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硕

　　近期，《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三个文化类节目的高密度无缝接档一扫棚内综艺和户外真人秀的喧闹，为电视荧屏带来了清新沉静的书卷气息。不少媒体用“风口”“回暖”“复兴”“清流”等词汇为文化类节目贴上标签。文化类节目是否真正复兴，很难通过三档节目的播出就得出定论。但仅凭影响力来说，《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所引发的关注度和讨论度在近年来可谓“现象级”。

　　在这些“现象级”节目中，笔者认为《朗读者》代表的读书类节目最具研究价值。一方面，文化类电视节目通常聚焦的题材类型有很多，如汉字、成语、谜语、诗词、国学等。读书类节目在国内存在已久，但大部分收视惨淡，甚至不乏草草收场的“短命”节目，足见它是文化节目操作中难度系数较大的类型。另一方面，阅读作为一种私人化、排他性的个体体验，与大众化的电视荧屏天然存在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多年来读书节目过低的影响力，更主要是因为读书类节目在形态表现方面没有找到与大众审美趣味的有效契合点。而《朗读者》的形态创新平衡了文化品位与大众趣味，为读书类电视节目突破瓶颈提供了新可能。

　　一、读书类电视节目发展历程和生存困境

　　1996年，央视开办了国内第一档读书节目《读书时间》，甫一播出就引发关注，第一次让观众看到了通过电视获得阅读体验的可能性。节目播出后，也引发了电视读书节目在全国各级电视荧屏上呈现燎原之势，同年，北京电视台《读书》、青岛电视台《一味书屋》相继开播，此后多年中，读书节目虽然一直不温不火，但不乏口碑较好的节目，如央视十套的《子午书简》、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浙江卫视《花少爱读书》、北京电视台青少频道的《书香北京》等。

　　2004年，播出八年的《读书时间》停播，它的停播折射了消费主义娱乐大潮中读书节目的集体宿命，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大量读书节目形式同质化，在收视指标作为统一衡量节目价值标准的语境下，很多读书节目开始从荧屏消退，全国省市电视台数以千计，但读书节目却寥寥无几，而且仅存的读书节目基本存在于零点之后填充时间的“垃圾时段”，影响力微乎其微。

　　应当承认，与其他节目类型相比读书节目的确先天存在竞争弱势，观赏有门槛要求，相对窄众。但更重要的是，此前读书节目自身普遍存在问题，才是致使受众流失的关键原因。整体来看，这一历史时期，荧屏上的读书节目大致可分为赏析类（《子午书简》）、评论类（《开卷八分钟》）、访谈类（《花少爱读书》）、讲座类（《百家讲坛》），在其制作和传播方式上，可以总结为几个特征：

　　1. 形式简单。这些读书节目电视表达手段运用较为单一，例如《子午书简》是邀请名家朗读文学选段，配以音乐和图片，营造一种文学氛围；《开卷八分钟》中，梁文道从头至尾的对一本书评点；《百家讲坛》的很多期节目中，也是专家学者采用类似教学的方式，完整讲述一本书的内容。

　　读书节目为了使观众注意力集中于书籍中，可以形式相对简约以防过于花哨喧宾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节目不能将丰富的电视表达元素为我所用。对于粘性更强，更专注书籍养分的观众来说，可能对外在形式要求不高，但电视毕竟是广播式媒体，面向大众传播，理应寻找更广大观众群体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传播效果。

　　大部分的读书节目都是每期选取一本书，从头至尾赏析或评点，主创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还原阅读的线性过程，提供更多的背景交代让观众更易理解。但从呈现效果来看，每期一本书的形式，很容易拖慢节奏，快餐化时代观众更希望删繁就简直取核心，过多的铺垫会消磨他们的耐心。另一方面看，很多观众都是“插入式”收看的随机观众，节目结构过于严谨，也会减弱代入感。

　　2. 注重观点输出，缺乏共情。很多读书节目重视对作者观点的提炼和表达，或者是评论者对该书评价，这对于观众、读者理解主旨，获得理性思考会有帮助。但大部分的文学类著作都是“以情感人”，如果仅停留在理性分析和评价上，会使得著作情感色彩黯然失色，也会让观众食之无味，失去兴趣。对于受众来说，艺术鉴赏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无疑是欣赏作品获得“共鸣”，以及由之带来的“涤除玄鉴”，心灵得以净化，这就要求读书节目在启迪观众思考的同时，给以情感的冲击，引起观众共情。

　　制造观众共情的切入点，行之有效的途径是故事化表达，尤其是基于真实情境，充满个性化色彩的叙事。此前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读书节目，大都采用了故事化风格，例如《百家讲坛》中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引起轰动的关键原因在于将微言大义的内容，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表现出来，从表达手段上是值得制作者借鉴的。目前，更多的讀书节目是以“理”为主，缺少“人”的丰满塑造和“事”的细节描述，使节目失之灵动。

