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型态和文学样式，是作家钩沉历史、观照当下又直接作用于现实，体现他们社会职志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它描绘出主体变动不居的心路历程，存活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的价值；它以其对历史性现场的触摸与近距离的摄照，为我们真实地全景地记录了社会变迁中风云际会的历史图景，具有历史文献式的价值。{1}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不再被理解成为一种阶级的文学，或仅仅是英雄式的颂扬，政治化的宣传，题材的泛化、文体的增容和思想性的强化，使其在文学中迅速崛起，倍受拥趸。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相比，报告文学更接近历史真实、更关注时代步伐、更切近现实生活和民众心声，少矫情多率直，重纪实轻虚构。它是革命历史的记录本，现实生活的报告册。而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往往禀具知识分子的精神要素，眷注历史、感时忧世、关心民瘼。他们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把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观察、思考这种理性的成果，用文字形象的方式拓展出来，交代给社会，在社会上起启蒙作用”{2}，选择报告文学文体，也就意味着他们将现实关怀视为自己的职志。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报告文学的写作，干扰了作家的创作动机。面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要约写作”，我省报告文学作家始终保持着主体的独立性和严谨性，将自己的创作思想贯穿其中，并注入深刻的思考，既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之作，赢得了读者的青睐，又扩大了湖南报告文学在全国的影响，积极推进了本省报告文学的新变与繁荣。
回顾2015年，湖南报告文学创作方兴未艾，整体态势是在平稳中发展，取材呈现出历史性、政治性和平凡性三大特征，一方面表现了报告文学作家关照反思历史，激扬理性精神的职业品格；另一方面又折射出他们普遍的人文意识、现实关怀和对生活的思辨批判精神。其凸显的主题概而论之主要反映在两种时间向度的题材中。一类是即时性的现实题材，旨在弘扬时代精神、揭露社会病痛，以引起思考与疗救，主要作品有龚盛辉的《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与天河逐梦之旅》、余艳的《与胡杨共鸣》、韩生学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等；另一类是历时性的历史题材，反思往昔，缅怀先烈，以有益于来者，代表作有纪红建的《不朽残碑》、熊立秀的《伤口》、张雄文的《战场上的粟裕》等。透过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视角，深入文本内容和思想的细部，可从四个维度来评述本年度报告文学的创作。
一、介入生活，沉入底层
小说可以虚构生活，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诗歌可以“向内转”，抒写自我浩瀚的心灵；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文学，它关注现实生活、社会弊病、弱势群体，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同歌哭、与国家共呼吸。报告文学作家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他们无法拒绝生活、逃避生活，而只能介入生活，沉入底层，在现实的前沿地带和底层边缘区域作一种在场的深度报告。多年来，我省报告文学作家自觉向下，立足百姓，关心人间冷暖，写出了一批以现实问题和小人物为中心的纪实作品，它们既有文学的华采情韵、人性的善良动人，又不乏新闻的时效真实、社会学的明细调查。
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报告，表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的职业精神，警醒我们民族应该怀具一种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20多年的计生工作经历和深入的访问调查，促使韩生学将笔端对准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又不幸失去子女的“失独”家庭，他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入选2015年省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书中揭露出历史进程中“一胎”政策引发的社会问题，深度记录了中国“失独”人群的生存状态，真情呼吁相关的救助政策早日落地，呼吁更多的国人理解他们、关爱他们、尊重他们。该作一经发表就引发广泛关注，多家媒体予以转摘，澎湃新闻、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等媒体先后对作者进行了专访，新浪、网易、腾迅、搜狐等全国各大媒体均对专访稿进行了集中刊发，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失独”并非一家之殇，老无所依、人口安全、文化断裂等是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阵痛。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革的历史节点，深刻审视“一胎”政策，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思索。