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是从青山村开始的，那是位于湖北省西部的一个土家族聚居的小村寨，可小时候我觉得青山村很大，大得难以用脚步来丈量，我的双脚所到达的范围仅限于一个叫“凉风洞”的村民小组，它因一座一年四季都吹着凉风的溶洞而得名。每到夏天，乡亲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洞里乘凉、拉家常，小孩子们则在洞内捉迷藏。但在我的记忆里，除了避雨，父亲从来没有进过洞，他说，洞里住着洞神，洞神喜欢清静，他不想打扰到他。洞外，一条由数百级石阶梯铺成的小路，顺着山势直通凉风洞村民小组。从我记事起，那些大大小小的石阶梯就已经被磨得光可照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代人曾从这里走过，但我知道，留下脚印最多的人一定是我的父亲。他步履匆匆，数过洞门而不入。
据乡亲们回忆，我从小体弱多病，未满周岁就动了一次大手术。如今，我已过而立之年，那次手术留下的疤痕在肚脐眼下五指处依然清晰可见。那次手术虽然挽救了我的生命，却没有增强我的体质，我依然三天两头生病，整夜没完没了地哭。父亲背着我，沿着这条青石板小路，往返于乡卫生院和家之间，他的双脚一次次地接受着晨露的洗礼。常年寻医问药，可我的身体状况却丝毫不见好转，一家人无计可施，只能急得团团转。这时候，有人给父亲出主意，让他在村口立一块碑，并说这个办法已经被山下的汉族人反复试验过，灵验得很。父亲依计行事，真在村口立了一块指路石碑，碑的一面是一幅十字指路图，另一面则刻着“天惶惶，地惶惶，田家出了个夜哭郎，路人到此喊一喊，一觉睡到大天亮”。如今，三十年过去了，那块石碑还在，长满了苔藓，上面的文字也依稀可见。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在碑前驻足，喊一喊，然后会心一笑。可能是因为我体内没有流淌汉族人的血液，汉族人的良方对我没有起到半点疗效。
求人不行，那就求神。立碑无效后，父亲想到了凉风洞里的洞神，于是他请来了悌玛（土家族巫师），委托他当介绍人，让我拜洞神为干爹，于是，除了“田冯岛”，我又多了个新的名字，叫“洞长寿”。每年正月初一，父亲都会背着我到洞口焚香燃烛，给干爹拜年。洞神干爹没能让我的情况好转，但也没有继续恶化。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求人也好，求神也罢，都不如求自己。于是，父亲同时拜悌玛和一名老中医为师，巫医兼攻，目的就是为了治好我的病。为此，父亲没少下工夫，只上过三年半小学的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本草纲目》，就连《周易》和《梅花易数》他也烂熟于心。后来，父亲利用自己的所学，救回了无数乡亲们的性命，而治好我，则是在我六岁那年。
那时，我已经有了记忆。我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里，窗外的蟋蟀和纺车娘（一种昆虫）都已熟睡，还在煤油灯下看书的父亲突然发出“哎呀”一声，吓得我都不敢再哭下去了。父亲说，他知道我身体一直不好的原因了，是因为名字没取好。当即，全家人一齐出动，焚香祷告，请祖师爷赐我一个吉祥的名字。在香烛和纸钱燃烧的光照下，父亲眯着眼，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人生与姓名》和《新华字典》这两本书，最后认定，根据我的生辰八字，在田冯二字不变的情况下，最后那个字必须为四划，在“天”“丹”“太”三字间反复斟酌后，父亲决定，给我改名叫“田冯太”。
说来也怪，自从我改名后，就再也没有生过大病，除了一次在车祸中失血过多外，这二十多年来，我没再进过医院，一次都没有。
自从我的病好了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就有所好转了，尽管还欠着不少债，但对于整个家庭而言，总算是看到了希望。在我长达六年的生病期间，父亲整日为我求医，母亲则在外做裁缝，贴补家用，家里的田地几乎处于半荒芜状态。我的顽疾被父亲在一夜之间治愈，这让他成了村里，乃至县里的传奇人物，人们开始尊称他为“二先生”——父亲在家排行老二（老大是我的大姑，早已夭折），“先生”是土家族低等级悌玛的称谓，高等级的叫“老士”（土家语，一译“老师”）。据说老士能赶尸，但父亲没有继续深造，他学道的目的是为了给我治病，赶尸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我的身体状况恢复正常后，家里百废待兴，他更是无暇关注赶尸的事情了。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父亲为卷烟厂的某车间主任卜了一卦，据说十分灵验，他因此成了烟厂的包装工人。