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颖

　　阮梅是以写报告文学起家的作家，她创作的《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调查》《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天使有泪》《罪童泪》等图书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她的作品里有一种坚硬的现实，对这种现实的切肤之痛使她的作品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在这部《亲爱的女儿》一书中，她的创作别开生面地从“他者”到“自我”转型，以书信体的形式向女儿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可以说，一万个妈妈有一万种花期，只是儿女面对的妈妈已经是成人，甚至担负着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使亲情的份量有些削减，静下来舒展笔墨之时，就是阮梅母性和女儿性华美绽放并收获亲情硕果之季。

　　如果说冰心的《致小读者》以书信体形式写了一个对小孩子充满爱的姐姐形象，那个形象里多是阳光、日月、理想和希望这些意象，令人欢欣鼓舞，也讓人有一种理想的向往，与现实的距离还是比较遥远。而阮梅完全用非虚构的笔法，如此坦诚自己的性格，真实得令人恐惧、令人唏嘘、令人惊心动魄。在寒冷的冬天，冷风刺骨，爬冰卧雪还要去上学，对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结果阮梅一下摔倒了，摔倒之后，“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是风刮的吧？我怀疑。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出血了、出血了，小梅子摔出血啦！”虽然“我”不觉得疼，但是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大展“哭技”“扯开嗓门哭、声嘶力竭的哭喊、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妈妈赶来把“我”带回家，“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当这种孩童的狡猾被完全细致地再现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形成一种喜剧效果，这是小孩子对抗成人世界并保护自我的战役第一次取得了“完胜”。现在回忆起来阮梅都得意洋洋。不然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磨洗，怎么如此历历在目并被描述得妙笔生花呢？与其说这是阮梅个人经验的一次再续前缘，不如说这是人类童真生命力量的一种永远的光芒，而对童年生命状态的尊重和再现，是儿童文学创作最应该考虑的原点。那么，这种“哭的喜剧”也许成为童心诗趣的一种美好印记，落到现实生活和艰难的人生土壤上的时候，阮梅提醒少女们，面对人生的困境，哭只能是宣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边飞翔”，这才是人生一种最坚韧的力量，也是一种最美的人生姿势。

　　既书写过往的人生经验，又指向少女未来的生活，因为是以过来人“母亲的身份”在与女儿倾心交谈，就形成了作品的复调性和内在的艺术张力。“宁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在自行车上欢笑”的纷纷扰扰的现实生活观念和周遭环境，也许会影响到女孩的婚恋观和人生观。阮梅从自己的爱情生活现实出发，阐明了情感是无价之宝，一个具有独立“自我”和独立人格的人，才是最值得珍惜和最有人生意义的，强调了人生主体性的重要，可谓情真理切，字字呕心之痛，句句肺腑之言，她还非常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宝马好，但在别人的宝马里，再繁盛的风景只会一掠而过。在这样一个盛产宝马爱情的时代，我相信两个苹果的稀有爱情，也可以愈久弥坚。”不得不说当下人们物质生活的繁盛，带来了物质绑架精神和情感的“异化”生存状态，而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最容易自我迷失，这种关于爱情的讨论是非常及时而又非常必要，也是一种诗性人生的唤醒，值得深思。这不得不说六十年代出生的阮梅，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正好遇到了八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和大讨论时代，对人生信念和未来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与当下的现实青少年的人生状态有非常大的隔离感，那个时代女青年推崇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充盈的情感追求，很难被当下一些女孩子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阮梅探讨的爱情似乎是个人性的私语写作，却更具有时代和社会的批判精神和文化反思的力量。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正处在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青少年：同一性与危机》一书中强调的“自我同一性”建立期，除了爱情之花在他们的生命中慢慢开放之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经受着友情的煎熬，结识朋友是他们从外部获得“自我认同”和“确认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阮梅结合自身成长历程谈了友谊的多种形态，最后告诫孩子，友谊不可以强求，“友谊原本就是一颗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挥舞向你，它会给予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随缘的友情才能惺惺相惜，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得久远。面对女孩的性别特征，阮梅对女孩提出了既古典又现代，既开放又自重，即现实又浪漫的美学旨归，“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这种诗性生活带有梦幻般的感觉，也是人类文化精神得以不断提升的高贵之处。女性的自觉不只是来自于社会给定的身份和角色，还需要自己争取一个美丽的风景地，提升女性生命的格局需要一生的追求和探索。我曾经在《为童年留下一片绿洲——论儿童文学的诗性品质》一文中阐明，儿童文学就是在努力平衡成人期许与儿童愿望之间的矛盾，女孩的愿望与社会上成人的期许之间的矛盾有时更激烈更不平衡，更需要女性坚韧不拔的努力来发现自己，实现自己，超越自己。

