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月

　　摘 要：张天翼是我国现代童话的开拓者之一，他的童话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并且向读者传达了很多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价值观、人生观，文章试从直面现实、敢于抗争、自食其力、游戏精神四个方面来阐述张天翼的童话对儿童人格塑造的作用。

　　关键词：张天翼 ?童话 ?儿童 ?人格塑造

　　张天翼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其创作的作品内容涉及长、中、短篇小说，剧本，文艺评论等多个领域，而其中尤以儿童文学创作成就颇丰。新中国成立前，他的三部长篇童话及数篇儿童小说和寓言相继问世，新中国成立后的他，更是将创作重心转移到儿童文学上。在他所创作的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中，主要以童话居多。

　　“童话”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是在1909年孙毓修创办的《童话》上。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古代就没有童话。周作人先生在其童话理论《古童话释义》一篇中，主要论证一点，即“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1]其实不止晋唐志怪小说，《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中的大量篇章也可归为童话。

　　在“父为子纲”的旧社会，儿童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所以虽有童话，却甚少有人重视。直到19、20世纪之交，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将目光投注到儿童身上。由于大量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西方童话也随之涌入。1909年，孙毓修编撰《童话》，介绍了许多欧洲童话故事，在他为童话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之后，大批作家开始了童话创作。这其中主要有茅盾的《大槐国》《寻快乐》等，郑振铎的《兔的幸福》《太阳、月亮、风故事》等，叶圣陶的《小白船》《稻草人》等作品。而叶圣陶无疑是中国现代童话史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他的童话摆脱了以往的改写、翻译形式，童话内容也较为深刻，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叶圣陶之后虽有一些童话作品出现，但成就却不高。

　　直到1932年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的出现，成为我国第一部取得成功的长篇童话。它以“崭新的形式、大胆的幻想、锐利的讽刺、诙谐的文字”[2]引起广大少年儿童读者，也引起广大成人读者的注意和关切。如果说叶圣陶的《稻草人》是我国现代童话创作的一个高峰，那么，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则是又一个高峰。它的出现，说明我国的现代童话已趋于成熟。这份成熟，不仅仅因为它是从短篇发展到长篇的字数增加，更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的逐渐成熟。继《大林和小林》之后，张天翼还创作了长篇童话《秃秃大王》《金鸭帝国》，建国后有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短篇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等。张天翼创作的童话作品，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艺术感和现实主义风格，尽管时过境迁，他的童话却依然被各个时代的读者喜爱，其艺术魅力至今还吸引着一代代的孩子们。

　　童话作品或多或少对儿童都有一些教化功能，张天翼的童话也不例外，况且他本人也是本着“要让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3]的原则去进行创作的。张的童话不仅以夸张的情节、诙谐的语言吸引读者，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塑造儿童的人格起到一定作用。

　　“人格”一词在词典里的解释有三：一是人们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二是人的道德品质;三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而本文所讨论的人格主要是后两种。

　　千百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孟子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庄子追求精神绝对自由，无所依赖，无所限制的逍遥人格;魏晋名士则以“真性、无为”为理想人格。儿童如同一张白纸，将来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早期的人格塑造显得至关重要。张天翼正是通过他的童话故事将一些有助于儿童自身发展的人生观、价值观传达给他们，从而促成了他们人格的塑造。他的童话向儿童传达了直面现实、敢于抗争、自食其力以及游戏精神等等，这些无疑都对儿童人格的塑造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直面现实

　　童话给儿童描绘的往往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神仙、有天使，故事的结局往往是妖怪被神仙打败，好人遇上磨难总会有神仙来帮忙，抑或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叶圣陶初写童话时，也“梦想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4]然而他却不自觉地改变了方向，因为他的美好理想最终在悲惨的社会现实面前破灭。

　　20世纪30年代的童话研究多在强调童话的现实性教育功能，陈伯吹认为：“古老的童话，特别是民族的童话，它们在儿童文学中已被时间的巨轮淘汰了！自然，以神仙与幻想为骨干的童话，用来哺乳在暴风雨前夜的新时代儿童，实在太不相宜”，[5]因而“童话一定要和生活相一致，这是当时童话创作的大方向。”[2]