　　3. 话题制造和品牌包装欠缺。此前很多读书节目播出之后，几乎没有水花，这也与品牌推广和话题引爆的火候不够有很大关系。读书节目越是相对窄众，越应该寻找合适的传播点推广。从另一个方面讲，读书节目与娱乐类节目诉求不一，承载内容有别，很难用相同的标准评价，在目前国内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没有形成区隔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的国营电视台也应该对于商业风险较大的读书节目给予政策倾斜，培育生长空间，甚至提供更加优越的时段，让更多人对此类节目有接触的机会。

　　二、《朗读者》对读书类电视节目形态的创新

　　《朗读者》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在传播力和影响力达到一定平衡的读书类节目。这档节目强调以个人成长、情感体验、背景故事与传世佳作相结合的方式，精选上乘文学佳作，用平实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展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情感。节目播出后，当天六次登上百度热点，连续两小时微博总榜第一，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5，呈现出收视口碑同时高企的状态，有效实现了从“大众化”向“化大众”的良好效果。

　　而《朗读者》的良好效果得益于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如国家对于全民阅读的重视、节目创作理念更新、制作方式的变革、品牌推广上的多方发力，最关键的是节目在形态创新上实现了突破。《朗读者》在形态突破的创新上，体现为四个特征：

　　1. 碎片式结构，输出高密度、快节奏信息

　　相比过去读书节目依照线性结构层层递进的叙事方式，《朗读者》用碎片式结构作为节目基本架构，节目每期会邀请5—7名嘉宾担任朗读者，每位嘉宾板块相对独立，又紧紧围绕在节目统一的主题线索下，形散而神不散。例如，第一期节目主题为“遇见”，节目邀请了演员濮存昕、无国界医生蒋励、企业家柳传志、模特张梓琳、翻译家许渊冲、素人夫妇周小林和殷洁等人作为朗读嘉宾，每位嘉宾按照主题以及个人生平经历，选取了体裁、风格等不尽相同的文字作为朗读素材，濮存晰朗读的是老舍《宗月大师》、蒋励读的是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扬》、周小林和殷洁夫妇朗读了朱生豪的《朱生豪情书》，柳传志甚至带来了他在儿子婚礼上的致辞，每个独立成章的板块包含精彩的叙事段落，却又紧扣主题，引人入胜。

　　碎片式结构与当下信息爆炸，观众注意力被切割的现实契合。过去读书节目倾向于在单期节目中推介或品评一本书或一个作者，这样的设计固然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讲究起承转合，保证了信息的全面，却也容易造成节目节奏拖沓，冗长沉闷，受众粘性减弱，如果观众对于当期节目推荐的书籍或嘉宾没有兴趣，很容易造成流失。

　　生活中的阅读和电视中的阅读毕竟存在区别，阅读书籍在内容上具有连续性，注重前后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发展，一个合格的读者在阅读时不能仅停留于“感觉上的整体”，而是要在阅读完全文后，“将书中重要篇章列举出来，说明它们如何按照顺序组成一个整体的架构”。{1}但电视观众青睐高密度的信息流，快节奏的叙事推进，即使是对于读书节目这样的“慢综艺”也希望能有一张一弛的效果。《朗读者》的碎片式结构，让节目保持了紧凑的信息密度，每期节目邀请的五六个嘉宾，在受众关注方面尽可能覆盖了不同群体，持续的新鲜面孔出现，丰富了节目视觉表现元素。同时，多个嘉宾所讲述的生活经历和文字片段尽管主题相同，内容却大相异趣，碎片式结构让更多视角切换和文本呈现成为可能，在叙事视角中形成了类似国画“散点透视”的风格。

　　此外，碎片式结构对于节目在后续的传播中也是不无裨益的，每个版块逻辑自洽，结构完整，时长有限，比较适于短视频时代的碎片式传播。例如，节目播出后，翻译家许渊冲的片段在网络上流行，这自然得益于许渊冲的个性魅力，但也离不开完整的短视频内容片段对传播的推动。

　　2. 价值配置多元化反映“整体现实”

