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关

　　一九八六年冬，下了一场好大的雪。

　　那时我上高一，是个星期天，不知疲倦的大雪纷纷扬扬了一夜。翌日清晨，推开家门一看，院子里白茫茫一片，空中圣洁的小精灵依然漫不经心、随心所欲地翩跹着，那些个盆盆罐罐、镢镰锨锄都以不同形态缱绻着雪花的韵致，迷离得几近眩惑。远处人家屋顶上，亦是白雪皑皑，唯有黑色烟囱，因锅灶婉转余热，同周边白雪有了些许罅隙，仿若游离在雪山冰块里的一艘孤零零的船。

　　“哎呀，这大雪，下午怎么返校啊！”我心中叽咕着。

　　中午过后，冷风微微，小雪细细。霞来找我上学，可街道、大路上都铺着十几厘米厚的雪呢，自行车是不能骑了，要是徒步返回二十多里的学校，想想就觉得头大；且不说路途远，单是脚上穿的布鞋，若是湿透，还不得把脚趾头冻掉啊，我们两个犯了愁。亏得母亲想了一个法子，把遮盖草垛的薄膜剪下几块儿，包在鞋子外面，扎紧，这样雪水就不会浸湿鞋子。然后，一人又披着一大块薄膜，背起书包上路了。

　　空旷寂寥的田野，没有鸟飞过，也没有路人同行，只有我们两个女孩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在好像从未开垦的处女地里。

　　“咱去老师家玩会儿吧，反正时间还早呢。”当路过小岭村时，霞提议。

　　“好啊，听说咱老师结婚了，去淘块喜糖吃去。”我欣然同意。

　　来到老师家门前，只见簇新的红对联贴在两扇大门上，白雪映耀着，分外艳丽，喜盈盈昭示着往日欢腾。我们迫不及待叩开大门，喊一声“老师”，人就奔进院子里。

　　“是你们两个啊，这大雪天的，从哪里冒出来？”张老师上身穿一件红绸袄，从堂屋里云霞般飘出，边惊喜地问着，边拉住我们冰凉的手。握进老师柔软温热的手里，一股暖流，登时从神经末梢传遍周身，寒意竞不好意思地溜了。初中时，张老师教我们英语。她个子不高，性格开朗，眼睛弯弯同月牙似的，总是微笑着，很亲和。

　　“快上炕，快上炕，这是什么情况啊，你们两个？”她的丈夫王老师趿拉着鞋子，紧随其后，有点吃惊，又有点嗔怪地朗声道。他和张老师一样，也是我们的初中老师，教化学。他细高挑个儿，白白净净的，有古代白面书生模样。

　　坐在炕边，左顾右盼着老师喜洋洋的新房，我们的心也喜洋洋起来。我和霞不时互瞅一眼，抿嘴而笑。

　　“别光看了，喝水，吃糖，这可是特意给你们俩留的，真没想到这样的天气里，你们从天而降。”英语老师柔声细语中透着喜气。

　　“是呀，是呀，老师，是雪花把我们飘来的，嘿嘿，嘿嘿嘿……”我和霞好像又回到初中，无拘束乐着。

　　约莫玩了一个小时，该告辞了，毕竟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老师也不挽留，不舍地把我俩送到通往学校的大路口。

　　“用两边的树做参照，沿大路中间走。”王老师望着渺茫雪野，不无担忧地嘱咐着，张老师也随声附和。

　　随老师话语，举目远眺：不远处，被风裹走的凸起处，有绿色麦苗坚韧裸露着，这赫然色彩靓丽着我们那颗偶有迷茫的心。告别老师，怀揣喜糖，在举步维艰的路上，甜蜜蜜出发了，去奋斗我們该为之奋斗的明天。

　　后来，居然好多年没能再去看望两位老师。如果说成长似陀螺，于无形鞭子抽打下，近乎不能停下来，是事实，那么这样的自圆其说，充其量是一块无法遮羞的“遮羞布”罢了。高中、大学、工作成家，一路走来，我努力着，挣扎着，也收获着；而我老师一家也在艰难中跋涉着，生活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生二胎，两位老师都被开除，回家务农。听说他们在农村种了好多地，仅花生就有十几亩；王老师当上了村干部，张老师除抚养孩子、种地，还做豆腐去县城卖。

　　有年秋天，某日下午，“秋老虎”依然不依不饶地炙烤着大地，像是要把人身上的水分抽干似的。我从县城骑自行车回家，在半路上，遇到一位妇女，像极了我的张老师。她骑着大金鹿，迎面而来：头上蒙一条暗红色方巾，为遮阳光前倾的部分，同老家屋檐般，质朴而粗糙；车后座载着一个大竹筛，上面用白包袱遮住，里面装着新做的豆腐，到县城卖。她会不会是我的张老师呢？就在两车相错而过时，这个念头倏地冒出，赶紧回望。可因地势西高东低，兼之我犹豫不决，那辆大金鹿自行车早已顺坡而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我跳下自行车，手扶车把，独自杵了一会儿。此时，热风扫过路两边的庄稼地，成片的玉米叶子相互摩擦，发出“刷刷”的声响；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烤着我纠结的心。

　　现在，二胎政策已经放开，不知我的两位老师作何感想，后悔？怨恨？还是什么其他难以诉说的情绪？我没问，也不想问，作为老师的他们，面对“大家”和“小家”的问题，内心必定早已明了；更何况，他们的儿子，就是那个二胎非常优秀，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已经成家立业。

　　冬去春来，是自然规律，而芸芸众生的我们不正是自然的一分子吗？

　　张秀美，笔名杨柳依依，家住青岛市黄岛区。系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喜欢音乐、读书、运动，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曾有文章发表在《青岛日报》《西海岸》等报纸和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