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美术馆”概念的引入到美术展览会的繁荣
与“美术”一词类似，“美术馆”也是一个外来词汇，追溯其在中国使用的历史，最早见诸文本大概是在20世纪初。康有为曾在其《大同书》中曾提到“美术院”一词，含义已与美术馆十分相近。1903年，日本举办“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清政府也应邀派代表团参加，国内报纸对此专门报道，并刊载了《日本美术馆观览章程》，足见“美术馆”的概念已为国人接受。
从美术馆概念的传播到我国第一个美术馆的诞生，并未经历太长的时间。1910年6月5日，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南京举办，劝业会前后历时半年之久，所有展览物品被分为24部，其中就包括“美术部”。美术部作品的展示地点设在一栋仿罗马式的两层建筑中，是为“美术馆”。虽然这个美术馆只是博览会中的临时场所，但其首创的意义仍然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劝业会上的美术作品不少是出自土山湾美术工厂、两江师范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学生之手，足见新式教育在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对培养现代美术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式学堂中的现代美术教育为中国第一届国内博览会和第一个‘美术馆增色不少，这座‘美术馆也以盛大的展览肯定了现代美术教育的成绩，展示了新式学员们的风采。现代美术教育与新式美术展览、美术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此时已经显现出来。”{1}
如果说新式学堂中设立的图画手工课程对美术展览的促进仍然力量有限的话，那么专业美术院校的诞生就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展览和美术馆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1909年，周湘在上海创立了上海图画专门学校，成为我国较早的一所专业美术学校。此后，全国各地的私立美术学校纷纷兴起，知名者如乌始光、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颜文樑等在苏州创办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等。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后更名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成立，郑锦出任校长，这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成立，成为推行现代美术的又一重要阵地。在众多美术院校纷纷设立的情况下，以学校师生创作为基础的美术展览会、画赛会纷纷举办，极大刺激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展览的发展。以1927年北平艺专组织的“北京春季艺术大会”为例，历时近一个月，参观人数超过2万。大会在展品销售、入场券设计、展场维护、展览讲解等方面都有较为周全的考虑，为举办大型美术展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申报》刊载上海地区的美术展览数量，“从走势来看，从1919年至抗战爆发的二十八年时间里展览次数几乎逐渐递增，至1934年达到最高峰的76次，平均每天就有一次展览会举办，令人目不暇接，真可谓盛极一时。”{2}仅上海一地的展览数量就已如此惊人，全国的美术展览繁荣程度可想而知。这些展览中，除美术学校的师生以外，艺术家个人、美术社团的身影也频频出现。民国知名画家多数都举办过个人画展，这既是他们向公众展示自己艺术成就的机会，也是作品销售的良好平台。对于美术团体而言，展览则是公开艺术理想、集中呈现成员作品面貌的最佳平台。以著名的天马会为例，其成员主要是上海美专的教员，他们在十年间共举办过九届画展，集中表达了社团的艺术主张，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现代美术团体。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开始纷纷组织大规模的美术展览会。1921年，由广东省政府主办的“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开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此后，江苏等省也开始设立省级公立美术展览会，此类由政府组织的全省美展，在影响力上要远远超过一般的私人、社团展览，对于美术作品的传播、美术展览制度的完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各地方展览会纷纷举行之际，国家级美展应运而生。1929年4月10日，由国民政府组织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顺利开幕。此次展览不仅在规模、质量上达到空前水准，而且专门设立《美展》刊物，刊载展览作品，讨论美术问题。20世纪美术史上著名的“二徐”之争就是在此刊物上展开，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而言实乃一大幸事。
二、美术馆的诞生和制度的建立
伴随着各类展览会数量的增多和制度的不断完善，美术馆的建设问题也被提上日程。1914年，以原紫禁城、承德避暑山庄部分皇家藏品为内容的古物陈列所成立，并对外开放，成为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发展中的重要事件。1925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至今已有90余年的历史。严格意义上来说，故宫博物院虽属于博物馆，但其对外开放的公共性以及收藏、展览的制度都对后来的美术馆建设具有借鉴意义。1928年，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会上通过了《建设国家美术馆》和《筹设地方美术馆》的议案，将美术馆建设正式纳入到了国家文化藝术的整体规划当中。
