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青　宗　丽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苏门弟子志怪文章浅说

　　朱晓青宗丽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苏门弟子张耒、李廌作有一些志怪之文，在文学观念、文学趣味、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特色，也反映了北宋后期文坛的一种创作倾向，值得研究。

　　关键词：张耒李廌志怪创作倾向

　　苏门弟子中，张耒、李廌都作有志怪一类的文章，如张耒的《记异》《书司马槱事》《书道士齐希庄事》，李廌的《张拱传》。这几篇文章在文体上属于杂记、题跋和杂传，以记人、记事为主，类似笔记小说。其所记人事的奇异、怪诞性质，具有传统志怪小说的一些质素。

　　苏门弟子的这几篇志怪之文，有几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个方面，作者思想观念多元化，作文意在明理。

　　苏门弟子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多元化、自由化的倾向。主流倾向是以儒家思想为本，而旁及其他，如道家、佛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这是苏门在思想观念上的一个突出特色。

　　即如张耒，他的思想反映到文论观念上，提出文章重在明理，以理为主。他在《答李推官书》中说：

　　“夫文何为而设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独传。岂独传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圣人贵之。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为文者，无所复道。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1]828

　　张耒认为明理是为文的首要目的，从他的表述来看，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文章都是“寓理之具”，可见张耒说的理，不限于儒家，而及于其他思想派别。张耒的文论观直接贯之于他的文章写作，表现出好讲道理、好发议论的特色。这也是宋人为文的一大特色。

　　李廌论文也讲到“理”，而且他说的“理”要“不谬于圣人”，如其《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所言：

　　“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义之所宜，卑高巨细，包括并载而无所遗，左右上下，各有若职而不乱者，体也。体立于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狥于流俗，不谬于圣人，抑扬损益，以称其事，弥缝贯穿，以足其言，行吾学问之力，从吾制作之用者，志也……”[2]卷二八五〇，124

　　联系这几篇志怪之文，从题材内容来看，张耒的《记异》是写某道士对老子不敬，受到惩罚。《书司马槱事》写司马槱遇苏小小鬼魂事。《书道士齐希庄事》写齐道士居王屋山，因道行浅薄，被神灵驱逐。李廌的《张拱传》写张拱辟谷事。从内容上看，除了司马槱之事，其他都与道家道教修行求仙有关，反映出作者思想观念上驳杂、多元的一面。

　　就创作倾向、创作目的而言，这几篇文章都是作者某种思想观念的表达，如张耒所言，意图在于“明理”。

　　如张耒《记异》，记某道士在太清宫老子殿下烧药，对老子不敬，以致引火烧身，惨遭不测。对此惨剧，张耒发感慨又兼发议论，他说：

　　“狂士之以僭诞自尊者，其情岂有他哉？欲惊愚夫痴氓以自售其药，为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售其学，以诳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弃训典，毁訾先儒，操臆见私智而以圣人自欺者，与太淸之狂士何以异哉！得无有怒目切齿者乎？夫学不死，养气炼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术，出于老子者也。因其师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本者，可以鉴诸此。”[1]774

　　张耒先是感慨如某道士诳愚以谋利的行为，随即引申世之自大者，不论宗或宗道，都有“掩其所得”，“叛其所本”，而自售获利、狂妄自大的行为表现，这类人都应该从某道士之事得到教训。

　　再如张耒的《书道士齐希庄事》，写庸道士齐希庄“仅闻养生小术”，居王屋山修行，被王屋之猴驱逐之事，说“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顽然无闻，徒中夜咽唾，山鬼笑汝”。[1]816则齐道士非有道之士，不容于名山，就不足怪了。

　　李廌《张拱传》叙述张拱有仙缘，行辟谷之术，文中借道士之口发议论：

　　“神仙以辟榖为下。然却粒则无滓浊，无滓浊则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子房诸人乃以丹药疗饥，固亦迂矣。儒者讥诃神仙，以谓仙者不死，则昔之延龄者皆安在哉？盖不知仙之为仙也。夫仙者，玄也；玄者，天也；天者，道也；道者，万古以固存。人能仙，则虽死不死。夫人以有累，欲体玄妙而传之于身，身者必尽之形，安得以必尽之形，而使之不死哉！顾世之人，死则神与质皆逝；而仙者形则有生死，而神则无变迁，移时日、改姓名而已。如彼精金，皷铸炉锤，眞性如故。而昧者乃欲按摩吐纳，交媾服饵，补益躯干，以求不死，则愚矣。汝欲得此道，能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

　　息；俗念旣息，仙之才也。”[2]卷二八五三，192

　　李廌如此详尽地解说道教修行成仙的道理，可见他在思想观念上是有认同之感的。李廌写过《浮图论》讲辟佛之理。而他并不辟道，《张拱传》即可见一斑。

　　这类文章值得注意的第二个方面，是其表达方式。

　　其一，在即事以明理的说理方式。

　　张耒、李廌写作这类志怪之文，都是为了宣讲某种道理，这些道理并不空洞抽象，而是从具体的人事抽绎出来，与生活息息相关。他们说理，都是由事即理，由人即理，即事以明理。文章前一部分讲的故事越生动形象，后一部分阐发的道理就越具有说服力，更能被人接受。

　　其二，在生动细致的描写。

　　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诸如对人物神气的刻画，细节描写，场面描写，心理表现，气氛烘托、渲染，等等，来强化接受效果。

