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根

　　摘 要：《好兵》是英国现代主义大师福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一直以来，评论界对该小说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叙事学、伦理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等方面，而从后殖民批评理论视阙出发剖析主人公帝国军官爱德华的“自我”身份和其“他者”妻子利奥诺拉的身份冲突的考察则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尝试以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殖民主义意识为背景，通过分析和阐释利奥诺拉在与丈夫爱德华在涉及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的“求爱战役”中胜出，成功实现被殖民者的反殖民，继而管窥福特对大英帝国日渐衰落的忧思。

　　关键词：好兵 福特 后殖民批评 他者 求爱战役

　　《好兵》是英国现代主义开山大师福特的精心之作。小说以维多利亚末期，一战前夕为背景，主要描写了大英帝国军官爱德华，其妻子及情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及矛盾冲突，传神勾勒了英国上流社会虚伪堕落的“黑色激情”，无情揭露了繁荣昌盛的大英帝国背后暗藏着的社会、道德和精神危机。“这本小说的主题就是它倾听到了一战前英国人虚伪的心跳，书中蕴含了一种不祥的预兆。”[1]

　　评论家约翰·罗德克评价《好兵》：“英语写成的最好的法国式小说。”[2]小说中主要人物刻画细致生动且饱满，历来为人称道。其中利奥诺拉则是典型一例。一直以来，评论界和读者似乎对她有着高度一致的负面评价，简单地将其标签化：“纯粹的个人利己主义者”、“妒妇”……《好兵》中文版译者张蓉燕甚至直言：“利奥诺拉是意志疯狂的母老虎和冷酷无情的、自我为中心的恶毒妇。”[3]然而，人们对于她的评价是否真的公允？因此笔者尝试将研究视阙转移到可能被评论者忽视或曲解的利奥诺拉身上，以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殖民主义意识为背景，从后殖民批评理论维度出发，重点分析作为他者的利奥诺拉向其殖民者丈夫爱德华发起的涉及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的“求爱战役”及结果，借以反映福特对大英帝国日渐式微的关切和思索。

　　“他者”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兴起的后殖民批评理论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4]“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后来逐渐被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特点。而“自我”则不断被赋予自主性、自发性和居高临下的地位。[5]黑格尔和萨特的理论对于“他者”概念在后殖民批评理论中的运用影响巨大。其中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分析主人和奴隶这一关系时指出：“主奴之间的行为是一场殊死的对抗，任何一方都试图消灭对方。冲突的结果是强者成了主人（“自我”），弱者成了奴隶（“他者”）。”萨特亦认为主体（即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冲突，而不是对话或是其他。福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繁荣的盛世与国际国内舆论给英国民众带来普遍的自得感和优越感。[6]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意识也成了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感作用下的主观性产物。”[7]不言而喻，代表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话语，英国国教徒爱德华自然是自我，而其来自殖民地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妻子利奥诺拉则是相对“失语”的他者。二者之间的“身份冲突”必将引发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且集中展现在世俗和宗教两大方面。冲突的本质即“发声”与“失声”、自我与他者、殖民与反殖民及有无话语权的矛盾。

　　一、世俗领域

　　世俗生活中他者与自我相互凝视、相互竞争的情况不可避免，从而形成一场为争夺支配权而产生的权利斗争。[5]爱德华与利奥诺拉因婚姻关系而缔结联系在一起，从此便开始了长期尖锐的对峙冲突，势不两立。利奥诺拉尽管处于边缘状态，可并未被消极地分化瓦解，也并不是始终保持沉默[7]，也没有屈从投降，而是向丈夫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求爱战役”。本文将“求爱战役”的内涵具体界定为：世俗层面，作为他者的利奥诺拉渴求丈夫的理解、尊重之爱，希望丈夫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并认同且接受自己的爱尔兰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层面：她渴求国教徒丈夫对天主教信徒的理解、认可和尊重之爱。确切地说，利奥诺拉希望打碎殖民者爱德华的枷锁，甚至消解和颠覆殖民者。在强大的殖民帝国的霸权强音下，近乎“失语”的她能否“发声”？能否胜出？

