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吾村

　　《春尽江南》是格非获茅盾文学奖《江南三部曲》的第三部，如果说前两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关注的是现代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交织着人们渴望解放的梦想激情，在兴衰成败与悲欢离合中，呼应了宏大的历史运动；那么，《春尽江南》则是延续了这个家族的第三代的生存状态，审视了中国社会进入市场化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巨大焦虑和失衡，揭示了人类的理想情怀，已从精神深处退回到物化层面，诗性的光晕已被生存的本能所取代。

　　一、欲望时代的感伤主题

　　小说通过对两个时代不同的本质特征的参照描写，深邃而微妙地展现出欲望的膨胀泛滥、诚信的缺席失范、道德的滑坡堕落，充斥着现实生活，侵蚀着人的灵魂。对这一现象展开深入的剖析与阐发，并把历史中易于忽略的因素揭示出来，既是一种有深度的写作，又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与文化内涵。

　　小说形象地再现了欲望的泛滥对社会环境与人格精神的污染。欲望在本质上就使人痛苦。弗洛伊德指出：“本能是历史性决定的。”“作为一种本能结构的欲望，无论是生理性或心理性的，不可能超出历史的结构，它的功能作用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欲望的有效性与必要性是有限的，满足不是绝对性的，总有新的欲望会无休止地产生出来。”由于欲望的不知厌足的特性，欲望的过度释放就会造成破坏的力量。这样，欲望就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生存。新时期以来，欲望的无限滋生，使当代中国的生存环境日趋沉重。在那里，宁静诗意的村庄已经消失，到处都是严重污染的天空和河流；那“车窗外的山野风光，也无非是灰蒙蒙的天空、空旷的田地、浮蒲绿藻的池塘”，“偶尔可见到一堆一堆的垃圾”，山林正在消失，“乡村正大规模地消失。”经济利益成为人们交往的基本法则，以致“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用硫磺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B2受体激动剂。”欲望伦理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四处泛滥。“吉士呢，恨不得天下的美女供我片刻赏乐。被酒色掏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滑稽不滑稽？难怪我们的诗人一言不发呢”。不仅那个曾是校园诗社社长的宋慧莲，漂白了移民身份之后，成了金钱的小贴士，就是她的母亲在农村种出的毒白菜只用来卖钱，自家人不敢吃，即使剩下几蔸卖不出去，她们也用作农田的肥料。吴宝强仅因怀疑女友与她的上司有染，就在一个风雨之夜连杀七人，还加一条藏獒。他的理论是，杀人和赚钱的道理是一样的：人活着总是要赚点什么，哪怕是没用的东西。富商守仁，最终被人砍杀于自家门口，至死不敢说出凶手的名字，因为害怕连累家人。城里最好的中学里的班主任以斩杀孩子的天性为乐，恨不得把所有的学生都变成蒙上眼罩只会低头拉磨的驴子。第一人民医院特需病房的护理部主任自称是死神的使者……在《春尽江南》中，人似乎已经陷入了欲望与贪婪的深渊。而且，欲望的旗帜。它一个劲地上升。就如桅杆上鼓满了风的船帆。使全社会的人都陷入了疯狂，都是当了牺牲之神的恐怖祭司，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和他人推上祭坛而不自知。于是，牺牲不再是远古时代肃穆而神秘的仪式的一部分，也不再是革命时代为了达成某个或具体或虚幻的目标的必需品。牺牲已进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与神圣无关，与历史进步无关。“正因为今天的牺牲都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白白地牺牲，于己无益，于人无益，还无端地赔上了大自然的青山绿水。正如王元庆说的：“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春尽江南》将这种带有超越性的伤感体验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主体心灵关联起来，表现了欲望膨胀的社会现实在敏感多思的心灵上刻下伤痕印记，从而使这种伤感的体验具有了鲜明的现实批判的维度。