胡勇平的《关于律师的那些事》，则呈现了中国律师的职业状态，他们独立思考的学者精神与弥足珍贵的担当勇气，是对职业道德的践行，更是对良知正义的恪守，其中映射出的当下中国存有诸多不足的法律审判和不断恶化的社会信用环境，强烈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欧阳伟的《真相》写的是小人物、小事件，看似底层叙事，却写出了大变革时代的大背景下底层人的喜怒哀乐与内心挣扎，表现出一种草根情怀和悲悯情怀。故事耐读，情节曲折，细节生动，人物鲜活，语言有张力，同时作者在写法上寻求一种新的尝试，两个底层人物“我”平行又交差叙述，把一个儿子杀死父亲的悲剧，演绎成了一个人性挣扎、灵魂救赎的正剧，显出非虚构的特质魅力，案情的扑朔迷离只是文本的表象，人性的复杂早已超越事件本身。余艳是一位与时俱进、精力旺盛的作家，为寻求突破，勇于探索，今年在创作手法和架构上不断拓展，硕果累累。《瑶歌伴着红花开》犹如一首优雅壮丽的山歌，以大时代背景衬托小人物。结构上采用多线并进，相互交叉的模式，既书写我国核能事业的艰难发展历程，又写李玉财和赵石妹这对瑶族夫妻以歌相识相爱的经历；既表现地质队们为祖国核能发展甘心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又勾勒了李玉财、赵石妹夫妇与地质队员间互帮互助结下的深厚友谊。在《女作家寻找奶妈20年》中，余艳用散文笔调写女作家苦寻益阳奶妈二十年，最终相见却是阴阳相隔的真情大爱。这普通人的故事恰恰就是中国故事，在这个尘土般永远不被人注意的底层人物身上，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芒；这种乐观、坚强、吃苦耐劳的朴实品质，支撑着苦难而伟大的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一个平凡小家半个世纪的变化，是社会的变迁、时代的缩影，更是要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集中体现。柔情凄美的书写，是对母爱的追忆与颂扬，更给人关于美德、关于人格魅力的深刻思考。民众的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苦难，总是伴随悲伤与欢乐。胡启明的《谁领一村追梦》是一曲幸福欢乐的赞歌，再现了黄龙新村百废俱兴、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作者寻到长沙县黄花镇黄龙新村，通过记述一个村党支部带领着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烛照中国农村的演进递变。这个村童话般的追梦与跨越，映射出中华民族的追求与梦想。廖祯祥、汤四维、肖学文合著的《洪魔之上——6.01临湘抗洪救灾纪实》绝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抗洪救灾的文本，更体现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意志力和空前的凝聚力。作者选取一个特置的场景，多角度地洞照了非常态条件下的人性百态。面对突如其来的洪灾，临湘市党员干部勇担责任，果断部署，把人民的安危摆在首位，坚决与洪魔抗争。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关怀帮助，让我们在灾难面前感受到微情大爱，在废墟之上看到信心与希望。对自然灾害的抗击，彼此间的坦诚互助，彰显出生命的力量和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二、深入心灵，透视人生
时代的现实存在，决定着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对象。人是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体，报告文学正是在完成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报告中，实现着文体的自身价值。个体存在和个体价值的认可重视，推进了报告文学对榜样人物、时代先锋的书写和尚扬，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数人一事的小格局报告，整体全面地表现了生活中某一个或一群人物的光辉事迹。这些模范人物、时代精英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既有自信自强的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又有默默无闻的守林人、文学爱好者和文物工作者。他们的故事承载着国家民族的奋斗历程，洋溢着积极乐观、拼搏向上的精神元素。
周迅的《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是一部大型传记文学作品，作者精心挖掘齐白石的传奇人生，结合其生活背景，讲述了他从一个农民到木匠，继而成为伟大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从多方面展示其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的崇高品格，塑造了他贴近人民、服务人民的艺术家形象。全书以历史年代为经，以齐白石一生所经历的大事为纬，以齐白石的光辉一生和艺术经历为主线，手法多变，笔触细腻，多角度、全景式、生动地再现了齐白石的艺术成就，彰显了齐白石的人格精神和艺术内蕴。该书是一部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推动文化艺术全面发展的主旋律优秀文学作品，对引导广大艺术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艺术“走出去”和国际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余艳继“杨开慧系列”等有影响的作品之后，2015年又完成了“何继善系列”纪实文学创作，已发表的包括五个短篇，《何继善：一张地图划过70年》《一位院士科学家的抗战童年》《何继善在战火中萌生了强国梦》《何继善的儿时逃难地图》《何继善：情牵“飞虎队”70年》，一个中篇《何继善：追梦密码》和一部正在出版的长篇《何继善传》。