　　正如前文所说，《朗读者》的碎片式结构会借助五到六位嘉宾的叙事表现作为内容支撑，而选择哪些嘉宾则大有讲究，从呈现效果来看，《朗读者》在嘉宾选择上注重价值配置的多元化。所谓价值配置多元化，是指节目在选择嘉宾时，注重从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民族、性格等多个层面考虑，最大程度覆盖不同的社会群体，让节目在嘉宾配置上能够形成一个浓缩的小型社会，角色属性上达到一种“宏观的完整人”，反映“整体现实”。不同的观众都能在嘉宾身上获得群体认同和自我投射。目前，多元化价值配置已经成为海内外真人秀选角的通用手法，例如经典真人秀《老大哥》《幸存者》《学徒》《全美超模》等节目的角色配置，均会兼顾种族、年龄、职业、性向等各个维度，这不仅是规避风险的“政治正确”，也是保障收视的必要策略。

　　《朗读者》的嘉宾选择搭配，最大程度上兼顾了不同的群体面貌。宏观来看，节目嘉宾主要由名人和素人搭配的“星素结合”构成，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明星人气带动节目传播，同时素人的加入可以为节目增加平民化视角，这也是对总局政策的贯彻。名人中涵盖的群体很多，如演员有濮存晰、蒋雯丽、徐静蕾、王千源、李亚鹏等，作家有刘震云、麦家，企业家有柳传志、胡玮玮，模特张梓琳，翻译家许渊冲，运动员赵蕊蕊等；素人中有“無国界医生”蒋励，“鲜花山谷”夫妇周小林、殷洁，“耶鲁村官”秦玥飞等。

　　恩格斯说，现实主义就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依照别林斯基的说法，典型人物又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名人群体自带光环，观众从不同侧面对他们多少有些了解，但是他们在节目中所讲述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验，却是“陌生化”甚至私人化的，是观众此前很少见到却又鲜活生动的形象。例如，演员徐静蕾此前给观众的印象，都是洒脱、干练的形象，但在节目中她谈起奶奶却一度哽咽，朗读史铁生《奶奶的星星》时潸然泪下；作家麦家在舞台上谈到儿子青春期的叛逆时，也说起了自己儿时对父亲的冷漠态度，这是他内心里非常私密化的情感，也在不经意间和盘托出。

　　素人群体本身就是观众身边朝夕相处的一分子，是容易引起观众“共情”的主体，但却因为一些平凡人物的闪光点，让他们成为舞台的主角，而这些闪光点对大众来说同样也是陌生的，是平凡人物的高光时刻。例如，蒋励是北大人民医院的医生，2012年她加入世界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穿梭在战乱、疫病、灾难的国家救死扶伤，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枪林弹雨中，她接生了不计其数的婴儿，舞台上，她为观众朗读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民谣诗人鲍勃·迪伦的歌词《答案在风中飘扬》，个人经历和歌词的厚重辉映，让很多观众动容。

　　3. 故事讲述实现情感“互文”

　　传统读书节目通常被娱乐大潮淹没，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传播诉求和观众需求之间出现了落差。过去读书节目比较重视知识的“搬运”、理性的分析以及由此带给观众的启示，这种节目非常容易落入一种境地，即只有“理”，没有“情”，只有旁观视角，没有主体视角，观众也只有赏析感，没有带入感。读书节目应该怎样定位，是主创首先该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一档读书节目受时长所限，能呈现的知识容量毕竟有限，更重要的是，观众也并不是抱着吃“压缩饼干”的心态来看读书节目，并不追求从读书节目中获取太多知识。好的读书节目应当是起到召唤和启蒙的作用，动用节目元素激发观众对于作者、书籍的兴趣，从而转化为日常的阅读习惯，这也是一种“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读书节目实现召唤效果，是通过以情感人的方式，潜移默化中对观众产生影响。情感力量的激发，不是来自于节目空洞的煽情，生硬的造作，而是源于每个嘉宾生活中点滴的平凡故事，这些深蕴情感能量的故事，切中了观众的感受，荧屏内外形成了一种彼此观照的情感“互文”。

　　“文学即人学”，这句话不仅对创作者适用，同样也对鉴赏者适用，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喜悦、磨难，获得灵性感悟，无不能从以文学为代表的书籍中得到印证，同样也有很多人在人生的苦难和挫折面前，从书籍中获得信念支撑，接续生命的能量，这些给读书类节目提供了可供挖掘的故事富矿，此前这一点却被很多节目忽视，但《朗读者》充分发挥了读书节目这个自带的优势。在《朗读者》中，所有的嘉宾所选择的朗读内容，都能在自身生活经验中找到印记，要么是所选文字曾带给自己感动，要么是这些文字暗合了自己的生活轨迹，每段经历都是令人回味的故事。例如，演员濮存晰年少时期患有腿疾，被同学乱起绰号“濮瘸子”，在那段灰色的时间里，医生荣国威帮助他治好了病，重拾他的自信，而老舍先生的文章《宗月大师》描述的是，老舍儿时家贫上不起学，“偶然”之中遇到了恩人刘大叔（宗月大师），在他不计回报的资助下，老舍先生从一个只字不识的孩童成为一代语言大师，之后刘大叔为救人，竟至倾家荡产，又丧子，继而一家人都入了空门。濮存晰的个人故事和老舍笔下宗月大师的经历，虽然略有差异，但内核都是相同的，两段故事相互映衬也呼应了节目的主题。再如，《朗读者》节目中不少朗读者所选的文字片段，皆出于自己笔端，如柳传志朗读的是在儿子婚礼上的致辞，麦家读的是给儿子的留言，倪萍所选片段出自由其所著的《姥姥语录》，郑渊洁选择了自己的《父与子》，刘震云朗读了自己所写的《一句顶一万句》片段，由此，作者可以更加真切的直抒胸臆，而观众也可以得到更加强烈的情感共振。

