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晖

　　孤独，是世界上许多伟大作家共同的心理特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普遍特点。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让显得有些老态龙钟的农业文明迅速分解、更新、重组。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焦虑感和孤独感，同时也变得异常活跃。他们的孤独，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先驱者和探索者的孤独，源于与普通人在情感和心态上极强的疏离感。其中鲁迅是最突出的代表，《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是表现启蒙者悲哀与孤独心理的文本。

　　沈从文同样承认并肯定自己的孤独心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得来的。”①一些学者也早已关注到沈从文的孤独心理。例如朱光潜评论：“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數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是他的深刻处。”②。

　　然而，沈从文的孤独是不同于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孤独。这种孤独不仅因自己与大众之间的疏离而产生，而且更源于自我身份认知的复杂性，因而也就多了一份焦虑、矛盾与纠葛。晚年沈从文一直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学者从这种身份认知中寻找线索，将此作为理解沈从文孤独心理的一个突破点。与之相较，对沈从文知识分子身份的研究则常处于附属地位，提及不多。实际上，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行伍出身的沈从文经过了艰难的追求过程。但在完成身份转变之后，他对此又有着不自觉的排斥。而沈从文的孤独，正源于他与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一、做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追求

　　与现代文坛上多数受过专门、良好教育的作家不同，军伍出身的沈从文只接受过短暂的私塾教育。然而“苍白的教育背景，对沈从文而言，正是一种难得的幸运”③，使他不被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和意识倾向束缚，从而在更大程度上获得接受上的自由。因此，沈从文在追求知识分子身份的过程中，既从西方知识分子那里吸收了自由、独立的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也从传统文人那里继承了中和与节制的风格。前者是“放”的责任，后者是“收”的智慧。这种“幸运”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多质的美感与内涵。同时，两种文化资源分别赋予沈从文的性格特征，又让他为了弥合这双重性格之间的分裂而焦虑。

　　沈从文文人理想的实现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与发展。从《从文自传》以及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可以寻得这个过程的种种迹象。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描述自己在接受了几年私塾教育之后就被母亲送入了当地军队，开始了持续六年的军旅生活。在《学历史的地方》中，他写自己在统领官身边做了书记，并得到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滋养：“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④在几乎全部由“武人”组成的军队中，沈从文成为了一个“文化人”，当然这还并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但却让他渐渐感受到与周围人的某种不同：“到了这时我性格也似乎稍变了些，我表面生活的变更，还不如内部精神生活变动的剧烈，但在行为方面我已经同一些老同事稍稍疏远了。”⑤这时的沈从文接近文化的想法简单、纯粹，但已经在向知识靠近的时候感受到了某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来源于自己与周围的人在思想情感上的差异：“既多读了些书，把情感弄柔和了许多，接近自然时感觉也稍稍不同了……但是我却觉得异常寂寞。”⑥

　　在由军人变成文人之后，沈从文才开始渐渐思考所谓“文人”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转变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小说《旧梦》中，主人公“我”在大哥的帮助下谋得一个秘书长的职位，但是后来多次产生了放弃这一职位的想法。因为 “我”想要的生活是“孤僻遐想，是关了自己的门来将社会一切悲观的证实而从这悲观中得到生活意义的归结”⑦。“社会一切悲观的证实”体现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公共关怀，作家才由纯粹识字的文化人，成长为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

　　沈从文获得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具体表现，则是批判性和节制性双重风格的形成。在通过文学创作逐渐获得社会空间和话语权之后，他意识到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就要利用自己已经得到的话语权，表现出一种批判精神。1931年7月，沈从文发表了《甲辰闲话 一》，明确列出了自己小说创作的十一项计划，其中前五项⑧涉及到民族、革命、民众生活、社会历史等内容，说明面对民族的弊病和国家的悲哀，沈从文并不推却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反而为了追求这一身份而比其他京派作家都要积极主动，以自己的方式和角度去表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

