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创作于1999年，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变迁中，导演摒弃了对猎奇情节的追逐，而是以一种单纯的情感表现反其道而行之，拍摄了这部“纯真的电影”，讲述了一个“中国味道的恋爱故事”{1}，“在今天中国人身上，有很多实际的想法，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为物质利益奔忙是很现实的，人们的想法中，有很功利、很商业的部分，这些部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在逐渐扩大，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我想在世纪末拍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对今天商品物质社会不断发展的一种想法”{2}。导演张艺谋的这种“想法”指向的是人们对“纯真”的遗忘，而实现的路径则是通过“回忆”，影片通过对昔日情景的审美的建构表达了创作者对本源之思的深沉怀想，充满了诗意。这一点在当下看来，依然可以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诗学参照。

　　一、回忆的形态：“不在场”视角与今昔并置

　　回忆，被西方美学视为“诗的根和源”，作为审美意义上的追寻，具备了艺术本体的意义。柏拉图最早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回忆”进行了阐释，认为回忆是人的本体、存在向过去理念的回归。海德格尔则从存在主义角度对回忆进行了定位，认为回忆是艺术的本源，是一种对至高无上者的“道说”。海德格尔对回忆的描述是充满诗意的：

　　“回忆，这位天地的娇女，宙斯的新娘，九夜之中便成了众缪斯的母亲。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都出自回忆女神的孕育……回忆，众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这就是为什么诗是各时代流回源头之水，是作为回过头来思的去思，是回忆。”{3}

　　在海德格爾看来，回忆将被遮蔽的东西敞开，于人们的审美视域中回归本源，形成永恒的美。

　　与西方美学对回忆的理性认知相比，中国美学则从意象范畴对其进行认知，认为其是一种审美情境或审美体验。“这种情境或体验，或是个人的亲历，或是历史的呈现，但都是镜像性的，它带着感性的、活生生的、充满情感的特质，是过去通向今天和未来的连接点。”{4}

　　《我的父亲母亲》以“我”的视角，回忆了父亲母亲相识相恋的纯真爱情故事，以弱今重昔的表现方式营造了一个质朴动人的诗意情境。

　　（一）“不在场”视角

　　身为骆玉生的“我”，在城里工作，接到父亲突然辞世的消息后回家奔丧。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一生勤勤恳恳，认认真真。母亲和父亲相恋四十年，情深难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父亲的遗体从县城里抬回来，重走一次进村的路。母亲的一片深情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父亲和母亲相恋的故事，接下来的叙述采用了一种“不在场”的视角。

　　年轻时，母亲招娣是村里远近驰名的美丽女孩，城里来的骆先生到村里教书以后，她深深地被骆先生吸引，喜欢上了他。之后的日子里，送饭、派饭等每一次接触，招娣都费尽心思，最终这番心意终于被骆先生察觉，两情相悦。但骆先生被莫名打成右派，带走了。骆先生没有按照对招娣的承诺赶回来，后来听说招娣重病，匆匆赶回来又匆匆回去了。之后，招娣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骆先生终于回来，此后再未离开，两人相爱四十年。

　　“我”最后按照母亲的意愿，把父亲抬了回来，父亲曾经教过的学生们都赶了回来，送自己的老师最后一程。

　　显然，在父母年轻时的爱情故事中“我”是缺席的，“我”的回忆中融合了听说和想象，“我”在进行叙述时也强调了这一点，比如，“村里人说来说去的，听起来都像个故事了”，“小时候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念书的声音特别好听”，“父亲对我说过，他第一次到母亲家吃派饭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迎他，他记得母亲扶着门框站在门口的样子，就像一幅画，他说很多年他都忘不了这幅画”，“后来我听乡亲们说，当父亲真正和母亲相聚的那一天到来时，母亲又特意穿上了那件父亲喜爱的红棉袄，站在路边等着父亲。从那天起，父亲就再没离开过母亲一步”。因此，这段回忆便不再只是对于记忆的一种简单复现，而是生成了新的情境，形成了新的感知。这种处理方式在张艺谋执导的首部电影《红高粱》中便已出现，影片是以“我”的视角展开的故事：“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信”或“不信”的双重可能意味着这段回忆其实指出了“另外一个尘世”：过去的世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变得可以被感知，并指向了未来。

