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出版的《离婚》是老舍“返归幽默”[1]，作品趋于成熟的代表之作。其中的主人公老李，则是这篇小说悲剧的中心所在，他一生都追求所谓的“诗意”，也正是他这种追求使得他与周遭格格不入，最终让人感到一股无奈的人生悲感。老李不仅是诗意的追求者，更是老舍笔下塑造出的小知识分子的代表，理想的化身。而他的悲剧不仅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成为当时一群苦闷彷徨小知识分子的悲剧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悲剧。
一、“诗意”释义
古今中外一直都有“诗意”一词的存在，追溯到源头，在《说文解字》中“诗：志也。从言，寺声。书之切。古文诗省；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於记切。”[2]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诗意”是“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3]。在一定的情境下，诗意更是一种超越语言表达力的情感、气概和境界。“诗意”除了中文的释义，用英文来表达则是“poetry”,有形容女子美好的品质、优雅的气质之意[4],此意的解释与老舍对于女子的要求不谋而合，也更加完整了诗意的涵义。在小说《离婚》中“诗意”虽未章章提及，但却是老李心心念念求而不得之“物”，这主要源于老李曾说过的一句话：“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5]在小说中，有且只有老李一个人提到并想要拥有“诗意”，这个在别人听来荒诞不经的言论却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诗意”具体体现在不同的方面：风景如画的乡村生活。不同于衙门里的乌烟瘴气，而是一个类似桃花源的地方是诗意栖居的最佳去处；静若处子，舒适芳香的女子。一个能够与之灵魂相交的女子，这样的女子是“诗意”生活最好伴侣；和平而又带着些许刺激与浪漫的社会环境。人们有自己的思想甚至于血性，不再敷衍苟且度日，同时不限制个人个性发展的“诗意”社会。
而老李的“诗意”是作者赋予的，老舍另一篇小说《微神》中写道：“爱情的故事往往是平凡的，正如春雨秋霜那样平凡。可是平凡的人们偏爱在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诗意。”[6]他在此又提到了“诗意”，此刻的“诗意”与老李的“诗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浪漫幻想与追求，对于丰富多彩生活的狂热和对于平凡生活的不甘，这些也都可理解为老舍对于“诗意”的真正看法。
二、老李形象的悲剧性
老李的心中是有“诗意”的，但是他的“诗意”在生活中却处处碰壁，所以导致老李本人的悲剧，而他所有的悲剧都是“诗意”和具体的某种事物或某类人的决斗，具体表现在他的婚姻和社会交往之中。（一）“诗意”与“离婚”
《离婚》中老李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而李太太却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标准农村妇女，他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小说中，老李对于李太太的情感也是颇为复杂的，很明显李太太与老李所期盼的“诗意”般贞纯的女子相距甚远，在与李太太的相处中他不可避免地用挑剔的目光和自身的标准来衡量她，虽然他知道一切并不能怪罪于李太太，但是却不可抑制地对她进行冷暴力。李太太是典型的封建旧式女子，以夫为天，哺育子女，即使在她察觉到老李对她的冷暴力和精神背叛后，她却没有能力与他辩论和挽回，只敢扇自己的嘴巴以获取同情，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行为，若老李真的要与李太太离婚，她可能会故技重施甚至变本加厉，最后升级至自伤甚至自绝的地步，她以最无知无能但却很粗暴决断的方法来打消了丈夫这种念头，所以李太太是不幸的，她无法与老李在精神上进行沟通，她所谓笼络住丈夫的心的方式除了妥协服软就是传统封建女子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样地无知无能的方法，这也只能注定使她成为老李“诗意”之外的人，成为老李不得不爱的太太。而老李无疑也是悲剧的，他的悲剧在于，他作为这场无爱婚姻的参与者，但又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这个与他日夜相伴甚至于要走过余生之人竟然无法沟通，这时他的痛苦却难以言说。在鲁迅的短篇小说《幸福的家庭》中的主人公也是同老李一样的小知识分子，他正在写婚姻家庭类的小说，但讽刺的是他笔下理想浪漫的家庭与他正在经历的却大不相同，他笔下理想的家庭是自由而浪漫的，但现实却是妻子为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斤斤计较。这与老李和李太太的婚姻也有相似之处，老李也想要给李太太读点小说，但是可笑的地方她并没反应，心里只记挂着给儿子裤子补补，令老李啼笑皆非。