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言说创伤的重要手段，叙事小说可以通过对创伤记忆的摹仿重塑叙述方式，进行创伤主题的探索。布克奖获奖小说《微物之神》将叙事结构与双胞胎兄妹受创记忆进行并置，使用时空碎片化与重复叙述表现创伤记忆的断裂与延迟。同时，聚焦人物、全知叙述者的参与以及回顾性眼光的选择引导对文本伦理意义的重构，个人创伤上升到由后殖民主义、种姓制度以及阶级矛盾等因素复杂化的集体创伤，拷问逾越“爱的律法”的代价。
关键词：创伤 叙述形式 伦理重构
创伤是“人对自然灾害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使之产生以往、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陶家俊，2011：117） ，是情境、个人与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创伤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集合了心理学、哲学、伦理与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思潮。大量的心理学与精神医学实验表明，由于创伤的痛苦强度超出大脑正常处理能力，创伤主体可能会短暂性对此事件产生失忆，即使回忆重现，也时常无法用正常语言对其进行表述（Pederson，2014：334）。
鉴于创伤记忆的断裂与无法言说，文学叙事成为表征创伤的重要手段，它为集体或个人的创伤经历发声，吸引对创伤经历的关注，有助于创伤的治愈。在文学研究领域，创伤理论综合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理论，形成颇有影响力的研究视阈。叙事性小说对创伤的探索既涉及主题，也包括形式。一方面，将创伤作为主题，往往与历史或意识形态紧密联系，与创伤理论形成对话关系，丰富了创伤探究的理论；另一方面，叙事文本时常“超越以创伤为主题或创伤人物塑造，将创伤的节奏、过程以及不确定性作为文本的意识与结构”（Vickroy，2002：xiv）。同时，小说不同于心理报告，对创伤的探讨主要来源于作者的经验与想象，叙述方式的选择承载了较为明显的作者意图。创伤小说借用创伤理论的语言与形式，通过进入亲历者或见证人的位置对创伤进行呈现，利用创伤理论挖掘创伤印记，从而影响到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与叙事策略（Whitehead，2004：161）。
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荣获1997年布克奖的小说《微物之神》通过将叙述形式与创伤记忆并置，以个人创伤经历为主线，揭示更为深远的集体创伤。故事围绕印度小镇阿耶门连的高种姓伊培家族展开，主要人物包括伊培家的外孙双胞胎兄妹艾斯沙和瑞海儿、他们的母亲阿慕、牛津毕业却无法在英国谋生的舅舅恰克、经营蔬菜腌制厂的祖母玛玛奇与终身未嫁的姑婆宝宝克加玛。双胞胎兄妹由于父母离异，被母亲阿慕带回了阿耶门连的娘家，在与恰克的女儿——来自英国的表姐苏菲默尔“离家出走”的过程中经历了表姐的溺亡，而后又亲眼见到母亲的低种姓情人、他们所爱的维鲁沙被警察活活打死，并在诱劝下指控维鲁沙绑架的帮凶。此后，为了平息事件，母子三人被迫分离，哥哥艾斯沙被送到酗酒成性的生父那里，23年后再被送回时已失去了语言能力。而妹妹瑞海儿在伊培家族的衰落与无爱中长大，远嫁、离异，后回到阿耶门连与哥哥团聚。
一、叙述形式与创伤记忆
故事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形成双重叙述层，一条跨越过去，叙述从恰克的英国前妻玛格丽特带女儿苏菲作客印度直到阿慕母子三人被迫分离的事件，时间限度是两周；另一条叙述25年后（即故事的“现在”），艾斯沙和瑞海儿重逢以后的情况。双重叙述错综交织，时而过去，时而现在，时空交错、时间倒错与重复叙述构成主要叙述形式，对线性叙述的偏离成为创伤理论的回响，凸显了创伤记忆的特点——部分缺失与不断闪回。一方面，受创主体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即时经验与创伤事件本身产生了 “分离”，回忆被部分压抑，创伤记忆产生延迟性（Caruth，1995：6），使回忆无法形成完整链条，记忆碎片化，甚至部分失忆，叙述出现大量留白；而另一方面，受创主体时常被过去的经历侵扰，叙述频繁呈现闪回场景（Outka，2011：22）。
叙述的时空框架充满弹性，主要在两个时空之间频繁切换，不时嵌入伊培家族成员的小故事，或是对“未来”场景进行预叙。大量场景之间的关系模糊，事件的顺序与因果链条部分断裂，所有“留白”直至叙述尾声才得以揭晓，维鲁沙之死与母子三人的被迫分离借用重复叙述由片段的场景发展为完整事件，因果链条由此重建。
双胞胎兄妹是唯一将故事的“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的人物，幼年双胞胎作为创伤事件的亲历者，成为主要聚焦对象。孩童的天真无邪与创伤的接踵而至形成强烈反差，懵懂的年纪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创伤记忆却牢牢抓住这对兄妹，不断侵蚀他们以后的思想与生活。双重叙述层通过对创伤记忆的摹仿，跨越时空，通过拉开聚焦人物与创伤即时事件的距离，重构创伤。“几年后，双胞胎才明白阿慕在发生的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孩童的自我中心使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为阿慕的悲伤负全责”（299）。
