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在对您访谈前准备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您新出版的学术专著《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在2015年连续获得了两个全国性奖项。10月份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第十五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2月份又入选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度优秀作品”，成为全国获得这个奖项的9部著作之一。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您谈谈您研究“红色文学”的来龙去脉与学术思考。
刘起林： “红色记忆”题材创作研究是我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是在结项成果的基础上调整和深化而形成的。在研究“红色记忆”审美方面，我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国家课题已经申报下来之后，还不断地被探问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色彩相当强的选题。在我看来，“红色记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集体记忆，“红色文学”则是当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和丰富的创作题材，因此选择这样一个选题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我们过去曾批判过极“左”思潮在创作领域搞“题材决定论”，那么，现在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就同样不能搞“题材决定论”，关键在于怎么去研究。
在当代文学学术领域，“红色题材文学”的成果是相当丰富的。20世纪50—60年代的创作同评论初步确立了“红色文学”的价值秩序，80—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产生了不少带质疑、否定色彩的论著；21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的讨论与争鸣更呈现出全面展开之势。但不少研究者往往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或全盘肯定与维护，或全面否定甚至排斥，显示出研究者自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我看来，文化多元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能轻易找到击败异己立场的理论武器，而在于能获得一种“八面来风”的思想启迪和广泛吸纳的价值资源。所以，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超越20世纪中国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思维模式，既具备开放、兼容的学术胸襟，又秉持一种在深刻体察基础上的辩证、持衡立场。基于这种思想观念，我选择对“红色记忆”这个相对客观、中立的学术切入点，来审视当代文学史上丰富而复杂的相关审美形态，阐发其形成路径、意义机制、价值底蕴和内在局限，从而建构起一种对于当代“红色记忆”审美的富有学理性的理解。
张露： 那么，您对“红色记忆”这个概念本身是怎么理解和界定的？这种理解与界定又给您的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刘起林：综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红色题材”实际上是一个随历史发展而不断扩充其内容范围的创作领域，研究者却往往忽略了从学理层面根本性地思考如何对其进行科学界定，以至“红色题材文学”研究的范围本身也显得颇为混乱。我认为，这种科学界定需要以“红色题材文学”所依托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才有可能形成。
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领导人民进行了艰难曲折的阶级革命和民族战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又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事业。这种由共产党所领导、以革命意识形态为基础、以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为目标的社会演变和民众奋斗史，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红色记忆”。从社会文化视野来看，关于“红色记忆”的外延大致存在着三种界定。
其一，从“红色革命”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社会政治运动、“红色记忆”则是“对红色革命的记忆”这一原初性含义出发，将“红色记忆”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中国现代史上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与斗争，时间范围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这种思路来认定的“红色记忆”审美成果，应该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两类创作。
其二，从“红色政权”“红色江山”开创、巩固和建设的思路出发，将中国现代史上的“红色革命”和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划归“红色记忆”的范畴，时间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红太阳”热、“毛泽东”热到21世纪初风靡一时的“唱红歌”，都是既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歌曲，又有更多的20世纪50-70年代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歌曲；在对“红色英雄人物”的宣传中，从刘胡兰、董存瑞到黄继光、邱少云直到雷锋、焦裕禄，都被作为宣传的对象；归纳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时，也是既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和抗战题材作品，又包括小说《创业史》《山乡巨变》和电影《英雄儿女》等表现新中国斗争与生活的作品。这些社会文化和文学现象背后的思想依据，都在于对“红色记忆”的上述理解。
