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巳龙

　　摘 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传奇是“始有意为小说”的一种主动创作产物。而唐传奇的兴起与唐代的社会现状、科举制度等方面都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道家与释家思想也相当程度影响了唐传奇的创作，使得唐传奇当中呈现出一种儒释道三家并存的状态。而根据唐传奇作品的母题、作者创作动机、作者背景等方面，不难发现唐传奇当中儒释道三家合一的现象折射出的实际上正是唐代社会之中，儒释道三家相互补充、共同维护社会组织形式稳定性的同功性。

　　关键词：唐传奇 创作动机 儒释道 同功性

　　作为通俗文学的唐传奇小说，是唐代文学当中的不同于诗歌、散文等传统文学的一个特殊类型。从李唐崇道到武周尚佛，道家与释家的理论体系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唐代文学作品创作。然而在道与释的背后，儒家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依旧占据着统治地位，决定着主流意识形态方向。这一现象表明，唐代社会当中儒、道、释三家并非割裂开来的独立存在，而是协同作用、相互影响和依存的意识形态共同体。

　　一、唐传奇的经典母题

　　纵观唐传奇作品，其主要母题集中在跨阶层恋爱、超能力者、超自然生灵、与主流观念相悖的恋爱或婚姻、特殊际遇、赶考等方面。这些母题涵盖了儒、道、释三方面元素，且往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一部作品当中共同表达。整体而言，唐传奇作品当中普遍存在儒、道、释三家的共同作用。

　　尽管传奇小说本身处在唐代并非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传统文学形式，但绝大多数唐传奇作者并未背叛儒家体系，甚至主动迎合儒家观念统治下的社会体制。其中最典型的即考生赶考元素。赶考元素通常出现在爱情或婚姻题材小说中，如《莺莺传》即平民张生与上层社会千金小姐崔莺莺违背礼法私订终身的故事；而在另一类作品中，双方身份对调为世家子弟与妓女的恋爱。无论双方身份如何设定，这些故事都未突破“郎才女貌”模式，女性被强调外表而男性被赋予“光耀门楣”使命。此时对男性角色而言，婚姻或爱情以及自身面对的科举考试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矛盾。

　　在儒家观点当中，男性往往被鼓励追求功名，而女性则通常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在唐传奇当中，这种观念同样被承认甚至认同。无论是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还是离开霍小玉后另娶他人的李益，都是迎合了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并为主流价值观念所认同。

　　唐传奇中另一带有显著儒家色彩的元素即“忠义”观念。其内涵是儒家所提倡之等级制度下，“臣”对“君”的膜拜与服从，在唐传奇小说当中则推广至一切依附者对被依附势力的效忠。这一点，即使身怀绝技的侠客高手也未能免俗，甚至更加自觉维护这种体制，如李靖投奔并辅佐被视为“真命天子”的李世民；又如女侠聂隐娘对割据势力首领的维护等等。

　　道家元素体现在唐传奇当中，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唐传奇故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之中都包含求仙访道题材，或主角以修仙遁世为结局。以表现道教神仙奇异事迹的作品为主要目的和线索的作品有《十二真君传》和《八仙传》，而包含道教元素或引入道家观念的作品则更多。如认同甚至宣扬儒家观念的《聂隐娘》、《虬髯客》等故事，同样也是典型的道家题材作品，甚至大部分设定都建立在道家体系的基础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道家和儒家元素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如《柳毅传》或《虬髯客》中，两者相互支持、相互维护，而在以《南柯太守传》为典型的道家法术题材故事中，连着则处于不同立场，道家一方常会对儒家一方表示冷漠，这一现象，不排除与作者自身经历科举失败后对科举制度产生厌倦情绪有关。

　　唐代中期武周崇佛，一部分与武则天自身偏好有关，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其存在通过扬佛抑道以达到削弱李氏政权影响、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考量。然无论如何，武则天崇佛行为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文化与释家思想在唐代扩散与发展。这一现实投射在文学创作中，不仅表现在禅诗流行与“诗僧”群体影响扩大，也同样使释家元素在唐传奇中得以表达。

　　传奇小说中所表达的释家观念往往具有相当的世俗性，譬如最基本的因果轮回、生死报应等等。这些并不能够代表佛教的全部内涵，但却是佛教在本土化、世俗化后最为常见的表达方式。如《前定录》自序谓人之寿命富贵皆由命定，即是这种世俗佛教在民间被普遍认同的核心观念。唐传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加入释家元素，往往并非出自宗教目的，而是为维护彼时社会体制稳定而服务，其写作亦带有教化意味，有劝导世人弃恶向善的积极目的，也有告诫人们要逆来顺受、寄希望于“报应”与“来世”的消极目的。

　　二、唐传奇作者及其创作动机

　　根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传奇作者的创作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唐传奇作者当中，可考计有四十八人。冯沅君曾在《唐代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当中统计其出身而有结论如下：“在这四十八人中，却知其举进士的十五人，举明经的一人，擢制科的一人，应进士试而落第的一人，因其为翰林学士或校书郎遂推想他们可能是进士或制科出身的三人。其余二十七人里，二十四人因行事难详，不知他们是否曾应科举。行事可考而无科名的只有三人。”

