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

　　河南大学

　　日常·立体·真实的多重变奏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话语的叙事学意义解读

　　李忠

　　河南大学

　　本文以叙事学作为立论的基点，从人物关系出发，把不同的话语资源进行整合。在绕口令和复沓的艺术手法方面，对于日常话语进行改造，以“拧巴式”的哲学对于生活的现象进行批判；在日常伦理方面，作者突出了常识经验和平民智慧对于丑恶现象的讽刺；在知识分子话语层面，从隐含作者的叙述视角对于作品中人物以及事件进行评说，凸显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承担意识。

　　话语 日常 平民 知识分子

一、复沓和绕口令的结合对日常话语的改造

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阶段的零度叙事不同，在2007年的新作《我叫刘跃进》中，作者实现了向传统现实主义题材的回归和独创。日常话语作为其小说的特色一以贯之，并且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选取农民工、房地产商、政府官员、黑社会作为小说叙事展开的人物关系图示面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智性发掘和诗意提炼成为创新和超越之处。和以往的拧巴式幽默相似，在隐含作者的叙事语言上，复沓交织叙述一件事情在作品中成为叙事中评论叙事进程的典型语言方式。

　　众所周知，复沓作为一种重要修辞方式和理论术语，从古代到当代走过漫长的叙事历史。在此处意义上的不仅仅是修辞手法的强调或者提请注意，而且也是作品整体叙事风格的有机构成部分，甚至和叙事事件本体一同成为拧巴式叙事风格的内容。在重复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类型和样态的重复话语。当代法国学者德鲁兹把充分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式的重复。众所周知，柏拉图的理念说和影子的影子说，处理的实质是文艺与理念的关系，而所谓柏拉图式的重复强调的是“该类重复所产生的复制品虽然有别于它所模仿的原型，与其原型让可能接近或者同化”，是其模仿论在重复领域的表现”，简而言之就是似非而是。而尼采式重复则不同，由于尼采“把相似或者相同的事物视为本质差异的产物”，也即是似是而非。例如，在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不是，而是”的句式，多达百处。一般句式和修辞学意义上的“不是，而是”是递进和加深的表现手法，在这里却有了更高意义上的叙事内涵。“不是”后面的话语往往是按照逻辑正常推演的自然结果或者表面行为结构的自然性内涵，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复沓也就无从谈起。

　　正是在此句式中，作者实现创造性转化和想象。首先，“不是”后面话语的正常逻辑和“而是”后面的事件真实进程形成一种对照和错位，往往是逆自然进程而动的意外或者转折，由此产生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得以不断推进叙事进程和剧情发展，打破读者的审美期待。例如，“杨志常到忻州食府吃饭，却不是冲着老乡不老乡，而是冲着老甘熬的羊肉汤。”老乡之间的桑梓之情和眼下最实用的好喝羊汤，用一个“不是而是”的句式让读者捧腹，接下来转入羊汤和老甘的丢皮夹克的叙述也就顺理成章。原本期待着乡情的抒发，情节却转向了羊汤的讨论和老甘的个人经历，迅速宕开一笔，一个简单的句式背后是情节转化和插叙手法的精彩运用。其次，“不是”后面是事情的表象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结论，“而是”后面的话语则往往是作者智性的评论，精当准确而不失幽默。在事件之外插入的评论对于事件的分析透彻入理，成为文本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例如，“大家生气的不是贼，而是这贼无法捉。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这里是本质和深刻观察和现象互为镜像。常规逻辑是贼偷东西被捉住，然而作家的认识水平更深一层，对于有贼不能说、哑巴吃黄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贼的重新定义和陌生化艺术处理。更为有意味的在于，贼的两种定义是相反相成的，正如硬币的两面，而这为作家“不是而是”的句式和拧巴式的话语方式所吸收和表达，就不仅仅是幽默，更是对于深层次逻辑的推演和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审美化和艺术化。正是在常人的生活逻辑起作用的地方，作者功力非凡，对于日常逻辑进行颠覆性的创新思考，在令人发笑的同时引向文本的纵深处。第三，“不是”和“而是”两者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一种拧巴式的幽默，而以这种复沓式的句式出之，作品可读性大大增强，同时成为体现幽默叙事风格的一种重要方式。