　　利奥诺拉与爱德华的“求爱战役”首先在世俗领域打响并集中爆破在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经济和婚姻生活等领域。批评家萨义德将帝国主义定义为：“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8]英国不断跨越边境，将目标瞄准了爱尔兰。1155年，教皇哈德内恩将爱尔兰割让给英国；1171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全面入侵并占领了爱尔兰，后者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9]。1801年的《联合法案》使得爱尔兰名义上从殖民地升为英国的一部分。至此，英国以法律和宗教的名义完成了对爱尔兰的殖民化。具有帝国主义思想的殖民者爱德华没有在战场上为帝国开疆拓土却在家庭内部对来自爱尔兰殖民地的妻子进行着内部殖民。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武力的侵略和征服，同时也是一种西方优越论的话语构建。”对于妻子的爱尔兰民族身份，爱德华始终则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仅将妻子当做“帝国主义知识建构下的爱尔兰他者”[10]，以殖民者的眼光来审视和建构对方。而利奥诺拉则承受着巨大的身份认同困惑和沉重的模糊感：一方面，她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最好不要对我的民族和我的信仰再说一个字”[3]；另一方面，她考虑到爱尔兰文化尽管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可其自我却因英国的文化同化几乎丧尽，她的本土身份代码面临丢失的危险。最终利奥诺拉坚持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且爱尔兰于1921年脱离英国获得独立。

　　另外，利奥诺拉与爱德华的角力还集中体现在经济领域主导权的争夺上。婚初，穷困的利奥诺拉无疑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他者，“她代表了殖民地妻子和殖民地——令爱德华可以实现他作为帝国家长的命运”，但是她服从却不屈从，而爱德华凭借家族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主体。随着婚姻生活的继续，利奥诺拉敏锐地发现丈夫风流成性、虚伪堕落的弱点。她利用高明的经济手腕，为爱德华偿还风流债，改善了庄园的经济困境，也使家庭内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甚至令爱德华对她产生经济依赖。她勤俭克己，苦心孤诣，顽强且有效地支撑着偌大的庄园[11]。换言之，她成为家庭内的主体，而爱德华从殖民者的角色蜕变成被殖民的一方。

　　此外，他们二者的斗争冲突还突出体现在爱德华的婚外情上，正如她所说：“生活就是夫妻间性的斗争，丈夫不忠于妻子，妻子要把他们再夺回来”。爱德华在帝国男性殖民主义意识作用下，在与大多来自不同殖民地的异国女子的婚外恋中释放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而这无疑向妻子使出一波又一波的杀手锏。利奥诺拉该如何应对？为了保全庄园和家族的颜面，她忍辱负重，万般无奈之下为丈夫物色女人，可自始至终都是希望丈夫回到自己的身边，“希望他重视自己的家庭责任、事业和他的传统”。可爱德华爱上其养女南希一事，彻底浇灭了利奥诺拉的愿望。起初，她和丈夫像是“用无形的武器进行长期无声的决斗”。利奥诺拉周围的世界疯了，在痛苦的挣扎中以一个疯女人的面貌出现。最后她心如死灰，失望透顶，以近乎疯狂的方式了结了与爱德华的爱恨纠葛。“利奥诺拉代表了正常人的生活。她的逐步改变代表了正常人为了适应这个时代以生存下去而对价值观念进行的调整。”[12]总之，帝国军官爱德华并不能维持在世俗家庭领域的主体地位，受到了妻子的消解和颠覆。

　　二、宗教领域

　　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意味着宗主国和殖民地间必然的文化对抗和相互影响。利奥诺拉与爱德华即在宗教信仰及文化生活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且突出表现在“天主教堂事件”、“子嗣后代的信仰问题”及涉及天主教信徒利奥诺拉的可能发生的“离婚事件”等方面。

