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参加了牟平区作协组织的一次采风活动，见到了区作协焦红军主席。我说，隐喻使作品深刻，我喜欢有隐喻的作品。焦主席说，下一期的《昆嵛》将刊发福山老作家王运兴的小说《林中有狐》，那是一篇有隐喻的作品，出刊后一定寄给你。

　　感谢焦主席的厚爱，也感谢作协办公室主任孙伟，给我邮寄了两次，我才收到2013年第4期的《昆嵛》。

　　我匆忙地直奔《林中有狐》，看完后，我就开始咂摸小说的味道，看着小说的题目发呆：林中有狐，嗯，世上无“人”。

　　小说向读者叙说了一名作家密林寻狐的故事，以寻狐开始，以看到画中的狐狸结尾，首尾呼应，但中间却扯到了别的事上去了，写了三个故事：王一鹤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是第一个；没有名字的局长和有名有姓的女科员的故事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作家与欢儿和妻子、农场主与欢儿等人掺杂在一起的故事，这个比前面提及的两个故事要复杂得多，作家贯穿小说始终，当然更值得深思和回味。

　　小说在结尾前说：“作家的头开始有些晕，面前这张漂亮的白脸蛋笑得灿烂，然后在变化，渐渐狰狞起来。”现在我作为一个读者，我的头也开始有点晕。女人是水做的，狐狸是美丽的，怎么那些看起来那么美好的事物，在作家的眼里都变了形呢？还有，作家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是贯穿故事始终的，在第三个故事中，作家是故事里的人物，但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里，却是与作家密林寻狐的目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小说的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故事组接在一起呢？

　　细细体味，这三个故事都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阴谋与爱情的故事，有心机也有陷阱。前面的两个故事，通过笔记本电脑这样一个“道具”镶嵌进了小说里，来拓展和丰富人间的风花雪月，爱恨情仇，小说里的人物无一幸免。甚至于连小说里的主人公作家自己也未能幸免：他本来是来密林寻狐的，他本来是要在笔记本电脑里写别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即“丑陋的人们”的故事的，但最后，把他自己也牵扯进去了——他的老婆也跟了别人了，而他自己，在小说的结尾差一点也做了“禽兽”。

　　唉，别说那些让人不痛快的事了。还是说狐吧。狐狸是美丽的，狐狸有过美丽动人的传说。在小说的结尾，终于出现狐狸了，欢儿留下的图画里，有“一只火红火红的狐狸，多么英俊啊”，而当作家的眼睛离开图画时，又看到了“一只奔跑的狐狸，银白色的狐狸……”

　　但真正的狐狸并没有出现，狐狸只是一个隐喻，是作者笔下的一个讽喻现实世界的借用工具。在大自然生命物种的演进过程中，人类在某些时候着实扮演着武侠小说中“灭绝师太”的角色，一些动物灭绝了，一些动物濒临灭绝，还有一些动物麻木于它们日渐缩小的自由乐园。林中有狐，只是一种假想，这种假想体现为作者笔下的文字。就像网络上说“哥只是一个传说”一样，“狐”也只是一个传说。现实密林里的“狐”我们或许一生也未必能够目睹，但作者笔下的“狐”，我们却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火红火红的狐狸是英俊的，银白色的狐狸是奔跑着的——这不就是一直潜伏于我们内心的欲望吗？

　　我在讀完小说《林中有狐》之后的感想是“世上无‘人”，我这样说，并非是我脑子进水，非要讨世人的白眼，请听我把话说完：人生于世，无论好人坏人，老人孩子，无论外表光鲜，还是内心肮脏，行走于人生“江湖”，都戴着一顶“人”的帽子。我说“世上无‘人”的“人”，是指完美的人，真正意义的大写的“人”。看看《林中有狐》里一段又一段与所谓的“爱情”有关、与“欲望”有关的故事吧：

　　王一鹤“与前妻的感情还算可以”，“只是经不住吴小红美丽的诱惑”，“吴小红已另有新欢”，便又对王一鹤“设了圈套”——在内心欲望的驱使下，不断地朝着新的、自以为更美更好的目标迈进，为此而不顾廉耻，不择手段。

　　没有名字的局长和有名有姓的女科员，一个以权力猎取美色，一个以美色换取职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厢情愿，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欲望的魔鬼，总会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来，用见不得光的手段，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里，作品中有两句话说得意味深长：“这就是官场啊。”欢儿笑笑。“不光是官场，是人都差不多这样。”作家说。——作家说得很轻松，轻描淡写地，可我读着却心里堵得慌，仿佛被一种无形的重量压迫着。

　　那个林场主“当初追求你老婆时，要你的心你都能给”，为此“还杀死一只狐狸”，但当他遇到了欢儿，坚强的心一下子就变得“柔软”了，为了欢儿又变得更加“坚强”，狠心地舍下了“那臭婆娘”。欢儿为夫报仇，由狐狸变成美女，勾引林场主，“他的家也破碎了，她这仇也算报了”。这样的因果相报，是不是在暗示着，人类对大自然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生态的肆意破坏，也必将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一般地说，小说是写虚的，散文是写实的”，有人曾经这样告诉我。这篇小说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且不难发现，作者写“狐”的构想，是受到了异史氏等作家狐仙故事的启发，并也联系现实实有所指。

　　小说作为文学之一种，当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用，扬善鞭恶，弘扬正气，或者有所揭示，引人警醒。尽管在小说的结尾，“欢儿没言语，笑了笑，‘人啊”，但我还是从未曾完全泯灭的良心中看到了希望：在作家兽性发作之时，“猛然想起自己还是一个作家，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不由羞得满面通红”——人只有“日省三身”，修身养性，才能完成从生理学意义上的人向具有一定道德高度的人的转变。

　　世界上原本就没有真正完美的人性，但应当走在通向完美的路上——我想，这应当是作者通过这篇小说要告诉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