　　绕口令作为民间文学的手法也被小说中吸收进入进行创造性改造，一般的绕口令是引人发笑的艺术手法，而作者在文本中上升至美学的高度，拥有深刻的审美内涵。之所以采用这种叙述话语，也就是有话不好好说（坦荡从容，有话直说。）是不得已为之或者内化而为。在“不是，而是”的句式中，重复的部分往往是正常经验，在文本中，说实话往往会被周围的人定义为痴傻或者幽默，“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在发迹之前的严格也有过实话实说的阶段，爱说笑话，坦诚正直，随着环境和社会的变化，不苟言笑和不幽默成为常态。人物形象用绕口令的方式进行言说，首先是社会规约和驯化的结果，“四十岁之前爱开玩笑”城市文明病的反思从五四一代的小说开始，从乡村到都市的转变和对人性的阴暗书写不绝如缕，这也可以从刘跃进最终历经重重磨难，劫后余生的叙事结局看出作者的叙述态度和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其次，从语言层面来讲，之所以采用这种绕口令的言说方式，除了不能明说以外，也因为事情本身的复杂和世故人情的考量，是用更加恰当的方式对于事件进行准确描述的必然要求。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事情本身用这种方式的表达使得叙事话语不同于传统，是一种创新，更新了表达当下光怪陆离的世界的经验和手法，也是作家个性魅力之所在。

二、日常伦理反讽的智性化和常识化

作者作为作家所具有的两重身份——知识分子和国家公民是两种反讽态度构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开始，作家将视域投射入小人物的艺术世界，小市民、农民工、小混混、贩夫走卒等在再作品中司空见惯，这可以从作家身世来理解。从农村到北京大学，刘震云实现人生巨大跨越，随后成为著名作家。年少的乡村生活经历成为其人生的重要经验和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延津县成为作家的精神原乡，正如湘西边城之于沈从文，这种扎根于泥土的品性赋予作家农民的淳朴善良和乡村原生态的伦理逻辑是很值得深思的；另一方面，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作家，对于农民和市民并未局限于小农思想，有着深重的理性思辨意识和浓重的悲悯情怀。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在北京生活写作的经历使得作家开阔了视野，以更加广博的胸怀来对于乡村的愚昧落后和小农意识进行批判。同时又不仅仅止于此，更将视角触及城市的房地产商、贪污官员、小市民，展开了双重批判性反思。以农民文化为本位，产生了乡村逻辑常识；以知识分子的角色为责任，产生理性批判和智性话语。

　　从乡村逻辑出发，作者建构了一个不同于当下城市话语的陌生体系。对于城市里人们的演戏，发出了农民式的慨叹：“原来演生活比演戏难。”除了生活比戏剧更为复杂多变的表层意思外，还有对城市文明病的深入思考。在乡村人看来，生活本不需要演出，自然表现或者本色行动即可，这是乡村千百年来的传统和常识。但是随着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这种生活自给自足的不证自明性也受到冲击，当严格要求刘跃进演生活时候，乡村生活的底层逻辑显然注入了有效的反讽和嘲笑。这种源自于乡村的生活经验在作者看来是弥足珍贵的。严格的演戏与农村村民的本色显然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参照，对于生活的复现目的并不指向生活自身的正常逻辑，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婚外恋，这也是文本中展现的深层次张力：不正当的目的和行为的冠冕堂皇之间的悖论。对于演生活的意义的探讨是异常深刻的，它展现的是后工业时代的有趣逻辑：生活是可以戏仿乃至重塑的。背后的冲突在于传统的农业文明生活方式是线性时间观念的，换言之时间本身是不可逆的，这也是乡村常识，也是真实的（不论是社会真实或者文学真实）。而在城市的时间观看来，时间不仅仅可逆，而且可以重构。这种虚构层面的时间观念却以真实的面目出之，甚至让受骗人瞿莉获得一种认同“严格，下次你要骗人，还要仔细些”，换言之哄骗者和被骗人对于演戏本身没有质疑，只是让其更具有仿真性，双方都沉浸在虚假的内在狂欢之中不能自拔，配合演出一场关于虚假和真实的活戏剧。乡村常识的引入，刺破了虚假的面具，让真实得以彰显。文本层面的真实和仿真是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悲哀，而乡村常识成为拯救的一剂良药。

　　但是与此同时，对于乡村话语的展现并非是通过一味的歌颂和对于城市文明的批判来得以彰显，换言之，在作者看来，二者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在更为深远层次上，城市和乡村分享了更多共有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观念，从而表达了对于城乡结构的超越性反思。在文本中，刘跃进的同乡老甘的小聪明和农民式的狡黠（小农意识），任保良的唯利是图和欺上瞒下等等农民工形象自不待言，作者对于弥漫在乡村文化中的愚昧和颟顸也展开了深度批判。如果说农民在进入城市之前由于自身地理位置的封闭和落后，对于城市的了解和认识不足尚可以理解，但是进入城市并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依然有强烈的农村意识的残留，对于这一发现和书写是有着惊人的真实的。套用奈保尔内心殖民化的理论：来到城市的农民存在着内心的农民化意识。城市化和现代化因其成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和自身的合理性（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这里暂且不论西方和中国现代主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已经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常识和共识，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农民工涌入城市，但是衣服是城市的，心理还是农民式的混合心态是不言自明的。正如作者所言，“农村生活对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自己写作的烙印。”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是站在乡村和城市小市民的立场上写作的，这成为他创作时重要的一层底色。同时，大学教育和长期的作家生涯又决定了这种农民立场和纯粹的乡民意识有着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差异。正是这种知识分子式的农民立场决定了他的创作态度和话语资源运行机制。