　　这一考证结果表明，唐传奇作者普遍隶属于儒家体制之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儒家体制内群体平均生活水平较高，就使这个群体更容易支付小说创作的物质与时间成本；与此同时，体制内文人群体较之体制外群体平均具有更高文字造诣，因此唐传奇作者多进士成为必然结果。

　　作为一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相当受到轻视乃至蔑视的文学形式，唐代传奇小说能够兴起，无疑需要其作者有相当强烈且特殊的动机。事实上，唐代科举制度下，盛行的“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即使得更多的文人士子为了考取功名而进行传奇写作，是造就了唐传奇作者群体主要由进士组成的重要原因；而唐代重史的文化氛围下，文人普遍有史官情结，传奇作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曾有编撰历史的经历。

　　由唐传奇故事情节、主题以及作者身份可知，唐传奇创作动机以娱己娱人、炫耀文采、抒发不平、教化世人等方面最为典型。一部分作者纯粹为消遣娱乐而进行创作，因此其作品较少带有明确目的性；相比之下，为博得上位者赏识而创作的一部分作品则更多地寄托了作者期望，且通常更多对文字的有意雕琢和对情节的奇崛设定。

　　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当中作者思想观念之表达，也是社会实际现状的投射与反应。在儒家话语权主导下，释家与道家保留自身理论内核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儒家观念与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向儒家体系形成反馈，使自身被儒家体系作为补充和辅助工具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尽管未必所有作者对儒家体制都持绝对认同态度，但所有唐传奇在对儒家观念进行呈现时，都如实反映出了儒家思想体系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唐传奇对儒家“正统”观念内核，依旧是承认的。

　　除了对儒家观念体系进行直接呈现，一部分唐传奇的创作动机虽非对儒家直接的宣扬和表现，却通过道家或释家的元素，从侧面对儒家政权体系进行维护，或对可能存在的反对声音进行调和。此类现象往往与超能力、超现实际遇一类母题伴随出现，而这一部分作者虽然本身可能没有直接表现出对儒家体制的拥护，但却并不否认儒家体制存在的合法性。

　　三、唐传奇创作折射出的三家合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之中，儒、释、道三家或因统治需要而各有消长，但总体来说，可以将之视为传统中原王朝政权在精神层面的三大支柱。从表面看来，儒家学说是支持和维护封建政权统治的核心理论，然而在实际的中原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体系当中，道家和释家作为儒家的补充与支持，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唐传奇当中儒、释、道三家元素普遍呈现共存现象。尽管表述侧重或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小说中的宗教元素，本质上仍服务于儒家内核的社会模式。如《虬髯客传》中，隐士、神仙的出现和行为，依旧是为以儒家模式维持社会运转；又譬如《聂隐娘》，具有道家身份和技能的聂隐娘选择成为割据势力首领的保镖，同样也是基于儒家世界观的一种选择。作为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儒家以自身规则对人与事物进行审视与评价。因此，从唐传奇故事亦可窥知，儒家的作用即对体制内或准备进入体制的人们进行制约和价值评判。

　　尽管存在既定的运行模式和评判规则，也并非所有个体都服从体制内的约束。这一事实同样在唐传奇故事当中有所体现。故事中存在一些游离于体系之外的神仙，尽管不受儒家体制约束，但同时也被边缘化，对体制内不产生影响，也不具有话语权。这一现象体现出，道家的作用往往表现在对体制外者或曰“体制异议者”进行放逐。而人们对这些体制外的神仙，则是绕过了儒家体系的评判准绳，以另一套标准即道家的观念进行定位，在认同其宗教地位同时，也将之放逐到儒家社会的政治权力核心以外。

　　相比之下，释家不争取体制的认可并以体制标准进行自我约束，也不无视体制，进行自我放逐。在传统中原文化语境下，释家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激发的思想体系。佛教的影响帮助人们以较为平和的心态面对逆境，更多地选择随遇而安而非激烈抗争。无论因看破红尘而隐世出家还是因郁不得志而避世求佛，其实质都是在无法获得儒家评判体系认可时所选择的一种逃避手段。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中原文化体系当中，释家扮演的角色是对利益受损者进行安抚。

　　综上，尽管唐传奇当中的奇幻色彩导致其中道家与释家元素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儒家思想所固有的思想观念，但并未否认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主流政治理念是立足于儒家思想基础之上。在此前提下，儒道释实际上在社会当中各有不可替代的分工。三者共同目标是维护政权稳定，巩固原有金字塔式社会构象。这种现象，同样与唐传奇作者群体普遍具有体制内身份这一事实不无关联。因此唐传奇的作者群体在创作当中所体现出的，恰恰是儒道释三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当中，其目标殊途同归，具有社会同功性这一事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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