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涛

　　北京工商大学

　　莎乐美之死：唯美-颓废主义的终结

　　关涛

　　北京工商大学

　　王尔德的《莎乐美》是唯美－颓废主义的经典作品，莎乐美对美的追求偏执到不惜杀死所爱之人的程度，这是对作者本人“为艺术而艺术”和“艺术与道德无关”的最佳写照，但作者内心深处的压抑和焦虑又使他在剧中安排了莎乐美之死的结局。这一悲剧结局象征着唯美－颓废主义的终结，反映出该文艺思潮的自反性。

　　莎乐美 唯美－颓废主义 王尔德

一、导言

王尔德（1854－1900）是19世纪末英国唯美－颓废主义的领军人物，《莎乐美》是一部集中体现他唯美－颓废主义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经典剧作。

　　唯美－颓废主义诞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在现代科学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中，“上帝死了”，人们对以往笃信的宗教发生了质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广大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无法苟同，只好抱着颓废的人生态度躲在“美的理想国”里做现代文明的“隐士”，幻想“美”能够成为现代的宗教，将人们丢失的灵魂拯救到可以安息的天堂。王尔德曾这样说过：“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1］在对感性审美顶礼膜拜的同时，唯美主义者们还疯狂追求感官享乐所带来的瞬间快感，这种快感同样能够起到麻醉理性的功效，在遁世过程中获得美的享受，以此保持一种对资本主义体制和既成社会秩序的反抗姿态。

　　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具有强烈的自恋情结。她年轻、纯洁和美丽，因而有自恋的“资本”，同时也暗示出她对美的崇尚，所以当她发现与她有着一样纯洁和美丽身体的约翰时，不由得被深深吸引住了，迅速爱上了他那“洁白的象牙般的身体、乌黑的头发、鲜红的嘴唇”，并执著地要去“碰他的身体、摸他的头发、吻他的嘴唇”。为了满足自己对约翰美丽肉体的爱欲，当遭到断然拒绝之后，莎乐美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毁掉约翰的生命，才得以亲到他的嘴，去换取自己爱欲得到满足的瞬间快感，哪怕快感过后是惨死乱盾之下的结局。当时的评论说《莎乐美》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无可抑制的强烈肉欲，其实，莎乐美对肉欲的不顾一切追求代表了她对“美”的向往，如同约翰信奉基督和上帝一样，莎乐美执著于感性审美和感官享乐，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宗教和信仰。因此，肉体和灵魂在此合二为一，不分彼此，正如王尔德本人所说的“外形是内容的表达，灵魂被赋予了血肉，躯体本能赋予了精神，形式显现一切”［2］。

二、莎乐美与王尔德

为美而偏执的莎乐美其实正是王尔德本人的最佳写照。王尔德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才华横溢、能言善辩、妙语连珠，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演讲家于一身；奇装异服、放荡不羁、特立独行，以浪荡子的眼光观察世界，对苛刻的传统礼教和社会规范宣泄不满，对世人的嘲笑与讥讽不屑一顾；坚持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立场，认为艺术与道德无关，提倡生活模仿艺术，把对美的欲望延伸进日常生活和对性的追求上。最终因为当时社会无法容忍的同性恋行为而身陷囹圄。

　　如同王尔德毁誉参半的一生，他的《莎乐美》也始终经历着褒贬不一的命运。文学精英们对《莎乐美》赞誉有加，认为该剧有力地抨击了英国人道貌岸然的虚伪行为，如罗伯特·罗斯认为“《莎乐美》是奥斯卡戏剧中最有力量、最为完美的”，［3］阿尔弗雷德·夏特曼说该剧“富含性格和有力对比，从中与生俱来一种令人信服和着魔的焦虑情绪，是难得的一部戏”；［4］然而，作者在剧中以莎乐美变态的爱欲对英国传统礼教的冒犯惹恼了权威当局，他们对王尔德大加指责，说他“缺乏艺术家的良心”，使得广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普通英国读者对他及其作品充满偏见和厌恶。《时代》杂志评论该剧“充满了血腥和残暴，是对圣经经文的病态、异端、可恶和冒犯的改编，是对神圣的颠覆”。［5］还有评论家专门针对《莎乐美》中的唯美主义发难，将其视为“一块假玉、铺张的东方破烂和媚俗之物”。［6］

　　王尔德在剧中对肉体和爱欲赤裸裸的赞美，不仅是唯美－颓废主义的极致表达，更是对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禁欲主义的挑衅和反叛，一度被视为“半异教、半淫秽”的作品。在常人眼里，莎乐美是个“本能型的偏执狂”和“无边欲望的化身”，其实在这表象之下掩藏着巨大的思想深度，莎乐美是英国文学中反启蒙现代性的艺术形象的代表，她身上体现出的那种无畏和自我的信念与当时充斥了恐慌、迷信、欲望、衰落、犬儒和暴力的世纪末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唯美－颓废主义的莎乐美形象是王尔德本人在艺术中的投射。王尔德主张文学所要展示的是“珍奇、魅力、美和想象力”，鄙视现实主义“关于底层社会各种活动的描写所引起的恶心之感”［7］113；强调艺术的距离化和陌生化，提出“每一个艺术家应该避免的两件事是形式的现代性和题材的现代性”［7］143；认为艺术的真正目的乃是“撒谎——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莎乐美》就是一部借助古代话题而虚构的故事，其中道德、伦理和宗教的重心让位给对美的无底限追求。

