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访正

　　摘 要：黄药眠是我国著名的文论家、教育家，也是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黄药眠在“生活实践论”美学方面颇有研究，但因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其很多思想主张被湮没。论文从“生活实践论”的产生、“实践美学”的发展、“生活实践论”与“实践美学”的渊源三个方面挖掘黄药眠“生活实践论”的美学思想，以揭示黄药眠美学思想潜在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生活实践论” “实践美学” 美感的积累

　　一、黄药眠“生活实践论”的产生

　　（一）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思想空前解放、学术浪潮此起彼伏的时期，在美学界尤其表现为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三位美学大师为代表的美学三派。其中朱光潜先生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蔡仪先生倡导美的客观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李泽厚先生提倡美的客觀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黄药眠于1956年发表了论文《论食利者的美学》。在这篇论文中黄药眠锋芒毕露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的美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于是黄药眠就于次年4月份邀请当时国内美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先生以及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李泽厚先生等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美学讨论会，交流美学观念。部分学者认为：“这个由黄药眠发起的美学讲座，在当时作为百家争鸣‘民主论坛的典范，在全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时传为美谈。”[1]32

　　（二）“美是评价”

　　通过归纳和整理黄药眠在美学大讨论中所发表的观点，可以很明显地得出黄药眠对美的根本属性的看法。首先，针对朱光潜先生提出的“审美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黄药眠则认为艺术所包涵的范围与美学大不相同，艺术包括社会形态、感觉、情感等，然而社会存在比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要更宽广得多，因此我们不能把美学禁锢于艺术学中。其次，黄药眠对朱光潜在演讲时简单地将个体的意识形态和感觉相加的说法也不是十分认同，因此黄药眠于1957年在其讲座《不能不说的话》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美是审美评价”的观点。总而言之，黄药眠认为“美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2]10，事物所具有的美的特性是客观存在的，脱离事物的自然性来谈美只会是空谈。但我们又不能在孤立的条件下只看到事物的自然性，美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应当从生活实践来形成审美评价和审美能力，而美的客观性也是以人的主观评价为基础的，因此对于美学的客观性不需要做多余的规定。

　　《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一文是根据黄药眠于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美学讲座上的讲稿整理而来，碍于反“右派”的形势于1999年才得以发表。黄药眠在文中从美和美感的角度全面解析了“美是什么”的问题。首先，黄药眠对于美学的概念做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美学属于科学中的一个门类，是对审美现象进行基本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黄药眠认为艺术是对美的最高层次的展现，审美判断是对艺术做出鉴别的基础，然而审美现象在生活之中无处不在，归根结底，艺术仅仅是审美现象大范围中的一个方面。然后，黄药眠在谈到美与美感时更简明扼要地得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是生活现象中的一种，美是现实存在的，但反过来，我们并不能得出：现实存在了也就说明美存在这样的判断。人能够认识到事物的存在，这属于基本的生理反应，这些基本的生理反应并不能直接构成美的感觉。正如我们睁开眼就能看到的花草树木、鱼虫鸟畜，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事实的景象，我们并不能仅仅通过这些景象直接获得美的感受。总而言之，美的构成是要依靠人类在社会实践生活中对于事物的评价。

　　对于黄药眠的这种美学观点的价值，童庆炳先生和王明居先生的评价是很客观中肯的。童先生认为黄药眠的贡献就在于提出了“美是审美评价”的观点，他认为黄药眠是新中国第一个借助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来解读美学问题的人，并指出了黄药眠美学理论与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理论在出发点和归宿点上的不同之处。王明居先生则更详细地说明了黄药眠的理论特色：“既看到人的主观性，又看到物的客观性，前者是离不开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后者是离不开物的自然品质特性的。这样，既与见物不见人的美学观相区别，又与见人不见物的美学观相区别：特别是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与心决定物、主观决定客观的观点判然有别，但又把社会生活实践在形成美的价值方面所发挥的人的关键作用提升到合适的主导地位。”[3]33

