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以来，小说叙事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空间化倾向。这种空间转向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人类重新认识自身生存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出于对于时间支配现实世界的怀疑以及对于未来前途的忧虑，小说的创作者逐渐地摈弃时间，转而求助空间。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辐射到整个文学创作领域。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随机选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辛格的短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分析其作品中的空间特征来证明现代小说的空间化叙事倾向。
关键词：空间叙事 空间化 整体参照 辛格 短篇小说
“空间”研究最初兴起于哲学领域，对于空间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20世纪以来，空间概念被赋予了更为鲜活的内容，受到了更为热切的关注。法国思想家福柯曾预示，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和并置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更像一个点与点相互连接、线与线相互缠绕的网，而非一个经历时间成长起来的生命体。[1]列斐伏尔则更进一步，提出哲学思想的认识论应建立起一门空间的学科，并利用它来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2]哲学研究对于空间的高度关注，也影响和辐射到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并对各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空间与文学的结合尤其值得关注。
一、现代小说叙事的空间化：本质与局限
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小说的创作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空间化叙事倾向。与传统的小说相比较，现代小说的创作者们似乎不愿意严格遵循时间线索组织情节，而是有意打破时间的线性流动，营造出一种“空间化”的叙事效果。举例来说，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结构上由四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构成，每一章节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每个故事开始的时间完全衔接不上，时间序列被彻底地打乱和颠倒了。再如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偌大的篇幅却仅仅描写了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内发生的日常经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意识流遐想织造出一个错乱的时空，时间被无限的撕扯和延伸。在另外一些看似传统的小说中，时间的序列虽然清晰可辨，但故事的主题和人物的性格命运却并非按照时间的逻辑自然地发展变化，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空间的特征。比如在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时间虽然牵动着人物和情节向前不断地反复推演，展现了布恩迪亚家族整整七代人的百年兴衰，但最终却把故事又带回到原点，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切都没有改变。整部小说以时间为车，却以空间为轨，在时空交汇之后画下一个完整的“圆”。
现代小说的这种舍弃时间、转而求助空间的变化并非偶然，而是与整个20世纪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支配世界能力的怀疑。张介明曾分析，两次世界大战让西方人从美梦中惊醒，他们清醒地意识
到现实世界不仅是丑陋的，而且是不可操纵和不可预测的，把改变世界的一切美好愿望交给时间是十分愚蠢和错误的。“当现代作家在总体上不再奢望稳操人类命运时，在叙事上也就把暗示着决定论、进化论和社会发展的清晰可见的时间视为敝履。”[3]因此，现代小说创作的空间叙事倾向具有十分强烈的社会性，与哲学领域对于空间的研究和探讨也是不谋而合的。列菲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明确提出，空间是“有目的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产物”。[2]
