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国

　　1983年深冬的一天上午，已任莱山公社党委秘书近4年的我，接到县委组织部一纸调令，到县委办公室秘书科报到。

　　3天后，我打起铺盖卷，乘坐当时公社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公社砖瓦厂的解放牌汽车去了县委机关大院。那时的县委大院，还是一排排平房，唯独东南角有一座与平房紧挨着的两层小楼，上下各3间。上面3间是档案馆办公地，下面1间是县委办公室打字室，另外2间是秘书科，我就在那里上班。在新的岗位上，我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迅速转换角色，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一眨眼到了1984年春季，随着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大调整，县委多数领导都变成了新面孔。新官上任“三把火”，秘书科的工作自然成倍增长。

　　当时，秘书科只有4人（其中1人外出进行学历培训2年），人手捉襟见肘。但任务却一波接着一波，人也一刻不得歇。上情下达，开展调研，文稿起草，每件事情都急如星火、耽误不得，有时候真希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但想象归想象，我们没有那个“功能”，就只能靠加班加点、通宵夜战来应对。而此时的我，偏偏又遇到新情况：在公社工作时就与公社粮管所一名会计相好几年，并且到了晚婚年龄。双方父母都催着“五一”节前后办婚事。办婚事是一码事，可结婚住在哪里？双方父母都在农村，离县城都不近，远的要50多里路，而自己在县城也基本是人生地不熟。

　　忧虑的神色和焦急的心情没有躲过县委办公室领导的眼睛。一天，办公室主任宫本胜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面对领导的关爱，我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个人有关情况。一向要求严格的宫主任听后，面带笑容地说：“结婚是好事也是大事，你尽管按父母要求办婚礼，住房问题办公室会想办法帮助解决。不过要抓紧操办，尽量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

　　县委机关大院在县政府办公室设有行管科，主管机关大院内财物，办公用房及个人住宿安排就由他们具体负责。县委办公室分管行政工作的副主任曲培良，找到时任行管科科长的于功勋，请求其帮助调配解决。于功勋科长在翻阅住房安排资料图表后，没有发现有闲置或可腾出的房间，这让曲培良副主任有些着急。好在半个多月后，于功勋科长电话告知曲培良副主任：县政府办公室房后面有一处西厢房，共3间不到20平米，其中，一间半是计生局器材仓储所用，另一间半为解决住宿所用，现由一对在大院工作的夫妻所居住，他们现已分到楼房，不出两个月就搬走，之后由你处所用。曲培良副主任放下电话，立即让办公室人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明了住房情况。我深表谢意，赶快答应。要知道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31元，家属也是30元出头，要外出租房住，手头确实太紧了。

　　后来，我如愿办理了婚礼，住进那一间半西厢房。有了暂时的“小家”，我少了大的后顾之忧，工作上有了更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因我上下班路途短，早上班、晚下班是常事，遇有临时性或急难险重的任务，我都争着抢着主动承担，像清扫卫生、除雪等常规活儿，我更是成了先锋队员。

　　时间到了1985年夏季，儿子已满半岁。有一天午后，天气骤变。伴随电闪雷鸣，狂风袭来，暴雨倾盆。我担心住的西厢房陈旧扛不住风雨，就赶紧往回跑。等我到家时，儿子正在酣睡，负责照顾儿子的小姨子面露怯色。我还未落座，报纸糊的天棚上就落下一块瓦片，正好砸到儿子枕头边，顿时吓了我一身冷汗。我刚把儿子抱起来，泥土就夹杂着雨滴扑簌簌地落了满床。县委办公室的领导得知后，立即通知附近的县面粉厂带着大雨布前来施救。风雨中，大家手脚麻利，一会儿就用大雨布将西厢房顶部全部遮盖好，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问题。雨过天晴，行管科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了修缮。

　　不久，我爱人单位分了楼房，我们搬了出去。之后，又陆续有县委大院工作人员搬了进去。这简陋的不足20平米的西厢房，解决了机关新进工作人员无房住的问题，特别是在县委就地改造办公房屋、盖起两座五层办公楼之后，那处西厢房仍保留着它的作用。

　　三年后，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县委大院，去了乡镇工作。回想起在机关大院工作的3年，那一间半西厢房我记忆犹新，它就像冬天里的一把柴火，在最需要的时候温暖了我。它的背后，是组织对新人的关心和爱护，是领导对下级的体贴和照顾。这种朴素真挚的情感，好似一股暖流徜徉在胸口，时时刻刻激励着我、推动着我、牵引着我，成为我人生道路上强大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