　　小说生动地写出来诚信的缺失，影响了社会风尚，导致了行为的失范。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提出来“诚”“信”概念。《礼记·中庸》把“诚”视为礼的核心范畴，“唯天下至诚，方能尽其性”，认为诚笃之德是达至“天人合一”境界的前提。孔子还将“信”视为“仁”的体现，要求人们“敬事而信”“信則入任焉”，他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将“信”作为交友的重要原则。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那种无视基本商业信誉，违背经济活动基本准则，罔顾人民生命财产的偷工减料，谋财害命，甚至暗箱操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造假成瘾，蒙骗成瘾的现象，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正如有人在评价《春尽江南》庞家玉那套被租强占的唐宁湾新房时，就指出正是“这个时代污浊无耻本质”{1}的反映。端午家玉夫妇在唐宁湾买了一套带花园的新房。房子装修后由于一时无人居住，就想暂时租出去赚点租金收入。女主人庞家玉正好在北京学习，租房的事宜就落在了书生气十足的诗人端午身上。没想到，粗心的端午却在联系租房的业务时，竟然把自己家的房产证落在了颐居公司。谁知，这个颐居公司是一个假公司，已经多年都没有到工商局检验过，长期处于非法经营状态。等到端午三个星期之后，去取回自己的房产证时，顾居公司居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身为律师的庞家玉，居然被一个中介公司成功地骗租了房子而且悄然脱身，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讽。当端午感觉不妙，试图用钥匙打开自家房门时，她的钥匙竟然已经无法打开自家的房门了。等到端午找到租房客时，身为医生的房客，公然以自己已经给了颐居公司两年的租金为由，拒绝从房中搬出，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反唇相讥。法律在庞家玉的手里，连合理的自卫功能都已丧失。最后，在采取了各种手段都无法奏效无法要回住房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动用了黑白两道并最终通过黑道。在“国舅”的黑恶势力介入之后，房客才被迫搬走把这套房子物归原主。在这件收房事件的描绘中，作者动用了相当铺张的笔墨，由小地痞到小公安再到大流氓，通过他们与租客李春霞的多轮心智较量，既展示了无理耍横的世风，也折射了世道人心的荒凉。如此一种荒诞现实的形成，尖锐有力地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诚信已经堕落到怎样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的精神已经沦落到了一种怎样无以复加的地步。它表明，在一个理性缺席的时代，在一个不讲究规范和秩序的时代，在一个没有逻辑和道理可以申诉的时代，法律只是一张空洞的白纸，流氓才是现实中通行无阻的王牌。格非能够如实地把自己所真切感受体验到的社会现实状况毫无讳饰地描摹传达出来，正是《春尽江南》这部长篇小说最为突出的思想价值所在。

　　小说深刻地表现了理想丧失，导致了道德的滑坡与人性的堕落。理想本来是人们追求社会事物合理性、完美性并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美好向往和追求。从古至今，理想都是文学的精神旗帜。但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物欲的膨胀，理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渐渐淡漠。宣泄欲望，消解理想；关注自我，突出本能，成了一种凸显的生活现象。既追求原始的生命冲动和欲望表达，又追求突出人的本能和随心所欲。于是，就不惜将原始的兽性当作人生，将粗鄙的欲望当作理想；不再追求崇高与深邃，不再表达理想与信念。原本是对自我的严格要求，最终反倒丧失了自我；原来是一副藐视世俗姿态，最终陷入最庸俗的泥淖。《江南三部曲》中的花家舍，在《人面桃花》中，花家舍是温馨、和平的桃源美梦的象征。它追求整齐画一的大同社会，实施起来虽充满了谎言、暴力和荒唐。但在这片土地上偏偏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山河入梦》中的花家舍，把人民公社建成桃花源一样，那里有连在一起的风雨走廊，一样大小的院落，一样多的阳光落在院里，每个人的行动都要保持一致，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财产。虽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告发。但梦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在花家舍建成。到了《春尽江南》的花家舍，这个曾经承载着革命理想的“花家舍”，已经不是梦中的桃花源，也脱去了“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的印痕。在如今这样一个寻求纵欲的时代，花家舍给人们提供了无所不能的服务，用徐吉士的话说：“你只要有钱，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干”，完全变成了现代城市边缘的“销金窟”，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直接见证了时代的堕落与理想的湮没。如果说作为一处现代高级会所的“花家舍”，还只是一个表征性的符号，那么，畅游在其中的人们，则是一种更为真切的、活生生的蜕变。以徐吉士为首的，曾高喊启蒙与救世的诗人们，在饱尝了1980年代的激情和理想化之后，终于在时代的陶洗之中，成为“花家舍”消费的常客。所谓的诗歌研讨会，由形而上的口号迅速度变成了形而下的狂欢，由理性化的借口变成了感官化的满足，因为他们早已明白，“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1980年代那个体育明星曾经找了诗人作为丈夫，是那么体面而风光，后来留下个女儿被逐出家门；那个电视美女，也以找个诗人老公而自豪，后来换成了家财万贯的生意人。花家舍同样，俨然已成为一个堕落至极的狂欢之地，藏污纳垢。从而揭示出了一种真相：在文明与进步的掩饰下，维系人类发展的传统正在崩溃，爱正在丧失，理性也在大面积地缺席，历经了百年艰辛启蒙，中国人却再度开始自觉地异化为一群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春尽江南”所传达出来的颓败一样，它不仅意味着一个自然意义上“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眼”的江南不复存在了，更意味着历史与文化意义上“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江南消失殆尽了。