该系列作品，在写法上，采用大时空大跨越，继承与发展《杨开慧》等作品“以手稿还原”的形式，也交叉引用“人物自述”与“译书自序”，将主人公的苦难童年与其自强不息的人生经历以及个人、家庭与祖国紧密相联，将“抗战”过去时与“改革”现在时穿插交替，将“铁蹄下的童年故事”与主人公的成长和成就进行对比叙述，强调何继善的爱国之情与报国之志，着重挖掘与凸显科学家的精神境界与动力之源。迎合了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代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与深刻的政治意义。从何继善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我们既可看到时代的巨大投影，感受到历史的无情与现实的严峻，更可领略到人生的真谛与精神的崇高，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教育。她的《花中为首冠，长占断春光》叙写的是牡丹派画王赵岳高调作画，低调做人，潜心探索牡丹画法，开创独特绘画风格的艺术人生。四十年的艺术生涯，赵岳以旺盛的创作热情和锲而不舍、不断探索的精神将浓厚的生活气息、时代精神融入自己的画风之中，纸上的挥洒不仅仅是实物的再现，更是精神意蕴和生命追求的诗意表达。纪红建是一位专业的报告文学作家，对报告文学情有独钟，是以报告文学为业的，一年内出版多部作品。长篇报告文学《信与善》叙写了一位从体制内跳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汤永乔，从贫穷到亿万富翁、从内心贫瘠到无比富足的财富人生，折射出改革开放后湖南本土民营企业家对金钱、财富与回馈社会等方面认知的道路。告诉人们：个体家园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相连的；一个人的故事，也必将融入国家与民族的公共记忆。他的《不朽残碑》另辟蹊径，用历史与现实两条线，交叉描述芷江受降的历史细节，以及芷江受降坊修复的艰难历程。芷江受降的历史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它属于中华民族，是民族的记忆。江柏永、孔介夫、吴建宏等一批文物工作者，不畏困难险阻，用尽全力修复芷江受降纪念坊，为收集文物文献四处奔走，使受降历史得以真实呈现，给后人以心灵洗礼和灵魂震撼。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奉献与牺牲，既是对历史的尊重缅怀，又是对中华民族高尚品德的传承发扬。丁纯蓝的《牧马人的文学路》，记录了文学青年程建国与文学真情相伴三十多年，用文字表情达意，承载梦想的文学创作之路。坎坷的人生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成为他笔耕不辍，佳作频出的源泉。文学一直像阳光照耀着他渐行渐宽的生命旅程，并成为他安放心灵的自留地。《大山赤子刘真茂》则是曾散8次上狮子口大山，历时一年半创作出的长篇报告文学。该书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刘真茂同志30多年来坚守大山、义务护林、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文字质朴，情感真挚，启人深思。刘真茂无畏艰苦、不惧孤独、历经磨难、恪尽职守，用生命呵护家乡青山绿水和珍稀动植物资源的先进事迹，无疑是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案例，传递了正能量、弘扬了时代主旋律。
三、鉴于往事，资于来者
历史报告文学以历史为题材，是报告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些原本尘封的沉入历史河床的人物事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作家掘取出来，注入新的思考，作出新的阐释，使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产生一种对话，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表现对崇高人格和理性精神的讴歌，让沉默无言的史料具有了现代意蕴和现实意义。湖南是红色革命的摇篮，曾涌现出一大批领袖人物和英雄战士，他们为民族解放和独立，奉献一生，其先进事迹烛照古今。我省报告文学作家始终饮水思源，不忘历史，不遗余力地挖掘常人关注不到或不足的史实，创作出多部理性色彩浓厚，教育意义重大的震撼人心的作品。有的作品既还原了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填补了某段史料空白，又有文学的感染力与哲学的思辨力，让读者从回顾历史，缅怀先烈中，领悟把握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
赵志超的《毛泽东和他的师友们》深刻展现出毛泽东与昔日师友的交往，反映了他对师友的尊敬、思念、关怀与帮助，再现了他的伟人风采和高尚情怀。全书内容丰富，大气磅礴，描写生动，颇具历史感、现实感和亲切感。杨华方是研究一代领袖毛泽东的专家，已出版多部毛泽东研究专著。《毛泽东在1925》曾在《中国作家》发表，由中央文献社出版，获毛泽东文学奖；2015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再版修订版，增加了毛泽东回韶山鲜为人知的一些细节。该作讲述了毛泽东带着杨开慧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韶山发生的故事，其中还透露了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的感情轶事。通过这次探索实践，毛泽东更坚定地认为，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情节生动曲折，波澜起伏，在浓郁的湖南地方风情中，展示了青年毛泽东的风趣幽默、超人智慧和惊人胆略。