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主题设置以及题目意义生成四个方面对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进行互文性解读,可以看出,马拉默德通过在小说中融入犹太元素,一方面秉承了犹太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揭示了犹太人的身份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际危机,看似消极的否定互文背后实际有着积极的道德教化意义。
关键词:互文性 情节 人物 主题 题目
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于1969年出版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费德尔曼的画像》共包括六个部分,其中的三个部分曾分别单独作为短篇小说发表。“由于这部长篇是由先后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汇集而成的。从小说的结构上看,也缺乏有机的联系,如时间衔接、情节发展以及人物出场等”,[1]412因此在评论界未获多少礼遇,但笔者认为,作为该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也是曾单独作为短篇小说发表的三篇之一,《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与评析是有失公允的。尽管该小说在故事情节上似乎有些不合逻辑的元素,但正如乔国强教授在《美国犹太文学》一书中所总结的,“马拉默德将这样一些传递不同信息的场景和物品等放在一起,与其说是为费德尔曼的醒悟作铺垫,不如说是为凸显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张本”。[1]407
作为马拉默德作品的评论家,菲利普·罗斯和阿尔弗雷德·卡津“都把握住了马拉默德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犹太性”,[2]98就笔者看来,如果将马拉默德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与詹·费·库柏的《最后的莫希干人》对比,进行互文性阅读,则不难看出,马拉默德的小说不但于象征中深刻地诠释了他毕生为之书写的犹太性,而且还表达了他对犹太民族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博大的普世情怀。
一
互文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3]自20世纪60年代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互文性的概念以来,互文性理论历经多次修正与补充,已得到广泛应用。在文学领域,互文性被认为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属性,“每一文学艺术文本都是独创性和互文性的统一”。[4]
“两个文本之所以具有互文性关系,它们之间一定有某种相同之处,即相互指涉、相互映射的部分。但是互文性的研究价值并不在于“同”,而在于“异”——“同中之异”。[4]也就是说,互文性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既包括两个文本中相同的地方,也包括不同之处,对于不同之处的研究应为重中之重。
20世纪90年代,萨伊斯·摩根教授在他的著作《互文的空间》中“根据作者在创作中出于不同目的有意或无意地借用他人文本的做法提出文本之间的互文三法”,[5]即,肯定互文性、否定互文性和内在互文关系,这也进一步为互文性研究拓展了思路。
二
基于以上的理论阐释,马拉默德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与詹·费·库柏的《最后的莫希干人》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两者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方面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但同时又在这两个方面以及主题设置和题目意义生成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人物塑造、主题设置和题目意义生成三个方面还具有否定互文性的特点。
在情节安排上,这两部作品都以寻找与追逐作为情节主线,而且似乎都在情节发展上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设计。首先,在库柏的小说中,莫希干族的父子钦加哥和恩卡斯在协助“鹰眼”护送孟罗上校的两个女儿寻找她们父亲营地的过程中,与百般阻挠他们的休伦人麦格瓦在森林中展开了寻找与追逐。同样的,在马拉默德的小说中,美国犹太穷画家阿瑟·费德尔曼为了找寻可供他研究乔托的资料来到了罗马。在他与谢蒙·萨斯坎德相遇后,他们之间也随之展开了一场寻找与追逐:先是谢蒙如影随形地寻找阿瑟索要外衣,之后是阿瑟四处寻找谢蒙,想要回自己的公文包和论文手稿,直到小说的结尾,阿瑟仍在试图叫停正夺路狂奔的谢蒙。其次,“从故事情节发展的逻辑上来看,费德尔曼与萨斯坎德之间的关系发展似乎有些‘唐突”,[1]407而“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有些场面显出人为的痕迹,其中有的巧合奇遇,似乎不那么合情合理”,[6]因此,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马拉默德在小说中的这些“唐突”正是他为指涉前人之作所埋下的伏笔。
在人物塑造上,两部作品题目所指的主要人物都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异族。在库柏的小说中,莫希干族的钦加哥和恩卡斯是白人主流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异族,早已被剥夺了土地,穿梭于丛林中谋生。同样的,在马拉默德的小说中,无论阿瑟还是谢蒙都是犹太人,如果说谢蒙是个只能偏居一隅的异族难民,那么从马拉默德在小说一开始对阿瑟的介绍中,读者也不难看出,他的际遇并不比谢蒙好多少——穷困潦倒,徘徊在社会底层,显然,他一定接受过犹太文化的熏陶,但为了维持自己仅存的体面,他刻意回避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疏离犹太群体,以至于当他身处犹太教堂时,仍然困惑不已:“我到底在哪儿呀?”[7]39
通过对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的分析,两部作品中互文性的共同点清晰可见,但只要稍加深入,则不难看出,马拉默德在小说的这两个方面以及主题设置和题目意义生成方面还成功地彰显了自己的艺术独创性。通过融入普世精神,并兼容犹太文化元素和文学传统,提升了小说犹太性和普世性的内在张力。