尽管是临时工，但也足够让村里人羡慕了。那段时间，父亲凌晨四点多就起床了，把水缸挑满水，然后依然沿着那条青石板路往县城方向大踏步前进，裤脚被露水打湿后，又被疾行时舞出的风吹干。家里欠下的债务，也随着父亲脚步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在我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某一天，父亲回家时挑了一副重重的担子，两只箩筐里都装满了肉。我掰着手指头想，怎么也想不出那天究竟是个什么节日或谁的生日，那年月，除了逢年过节和孩子过生日，村里很少有人能吃上一顿肉。父亲说，我们要搬家了，搬去大平原，那里有好多好多好田地，那里的农民，每家每户最少也有30亩水田。他买来这些肉，是要请客，跟乡亲们告别。那时候，我的心情特别失落，父亲成了工人，我在小朋友眼中有了无上的荣光，可父亲却又要变回农民的身份，我老不乐意。
那是我第一次从父亲嘴里听到“商品粮”这三个字。这之前，我倒是常听母亲念叨：“整天在地里刨呀刨，也没见谁刨出过金娃娃，要是能吃上商品粮就好了。”当时，我并不懂商品粮是什么意思，只是从母亲无限向往的口吻中，隐隐能感觉得出，那是一个好意思。二十年后的一天，我跟父亲谈心，问起他当年的想法：“既然那时一心想吃商品粮，为什么会选择搬去平原地区种田呢？”父亲说：“商品粮固然好，可我们家的亲戚中没有一个是城里人，谁也没见过商品粮长什么样。”后来我想明白了，商品粮也是农民种出来的，没有农民谁也吃不上粮，不管是商品粮还是别的什么粮。《道德经》里面说，人法地。就是说，人只有在地里才会有作为，才能做法，这是第一步，然后才会有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是学过道的，老君的话应该听。后来我自己研习《道德经》，发现父亲的理解根本不是《老子》原著里的意思，但如果结合父亲的生平来看，似乎也没错。
搬离故土后，我们全家迁往湖北京山县的一个叫潘岭村的汉族村落。平原果然平，一眼望不到边。父亲如愿以偿地承包到了40亩水田，全部用来种稻谷。在青山村，稻谷一年最多能种两季，在潘岭村却能种三季。毫无悬念，那年我们家收获的稻谷可以堆积成山，父亲却愁眉不展。原来，那一年粮食价格暴跌，100斤稻谷只能卖18块钱，一年到头，除去成本，一分钱没赚，还白白搭上了劳力。这无疑再一次印证了母亲的话：土地里是刨不出金娃娃的，无论是4亩还是40亩。不得已，父亲只得将粮食和刚购置不久的房屋贱卖，举家迁往位于武汉的长山村，投奔我的舅舅。
在长山村，我们一家寄宿在一户简姓农户家里，户主叫简大桥，我叫他大叔叔。大叔叔两口子长年在外做生意，不常回家，急需有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孩子叫简文成，与我同岁。我们的到来，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我们住他们家里不用交房租，他们家的田地留给我们种，不交一分租金，前提是简文成得跟我们一起吃住。
那时候，舅舅常说，我们家交了好运，白住别人的房屋，白种别人的田地，这世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可是他忽略了两个重要前提，第一，长山村不是青山村，这里多的是田地；第二，简文成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村里人唯恐避之而不及。这是我的看法，父亲的看法则不同。在他眼里，土地就是性命，人法地嘛，离开了土地，他将一事无成，此外，简文成的肺结核在他看来不过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当着大叔叔夫妇的面，父亲并没有夸下海口，说能够治好简文成，而是说让他试试。起初，大叔叔两口子并不相信父亲有此本领。试想，一个能够医好简文成久治不愈的肺结核的神医，又不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何必大老远跑来长山村种地呢？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让父亲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有希望总比没有好。
