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菁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跌落云端之探
——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文学嬗变的社会和历史和哲学根源简析

　　董菁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无论是早期的乌托邦文学还是现在盛行的反乌托邦文学，都是极具理想性、社会责任感和观察锐度的作家们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承担各自的历史角色和任务，但从他们展现的图景来看，无限光明和未知的黑暗，这转变就如梦想跌落云端。本文在追溯分析其产生及转变的社会历史原因之后，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其嬗变的根源。

　　乌托邦文学 反乌托邦文学 嬗变 存在主义

一、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文学溯源

乌托邦是人类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众所周知，乌托邦是人类想象出来的最美好的地方，理想的生活之所。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问世，“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阿莫斯、以赛亚等人的著述就提出了“弥赛亚盼望”，盼望有一位神秉立的国王，建立对内公平治国，对外抵御强敌的“神的王国”。这一乌托邦思想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卷就描绘了约翰在拔摩岛上看到的异象——神人同居的美好天国。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使得“伊甸园”和乌托邦有了相似的引申意义。而奥古斯丁的《上帝城》是这一类伦理宗教乌托邦著作的顶峰。而西方文学史上正真第一个描述完整乌托邦的作品是柏拉图的 《理想国》，柏拉图在其中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描绘了建立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的方案。同样在中国，公元前6世纪，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在他的《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中提出了“大同世界”，这也是中国古代乌托邦的最早想象。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更是给乌托邦增加了一层粉色的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集众多最美好、和谐、幸福之词的乌托邦，到了20世纪却衍生出了反乌托邦文学。“Dystopia”（反乌托邦）一词的创造者J·Max Patrick认为，“反乌托邦”，就是优托邦（乌托邦中所包含的美好的那一部分）的反面。是“不理想或反理想的社会，是开历史倒车的社会”[1]236。如果说乌托邦文学是人类对于未来前景的美好的幻想，那么反乌托邦文学就是人类对于噩梦中未来世界的描述。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对于乌托邦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向往演变成了恐惧。

二、乌托邦文学追求的主题

从有文字记录以来，人类就试图逃避痛苦的尘世生活,寻找理想的天国。这种对美好、幸福的理想世界的追求一直是人类前行的精神支柱。

　　（一）概念理想国

　　乔·赫茨勒在《乌托邦思想史》一书中，认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一批被称为 “预言之灯塔”[2]9的希伯来先知们所预言的理想国是乌托邦雏形，称它们为“伦理——宗教性”的乌托邦。先知们并没有具体描述理想国，而是把他们理想中的伦理与宗教信仰以及政治需求结合到一起，从概念上构建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同样，公元前5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也停留在伦理道德的精神层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

　　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提出预言和理想的先知和思想家们自身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所以他们更重视精神层面的变革，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伦理道德是他们所在的社会中最重要的追求；另一方面，几千年前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先知和思想家们对于理想社会实体的创建。

　　（二）物质充沛、政治清明的乌托邦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乌托邦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7世纪是乌托邦文学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古德温的《月球上的人》。

　　在这莫尔的《乌托邦》中，一切财产都是共有的，乌托邦人每天劳动六小时,但产品十分丰富,全体公民过着无忧无虑的富裕生活。相对17世界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悲惨世界》、《雾都孤儿》等小说中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西方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部分的资本家们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这就使得众多的普通民众生活在及其恶劣的环境中，为了温饱而挣扎。所以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对物质的追求占据了幻想的首位，在其中，关于免费就餐的描写尤其生动。“乌托邦城中每街均有一公共食堂,全街居民自愿就餐。开饭时长幼男女各有规定座位,由长者先致词,以提高风俗礼节为内容,然后在焚香和动听的音乐中就餐。”[4]

　　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乌托邦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众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试图在现实社会中建立起乌托邦实体，虽然他们的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新知识、新科学的热情和追求，对于建立乌托邦的探索都留在了乌托邦文学中，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完美科技乌托邦

　　学术界一致公认玛丽·雪莱是科幻小说的鼻祖，之后美国诗人爱伦·坡运用科学和科学导出与想象结合的方法创作的小说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由于他们的小说中都没有把科学技术作为主要的写作因素，也没有阐释科学原理，所以很多人也把他们的小说归为哥特式小说。真正开启科幻小说大门的人是法国人儒勒·凡尔纳，他用瑰丽的色彩描绘了科学发明的巨大威力与贡献。