　　张天翼作为左联的一位斗士，对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所创作的童话自然沿袭了叶圣陶现实主义童话的风格，继续描绘当时的社会面貌。他本人也说：“只要不是一个洋娃娃，是一个真的人，在真的世界上过活，就要知道一些真的道理。”[6]

　　为了将他的“真道理”传达给儿童，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童话均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并且“通过富于典型的生活画面，来展现中国苦难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广阔背景”。[7]在1932年出版的《大林和小林》中，张天翼以大林、小林两兄弟的不同人生为线索，勾勒出一幅宏大开阔的社会图景。较之叶圣陶的《稻草人》，《大林和小林》包含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面和生活面。此篇童话塑造了以国王、叭哈先生、大林为代表的剥削阶级，也塑造了以小林、乔乔为代表的劳苦大众。它将旧中国人剥削人、人奴役人、人吃人的社会众生相，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张天翼的另一部长篇童话《秃秃大王》，堪称是《大林和小林》的姊妹篇，这部作品同样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图。张天翼后来说：“我当时写童话，就是想让少年儿童读者认识、了解那个黑暗的旧社会，使他们感到做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是多么可耻和无聊。”[8]显然，他做到了。不止当时的儿童，当下的儿童读了，同样也能认识到这一点。

　　40年代创作的《金鸭帝国》，又名《帝国主义的故事》，则是一部形象化了的资本主义发家史，以大粪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靠着投机钻营、高利盘剥，聚敛了大批财富。作者在这部童话里，描写了垄断组织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大资本家之间以及与贵族地主的互相斗争，在作者辛辣的嘲讽面前，资本家、贵族、大学教授、各色帮闲的虚伪丑恶一一暴露出来，让人们看清这一黑暗罪恶的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他依旧秉持着描绘“真道理”这一文学观念，其创作的《宝葫芦的秘密》《不动脑筋的故事》等均反映了新社会的新面貌以及新时期的儿童，内容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张天翼运用的这些现实主义描写，不仅将一个真实的世界展现在儿童面前，也将一些真的道理讲述给儿童，尽管当下我们已经步入了新社会、新世纪，不再有压迫，不再有奴役，所处的社会背景、所要面对的现实均与从前大不相同，但拥有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生活中的苦难的勇气却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儿童都需要的。当下的儿童读了张天翼的作品，不仅会进一步认识、了解那段历史，也会养成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生活的好习惯，不再完全拘泥于书本知识而脱离生活实际，而且在无形中也会提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我们纪念昨日的苦难，正是为了今天的幸福。

　　二、敢于抗争

　　张天翼童话里的大量现实主义描写，不仅让儿童认清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引起了他们对于处在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劳苦大众们的同情，并且懂得要想改变这种命运，只有通过抗争才能实现。

　　《大林和小林》围绕两兄弟的两条道路、两种不同命运来展开故事。大林奉行“我将来一定要当个有钱人”的理想，成功当了富翁叭哈先生的儿子，过上了腐化堕落的寄生虫生活：有两百个听差供他使唤，他不用干任何事，甚至吃饭也是别人帮他完成的，“第一号听差把菜放到唧唧（大林做了富翁儿子后改的名字）口里，然后第二号扶着唧唧的上颌，第三号扶着唧唧的下巴，把唧唧的上颌和下巴一合一合的，把菜嚼烂了，全用不着唧唧自己来费劲。第四号把唧唧的嘴拨开，第五号用一块玻璃镜对唧唧的嘴里一照，点点头说：已经都嚼好了。第六号就扶着唧唧的上颌，第七号扶着唧唧的下巴，用力把唧唧的嘴扳开得大大的。第八号用一根棍子，对着唧唧的口里一戳，就把嚼碎的东西戳下食道去了”。于是，大林越来越胖，胖到“三千人也拖他不动;脸上全是肉，笑不动了;一说话牙床肉就马上挤了出来;指甲上都长着肉”，最终饿死在富翁岛上。