　　二、性格相悖的前世姻缘

　　谭端午、庞家玉的形象，就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一个急剧变革时代社会风貌的表征。她们虽然是夫妻，却性格相悖。前者成了这个时代真正的局外人，成为隐于闹市间的真隐士；后者则积极介入这个物欲横流的功利社会，成为“永不掉队”的能干人。前者软弱无力，后者泼辣干练；前者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疏离者，后者则是现实生活热烈的拥抱者。

　　谭端午的百无一用，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他个性的使然。大学时代，他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的诗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传统，又有“唤醒民众”“重铸国魂”的担当。即使1942年以后成为被改造，受打压的对象。但到1980年代以前，知识分子依然处于风暴或舞台中。某种意义上受到批判，也说明他们的重要性。他们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拉奥孔或普罗米斯式的英雄，能够激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同情和尊敬。基于此，在当时的语境下，文化和“知识”在社会变革中被赋予了中心地位，格外引人注目。陈平原曾说：“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科学背景的表述……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先辈未竟的启蒙事业。”{2}而且，这时的大众文化还未及发育，知识精英文化对大众的感召力可谓风头正劲。但这种想象中的“黄金岁月”很快消失了，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市场化的来临，随着政治文化的断裂，大众文化的发育，一切被迅速改变和遗忘，不仅知识分子不再占据社会中心位置，他们再度边缘化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谭端午研究生毕业，在经历了那场东藏西躲的风波之后，他只能回到家乡鹤浦矿山机械厂工作，后来又调至鹤浦地方志办公室。在这个“可有可无、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他真的成了一个“什么都不会干，即使干也干不好的文弱书生”了。既不能养家糊口，“每月两千多一点的工资只够他抽烟”，又不承担家庭责任，家玉已去北京学习，让他办一下租房手续，就闹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房屋风波；既不能为儿子若若做点什么！妻子与孩子发生冲突，他“退避三舍”，“躲到外面去散步”，又不能为单位作点贡献，“他隔三差五地不上班，躲在家里读书、写诗或干脆睡大觉”。写诗，“羞于拿出去发表”；上班，“只要有可能就溜号”。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以至家玉骂他“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而他自己“觉得那是一段寂寞而自在的时光。百无聊赖。灰色小楼里的生活，有点像僧人在静修，无所用心，无所事事。在这个日趋忙乱的世界上，他有了这么一个托迹之所，可以任意挥霍他的闲暇，他感到心满意足。”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成了一个无用的人。

　　谭端午是一个能够守住基本道德底线的君子。他坐怀不乱，当绿珠用挑逗的目光望着他，“你老婆不是去北京学习了吗？”“她那目含秋水的眼睛一直死盯着他，”“期待他有所表示。”而端午虽然“心房的马达”持续“轰鸣”，却感到“羞怯”。绿珠不依不饶：“你也用不着假装不想跟我搞”。把端午的脸憋得通红。绿珠再次真诚地向他询问自己未来的去向时，端午又是“犹豫再三”，又是“自相矛盾”，绿珠毫不客气打断了他的支支吾吾，冷笑道：“你这人，真的没劲透了。”显然，端午对绿珠的猛烈攻势，不是“丧失了行动能力”，而是他自己的道德坚守。他洁身自好，从不去色情场所。当吉士硬要“带他去破了这戒”时，并用歌德《浮士德》的名言“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要细加參详”来怂恿他，他也就有了“不妨去去”那种地方。当他们来到一个“幽僻的短巷”的花厅，十几个“美女从天而降，堆花叠锦”。端午“立刻就不好意思”，吉士帮他挑了美女，并批评他“闭关修炼的时间太长了。”吉士带着一个女孩去隔壁房间，留下他和另一个女孩。女孩立即脱掉丝袜说帮他洗澡。”端午“兴味索然”地回绝了。并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她聊天。女孩要求他“试试”，端午还是拒绝了。“钱一分都不会少”，让她自行离开了，他在出国之际，即使被拉入了“红灯区”，也能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他疼爱儿子，对他温文尔雅，像个传统的士大夫。若若为讨好班主任鲍老师，巩固自己在班里的地位，使劲动员端午去班上演讲。鲍老师定的题目是郑渊洁和张晓风，心高气傲的端午感觉很不爽。夜晚他被迫在灯下苦读张晓风的作品，发现儿子已经在床边睡着。第二天上午他乘坐16路去学校，刚开始演讲时，儿子突然跳上讲台帮他檫黑板。“端午转过身，看见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英文单词时，若若的个子还太小，就算他把脚踮起来，他的手也只能够到黑板一半的高度。端午朝他走过去，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爸爸来吧，可若若不让。他坚持要替父亲擦完黑板。够不到的地方，他就跳起来。端午的心头忽然一热，差一点坠下老泪。”他感觉讲课的效果不错，“在讲课过程中，他望见儿子一直在笑。”端午也为儿子兴奋与全班同学的成长而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感到开心与自豪。显然，端午无疑是一个既有才华，又有智慧；既有爱心、品质，又有知识分子底线的坚守。