　　这种批判性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他清醒地意识到“五四”之后士大夫在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过程中出现的退化和堕落。例如在《老实人》《焕乎先生》《诱-拒》等小说中存在相似的情节模式——知识分子对女人的跟踪。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是作家，他们渴望将自己的身份告诉偶遇的女读者，期待对方的回应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在女性面前深深的自卑感又让他们难以开口。于是，他们在无意识中做出跟踪女性的行为。这些男性主人公在女读者面前既骄傲又自卑，内心苦闷纠结、矛盾重重。沈从文通过固定甚至有些重复的故事模式，将知识分子萎靡软弱的人格特征以略显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次，他对于政治和革命的批判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所囿，激烈地反对一切暴力革命，每有提及，语气就会变得异常犀利。实际上，沈从文尚缺乏对革命和政治的理性分析，只是在感性上排斥任何理由的暴力革命，认为“国家革命，就须流血，一切革命历史，莫不用血写成”⑨。尽管不无偏激之处，但却体现了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此外，沈从文用大量作品表现当时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呈现了处于对立状态的都市文明和乡土文明，同时没有放弃对任何一方面的文化批判。他剖示了都市文化的虚伪和软弱，例如在《绅士的太太》中描写的都市人的虚伪、无聊生活。他也展示以湘西世界为代表的乡土文化的落后与腐朽，例如《丈夫》揭示了在农村经济破产后，为生活所困的“丈夫”把妻子送去卖淫这样扭曲人性的现象；《夫妇》则讽刺了乡村社会中以礼教为借口，在对他人的惩罚中满足个人欲望的现象。

　　一般来说，富有批判的作品常常充满戾气，为保有战斗的武器而需要放弃某些美学风格。但是沈从文卻拒绝让文学沦为手段，并且常常有所保留，表现出节制与温和的风格，并通过这种看似消极的节制来换取个体的自由。“有时他的讥讽是刻薄的，像鲁迅的讥讽，然而气质却是比较有节制的。”⑩这种节制是沈从文的性格、观念，遇合了传统文人的人格理想与处世智慧之后的美学风格，是他追求知识分子身份的另一方面。

　　小说《大小阮》的人物设置很好的体现了沈从文中和、节制的审美追求。这篇小说出现了三个主要人物：两兄弟大阮、小阮和打更人老刘。小阮是一个激进、冒险的革命青年，最终在“那个人血搅成的政治漩涡”{11}中丢掉了性命；大阮则是一个传统、保守的青年，在每天看戏、写诗、谈恋爱中慢慢变的世故。这两兄弟代表着人生道路选择的两极：如果说小阮意味着变化、激进，大阮则意味着常态、传统。沈从文没有肯定其中任何一种，他认为小阮的激进革命太过疯狂与不切实际：“五四运动来了，疯狂了全国年青人。年青人的幻想，脱离一切名分或事实上制度习惯的幻想，被杂志书报加以扩大。”{12}同时，他又觉得大阮的沉默与无作为是脱离了时代的无知。而贯穿小说却容易被忽略的另一人物——打更人老刘代表的是一种中和的状态。他在“世界变不变”的问题上持中庸态度，让大阮觉得“倒有点近于许多旧读书人找寻的‘道，新读书人常说的‘哲学味”。{13}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颇有意味：在代表着两种风格的大小阮之间，他是“执两端，致中和”的中庸。如此一来，小说中原来两极对立可能导致的冲突和紧张，被中和与节制的人物调节了。

　　如果将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萧红的作品对比，他的节制风格与中和气质就更加鲜明。萧红在《生死场》中将生活写得惨不忍睹，渗出一股透入骨髓的凄冷。尤其是那些农村女性的命运，让人触目惊心，不忍卒读。例如在写女性生育时，她将这一过程写成一种炼狱般的经历：“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14}动物式的肉体痛苦、血腥的场面直刺人心。女性的生育在沈从文笔下则是极其自然的生理过程，甚至于提到死亡，他也似乎从不会惊呼与唏嘘，而是不动声色地将事实传达给读者。与大多数乡土作家相比，沈从文写生命，似乎摆脱了激烈的情感冲突与肉体痛苦，呈现出“淡”的味道。这种气质弥漫在沈从文多数的小说中。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会发现此种效果是通过一“减”一“加”两种方法得以完成的：

　　“减”是一种隐藏和省略。为了追求节制，沈从文常常对一些该有的描写选择省略，甚至一笔带过。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死亡，但是死亡场景是如何惨烈与悲壮，亦或是如何凄凉与悲哀，他都省去具体的细节描写，而是用一如往常的平淡语调告诉读者：死亡已经发生。在《虎雏》中，年轻的乡下士兵在城里杀人的情节就被完全省略了，只是通过一封简短的信交代了打死人的客观事实。再如《菜园》中，年轻的革命青年回到家乡看望母亲，因为是“××党”而被杀。其一，小说用“××党”的称呼取消了现实指代性，并没有告诉读者两位年轻人的政治身份，以隐藏的方法避免了小说可能带来的“麻烦”。其二，在写这对年青人死亡的时候，三天发生的事情，被压缩为短短的三小段：第一天被“请”走，第二天已经陈尸，第三天尸体被抬走。而关于具体行刑的场景，同样被省略了。这种隐藏和省略的“减法”，并没有消解小说的力量，但却达到了节制的效果。

