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笔，原指古代文人用笔在竹简上写字，写错了再用刀削去，所以，古代读书人常随身带着刀和笔，用以随时修改错误。后顾名思义，专指代人书写诉状的人，深谙法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其职责近乎现代的律师。不过，旧时的刀笔，往往操纵如刀之笔，使许多案件乾坤陡转，或无中生有，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为追求胜诉，以一字千金的效果，做出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因此，名声都不太好。
凡事都有个例外。清代嘉庆年间，宁海州（今牟平）出了个刀笔，叫孙孰，他在当地就很有口碑。
孙孰，字孟邻，姜格庄镇林北村人，其天资聪颖，博学多闻，以学问、文章名闻乡里，可是自考取了廪生（秀才）后，却屡试不第，知情人透露，曾有阅卷官在其试卷上批道：孙孰一卷，笔笔皆刀，刀刀见血。孙孰闻知此事，知仕途无望，索性做起了桑田居士，也兼做刀笔生意。
孙孰做刀笔，从不挣昧良心的钱，为穷苦百姓书写诉状，有求必应，对于泼皮无赖，常给予教训，对于欺压百姓的恶人也绝不放过。牟平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他的一些故事。
这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林北村东的广河发大水，把上游村庄一去世老人刚埋葬的棺材冲了出来，冲到河下游岸边搁了浅，这棺材正好被早晨起来捞浮草的一村民发现。此村民本来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见了棺材，如获至宝，手提铁锨守在旁边，就等死者家属前来索要，讹人钱财。果然，死者家属很快得到消息，前来交涉，怎奈对方咬定自己捡到的棺材，并狮子大开口。几番商讨，皆无功而返。死者家属刚送走了亲人，家又贫寒，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只得去求孙孰帮忙写状子，到县衙告状。孙孰了解了情况，略一思索，便在其耳边耳语了几句，让其回家。
再说那捡到棺材的村民，原以为张口就能来钱，谁知讨要了几次，死者家属不但不肯出钱，竟连面也见不着了。渐渐地，看热闹的人多了起来，见他一手扶着铁锨，一手掐腰，一副无赖样子，不免侧目。也有看热闹不怕事大的，给他加火加钢，让其坚持。火辣辣的太阳升起来了，晒得人直冒热汗，大家半天见不到死者家属，都觉无趣，慢慢地也就散了。人走光了，他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起来，这才想起，早晨没有吃饭，这都正午了，家人也不来送饭，自己也不敢离开，就怕前脚走，后脚人家把棺材抬走。天气炎热，饥饿难耐，他开始站着，后来坐着，现在索性在河滩上躺下了，早晨要钱那股子劲早就没了。太阳偏西了，死者家属还是不照面，他有点沮丧，主动央人前去商量。很快，传话回来说，人家说不要了，让你留着。他一听，又惊又怒，抡圆了铁锨就向棺材上拍，可是手到半空，想到上午人群中那些鄙夷的眼神，就落不下来了，事情竟走到如此地步，再想到晚上要在荒郊野外守着一具尸体过夜，不禁毛骨悚然，罢！罢！罢！算我倒霉，白看了一天的死人！他拍拍屁股，拖着铁锨，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死者家属正等在家里，听说那人走了，忙请人帮忙把棺材抬回来，重新下葬。一场闹剧，就这样风浪不惊地平息了。
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孙孰鄙视那人见钱眼开的行径，就为死者家属出了个以静制动的主意。
一年冬天，一农民的羊吃了另一农民地里的几棵麦苗，这多大点事，谁知两人平日在村里骄横惯了，针尖遇上了麦芒，谁也不让谁，非要打一场官司，先后来找孙孰，一个要写诉状，一个要写驳状。孙孰调解不成，就想教训一下这两个人，分头给他们写好了状子。到了县衙，县令接状，先阅诉状，只见写道：“羊吃麦苗，四蹄乱刨，鼻嘴齐嗤拱，连根啃掉。”羊啃麦苗如此凶狠，这还了得！再看驳状：“三九寒天，地赛钢砖，大镢劈不动，羊嘴怎能钻。”是啊，羊嘴怎啃得动！也有道理。为难之际，仔细一看，见两状都是孙孰笔迹，便知其意，喝令将原告、被告各打四十大板。可怜两人被打得鬼哭狼嚎，皮开肉绽，从此再也不敢逞强斗狠了。