慈利本土作家熊立秀，怀着勿忘国耻、缅怀先烈的沉重心情，历时三年，寻访全县14个乡镇、126个村落，632名受害者、见证者、经历者，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伤口》，这是她心灵和灵魂的写作。作品采用“新闻性纪实手法” 真实而深刻地还原了1943年一支意欲迂回包围常德城的日军，在慈利疯狂践踏、残酷掠杀的历史真相，无情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生动地刻画了慈利人民坚贞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熊立秀采取“相关链接”的方式对相关背景知识进行罗列，严格遵从“口述的历史，真实的记录，细腻的描写”，打破传统抗战文学创作模式，史料真实可信，语言极具乡土气息。一幕幕血腥、凄美、惨烈的场景，给读者一次次强烈的心灵撞击，警醒着中华儿女、慈利儿女不忘国耻、以史为鉴，远离战争、珍爱和平。薛媛媛的《苏区契娘》表现的则是革命中的普通人，书写了苏区契娘可歌可泣的故事。她们以生命保护和抚养着一个个红军后代，为新中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些普通妇女身上，我们看到了母性的伟大，她们的精神净化着我们的灵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张雄文、欧阳伟、丁纯蓝将笔端投向了湘籍开国将领，呈现了英雄的历史，为祖国献上一份厚礼。张雄文的《战场上的粟裕》，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发掘与整理，以粟裕亲历的主要战斗为主要内容，以编年体的形式，客观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谦逊让人、军事指挥才能高超的粟裕，准确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激烈的政治局势变迁和时代风云，生动再现了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作为出色的人物研究著作，该书具有严谨精深的治史风格，所叙材料详略得当，语言生动流畅，行文表述准确精当，给我们视觉的冲击、理性的启迪。欧阳伟的《独臂将军彭绍辉的抗战经历》，文笔洗练、史料精确，粗线条式地勾勒出彭绍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戎马生涯。在抢占霹雳山战斗中，彭绍辉受伤截去左臂，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位独臂将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在山西抗日前线冷静指挥，屡立战功。丁纯蓝的《霞姑》以乳名霞姑写杨开慧，更显亲切尊敬。霞姑既是毛泽东的伴侣，在生活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又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在工作上极尽全力的支持。霞姑由普通小女子上升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乃至革命家，她对子女的抚育，对爱情的坚贞，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凸显了革命家的坚定信仰与圣洁心灵，于平凡中表现人性的温馨伟岸。她的另一部《开国女将军李贞》，则记录了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共和国唯一的女性开国将军李贞的故事，呈现出其历经战火考验的辉煌人生和大智大勇的女性精神。李贞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不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下不朽功勋，更诠释了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所具有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思想境界，她的卓越功勋成为家乡人民心灵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思念和感奋。
四、心怀家国，抒写精神
报告文学特殊的文体性能，使其承载更多的政治、新闻使命。它兼具叙事性和新闻性，面向当下现实，重视对重大政治性题材的摄取与记录。一个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家更是具备政治敏锐性，对政策举措和社会进步有着缜密的分析，通过对政治化题材的反映，表达对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喜悦之情。王硕男、纪红建、龚盛辉、余艳等作家，在微观与宏观之间自由切换，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政府为促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改进科技、改善民生、加强民族团结实施的政策，以如椽之笔撰写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迅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以及由此激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