父亲只用了三副药，简文成就不再咳浓痰了，呼吸也变得顺畅起来。见此状，大婶婶高呼神奇，正规医院都没治好的病，就这样被父亲轻轻松松地除掉了。从此，我们成了大叔叔家的上宾，他们两口子每次回家，都会给我们带一些礼物。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礼物不足以报答父亲，大婶婶还给父亲介绍了一分工作。她说，真理中药铺卖药的陈跛子跟她很熟，让父亲去他那儿上班，两人强强联合，一个负责看病，一个负责抓药，不愁赚不到钱。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却被父亲一口否决了。他说：人各一命，不是自己的何必强求？大婶婶听后，开玩笑说：既然你懂命，那你给我算算，看看准不准，准的话就别去。父亲让大婶婶报上她出生的年月日时，然后从我的作业本上撕下一页，一条一条地写下她这三十多年来的运势，包括哪年患过大病、哪年丢失过钱财、哪年戴过孝等等，听得大婶婶目瞪口呆，竟然没有一条不准的。见大婶婶说准，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我见村里的房屋都是统一的朝向，我还以为阴阳五行这一套只在山区有效，在平原行不通呢，现在看来是一样的。”有了这样的自信，父亲接着说，简文成的病虽然治好了，身体却仍然很虚弱，如果不想办法的话，难免以后还会得别的病，想要让他健康成长，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不停地吃药，得了什么病就吃什么药，还有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给他改个名字。大婶婶越听越玄乎，改名字跟生不生病有什么关系？于是，父亲将我改名的事情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此时，大婶婶对父亲的话已经深信不疑了，一切都听他的。父亲说，他都想好了，简文成的名字都已经叫出来了，再改成别的，恐怕其他人一时不习惯。于是，他在保持读音不变的情况下，改动了一个字，改成“简闻成”。从此以后，简闻成一直健康成长，再也没生过大病。
见父亲的阴阳五行学说如此神奇，大婶婶问他“既然你如此精通命理，为什么不给自己算算呢？让你打麻将每次都赢，日子就好过了嘛。”我记得，父亲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还是那句话：“人各一命。”大婶婶走后，我好奇地问父亲，这世上真有打麻将每次都赢的法术吗？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严厉地告诫我说：“做人，千万不要打那些歪门邪道的主意，否则来世会变牛变马来偿还！”
人法地，在父亲眼里，这似乎是唯一的真理。青山村之所以叫青山村，是因为村子背后有一条长长的山丘，全都种着松树，那是一片国营林场。在大叔叔家住了两年多之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父亲成了长山村的守林员，每年有50块钱的工资。父亲看重的不是那分微薄的工资，而是林场提供的一大片上好的田地，比大叔叔家的多得多，还有一方鱼塘和一爿上好的房屋，房屋里外都粉刷过。只要不发生火灾，我们一家就能住在里面，种地、养鱼。
林场是寂静的，除了风声、鸟叫和虫鸣，耳朵接收不到别的东西，而林场提供给我们家的屋子，却时常都是热闹的，经常有人来造访。访客中，除了简闻成，都是些大人，他们要么找父亲卜问前程，要么找父亲寻医问药。对于那些卜问前程的，大都被父亲委婉地拒绝了。他曾对我说：“哪有那么神？我只知道他们哪年走坏运，至于什么时候交好运，或许那些道行高的人能算出，我是算不出的，我不能骗人家。”对于那些寻医问药的人，父亲也是有选择的，如果得的是一般的小病，他是不治的，而是劝他们去医院，只有那些得了大病而没钱医治或医院无法治疗的，父亲才会答应试试。若干年后，我曾问父亲，有治无类，何必要做这样的区分呢？父亲说：“治病的目的是为了救人，医院是专业的医疗机构，他们能解决的问题，我何必跟他们争呢？我可不想背上非法行医的罪名。”
我不知道父亲在青山村给多少人治过病，因为多数时间我都在学校念书，我只记得他曾给我一个刘姓同学的母亲治病的事情，我参与过一些采药的环节。刘同学的母亲，患的是一种奇怪的妇科病，一直靠药物维持，不让其恶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家产。为了给病人节省开支，父亲决定自己上山采药。父亲让我采的药是柏树结的籽，这个我是认识的，林场南边的坟地里有很多这种树，他自己采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植物的根须我一样都不认识。就在同学的母亲病情逐渐好转的时候，大婶婶风尘仆仆地跑到林场，劝父亲别再给她治了，她说：“姓刘的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要是把他老婆治好了也就罢了，万一没治好，他会害死你的！还有，就算你治好了，也拿不到钱，那家人赖皮得很，有钱也不会给的。”父亲沉思了良久，说：“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条人命，我不能见死不救啊！至于钱不钱的事，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收钱。我在我们老家给人治病，也从来没收过一分钱。”大婶婶听后，只发出一声叹息，说：“我只能祝你好运了！”
