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湘军”向來具有以别开生面的题材和独辟蹊径的思路来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审美传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就是侧面反映时代重大主题的经典之作；从古华的《芙蓉镇》和《爬满青藤的木屋》、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到韩少功的《爸爸爸》、何立伟的《白色鸟》，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审美特征。21世纪以来，“文学湘军”呈现出新的创作阵营和审美格局，湖南文学的这一艺术传统似乎已不再为人们所提起，但实际上，在湖南小说名家的创作中，这一审美传统不仅雄健地存在着，而且表现出巨大的审美能量。在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彭见明的短篇小说《那城 那人 那骆驼》和姜贻斌的长篇小说《酒歌》中，就共同地显示出这一审美特色。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略加阐述。
一、《漫水》：当代社会的审视意味
王跃文一向以“官场小说”享誉文坛，从现实官场展示的《国画》《梅次故事》《西江月》《苍黄》到历史官场回眸的《大清相国》，他的每一部官场题材小说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王跃文并不满意于广大读者对他的“官场小说家”的印象，他甚至认为：“用写作题材给作家贴标签，是件很无聊的事”①。这种不满意，实际上是一种试图自我突破的表现。王跃文也曾经宣称：他“一直都想写乡村题材的小说”，“我不能确知今后创作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但乡村题材的小说我会写得非常出色”②。果然，他的中篇小说《漫水》，就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打破了读者对他的常规认识和既成印象，以淳朴深情的乡土题材叙事，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别样的王跃文”。
《漫水》一出，好评如潮。《小说月报》2012年第4期、《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3期相继转载。同名小说集还先后在长沙、北京等地多次召开研讨会。评论界的基本看法是，《漫水》与沈从文的经典名著《边城》非常相似，是“继沈从文《边城》之后又一次把湘西特有的人性美、人情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佳作”③。这评价很高，却也不无道理。《漫水》的基本故事框架，是以有余和有慧阿娘两人为主线，讲述他二人一生虽不是夫妻，却始终相互扶助、相互照顾的种种生活故事，以此来展现淳朴温厚的乡土人际关系。在具体的情节展开和境界建构过程中，《漫水》在以下方面显示出与《边城》的相似之处。
一是在描写乡土美景和风俗方面。“和《边城》一样，《漫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灵秀山水和天人合一的风俗画”④。王跃文以深情的笔触描绘着漫水村的乡土风物：“村子东边的山很远，隔着溆水河，望过去是青灰色的轮廓……北边看得见的山很平缓，溆水流过那里大片的橘园”，众多这样白描的语言，将那神秘而奇美的湘西一隅，水墨画一般清澈地呈现出来。与美景相伴的，还有当地流传下来的古朴风俗。“漫水的规矩，寿衣寿被要女儿预备，老屋要儿子预备。不叫做老屋，也不叫置老屋，叫割老屋”。从老屋和寿衣等的准备可以看出，漫水人对待生死是那样的坦然，却又如此地敬重。这种颇具民俗特色的情感，集中体现在男主人公有余的身上。作为漫水当地有名的手艺人，在邻居纷纷住入砖头房的年代，他依然守在亲手搭建的木头房子里。他割老屋的手艺是无人能及的，漫水当地人认为谁要是能睡到他割的老屋里去，是很有福气的事情。作品中还有关于有慧阿娘替人接生、妆尸之类的风俗描写。这种种描写乡土秀美景色和古老风俗的词句与情节里，确实都透着与《边城》的相似之处，以至让人“感觉王跃文的《漫水》俨然沈从文《边城》的续编”⑤。