其实早在国家统一规划之前，不少地方政府和民间美术力量已经意识到建设美术馆的必要性。颜文梁等人曾在苏州发起组织“苏州画赛会”，以“提倡画术，互相策励，仅资浏览，不加评判”为宗旨，面向全国征集作品，集中举办展览。1928年1月1日，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以“苏州画赛会”为基础的苏州美术馆在沧浪亭成立，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美术馆之一。1930年10月，由严智开主持筹备的天津市立美术馆开幕，标志着我国第一个公立美术馆正式创立，翻开了中国美术馆发展的新篇章。建馆之初起，天津美术馆即确定了收藏与展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藏品方面，既搜罗古今中外的美术杰作，同时也将工艺品、金石拓本，乃至书籍杂志都纳入收藏的范围，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为之后的美术馆收藏树立了典范。在展览方面，美术馆一方面根据自身馆藏设长期陈列，另一方面也在每月举行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供观众参观学习。在收藏与展览之外，天津市立美术馆还创办了《美术丛刊》作为馆刊，并设立研究所、研究班，提供美术研究的学术和实践平台，进一步深化了美术馆的知识生产和文化服务功能。
192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时，就提出了建设国立美术馆的规划。随着各地私立美术馆和地方美术馆的建设经验日益丰富，设立一所国家美术馆的愿景也成为可能。1935年，经国民政府批准并拨付款项，准备“设立国立戏剧音乐院及美术陈列馆”。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筹备，1936年11月， “国立美术陈列馆”在南京正式建成。“建成后的“国立美术陈列馆”占地4165平方米，展厅面积为1700平方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美术馆，同时也体现出民国时期建筑艺术的较高水平。”{3}国立美术陈列馆成立不久便承担起组织筹备“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任务，并于1937年4月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当时中国美术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时决定形成两年一次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定制，只因七·七事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endprint
1937年开始，中国近代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因战争而几乎停滞，直到1950年代以后才得以重新恢复。1958年，中国美术馆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开始建设，因各方面问题，直到1963年才正式建成开馆。与此同时，江苏省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地方美术馆也在原有基础上改建或新建而成，新中国的美术馆发展进入复苏阶段。但好景不长，“文革”十年，百业衰敝，美术馆事业也难逃厄运，“文革”结束后才重新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迎来了博物馆、美术馆建设的第二个高峰期。许多‘文革时被迫关闭的博物馆得到恢复，在新的形势下，博物馆、美术馆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根据1988年底的统计，全国文化系统共有博物馆903个，也就是在10年间增长了2.6倍。特别是在1980—1985年的五六年间，平均每10天全国新添一座博物馆，其中1984年，每2.4天全国就诞生一座博物馆。”{4}
中国20世纪的美术馆发展历程，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到高的过程。在不到百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座美术馆建筑的落成，也是美术馆制度的不断完善。从最初主要关注收藏、展览，到后来开始侧重研究，再到重视美术馆的公共服务，我们发现在国人眼中，美术馆已不仅仅是一个储存、呈现艺术作品的建筑物，更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交流、服务平台。回顾近现代以来的美术史，美术馆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一方面它是美术作品收藏、展览、传播的载体，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近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术馆也正以更加多元、深层的方式和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与传播发生着关系。
三、新世纪以来的美术馆发展与近现代美术研究
新世纪以来，在国家、企业、私人等多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美术馆的数量越来越多，专业水平也在整体大幅提升。2006年，在中国文化部的指导下成立了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更加推动了美术馆的专业化。2010年，文化部评选出9家国家级重点美术馆，2013年，增至13家，而这13家美术馆的工作重点中都有收藏、研究近现代美术。这里我特别想说明的是学校、画院等学术单位的附属美术馆因其得天独厚的教学、创作、研究资源而成为美术馆行业的重要力量。在现有的十三家国家重点美术馆中，北京画院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均属于学术生产单位的附属美术馆。与此同时，广州美院美术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多家高校美术馆也正以良好的发展态势跻身中国一流美术馆的行列。近年来，除了公立美术馆之外，诸多企业、个人创办的民营美术馆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如今日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尤伦斯艺术中心、龙美术馆、昊美术馆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中龙美术馆就有大量的近现代艺术作品的收藏，也举办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展览。
