二十八卷共同构成这部分的内容。除了《三国志》的原文外，南朝宋裴松之的注文也被魏征等以小注的形式援引到《群书治要》当中。裴注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原文，重点是对原著进行补阙和纠误，注文字数超过原文甚多，保留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此外，裴松之注《三国志》重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活化描写，采用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将原本扁平的人物变得立体、生动。裴松之的注文对后世参阅三国时期的历史有着极大的价值。魏征等在《魏志》《蜀志》《吴志》中大量援引裴松之注，相较在其他典籍中引用注文来看，篇幅相当之多。由此，裴松之注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成果可见一斑，以致受到了魏征等人的推崇。

三、子：《庄子》《吕氏春秋》注文初探

《庄子》，道家著作。亦称《南华经》，是庄周及其后学著。《庄子》文章汪洋恣肆，语言生动形象，想象极为丰富，大都采用寓言形式。全书约有两百多则寓言，主要表达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观念。

　　魏征等从洋洋数十万言的《庄子》中只节选了《胠箧》《天地》《天道》《知北游》和《徐无鬼》五篇，编入《群书治要》，并附上西晋郭象的《庄子注》，略加删改而成。在这五篇当中，有较多文字论述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源于魏征等认为这些文字可以帮助太宗“览前王之得失”，因而予以节选，构成《庄子治要》的主要内容。而他选用郭象的《庄子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他发扬了庄子的哲学，成为后世研究老庄思想的一个重要典范。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撰，但基本上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吕氏春秋》提倡儒家德治、仁政学说、修身齐家和有关教育、音乐等理论，强调人君“以爱利民为心”，并对人民进行道德和音乐感化；重视耕战和赏罚必信的思想，同时吸取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提出只有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清平盛世。

　　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于《吕氏春秋》全书一百六十篇中，经过剪裁取舍，前后辑录四十六段，包括原注，不足万字。其辑录，“惟主治要，不事修辞”，惩恶劝善，言简意赅，堪称精华中的精华。每段虽无标题，又未标明出处，但每段已经浑然一体，颇具特色。

　　魏征等在辑录原文外，还在文章中作有夹注，根据查阅资料发现，所作夹注，均来自汉高诱《吕氏春秋训解》本的原注，据其剪裁而成。高诱是东汉著名的训诂学家，师从大师卢植。而卢植与郑玄同为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在重视家法师承的汉代，高诱可谓有着很深的朴学渊源。孙人和《吕氏春秋集解》序：“高诱，汉末大儒，经术深邃，读音解谊，并有师承。”这种评价是非常中肯的。高诱在继承前代注释学家注经长处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注释特色，其注释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因此，魏征等选其注解，能提供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已佚典籍的内容。这正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和古典文献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通过初步考察，对《群书治要》抽查的几部典籍当中的双行夹注，我们取得如下几点认识：（1）魏征等在编纂《群书治要》时，所选的文献大多节选，并且在此基础上，参考了相关的注解，并节录其中部分到相应的内容之后；（2）魏征等在参考的相关注书里，选择多是相对应典籍注书中较为权威和经典的版本，所注作者也都为经学大师、名家，如郑玄、裴松之等；（3）在选择相关注文时，魏征等并非完全参考一家之言，某些典籍所用注文融合多个版本精华，如在《毛诗治要》中，毛传和郑笺兼而有之，《史记》除了参考裴骃的《史记集解》，还援引了皇甫谧《帝王世纪》的相关内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