　　由此可见，谭端午的无用与失败，玩世与颓废，是寄寓了鲜明的忧心与幽愤。他带着1980年代的“六朝遗梦”，沉浸在诗歌、历史、音乐之中，而与当下的社会深刻地隔膜着，抗拒着世俗化的勾当与交易，他的人生态度与底线价值的坚守，表明了“知识分子退居边缘，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整个地失去了他们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是一整套神话和真理的神话‘宏大叙事。但是后现代的多元的、破碎的语境之中，公共信仰的元话语已经不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那么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3}于是，谭端午就不可能成为社会舞台的主角，而必须让位于新环境下的各种既得利益者。从而注定被这个时代所淹没。谭端午这一形象的塑造，就像西方文学的唐吉诃德与哈姆莱特，以及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众多的“多余人”形象；就像中国文学《红楼梦》贾宝玉式的人物，以及五四以来鲁迅《狂人日记》、郁达夫《沉沦》、钱钟书《围城》中的“狂人”与“废人”那样，昭示了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精神困境与灵魂陷阱。这种天然的桀骜不驯和“被去势”之后逆来顺受，最终只能走向“空无”与幻灭。

　　庞家玉是一个顺应时代发展的成功者，也是这个时代的祭品。她柔弱与刚烈并举，既体现了现世的无奈与悲凉，也见证了生命的悲怆与苦涩。她成功地从昔日的“秀蓉”，曾经追随时代思想风潮的理想主义者，脱胎换骨成“庞家玉”，一个投身世俗生存场上的现实主义者。大学毕业她就拒绝进文化单位，宁愿摆地摊、开小店，后经“高人”指点与刻苦自学，当上了律师。“当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已经达到了需要两台冰箱的时候”，当她“开回了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接着，家里有了第一位保姆。很快，他们只用农夫山泉泡茶。很快，他们的儿子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中学。很快，他们在市郊的‘唐宁湾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尽管谭端午至今仍然弄不清律师如何赚钱，但家庭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庞家玉对工作十分敬业。她整天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工作，忙于调查、取证和出庭。她从北京上培训班回来，不是先回家，而直接去了办公室。并且只在律师事务所楼下买了包方便面、一根玉米、一只茶鸡蛋，外加两包速溶咖啡，“一边啃玉米，一边阅读桌上的材料。”她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丈夫和儿子，她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如何巨大的牺牲，直至把自己操劳折磨到身心交瘁的地步。庞家玉的内心也有着炽热的爱。办理案件代理过程中，她对受害的弱势者总是倾心倾力，仗义执言。对待朋友，既不趋炎附势，也不附庸风雅，总是以礼相待，即使那些为唐宁湾房子回归立下汗马功劳的黑道人士，她也真诚地摆酒答谢。对待丈夫，也曾主动与他一起谈论诗歌，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一起欣赏音乐，聆听丈夫关于人生的诸多思考。丈夫酷爱音乐，渴望有一根价值不菲的音箱接线，她毫不吝啬地买来送给端午。她的本质是善良的，也是单纯的。