孙孰的得意之作，是他为本村姑娘孙嫚儿打的一场官司。孙嫚儿父母早亡，由舅父收养，后被歹人拐卖到文登县一家妓院。这妓院依仗秀才杨氏父子的势力，竟把前来寻找外甥女的舅父一顿暴打，逐出境外。孙嫚儿的叔父到文登县衙投告，知县王某极力庇护，三年无果。孙孰闻知，激于义愤，亲赴文登，向曾为学山同道的杨秀才恳求放人，不意竟被软禁在客栈，后经友人相助，才得逃脱。孙孰回乡后，决心帮孙嫚儿打赢这场官司。他听说山东新上任的学政宋某正来文登公干，知道机会来了。因为在清朝，取得科举功名者犯律可直接投诉学政，革除其资格。于是，精心写了一份诉状，将杨氏父子连同王县令一起告上。那时，官场很看重望族，他就先将本人家族以诗书为业，叔公为孝廉，伯父为举人，分别在江苏、河北官场任职，本人为廪生等情况写在前面，亮明自己的身份，接着以大清律例中，有功名的士子与娼人、歹徒相交为恶，有辱斯文，官法必惩的条文作为立论之据，详述孙嫚儿的不幸身世，揭露知县王某、杨氏父子与妓院逼良为娼的不法勾当，“王县主形同木偶，罔闻案下魑魅;杨恶衿势恃钱神，遂为海滨豺狼。”最后又写道，“方将续尼山之讲学，人文化及三千，岂肯传管子之治齐，女闾增其三百！”给学政戴了个高帽。宋学政刚上任，正须做出点成绩，又见诉状写得立意深刻，言辞犀利，有理有据，经核实事实确凿，就按官场法理处理了此案。不久案件得到解决，知县王某经部议革职;秀才杨氏父子裭去青衿（剥去读书人的衣服），取消学籍;妓院中所有妓女，准其亲属领回，不必赎金。
这一状，告倒了一个县令、两个秀才，解放了一批妓女，文、牟两县民众拍手称快，孙孰从此名扬乡里。
刚直不阿两进士
前些年，听说高陵镇高陵村，有一曲姓大户，其住宅门厅上曾悬挂一块匾额，上写“刚正不阿”四个大字，说是其祖上有人在朝廷做官，因为官清正，不畏强暴，严正执法，被皇上赞为“刚正不阿”，并赐匾额。此匾额作为传家之宝，代代相传。文化大革命中，匾额被作为大毒草销毁。
近来浏览牟平史志资料，还真的看到了这则故事，原来这是一段历史史实。
故事的主人翁叫曲橚，号一斋，康熙戊戌科（公元1719年）进士，历任内阁中枢、刑部河南司郎中，其故事《宁海州志》、《牟平县志》（民国版）、《高陵镇志》等史料都有记载。其中《牟平遗香集》记叙比较简练，现转录如下：一斋居官清峻，毫无假借。时有富室为巨寇所扳，河东督奏论大辟，察其爰书曰：此诬也！或沮之曰：河东督势重，未可与争。弗听，力为驳正，卒得雪。他平反多类此，世祖宪皇帝称其刚正不阿。然竟以忤上，官移膳部，旋告归。晚精星纬堪舆，尤工柳诚悬书法，人多珍之。
曲橚不惧位高权重的河东督，将其所判错案力为驳正，并平反多类此案件，博得了世祖宪（雍正）皇帝“刚正不阿”的赞许。然而，此举触犯了清廷“忤上”的官场规则，被剥夺了司法权，官移膳部，管伙食去了。于是，一怒之下，辞职还乡。
史书上并无记载雍正帝赐匾之事，曲橚自己将书有“刚正不阿”四个大字的匾额悬挂门厅之上，也不全是因为雍正帝对自己的嘉许。彼时，清朝官场风气败坏，偏重功名利禄，做官必须有靠山，上下交结，官官相护，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官员以模棱为晓事，以钻营为能力，以苟且为服官之计，一味巴结奉迎、献媚上司。对此，曲橚深恶痛绝。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整个官场制度，但却能远离恶行，洁身自好。他崇尚“刚正不阿”精神，要把“刚正不阿”当作做人的准则，作为美德和操守，让家人遵循，作为家风，代代相传。
曲橚的后代们如何践行“刚正不阿”的家风，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几十年之后，高陵曲氏家族又出了个在官场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此人之个人修为和官场品行，比之曲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是曲橚之孙、乾隆丙午科（公元1766年）进士曲永文。
《高陵镇志》这样记载：曲永文，字文兹，号莲浦，其性质聪颖，器宇魁岸，从父受书自会五经外，秦汉唐宋之文，明清诸名家，无不研究。后登第，初仕青州府学教授，次铨井研县知县，多善政。生平惟尚质实，不喜世故习气，读书外无它嗜好，服官奉法，人不可以干以私，亦不可以私干人。不貌为有才，妄希上官知遇。无幕友，案牍惟自治，词讼速结，左右不得进其说，吏胥不得舞其奸。困守一官逾十年，以任满升都察院经历。甫越岁，彼累镌一级。同事有劝，以祈请者，答云，“吾老矣，此膝不宜妄屈。”拂袖归，居林下，惟以读书课孙为务。
曲永文洁身自好，服官奉法，多善政，却在井研县令位置困守十余年，任满升任都察院经历刚过一年，又被累“错”降职一级，当同事劝其向上司求情时，终于动怒：“吾老矣，此膝不宜妄屈。”拂袖归！“此膝不宜妄屈”“拂袖归”，彰显了曲永文铮铮铁骨、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其接力和弘扬了“刚正不阿”的家风。
说到家风，就不能不提到曲氏家族中的另一个人物，那就是曲橚的父亲、曲永文的曾祖父曲帅正。曲帅正，字正子，号清海，清顺治戊子科（公元1648年）副榜考授推官进士，授湖广安陆府京山县知县。《高陵镇志》这样描述他：为官务实，正直廉洁，归乡居古朴，布衣布履，骑驴出入，尤乐施与，懿行硕德，乡人颂之，历久不衰。看来，曲氏家族良好的家风，与曲帅正的言教身传有关。家风是成长的摇篮，家风是信仰的播种，家风是习惯的养成，此言不谬。