老李与妻子思想上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而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琐碎小事更是将本就没有感情的婚姻磨变的难以忍受，就像《幸福的家庭》中的主人公，他在幻想幸福的家庭，红酒与香槟的同时，他的妻子却在操心白菜多少钱一斤，柴火是否要涨价，而幻想中幸福的家庭，现实却是不幸的，使得老李发出“婚姻就是将就，打算不将就，顶好取消婚姻制度。”[7]的言论。老李与李太太，以及当下多少对旧式婚姻的夫妇困在婚姻的“围城”之内痛苦彷徨，他们都曾想过离婚，但是却最终也都做出了妥协，老李想的是“诗意”，太太想的却是“吃饭”，他们一个是精神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要论及精神层面就必须有物质层面作基础，因为“诗意”“自尊”无法当饭吃，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一辈子。而老李看清了这一点虽心中仍有“诗意”但他也只能妥协，续写自己的婚姻悲剧。
小马太太是一个与李太太不一样的女子，她的出现使得老李苦闷的人生增添了一丝亮色，成为老李的一抹“诗意”。她不仅长得美，还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与自由，显得与众不同，她代表着新式的女性，有独立的尊严和思想，她不顾世俗与自己的家教老师私奔，马先生也是小马太太对于“诗意”的幻想，她追求自由恋爱下的婚姻，渴望独立，但是她却被马先生背叛最后又不得已原谅了他，使得她和老李各自追求的“诗意”双双幻灭。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小马太太的遭遇也不是孤例。鲁迅的《伤逝》中女主人公子君和小马太太一样，有着自己的尊严和思想，为了爱情和自由可以奋不顾身、抛却世俗观念，虽然子君婚后涓生没有像马同志那样背叛她，但是她自己却沉溺于日常琐碎的生活一步步堕落，不再有开始时的理想与抱负，只一味将爱情当做人生的出口，企望涓生能够带离她逃脱，所以在涓生也抛弃她之时，她只能自绝于世。她和小马太太相似，以爱情为天，不顾世俗的偏见；她又和小马太太不同，她爱得决绝，轰轰烈烈地开始，也惨烈地结束，她没有妥协没有像小马太太一样去接受丈夫带给她的判决，而不妥协的最终结局却只能是离世，最终完成她一生的悲剧，婚姻的消亡。而小马太太无奈入了“围城”，也就妥协地忘了当初不入“围城”的梦，接受了丈夫回来便凑合着过的事实，成为与李太太一流一样“不能”离婚的女子。小说对于小马太太的安排可以看出老舍想要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年代个人个性的解放以及所谓的自由恋爱并不一定能够幸福，即使老李能够得到小马太太这一抹“诗意”也未必能够脱离婚姻的“桎梏”，而在这样的社会，仅靠个人追求解放是行不通的，唯有社会改革，社会解放才能使得“诗意”实现，而时下“诗意”只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站不住脚跟，甚至强行实现也只会悲剧收场。
（二）“诗意”与“活着”
“诗意”与“活着”主要表现在以老李为代表的小知识分子与以张大哥为代表小市民群体的矛盾冲突。张大哥是站在老李对立面的市民主义，他是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旧派小市民的形象。只从表面上看，这个张大哥是老李圈子中的佼佼者，但实质上他的经世之才不过是庸人哲学，是他在臭气熏天的社会中用以自保的一种手段。他为人说一段段媒、反对离婚以及万事用折中的办法解决其实是他内心对于生活和婚姻敷衍的折射。他不愿得罪人，因为他怕把他的关系网给破坏，让他在这黑暗的社会中难以立足。这样的张大哥应该说是无处不在的，他的这一套处世哲学也是北平千千万万的小市民所通用的，他们普遍的敷衍、冷漠、怯懦、自私，但是同时也带着老北平人儿的善良温和。张大哥不屑“诗意”，认为“诗意”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娶回家，老李的想法属于胡思乱想还很危险，而他的常识才是真理。但是就是这样的张大哥在面对变故时不堪一击，差点不是哭死就是疯了，“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但却没有意义，他不是坏人——一个黑暗里的小虫，可是不咬人”[7]165这样的市民哲学是灰色的卑琐的，只是为了混沌度日，敷衍苟且，但就是这样的市民哲学一次次击败了老李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诗意”才显得老李的“诗意”愈发的悲剧，这是“诗意”与“活着”的对抗，“诗意”或许并不能在社会中存活，但是张大哥所代表的小市民的生存哲学看起来是和应着社会，实际却“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且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7]163而老李是老舍笔下塑造的经典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总喜欢追求那么点“诗意”，但是这份“诗意”却抵抗不了张大哥那一套庸人的常识，他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也是苦闷的象征，本是农村人的他来到了正处以日新月异变化的北平，受到了大量新文化的冲击，让他在吸收了新文化的同时又难以忘怀旧文化，所以只能将生命看做“两截儿”，不得已与毫无“诗意”的小市民一样敷衍、妥协度日。