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迎

　　摘 要：《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下层文士所作，这组诗揭露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事实，反映了下层人民在这样的环境下失忆徘徊、苦苦挣扎，以及下层文士对生死、生存价值作了一系列的思考和质疑。本文意在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特征，通过对其内容和情感上的把握来分析东汉末年下层文士的生命悲情主义与人生价值追求。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 生命意识 悲情人生价值《古诗十九首》是东汉下层文士辗转他乡、抑郁苦闷的真挚人生感怀，具有浓重悲情色彩。这十九首诗，基本主题是羁旅之思和思妇之怨。具体而言内容有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其主题虽看似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情感特征，那就是对时间易逝、节序如流的伤感，直面死亡的恐惧和悲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1]钟嵘《诗品》赞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2]《古诗十九首》抒写了当时人的生命意识，写出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反映了世态炎凉和下层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种种悲慨。

　　一、时代背景与特征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皇权衰微，中央对地方过度放权，管理不善，导致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地主豪强纷纷拥有自己的武装势力，从而出现大的政治集团，群雄割据的局面最终形成。各方势力彼此交战，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此外，根据《后汉书》记载在“安、顺、桓、灵”短短五六十年间频繁发生地震，高达五十多次。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于是他们纷纷造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最著名者是黄巾之乱。

　　东汉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和辟除。当时的豪强地主操纵察举，许多士人为进入官场，往往依附于他们，充当其“门生”；而地方高官通过辟除，与被辟除者形成牢固的从属关系。这种宗师与门生，举主与故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庇护与依附的关系，这种政治群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政治集团，这样，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学术群体与政治集團的结合体，就成了经学世族。官场就由世家大族基本垄断，门第低下的下层文士接触不到政治核心，怀才不遇，辗转各方势力，希望得遇明主。

　　东汉权力高度集中，使得少数人可以挟主专权，在东汉晚期逐渐形成了两大集团的权力争夺斗争，即外戚与宦官的争夺，导致政局混乱。而在东汉末年，士大夫中的正直激进分子，结成相对坚致的群体以反抗宦官集团，他们被称为“党人”，政府迫害“党人”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当时被称作“党事”，对“党人”的迫害，有禁止其出任官职并限制其活动的形式，时称“党锢”，或者称为“党禁”。延熹九年（166年），汉桓帝在宦官势力的推动下，下令逮捕“党人”，李膺等200余人被捕，是为党锢之祸。在两年之后（168年），再次大规模捕杀“党人”。这先后两次文化大清洗，共700余人蒙难，数千人牵连其中。党锢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标志着士大夫反对宦官斗争的失败。

　　儒学一直是汉朝的正统思想，读书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忧国忧民。然而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下层文士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理想的灯塔轰然坍塌，因此文学也与政治疏离并保持一定距离。《古诗十九首》就是伴随着东汉末年的文化浩劫而生的一组文学作品，文人们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不再言志，日常生活及生活感悟却成为了歌咏的主题。

　　二、时间流逝、生命短暂

　　《古诗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和《凛凛岁云暮》八首，可大致归纳为羁旅诗，共同抒写的是游子在旅途中无所皈依的落魄和孤独，充满了人生如寄的漂泊感和悲凉愁苦之情。这些诗也成为《古诗十九首》的主旋律，奠定了《古诗十九首》整体的感情基础。

　　正是因为出于对自我生活困苦的喟叹，仕途坎坷、前途不明而感到痛苦，所以诗人回顾自身的命运轨迹，进行了深刻地反思，这使得他们对“人生”的生命感受格外敏感，发出诸多感叹。如：《回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与《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诗人不约而同将“人生”和“金石”作比较，突出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青青陵上柏》“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墓上的松柏郁郁青青，山涧中的石头四季常在，而时间却转瞬即逝、生命也为之消逝，个体的人就如同这天地间的过客，漂泊无依、不知归处。《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则表现出生命如同微尘，渺小而卑微的情思。

　　诗人对于生命短暂的感慨，多基于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化。如：《东城高且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是诗人基于四季更替、世事变迁、岁月流逝，从而发出人生无常，需及时行乐不必自我束缚的感慨；《涉江采芙蓉》“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则是因空间上的阻隔，使诗人产生无穷的距离感，思念家乡和亲人忧郁之情扑面而来。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