二是在展现乡村淳朴、温馨的人际关系和美好的人物品德方面。在《边城》里面，老船夫一生不计报酬、风雨无阻地摆渡过路人令人感动；翠翠的天真善良、对爱情的纯朴追求让人动容。这样的美好与纯真同样体现在《漫水》中。有余和有慧阿娘在漫水当地不仅是出名的好人，也是家长式的人物。有余在漫水是受尊重的人，他熟悉漫水这片土地的角角落落，有着独特的生活品质追求，为人正直不阿；有慧阿娘嫁到漫水之后，在内把家庭照顾得井井有条，在外不计报酬、不嫌脏累地为村里人看病、接生，甚至妆尸，真心诚意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有余与有慧两家世代交好，有余和有慧阿娘二人之间更存着一种带有暧昧色彩的心有灵犀，他们彼此敬重，相互照顾，是这方土地上传统伦理道德的守护者。有余心里永远记着慧娘娘来到漫水的日子，经常用心地留着她爱吃的枞菌，在她受欺负的时候为她撑腰，而且还为有慧阿娘割了老屋；有慧阿娘有事爱找有余商量，喜欢听他吹笛子，倾慕他与众不同的生活品味，也亲自为有余缝制了寿衣。如果用爱情来描述他们二人的感情，那反而折损了这份情感的价值和底蕴。他们虽然彼此倾慕，但也珍视、爱护自己的家庭，他们之间的尊重与珍惜甚至远远超过了爱情的力量，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美好的暧昧情感，恰恰是漫水这一方土地最令人感动的情谊。没有“执子之手”，却能“与子偕老”，没有山盟海誓，却能细水长流，这确实是一种对于健康纯美人性的诗意建构。
王跃文笔下的漫水，就这样弥漫着着人际关系的温暖与朴实、湘西方言的地道与“土气”、古老传说的神秘与悠远，一切都像桃花源一般神奇。同沈从文的经典名著《边城》相比较，《漫水》确实有着审美境界与精神品格的神似之处。
但细读《漫水》我们可以发现，《漫水》除了对乡土生态的诗意化拟构，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更为深沉有力的审美内涵，就是对于当代中国历史道路和复杂世态的审视，以及对赖以驾驭、超越其中种种坎坷与屈辱的力量的审美发掘。
首先，在小说人物的实际命运与故事情节中，明显体现出当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曲折进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时期到当下的商品经济时代，作者如实地写出了当代社会的政治运动、农村困苦和金钱至上、人欲泛滥等等世态延伸到乡土社会的状况，揭示了种种社会风波对漫水看似风俗醇厚、平静美好的乡土境界的巨大冲击。对于有余和有慧阿娘之间，作者也不是仅仅从日常交往中写到了他们的美好关系，而且具体写出了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这种种具体情况实际上就是社会历史、文化习性和乡村道德的时代变迁。比如，漫水村的好事之人老是背地里传言他们的私通和慧娘娘的出身等等，形成这种种传言的原因和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是战乱？是土匪？都不是，是当代中国的乡土伦理氛围，以及由政治运动导致的对于人们出身的敏感。还有下放改造的女青年小刘、在漫水蹲点的绿干部、辛勤劳作挣工分的村民，以及后来各奔东西少有归家的有余子女、想以龙头换钱的强坨……所有这些人物的形象，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着当代社会的状态与发展。如果忽略掉对这些重要情节的解读，我们不仅将丧失对作品内涵的全面把握，就是对漫水古朴民俗的美好和有余、有慧阿娘关系的珍贵，也将缺乏更深入的理解。因为正是经历和战胜了种种时代的风浪，他们仍然坚守着恒久不变的乡土美德，坚守着流传至今的地域风俗，坚守着自己的心灵家园，才会显得那样地令人感动。所以，当代社会的发展轨迹在文本意蕴建构中，实际上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并与漫水美好的人物、风俗形成了一种相互对比和映衬的审美关系，二者合起来所建构的审美境界，才是作品艺术蕴涵的全部。
其次，《漫水》浓墨重彩地揭示了乡土社会的美德与温情所具有的、扶助芸芸众生度过人生难关的强大力量。有慧阿娘初来漫水的时候，出身受到种种猜疑，绿干部说得尤其过分和肮脏，这激怒了有余，他于是痛斥了绿干部一顿：“不要以为你屁股上挎把枪哪个就怕你了！我们不犯王法，你那家伙就是坨烂铁”。绿干部是在漫水蹲点的干部，但有余对他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敢于这样据理力争，他背后依托的力量，就是乡土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下放女青年小刘的故事，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小刘作为一名受害者，却被扣上了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下放到漫水改造。