　　小林的道路则截然不同。他信奉“一个人总得干活”的理念，与哥哥失散后，被绅士皮皮抓住，又被当做商品拍卖，继而在四四格开的咕噜公司里做工，受尽了欺凌与压榨，四四格是这样给他分配任务的：“你早晨三点钟起来，替我到厨房里去把我的早饭拿来。然后你给我剃胡子，然后你去做工，然后休息一秒钟，然后再做工，然后再休息一秒钟，再做工。然后到了晚上十二点睡觉。”这样还远远不够，“小林虽然这么苦，可是四四格还常常打他。只要小林看一看别处，打一个呵欠，四四格的鞭子就打到背脊上”。最终小林逐渐觉醒，不甘忍受剥削，奋起反抗，联合工友打死了四四格并做了火车司机。

　　张天翼在夸张离奇到令人发笑的情节中，蕴含着一个严肃深刻的贫富对立、阶级对抗的主题。作者深刻揭示统治者剥削人民起家的秘密，肯定了劳动人民奋起反抗的合理性。作者歌颂小林身上的反抗精神，他没有坐等神仙降临，而是团结工友与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要将这一主题传达给儿童并非易事，然而张天翼却能化难为易，寓教于乐，让小读者们在被曲折的情节、夸张的描写、幽默的语言所吸引的同时，又能从兄弟俩截然不同的结局中认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懂得懒惰贪婪的寄生虫们、统治阶级必将在人民的反抗中走向灭亡，劳苦大众也只有敢于斗争、敢于抗恶，才能生存，才能最终迎来光明。

　　或许敢于抗争放在今天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毕竟当下已经不是个阶级社会，也不再需要阶级斗争，但这是否意味着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儿童就不需要抗争精神呢？或者说，即使需要抗争，但因为社会历史的变迁，抗争的对象已经大大不同，当下的儿童就没有必要去读那些过时的作品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很多经典作品之所以一直受到读者青睐，正是因为其跨越了时空的限制，能永葆生命力。张天翼的童话作品也同样如此。

　　对于今天的儿童来说，现实世界里仍有阴暗的一面，仍有恶势力，若是一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儿童，那他该如何去面对？而且，不只是面对恶势力，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中，同样需要有挑战书本、挑战权威的勇气，甚至有时要与自己做斗争，现在我们身处的是个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到处充斥着快餐文化，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何以去战胜自己，抵制身边的种种诱惑呢？可见，抗争精神不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消退。

　　三、自食其力

　　自主、独立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人来说，都是必备的生活技能。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方能有所收获。张天翼也深知独立和自食其力对于儿童的重要性，因此，他的作品处处宣扬着自食其力的理念。

　　张天翼用夸张的笔调对寄生虫式的生活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大林由于长期地依赖他人而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最终饿死在富翁岛上;秃秃大王相当于政治化了的大林，他占有着天下财富并且控制着国家政权，以此来供其一人之享乐，最终在人民的反抗下灭亡。

　　同时，他也对不劳而获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宝葫芦的秘密》中的主人公是个叫王葆的孩子，因小时听过奶奶讲的宝葫芦的故事，于是自己也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宝物。用宝葫芦来代他做算术，帮他做玩具……总之，有了宝葫芦，他就可以不动脑筋、不费任何力气而得到一切他想要的东西。可最终宝葫芦却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与小伙伴下象棋，想吃掉对方的“马”，结果这“马”就自己飞进了他的嘴巴;做数学考卷，他想依赖宝葫芦，结果就有一份答得很完整的试卷出现在他面前，只是这答卷是别人的;后来，自行车、收音机、钱之类的，他都拥有了，并且他逐渐知道了这些东西的来历：宝葫芦从别人那拿的。他竟成了偷东西的贼！他又气又急，最后发现，自己原来做了场梦。他的经历告诉孩子们：不可懒惰，不可对任何人、任何物产生依赖，凡事需要亲力亲为，自食其力，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张天翼在《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中说：“王葆式的孩子，并不是坏孩子，他们挺想学好，肯做好事，能关心集体，热爱同学，讨厌自私自利。但往往有点懒，不爱动脑筋，什么都想要现成的，遇到麻烦的事，就幻想有那么一种宝贝，可以帮他做好多事情（甚至包括帮他为别人做好事），使他不用费什么劲，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种思想，实质是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思想意识的残余。”[8]这部童话主题十分明确，它批评了少年儿童身上普遍存在的好逸恶劳，希望不劳而获的思想和表现。其实何止少年儿童，成人同样希望不劳而获，希望天上掉馅饼。作者借宝葫芦之口，说出一个朴素但又重要的道理：“世界上这些吃的用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打天上掉下来的，都得有人去做出来”。