事实上，父亲的运气一直不好。他免费给人治病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口碑，相反，因为他拒绝给人算命得罪了不少人。我曾给父亲出主意，说：“你能算出别人什么时候走坏运，你就照实说，至于好运，只要不是坏运，你都说是好运就行了嘛。”父亲说：“人走了坏运，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我为什么要说破呢？不说破，别人不知道他走了坏运，兴许还能挺过去，我说了，他要是破罐子破摔怎么办？就算以后交了好运，也不一定就能挽救得回来。至于好运，我本来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信口开河呢？我又不是杨广。”尽管父亲的话让我知道了“信口开河”这个词跟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有关，但这一点知识不足以抵消我内心的憋屈。我们家太需要钱了，因为交不起学费，我曾两次被老师从课堂上赶出来。父亲说：“人法地，像我这样的人，要钱，只能找土地要，而不是找人要。”
母亲的话或许不够高尚，却是千真万确的，田地里真的刨不出金娃娃。在林场的大多数时间，父亲在山里例行巡逻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田地里，种水稻、种棉花、种芝麻、种绿豆、种洋芋，那些灌溉不便的旱地也被充分利用起来了，种鱼草。那些年，粮食的价格一直不景气，我们家种的粮食能够维持农业开支就不错了，至于家庭的其他开支，只能靠卖芝麻、绿豆和洋芋来维持，一年到头，积蓄是一分钱也没有的。根据我的记忆，在长山村的那些年，真正成功转换成货币的农产品，似乎只有洋芋。
武汉人把洋芋叫土豆，我不明白的是，这种曾一度令我深恶痛绝的主食在长山村，却变成了可口的美食，人人都知道土豆好吃，只是没人知道如何种植，他们从来都是去集镇上买来吃。由于方圆数百里，就我们一家种土豆，所以每到收获的季节，总会有人到地里来偷。为此，父亲在地边搭了个窝棚，晚上我和他睡在那里，防止土豆被偷。有一天深夜，我睡在窝棚里，隐约听见从洋芋地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意识到是有人来偷土豆了，但我不敢一个人出去，就叫父亲。父亲却一口咬定是我听错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查看，发现洋芋被人偷走了两三窝，不是挖的，而是拔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洋芋，隔三差五就会被人拔走两三窝，父亲却视而不见。很多年后，父亲对我说，他知道有人在拔洋芋，甚至连是谁在拔他都知道，他之所以不去阻止，是因为他不认为那叫偷，拔一点回去做菜而已，要是用锄头或者铁锹一整沟一整沟地挖走，那才叫偷，搭一个窝棚守着，目的是为了提醒他们，这些洋芋是有主人的，让那些想要来偷的人感到不好意思。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就没有不好意思过。
偷是一种定性的行为，而不是定量的，哪怕只有一个洋芋，那也是偷，窃钩者诛，古来如此。当父亲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
在父母的精心喂养下，鱼塘里的鱼转眼就到了捕捞的季节。那一千多斤鱼，是我们家这一年来唯一的希望。头一天，父亲将塘里的水放干，把所有鱼装进网里，喂养在旁边的临时小水塘里，并联系好了车，准备第二天拉去卖。可谁知，第二天一早，连鱼带网，全部不翼而飞。那天早上，我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了绝望，他的双眼不再明亮，像两口枯井，空洞、无神。欲哭无泪就是这样子的。
多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积压在我的胸口，直到我考上了公费研究生，家里不再有负担了，我才有勇气问出口：“你不是能掐会算吗？怎么就没算出鱼会被偷呢？”那时候，这件事早已远去，父亲似乎也在有意避开我的问题，他说：“人法地，地里是种不出鱼的。那些鱼，本来就不属于我，别人拿去了就拿去了吧。”