　　二、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一）“美感的矛盾二重性”

　　在李泽厚 “美感矛盾二重性”的观点提出之前，朱光潜曾在自我批评中认为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体现在所提出的问题上面，然而李泽厚认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不是主要体现在所提出的问题上，而是体现在怎么回答问题和怎么分析解答问题的过程中。

　　“美感的茅盾二重性”最初出现在李泽厚的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中，李泽厚认为，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就是美感的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质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质，即主观直觉性和客观功利性。

　　李泽厚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之所以有战无不胜的巨大威力，就在于它持有善于揭露和分析矛盾的辩证方法。美感的矛盾二重性是美学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入分析和正确解决是研究美学科学的关键问题，是彻底击溃唯心主义的重要环节。”[4]205

　　（二）“美感三层次”与“审美四要素”

　　在《美学四讲》的第三章“美感”的最后一节中，李泽厚谈到了美感的分类。李泽厚抛砖引玉，先举例说明依据优美、滑稽、崇高等不同的审美对象，美感可以分为优美感、滑稽感、崇高感等。然后李泽厚也指出这种分类的致命缺陷：不同种类之间的区别是无穷无尽的。最后，李泽厚从自然人化、文化积淀等几个方面出发，将情感本体视为构建整个框架的重中之重，然后按照审美形态的区划原则把审美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三个层次。

　　李泽厚认为审美感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将这个过程看成是一个“数学方程式”，那么它可能是一个包含多项变数的结构性数学公式。李泽厚随后具体地给出了对多项变数的定义：

　　所谓多项变数，其中包括各种心理因素、功能、成分，如意向、愿望、期待……为简明起见，下面仅以感知、理解、想象、情感四因素在审美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和特征，分别作些简单描述。[5]522

　　到此为止，李泽厚提炼出了这个包含感知、理解、想象和情感的“审美四要素”理论。李泽厚坚定认为审美感受的实践阶段最开始起源于从对审美对象的感知，审美的认识性因素包含好几层的内容，而理解也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想象是审美中的关键环节，感知和理解都要通过想象这个桥梁发挥自己的作用。生理上得感知和逻辑程序中的理解都是“常数”，而且只有想象才能使他们变成“变数”；而情感是人们的意志、心境等等，是驱使想象运作的内容、动力、中介和基础。

　　三、“生活实践论”与“实践美学”

　　（一）相同的出发点：现实生活

　　黄药眠关于“生活实践论”的相关表述早在其论文《论美之诞生》中就体现出来了，黄药眠在文中直接指出美感经验的来源——现实生活，同时极力强调美感经验的获得是与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他认为“从表面看起来，美感经验好似发生于瞬间的感觉，但仔细研究起来，这些美感都是根据人们的情愫，气质和趣味（或情趣），而这些情愫，气质和趣味，则有直接或间接的决定于生活。”[6]33随后，黄药眠在《论美与艺术》再一次论证了美之所以能成为美的原因，他认为只有通过人类的认识和感知，我们才能确定什么是美，然而生活实践又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的根本来源，所以美感的体现离不开历史发展的阶级性和对美认识的传统。他主张人之所以能从生活实践去欣赏美，离不开人类历史发展的积累和陶养。我们生活中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接触到的事物，都是无数代人类历史发展和劳动的积淀，这些积累和陶养不是孤立的，他们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对于美的欣赏态度。

　　作为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导火索之一，黄药眠于1957年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一文，文中黄药眠举了梅花的例子，以生活实践为基础，分析了梅花之所以美的原因。他认为“我们对于某一事物之审美的评价，是和他们过去的生活实践、当时的心境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密切联系的。”[7]430