初来乍到的她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可耻又羞愧，想通过努力劳动来改造自己。在小刘精神、思想的危机时期，是慧娘娘的关怀与帮助，是漫水淳朴的民俗民风，才让她一点点地走出困境、重获新生。小刘的老公绿干部虽然在漫水没做什么好事，但他其实也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他没什么文化，没有真正的追求与想法，除了能不断地到漫水“蹲点”以外，他一事无成。绿干部曾用恶毒的话语攻击有慧阿娘，但被有余当众训斥，还黑地里挨了有慧一通打但他对一切其实都是懵懂和糊涂的，对小刘的事情气愤不已却不甚了解，对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还不如有余看得清楚。是有余和有慧阿娘不计前嫌，对他给予宽容与开解，才使他打开心结、拨开迷雾，终于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与小刘重归于好。作品人物身上出现的这种种由社会环境、时代条件造成的精神、命运危机和人生误区，都是在乡村社会的温暖怀抱中才得以度过的。正是这种种描述，使得乡村社会的美德不再是田园牧歌里的诗意，而成为了一种抵抗和消解当代中国社会悲剧性因素的力量。
再次，《漫水》正面发掘出了在种种外来冲击之下，乡土伦理化解其影响、保持乡土社会在传统和“正轨”的渠道中继续前行的社会平衡功能。强坨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有慧阿娘的勤俭持家在他身上不见踪影，他懒惰、终日不思进取，想发财致富却又不走正路，家里穷得连老婆都跑了也无所谓。是有余一次次的教育与管束，是母亲有慧阿娘的训斥与督促，是乡村传统的伦理观，才让强坨不至于彻底变质。也正是他母亲的离世，如感悟人生的沉重钟声，唤醒了这个游走在乡土伦理边缘的灵魂，使他终于醒悟过来。所以，无论面临怎样的社会风浪，乡土伦理都能克服和战胜其中的不良因素，维护住自我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
《漫水》对于乡村社会丑陋和黑暗的一面也并未回避。作者真实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政治运动、个人精神迷失和商业文化对乡土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但正是在对这种种冲击的纠正与消解中，我们看到了慧娘娘对秋玉婆的宽容，看到了强坨忏悔和痛楚的泪水，更看到了经历种种磨难依然相伴左右、互相帮助的两位老人家。正如作者王跃文所言，“《漫水》叫我懂得乡村的美好传统坚韧无比，外部社会自命的庄严或崇高在它的反衬之下变得荒诞和虚无”⑥。这种对于乡土美德及其生命力量的揭示，实际上是基于对文化能量本身的坚定信念和深刻认知。
由此看来，正因为有了对当代社会的审视，《漫水》对于乡土社会美德、乡土文化根基的呈现才更为深沉有力，文本的内涵分量才超过了其他以诗意化为满足的田园牧歌式作品。《漫水》同时展现乡土世界的淳朴美好和当代社会的恶风浊浪，在对负面价值的丰富呈现中探寻和发掘正面价值的存在及其力量。
对负面生态鞭辟入里的嘲讽、批判和对正面价值的寻找、发掘，在王跃文的创作中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这两个侧面的审美思路在他的乡土題材作品《漫水》之中，则得到了有机的融合。《漫水》既批判了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又揭示了乡土社会蕴含的战胜种种社会风浪的正面力量。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显得既有深刻的诗意、又有思想的力量，显示出作为当代乡土小说翘楚之作的丰满内涵与价值分量。
二、《那城 那人 那骆驼》：
言近旨远的转型生态寓言
《那山 那人 那狗》曾驰名文坛，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9年改编成电影后也轰动日本、在众多国际电影节获奖。近30年后的2012年，彭见明又在《十月》第5期发表了短篇小说《那城 那人 那骆驼》，并在作品名称上与《那山 那人 那狗》遥相呼应，创作的期待由此可见一斑。初看起来，《那城 那人 那骆驼》不过是写了个“骆驼进城奇遇记”之类都市边缘生活的逸闻趣事，但彭见明见微知著，以眼前平常之“景”、状心中深广之“悟”，竟然用这毫不起眼的小题材，建构起了一个带有社会转型生态表征与寓言性质的恢宏境界。