　　“加”则是一种氛围的营造：通过景物与风土人情的描写、诗意氛围和牧歌情调的渲染，将可能存在的冲突消解在和谐的环境中。例如《长河》相较于诗意《边城》更加关注湘西社会的变化，但沈从文在小说中并没有放弃他对诗意氛围的追求：“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15}作品中桔园、枫树的景色，加上女孩夭夭的天真无邪，让整部小说具有了化外的情致。如此一来，指涉现实的部分融解在牧歌的氛围中，小说整体则呈现出和谐的韵致。同样，《菜园》中虽然有年轻革命者被杀的沉重内容，但菜园以及后来的菊园都仿佛一个世外桃源，母亲也像是一位古代的隐逸之士，为故事添了一层诗意。

　　通过隐藏信息、省略描写以及营造诗意氛围和牧歌情调，沈从文将焦躁隐藏在平静之中，使小说呈现出和谐、内敛的风格特征。无论是这种对传统中和气质的继承，还是对于现代批判意识的吸收，都是沈从文自觉追求知识分子身份的体现。他按照自己的性格与人生观念，在自学中自由吸收两种文化资源，形成反讽与抒情、批判与节制的“大象无形”{16}的小说品格。从初期作品的空洞乏力，到后期作品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社会责任，沈从文逐渐成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二、 孤独的“乡下人”

　　——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排斥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尽管沈从文逐渐获得了城市文化生存空间和话语权，但他却是知识分子群体生活以及都市生活中的一名后来者。他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从此便成为了一个“圈外人和流亡者”{17}。而“任何真正的流亡者都会证实，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的接受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一个公民”{18}。面对已经获得的知识分子身份，刻骨铭心的离乡体验让沈从文一直内心难安。

　　小说《卒伍》反映了沈从文离家入伍的经历，他说自己“从此是世界的人，不再是家中的人了”{19}。从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寄人篱下的生命感受就一直伴随着他。早期生活经验在他记忆中打下了烙印，沈从文自言湘西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20}。湘西的风土人情和湘西人的性格，是他忘却不了的生命因子。当他离开自己的故乡，这灵魂深处的家园之时，一种不可言说的焦虑便产生了。而且，种族与血液的原始力量是这种焦虑感产生的更强大推动力。沈从文作品里的苗人都是神秘而原始的存在，他们野蛮，但是有着神秘的美感。《凤子》中的乡下人用一个比喻来让城市人明白“野蛮地方的意义”：“这颜色值得称赞的草，它就不许人用手摸它折它。它的毒烂一个人的手掌，却美丽到那种样子”{21}。沈从文的祖母是苗人，家族血统里流淌苗人的精神血液，沈从文对这野蛮的美丽充满了赞美乃至是崇拜之情。而离开故土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之后，他在空间上背离了自己最初始的故土，在精神上背叛了种族的传统和骄傲。沈从文当时为独立毫不犹豫地离乡，而种族与故土却在情感与精神上召唤着身份转变后的游子。

　　来到城市之后，生活上的困顿、精神上的窘迫，加之城市道德与湘西道德面貌的鲜明对比，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离乡的苦涩。他在作品中写都市人的自私、慵懒、无聊，以及身体和灵魂上的孱弱，而在湘西题材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与此相对应的善良、淳朴的乡下人形象。例如《爹爹》中为他人看病不要任何报酬的近乎仙人的医生、《边城》中一辈子尽职尽责的摆渡人、《长河》中不卖橘子却让人随意吃的橘园主，等等。都市与湘西的道德对比，让沈从文内心更不是滋味，心灵上也更渴望接近乡下人：“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22}

　　在面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时候，他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与最原初属于湘西的那个自己产生了分离，灵魂发生了分裂，这让他痛苦，也让他感到孤独。通常情况下，焦虑感产生的时候，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排解与拯救。沈从文的精神还乡便是心灵自救的一种特殊形式。海德格尔说过，“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因此“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23}1949年沈从文在强大的压力刺激下精神失常，在病中，他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24}

　　在离开家乡后，城市生活并不能带来心灵的温暖，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与独立而追求的知识分子身份也并未带来灵魂的归属。一面是城市的隔膜与生活的困顿，另一面是家乡的温暖与呼唤，沈从文把还乡当作自我拯救的有效方式。这正如小说《楼居》所讲的故事：全家人面临着来自城市生活各方面的压力，疾病、贫穷、瘦弱……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的办法便是还乡——“暂时把还乡引为一种可以把一家人救活的唯一希望了”{25}。《楼居》中还乡所起到的效果是心灵的安慰，外出漂泊者希望自己的身心都可以回归到本土去，结束当前的各种困扰。无论是“我”还是家人，都深深相信，只要可以回到家乡，一切问题便都将不再是问题，困顿中的人以此作为生活好转的希望。