文学创作领域的这一变化也受到了文学批评领域的高度关注。早在叙事理论成形之前的1945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就发表了《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首次系统地提出小说空间形式的理论。弗兰克敏锐地认识到，与传统小说相比，现代小说大量运用时空交叉和时空倒置的方法，打破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表现出空间化的叙事效果。除了揭示出现代小说的空间化叙事倾向，弗兰克还进一步描绘出空间叙事技巧的具体表现。他在论文中借用了意象派诗人常用的 “并置”的概念，即在文本中并列放置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向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获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形成一个整体。[4]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弗兰克所述的空间效果，是以读者的认知和解读为前提的。只有当读者必须把一部空间形式的小说当做一个整体来对待，把独立于时间顺序之外而又彼此关联的各个参照片段熔接起来时，才能在空间中重构小说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反应参照”。弗兰克的努力不仅从批评理论的角度证实了现代小说创作领域的空间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他为现代小说的空间创作和批评提供了一整套非常完善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更多的作家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创作，更多的理论批评家开始关注文学领域的空间变化，使得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空间形式作品和空间批评的一个繁荣的局面。
但是，在庞杂的叙事学理论框架中，空间理论并未占据应有的地位。与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要素相比较，“空间”在浩繁的叙事学论著中所占的比重少得可怜。关于这一点，只需要对于叙事理论进行简单的梳理就很容易发现。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全书共五章，其中有三章专门论述时间问题。他虽然在论述过程中提及“叙事文本（文字）的存在具有空间性”，但却仅仅是就书的篇幅而言，并且是为了说明“阅读过程本质上还是时间性的”。[5]除此之外，热奈特在全书中对于叙事空间的概念并无只言片语。查特曼对于叙事空间给予了一定关注，并且在她的《故事与话语》中提出了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概念，但他的理论却明显是为电影叙事服务的。米克·巴尔更进一步，在她的论著《叙事学导论》中辟有专节论述空间问题，但她自己却坦然承认：“几乎没有什么源于叙述本书的概念的理论像空间这一概念那样不言自明，却又十分含混不清。”[6]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叙事学理论的先驱们大多在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中浸淫很深，他们关注的焦点诸如视角﹑叙述者、结构以及时间等问题，都曾经是传统文体学家在很长的时间内反复推敲演绎的命题。当这些学者们在叙事理论框架下研究文学理论时，他们所做的自然是如何在传统的理论基础上有所突破而已。究其本质而言，叙事学理论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角度和新的工具”[7]。正是因为空间理论在传统的文体学理论和批评理论中很少论及，因而在叙事学发端的时候，并未得到叙事学家们较多的关注。
但是，叙事学理论核心对于空间的冷漠并没有让它完全堙没。事实上，叙事空间理论一直沿着一条有别于叙事理论的线路，独立而健康地发展着。继弗兰克之后，一大批批评学家如米切尔、瑞恩、达吉斯坦利和约翰逊，以及拉布金、罗浓等人，纷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叙事空间理论的研究中，对于叙事空间的内涵和外延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努力把叙事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叙事学理论在引入我国之后，国内的研究者们除了对于经典叙事理论进行了积极的译介之外，还表现出对于叙事空间理论的极大兴趣。如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在其与王丽亚合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单辟一章论述“叙事空间”， 讨论其与视角、情节以及结构的关系。还有龙迪勇、张世君等一大批学者也积极投入到叙事空间理论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使得叙事空间理论在更大的语境内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也许，叙事空间理论真正融入叙事理论，并成为叙事理论的研究重点，只需要交给它的对立统一体——“时间”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所有这些关于叙事空间的热烈的研究和讨论中，鲜有论及如何将叙事空间理论应用到短篇小说的。弗兰克在他的论文中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为研究的开端，又以朱娜·巴恩斯的《夜间的丛林》完美收场；安·达吉斯托尼在分析空间形式的反讽效果时，选取的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科林柯维支在他的论文中列举了大量现代空间小说，其中却并无短篇小说的踪影。也许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短篇小说的容量太小，难以架构起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空间结构。又或许因为短篇小说的分量太轻，无法承载叙事空间理论研究的重载。事实上，对于中外文学的发展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应该清楚，无论是外国的莫泊桑、契诃夫、博尔赫斯等，还是中国鲁迅、汪曾祺、郁达夫等，都是以中短篇见长的。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不仅能够传达足够的信息，同样也能够引发读者深刻的反思。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艾丽斯·门罗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因此，对于可以涵盖各种文体的空间叙事理论来说，如果无法证明其同样适用于短篇小说，则是一个明显的遗憾。