其三，将“红色记忆”视为一个不断延伸的历史动态结构，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追求独立富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全部社会实践，都作为“红色记忆”来看待。根据这种思路，不少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报告与论文，都将“红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红色精神”与“中国梦”融为一体进行阐述，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航天精神”，全部被纳入同一视野中进行解说。
以上三种界定中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从这个角度看，将战争年代或毛泽东时代划归“红色记忆”范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着由革命文化为主导向执政文化、建设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政治上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转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经济上由生产关系的公有化为中心，转向以生产力的發展为中心；社会生活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和谐社会建设。在这个转型期，社会文化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但即使如此，不断增添着新内涵的“主旋律文化”却与过去的“红色文化”一脉相承，所以，“主旋律文化”也应属于“红色记忆”的范畴。基于这种原因，我“红色记忆”的概念认同内容涵盖更全面、更具历史发展眼光的第三种界定。
“红色题材文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以第三种概念界定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共和国历史的整体视野中，从“红色记忆”这种 创作资源出发来对相关创作进行重新梳理。首先在总体框架上，认同与讴歌20世纪上半叶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与生活的作品，均可纳入研究的视野；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创作中，在“主旋律文化”引导下的部分也可涵盖于内。其次，超越现实生活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史传统分类法，从“红色记忆”内涵的历史流变出发来观察相关创作，我们可以区分出对战争年代革命往事的追溯，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生活的讴歌，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转型状态的考察三种类型，这样，“红色记忆”审美也就可以概括为“革命往事追溯”“建设道路讴歌”和“变革时势考察”三种叙事境界。
张露：我研读您的《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时有一个问题感到相当疑惑：你在对“叙事境界”的归纳和区分中专门将“创伤记忆审视”作为了一种类型。我们一般都认为“红色文学”“红色经典”都是歌颂“红色历史”“红色文化”的，两相比较，您的这种学术框架显得相当独特。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起林：“红色题材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性难题，是如何处理以革命进程中的错误与创伤为审美对象和思想主题的创作。这类作品与我们对“红色题材文学”属于“颂歌”型的通常理解不一致，但确实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存在，因此，我们视而不见是不可能、也是不应当的。
总体看来，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重大进程都是既有胜利与辉煌、也有坎坷与失误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斗争同样如此。它给革命事业和革命队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历史当事人带来了沉重的牺牲与伤痛，特別是历史错误的承受者，更有可能存在精神上难以化解的委屈与失落感。即使革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历史当事人在激情洋溢地投入之后再辩证地回味往事、考量得失，心中往往也会产生付出巨大代价后的缺失与遗憾感。更为吊诡的是，如果历史当事人以正面参与者的身份和高度认同的态度投入某项革命运动，事后却发现那不过是一场历史的错误，精神心理的创伤与荒谬感就更是在所难免了。甚至“红色记忆”本身，也会因历史的前行和记忆的规律而不断出现价值评判、情感倾向的转变与位移。正因为如此，在“红色记忆”的丰富内涵中，必然会存在种种意味复杂的“创伤记忆”。
在当代“红色记忆”审美的历程中，“创伤记忆”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十七年文学中那些“干预生活”、在新时期“重放的鲜花”，就是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瑕疵”及其所导致的心理创伤的揭示与批判。20世纪80年代，展现革命历程中的“创伤记忆”成为思潮性的创作现象，众多“反思文学”作品都站在革命误区承受者的立场，来品味历史创伤、总结经验教训；揭示“党史”“军史”重大问题与内在矛盾的创作，也出现了如黎汝清《皖南事变》之类的优秀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革命事业的辉煌与误区、喜悦与创伤融为一体进行表现更成了普遍的趋势，《历史的天空》将描述红色英豪成长和揭示根据地内部矛盾融为一体，《恋爱的季节》对20世纪50年代初的“青春加革命”眷恋、认同与慨叹、剖析兼而有之，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证。既然“创伤记忆”属于“红色记忆”的历史与文化构成中不可忽视和抹煞的重要存在，那么，倾诉与反思这种“创伤记忆”，就是对“红色记忆”意义正值的有力的丰富、深化与拓展，将其纳入“红色记忆”审美研究的范畴，也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不过，我并不认同将各种解构“红色革命”、否定“红色文化”的创作都看做是“创伤记忆”书写。“红色记忆”作为对中国红色革命的感受与认知，在根本价值立场层面隐含着一种对“红色革命”和“红色文化”的认同态度，所谓“记忆”中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就包含着置身其中、也就是作为革命队伍一员的心理态度。所以，“创伤记忆”的审美主体应该秉持一种“疗治”创伤、健全和完善革命肌体的精神立场。比如，王蒙小说的“少共”情结和“布礼”心态、张贤亮《绿化树》中的《资本论》阅读和“走向红地毯”场景，都昭示着一种“置身其中”的精神姿态；与此相反，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也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但作者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敌对性的暴露、控诉立场，所以，前者应纳入“创伤记忆”的范畴，后者则不能归入。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与对比，相当清晰地体现了“创伤记忆审视”的外延边界。
