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阅读分享：学会知识与应付考试到底哪个才是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理由？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在有限的时间内，谁的得分高谁就直接赢得比赛。这一制度的优点是可以相对公平地保障大多数学生受教育的机会，符合当前国情。但高考也有缺点，比如下文中提到的在宋朝前期的科举考试中，“出手快”的评判标准。为了应付高考，学生和老师不得不“急功近利”地研究各种应试方法和答题套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知识本身。其实，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更制约着国家的发展。（特约教师：青岛国开中学高中部 辛艳丽）

　　宋朝重文章，文人常常因一首小诗、一篇小文而一时洛阳纸贵，举国皆知，孙何便是如此。

　　孙何，字汉公，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孙何十岁识音韵，十五岁就能妙笔著文章，笃学好古，著文必本经义，在读书人中名声甚显。据蔡传《历代吟谱》记载说，孙何曾作《两晋名臣赞》，当时的文坛领袖王禹偁读了他的文章后，激动不已，把他和当时另外一个文坛新秀、后至宰相的丁謂广为延誉说：“丁谓与孙何，便可白衣修撰。”

　　意思是，这两个可畏后生，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能直接以白衣身份入朝出任饱学之士才能担当的史官，对其才学给予了极大的肯定。王禹偁广为延誉的同时，还特别赋诗一首曰：“五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将二人比作韩愈、柳宗元这种一代文宗式的人物，可见孙何文章的影响之巨。

　　后来，孙何果然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才学。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的科举考试中，孙何在乡试、会试（省试）、殿试中，场场高居第一名，最后被宋太宗钦点为状元，名动京师。王禹偁“白衣修撰”的青睐，堪称慧眼识珠。

　　说到孙何考取状元一事，还让人想起宋朝科举制度史上的一则趣闻。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天下后，延续隋唐旧制，开科取士，同时，他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作为科考定制加以确定。颇为搞笑的是，武夫当国的宋太祖，十分欣赏那种眼疾手快的高手，他规定，凡参加殿试的举子，都要完成三个题目，在完整、优质的前提下，谁最先交卷谁即为状元。比如，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的殿试中，王嗣宗和陈识二人同时交卷，宋太祖干脆让二人在朝堂之上打了一架，最后王嗣宗赢了，果然高中状元，王嗣宗因此被人戏称为“手搏状元”。

　　继位的宋太宗遵循旧制，依然以出手快为取舍标准。欧阳修在《归田录》一书中说“太宗时试进士，每以先进卷者为第一”，便是明证。不过，虽然“以先进卷者为第一”，但皇帝的初衷并不单单以行文快慢为唯一取舍标准，他们要求文理顺而才思捷，即又好又快。但科举之途的艰辛，让许多人钻山打洞求捷径，于是又好又快，渐渐变成了无所谓好，只寻求快。就在孙何参加的这年科考中，举子李庶几把考生们集中在京城一个烧饼铺里，以厨师烙好一个饼的时间完成一韵诗者为胜，比写诗的速度谁更快，闹得沸沸扬扬。

　　宋太宗得知后，又气又恼。殿试时，他特意从《庄子寓言》中，摘出“卮言日出”四字，拟了道非常冷僻的赋题。考题发下去不久，大家还眉头紧锁之际，李庶几就草草成篇，抢先交卷了。看到他那得意的样子，宋太宗雷霆震怒，当场把李庶几轰出了考场。这次，文思敏捷的李庶几落榜，作文慢慢腾腾的孙何中了状元。此后，殿试不再以速度的快慢作为状元的取舍标准。

　　这则科举制度史上的逸闻再次证明，要在高手如林的科考中独占鳌头，本身的学问和文章才是唯一的“敲门砖”。看来，孙何“白衣修撰”的名头，的确不是借文坛领袖之口吹嘘而得来的。

　　丁香清幽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