　　庞家玉虽然应付社会驾轻就熟，但却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她在成功里承纳污浊，又在异化中变得暴怒。丈夫谭端午在她心目中，既不顺眼，也不称心。认为他是一个正在“烂掉的人”，一个没有责任感和现实目标的废物。一有烦恼，就发泄对端午的愤怒与不满。比如，谭端午正为自己写了一首《牺牲》着迷。而家玉却认为端午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思考问题；当端午认为中国随时都会崩溃。“崩溃了吗？”她严肃地质问端午。“没有”。他自己做出了回答。她觉得丈夫之所以这样，是拒绝与这个时代一道前进，是在为自己的掉队落伍辩护。她把《牺牲》这首诗扔在一边。“无聊”，她说。端午恼羞成怒地喊道：“你至少应该读一读，再发表意见……哎哎哎，叫什么叫？别总说这些没用的事好不好？”并把自己二十年来的生活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悔恨地在心里说：“如果说二十年前，与一个诗人结婚还能多少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那么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庞家玉也要让儿子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出类拔萃。但儿子最近学习成绩下滑，很快还要为小升初分班考试。当她从厨房出来，看见儿子仍在偷偷玩他的psp游戏机，终于失去了控制。“她疯子一样冲进儿子的房间，将他正要藏入抽屉的游戏机一把夺了过来”，打开纱窗直接将它扔了出去，并怒骂道：“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呀？啊？你到底要不要脸，啊？谭若良，我在跟你说话呢！你他妈在蒙谁呀？你成天假模假式地装神弄鬼，你他妈的是在学习吗？啊？”为了断绝儿子的贪玩之心，她甚至将自己从西藏千里迢迢带回来的心爱之物鹦鹉放走，弄得儿子几乎精神崩溃。庞家玉还是一个性放纵者。二十年前，躺在招隐寺小屋床上的家玉，就为并不了解的从上海来的青年诗人端午献出了贞操，那年她刚刚十九岁。分别仅仅一年六个月，她与唐燕升谈恋爱，就为他“打过一次胎”。正准备结婚碰上端午，又跟端午结了婚。为了解决儿子的上学问题，她又曾和教育局长有过不可告人的私人交易。端午发现家玉藏在手机包装满精液的避孕套，不就是一种暗示吗？特别是在北京学习期间，她“从开班第一天”，就注意到二十六岁陶建新那張“干干净净”“精致而大胆”的脸，“心里掠过一阵畅快的涟漪”。于是，她与陶建新就有了“汹涌而至的快感”，并像又活了一次。那“身体的贪婪与狂野”、成熟与放荡，让她“双腿与乳房都有点酸痛”，尤其到了离别的那几天，他们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性交”，直至双方感到腻味。

　　“摔碗”，是危机的极致；离婚，是家庭的崩溃。庞家玉的形象是不完美的，但却是真实可感的。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好像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渐渐地就上瘾。自以为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试想，一个人硬要去干自己不愿意或厌恶的事情，却又不得不干好、干的漂亮，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多么顽强的意志。这正是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最终，她还是仰慕那块洁净的雪域高原，选择死在西藏。表明她身处世俗洪流，内心却向往美好纯洁的情怀。质本洁来还洁去，再次回到诗性的内心，果断地告别了尘世，“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一颗渴望出人头地，从不轻易服输的灵魂，终于被这个时代无情地打败。这是庞家玉（秀蓉）个人的人生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凉。

　　三、精神困境与行为乖张

　　社会人格与感情人格的不健全，既有社会的缘由，也有个人因素。因为人的精神底部无法排遣的纽结找到全面爆发的契机，就是个人精神问题产生的根源。无论王庆生、绿珠，还是吉士、冯延鹤，他们身上那最富有精神深度的经验与故事，在解构主义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示，入骨入髓而又活灵活现。

　　王元庆与谭端午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虽不是谭功达的亲生儿子，“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确立了自己作为未来家长的牢固位置。”他很早就表现出了类似谭功达的聪慧与洞穿世事的敏感，多才多艺，交游广泛。“他的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竟然与谭功达如出一辙”。“每走一步，都踩着那个疯子的脚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凭借倒卖钢材起家，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和酒楼。而且是花家舍最好的设计开发者之一。在他的构想中，未来的“花家舍公社”将是一个可以“大庇天下寒士”的理想化场所。并把花家舍公社打造成对陆秀米时代和谭功达时代的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当代延续。可与他合伙买下整个花家舍的土地四川人张有德，在如何开发这块土地与王元庆意见迥异。张有德想建成一个来钱快的销金窟。张有德告诫王元庆：“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有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两人角力的结果可想而知。王元庆惨败撤资。花家舍项目失败之后，王元庆又倾其所有在鹤浦投资建造一个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然而，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是：“精神病疗养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收治的第一个病人。”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有理想的建造了疯人院，并且自己成了疯子；求实惠者建成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大妓院，自己成了皮条客。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王元庆，或许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在这个价值扭曲的社会中进一步发展之后的最终指向。正像长伦·何妮所说：“那些有可能变成神经症的患者，似乎是那些十分敏锐地体验到文化环境的人，他们通常由于孩提时的体验，结果无法解决这些冲突困境，或者只能牺牲自己的人格来解决它们”。④因为最先认识到的先知先觉者，往往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精神病的“异常”与所谓 “正常”之间本来就是两个相对且不断位移的概念，我们指称一个人精神“异常”所依据的标准，往往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大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正常”。“正常”的概念不仅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涵，而且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世异时移而大异其趣。⑤就像王元庆自诩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其他人都是“疯子”一样，在人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那些自以为“正常”的人，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而已。这就不仅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困境，也暗含着知识分子在当下言说的困境。