《那城 那人 那骆驼》的故事内容其实颇为简单。在这“怪事多”的时代，拆迁户老于因偶然的机会，得到了风尘仆仆的草原人赠送的一头骆驼。骆驼进城，自然从用途到日常生存都存在着巨大的错位。偏偏老于又执着地要在人、畜之间将心比心，对骆驼的处境是否愉快舒服和富有尊严格外在意。于是，一连串表面让人啼笑皆非、实则意味深长的事情发生了。最初，老于将骆驼作为客人，执意要招待一顿玉米；骆驼去学妹子相馆“上班”、让人“骑”着照相，他也要求不按照次数、而按天计算工钱，来代表一种让骆驼更有尊严的说法。随后，从牵骆驼去遥远的野外吃草，到想办法让骆驼吃到小叶女贞；再到训练骆驼以“剪刀功夫”舔吃街道的道旁树嫩叶，故事就一步步逐渐地走向了神奇。到最后，这“通灵”的牲口竟然能听懂歌曲、领悟情感了。就这样，在作者紧贴人情与“畜性”的娓娓道来之中，故事里洋溢着生活的鲜活、亲切感和世俗的情趣。
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围绕骆驼进城后的生态适应性这条主线，作者随处点染和不断暗示，对于文明转型期社会的时代氛围、世态人情，也作出了层次丰富的勾勒与揭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边300年前的大樟树变成了罗马柱，盛长着各种蔬菜的“月亮湾”也变成了大型游乐场“米斯尼”，菜农老于则变成了整天“东逛西荡”的拆迁户。这种城市化的变迁对拆迁户们的生活与心灵，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威压和影响。虽然表面上看，从大家称骆驼为老于的“小二”，到老于和学妹子之间的调侃所显示的亲昵与暧昧，再到老于请酒同其他园艺工人商谈预留树叶给骆驼吃的郑重与随意，都显示着一种民间社会宽松自在、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但实际上，老于、学妹子总是一有由头就要与“米斯尼”的保安、经理等展开争斗，并常常以地块昔日主人的身份和小河、大樟树的故事，来作为博弈“保护公共财物”规则的“招数”，从中鲜明地透露出一种因压迫而形成的、久久难以化解的抑郁与愤懑。老于对骆驼那憋屈、无奈的生存状况给予深切的同情和费尽心思的帮助，则是从更隐晦的层面，深刻地体现出“被脱离”土地的芸芸众生和“被抛入”城市的草原骆驼之间同命相怜的心理，以及生命个体在卑微的处境中对于生命尊严与心灵自由的异常敏感。因为这种种描述，现代化、城市化走势的强悍和被漠视、被挤压者的弱势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就从容闲淡而内含巨大力度地展现了出来，作品也因此超越一般市井故事风趣与传奇的境界，显示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坚实内涵。
以此为基础，作者既看到了“属于骆驼的美食，在人类看来，却是影响城市文明形象的杂物”的严酷现实，又充分敏感到洋溢着时代气息的游客面对骆驼时大呼“在这徜徉着欧美情调的地方，我们闻到了草原的气息”的欢快与惊喜，于是，基于万物有灵、情理同源的生命体认，作者借助温婉、辽阔而忧伤的著名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让以“那城”为苦的“那人”与“那骆驼”，满怀相互体恤之情地完成了心灵的交流与彼此温暖。当此之际，深陷于城市的骆驼要马上回家，“再不走，恐怕就没有力气回到它的故乡了”，实际上就成为了人类怀恋旧时家园、向往自由舒展的一种审美象征。“骆驼进城”这一似荒诞、似浪漫的市井逸事，也就具备了人类生态感悟与反思的意味，转化成了一个意蕴深广厚实、情韵温润绵长的社会转型生态的寓言。如此的洞烛幽微、匠心独运和言近旨远，《那城 那人 那骆驼》确实堪称是一部功力与境界均臻上乘的“绝活”小说。
三、《酒歌》：底线伦理的崩溃与持守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不断地产生着以偏远地域民间生活为审美观照视域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者探究其复杂隐晦的人性人情状态，或者表现其独特的地域生态与文化底蕴，或者借以反思20世纪中国波谲云诡的历史，或以一种亦虚亦实的象征寓言品格给读者以诸多解读的可能性，其中产生了不少立意深邃、内涵独特的优秀之作。姜贻斌的长篇小说《酒歌》就属于这类不仅内容沉实、描述精彩，而且颇有独辟蹊径之妙的佳作。作者主要讲述一个旧时代偏远地域的盈实之家酿酒的故事，但作品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曲折诡异的故事情节与当今社会的重大现实状况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对接。通过这种对接，作者揭示了一个在巨大利益面前人的底线伦理能否持守的重大时代问题。