在美术馆的数量不断增多，特点更加多元化的同时，我们发现诸多优秀美术馆的展览和研究思路也愈加清晰，近现代美术的研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拥有较为丰富收藏的美术馆而言，以自身藏品为基础来定位美术馆的发展是基本思路。而对于不少学术单位来说，因其自身的历史底蕴和学术影响，近现代美术名家的作品往往占据其收藏的重要部分。以笔者所在的北京画院为例，画院成立于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画院，不少20世纪的中国画名家都曾供职于此。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画院收藏了大量齐白石、李可染、于非闇、陈半丁等近现代美术名家的作品，这也成为北京画院美术馆建馆和发展的基础。中央美院美术馆是高校美术馆的代表。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专业美术院校之一，央美拥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在收藏近现代名家作品方面自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2012年起，央美美术馆开始着手馆藏精品整理和研究。以每年一展的节奏形成了与央美的历史、教学乃至20世纪美术发展密切相关的系列展览，对整个京津地区的近现代美术研究都起到了带动作用。好的案例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辐射作用，近年来广州美院美术馆也开始着手挖掘具有本土地域特色的美术现象，像关山月、李铁夫、杨之光、黄新波、罗映球等曾在广东地区活跃的老一辈艺术家都以展览的方式进一步进入大众的视野，对近现代美术研究的推进而言实乃幸事。
除了综合性美术馆之外，与近现代美术研究关系密切的另一支强力军是名人纪念馆。与大多因文化旅游而发展起来的古代名人纪念馆缺少馆藏不同，20世纪艺术名人的美术馆与纪念馆具有独特优势。因其年代所距甚近，艺术家的作品、文献等资料多保存相对完好，家属多数也支持将作品捐献出来在专业的美术机构展览示人，而且不少艺术家在生前就已有意识地整理自己的人生、艺术经历，为学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美术馆和纪念馆，能够最大化地收藏、保存、展示艺术家的完整艺术面貌，为其作品的持久传播尽早搭建了良性平台。需要强调的是，名人美术馆的建立并非只有益于某一人的研究和推广，其作用通常是以点带面式的。一个名人美术馆的建立，往往能够促进其生前所属流派、所在地区、所处时代的整体研究。如何香凝、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其名字命名的美术馆则不仅对此二人的研究不断推进，也对整个岭南画派甚至20世纪的中国美术研究也有带动作用。徐悲鸿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之一。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夫人廖静文将其作品及收藏捐献国家，并于次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作为保存和研究的专门机构。徐悲鸿生前地位崇高、交游广泛、收藏宏富，因而在家属捐献的作品中，不仅有他本人的作品一千多件，更有其收藏的古代及近现代书画一千余件，其他国内外美术书籍、碑帖、画册、图片等更有近万件之多。如此庞大、丰富的作品、文献资料，足以对20世纪乃至古代美术史的研究有所推进。与徐悲鸿地位相当的另一位20世纪美术大家是齐白石，笔者所在的北京画院美术馆同时也是齐白石纪念馆。如上文所述，北京画院的藏品主要由齐白石等20世纪名家作品构成，以馆藏为基础，我们逐渐形成了“一叶知秋”的工作思路。即以齐白石研究为核心，以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为经，以美术大家为纬，从横纵两个方向出发，以研究性个案展览的形式由点及线串联成为一条相对清晰而完整的脉络，进而勾勒出20世纪北京地区美术史的全景，呈现这一时期中国艺术的基本面貌，突显20世纪中国艺术作为21世纪艺术前史的价值。以齐白石为中心进入，纵向就碰到了李苦禅、王雪涛、许麟庐、李可染、周思聪等等。横向自然碰到金城、陈师曾、王梦白、张大千、林风眠、徐悲鸿、于非闇、胡佩衡，甚至蒋介石、毛泽东、胡适，海外的齐吉尔、野口勇等等。时至今日，我们已完成了10个齐白石陈列展，做完40余位20世纪大家的展览，仿佛已经在触碰中国20世纪艺术的面貌了。endprint
作为一个美术馆人，我一直强调以展览的方式进行研究和思考。而这一思考方式的核心即在于，我们要时刻想到研究的成果最终要通过视觉的形式呈现，并被观众观看。所以，展览的方式其实是一种人本的、开放的、交流的方式，与一般的学术研究相比，它需要更有针对性的信息传达，需要照顾观众的观看体验，更需要激发观众的兴趣，让已经逝去的艺术家继续活在当下。以笔者在北京画院的工作為例，2014年，我们举办了“人生若寄——齐白石的手札情思”展，以《白石老人自述》为线索，策划了一场齐白石讲齐白石的有趣展览。在展览的最后部分，在我们感慨着齐白石人生的多舛与辉煌，咀嚼着陶渊明“人生若寄，憔悴有时”的句子，美术馆给观众留下了一个问题：“150岁的齐白石还活着吗？”而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笔者儿时小学课本中臧克家先生的一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些诗句是如此的积极向上，如此的爱憎分明。今天再回想它时，对肉身的活与精神的活，仿佛已少了许多迫不及待的表述，而多了几分对历史的考量。我们为什么研究齐白石？对于专家而言，这个答案是他曾经的辉煌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或许是因为他始终如一的“天真”，或许是因为他“人骂我我也骂人”的直率，亦或只是因为他能把虾画得活灵活现。这些看似简单的答案，恰恰是150多岁的齐白石能够活在当下的真正原因。把这一问题抛给观众，就是要让他们思考、塑造自己心中的齐白石，也是让齐白石继续“活下去”的有效手段。对于近现代美术研究而言，美术馆的介入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平台，更成为学术成果展示、推广、普及的平台，同时也成为了近现代美术家当下意义挖掘、活化的不可替代的场域。
四、 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国际性的研究、展览与交流