　　婚初，爱德华出于讨好妻子的目的，想为妻子建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被她拒绝了。她认为丈夫并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且附近的佃户没有人信天主教。当她提出用一件干净的外屋来搞宗教集会时，爱德华强硬拒绝，只因妻子不过是“他想象出来的殖民地妻子”[10]。紧接着，二者的子嗣信仰选择问题再一次引爆了夫妻关系的尖锐对立。爱德华继续充当帝国家长，实施着家庭内部的宗教殖民，“自亨利八世于16世纪进行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国教一直占统治地位，天主教一直都是少数派，一直受到歧视”[13]，要求自已将来的儿子信国教，女儿则可以信天主教。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利奥诺拉毫不妥协，争锋相对，“有着不遵国教之人之气质”，强硬要求子女必须都皈依天主教，如若不然，则是“精神上的死亡”。他们后来没有子嗣，而利奥诺拉认为是上帝的惩罚，接受国教假教义的惩罚。对于一个尚未存在的孩子的信仰权问题，她表现出了反对宗教殖民，要求独立的信仰自由的强烈愿望。最让她矛盾纠结的当属可能发生的“离婚问题”，只因爱德华风流成性，毫无底线。为此利奥诺拉心灰意冷，绝望至极，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离婚还是不离？最后她毅然地选择了不离婚。一方面，她还爱着爱德华，尽管夹杂着恼恨；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不允许离婚，尽管离婚一事有着极强的可操作性。“她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一般妇女，她的愿望和社会上的其他的妇女们一样……希望有孩子，体面，有大住宅，反对浪费。”[3]总之，爱德华在宗教领域上亦不能维持主导地位，受到来自他者的妻子的巨大挑战和猛烈冲击。

　　三、结语

　　不言而喻，利奥诺拉在这场“求爱战役”中可以理解为是胜利者。狭义而言，她的胜利不仅是个人的胜利，也象征着所有妻子和她所信奉的长期受压迫的天主教徒的胜利；广义而论，她的胜利象征着世界范围内受帝国主义殖民者压迫的人民的胜利。而殖民者代表帝国军官爱德华的失败则似乎可以管窥出大英帝国的日渐衰落。

　　诚然，本文着眼于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殖民主义意识的时代背景，以后殖民批评理论为研究视阙，在重点分析文本的基础之上，试将帝国军官、国教徒爱德华界定为自我，而将其爱尔兰天主教徒妻子界定为他者，稍有失偏颇，亦不甚严谨。因为爱德华可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我。一方面，作为帝国家长的爱德华，其自我身份已经受到来自家庭内部的妻子的消解和颠覆；另一方面，作为帝国话语代言人的他同时受到来自国际上美、德等强国的猛烈冲击，其自我身份不断被分化和瓦解，从其祖产布兰肖庄园被美国人道尔收购一事即可管窥一二。1913年，美国的工矿业生产占世界四大经济强国的总数的46%，德国占23.5%，英国占19.5%，法国占11%。[14]大英帝国日渐式微，摇摇欲坠；美德新贵冉冉升起，如日中天。另外，利奥诺拉也似乎不算是他者，其自我的身份认同存在一定的模糊度。因为她长期浸润于大英帝国殖民主义意识，深受帝国文化的熏染，她的本民族文化几乎被同化殆尽，本土的身份代码不断丢失。她似乎俨然成了自我。例如，高傲的利奥诺拉从来都瞧不上来自原殖民地美国，带有浓厚“帝国崇拜情节”的弗洛伦斯，认为“她比脚下的地毯也强不了多少”。可她可能不知道弗洛伦斯的祖上曾是布兰肖庄园长达两个世纪的主人，也显然不知道当时的美国正在逐渐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相互依托、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他者的存在，自我的意识才得以确立，权威才得以确立。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本文通过细读文本，并从后殖民批评理论维度出发，重点探讨了利奥诺拉与丈夫爱德华之间的“身份冲突”，反映了福特对大英帝国日渐衰微的命运的忧思。

　　参考文献

　　[1] Malcolm Bran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89.

　　[2] John Rochetti，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834.

　　[3] 福特.好兵——一个激情的故事[M].张蓉燕，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译序，4，69， 228.

　　[4] 胡铁强.后殖民语境中“他者”的双重建构[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9）.

　　[5]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

　　[6] 聂珍钊，等，著.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570.

　　[7] 陶家俊.他者的表征——析两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殖民话语[J].外国文学，2001（9）.

　　[8]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1，9.

　　[9] 周娜.帝国军官之死——从《好兵》中透视福特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忧思[J].英语研究，2014.12.

　　[10] Doggett，Rob，Those were Troublesome Times in Ireland， I Understand： Ireland，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and Ford Madox Fords The Good Soldier [J].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2007（4）：p.699，p.71.

　　[11] 张金凤.永恒的空间，变迁的内涵---《好兵》与英国乡村庄园文学传统[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9）.

　　[12] 管南异.《好兵》与英国绅士观念的变迁[J].外国文学研究，2004（2）.

　　[13] 高继海.英国天主教小说的发展与特点[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3）.

　　[14]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M].贾士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