细算起来，在长山村的三年多时间里，除了汗水，父亲一无所获。是时候改变这种状况了。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全家迁往了长江边上一个雾霭沉沉的地方，给监狱的农场养猪。随着社会犯罪率的降低，监狱大片大片的农场尚能维持经营，可养猪场的人手已经不够了，要么承包出去，要么从外面请人。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承包显然是不现实的。
1995年，父亲养猪的工资是每月600元人民币，据说跟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县委书记的工资。监狱领导对我们全家都很好，逢年过节给我们家送礼物不说，每天还会派一些表现好的劳改人员协助父亲，他们早上来，下午五点多回监狱吃饭。监狱领导还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免费去食堂吃饭，被父亲婉言谢绝了。父亲私下里对我们说，那饭是吃不得的，那是牢饭。见我们不肯去食堂吃饭，监狱领导就派人给我们送蔬菜，都是农场里种出来的，可还是被父亲谢绝了，犯人种出来的菜，他不肯吃。
父亲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只有我明白，他是放不下土地。见养猪场周围那些零散的土地荒着，父亲心里堵得慌，他常感慨：“这么肥的地，就这么荒着，真是可惜！”监狱领导同意后，父亲将那些地开垦出来，种蔬菜。猪粪是天然的肥料。父亲种的菜，不仅够我们全家食用，剩下的还能拿去菜市场卖。有一位姓陈的服刑人员曾建议父亲，说我们家的菜没施过化肥，价格应该卖高一点。父亲却说：“种菜本来就不应该用化肥。理所应当的事情，为什么要额外加价呢？”
养猪场跟一个叫王家村的汉族村子隔河相望，从长江来的氤氲水汽沿着河流向两岸抛洒。父亲种菜时，总忘不了要吼上两句土家族的山歌，渐渐地，也就跟王家村的人熟识起来，歇气时他们会从桥上过来，跟父亲一起抽烟、拉家常。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背地里叫我小劳改犯，父母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侮辱与诽谤。有一次，我还听见父母因此事而商量离开这里，他们说等合同期满了就走，不管赚没赚到钱，为了孩子，此地不宜久留。那段时间，父亲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家大老远地从鄂西搬来这里，图的是什么？不就是种地吗？既然是种地，40亩是种，4亩也是种，在哪儿不一样吗？
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妹妹三人先回到了青山村，因合同期限没到，父亲半年后才回。重新迁回故土，我终于意识到，青山村才是父亲的用武之地。
回到故土，我突然发现，青山村变小了。青山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之前好多小组我都没去过，可我一回来，所有人都认识我（尽管很多人我都已经忘记了），我成了村里的焦点人物。起先，我以为这是我学习成绩好的缘故，后来才发现，是因为父亲。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会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望，逢人我就会向他描述长江的浩淼烟波、轮船发出的汽笛声以及江水里的血吸虫。他们也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但听完后总不会忘记向我打听我父亲的情况，听完我的述说，他们每个人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叹息着告诉我，说二先生是个能人，不仅能种田，会算八字、看风水，还懂中医。
父亲回来那天，我们家像背篓装竹笋一样，插满了人。乡亲们送的送腊肉，送的送香肠，还有送活公鸡的。我跟母亲、妹妹刚回来那会儿，隔三差五，也会有人往家里送一些必需品，却没有这么多，也不像父亲回来时那样，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当着所有人的面，他们毫不隐晦地指责父亲，说他不该出去，外面有什么好的？父亲说：“人一辈子，总要走出去看看，不然永远都不知道家乡到底是好是坏。”乡亲们又问：“那么，家乡究竟是好还是坏呢？”父亲想了想，说：“不好不坏。”客人走的时候，地上已经堆起了厚厚的一层烟头，除了香烟，还有村民们自己卷的草烟。
回到青山村的父亲，变得异常忙碌。今天东家请他看风水，明天西家请他看病，在家吃晚饭的时间少之又少，可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像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在田地里挥汗如雨。无论是看风水，还是看病，父亲依然不收一分钱，乡亲们报答父亲的方式，往往就是送点酒、白糖、面条之类的副食品，最贵重的是送一只大公鸡。父亲说这是行业的规矩，不能废。在我看来，这规矩最不可思议的是，送来的公鸡不能卖，也不能养，要杀了吃。那些年，我吃鸡肉都吃怕了，家里却穷得叮当响。