　　小说《虎雏》讲述的故事似乎也意味着沈从文对知识分子从追求到排斥的过程，是一则关于还乡的寓言。虎雏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小士兵，“我”把他留在了城市里，想让他改变命运成为一个文化人。虎雏一开始也表达着这样的愿望和决心，但是尽管“我”努力去培养他，他最后还是杀了人逃走了。这场身份的转化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虎雏的故事也意味着一个乡下人身上所具有的原始野蛮力量一直潜藏在身体里，天生的因子溶于人的血液，潜伏在灵魂的深处，难以去除。虎雏与城市或者说是文化人的关系经历了“来”又“逃”的过程，这意味着沈从文的生命体验：从湘西来到都市追求知识分子身份，同时又难以抑制自己的还乡情结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排斥。

　　对于“还乡”的书写并不是沈从文独有，这是现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情节模式。鲁迅的《故乡》是一个典型的还乡文本。但是，在鲁迅那里，故乡的人与事是被批判的对象，因此，鲁迅的还乡是为发现和描述故乡农村的落后本质创造可能性。这种与故乡的接近仅仅是空间的接近，心灵却仍是疏远的。在《故乡》开始，鲁迅描写故乡的风景是萧索、衰颓的：

　　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26}

　　与这种荒凉的乡村景象相比，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无不明丽、清新，充满着乡村的活力。如果说鲁迅对故乡的描写有更多的批判性，那么沈从文对故乡的描写则有更多抒情性。鲁迅自始至终都坚守着启蒙者的立场和批判精神，而沈从文则是通过还乡来背离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因而他从心灵上倾向于故乡。

　　但是沈从文的精神还乡是否可能呢？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再不可能摆脱已经具有了的个体独立意识。他为获得个人价值而来，又怎会轻易放弃？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沈从文再回不去原初的状态，精神的还乡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调适。他自己意识到了这点，在作品也常常流露出难以归去的暗示。仍以《楼居》为例，小说描写了一家人想要还乡的愿望，但是否真的能够回去却是一个未知：“家中人成天还是谈还乡，同别人我也说不久将回去”，但如果“天气转凉病人或者有转机，母亲不會常常想到在上海死去无法埋葬那类事，就仍然在上海过日子下去”。{27}沈从文的小说中存在大量与离家、还乡有关的情节模式，城市、乡村对立的故事场景，暗示作者内心的极不平静，以及排斥现实身份实现还乡的渴望。

　　三、沈从文的双重孤独

　　对于沈从文来说，知识分子身份意味着个体摆脱旧的生存空间的束缚，追求个体价值实现的可能。但是他从本源上又是“非”知识分子的“乡下人”，沉淀在灵魂深处的力量在现实困难的刺激下使他在心理上更倾向于故乡，从而排斥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城市里他感到孤独，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身心俱安的知识分子；在湘西他又难以真正回归，摆脱不了旁观者的身份。由此，沈从文陷入对知识分子身份既追求又排斥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这种矛盾心态使他具有了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并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孤独，而与沈从文的个体经历有关，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种孤独”。同时，这强烈的孤独感又具有双重性。

　　沈从文的第一重孤独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孤独，它来源于两种性格的纠缠，这两种性格是在追求知识分子身份的过程中分别向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文人看齐的结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沈从文的人生经验和文章风格都显得与众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因为他的身份特征在他们中间显得特殊：没有接受过良好的、高等的教育；来自于偏远的乡村，又有着少数民族的血统；不参与任何文学团体也不倾向于任何党派；文章“看起来”无明显的战斗力，在激荡的时代中显得软弱无力。这些特征均指向一个并无明显倾向性的沈从文。后来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是由最初那个具有苍白教育背景的沈从文努力自学、自觉转变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言，这样的经历免去了单一教育的束缚和偏向，而塑造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

　　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最鲜明的特征是强烈的独立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美国学者萨义德在其著作《知识分子论》中说到：“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28}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一批边缘人，他们都具有批判意识和对公共问题的责任感。从风格上来看，相较于中庸传统影响下的士大夫，他们的批判通常尖锐而直接。从其关注与批判的问题来看，他们通常直面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现状，既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最难以拔除的毒瘤，也是广大民众生活中直接遇到的问题。因此，沈从文对知识分子、战争和革命以及民族文化现状所进行的反讽和批判，是其对知识分子身份的主动追求和自觉实践。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之后，面临社会现状，他不可能回到原来一个普通湘西人或者说是军人身份中去无动于衷。相反，对于社会问题，他相当敏感。