　　4. 运用“抽象阶梯”理念

　　美国语言学家S·I·早川曾在其1939年出版的《行动的语言》一书中提出了“抽象阶梯”的概念，早川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存在于阶梯上，最概括或抽象的语言和概念在阶梯的顶端，而最具体、最明确的话语则在阶梯的底部。在讲故事时，叙事者在阶梯顶端创造意义，而在底部去做例证，“阶梯顶端的写作是言说，它呈现概况；阶梯底部的写作是展示，它呈现细节；而抽象阶梯却可以帮助写作者弄明白如何在顶端表达意义，又如何在底部举出具体例子，并避免中部的浑浊状态。”{2}

　　事实上，抽象阶梯的概念对于从事叙事工作的人，不论是虚构叙事的编剧，还是非虚构叙事的记者、编导都是适用的。《朗读者》创作中娴熟的运用和体现出“抽象阶梯”的理念，《朗读者》中的抽象阶梯顶端，就是每期节目所选择的主题，如目前播出的几期节目中“选择”“陪伴”“遇见”“落泪”，这些主题通常高度凝练，每个词语背后总是可以发人深思，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发散性很强，针对的受众群体也有普世性，在话题延展和视角提供方面具有多元可能。

　　如在“落泪”这期节目中，抽象阶梯顶端的意义旨归是“总有一刻让人泪流满面”，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的被触动的瞬间，而在抽象阶梯底端，就通过节目邀请的嘉宾迥异的生活经历故事，对这个主题进行表达。于是，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了生活中从不流泪的演员斯琴高娃，却在节目中朗读贾平凹《写给母亲》的散文时，沉浸在回忆的悲痛中泪如雨下；来自广西的“网红”夫妻丁一舟、赖敏，丈夫丁一舟为满足身患绝症妻子赖敏的心愿，两人从广西柳州出发，边打工边看世界。他们的旅程在中国地图上形成了一个“心”形，感动无数人。这些一段段声泪俱下的故事击中了观众的情感，让他们心灵得到了净化。

　　三、《朗读者》的局限性

　　《朗读者》在形态创新和推动读书节目回归主流上，成效颇为显著。但也需要承认，《朗读者》并非美玉无瑕，在路径创新中也存在可以探讨的空间。笔者认为，《朗读者》的局限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故事与朗读的比重失衡。正如前文所说，《朗读者》能够获得大众认可，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故事化技巧吸引观众，但对于其故事所占比重目前争议较大。一种声音认为，《朗读者》是借阅读之名，来讲《感动中国》的故事，这种说法固然有待商榷，但《朗读者》中故事讲述比重过大也是客观现实。因此，对于主创来说，故事和阅读本身在比例上如何拿捏也需要重新思考。

　　2. 重情感渲染，轻意境表现。阅读带给大众的体验中，情感力量的冲击渲染无疑是很大的，但同时，我们在阅读中也希望得到更多层次丰富的美感体验，如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意境等可以使人达到感性与理性交融的境界，《朗读者》在阅读对于情感渲染的角度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在其他美感体验的层面，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3. 阅读转化率依然不高。作为读书节目，《朗读者》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唤起民众

　　对阅读的重视，治疗国人的阅读贫困，但现实情况是，在生活中并没有看到《朗读者》带来了群体阅读的明显扩大。因此，在《朗读者》传播过程中，还可以配合着线下公益活动，推动全面阅读的更加直接的推进。

　　尽管存在些许不足，但依然不能否认《朗读者》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于推动读书类节目走入更多大众视野，获得荧屏新的生长空间所起的作用。通过对《朗读者》所做的个案研究，探讨读书节目创作上的新方向，对于未来读书节目创作，乃至引导全民阅读的社会氛围，都是有所帮助的。

　　注释：

　　{1}[美]莫提默·J. 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著，郝明义、朱衣译：《如何阅读一本书》，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第70頁。

　　{2}马克·克雷默、温蒂·考尔编：《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页。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