对于成年后的兄妹，叙述则采用了差异化的聚焦方式。艾斯沙已经失语，叙述安排少量的内心透视揭示他的创伤。“在几年之间，艾斯沙慢慢地退出这个世界。他已经对住在他里面的那只对过往时光喷出漆黑镇定剂的不安的章鱼习惯了”（11）①直到妹妹回来，“她带来了经过的火车所发出的轰隆声……。被锁在外面多年的世界突然涌进来了……”即使与外界重新建立了部分联结，对艾斯沙的描述仍集中于身体与动作，显示出典型的受创特征——比起叙事性回忆，创伤记忆更多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用身体的动作代替语言对痛苦进行言说（Robson，2004： 609）。成年后的艾斯沙時常 “端正地坐着，肩膀挺直，手放在膝上……仿佛他正等着别人来逮捕他”（272）。回归的瑞海儿见证了哥哥的创伤症候，成为回顾性眼光的主要承担者，“甚至有其他她无权拥有的记忆”（2）。双胞胎天然的联系，使两人共同的创伤体验部分地由妹妹瑞海儿的眼光呈现引导，重建对创伤事件的理解。当回忆维鲁沙对兄妹的宠爱，“只有现在，在这些年后，瑞海儿才能以成人的后见之明看出那个姿态的甜美”（178）。
小说同时采用了大量的全知叙述与瑞海儿回顾性眼光交相辉映，自由间接思想的呈现模糊了部分叙述的界限，形成人物聚焦与全知视角的自然过渡，这样，人物眼光与全知视角达到较为明显的一致性，而无所不知的全知叙述同时表现出较强的权威感。首先，全知叙述者不时参与到讲述之中，对“未来”事件进行预叙，“他们不知道他们将……去到不该去的地方，和一个他们不该爱的人在一起”（48）；其次，全知叙述者对创伤事件多次进行较为直接的评价，“艾斯沙本和瑞海儿那天早上所目睹的事情（虽然他们不明白），是人性追求支配权的一种控制下的临床示范……。是伪装成上帝旨意的人类历史，向未成年的观众揭露的人类历史”（285）；另外，全知叙述时常放弃中立，对“逾越”之举进行关于罪和罚的预告。“（历史将）向那些违反其规则这征收它应得之物”（48）。
二、 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
叙述将碎片化的时空与创伤记忆并置，聚焦于两个年仅七岁的儿童，直接透视他们不时涌现的负罪感，整个叙述充斥对自身在事件里所扮演角色的自责与反思。根据皮亚杰对于儿童道德发生的研究（1984），年幼儿童（实验正是主要以7岁左右的儿童为对象）的道德判断有种明显的“道德实在论”特征，即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后果而不是他们的意图来判断责任的大小，他们心中的客观责任感越强，对苏菲默尔的溺死与维鲁沙的冤死、甚至是与母亲分离的负疚感就越大。在他们心中，母亲与自己的分离就是一种惩罚，在宣布自己所为的错误与罪恶，因此，他们希望听到有人说“你们只是孩子，不能控制事情，你们是受害者，不是犯罪者”。叙述中，成年后的兄妹已将眼光与7岁时的眼光拉开了距离，他们反复回想这些场景，并自问“是否被骗去为维鲁沙定罪”（294），得出当时自己还有选择的结论。他们要求惩罚，但是“和他们的罪相当的惩罚”，而不是“那种你可以在里面度过一辈子”的惩罚（301）。故事里兄妹的创伤深深根植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因素中，如果这些创伤得到干预，“情况或许会改善，或许他们将能够对着遭遇的是摆出一种态度，将能对着发生的事唤出愤怒，或者寻找矫正，而且或许终将能够驱逐那些纠缠他们的记忆”。但遗憾的是他们被剥夺了治愈创伤的可能，而“必须握着它，小心翼翼地握着、永远地握着”（179）。
成年后的艾斯沙拒绝说话，完全符合心理分析对抑郁创伤的描述，他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陷入了自责与冷漠，甚至在妹妹到来时也无动于衷，他的自我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道德审判与惩罚，与母亲与妹妹的无奈分离使艾斯沙经历了爱的客体的缺失，产生了心理学家们认为的“内并”的心理创伤，在心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空洞。内并产生了沉默、隐匿、无法破译的心理内核，将恐怖回忆封闭在记忆大门之外（陶家俊，2011： 119）。因此，只有见到妹妹后，艾斯沙安静的世界才被打破，头脑里随之产生轰隆隆的火车声，外面的世界似乎瞬间冲进了他的感知世界，而火车声正是他在车站与母亲与妹妹分离的痛苦记忆。
无所不知如预言师般的全知叙述参与叙述，以大量的反讽对创伤事件进行伦理评价——“她们做了必须做的事，这两个老女人”（241），为了“解救家族名誉”。“双胞胎年纪太小了，不知道这些人只是历史的追随者，被派去结清账目，向那些违反其律法的人收取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285）。全知视角的介入，增加了叙述的层次感与丰富度，也拉大了叙述距离，引导读者更为冷静的旁观者，读者更多地通过“倾听”而非“体验”来重构整个故事，成为创伤事件的见证人。叙述中明确展示的伦理立场，将读者的判断更多引向对创伤性质的思索。双胞胎兄妹的创伤经历是伊培家族乃至整个国家的缩影，脱离英国而后獨立的印度仍然受制于宗主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无意识，伊培家族正是后殖民创伤的代表，祖父帕帕奇自诩为大英帝国的昆虫学家，舅舅恰克接受了牛津教育、娶到了白人太太，受困于心理殖民的家族对其后代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种族创伤使自我身份在民族独立后的重建变得尤为困难。另一方面，印度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阶级平等观点的侵入将这些矛盾推向集中爆发的必然，正如小说对维鲁沙被一群非贱民警察活活殴打致死的评价，“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偶然的成分。绝没有。那不是偶然发生的暴力抢劫，不是个人的复仇。那是一个将历史印在生活于其间者心里的时代”（285）。整个印度社会的后殖民创伤与种姓制度的文化创伤由双胞胎兄妹甚至整个伊培家族的经历可见一斑。