总之，以“红色记忆”为根本出发点，遵循客观事实的存在形态及内在逻辑，我们完全应该在“革命往事追溯”“建设生活讴歌”和“变革时势考察”之外，将“创伤记忆审视”也纳入研究的视野。这样，相关研究才能超越各种不同方向的观念至上、立场唯一的学术思路，以“理解比评价更重要”的思想态度，创新性地建构起一种全面性与辩证性兼具的“红色题材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二、“跨世纪文学”的学术构想
张露：相对于《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这种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探讨兼顾的学术框架，您的另外一部学术专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共时性展开的特征。但《胜景与歧途》出版后也反响良好，获得了上一届、也就是“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请谈谈您对“跨世纪文学”的相关思考。
刘起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展开的是一种创作跟踪性质的研究，所以对文学发展状况相当熟悉。当我回过头来，对我一直共时性观察的学术对象进行一种历时性的梳理和全局性的归纳、总结时，我发现学术界的一些判断和提法并不符合客观呈现的文学事实。所以，我在《胜景与歧途》中贯穿了一个基本想法，就是希望以中国文学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发展与转型生态为观照对象，捕捉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重要现象和关键问题，将具体个案剖析与全局态势考察、文本内涵解读与意蕴生成机制探寻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地探讨这一时期的文学领域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精神走向、审美得失和内在文化逻辑。
具体说来，学术界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习惯于以“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来界定与区分。在我看来，这种界定简明扼要，局限性也相当明显。首先，这种界定起源于文学评论界对文学创作按年代所作出的粗略概括，并不具备深厚的学理根基，也不是对定型的文学历史时期的归纳与总结，因此不是严谨的文学史概念。其次，从客观历史事实看，20世纪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都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共名”状态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两个阶段内部具有明显的历史连贯性，并未出现可划分为不同时期的显著标志，“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却使它们之间人为地构成了巨大的“断裂”。所以，在新型文学格局已基本确定、文学面貌已较为全面展开之际，重新理解和阐释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间的中国文学就显得很有必要。
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看，近現代中国始终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民族文化也处于相应的转型状态。其中又可区分为以追求独立、解放为主线的“革命文化”阶段和追求富强、文明为主线的“建设文化”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化”并没有随之结束，而是以“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拨乱反正”的新旗号，延伸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才真正步入由政治本位到经济本位、由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将崇高与世俗兼收并蓄的“建设文化”状态。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间的中国文学，就处于这样一种以社会与文化转型为基础的、向新型文学生态与审美格局演变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如果从文学发展与时代文化整体格局关系的角度，以整个社会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的客观实际为历史和理论基础，将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终结与转型的状态，和21世纪前10年新型文学面貌与审美格局逐渐形成的阶段，作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并以“跨世纪文学”的概念来统驭和界定，也许能够更准确而深入揭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价值内涵、审美文化特性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以上的梳理说明，《胜景与歧途》虽然章节框架所显示的是一种共时性展开考察的格局，内在的学术思路却蕴藏着强烈的、甚至是很深厚的历史眼光，其实是处于一种共时性展开和历时性追溯相结合的思想状态。
张露： 您在《胜景与歧途》中选择了四种创作现象作为重点论述对象。您认为，从文化底蕴的角度看，“跨世纪文学”最值得关注的当属历史文学的异军突起和持续兴盛；从作家队伍及主体精神建构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现象应为知青作家群的精神分化；从审美价值和思想文化影响的角度看，“百年反思小说”构成了足以与中国新文学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抗衡的优秀作品群；“跨世纪文学”最具图书市场效应的，则是“官场小说”。应该以这些文学现象为关节点，才有可能充分地呈现“跨世纪文学”多元共生的创作态势和审美格局。我觉得这种将文本审美建构与文化生态考察融为一体的思路很有层次感和立体性，那么，通过这种考察，你觉得“跨世纪文学”表现出哪些基本特征？