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要选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的短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空间效果是如何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得以体现的。了解辛格的人都知道，他并非一个在小说形式上锐意革新的先锋作家。事实上，他对于那些自我标榜的现代派作家非常的不以为然。但即便如此，在他朴实无华的文风之下，在他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之下，他的作品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空间化的叙事效果。辛格年青时为躲避二战，不得不抛家弃子移居美国，在异国他乡开启了漫长的文化寻根之旅。尽管辛格在文学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透过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精神和信仰总是游离在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犹太文化之间，无所皈依。阅读他的小说，我们丝毫感受不到似水年华的流淌，更看不见世界美好的变迁。仿佛在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时间根本无法稀释犹太人的困惑，更无法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丝毫的改变。犹太人的精神世界被永远地定格在两个空间里：传统的犹太社区和现代的美国社会。
二、辛格短篇小说的叙事空间：“真实”与“虚无”
在分析辛格短篇小说的空间叙事效果之前，需要说明一点：弗兰克的“反应参照”是以某一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本文的研究则试图更进一步，在单个作品的分析基础之上，将更多的相关作品联系起来，形成相互参照，在更高的层面上聚合空间。从这个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辛格在其所有的短篇小说中成功地营造出两大空间：“真实”的历史空间和“虚无”的现代空间。
在辛格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东欧犹太社区生活作为创作背景的。在他的笔下，一群愚昧落后的犹太人，生活在破败的犹太社区，坚守着他们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犹太传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东欧犹太社区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但它在辛格的小说中却依然鲜活，仿佛一切如昨。正如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拉思·吉兰斯坦教授在1978年给辛格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的第一句话中说的那样：“天地把存在过的一切都消灭殆尽，化为尘埃，唯有那些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透过稀疏的网换回昔日的幻影。”但是，辛格对于旧日犹太社区的记录并非全景式的描述，而是剪影式的投射。犹太人在旧世界里的生活仿佛无数张画卷一般，以静态的方式、碎片的形式留存，自然地形成一种空间化的效果。辛格对于已经逝去的犹太社区生活的浓浓眷恋，是源于他对于犹太民族的深厚感情。在辛格看来，犹太人经历了两千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依然较好地保留了自己民族的传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在逆境中坚强地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8]作为犹太民族的一份子，他能够在小说中记录下犹太人传统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辛格短篇小说中的“历史空间”是借助于描写不同层次的生活场景构建而成的。我们大致可以将短篇小说中的生活场景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是以弗拉姆波尔、科里谢夫、毕尔格雷为代表的犹太乡村，第二层是以卢布林、克拉克和华沙为代表的犹太城镇社区。辛格对于犹太乡村的描写，似乎总是要贴上“落后、愚昧、破败”的标签，这一点在《三次奇遇》中的开篇表现地非常充分：
村里有几十座简陋的茅屋，歪歪斜斜，全建在一片沼泽地的周围。至少，这是1924年欧德-斯蒂科夫村留给我的印象。整个十月份，一直在下雨，沼泽地的积水映着这些茅屋，宛如一个湖泊。路德尼亚农民、穿着长袍弯着腰的犹太人以及包着头巾、穿着男鞋的妇女和姑娘们，都在泥水中走着。一团团的雾气在空中翻滚着。乌鸦从头顶上飞过，哇哇叫着。天空低悬，灰蒙蒙而又阴沉沉的。烟囱冒出的烟不是向上升去，而是向潮湿的大地漂了下来。[9]