　　另一方面，沈从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中和与节制的风格，实际上又是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归隐情结的延续。只是在现代环境中，它不再是实质性的归隐，而只是延续了以退为进的方法，吸收中庸传统中的节制与温和，转而成为作家的品性与流露在作品中的美学风格。在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人们尽多大努力来摆脱旧的传统、迎合新的精神，在儒道传统中形成的士大夫人格仍然深深烙印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老舍在其作品中所采取的文化批判视角便是这种风格的另一代表。以退为进是中国式的智慧，节制与中和是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只是在沈从文这里，它表现地更加明显和自觉。

　　在尖锐的批判与温和的节制之间如何进行选择，是中国现代作家面临的共同困惑。从军营里走出来的沈从文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追求即表现为对这两种风格的同时追求。这也意味着，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沈从文并不属于任何一种。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兼有也同时意味着两者兼少。他既没有以文学为武器抨击社会的决绝姿态，没有以文学为工具而为权力服务的意识，也没有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温和的理想之中不问世事。他不做鲁迅，不做丁玲，也不做周树人。批判和中和兼有的特征，使沈从文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所以，沈从文的第一重孤独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孤独。双重性格所带来的苦涩孤寂难以与人分享，沈从文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总是缺乏知己。他说：“什么人说我的文章很好，他是说不对的，说我的文章不好，这更加说的不对。赞美我的都使我厌烦，轻视我的他不懂我的作品。”{29}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孤独又属于那整整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属于所有在尖锐的批判与温和的节制之间徘徊的人。

　　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沈从文已经感受到了不可名状的孤独，更何况，他还有着另一种体验——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追求与排斥。陷入这样的身份认知怪圈中的沈从文试图寻找一种内心的平和状态，但是却始终摆脱不了内心深处的焦躁与矛盾，这是身份认知带给他的第二重孤独。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30}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一个流亡者。一方面，他为了追求个体的价值和生命的独立，来到城市，追求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离家的体验让他怀念故乡，已经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和难以割舍的追求，却让他仅仅活在对故乡的印象里，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打量、鉴赏着湘西的人与事。另一方面，在成为知识分子之后，原来的人生经验又让沈从文鲜明地感受到到这一群体的种种弱点。在知识分子中 ，他同样是是孤独的，因为它的人生经验和文章风格都与众不同，总是表达着对于乡下人的由衷赞美和靠近。于是他的孤独便成为无处可依的双向孤独。

　　沈从文的人生体验充满着传奇性和特殊性，近百年的沈从文研究经历的起伏变化，正说明了被研究者本身的复杂性。他的精神世界里总是存在难以言说、难以理清的孤独感，这二重孤独伴随了沈从文作为作家的时光。作为生命个体，沈从文的这种特殊和矛盾让他体会着生命的艰辛，而作为一名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特殊孤独又丰富了现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个体与群体、个体与时代之间是如此的息息相关、互证互明。将沈从文放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观察，会发现沈从文身份和精神的独特，同时也会发现沈从文是如何以个体的形式对时代和历史，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现代化”，做出某种回应。

　　因此，沈从文的孤独，是那整整一个时代的孤独，也是属于沈从文自己的“另一种孤独”。

　　注释：

　　①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②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沈从文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③杜素娟：《论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④⑤沈从文：《学历史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第357页。

　　⑥沈从文：《虎雏》，《沈从文全集》（第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

　　⑦沈从文：《旧梦》，《沈从文全集》（第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⑧沈从文：《甲辰闲话一.》，《沈从文全集》（第十四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⑨沈從文：《扇陀》，《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⑩ [美]金介甫：《沈从文论》，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

　　{11}{12}{13}沈从文：《大小阮》，《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第395页、第405页。

　　{14}萧红：《生死场》，《萧红十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15}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6}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中国现代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17}{18}{28}{30}[美] 爱德华·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8页、第55页、第16-17页、第45页。

　　{19}沈从文：《卒伍》，《沈从文全集》（第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20}{22}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第397页。

　　{21}沈从文：《凤子》，《沈从文全集》（第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23}[德]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3页。

　　{24}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5}{27}沈从文：《楼居》，《沈从文全集》（第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第399页。

　　{26}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501页。

　　{29}沈从文：《知己朋友》，《沈从文全集》（第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