当然除了文化冲击，还有现实的压迫让他无法翻身，“空洞的做梦”只会让老李和一家饿死，所以他只能选择切实的活，但是切实的活却又是不成立的，财政所已然是一个小型的市民社会，大家似乎都混沌度日，同时还担心着自身的利益，而认真做事的老李反而成为了另类，大家都认为他别有居心想要表现或背景深厚走了关系，这样的环境和现实逼得老李只能敷衍和妥协。他的“诗意”无法实现还有他自身的原因，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想要个性解放但却不敢真正追求。婚姻上他不满自己的旧式妻子，但也只敢采取冷暴力；在单位受流氓小赵的欺辱，只能自己咧着嘴大哭，却不敢真的找小赵算账；对于小马太太的喜欢，老李的懦弱就更加显现了，他甚至将自己对于“诗意”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马先生回来是否与小马太太离婚上，自己却始终不敢争取。正是老李自身的怯懦、犹豫，以及受大环境影响下的敷衍、自我放弃，使得他的“诗意”一次次破灭，虽然某些程度上老李与张大哥是站在对立面上的，因为他们一个崇尚现实，一个却追求诗意，但事实上老李却是张大哥第二甚至有时连张大哥都不如。老李不想变成张大哥那样的人，但是他已不知不觉被北平束住了手脚，遇到事情不敢豪横，遇到危险只得束手就擒，他虽怕变成这样，但还是变成了这样。老李是心怀“诗意”的寻梦者，但是文化、社会以及他自身都致使他的“诗意”无法实现从而走向悲剧，他不甘认命却又无法作为，甚至参与其中成为了一个彷徨者、苦闷者，最终离开北平，继续寻找他的“诗意”，可悲却也可叹！
三、老李形象的意义
老李不仅是《离婚》的主人公，也是老舍小说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并且他还部分体现了老舍对于人生及生活的看法，是老舍自身的一个影子，同时他也是“五四”一代小知识分子的影子。（一）老舍小说中小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
老舍先生本人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一个小学校做校长，辗转出国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语言，之后回国于齐鲁大学任教。这样的经历使他一直身处于知识分子的圈内，所以他对于知识分子形象有着深刻的体认，在他的小说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小知识分子形象。老李是老舍小说中苦闷彷徨的小知识分子的代表，老舍曾用“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概括了老李这一类苦闷彷徨的小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类人在老舍其他小说中也是常常可以看见的，在老舍写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李应与王德可以说是老李的初见雏形，他们都是接受过一定新思想的“可爱”少年，想要走出新道路但空有一腔抱负无所施展，他们都曾对生活及爱情有过美好的憧憬，但在牢不可破的封建礼教和受其荼毒深重的大众压迫下，只得像老李一样随波追流、敷衍度日。在《二马》中的马威相较于王德与李应则形象更为丰满了一些，马威也是老舍笔下的小知识分子，并且他所接受的新思想的区域更加的广泛，他面对看不起中国人的英国人心中十分愤怒但是却使不上力，面对美丽的玛力小姐他也只能痛苦的单恋，他想要经营出自己的事业但是又无法舍弃与自己想法不同“出窝儿老”的父亲，而他的苦闷与彷徨也已无地抒发，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出走。从李应、王德到马威可以看到老舍笔下小知识分子的形象愈发的鲜明起来。但是真正使得苦闷彷徨这个形象跃然纸上，丰满鲜明，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要属《离婚》中的老李。
他是典型害了“苦闷病”的小科员，也是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受到冲击最深的也最无能为力的人，尽管这样的人不懂人情世故，但却始终在心里保留一份“诗意”与真诚，这样的“诗意”是美好的也是令人向往的，这样的真诚也是在灰暗社会中难以寻觅的，所以老舍用近乎温柔的笔调描绘出老李的痛苦与彷徨。同时也用尖锐酸苦的手法批判老李的软弱与妥协，用几近同情的语气理解并嘲讽了他的无可奈何，从而一个在非常时期苦闷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形象就这样诞生了，老李将“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这一形象演绎了个通透。从王德、李应到马威都是老李这一类苦闷彷徨小知识分子的缩影，直到老李形象的出现终于将这一类人的形象变得立体和真实起来，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群人——老李们，这群老李们可怜又可悲，他代表的不仅只是小说人物的悲剧，更是一群人的悲剧以及这群人所处时代的悲剧。