　　莎乐美这个女性形象是王尔德艺术的创作手段，女性在被书写为叛逆者的同时始终承载着书写主体——男性作者的情感需要和心理需要。王尔德反对传统道德的行为方式不断遭到卫道士的集体围攻，而来自内心深处的宗教观念也时常困扰着王尔德叛逆的性格，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焦虑，把女性塑造成反抗者来承担骂名的方式是对这种内在焦虑的缓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着强烈自恋情结和唯美颓废的莎乐美就成了治疗王尔德内心焦虑的一剂良药，希冀借助这一艺术形象将自己唯美的艺术和爱情观念合理化，但他对此仍心存疑虑，毕竟莎乐美对美和爱的欲求偏执到连别人的生命权利都要剥夺的地步，这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爱情观，应该受到谴责。于是，莎乐美在剧终还是被宣判了死刑，真正的刽子手并不是希律王，而是王尔德本人。

　　从精神分析学说的角度去解读《莎乐美》的剧中人物，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狂热躁动的莎乐美是王尔德“本我”的投影，她代表了“本我”与生俱来的两种本能，一是性本能，即爱欲，二是死本能，即恨欲和破坏性力量，为了实现个人的本能冲动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他人的生命；严厉冷酷的约翰是王尔德“超我”的投影，他是上帝的使者，道德理想的完美化身，代表着人格的最高层，指导自我，限制本我；怯懦焦虑的希律王是王尔德“自我”的投影，“自我”是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尖锐矛盾的媒介，他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内心煎熬，是面临对“超我”（先知约翰）的恐惧和“本我”（莎乐美）的强烈冲动时而产生的某种难以名状的紧张感，最终只能遵循现实原则，压制原欲，保存自身。［8］剧中人物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剧情不断走向高潮，以莎乐美之死戛然而止，让一束月光落在她身上，营造出一种莫名的悲哀和悲剧感。所以，王尔德的内在焦虑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被他唯美至上的艺术观和生活观大大掩盖了。

三、唯美－颓废主义的终结

“19世纪的压抑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神秘状态和恐惧心理，全部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运动都是在抗议19世纪的压抑”［9］，王尔德一生都在试图去反道德、反宗教，将美和自我满足视为自己的宗教和信仰，但在监狱服刑期间却对自己耽于肉欲的瞬间享乐进行了忏悔，临终前还皈依了天主教，这都说明他对自己坚持的信仰抱有怀疑态度，最终还是向现实做出了妥协，希望能在天堂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席安息之地。沈泽民认为《莎乐美》这部戏反映了精神和肉体的冲突，结局是肉体的悲剧命运，“莎乐美之死”标志着一个颓废时代的终结。莎乐美是王尔德自身的一个象征：莎乐美的王国即是一个肉体的王国，也是王尔德的王国；莎乐美的情欲亦是王尔德自己的情欲；他在撰写《莎乐美》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写他自己；他在书写莎乐美命运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书写他自己的命运。［10］茅盾的评价是：“王尔德满心想尝尽‘地球上花园里的果子’，想在物质界中求快乐，想用自己的天才造出一个‘空中楼台’的快乐世界，自己跑进去享乐，他是个个人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结果是他的完全失败”［11］。

　　在当时社会“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的双重夹击下，唯美－颓废主义只是善意的“谎言”和迷人的“面具”，终将面临被拆穿和撕掉的结局，逃避和感官享乐毕竟是瞬间的，这一点正反映出唯美－颓废主义的自反性，这是王尔德的悲哀，但却不是他个人能够独自承担的后果，毕竟从他身上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矛盾，他代表了那一时期文学家和艺术家集体的困惑与抗争。

　　［1］王尔德.英国的文艺复兴［M］.赵澧，徐京安，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0.

　　［2］张介明.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73.

　　［3］弗兰克·哈里斯.奥斯卡·王尔德传［M］.蔡新乐，张宁，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83.

　　［4］Donohue，Joseph.“Distance，death and desire in Salome.”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Peter Raby（ed.），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20.

　　［5］Ibid，p.123.

　　［6］Tanitch，Robert.Oscar Wilde on Stage and Screen［M］. London:Methuen，1999:149.

　　［7］王尔德.谎言的衰朽［M］.赵澧，徐京安，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13.

　　［8］於鲸.在完美的表象之下［J］.海南大学学报，2005（3）: 284－288.

　　［9］（英）威廉·冈特.美的历险［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05:188.

　　［10］Wong，Linda.‘Undecadent’Representations of Oscar Wilde’s Salome in Modern China.In Decadence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Marian Galik（ed.），Lufema:Institute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Bratislava，2005:98

　　［11］茅盾.茅盾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8: 128.

　　本文受到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