最后，想说说百年以来近现代中国美术在国际上展览与交流。这个话题很大，但可以从一些局部的信息中，进行一些切片似的解析。应该说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与国际美术的交流是同步的。从上世纪一批留学生到欧美以及日本留学，带回新的艺术理念与美术馆的概念到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艺术就在全世界举办展览。更在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努力下走出国门。譬如，早在1921年至1926年，由中日民间主办、政府支持了四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吴昌硕、齐白石、王一亭等艺术家的作品被介绍到日本。1930年，在捷克人齐蒂尔的组织下在维也纳举行了“日本艺术、中国西藏唐卡和现代绘画展览”徐悲鸿在1931年至1933年先后在比利时、柏林甚至举办了个展。1933年5月10日，“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在法国巴黎公各尔广场的国立外国美术馆开幕，中法各界官员、法国各博物馆馆长、艺术家等到会，据说参观人数共计3000余人。之后，此展还先后到意大利、德国、前苏联等国巡展。1934年1月20日，“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柏林普鲁士美术院开幕，中方代表刘海粟等出席。同年3月 ，此展又移至德国汉堡举行。上世纪30年代的数次展览与交流，中国近现代美术的面貌在欧洲产生了初步的影响。
不仅如此，一批国外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近现代美术的研究，著名的学者苏立文先生等人将中国的艺术带到欧洲、美洲等地。但中国的近现代美术在国际的交往中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甚至受到很多质疑。苏立文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序言中开篇就说，1959年当他开始中国现代美术研究时，西方的同行批评他这是一个不值得研究的话题。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要不是传承古人“没有新东西”，要不就是在“模仿西方”。{5}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近现代中国艺术的研究就将成为一个伪命题，失去了学术的价值，也同时失去了美术馆展览与传播的价值。可事实并非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都开始出现新的艺术面貌与新的传播。大陆从红色的创作到多元艺术的产生，台湾、香港地区的抽象艺术的实践，丰富了20世纪的艺术形态。在交流方面，最为突出的当属我国与前苏联、东欧各国的交往，潘天寿、傅抱石等人的作品甚至受到了来自国外的关注。在1957年，李可染与关良到东德进行创作，还在那里举办了展览，产生了强烈反响。此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这样的交流一度较为没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逐步恢复，而真正的交往要到21世纪初。
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艺术走出去的项目不胜枚举。我倒是想介绍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很多有中国藏品或有东方研究版块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开始主动策划、展览近现代的中国艺术。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俄罗斯的冬宫、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捷克布拉格国家美术馆、英国牛津大学的阿斯莫林美术馆、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展览，如：2012年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近现代绘画与日本”，就在探讨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发展与日本的关系。2013年，大英博物馆展出了馆藏的齐白石、张大千、黄永玉等人的作品。2012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首位中国20世纪艺术家傅抱石的个展。2014年，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齐白石特展。这标志着西方博物馆对中国近现代美术个案研究的开始。同在201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坎特视觉艺术中心举行了名为“于内于外——演变中的中国山水艺术”（Within and Without——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Landscapes）的展览及研讨会。这次展览展出了从中国近现代到当代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主题是以山水为基础，引发了中国艺术走入近、现、当代以来的变化与全球化语境及跨界思维的关系等诸多话题。由此可见，中国的近现代艺术开始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课题，走入各大博物馆与美术馆。
总之，近现代中国艺术的发展与美术馆的发展相互呼应，携手前行。在进入后现代的思考与当代艺术突进的今天，回望近现代艺术恐怕更需要严谨与冷静。无论如何，近现代中国艺术伫立在灿烂的古代艺术与多姿的当代艺术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价值。对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才能使我们清晰21世纪中国艺术从何处来的问题，才能明确今天的坐标与明天的方向。而美术馆是艺术作品的收藏地、研究处和发声场，它同时也是建构历史的现场。期待美术馆的发展以及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与展览的深入与延伸！
注释：
{1}{3}李万万：《美术馆的历史：中国近现代美术馆发展之研究（1840-1949）》，江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第425页。
{2}朱亮亮：《展示与传播——民国美术展览会特性研究（1911—1949）》，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9页。
{4}余丁：《试论1949年以来中国美术体制的发展与管理的变迁》，《美术》2010年第4期，第102页。
{5}[英]迈克尔·苏立文：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作者单位：北京画院美术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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