　　这是思妇怀念远行丈夫的诗。首句五字，叠四“行”字，是其标志性句法。不仅在《古诗十九首》中，即使在魏晋南北朝和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句法。“行行”表明距离远，“重行行”表明极其久远，“远”是时间和空间上共同的特征。随后“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几句则铺陈讲述两地距离之远。“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流年似水，如花红颜一天天逝去，而心中深爱之人却久久不归，这是思妇悲哀之情最直接的体现。

　　在手法上《古诗十九首》中写空间的诗句多为叙述和铺陈，写时间则多为抒发对生命短暂的悲叹之情，并且将季候变化和旅途物象写入诗中，辅助抒情。[3]

　　生命是短暂的，时空是永恒的。诗人面对个体生命的短暂和永恒的时空这对矛盾，有着强烈的悲情意识。东汉末年是个极其动荡的年代，诗人生活其中不但认识到了死亡的残酷，恐惧死亡，而且他们要直面死亡的威胁。这样的环境使诗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生的艰难与生命的短暂。

　　三、人生价值追求

　　《古诗十九首》所表现出来的，并不仅仅是诗人对生命短暂的感叹，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生路途中的苦难艰辛和对生命、对死亡、对虚无的认识，诗人才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本真，流露出他们对生命的虔诚和热爱，由此而积极地探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并对人生的价值追求产生进一步的思考。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非常重视生存价值的实现。在面对生活的苦难，人生的无常，世事的变迁，诗人们往往是无奈感叹一番之后，就会加以自我安慰和劝勉，虽然看似自我麻痹，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如：《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西北有高楼》“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虽然岁月已晚、知音稀少，但“加餐饭”“双鸿鹄”“起高飞”都表现出诗人并不为眼下的悲伤自暴自弃，这体现了诗人正面的价值追求或是诗人对自己理想的表达。

　　另一种体现自我存在价值的方式是通过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传达出来。如：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

　　生命和命运都具有不可控性。诗人们面对这样的现实，进而产生出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思想。这种享乐是诗人无力反抗动荡不安、命如草芥的社会的寄托，这是对现实的回避，是东汉末年下层文人人生毫无出路，是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只能无奈放弃而产生的颓废之思。然而这种颓废只是诗人的一时之言，是以激愤的言语从反面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他们大多数都不是真正沉迷于享乐。与上述诗句凡以愤激语振起，多从反面立意不同，《回车驾言迈》“奄忽随物化，荣名以為宝”则是唯一从正面肯定人生短暂应当追求荣誉和名声的句子，反映出诗人对于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以及诗人精神世界的架构。

　　也有诗人产生出及时行乐的思想甚至想要求仙得道，但是游仙与方外的思想在《古诗十九首》中是不被肯定的，诗人们的主流思想认为这是一种自我麻痹的生活方式，是消极的体验，诗人对此有清醒明确的认识，在提出这一想法之后，随即加以否定。《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和《生年不满百》“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可以印证。由此可见《古诗十九首》中诗人的悲愁苦闷都是来自于现世的、此岸的、真实的生活感受，没有宗教式的、彼岸的、虚幻的情感寄托。人生虽不长但也应该要有正确的追求，这体现了人性之觉醒。

　　《古诗十九首》虽然充满了浓郁的生命悲情主义特色，抒发生离死别、人生苦短的哀愁之情，但是这种悲情并不是一味的消极和颓废，究其根本原因，是汉末下层文人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做出的思考和探寻，展现了他们对生命强烈的热爱和珍惜之情。他们高度关注个我，把外部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自我生活感受联系起来，作为抒情主题写入诗中。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忧患意识促进了他们自我意识觉醒，也促进了文学思想上的创新。王世贞称《古诗十九首》“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作为中国五言诗的伐山，《古诗十九首》上承《诗经》《楚辞》，下开建安、六朝，连接从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主轴，启迪建安诗歌新途，确立建安诗歌新的形势美学，对后世造成了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勰.文心雕龙[A]//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钟嵘.诗品[A]//陈延杰.诗品注[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 何国平.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4] 曹旭.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 袁蕾.古诗十九首的悲情意识[J].安徽文学，2013（4）：7-8.

　　[6] 李洪连.论《古诗十九首》中文人的生命悲剧意识[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6）：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