《酒歌》的故事情节围绕酿酒秘方的争夺展开。主人公高方天家的“醍醐轩”酿酒坊远近闻名，自然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人怕出名猪怕壮”，高方天家的酒醇香怡人，吸引的不仅仅是真心品酒的百姓，还有居心叵测的官府和土匪。小说以土匪为明线、官府为暗线，描写了二者通过种种卑鄙或残暴的手段逼迫高家交出酿酒秘方的过程。矛盾斗争曲折而激烈，在步步紧逼的情势下，高方天一家腹背受敌，最终无奈地举家搬离了曾带给他们辉煌与荣耀的故土高庙镇，不同的人物也终于露出了各自的本来面目。
原来，县令张之林企图利用高家的醇香美酒实现自己的升职高迁，土匪则妄想得到秘方来独霸高家美酒的巨大利润市场，他们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其根源则在于巨大利益的驱使。张之林先是审讯鞭打高氏家人，之后在高方天出资修建风雨桥造福一方的时候，又不仅不协助，反而派人混入工匠队伍，造谣惑众，制造命案，其目的仅在于夺取秘方讨好上级。官府本应以维护一方平安为职责伦理的底线，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父母官为民做主的义务与责任却走向了反面。张之林这样的贪官得以作威作福地存在，鲜明地体现出整个社会体制伦理的崩溃。土匪为打听秘方威逼利诱高方天的小儿子明生，造成了种种险情，并趁火打劫，在风雨桥制造了一场厮杀，还扬言要血洗高庙镇，杀绝高家人，毁掉酿酒坊。土匪的丧心病狂，实质上是丑陋民风走向极致的表现。更有甚者，高府管家铁算盘跟随高家几十年，被高方天视为心腹，两人情同兄弟，最终却被官府收买，也为自身利益丧失伦理底线，选择了背叛和出卖，在高家举家搬迁之际趁乱盗取秘方。在体制和民风的底线伦理均趋于崩溃的大趋势下，纯良个体的基本人格也终于瓦解。一幅幅巨大利益导致社会底线伦理崩溃的残酷图景，就这样令人触目惊心地呈现出来。
面对官府、土匪和叛徒的三面夹击，高方天委曲求全，却坚守着做人最起码的品格。他在艰难困厄中以不断无偿送酒给官府和土匪的方式，来维护自家的酿酒生意，同时还不忘个人出资修建风雨桥造福乡邻，直至最终远走他乡。高明生本是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从未为家族兴旺出力，还一度被官府诱惑企图出卖自家的酿酒秘方。然而，这样一个不被社会日常伦理所认可的人，却在土匪袭击高庙镇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牺牲在厮杀之中，以鲜血维护了家族的荣誉和自己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忠诚。作品人物对人的基本品格的坚守，实际上存在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之中。从作者的具体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利益与人伦道义的博弈面前，巨大利益的考验与濒临绝境的压力，才使一个人的品格与本性无法遮掩地显示出来。但人世间底线伦理的持守竟变得如此的屈辱、艰难与悲壮，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心灵震撼。
小说还对酿酒技艺、婚丧嫁娶等风土民情进行了有板有眼的描绘，从而形成了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正是这种对中国民间社会丰富真切的表现，使作品对社会底线伦理状况的剖析，显得更为本色而深邃。显然，对于读者思考当今社会的相关问题和经济本位时代的人文处境，姜贻斌的《酒歌》有着毋庸置疑的深刻启示意义。
注释：
①李肖含：《王跃文：我在文学史上没有野心》，《中華儿女》2010年第10期。
②尹平平、王跃文：《别叫我官场小说家》，《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9月28日。
③罗先海：《成长中的乡村叙事与文化坚守——王跃文小说<漫水>学术研讨会综述>，《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2期。
④何先培、刘克宇：《一坛醇厚的乡村老酒——品读王跃文<漫水>》，《边城晚报》2012年7月13日。
⑤龙长吟：《人间温情的诗意释放——读王跃文的<漫水>》，《怀化学院学报》2013年第12期。
⑥王跃文：《沉醉乡村的理由》，《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3期。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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