　　绿珠是一个“目空一切”“不爱搭理人”的女孩。“她总是故意将自己弄成邋里邋遢、松散随便的样子，永远是一副睡不醒的神态。”她虽涉世不深，也还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但在她身上留存着一些高贵的痕迹，有一种自许清高的傲慢。但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让她放弃梦想，总是执迷于那些不切实际的生活。她对男性有一种天然的藐视，唯独对谭端午情有独钟。既勇敢地向谭端午进行情感的挑逗，又征询他对自己未来走向的意见。当“端午将手里的一根烟捏弄了半天”，才“最后道”。脾气直爽的绿珠一针见血地打断了他的话，并指出了他的精神性格弱点：“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谭端午显示出一副蔑视的眼神与不屑。而且，绿珠对这个社会有她自己的看法，她拒絕一切体制的束缚，“唯一的伴侣就是随身携带的悲哀。”但却醉心于动物权益保障。“绿珠不知道从哪弄来一些流浪猫狗，养在家里。”“小顾还帮着她一起给小动物洗澡、刷毛、包扎伤口、去动物防疫站打针，甚至还专门请来了康泰医院的骨科主任，给一条瘸腿的小狗接骨。”“绿珠自从有了这批宝贝之后，既不失眠了，也不忧郁了。”还与南京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在云南的龙孜，买了一片山地，打算在那儿做一个非营利性的Nco项目。这个项目被称为‘香格里拉的乌托邦，致力于生态保护、农民教育以及乡村重建。”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骗。显然，绿珠的内心也有着深深的乌托邦情结，因为，这种乌托邦精神，其实就是人类内心深处有关自由与诗性的理想。它看起来空洞、虚无，却时时支撑人的灵魂，使人们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获得内心的平衡。它使人们拥有一种激情和希望的诗意召唤，从而在心理层面上摆脱现实的拘囿。蒂里希就认为，人类的自由通常包含两层内涵：一是指人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进行无障碍的自我行动；二是指人是一种拥有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原则上没有任何被给定的事情是人不能超越的。⑥无论现代文明如何发展，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对于梦想的全部需求。这一点，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本质特征，也是乌托邦的价值所在。在《春尽江南》中，乌托邦也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幻梦，绿珠永远无法摆脱漂泊和寄居的生活，这让她感到羞耻和疲惫。这意味着，在她的精神深处，潜意识状态里，虽然摆脱不了某种纯粹的梦想，也摆脱不了某种非物质性的精神需求。她既可以将自己从破碎的现实中抽离出来，求得一个完整的自我；也可以获得现实难以企及的自由和快乐。其实，这一切都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白日梦，只有退回到人物的精神深处，从现实中找回自我，才是人生的必然选择。这就是绿珠最后不得不放弃了那些崇高的，对有意义的事情的最求，在鹤浦定居下来，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生活的根本原因。

　　李吉士与冯延鹤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吉士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诗人。但徐吉士格外喜好女生。大学期间，徐吉士带着女大学生宋慧莲去看电影，“在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徐吉士有些突兀地试探”，他手一伸，就让宋慧莲给了“一记凶狠的耳光”，还被“刺耳的苏北话当众骂了他将近十五分钟。”毕业后，吉士进了文化单位，在《鹤浦晚报》作编辑、记者，当过新闻部主任，后来升任社长兼总编辑。但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坚守阵地的思想，也没有为落实上级精神而日理万机的意思。他早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与人格操守，在他身上显现的爱与性也是远离了应由知识分子用来启蒙的平等、尊严、责任。因而，他不是与谭端午在“呼啸山庄”喝了太多的酒，然后在江边的池塘里钓鱼，就是说起刚刚结识一位税务局的女孩，就与她去宾馆开房，说起绿珠到他这里借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其他小说；不是到楼下一家清真饭馆吃羊蝎子，就是说唐晓渡从北京打来电话；不是谈经费、吃喝、旅游，就是不断地玩弄女人，与女人寻欢作乐等等。这个毕业就进入体制内的吉士，除了在单位升官晋职之外，便是钟情于声色享乐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了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⑦当把整个世界看作一场“游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爱与同情，知识分子失去了责任与操守，生活也就成为了某种形式上的娱乐。而作者正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警觉审视着这样一个让大多数人醉生梦死的“喜剧世界”，正像萨义德所说的：“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⑧他不时发出“悲夫”的叹息，让弥漫在整部小说中的悲剧意蕴保持着与一个“喜剧世界”的对立。而冯延鹤却是一个带有几分旧式意味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了传统与老派。他是一个退休的语文老师，被返聘到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是“业务上的负责人”，也是“方志和年鉴实际上的主编和编审”。“他做事一丝不苟”。可他这种认真与执著似乎只是作为别人戏谑的对象而已，没有人会将他的话当真，将他的态度放在眼里。他对专业要求很高，张口闭口不离庄子，对下属的古文字基础极度质疑，他为此组织了几次“集体学习”。但在“知识”与“文化”的神圣性早已不复存在的今天，他根本无法让这些圣贤之词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而只能让自己成为这个“地方性知识分子标本”。最后，他虽以“修德就贤，居于北海之冥，以待天下之清”自况，却仍然只能向大大小小的权力表示屈服；他虽然以“无用者无忧，泛若不发之舟”自慰，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无用的人。