在辛格的笔下，犹太村庄总是建在人迹罕至的沼泽旁边，土地贫瘠，条件艰苦。犹太人的生活恰如阴沉的天空一般，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但正是这段静中有动的描写，却寄托了作者浓浓的乡土之情。在读过辛格的小说之后，读者也许会逐渐淡忘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却很难对于这种难得一见的场景描写无动于衷。尽管过去很多年，作者却依然能够非常清晰地描绘出如此细致的生活场景，除了因为他本人的记忆力惊人之外，更重要的是源于他对于传统犹太生活的眷念和对于犹太民族的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辛格移居美国之后，也创作出不少以现代美国社会为生活背景的短篇小说，但是却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够再现如此生动的生活场景。辛格在小说中以一种高超的油画绘制技巧，将埋藏在他内心深处、不断发酵升温的犹太生活记忆，小心地勾画出来。龙迪勇在论述“时间的空间化”时曾提出，优秀的作家都具有一种“出位之思”，极力突破文字的限制，表现出一种其他媒介的特质。[10]在这段文字中，那雨后的沼泽、穿着长袍的犹太男女、空气中翻滚的雾气、边飞边叫的乌鸦，以及向着大地蔓延开来的炊烟，充满了动感和生机。时间的流动仿佛停止了，犹太人的生活仿佛被镌刻在这幅永恒的画卷里，虽逾千年而不褪色。辛格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展示犹太乡村的全貌，意图在于不断地印证和强化犹太人美好的空间记忆。尤其适当曾经如此真实的传统犹太社区被现实无情地摧毁之后，在文学作品中以空间的形式重现并将之固化，就更有意义了。
在以城镇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街道是辛格颇为偏爱一个场景空间。短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的主人公菲谢尔博士某夜独自站在楼上，时而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时而低头俯视脚下喧嚣的街道。在他的世界里，浩瀚的夜空代表着知识和理性，是他皓首穷经追求的纯粹境界。而下面的街道意味着名利和争斗，是他无法回避的现实。这两个相互独立的空间在他的身上交汇，自然地融合为一体。身处这个连接着虚妄与现实、理性与感性的空间结合处，菲谢尔博士忽而上升，忽而下降，在两个世界间不断地徘徊、挣扎。米克巴尔在描述空间的时候提出了“空间”主题化的概念，即空间本身也可以成为描写的对象，并被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6]这篇小说中连接星空、阁楼和街道的空间也同样被抽象化了，成为可以浓缩菲谢尔博士全部生活意义的容器。它所产生的空间化效果如此强烈，以至于读者很难忘记那个对着星空和街道发出人生喟叹的学究形象，却在不经意间忽略掉了菲谢尔曾经所经历的坎坷与是非。这就是说，辛格成功地将空间元素融入到线性的叙事中了。在另一篇故事《以色列的叛徒》中，街道再次成为故事上演的最佳舞台。克鲁奇玛尔纳街嘈杂而混乱，是记录辛格个人成长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标记。当小说中的“叛徒”米兹那因为与多个女人保持混乱关系而不得不远走他乡时，叙述者“我”的内心却涟漪阵阵，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外面世界的无限向往。也许是因为克鲁奇玛尔纳街与华沙市中心毗邻，与传统的乡村犹太社区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冲撞下，思想的启蒙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了，小说中乱象横生的街道成了犹太人内心躁动的一种极佳的空间映射。除街道之外，“作家俱乐部”在辛格的小说中频繁出现，《卡夫卡的朋友》就是以此为舞台背景。小说着力刻画了一个落魄艺术家的形象，与当时华沙思想启蒙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思潮彼此交锋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可以说，作家俱乐部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汇聚了各种人物和思想，见证了犹太人的时代变迁。
借助辛格的短篇小说，无论是破败的乡村犹太社区，还是曾经骚动不安的都市犹太聚居区，都在辛格的笔下变得触手可及。我们突然发现，辛格的真正用意并非完全在于描述那群鲜活的犹太人，更是为了再现那些留下太多犹太人生活印记的历史空间。虽然现实中的波兰犹太社区早已不复存在——这在辛格还有无数犹太人心中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但当时间的烟尘散尽，曾经的一切都在辛格的小说中转变成为一幕幕生动的空间意象，在历史的长河上投下了斑驳的影子。通过这种空间化的处理，辛格成功地消解时间了对现实所造成的流变，实现了过去与现在的空间并置。科林柯维支在评论现代空间形式小说的时候曾敏锐地发现，“只有通过在历史时间范围内如此闪避的运动，空间形式小说才有机会从时间的掌握中悄悄逃脱。”[4]59
如果说，辛格在描写已经化为历史尘烟的犹太传统社区上，成功地避开历史时间运行的轨迹和它留下的现实烙印，以空间化的手段将“虚无”变成了“真实”，那么他在刻画现代社区时则反其道行之，变“真实”为“虚无”。在辛格的笔下，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美国社会，却沦为一片精神世界的荒芜之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包括犹太人），精神变得极度空虚，处在一种濒临崩溃的境地。在他的小说中，各种人物纷至沓来，伴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喧嚣，或极力抗争，或安居一隅；或高声怒喝，或沉默以对。但当曲终人散的时候，一切又归于虚幻，化为乌有。