三、智性的知识分子话语以隐含作者的方式呈现

身为职业作家和知识分子，作者站在更高的层次对于城市和乡村进行了双重反思和批判，以知识分子式的乡民为立场，以故事性和传奇性作为故事推进的动力。作者以U盘为线索，串联起众多人物形象，所有人物围绕这一意象（包括腰包和存折，特别是在作品前半部）展开寻找和被寻找的过程。而在故事推进过程中，知识分子独特的话语方式成为作品中故事叙事之外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知识分子的智性话语通过直接引语叙述、叙事者评论、叙事者叙事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共同构成隐含作者的叙事态度。在叙事学看来，“隐含作者是读根据叙事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重构的作者，或谓隐含于文本之中，能表达所叙之事的主导倾向的作者”。在作品中，不同的叙事话语方式，彰显出作者在文本中对于事件发展的态度和叙事深层次伦理，从而使得知识分子话语得以显豁。从人物对话来看，比如第一章开头老甘和杨志讨论烧饼的变质，老甘说是芝麻的问题，“透过一粒芝麻，我算看透一个人”，接下来杨志帮老甘找东西还要付老甘饭钱，杨志“透过一顿饭，我也算看透一个人”。根据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叙事者与叙事对象之间关系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叙事者类型，即异叙事者和同叙事者。叙事者开篇叙述杨志的故事，和张端端的结识以及被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异叙事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于文本中，而作为同叙事者的杨志则在叙述被骗之前和老甘的对话构成另外一个叙事故事。两个故事之间的共同参与者是杨志。老甘和杨志从表面上看都是通过一件事看透朋友的为人不好，叙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同样的话语产生的却是老甘的善良和狡诈两重叙事效果，人物对话的叙事话语的妙处由此得以呈现。两个简单的对话背后是人际关系的利益化和伪善的批判。作为人物的老甘通过杨志的同叙事者身份表现出来，这也是新型叙事话语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叙事者叙述事件的过程中，也同样可以解读出隐含作者的叙事态度。例如在小说第五章《严格》中，“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这一章叙述严格的发家历史，叙事者在客观叙事中寓“春秋笔法”，显示出隐含作者的褒贬态度，从原来的幽默到后来的不幽默，原因在于“周围皆是小心眼的胖子”，通过叙事者的叙述，反思了当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隔膜和冷淡，于不经意之间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叙事话语层面，还是一贯的刘氏幽默，用拧巴式的语言阐释世界的道理，把拧巴的世界再拧巴过来，恢复到世界的正常状态。之所以在叙事者叙事过程中大量采用拧巴的语言，是因为表现对象本身的复杂和纠结。在文本中，严格本来是单纯的，甚至是善良的，但是这种善良往往被人误解为傻愣。渐渐地融入社会之后，“日子越过越拧巴”，所以在叙事者的叙述话语中对于特定的表现对象有了知识分子式的拧巴语言，充满智慧和思考。

　　在作品中体现知识分子智性话语的还有叙事者的评论，当一个情节或者事件进入结局之后，作者用一番精当的评论跳出故事，以异叙事者的态度超脱于文本中同叙事者之外，便产生了叙事分层的效果。在后经典叙事学认知学派看来，叙事层次可以看做“拓展理解力的认知系统，通过该系统分享关于过去的知识，并得以深入自己和他人的意识”。叙事者站在故事外面，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拔的眼光，对于事件本身并无利益牵扯，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公允的结论，避免了主观化的倾向。例如在小说第九章中，作者对于严格在患难之时帮助贾主任借钱，并且是尚未发迹之时，发出感叹：“交朋友还是要从低位交起，等人家到了高位，已经不缺朋友，或已经不讲朋友，想再交就晚喽！”明显是跳出当事人严格和贾主任的当下故事，进入到叙事者自身对于当下叙事时间发生的故事的评价，精当地从当下引申到交朋友的人生问题的思考。不同于叙事者叙事的拧巴式幽默，在叙事者评论中直接表明隐含作者的叙事态度，从现象到本质，总结人生交友经验，读者通过阅读加深对于人物的理解，同时获得人生的特殊经验，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表达出的叙事话语的功能之一。

　　［1］殷企平.重复［J］.外国文学，2003（2）.

　　［2］周罡，刘震云.在虚构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5）.

　　［3］（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付礼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4］唐伟胜.叙事层次:概念及其延伸［J］.外国语文，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