富不忘亲的草根富商张颜山
1929年秋，青岛市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德国马戏团事件。彼时，一德国马戏团在青岛市商业演出，一市民因买不起票，在外面偷看，竟被德国看守用佩刀刺死。此事惹恼了一个人，他一怒之下，包下了青岛所有的剧园，免费请市民看戏。德国马戏团因租不到演出场所，几十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乱转。没扛上几天，就被迫向市民低头道歉，向被害人赔偿了一笔抚恤金。
这个人，就是牟平富商张颜山。
张颜山，原名张宗贵，号燕山，后改名张颜山，祖籍牟平养马岛张家庄村。
旧时，养马岛地少土贫，张颜山出生没几年，又添两个弟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无奈，其父张吉广带着全家渡海逃难，来到牟平城东北部邵家塂村，安家落户，一家人靠开荒种地维持生计。
1876年，15岁的张颜山被送到烟台“泰生东”杂货铺（现北大街派出所处）学徒。苦难的童年，农活的磨练，使其养成了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品质，加之天资聪慧，仅五年的时间，就由打杂升到下街（看行情），再到二掌柜的位置。
19世纪末，烟台开埠，德国人维里哈姆在烟开办了德孚洋行，推销“狮马牌”染料，“泰生东”亦其代销商之一。1903年，洋行管理员克劳克要回国服兵役，临行前，建议张颜山办一染料专卖店，专营“狮马牌”染料，并许以先提货，销后付款。“泰生东”掌柜赖芳圃惧担风险，又因积蓄不多，无意再做生意，索性处理了存货，把店铺酌价转给了张颜山。于是，张颜山筹集资金，雇用店员，添置设备，正式开设了“泰生东”染料店。
其时，自县城开始，东走文、荣、牟，西奔蓬、黄、掖，一身布衣，一口方言，边讲解，边试验，染不好，不要钱，一路走来，顺利地打开了销路。不久，取得了“狮马牌”染料在山东的专卖权。接着，向城市进发，在烟台设立“泰生东”总号，在济南、青岛、上海、哈尔滨设立了分号，在许多市镇设立了代销处，买卖越做越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人急于回国，便将烟台、济南、青岛等地德孚洋行所存染料全部移交“泰生东”销售，议定战后按现价还本付息。大战期间，染料来源断绝，价格暴涨，“泰生东”由此发财。至民国九年（1920）前后，又先后办起了棉花庄、绸缎庄、缫丝坊、面粉公司、银号等，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富商。战后，德人返华，张颜山将转让的染料货款如数奉还，以诚信感动了德国人，其60岁生日，德国人送了一辆本茨轿车为生日礼物。
张颜山出身农民，不忘土地之本，有了资本后，在老家牟平邵家塂购置了土地、山岚各1000余亩，盖房210间，在牟平城东门盖房100余间，雇用长工20余人，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地主。
张颜山贫寒出身，发迹之后不忘草根。他在本村办起一所小学，包下学生和老师的所有费用;捐款14000元兴办县立中学;在村西建旅馆一处，贫困行人免费食宿;自筹资金修筑了从烟台到金沟寨的一条石条公路;还为当地慈善事业捐资十几万元。
他鄙视那些势利小人。1932年冬，济南商会宴请济南各大银行行长，席间，张颜山像往常一样，粗衣布履，农民打扮，不意受到荣大银行新任行长的藐视。过后，张颜山突然向荣大银行要求提出全部存款，该行无力支付，束手无策。该行长了解了张颜山的身份后，后悔不已，忙托人说情，并登门道歉。张颜山一时名噪泉城。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张颜山创办的“义生”钱庄焚于战火，同时，由于用人不当，钱庄资产被席卷而去，张颜山赔了70多万元，加之几处商号均受到日寇侵扰，张氏企业逐渐走上了衰败之路。
1941年3月，79岁的张颜山在上海去世。
曲延科，1947年5月出生，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乡镇党委副书记、管委主任、党委书记，1992年任牟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98年任区人大党组副书记、副主任，2006年退休。热衷地方民俗历史文化的研究，已在《烟台日报》《老干部之友》等报刊发表牟平历史典故文章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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