　　可以说，阮梅是一个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儿童文学作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恐怖、疼痛、暴力、丑恶、死亡等负面生活侵蚀，她能够非常客观地凝视与思考。“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六十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她回望自己少年时候的天空，“有疼痛，有我许多的无奈和我的倔强抗争”。尤其是她中年后对身体疾病的抗争，“疼痛到来，我不得不严阵以待，不得不以适当的药物来调停。除了提醒潜伏的疾病，疼痛还是身体的保姆。”在与疼痛过招时，才能深切体悟到生命存在的丰富感受性，她如此面对疾病、痛苦和挫折，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事实上，即使如此乐观坚强的阮梅，面对现代人的精神疾病——抑郁症，特别是自杀，也显示出无奈与焦虑，甚至迷茫与恐惧，一方面受与中国儒家圣人孔子的传统生死观“不知生，焉知死”的影响，在死亡面前，中国人是讳疾忌医的；另一方面，自杀也是所有生命存在的难题，据科学家研究考察，动物亦有自杀的倾向，面对巨大的生存困境和后现代时期人类的精神孤独，自杀现象已然成为世界性棘手的难题。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阮梅大声呐喊：“生命的姿势，就是像草样自然而顽强地生长，不美也要向着美的方向。向前走，走到腿脚不利索了，仍然向前走，遇到疯狗有打狗棍，遇到陡坡就爬行，即使老了，也步履从容。生命的姿势，是开心地、从容坚韧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温暖地陪伴一个个至爱亲人。”这种诗意的语言与其说是对自己亲爱女儿的肺腑之言，不如说是对所有人的劝诫和鼓励，宛如灯塔，在弥漫大雾的海面照亮着人生之舟前行的方向。“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睿智的提醒，也是人类的宿命，更是阮梅作为一个作家表达自我生命的坚忍姿势。

　　阮梅在后记中谈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曾说：“关于一个人，历经了少年的成长，都会拥有一座富矿。我决定停下步子，迅速将我少年的富矿开采出来。我希图以文学的笔墨，以母亲的柔肠，像冰心先生的小桔灯那样，以温暖的文字照亮那些需要照亮的孩子心。”这种照亮不只是孩子心，因为其作为母亲的责任和一个作家的经验，就更具有意义和价值，比如说关于自己女儿的“叛逆期”，她能够以一个欣赏者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伶牙俐齿”个性十足的孩子，这也是许多母亲最大的人生伤痛，自己最亲爱的孩子，在青春期与父母已然成为陌路甚至是“敌人”，竟有彼此杀戮的极端行为。阮梅最智慧的处理方法就是“闹个离家出走……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旁坐下，抖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与其说是和女儿慢慢和解，不如说是与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美丽旺盛的生命和解，真爱需要平等的对话和交流，需要沟通的力量，而不是以“自以为是”的“母爱”方式实施着“母害”。与此同时，我们在书中也看出了阮梅女儿可爱坚强独立和灵动的身影，这才是人生的双赢，在这种双赢中，阮梅更体悟到做母亲的幸福。

　　另外，从当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纪实性写作与幻想类文学的比对中，也会看到《亲爱的女儿》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太多胡编乱造的儿童文学在童年文化的天空中如雾霾一样，不为大家抗拒，许多人还见惯不怪，这种我手我心写真情的儿童文学创作就如一朵明丽的花朵，令人欣喜。阮梅通过探索“自我”成长的丰富复杂，来展示人生的多种况味，而这些况味才是人生的底色，伴随成长，并永远不老！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