三、逾越与代价
文本对创伤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拷问，转而引导读者思考创伤“爱的律法”——“那种规定谁应该被爱，和如何被爱的律法”（30）。创伤事件源于人性对爱的渴望与追寻，双胞胎为了获得更多的爱而离家出走，间接导致表姐苏菲的死与宝宝克加玛对维鲁沙的不实指控；因为母亲对低种姓情人不合时宜的爱，无端目睹了一次暴力事件；而后又因为对母亲的爱“务实”地选择与警察合作，间接造成宠爱他们的维鲁沙蒙冤枉死，而双胞胎也永远背上了痛苦的记忆。但是这些“明显而且符合逻辑”的关联却由叙述直接指出是“完全错误”的，表面看，受创主体的偶然行为引发了一系列创伤事件，甚至被视为某种意义的共谋，最终付出了“两条生命，两个孩子的童年”的代价。但这样惨重的代价，最终源于对“爱的律法”的僭越，对既有制度的抵制引发了权力体系的“恐惧”，“文明对于自然的恐惧、男人对于女人的恐惧、权力对于没有权力的恐惧”（285）。叙述频繁借助比喻、拟人、意象、以及断裂的句法，展示双胎天性中对语言游戏的热衷，对创造性使用文字的爱好，都可视作对语言规则的某种“逾越”，与因“逾越”而造成的创伤形成呼应。
另一方面，种姓制度与男权统治使束缚于此之下的每个人都产生不同的逾越行为。玛玛奇以经营果菜腌制厂对男权主导进行僭越；阿慕用愤而离婚脱离丈夫的控制；维鲁沙借共产主义信仰以超越种姓与阶级制度的不平等；阿慕与维鲁沙的爱情更是对混杂性权力体制的多方面的“越界”。小说以“微物之神”为题，提倡尊重个人情感，也讲述了渺小的个人在宏大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的无力感。受创的双胞胎兄妹用乱伦来分担忧伤，用打破爱的律法试图治疗创伤。小说将个人创伤引入“历史视野”，使用节制的笔触，提供明确的伦理立场引导读者见证“创伤”，理解创伤的历史社会语境，认同文本关于“爱的律法”的拷问，歌颂天性情感，反思殖民创伤。所有突破“爱的律法”的行为，所有不屈从于不合理社会体制的努力，联合建立起与公共权力空间相抗衡的个体生命空间。由此，尽管个人付出了惨痛的创伤代价，却为突破阴暗强大的权力体系提供了些许希望（李树欣，2015： 195）。
注释
① 本文引用的小说译文选自《微物之神》阿兰达蒂·洛伊，著.吴美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下文出自该处的引文，将只注出页码.
参考文献
[1] Andermahr，Sonya and Pellicer-Ortin，Silvia. ed. Trauma Narrative and Hersto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3.
[2] Caruth，Cathy.ed.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1995.
[3] LaCapra，Dominick.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2001.
[4] Outka，Elizabeth.“Trauma and Temporal Hybridity in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2（2011）：21-53.
[5] Pederson，Joshua.“Speak，Trauma：Toward a Revised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Trauma Theory”.Narrative 22 （2014）：333-353.
[6] Robson，Kathryn.“Bodily Detours：Sarah Kofman's Narratives of Childhood Trauma”.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99（2004）：608-609+620+611-621.
[7] Vickroy，Laurie.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Virginia：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2.
[8] Whitehead，Anne.Trauma Fiction.Edinburgh：Edinburgh UP，2004
[9] 李樹欣.划界与越界：《微物之神》中的空间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2015（1）：190-199.
[10] 皮亚杰，著.傅统先，陆有铨，译.儿童的道德判断[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11] 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 2011（7）：117-125.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