　　在《海底两万里》中，凡尔纳幻想出了一个能潜入深海并长期航线的潜水艇——鹦鹉螺号。鹦鹉螺号拥有自己独立的电力供应，氧气供应，饮用水供应，人们在海底可以自给自足，船上所有的给养都能依靠科技利用海洋完成。鹦鹉螺号艇长尼摩逃避人类，蛰居海底，他建造的鹦鹉螺号就像一个海中独立的乌托邦，作家给鹦鹉螺号船长取的拉丁文名字，更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尼摩”，在拉丁文里就是子虚乌有的意思。

　　凡尔纳早期对科学的态度是非常乐观的，他的作品在流浪冒险的情节中总流露出一种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因为他身处工业技术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带给人们飞速发展的兴奋感。因此他在小说中积极赞扬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他对科学技术的希望和乐观感染了众多的科技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

　　我们都熟知人类进步的推动力是对现实的不满，对现实不满才会努力去改变现状，去实现想象中的乌托邦。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才积极的投身到建造这样人间天堂的洪流中去，一代又一代的致力于社会的改造和变革。然而令人愕然的是：这一努力本身却促成了一种反乌托邦批判：人们谴责这种狂热的理想主义造成了历史性灾难，如果不及时阻止，或许还将造成一个更黑暗的世界。

三、社会历史现实是乌托邦文学嬗变的主要原因

当人类进入19、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困扰人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温饱的需求和对正义的呼唤。虽说科技的昌明使得之前思想家们的乌托邦幻想的实现成为可能，但正如蝴蝶效应，蝴蝶挥动翅膀产生的气流不仅影响了它的四周，还有可能在另外一片大陆形成一场龙卷风。20世纪的科技带来的不仅仅是乌托邦的实现，它带来了更多的内容，人类的困扰似乎更多更加的复杂，科技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好比人类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逐步出现了人口过剩、全球变暖、臭氧层受损、沙漠化加剧、物种灭绝、核威胁和核危机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不仅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更是在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痕，衍生了更多的困惑，对于人类未来的迷茫和对于人类自身的不解。

　　（一）混乱的世界政治舞台催生了政治反乌托邦文化

　　无论是古希腊的先贤还是中国的孔圣人，都把建立大同世界的希望建立在一个贤明的君主身上，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统治者可以利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国家统一，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凌驾于一切。到了18世纪，以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的思想，个体意识凸显。随后的法国大革命使得统治千年的封建主义土崩瓦解，但是随着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出现，人们发现柏拉图口中的共和国并没有使法国成为理想国。同样，19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随后世界上第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民政权在苏联建立，在这里人人平等，共生产，均财富，但是人们发现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个体利益可以随时被消灭和牺牲。同时，在意大利和德国，打着反共产主义旗帜的法西斯登上历史舞台，建立起更加专制和残暴的法西斯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最为互相憎恨的阵营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点，都认为个体的利益可以随时为了国家而任意的牺牲。正如鲁迅先生说过：“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是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5]

　　处于对这样集权主义的恐惧，和对于未来社会前景的忧虑，众多嗅觉敏锐，具有前瞻性的作家们用他们的作品表达对于集权社会的思虑。极权主义用政治强权和现代大众传媒对人性加以异化的现象，在20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中得到了充分而深刻的反映。

　　在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中，自由的意志成为了社会不幸的根源，整个社会处于极端的理性主义的规则之下，公民们没有任何的隐私，所有的人必须严格遵循作息时刻表，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的生活被政府成为“幸福”，而任何敢于反对“幸福”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是一个政府高度集权的社会，政府利用监视器监视每一个公民的一举一动。历史被篡改，人民被教育的不去思考，有叛逆思想的人不是被“改造”，就是被彻底毁灭。

　　在现代社会中，旧的传统和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人们要自己来决定和创造自己的未来。这对人类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自由之重，自由行动必然带着不可预知的风险和未知的结果，人们宁愿去相信一种可以依赖的神圣法则，一种能够让人们解决所有问题的总方案，也不愿承担自由行动带来的风险。极权主义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充满伪装的法则。