　　如《记异》写某道士意气扬扬，僭越狂妄，文曰：

　　“有道人方士者，贫窭，而意气甚扬，携药炉烧药老子殿下，大言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师也。’众聚观须臾，有火自其炉出，然其衣，即焰发满身。其人惊走，左右以水沃之不灭，狂走庭中，火所经地，物不然，独烧其身。须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已而毙，视其身灼烂矣。”[1]774

　　张耒为了训诫、警告那些忘本自大、傲慢无礼之人，故在文中着意写此道人妄自尊大的神气，和受到严惩的场面，场景怪异恐怖，读之令人印象深刻，也就强化了警示效果。

　　再如《书道士齐希庄事》，张耒写齐道士被王屋之猴所逐，分三个层次，层层推进，场面一次比一次诡异、恐怖。其文曰：

　　“一日，有猴入其室，希庄初不甚怪，逐之不去，视希庄坐起百为，从旁效之。希庄大怪，念初居山时，客有教希庄逐猴法：取猴矢悬而击之。试用，猴为去，希庄独喜。居数日，有大猴，异甚，如五六岁儿，垂毛至地，熟视希庄，效其动作如前猴者。希庄惧，莫知所为，不敢复逐。久之，猴复去。希庄意欲出山，未决。一日，有人呼，希庄出视，有人若两髻童子，黄单衣，绿帯，目有光，貌不甚类人，问麻笼山安自往，希庄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飞，直度岭壑，望视不及。自是希庄夜闻舍傍百物有声。一夕，大雪，晨出视，门外人迹无数，希庄发悸，不能复居。走山下，得瘖疾，数岁方愈。”[1]816

　　这段文字从场面递进的铺写，到人物动作、心理，以及对大猴、童子的神气、外貌等等细节描写，无不刻画精到，细致入微。所有描写都意在渲染气氛，累积环境对人的压迫感，蓄力到足够强劲，到达一个临界点，齐道士终于抗不住，而至崩溃。作者炼字炼句的功力非常深厚，如表现齐道士的心理变化过程，从开始的“初不甚怪”，到“大怪”，到“独喜”，到“惧，不敢复逐”，到“意欲出山，未决”，层层递进，层层累积，而且语意节奏富有变化。人物心理不是一直恐惧下去，而是有反复，有波折，有起伏变化，从“怪”，到“大怪”，到第一次驱猴成功的“喜”，到大猴复来的“惧”，“不敢再逐”，再到大猴自去之后，齐道士对是否下山的犹豫不决，心理波动的轨迹非常清晰。到后来，童子到来之后的一系列描写，诸如两人对话、动作、身形等等，都是作者用力处。这时，作者不再直接写人物心理，而是通过“望”和“听”，以齐道士的观感和听觉感受侧面表现其心理崩溃的过程。等到某天大雪，齐道士早上开门一看，“门外人迹无数”，心理恐惧到极点，终于“发悸”，狂奔下山。这段文字给人的阅读体验，就是作者一直在蓄力，在施压，到达极点之后，压力释放，一泻千里。

　　相对于张耒用笔着力于读者的感情体验，李廌《张拱传》则显得冷静平和许多。盖因张耒意在警诫，故用力强化效果；而李廌写人辟谷学仙，本就与俗世生活保持距离，故而行文有明显的距离感。

　　李廌此文以客观化的角度，冷静地叙述张拱学仙的过程，重心在道士神仙理论的宣讲和张拱辟谷体验过程的描述。对人物神情动作着墨不多，但细节精到，很有表现力。如开头写道士径去张拱家，张拱以为他是荒唐无稽之人，一系列描写很有生活气息：

　　“元丰二年上休日，日将岀，百官诸卫入贺同天节，街尘不惊，朝巿未集。一道士迎日而来，目光瞭然，射日不瞬，径往拱所，顾而不揖，振衣上坐。拱方披衣栉发，未盥颒，意颇忿其倨，作色语之曰：‘炼师何为者？何所自而至于斯？’道士应之，玉音琅然，曰：‘汝无诘吾所从来，正欲见汝耳。’拱意以谓此诞人也，京都似此者甚众，遽以一钱掷而与之，且使之去。道士笑曰：‘吾无求者也，以汝有道质仙缘，故来教之，何见拒之深也？’”[1]卷二八五三，192

　　这段文字刻画道士的神情、举止，张拱的反应、动作，笔触简洁、生动、形象，尤其是以张拱掷钱的动作表现人物心理，画面感、动作感很强，这一动作细节对于整个事件的叙述是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一笔。可见富于文学意味的笔墨贵精不贵多。

　　《张拱传》的文风是对其内容的适应。李廌将笔墨重心放在张拱辟谷过程的描述和神仙之理的宣讲，而对张拱家庭生活的变化一笔带过，比如文中交待他妻子对辟谷行为的反应，就是“忿恚而卒”四字而已，表现出明显的对世俗生活的疏离和淡漠。仙人不同道，也是自然。

　　这类志怪之文值得注意的，还有文中体现出的文人趣味，即对怪异之事的兴趣。如张耒对怪异场景的描写，李廌对学仙学道体验的表现，以及张耒对人鬼之间情感交流沟通的叙述(《书司马槱事》)，都可见一种创作倾向。如郭预衡先生所言，唐代后期文人好写传奇，北宋后期文人好写志怪，可见文坛走向的趋同。[3]562

　　参考文献

　　[1](宋)张耒,撰.张耒集[M].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四川大学古籍所.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3]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