　　（二）今昔并置

　　《我的父亲母亲》采用了今昔并置的处理方式，影片收尾为“今”——“我”回家奔丧并最终按照母亲的愿望将父亲的遗体抬回村里，影片的主体部分则是对“昔”的回忆。影片对回忆的处理有三个特点：一是在处理上删繁就简，截取了父母四十年爱情生活中最初相识的那个“顷刻”——窗户纸还没捅破的时候；二是在色彩处理上大胆打破成规，现实部分使用黑白色彩，回忆部分使用了彩色进行表现，这种刻意的“颠倒”从审美层面超越了人们对于回忆的影像处理的认知；三是运用音乐不断渲染气氛，建构了感性的、充满情感的情境。

　　二、回忆性意象：静态意象与行动意象

　　影片由回忆形成的审美体验是通过回忆性意象实现的。影片通过生动、鲜活的细节，含蓄简省的表达，建构了青花瓷碗等静态意象、奔跑等行动意象。

　　（一）静态意象

　　1.路

　　影片的英文片名直译过来是“回家的路”，“路”的意象在片中被反复渲染。村口的土路是进村的唯一通道，也是母亲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地方。此后，母亲多次奔跑在这条路上，等待在这条路上。这条尘土飞扬的小村土路承载了母亲的梦想和期待，也是这段爱情萌发时的见证。父亲去世后，母亲执意要求抬着父亲重走这段路，也是对这份情感的一次倔强表达。路，成为爱情萌芽的见证，也承载了相濡以沫的炽情。

　　2.青花瓷碗

　　影片中的“青花瓷碗”是母亲对父亲的情感的象征。村里修建小学，每家每户负责送饭，招娣用这个青花瓷碗盛装着自己用心烹制的美食，只希望骆先生能吃上一口。骆先生到招娣家里吃“派饭”，这只碗里盛装了招娣的一片心意，也成为两个人的共同话题。骆先生突然离开，没能吃上招娣包的饺子，招娣抱着装满饺子的瓷碗近乎疯狂般追赶，最后不小心把碗打碎，却不舍得把碗扔掉。最后，招娣的母亲请锔碗匠把碗锔好，让它成为了招娣的“念想”的承载，而这一行为本身也代表了母亲对招娣的理解，当招娣发现被锔好的碗，流下的眼泪意味着在她心里已经和母亲彻底和解。

　　3. 发卡

　　彩色的发卡是那个时代的稀罕物，更是骆先生和招娣之间的定情信物。当骆先生把发卡送给招娣，发卡就成了招娣最为珍视的物件。当骆先生突然离开，招娣弄丢了发卡，招娣的内心世界通过那份难以言表的失落、急切寻找的渴望以及最終在小院里失而复得的惊喜展现了出来，不着一字，却尽得韵味。

　　（二）行动意象

　　1.等待

　　影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纯真的女孩爱意萌动、等待爱情的故事，含蓄和等待是这段感情的基调。影片通过对招娣的形体动作、特别是对招娣那张清纯的脸进行了着力表现，“我们用很多方法拍这张脸，比如我们要在山顶上拍这个演员的近景，平常我们一台机器上去，一个摄影小组上去，再带两块反光板上去就不得了了，这次我们将发电车和一堆灯拉到山上去，四五十个人围着一个人的脸拍一个近景，这就是处理画面的魅力”{5}。通过特写、近景镜头组合段的处理，影片让人们深深记住了招娣的脸，并从脸上、眼睛里读出了招娣的期盼等待和纯净的内心世界。