在具体的场景描写中，咖啡馆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空间场所，吸纳了各种精彩的故事和人物，见证了犹太人的各种失意和不幸。小说《咖啡馆》就是直接以场景为题，并把它作为空间的熔接点，连接起过去和现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伊斯特一次信誓旦旦地讲述了一个离奇的事件：她无意间在咖啡馆看见了希特勒。如此充满恐怖悬疑感的故事看似根本不足为信，也完全违背时间的流动本质，却引发了作者对于时空关系的哲学思考。“如果时间和空间不仅仅是视觉形式，质量、数量和随机性只是思想的属性，那么希特勒出现在百老汇的咖啡馆里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9]从时空的角度来看，这或许只是时间在轴线上发生了一次简单的错位，人物发生一次平常的时空穿越而已。如果将时空视作一体，并作为宇宙运转的普遍规则看待，那么辛格小说中种种匪夷所思的故事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在这个故事中，辛格是否有意将他对于时空的理解注入其中，引导读者以空间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周围的世界和他的小说呢？至少在犹太人的世界里，时间上已经流逝的并没有消亡，两千年来曾遭受的苦难一直储存在犹太人的记忆中，这种精神的伤疤似乎永远也难以愈合。时间的流动对于犹太人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他们总是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的徘徊，不断地进行着空间的穿越。不幸的是，无论是在东欧犹太社区，还是在现代美国，犹太人似乎总是出现在错误的空间里。他们有时甚至分不清自己究竟置身于何地，分不清过去和现在。在小说中，究竟是希特勒穿越了时空来到现在，还是那位犹太女人无意间回到了过去？总之，这篇小说的真正用意并非是要讲述一个带点迷信色彩的故事，而是借咖啡馆之名，展开对于时间与空间关系的讨论。辛格在小说中无视小说的时间线索，既不交代前因，也不追寻后果，而是着意放大他对于空间问题的探索，并由此赋予小说极强的空间特征。在辛格看来，现代美国社会于犹太人而言是一种“虚无”的空间存在，犹太人在这里永远无法找到精神上的皈依。过去的种种不幸和苦难在时空中不断交织，萦绕在犹太人的生活和记忆中，让他们不得安宁。
辛格的另一个营造空间“虚无”感的手段是描写封闭的空间。这些封闭的空间在《一次演讲》中表现为嘈杂的火车车厢，在《旅游巴士》中表现为流动的巴士，而在《心灵之旅》中则表现为闷热的旅馆。其中短篇小说《写信人》中的空间特征最为突出。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赫尔曼是一家小出版社的编辑，一个人孤苦地生活（家人都在二战中被纳粹杀死了）。然而时运不济的他却遭逢下岗的不幸，不得不退居陋室，以读信写信打发余生。渐渐地，他的全部生活都被限制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他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就是取暖器发出的嘶嘶声，唯一能够看到的生机就是大胆出来觅食的老鼠。除此之外，他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他自身存在的事物。渐渐地，他陷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几乎感受不到时间的流动。他时而产生与家人团聚的幻觉，时而梦见死去已久的故人。最后当严冬来临、房间变得冰冷彻骨的时候，赫尔曼的生命也最终走到了尽头。
在整个故事中，空间被当作故事结构的主要线索，时间反而退居其次。当人物心情轻松时，空间显得温暖而富于生机；当人物情绪低落时，空间也变得阴沉而萧条。空间的变化完全映衬出人物的心理变化，并逐步将故事推向高潮。最后在赫尔曼弥留之际，为了体现人文关怀，作者有意让人物透过窗户看到一线生机，抱着对于救世主降临的期待离开人世。而这时的空间描写则相应产生了变化：暖气变得炽热起来，隔壁也传来了孩子的啼哭，一只鸽子从雪中飞过。除了作为结构因素之外，这篇小说中的空间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它实际上象征着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压抑而缺乏生机。这间死气沉沉的屋子像是一座城市中的孤岛，一片“无知识的海洋”，将人物紧紧包围，囚禁住他的肉体和灵魂。故事中的赫尔曼实际上代表着千千万万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在残酷的现实和痛苦的记忆中努力地挣扎，却徒劳无功。当他们在精神上受挫时，几乎无路可退，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苟延残喘。现代美国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于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躲避在封闭的空间里默默祈祷，等待被救赎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也许永远也不会来。
三、结语
从辛格短篇小说的空间构建来看，现代小说的空间化叙事倾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为这种变化实际上自然地折射出人类对于社会异化的看法和态度。当人们不再相信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不再相信任何故事都有一个美好结局的时候，便会试图将一切交付给空间，期待可以将曾经拥有的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美好留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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