首先,在情节安排上,如前文所述,《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的一些情节显得有些“唐突”,除了有其互文指涉的意味之外,还意在传达作者的普世精神,并契合犹太文学传统,使之具有犹太性的显性表征。例如,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阿瑟做了一个梦,“[他]因寻找萨斯坎德而突入犹太教堂,在看到乔托所绘的有关圣·方济壁画后,突然醒悟到艺术与人生的关系”,[1]407作家如此安排不得不说蕴涵着其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一个犹太人最终通过从一个基督徒的画中获得启示,从而加入到牺牲自我、与人为善的行列中来,可见,马拉默德在这里所展示的是超越宗教和民族的真知灼见。他是在用作品警醒族人,同时也是在传达他的普世精神;另一方面,马拉默德这样做也是有其宗教文化方面的动因的,“犹太民族作为宗教的民族,始终生活在宗教神学的氛围之中,对诸种超验世界的营造是犹太民族的重要传统”。[8]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与库柏相比,马拉默德把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塑造成“反英雄”,这不但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立体,而且也更具有时代感。“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在人物塑造上,也有理想化的因素,正面人物过于完美无缺”,[6]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马拉默德的这篇小说中,阿瑟和谢蒙确是无一完美:一个是自私、狭隘、缺乏同情心的穷画家,另一个则是肮脏、寡廉鲜耻、终日做着龌龊苟且之事的流浪汉。这样的两个人却共有另一重身份:犹太人,对此,一个是刻意麻痹自我、唯恐避之不及,另一个则是游走江湖、随俗沉浮。可以说,这正是马拉默德为读者比照阅读库柏作品中完美的钦加哥和恩卡斯所预设的惊人注脚,曾经同族的相依相生在此被赤裸裸地转化成了相恶相斥。否定互文的效果顿时不言自明。
再次,在主题设置上,马拉默德的小说不但与库柏的小说大相径庭,而且具有明显的犹太文学特色。库柏的小说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主题——“追求理想自由、回归自然”,[9]而在马拉默德的小说中,理想遥不可及、自由只是得过且过。阿瑟曾是一位画家,但却大志难成,他转而研究乔托,却连写成的部分手稿都丢了;谢蒙宣称自己喜欢待在罗马是因为自由,但他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混日子而已。毫无疑问,这也与库柏的小说产生了否定互文的效果。除此之外,马拉默德为他的小说设置了流散、无家可归、迷失、救赎这些传统犹太作家笔耕不辍的主题。阿瑟身处异乡,迷茫困顿。在小说中,作家虽似有意弱化阿瑟在美国的境况,但从只言片语中,读者仍不难推断,阿瑟在美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因为他视若珍宝的乔托研究笔记“同许多别的研究课题的笔记一起放在莱维顿城他姐姐家小阁楼里的一个铁桶里。”[7]38;谢蒙声称自己是以色列人,但却无从考证,他在罗马的“家”也只不过是破败老旧的犹太区里的一个似洞穴一般的地方。可见,流散与无家可归的主题在小说中虽隐晦些,却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迷失主题的设置是围绕阿瑟丢失公文包和论文手稿一事展开的。小说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阿瑟丢失文稿后的沮丧和不知所措,“他整日唉声叹气,身体也虚胖了”,[7]41纵观20世纪美国犹太文学,无论是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还是菲利普·罗斯、抑或是索尔·贝娄都曾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通过象征性手法描写犹太人普遍的“迷失感”,马拉默德的这篇小说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用以终结迷失的救赎主题在这篇小说中却不再是犹太传统意义上的了,因为尽管阿瑟为了寻找谢蒙去了犹太教堂、犹太区以及犹太人安葬区,但这些都没有明显地促使他萌生顿悟,反倒是乔托的壁画最终点醒了他,使他幡然醒悟,这说明马拉默德大胆地摒弃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犹太民族与他族之间的界限,弘扬的是更具普世价值的救赎。此外,马拉默德自己也曾说过:“艺术为道德服务”。[2]99在这篇小说中,乔托壁画的启示、阿瑟的艺术家身份,以及在梦中他被问到的“为什么要有艺术?”[7]42还有谢蒙在小说结尾部分的一句“文字虽在,精神却失去了。”[7]43无不都是在诠释马拉默德对犹太艺术家的道德诘问。
最后,在小说题目意义生成方面,库柏小说的英文题目是The Last of Mochicans,而马拉默德小说的英文题目是The Last Mochican。虽然仅一字之差,其含义却是截然不同。在库柏的小说中,由于白人的罪恶殖民行径,一个本土民族衰亡了,而这个民族曾经是那样的顽强、善良和团结,因此库柏在小说的题目中隐含的是他对莫希干民族的哀婉与景仰之情,这正契合了小说的结尾:钦加哥酋长站在儿子恩卡斯的墓前潸然泪下,但却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理解与尊敬;而马拉默德在小说的题目中隐含的却是他的一种悲戚之情,凄凉与孤独感溢于言表,这也契合了小说末尾阿瑟的处境:尽管他已良心发现,打算不计前嫌,可仍是被自己的族人独自抛下,他和谢蒙之间似是永远也无法彼此信任和依靠。比起钦加哥收获满满的异族亲情,阿瑟却连同族间最基本的情愫都难以企及,这一巨大反差也正是最直观的否定互文效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马拉默德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与库柏的《最后的莫希干人》进行互文性阅读,尤其是从两部作品间同中之异的分析,可以看出,马拉默德通过融入犹太元素,一方面继承了犹太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揭示了犹太人的身份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际危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看似消极的否定互文背后,马拉默德对犹太人道德规范的关注是昭然若揭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小说中所指明的救赎途径也是逾越了其犹太身份的。
参考文献
[1] 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乔国强.从边缘到主流:美国犹太经典作家研究[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
[3] 范颖.论互文解构与互文建构[J].中国文学研究,2005 (3):26.
[4] 李玉平.互文性新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3):112.
[5] 丁礼明.互文性与否定互文性理论的建构与流变[J].广西社会科学,2010 (4):92.
[6] 詹·费·库柏. 最后的莫希干人[M].宋兆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3.
[7] 伯纳德·马拉默德.最后一个莫希干人[J].姚锦清,译.外国文学,1983 (8).
[8] 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38.
[9] 强琛.浅谈《最后的莫希干人》的浪漫主义主题[J].长城,201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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