由王硕男和纪红建联袂创作的《国家战略——郴州承接产业转移纪实》取材重大，立意高远，是一部可以使读者视野大开，感受到时代热度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从2009年珠三角“民工荒”切入，牵引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广东产业升级中面临被淘汰的现状，翔实生动地记录了被誉为湖南“南大门”的郴州近年来承接产业转移的艰辛发展历程，讲述了开拓者、建设者呕心沥血为实现科学、健康承接产业转移，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艰苦卓绝的创新历程和奋斗精神。作品没有局限于承接产业转移本身，而是深入到工业历史发展洪流中去，把郴州承接产业转移的进步放到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认识，从而显出作品立意的不凡，展现出国家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龚盛辉的《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与天河逐梦之旅》入选中国作协2015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作者将目光聚焦到高科技，详实书写了国防科技大学师生在研制超级计算和创建“天河”系统的艰辛历程，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我国在世界计算机技术领域由跟跑到领跑的逆袭经历，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计算机方面的伟大崛起，为后人存活了一段令人感奋激动的历史。全书“视野宏大宽阔，气势荡气回肠，是一首扬正气、添正能的中国梦、强军梦之歌”。余艳在《中国作家》发表的《与胡杨共鸣——广东援疆“双语”推进从哈密到喀什》，则以广东对口援疆的真实事件作为描写主题，站在大国战略的角度，采用“物象”手法，把援疆工作者比作悲壮的胡杨，生动记述了对口援疆的广东足迹以及新疆在教育、民生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从广东奔向新疆对口支援点的各类干部人才，肩负民生援疆，教育援疆，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提升软实力的重任，他们用坚实的步履丈量着生命的价值，用真诚的心灵感受着民族文化的差异。广东援疆“双语”推进用十年跨度从哈密到喀什，是以掘地三尺、改良土壤的深度培育，让互通的语言、共同的和谐在巴里坤湖和吐曼河上空化作缭绕不散的多民族和鸣。智力援疆、柔性维稳、软实力工作，是稳边兴疆 、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战略举措，彰显的是各族同胞对祖国的热爱，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接纳和宽容。
此外，还有一部分报告文学作家，用“睁眼看世界”的方式，以旅行考察记的形式报告边疆的地理风物、民俗风情。甘建华曾在西部生活、工作、交友、写作十余载，对西部有着深厚的情感，独创了地理名词“西部之西”。《冷湖那个地方》《西望花土沟》是甘建华青海高原生活体验的心灵笔记，也是“西部之西”的地理辞典、文化记忆与人物画廊。其文笔优美，语言鲜活，文风晓畅，是作家对“西部之西”文化记忆的话语呈现，也是对“西部之西”思想高地的精神还乡，字里行间渗透着深厚的人文意识。作为中国西部题材的代表作，这是一种纪实性的散文化叙事，其中融入文学事件、文学知识等元素，不仅是一种地理方位的表述，还是一种文化场域的表征，是地理与历史、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具有地理学和人文学的双重意义。他的《甲午夏日青海行》则是一部崭新的日记体中篇纪实散文，抒写了自己重新踏上暌违22年故地的梦境之旅。作者以诗人之心、诗人之情和诗性之语追忆往事，重叙友情，渲染出对“西部之西”人与物浓浓的怀念之情。高原上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文化友人，早已刻入甘建华的心灵，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
扫视2015年我省报告文学创作，作家们在反映社会焦点，刻画历史人物，介入现实生活等方面，依旧保持着一种自觉的独立意识和关怀、批判精神。他们对弱势人群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大胆发言、理性剖析，是值得肯定和传承的。“集纳式”“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的批量推出，既给读者无限的思考和辨析，又表明写作主体责任感的强烈和创作力的旺盛。在呈现新气象的同时，2016年度我省报告文学创作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其一，部分作品是简单歌颂式作品，过于平庸粗糙，思想深度不到位，缺乏精心的艺术构思和语言锤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报告文学的声誉和影响。其二，缺乏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多数作家在从事小说、散文、诗歌等创作的同时，兼事报告文学创作，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理论水平和艺术手法掌握不够，缺乏系统的训练，主体思想短缺，批判精神萎缩。其三，报告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推介不够，对部分作品举办了研讨会、座谈会，但交流领域太狭窄，评论评述匮乏，未能及时挖掘出作品应有的价值。还值得一提的是，游和平主编的《2015年湖南报告文学年选》，大规模集中囊括了我省年度报告文学的精品之作，基本上呈现出我省报告文学的写作水平和特征。期待来年湖南报告文学作家创作出更多艺术成熟、思想深邃的作品，实现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应有的价值。
注释：
①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②麦天枢：《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花城》1988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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