　　四、隐喻艺术与诗化叙事

　　从艺术上说，《春尽江南》的结构与故事、笔法与神韵、格调及语言都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内在的时空设置，或外在的结构框架；无论叙事的风格形貌，或美学的精神气质；无论承载的生命体验，或包含的循环反复，都显示出了它意象的涵义丰富，结构的传奇模式，语言的多种形态。

　　隐喻的精彩运用，使小说既显得生动、简洁，又更加灵活、形象。隐喻表现为一种意象，而意象本身就有隐喻性。如有学者认为，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比如“睡莲”这一意象，既是审美的象征，又是审丑的暗喻。端午第一次到招隐寺那个夜晚，作者对“睡莲”的反复描写，显示了对美好人性与生命激情的温情追忆。它的高洁与“不染”，正是“睡莲”丰富内涵的隐喻。而现在，招隱寺的“睡莲”没有了、消失了。冥冥之中就喻示着佛性的丧失、人性的泯灭。 “有一缸睡莲，柔嫩的叶片刚刚浮出水面。花缸边上，搁着一个黑色的伞桶。墙角还有一丛正在开花的紫薇。院中的青石板，让雨水浇得锃亮。”它虽鲜艳，却养在花缸里，身处金钱消费的“天上人间”，其纯粹意味已然消失；而花家舍的睡莲，则是塑料装饰品，虽有睡莲之形，却无生命活力之实，成了丧失魂魄的行尸走肉。完全没有了睡莲自身的精神存在。相反，成了歌舞升平盛世繁华外衣包裹下伪圣洁的物质性存在。这种塑料睡莲意象，似可视之为睡莲之死。这“死”不独为花家舍所有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的喻示。它不仅仅是花家舍这个温柔富贵之乡的堕落，也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大厦的坍塌。小说以《睡莲》作结，某种意义上也是作家的一种情感寄托与希冀。正如诗的末尾一段描绘的那样：“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而端午又在日记中感慨：“最使人神往的，莫过于纯洁和宁静以及对生死的领悟。”前者说明诗原来能为世界拓开一片绝对的清新和寂静。或者说是无法挣脱的时代局限性在于，在一个主体被抹除因而根本性悬欠着的时代，我们必须制造出一种对于诗的人为的需要，不是诗本身而被造的伪需要让我们感到自己与故园、真实和梦的虚假关联，这一关联反过来一劳永逸地遮蔽掉我们早已不在的事实，于是，空无便永远地空无着。所以，伪需求制造者不是真的诗人，而是消费社会的同谋。后者也暗含了此中真意。于横暴肆虐的世界中寻找并坚守自己内心的一方净土，这或许又是“睡莲”意象给我们的又一体悟。