　　2.奔跑

　　在人物行动上，奔跑成为招娣的标志性动作，奔跑是招娣的青春活力的象征，也是她内心深处丰富情感的外在表现。奔跑在山间，奔跑在村路上，招娣的情感在奔跑中慢慢郁积，也在奔跑中得到宣泄。影片对奔跑的表现形成了明显的层次，招娣在路上等待多次，终于正面和先生相遇后，忸怩着离开，跑动中带着孩子般的雀跃和欣喜。而当先生突然离开，招娣端着饺子奔跑在山间，紧张、急迫，突然的摔倒打碎了青花瓷碗，也让心心念念的小愿望宣告破产，这场奔跑则被赋予了悲情的味道。影片所展现的自然景色非常优美，色彩鲜艳，招娣奔跑的身影与天地融在一起，结合影片的配乐，这段故事也成为宛如田园牧歌般的存在。而村子与外部世界的微弱的联系，让这处客观存在几乎与世隔绝，嵌入回忆的空间成为一处充满了美好幻想的所在。若与导演的另一部作品《红高粱》做简单对比，《红高粱》展现的是张扬着的青春活力，而本片表现的则是润物无声的情感韵味，表现手法各异，对人的情感冲击却异曲同工。

　　影片在对奔跑进行表现时多次使用了慢镜处理，与动人的主旋律音乐共同完成了抒情化表达。慢镜处理同时也被运用在了骆先生和招娣初次相见等关键情节点上，在完成叙事的基础上着力进行了情感的抒发。

　　3. 织布

　　织布这一行动意象贯穿于影片的今昔叙述中。年轻时，招娣为修好的校舍织“红”，这一行为因为骆先生的到来而成为朦胧情感的一种表达，远远超越了只有村里最美的女孩才有资格胜任此事的民俗规定。织好的“红”被置于房梁之上，仿佛招娣的心灵之眼“凝视”着骆先生的一举一动，它也成为骆先生与招娣心意相通的情感寄托，陆先生多次阻拦为教室吊顶棚——那样会把房梁和“红”遮挡起来——的举动便是明证。父亲去世后，母亲执意要为父亲织遮棺布而不是直接购买的举动，延续了织布这一行为所携带的情感属性，于是这一“复古”行为便同时带有了仪式化属性，与往昔的回忆共同形成了完整的意象。

　　在影片中，一些原本寻常的动作因为情感的注入也具备了意象性特质。比如，送饭时，招娣惦记着先生能否吃到自己做的饭菜的远远张望；故意到学校门前的水井打水，一看先生要来，马上倒掉重新打水的“小心机”举动，以及先生的水桶被村民热情抢走，先生没能来打水时的满脸怅然；先生到家里吃“派饭”时，招娣站在门口的等待，从镜子里偷看的小动作、询问先生是否认识这只青花瓷碗的问话，等等。

　　导演张艺谋在采访中说道，“我在这部电影里还融会了自己对父亲对老师的情感，影片拍摄了抬送父亲遗体回家的场面，这里就渗透着我对父亲的情感，两年前我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家里就等我办后事了，我随着母亲，带着弟弟和台湾来的亲戚，去安葬父亲”，“除了对老师的情感，更让人难忘的那就是初恋，初恋时心动的感觉，每个人记忆中都有，不仅仅是18岁才有”{6}。电影中的回忆性意象，并非只是对往昔人与事的简单复现，而是创作者以回忆的形式对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的抒写。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创作者截取了当事人叙述、他人传说以及个体想象的过去时空中的“顷刻”，以投注着浓郁情感色彩的鲜活而生动的细节，创造了回忆性的情境。这一情境是“敞亮”的，是自足的艺术境界，是人们梦想返回的精神家园。正因为如此，影片所蕴含的“中国味道”直至今日依然浓郁动人，其表现手法和诗学追求仍可成为当下电影创作的一种参照。

　　注释：

　　{1}张明：《与张艺谋对话》，北京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2}{5}{6}张卫、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创作谈》，《当代电影》2000年第1期。

　　{3}刘小枫：《诗化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页。

　　{4}张晶、白振奎、刘洁：《中国古典诗学新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长春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