　　四、游戏精神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几乎成为童年的象征。呆板、木讷的儿童总是缺乏生气与创造力，而善于游戏、富于娱乐精神的儿童总能在游戏中全身心地进入角色，获得某种体验。张天翼深知游戏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和对于儿童自身的潜移默化作用，因此，他怀着一颗童心，在他的童话故事里，创作出大量的游戏性情节。

　　《大林和小林》中，小林和他的两个小伙伴因为卖为四四格生产的钻石，被巡警抓到“足刑室”受刑。“足刑是什么呢？原来是——搔脚板！他们三个都给绑得紧紧的，一动都不能动。巡警们就用手在他们脚板上很重地搔着。他们都痒得要命，难过极了，又挣不脱。三个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出了眼泪。他们三个人又想哭。搔脚板搔了一个钟头”。“足刑”就是“搔脚板”，这样的情节逻辑显然是不符合常理，不符合成人逻辑的，但却又迎合了儿童爱幻想的天性，合乎儿童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下，情节必然妙趣横生，充满游戏性。

　　《秃秃大王》里同样具有很多游戏性的情节，如秃秃大王出宫打猎，打的不是老虎、狼等野兽，而是蚂蚁、蚯蚓、螳螂之类的虫子;小明和许多人去秃秃宫救人时，带的武器不是枪支弹药，而是平时打扫卫生用的肥皂、水桶、手巾、扫帚，甚至还有牙刷之类。这种游戏化的故事情节在中国现代童话里是很少见的。

　　张天翼之所以能创作出如此具有游戏性的情节，这与他本人富于情趣、幽默的外倾性格是分不开的。他的朋友曾经这样评价他：“他有一肚子笑话和故事，他讲起笑话和故事来，诙谐生动，妙趣横生，总是使在座者人人捧腹”，[9]“毫无保留地敞露出全部心灵，使你感觉到在你面前的简直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10]

　　相信读了这样一个“大孩子”的童话作品，我们的小读者们也会同样地富于情趣和幽默，善于游戏和具有娱乐精神，不再出现像封建社会时的那些只会死读书的迂腐文人，定会成为善于思考，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时期青年。

　　诚然，张天翼的童话带有一定的时代痕迹，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也有一定的教化意味，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艺术魅力。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儿童，还是对于今天的儿童，其作品无疑在儿童人格塑造方面都有很大影响。无怪乎他的童话作品能经过时间的淘洗，受到各个时代小读者们的青睐。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古童话释义.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745.

　　[2] 洪汛涛.洪汛涛童话通论[M].北京：接力出版社，2011：187，275.

　　[3] 张天翼.《给孩子们》序[A]//张天翼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08.

　　[4] 郑振铎.《稻草人》序[A]//叶圣陶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364.

　　[5] 陈济成，陈伯吹.儿童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丛书社，1934：58.

　　[6] 张天翼.《奇怪的地方》序[A]//张天翼文集·第八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8.

　　[7] 王泉根.3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的历史透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81-86.

　　[8] 张天翼.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A]//张天翼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17，218.

　　[9] 蒋天佐.记张天翼同志几件事[A]//张天翼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87.

　　[10] 王西彦.当《华威先生》发表的时候[A]//张天翼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