老李的形象之所以这样生动鲜明应该得益于他有部分的灵魂相似于老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老李的性格与老舍有相似之处。由于母亲的耳濡目染，老舍从小便养成了软而硬的性格，而恰恰老李也是这样一位闷头做事又不会和人打交道的有些“死板”的读书人，他在性格上很好地继承了老舍性格中的硬甚至扩大化；并且老舍与老李在经历上也有些许相像，他们都是在穷苦环境长大凭自己努力成为了知识分子，老舍也曾在婚姻自由与新旧伦理之间徘徊，但内心又时刻充满着对于“诗意”的向往，这里的经历在老李的身上也有所体现。老李的种种都无不透射出老舍的影子，无论是他们的性格、经历还是他们对“诗意”的追求、对北平的热爱，都注定了老舍对老李这样一个固执的近迂的人物有所偏爱，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老李就是老舍自身主观情感的投射。这样的人物是鲜活的，是有代表性，因为“老李”不仅是老舍书中相似人物的代表，更是作者本身的部分映射，让我们通过老李，更能全面认识到以老李为代表的小知识分子这一个群体，并对隐藏在角色背后的老舍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二）“五四”一代小知识分子的代表
老李不仅活在老舍小说中，而且活在“五四”一代，他就是“五四”一代最平凡普通而又苦闷彷徨的小知识分子的代表。五四运动又名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使得中国在思想与文化领域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在现实中，或在作品中，都可以看见“五四”对那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学家们的极大影响。老舍有些特殊，他起初对于“五四”的看法是片面的，并没有真正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意义，只是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8]而“局外人”也只持续了一段时间，他想通后便不再逃避由“五四”引起的新旧转换，并将宗教与新文化建设的使命结合了起来。说到底“五四”对老舍的影响并不比那些身处“五四”之中的知识精英们差，正是因为“五四”才让老舍的写作风格渐趋成熟，更加接近现实，也更具有代表性，从而创造出老李这一代表着苦闷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离婚》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中国人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受到华夏传统文化抑制的同时所产生的众多矛盾中的一例，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老李则也更加现实的代表了“五四”一些文学家们的真实境遇。正如胡适与他的妻子江冬秀，胡适与江冬秀同样也是包办婚姻，胡适则也是现实中老李的另一个化身，毫无爱情浪漫可言的妻子加速了胡适对于心中“诗意”的渴望，他不仅在此之前有过外国情人，婚后还与表妹有了婚外情，因此胡适还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而胡适太太则是李太太的升级版，李太太只敢扇自己嘴巴来制止老李的背叛，而江东秀则是用自杀和杀了二人的孩子来阻止胡适与自己离婚，诚如之前所说，这是一种最无知无能但也粗暴有效的方式逼迫丈夫回归家庭，而老李以及他的境遇也并非作家自己凭空想象塑造的，“老李”是真正的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形象代表。
“五四”时期除了文学家本人，许多作家塑造的文学经典形象也是“老李”的另一重表现，不仅仅是男人有对“诗意”的追求，女人也同样有，茅盾的《子夜》中吴荪甫的太太就是典型的例子，她整天抱着一本书《少年维特之烦恼》，书中夹杂着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这是她的初恋情人送的，她的婚姻生活也像老李一样不理想，她对于专制的、严苛的家庭生活也未曾满意，她总也回忆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五四”的自由、“诗意”的境地以及“初恋”的甜蜜，但这一切最终也都败给了现实，就像老李最终选择了“活着”而放弃了“诗意”一样，林佩瑶不过是老李的另一重表现罢了。所以无论男女，在“五四”的影响下都一样对“诗意”有着自己的追求，老李的形象并不是个案，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胡适，还是同样的文学经典形象林佩瑶，都是老李这样一个苦闷、彷徨但却心求“诗意”的小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表现，“老李”代表了特定时代和环境下的一代人，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他就像真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部分小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当之无愧是“五四”一代小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中难以超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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