　　（二）对科技高度发展的恐惧引发了科技反乌托邦文学的兴盛

　　自凡尔纳之后，仅比凡尔纳晚出生30多年的威尔斯亲眼目睹了前辈们缩写的科技幻想小说变成了现实，当然其中有美好的梦想，也有噩梦。科技的迅猛发展并没有解决社会顽疾，反而让人失去自我，社会上漫布悲观和恐慌的氛围。威尔斯开始辩证的思考科技带给人类的利弊，在他的小说中更多的考虑了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不良后果，所以有的人把威尔斯称为“科技反乌托邦之父”。此后，对技术力量的反映和思考就成了当代乌托邦文学最重大、最普遍的主题。

　　自19世纪末20世界初开始，从巴特勒的《埃瑞璜》、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莫罗博士岛》、福斯特的《机器停转》到当代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无数的科幻小说家们拓宽了科技反乌托邦的领域，从时间旅行、隐形人、太空旅行、克隆人、星球大战到环境保护、病毒盛行、机器人、赛博空间，科技反乌托邦的题材越来越广泛，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的更新。而在科技反乌托邦兴盛的背后，探讨对科技高度发展恐惧的源头，更多的作家从内因上反思人类自身。很多学者认为人类自身的贪婪和自私导致了科技力量的失控，然而科技的力量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概念。科技的力量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也会导致灾难的发生。何时、何种程度下科技力量会失控，这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问题。科技的力量难以控制所以才会危险，如果人类一味的秉着“趋吉避凶”的原则，如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中摒弃一切科学技术，那只能导致愚昧和落后。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危机是不可消除的，是现代人的命运。为使人类走出危险，海德格尔借助了思、诗、语言和艺术。要消除科学技术的危险，唯有通过思唤醒人们对遗忘存在的关注。南京大学的王一平呼吁建立科技的内在维度——科技道德伦理制，以此来避免“不错失科技革新可能带来的巨大福利与机遇，又使人不致沦为强大的科技世界中价值无所皈依的虚无个体”。

四、乌托邦文学嬗变的存在主义哲学根源

从人类求索的角度来说，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在上下求索的进程中必经的不同阶段。不谈追求的内容，乌托邦的创造者们追求的核心和基础是“人”的快乐，“人”的快乐和满足是整个乌托邦的基石。但到了20世纪，当这些乌托邦幻想家们所幻想出来的物质条件都能得到满足时，人类得到的却不是快乐和满足。正如美好的梦想瞬间跌落云端，摔在泥泞中，苦不堪言，又狼狈不堪。究其原因，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就曾给出过答案。

　　（一）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意志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但人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在完美的乌托邦的描述中，规定男人和女人应该怎样自由地行动、生活和谈话，规定了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秩序和规则，更多的表现出支配，而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没有选择就没有了自由的意志，就失去了人类存在的根本。

　　（二）抹杀了个体的存在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价值高于一切，而我们在所有的乌托邦文学中看到的都是对集体生活的描述，对于每个人脸上的笑容的想象。乌托邦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像是同一批模具制造般的，在流水线上，根据安排好的线路前进，没有个性，也不允许有特别。乌托邦文学中人类社会的一元化抹杀了个体的存在和个体差异，一元化的延续导致集权主义，这也就是反乌托邦文学中极端集权主义噩梦的由来。

　　（三）完美到失去存在

　　乌托邦中的社会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这样的完美体现出静态的、不开放的特征，因为完美，所以不需要再去完善，因此成为了历史和进步的终点。因此，反乌托邦主义者发现，这样的完美是对于人类历史和对未来向往的终结，这似乎导致了更可怕的结局。没有进步、没有变化、没有梦想、没有希望，时间和世界好像处于停滞状态，人类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海德格尔认为正是忧虑和恐惧，才揭示人的真实存在，没有了人类的情感，也就失去了人类的存在。

　　[1]姚建彬.来自良心与激情的辩词——代译后记[A]//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2]Hertzler,Joyce Oramel.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 [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3.

　　[3]礼记·礼运[M].

　　[4]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 1982.

　　[5]鲁迅.忽然想到三[A]//华盖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12

　　[6]王一平.反乌托邦小说的科技伦理反思与吁求[J].外语教学,2013(7).

　　[7]阙诗涛.乌托邦文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演变原因探究[J].皖西学院学报,2013(6).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理性之殇——关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中未来图景的哲学思索”(编号:2014SJB703)阶段性成果

　　董菁，女，江苏淮安人，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