刘起林：我认为，因为中国文化呈现出全方位转型的状态，对于“跨世纪文学”也不能仅仅从文本出发，而应该在审美文化的开阔视野中来观察和理解。从这样的视野来看，“跨世纪文学”表现出以下方面的重要特征。
在审美意蕴建构方面，“跨世纪文学”表现出多元发展和多向度精神跨越、审美深化相融合的特征。“主旋律文学”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彰显着呼唤体制变革的思想激情；“跨世纪文学”中，张平的《抉择》和《国家干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和《中国制造》、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和《省委书记》等作品，则表现出从激情呼唤向深切批判的跨越与转变。“官场小说”方面，“新写实小说”意在惟妙惟肖地勾勒凡俗之人在权力网络中卑微、无聊、尔虞我诈的日常生态；“跨世纪文学”中，王跃文的《国画》和《苍黄》、阎真的《沧浪之水》等作品则从人生品质蜕变、精神心理困苦、生命意义迷茫等深层次出发，揭示出中国社会官本位生态中典型的人生命运与人格特征。在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8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和“跨世纪文学”中的“百年反思小说”，艺术内蕴和审美风范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种差别表明，“跨世纪文学”确实对既成艺术思路构成了极富精神跨度的境界拓展与审美深化。
在审美资源发掘和精神思路选择方面，“跨世纪文学”体现出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特征。新时期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直到“新历史小说”，都存在话语基点单一、思想主题“共名”的特征。“跨世纪文学”中，从莫言的《檀香刑》、铁凝的《笨花》、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等近现代历史反思类作品，到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蒋子龙的《农民帝国》、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等当代生活审视类文本，直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范稳的《水乳大地》、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等边缘叙事类作品，审美内蕴建构都是以揭示中国的社会历史本相为旨归，力求将西方文化、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传统和中国传统乃至民间文化等各种审美资源融为一体，在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基础上进行一种自创新境式的艺术创造。
在历史演变趋势方面，“跨世纪文学”呈现出艺术形态丰富性与文化精神不成熟性并存的特征。“跨世纪文学”呈现出各种思想立场、题材类型、审美境界和艺术技法的创作“众体皆备”的景观。甚至“十七年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思路，也有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魏巍的《地球上的红飘带》出现；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的叙事境界，也有老鬼的《血与铁》、潘靖的《抒情年代》、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问世。但文化精神的不成熟性也多方面地表现出来。不少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均褒贬不一、反差极大。贾平凹的《废都》、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跃文的《国画》、莫言的《檀香刑》甚至出现了带有“事件”性质的争论。大量被推崇为“经典”“大师”“高峰”的作品一旦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就显出难以经受多方位检验的平庸之态。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面对“官场小说”“盗墓小说”等新型文学形态的“叫板”，也显得捉襟见肘，似乎“理屈词穷”。在探索性创作中，作家们立意纠正当代文学“假大空”的弊端，却步入了“邪祟”“病态”的境界；立意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却走向了民间的“藏垢纳污”之处；力求回归中国传统审美境界，却恋上了传统文化的陈腐趣味。所以，“跨世纪文学”虽然思路活跃、类型丰富，却众体杂陈、良莠难分，而且各种思想路线之间难以达成价值共识，出现了许多看似辉煌的“幻景”和貌似正道的“歧途”。
总的看来，“跨世纪文学”已经突破各种固有的审美与文化模式，却还处在走向成熟的历史过渡性状态之中。这种历史过渡性状态，正是中国社会从20世纪“革命文化”向21世纪“建设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文学领域的表现。
三、在创作跟踪评论与专题学术研究之间
张露：您曾经是有一定影响的评论家，以研究当下的长篇小说和文学思潮著称，但从您的著作来看，您已经完全进入了对文学史特定领域的专题性研究，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和“学院派”色彩。请问您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有什么感受？
刘起林：我最初确实是从文学评论起步的，硕士期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研究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当时还产生了一些影响，后来也一直没有间断对长篇小说和文学思潮的跟踪研究。但读博士以后，我又增添了一个“疏离当下”、学理性较强地展开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的学术空间。这种转变本身自然是我自己认真思考后的选择，谈到感受，从社会层面看最主要的应该是一种不无尴尬的矛盾性。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有意回避“评论家”这个称号，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所谓“评论家”，就是“我出了本书，你给我说几句好话吧”；或者“那个著名作家新出的书其实很‘臭，你写篇文章把它骂一顿吧”；或者是评奖时“你要给我投票啊！”在这种状态中跑跑颠颠，看起来很风光，其实时过境迁后就会发现自己没有真正结实的学术成果。所以我很想把“评论家”的帽子远远地抛到身后。等到我转而写“学院派”研究性质的文章、往“学者”的方向靠拢时，却又不时会有人说：“你写些那样的东西有什么用，根本没人看！出本书还要自己掏钱！”虽然对“自己掏钱”的事往往可以用“我有课题经费”来加以抵挡，但论文发表、专著出来之后连自己可能都不会再读一遍，却也是“学院派”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事实。甚至某些学者自身也难耐“坐冷板凳”，显得“没有才气”“没有社会影响”之苦，有些学术同行听说我曾经“做文学评论”而与许多作家熟悉，往往会倒过来羡慕我过去的状态。是耶非耶，得乎失乎？可以修改一句名言来解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求仁得仁，自己心安就可以了吧。