　　黄药眠曾在其演讲《不能不说的话》中对“生活实践论”做了最具体的解读。他明确指出自己对于“怎样才能构成审美想象”这一问题的看法与朱光潜先生的看法不一致。朱光潜先生认为审美现象是由人的感觉和对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两个方面组建起来的，而黄药眠则坚信生活实践才是审美现象的最初来源，所以必须从生活实践中去探寻。黄药眠以早期人类的劳动生活为例，认为人们在耕作生产资料时，人和生产资料是互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要利用客观规律去认识事物，同时又对对象产生情感的反映。黄药眠强调人在不断的劳动的过程中，受众面会越来越广，接触的对象也日渐增多，从而使得人们对周围事物的感觉力得到了增强，最终逐渐形成了主观力量。这个主观力量与对象是相互依存，共同提高和发展的。

　　方兢教授曾这样梳理黄药眠和李泽厚关于美学思想的实践性的观点，方教授认为：“黄药眠的美学思想的实践性，在他1942年的文章中，思路就已经很清晰，在1950年以后的美学及文学理论的文章中，表现得非常充分。这个贡献，应该是载入美学与文艺学学术史的。现在的学术史论著中，一般都认为是李泽厚最早提出了实践美学。而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是1981年提出来的。”[8]6对比黄药眠的“生活实践论”和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我们不难发现，二者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认为美感源于生活实践，视美感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至少从出发点上看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有继承和发展黄药眠“生活实践论”的印记。

　　（二）美感中客观社会性与个人主观性的关系

　　李泽厚的美学观是由“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到“三层次”再到“四要素”逐步建立起来的，其中“美感的矛盾二重性”更是作为是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基础性标志，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然而黄药眠早在1956年就关注到客观社会性和个人主观性在美感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关系，并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名为《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一文，其中就有对二者的关系研究，黄药眠认为：心境，就其总的倾向说来，也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不过，这种总的心境倾向，又是和个人的遭遇，和由这遭遇所产生的心境错综复杂地、互相渗透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具有客观的社会性，同时又具有个人的主观性。[7]429-430

　　黄药眠在这里以审美时的“心境”为突破口，明确地说明了这种审美“心境”并不完全取决于单一、孤立的因素（客观与主观的某一方面），而是客观社会性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这一观点与李泽厚关于“美感的矛盾二重性”的阐述高度吻合。虽然黄药眠并没能像李泽厚一样给美感中客观社会性和个人主观性的关系进行一个系统的定义，但我们不能无视黄药眠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所取得的思考成果。这一思考成果是黄药眠文艺思想中具有超越同时代文艺思想的特质，是黄药眠文艺思想中超越性品格的具体表现之一。

　　（三）美感的积累

　　黄药眠特别强调审美中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他自始至终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过去人类历史的劳动所积累而成的世界里，因此我们的审美态度和审美能力也必定受到这个积累而成的世界的大环境的影响。黄药眠认为：“人类有几千年的文化积累，这些文化不仅教育我们怎样去感觉，而且也改造了感觉本身，成为人化了的感觉。”[7]451他十分看重文化积累对个人审美能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着重強调通过后天学习所获得的文化传承的经验。

　　在美感的积累这一方面，李泽厚同样看到了外在环境、生活实践、个人修养、文化阅历等因素对美感形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并在后来提出了“审美积淀说”的观点。而黄药眠早在五十年代的论文里就用“积累”、“陶养”等词语做过相似的论述。

　　参考文献

　　[1] 黄大地，孙子威.黄药眠1957年的美学观——纪念1957年美学大讨论50周年[J].文艺研究，2007（10）：32.

　　[2] 黄药眠.美是审美评价：不能不说的话[J].文艺理论研究，1999（3）：10.

　　[3] 王明居.缅怀先师黄药眠教授[J].美学随笔，2011（12）：33.

　　[4] 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205-206.

　　[5] 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522.

　　[6] 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M].香港：香港人间书屋，1948：33.

　　[7] 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A]//黄药眠文艺论文选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429-451.

　　[8] 方兢.主观性与生活实践的统一：黄药眠美学思想研究——黄药眠诞辰一百周年纪念[J].文艺理论研究，20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