　　结构的巧妙设定，既是时间、空间的重新排列，又是象征暗喻的特定安置。使那些被破译的密码，故事的谜底，都能得到精妙的辨析、准确的寻绎。《春尽江南》的空间跨度的双向交错的对比式结构，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与现在时发生的故事为交错对比对象。这种极其巧妙的方式不露痕迹地将长达二十多年空间跨度有机嵌合到了作为故事主体的一年中。比如第一章“招隐寺”的第一节，就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叙事空间回到了当下，第五节至第六节又闪回到过去。紧接着的第七节一直到十四节，叙述的都是当下的故事，第十五节又回到过去。到了最后十六节又回到当下时代。第二章“葫芦案”只有第七节与十二节在叙述过去的故事，第一节到六节，八节到十一节以及第十三节都是叙述当下发生的事情。第三章“人的分类”以当下故事为主，偶尔闪回历史故事。第四章“夜与雾”完全叙述当下故事，但发生的地点却在鹤浦、西藏、四川的空间距离之中。整部小说在叙述当下时代故事的过程中，不时跳回到过去，进行必要的想象性回忆叙述。也可称之为主线与副线的关系，如同两种不同乐器的合奏，既有主旋律的强音，也有穿插其间副旋律的协奏，从而构成一种形式上和谐的合奏。但从作品显示的审美效果上看，这种不时地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双向空间结构，做到了主体分明，虚实得体，统筹兼顾，繁而不乱。作者就像一位出色的设计师，以恢宏的气度，谨严的布局，精心完成了一座凝重、庄严、美观而又精致的艺术建筑，成功地解决了面临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从而在过去与当下对比意义的空间结构中，强化了小说主题表达。既是形式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而以“时间结构”为本位的“悲剧式”的结构，即以二十多年的完整时间长度催生的一曲“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剧故事。这种时间流始终保持一种自然状态，也赋予它以“反现代”的永恒轮回的属性。这种回归传统叙述的时间感，彰显的是古典主义的感伤情怀，在历史审美化中使作品具有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意义。《春尽江南》完整的时间长度带来的宿命论、末世论和“非进步论”的解释，也必然会裹挟着感伤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情绪，营造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落叶时”的美学意境。恰如春尽江南所创造的：由《祭台上的月亮》到《睡莲》，再到化用的古典诗词，都给整个作品带来了“祭台上的睡眠起了波浪；我栖息在刀锋之上，等待卷刃；有什么东西从心底里一闪而过；而涟漪依旧锋利；令这片上了釉的月光徒然寒彻。”感伤主义弥漫始终。也正如陶渊明《闲性赋》诗句形容的时间美学所带来的感伤和虚无：“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作者是在借鉴旧律诗词意境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类似现代性的“内心时间”，赋予小说的人物在迷离、恍惚、模糊的诗性感受中把握存在于永恒，敏感地体悟并彰显人生的悲剧诗意。

　　语言的典雅、诗韵、书卷，或凝练、自然、贴切；既是一种“杂语”的狂欢，又是一种诗意的流淌。巴赫金认为，“杂语是小说语言的本质，各类语言混杂合一是小说体裁的主要特征”。首先，格非是诗人，小说语言充盈着诗意的澎湃。那“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在花萼闭合的最深处，当浮云织出肮脏的亵衣，唯有月光在场”，“许多迹象可以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春天的消逝。杏子单衫，丽人脱袄；梨院多风，梧桐成荫。或者一切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刺目的繁华，一旦落尽……从蒙古国刮来的黄沙，一度完全遮蔽了天空……就如观看一张久远的发黄照片。”“祭台”“繁华”“落尽”对应着小说的书名“春尽江南”。故事起始于一年前的春天，仅仅一年时间，一切都发生了巨变。陈守仁走了，庞家玉走了，物是人非，春夏之交的江南景致就只能是如此了。这种诗化的意境，正是主人翁端午一种主观心境的外化投射。真是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与真镜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只有这种“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才能达到高妙的艺术境界。其次，疯子的话语与大众文化话语，简短、犀利，充满了格言警句。如家玉无意中看到的王元庆信件，“我们不过是纸剪的人偶。虽生之日，犹死之时。女人可以一生纯洁。可一旦红杏出墙，通常不会只有一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人何哉！”它让家玉感到如芒刺在背，它也成为家玉命运的部分写照。王元庆如同一个先知，以“呓语”的形式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洞见与独白。而家玉与端午的网络QQ聊天：“秀蓉：现在想想，我们的重逢，更像是一个愚人节开的玩笑！端午：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了！莫非你再西藏？”“秀蓉：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有‘命这回事吗？端午：说不好。你总爱胡思乱想。”这使叙述节奏一下子变得凝重而意味深长。它们不仅仅展现了现代汉语丰富的内部层次及当下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更隐含着知识分子能力和趣味。“他刚刚提到王安石变法，却一下子就跑到天津条约的签订。随后，由《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通过‘顺便说一句这个恰当的黏合剂，自然地过渡到对法、美一九四六年签订的某个协议的阐释上……正是这个协议的签署，导致了日后的‘新浪潮运动的出现……”“随后是Grrr。哥本哈根协定。阿多诺临终前的那本《残生省思》。英文是The Reflections of the Damaged Life。接下来，是所谓的西西里化和去文化化。葛兰西。包德里亚和冯桂芬。”大量的新知、西语词汇或语句、智慧的谈吐与对话、文本掌故互文插接等等汇集其中，构成了一种充满知性乐趣的叙事体与语言流。虽然“知识叙事”本身就带有一种戏谑与嘲弄、颠和讥讽的意味。但这种叙事确实能夹杂大量的知识信息，表现出主体的博学与出众。

　　注释：

　　①王春林：《时代现实的别一种直击与洞穿——论格非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文艺评论》2014年第11期。

　　②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3页。

　　③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④⑤[美]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98页、第3页。

　　⑥洪治纲：《乌托邦的凭吊——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⑦[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泽：《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⑧[美]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文献与人物》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