张露：当前的文学评论实际上是相当丰富的，评论文章在报纸、刊物、网络乃至各类官方文件中“全面开花”，五花八门的评奖、排行榜也以学术或媒体权力的方式参与到了文学评论之中。但人们对于文学评论的状况还是普遍地不满意。您认为当前的文学评论最缺乏的是什么？对于创作跟踪评论和专题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您又有什么看法？
刘起林：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我认为，文学评论是以学术的方式参与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学术研究则是对各种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贯通来龙去脉的考察与探讨，二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就学术研究而言，当代文学研究面对的是一个“现在时”状态的学术对象，在这个研究领域中，资料的收集、积累和储备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虽然相当重要，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资料本身的查找其实并不繁难，对资料的深入研读与具体感悟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才更为紧要。问题意识的生长点，应该就存在于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文化实践之中，所以，学术研究不感受当下创作的活力，就很容易固化、僵化自我的思维和视野。反过来，人们对当前的文学批评状况普遍不满意，我认为关键在于，众多文学评论性质的判断与言说都缺乏充分的学理性和真正的历史感。大量“我认为如何如何”之类的评论与判断，其实是缺乏对“所以然”的深度阐释的，而且放到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去看那种評论与判断到底是否深刻和准确，从评论者到被评论对象再到广大受众，也大都是没有充分把握的，于是，许多文学评论就成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表演和“作秀”。所以在我看来，深刻的问题意识，以及问题确立和阐述的学理性和历史感，在当前的文学评论中相当缺乏。正因为如此，我所希望自己形成一种将专题研究和创作评论的优长融为一体的学术建构。
张露：刘老师，您在来河北大学文学院工作之前，曾经在长沙、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多个城市学习或工作过，我们还知道您对湖南老家的文学界情况比较熟悉。您专门研究湖南文学的学术新著《“文学湘军”的跨世纪转型》又即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请您就这方面的情况向我们做一些介绍吧。
刘起林：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还是湖南师大中文系的硕士生，就参与了湖南文学界的不少活动，开始了对“文学湘军”的研究，也因此结识了湖南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众多师友。湖南文学研究由此成为我学术研究的起点。后来，我由于求学和工作的原因辗转于全国各地，个人学术兴趣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但湖南长沙始终是我时常重返的一个“根据地”。我的《“文学湘军”的跨世纪转型》所论述的作家们，就都在我的湖南师友群体之中。遥远的湘江水静静流淌，河风吹老少年人，我关注“文学湘军”不觉已20多年了。当初湖南文坛的“中坚”们已逐渐进入了创作的“尾声”阶段，那些和我一样的“初出茅庐”者也大多完成自己的高峰之作，水过中流日过午了。所以也到了该对我的湖南文学研究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
《“文学湘军”的跨世纪转型》这本书所着重论述的，实际上是湖南文坛继20世纪80年代古华、莫应丰、叶蔚林那一代之后的一个代际创作格局，以及由这一代作家的创作所构成的湖南文学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跨世纪”历史进程。如前所述，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余年之间其实是相通性远远大于差异性的，这20余年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跨世纪文学”时期。《“文学湘军”的跨世纪转型》就是我对“跨世纪文学”的学术思路进行深化和细化的一种“个案研究”。我这本书依旧是纵向追溯与横向剖析相结合，既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揭示“文学湘军”跨世纪格局的来龙去脉、历史定位；又以实力派作家的创作为坐标，阐明“文学湘军”在跨世纪转型过程中的特征与成就。我希望形成一种在史料和历史逻辑层面梳理湖南文学60年、从内涵与价值底蕴层面讲清“文学湘军”跨世纪20年的学术境界，使这部专著成为我建构“跨世纪文学”学术判断的一份“田野调查”。
这本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对我情深谊重的师友，但按照我曾戏言的“思想无禁区，理论无权威，学术无顶峰”的研究原则，我秉承一种有理有据、直言无讳的言说姿态，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以学理性和建设性兼具、有见解有启发为学术宗旨，其他方面则顾忌较少。好在湖湘文化向来崇尚实事求是，师友们又谙熟我的个性与为人，我的这本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排座次、定优劣的文学史，所以言长说短应当也无所妨碍。
张露：最后我们想了解一下你未来的研究计划，不知能否透露一点相关信息？
刘起林：《“文学湘军”的跨世纪转型》出版以后，我的下一部著作是《当代历史文学的主体意识与文化精神》，已经与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然后我将以当代抗战题材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古代史题材创作研究”“‘红色记忆审美研究”和“抗战史叙事研究”，共同构成了我对当代“历史题材创作”的系列研究。“历史题材创作”和“跨世纪文学”两个系列研究，就是我目前能确切地讲出来的大致研究框架。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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