我们家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那是真正的原点，世界在变，原点没变。离开青山村之前，虽然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耗费不少家资，但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差不多，房屋差不多，饮食结构差不多，就连衣服的式样也差不多，看不出谁家好谁家落后，况且自从父亲到烟厂上班后，我们家曾一度被认为是凉风洞的首富。归来后才发现，那些恪守故土的人家，早已远远地走在我们家的前面。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贫富的概念。我向父亲进言，给人看风水、看病什么的收点钱吧。他以前一次无意的占卜就能让他成为工人，要是刻意去做这件事，想不赚钱都难。父亲却还是那句话，人法地，他只可能找土地要钱。我知道，邻村有个姓陈的阴阳先生，给人看风水，收费600至6000不等，家里已经住上了小洋楼；县城里摆摊算命的张五先生，一个瞎子，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至于看病收费，古来如此，没什么不对劲的。我向往那样的生活，父亲却不为所动。
依靠地里那点可怜的收成，父亲硬是将我送进了高等院校的大门。后来，我又读了研究生，因为是公费，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生活补贴，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宽松了许多。这时，父亲却做出了一个让我倍感意外的决定：不种地了，而是跟村里的几位叔叔们去外面打工。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好意外的。按照父亲的逻辑，他种地是为了找土地要钱，现在不需要花钱了，自然也就不用再种地了。然而，父亲对土地的眷恋却丝毫没有因离开土地而减少。
父亲去世于2010年4月24日，距离他53岁生日还差1个月零6天。死于脑溢血。父亲的去世正好印证了一句古话：医者不能自医。我没想到的是，父亲竟然到死都没有脱离过土地。那几天，他闲来没事儿，一位姓姜的叔叔请他帮忙种姜，村里互相帮忙，没有报酬。尽管父亲知道，我们家已经不种地了，这位姜姓叔叔以后不可能会帮我们家干活换工，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好像种地是一种很有趣的休闲活动似的。没想到的是，他却倒在了庄稼地里，再也没有起来过。或许，对于父亲来说，庄稼地注定要成为他最终的归宿。
作为道士，父亲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他能预见自己的死亡。
2010年春节，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正月初一那晚，我们父子俩长谈了大半宿。父亲问我：“你已经是研究生了，应该读过《道德经》吧？”我说读过。他接着问：“那么你说说，我对太上老君的话，是不是理解错了？”我说：“我是从道家文化而不是道教文化的角度来解读的，不一样。宗教的事，我一窍不通，不能乱说。”父亲说：“那就按你的理解，你觉得人法地应该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的重点应该最后的四个字。老子的整个学说都在讲道，究竟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开头的这句话有点故弄玄机，等于没说。真正诠释道的，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法是效法的意思，而不是做法或在哪方面想办法的意思。道法自然，意思是说所谓的道，就是要效法自然。整句话的意思是，人要尊重宇宙、自然规律，而不是说一定要去田地里耕耘。”父亲听后，陷入了沉思，一句话不说。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他兴冲冲地敲我的房门，说：“你能有这样的见解，说明这二十年书没白读。可是什么是宇宙、自然规律呢？恐怕你也说不清楚。我想了一晚上，如果具体到人，这规律就是命运。我们应该按照命运的安排做事，这就是尊重规律。”当时，我还没有完全睡醒，说话的语气不太好。我说：“照这么说，你的命运是什么？我的命运又是什么？”父亲并不在意我的语气有点冲，依然谈笑风生：“我的命运你已经知道了，至于你的嘛，我只能泄露一句，你跟我不一样，你不是种地的命，想种也种不好地，不是（庄稼）得病就是虫害。要不然我怎么会拼了老命也要供你上学呢？生在我们这种家庭，你要是不读书，就只能种地，你种地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
