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丹

　　摘 要：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是一部重要的后9·11文学作品。该作品在描述恐怖袭击带来的恐慌的同时，也呼吁人们关注美国现代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寻求克服异化的方法。本文运用艾里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分析恐怖分子的形成原因，并探讨爱和关怀在消解异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恐怖分子》 艾里希·弗洛姆 异化 爱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开始引起美国作家的关注，一批后9·11文学作品应运而生。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该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艾哈迈德·马洛伊如何一步步沦为恐怖分子，却在最后关头放弃恐怖袭击的整个过程。厄普代克在描写恐怖袭击带来的恐慌的同时，也呼吁人们关注美国现代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寻求克服异化的方法。本文运用艾里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分析恐怖分子形成的原因，并探讨爱和关怀在消解异化，拯救主人公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异化

　　在弗洛姆的理论体系中，异化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东西，是一种非正常的心理活动。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弗洛姆指出异化是一种体验形式，在这种形式里个人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因而不断地疏远自己。“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结果成了他的主人，他只能服从甚而崇拜它们。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就像是与其他人脱离一样。同其他人一样，他用认识事物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他虽有感觉和常识判断，却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弗洛姆，1988：120）被异化了的个人失去与自己、他人以及外部环境的联系。情感的缺乏、虚假的爱和压抑的自我加剧了人格的扭曲，导致了自我的迷失。《恐怖分子》的主人公艾哈迈德·马洛伊正是在亲情和社会环境的异化中以及对宗教的狂热信仰中逐渐迷失自己，沦为恐怖分子的。

　　亲情的异化是艾哈迈德自我迷失的开始。艾哈迈德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由于不懂生存之道，难以养家糊口，被迫出走。艾哈迈德与母亲特蕾莎·马洛伊一起生活。然而，特蕾莎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她只在乎个人的幸福与享乐，却从未真正地关心过自己的孩子。从艾哈迈德十岁甚至是更小的时候起，特蕾莎每天只抽出一个钟头不到的时间来看自己的孩子，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艺术与爱情上。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她认为“性行为的价值超过所有家庭关系。”（厄普代克，2009：176）因此，她毫无顾忌地与各种男人出入自己的公寓，却不考虑艾哈迈德的感受。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她不知道也不关心儿子在做什么。绝望的艾哈迈德决定进入清真寺学习伊斯兰教，特蕾莎则用“把他当成平等的人”（厄普代克，2009：94）、尊重并支持他的任何选择等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虚伪和不负责任。她始终不知道艾哈迈德在清真寺做什么，也不知道危险在一步步靠近。当艾哈迈德把在谢哈伯的家具厂工作时发现的猫腻告诉她时，这丝毫没有引起特蕾莎的注意。当艾哈迈德的老师杰克·利维发现谢哈伯家具厂有问题而劝艾哈迈德离开时，特蕾莎对此竟毫不知情。甚至当杰克·利维把自己的疑惑告诉特蕾莎时，她对此依然不重视。弗洛姆指出，在异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两个抽象事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Fromm，1955：126）特蕾莎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因为艾哈迈德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他只会暴露她的年龄，阻碍她找到更多、更好的情人。很明显，特蕾莎的不负责任割断了艾哈迈德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孤独无助的他试着用自己的方式——信仰伊斯兰教——融入这个世界。

　　除了冷漠的亲情，异化的社会环境也坚定了艾哈迈德的宗教信仰，加速了他与外部世界的分离，成为他实施恐怖袭击的催化剂。弗洛姆指出现代社会已经普遍被异化了，它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恐怖分子》中，艾哈迈德所生活的社会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在这个被异化的环境里，人们按照指令和要求重复着单调的工作，他们没有控制力，没有创造力，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就像一台活动着的机器，为了金钱和生活奔波着。艾哈迈德的老师为了工资每天在课堂上机械地重复单调的知识，他的辅导员杰克·利维觉得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变成了一台机器，变成了无情无义、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的工作链上一个能被轻易替换的零件。”（厄普代克，2009：147）此外，艾哈迈德周围的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性欲的满足来“摆脱伴随着自己的孤独感和寂寞感”（Fromm，1955：127），来缓解人与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疏离和不信任。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疯狂地向人们兜售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人们的消费不是出于需要，仅仅是为了拥有。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网络营造的虚拟世界而拒绝面对现实。然而，艾哈迈德学到的伊斯兰教教义与这个病态的社会格格不入。在艾哈迈德看来，这个社会里每个被异化的个体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真主的侮辱与亵渎。他们是魔鬼，是敌人。他们想夺走自己的主，毁灭自己的信仰。艾哈迈德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厌恶和敌视，他不愿意融入其中。他沉浸在真主的世界里不能自拔，成了现代社会中另一类被异化的人。