那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我的大限要到了，活不到今年夏至。之前我一直不甘心，眼看你就要毕业了，就要工作了，我却看不到，就像看不见种下的谷子收获就死去一样。现在我想明白了，要尊重规律。天要收我，我也奈何不得。”我瞪了他一眼，说：“瞎说什么呢？”父亲说：“不信你等着瞧。我死之前有几句话要跟你说，26岁到31岁，是你人生中最艰难的五年。你读了这么多书，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自暴自弃。这五年，你不能有所作为，要韬光养晦！只有经历了或跃在渊，才可能飞龙在天。我就要死了，只能亢龙有悔了。可我根本就没有亢过，就要死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要是不懂，有时间去读读《易经》。还有，当初为了让你健健康康长大成人，给你取了这个名字，后来我发现，太除了有太阳的意思外，还有太一的意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太就是一的意思。这就注定了你的一切只能靠自己，没有人能帮你做任何事。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准不准，有同行说姓名对人生的影响只在30岁以前，30岁以后就没用了，只是个代号，跟阿猫阿狗没区别。”那一刻，我很愕然，死字从父亲嘴里说出来，竟是那么地轻描淡写。
有关死亡的话，父亲不仅对我说过，还对村里的木匠江六叔说过。据江六叔回忆，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一个人迎着春风，站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条田埂上，手里夹着烟，却不见抽，任由烟头燃烧殆尽。江六叔问他：“大春耕的，别人屁股都忙冒烟了，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父亲说：“我在望路。”望路，是我老家的一种说法，人在死亡前，会呆呆地望着某个方向，那是他离开人世，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径。江六叔骂他说：“背时砍脑壳的，开这种玩笑！你儿子就要毕业了，正是享福的时候，你这是在笑我儿子没你儿子有出息呢。”父亲说：“不是开玩笑，我看了老半天，适合我的地有三块，可其中的两块不是已经埋人了，就是盖房了，就只剩下我兄弟老三家在王诗白的那块菜地了。”王诗白是一个地名，我奶奶就葬在那里。
江六叔后来还跟很多人讲起过最后见到父亲时的场景，在青山村，没有人表示过半点怀疑。他们相信，以父亲的法力，预知自己的死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与此同时，更多的是感叹，叹这样一个劳苦了一辈子的好人，怎么就不能多活几年呢？五年来，每当我回忆起父亲，觉得命运对他太不公平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对我说的最后的话。父亲是信命的，就像我相信宇宙自然有规律一样；我尊重这些规律，就像父亲尊重命运的安排一样。我应该尊重他所尊重的事物。
父亲果然没活到夏至，他去世的时候刚过谷雨，连立夏都没到。我赶回去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找好了墓地，就在王诗白我三叔家的菜地里，他在上面插了四根竹竿，组成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那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归宿地蓝图。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人法地更深层次的含义。一个人，不管他生前如何，死后都只能将自己交付给土地，土地不会嫌弃任何信仰他的人。不知道在古汉语中，“法”字是否含有交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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