　　然而，对艾哈迈德来说，宗教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他与自己的疏离，是自我的彻底迷失。关于这一点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也有所论述。在阐述自己的异化理论时，他指出一神论宗教和多神论宗教的区别不在于神的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前者中信仰者的自我异化。信仰者用自己的精力和艺术才能建构了一个偶像，然后崇拜他。这个偶像不是别的，而是信仰者自身努力的结果。“他把自己的生命力融入一个物体，一旦这个物体成为偶像，它就不再被体验为信仰者创造性的杰作，而是成了他自身之外的东西。它驾驭并反对信仰者，而后者则崇拜它，臣服于它。”（Fromm，1955：112）艾哈迈德对真主安拉的依赖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当艾哈迈德走进清真寺的时候，由于对母亲的失望，他极度渴望得到父亲般的爱和陪伴。因此，他将想象中父亲的美好品德投射到真主安拉身上。在他看来，主是忠诚的，他永远不会背叛艾哈迈德，更不会抛弃他。主始终陪伴着他，在他祈祷的时候给予他帮助，并指引他走正道。主是他的幸福，给他绝望的生活带来希望。对真主安拉的依附使艾哈迈德克服了自身生存的分离性，与世界联系起来。然而，这种方式是以牺牲他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意识为代价的。艾哈迈德把这些美好的品德投射到真主身上后，他反过来臣服于他们，并祈祷主赋予他这些力量，给他鼓励和指导。主成了他世界的中心，艾哈迈德自己却被边缘化了。此时，艾哈迈德的自我是通过主来构建的，没有主就没有他的存在。他失去了发展自己的独立存在的动力，造成了自我的异化。当极端的穆斯林谢赫拉希德利用艾哈迈德对真主安拉的虔诚与崇拜，诱导他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时，他没有拒绝。在他看来，魔鬼已经占领了美国，整个社会已经堕落了，他们将要夺走自己的主。艾哈迈德愿意牺牲自己，用恐怖袭击来实现自己的使命，来维护真主的意志。

　　二、拯救

　　厄普代克在《恐怖分子》中不仅指出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而且提出了治愈异化的良方——爱。关于爱的这种重要性，弗洛姆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有所提及。他指出爱能“满足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需要，同时又能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与独立性。”（Fromm，1955：37）他还强调“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能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感，但爱承认人自身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尊严”（弗洛姆，2001：17）在当今社会，人们需要爱来打破彼此之间的疏离与隔阂，构建个人与他人、与自己、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恢复理性，找回迷失的自我。在小说中杰克·利维是唯一一个真正关心艾哈迈德的人。正是他的爱和开导唤醒了艾哈迈德的理性，促使他在最后关头放弃恐怖袭击的念头。

　　最初，杰克·利维对艾哈迈德的关心只是出于一个辅导员的职责。他必须帮助这些“似乎缺乏有血有肉的父母的孩子，”（厄普代克，2009：33）帮助他们走出幻想的世界并规划自己的未来。当他发现艾哈迈德沉溺于自己的信仰而迷失自我的时候，他开始真正担心这个孩子。利维试图劝导他重新考虑是上学还是工作时，艾哈迈德眼里充满了敌意。他已经被彻底异化在自己与真主的世界里，拒绝接受外部世界的任何影响。尽管如此，利维并没有放弃，他想尽各种办法去帮助艾哈迈德。他找到特蕾莎，让她帮助孩子选择一个更理性的未来；当他发现艾哈迈德所在的的谢哈卜家具厂有问题时，他及时将自己的疑惑告诉特蕾莎，并询问孩子的近况；当他得知艾哈迈德即将实施恐怖袭击的消息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坐进艾哈迈德装着炸药的卡车，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杰克·利维对艾哈迈德的爱是一种生产型的爱，因为它包含了“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Fromm，1955：38）在艾哈迈德的故事里，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而是主动去关心艾哈迈德的幸福和成长；他知道艾哈迈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尊重艾哈迈德，客观地对待他，不用主观意识扭曲他的存在；他了解艾哈迈德，能透过他的外表看到他真实的自我。

　　弗洛姆指出，爱具有生产性，是个人与他人、自我以及自然之间的一种积极的、创新性的联系。在《恐怖分子》中，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体现在杰克·利维打破了艾哈迈德与世界的隔离，唤起了他的理性和爱的能力。他首先告诉艾哈迈德，一直怂恿他为真主安拉献身的查理·谢哈卜其实是中情局的卧底，他想利用艾哈迈德除掉那些极端的穆斯林。谢赫拉希德等人在危险降临时也没有坚持对主的忠诚，四下逃散。他们也只是在利用艾哈迈德打压异教徒和被魔鬼化的美国。虽然艾哈迈德质疑利维的说法，但周围人的虚伪与背叛在他的冷漠上敲出了一道裂痕，他的信念动摇了。接着，利维把自己与特蕾莎的关系告诉了艾哈迈德，让他感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温暖。特蕾莎的情人很多，但他们进进出出公寓从来不考虑艾哈迈德的感受。利维则不同，他真心爱特蕾莎，也在乎孩子的感受。这种尊重和信任让艾哈迈德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小说的最后，当艾哈迈德对前面小轿车中一直做鬼脸逗他开心的两个孩子露出微笑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爱的能力和理性，找回了迷失的自己。

　　三、结语

　　《恐怖分子》出版后，不少研究者对小说的真实性和情节设置提出疑问。有学者认为小说的不可信之处在于艾哈迈德没有像其他恐怖分子一样接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对美国的憎恶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个恐怖分子。也有学者指出，在小说的结尾，艾哈迈德突然放弃恐怖袭击的举动显得唐突，令人无法置信。然而，当我们了解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后，这些疑惑便迎刃而解。虽然名为《恐怖分子》，作者并非在描写一个恐怖分子的穷凶极恶和极端暴力，而是要探究恐怖分子形成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艾哈迈德的悲剧源于社会的无视与冷漠。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的异化迫使这个迷茫的少年用极端的方法拯救自己。他的恐怖袭击带来恐慌与震惊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诚然，克服异化的方法并不是另一种异化，而是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它是个人自救的法宝，也是厄普代克给异化现象普遍的人类社会开出的良方。

　　参考文献

　　[1] Fromm ， Erich . The Sane Society . New York ： Fawcett Premier ， 1955.

　　[2] 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3] 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M].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