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一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中,周立波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创作历程中,集战士、学者、作家于一身。他涉足的文学领域十分宽阔,既有文学翻译、研究,也有文学教学、评论,既有报告文学、散文写作,亦有长篇、短篇小说创作。他最重要的文学成果是两部长篇小说和一批短篇小说。描写1946年东北松花江畔农村土改斗争的《暴风骤雨》、表现1955年湖南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已成为红色经典载入文学史册。由于这两部作品耀目的光辉,或多或少遮蔽了他的短篇小说。对这批短篇作品,个别篇什的评论尚有一些,但整体研究却很少看到。这批短篇小说,在周立波的整个创作历程中具有什么意义,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对“茶子花派”文学有哪些贡献?这些课题还有待深入展开。

　　青年学者邹理指出:“周立波作为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一批短篇小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故乡的一种原生态之美,深情地描绘了益阳——洞庭湖滨的风俗风情美,刻画了生活在其间的人物群像的思想性格。其作品读起来如见故人,如归故土,竹叶茶花,沁人心脾。”{1} 这里着重谈的是作家故乡题材作品。周立波的创作以短篇小说始,又以短篇小说终,从1941年到1978年,长达37年历史。《周立波文集》第二卷收有35篇短篇小说,大体是他短篇创作的全部。他以反映故乡生活为主,同时涉及监狱生活、工厂题材以及革命战争,题材也较宽泛。《牛》《麻雀》《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卜春秀》《湘江一夜》……这些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清晰地显示了他漫长而曲折的创作轨迹,标志着他由一个知识分子作家向风格独特的人民作家的精神演变。

　　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学,始终有一个不可阻挡的文学潮流,就是要建立一种激进的、全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国家文学”。但事实上,当时的文学却面对着一个庞杂的文学传统,既有以借鉴西方文学为宗旨的“五四”文学,也有夹杂着民间文化的古典文学,还有正在生长着的社会主义文学。对于文学根底较浅的工农作家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文学道路也许并不很困难。而对于周立波这样的知识分子作家来说,丰厚的文学修养却成为一种“负担”,阻碍着他们融入革命文学大潮。为什么茅盾、巴金、沈从文等解放之后的创作基本中止,不能不说与他们的文学积淀有关。周立波的可贵之处,就在他既能巧妙地吸收“五四”文学、古典文学以及西方文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转化成新的文学需要的因素,又能深刻地领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谛,“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创造出一种新颖别致的文学品种来,从而使他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茅盾对他的创作评价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2} 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其实是很难统一的。如果再把“五四”文学、西方文学的因素搅和进去,就会更加困难。但周立波做到了。由此可见周立波的大家风范。他的短篇小说看似纯净、淡雅、柔美,但它们的文学和社会背景,却是斑驳而广大的。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创作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1941-1949年为探索时期。周立波一边在“鲁艺”担任文学教师,一边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以自己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监狱生活为题材的一组五个短篇小说,主要有《第一夜》《麻雀》《纪念》。从这一组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五四”小说和西方文学的承传,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和审美趣味,走的是一条“欧化”的路子。但同一时期创作的《牛》和《懒蛋牌子》,却是另外一种题材和风格,效仿的是通俗化、大众化套路。其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他根本性的影响,使他坚定了走后一条道路的信念。1951-1959年是成熟时期。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深入了北京的工厂生活,后又回到湖南益阳体验农村生活。但由于对工厂、工人的不熟悉,《诸葛亮会》《砖窑和新屋》等三篇工业题材小说,近乎于通讯报道。表现故乡生活的一批短篇小说却获得了杰出的成功。《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腊妹子》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批作品,融古今中外的文学精髓为一体,汲纳湖湘一带的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为滋养,在民族气魄中体现出个人风格,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准,是当代短篇小说中的艺术精品。1961-1964年为徘徊时期。这一时期他集中创作短篇小说,作品数量较多,沿袭的也依然是前一时期的创作路子,虽然在艺术手法上更为娴熟,但作品的思想和内容却显得拘谨了、平庸了。代表作《张满贞》《卜春秀》《胡桂花》等并没有超越前期作品。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组织上、思想上甚至文学理念上,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对包括短篇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的批判一波连着一波。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周立波的创作已逐渐难以适应时代,在勉力写作中显出一种犹疑和乏力来。1978年可称为爆发时期。十多年辍笔的周立波,再次握笔写了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这篇反映抗战后期八路军某部南征故事的小说,故事扣人心弦,人物突兀有力,其画面的浓墨重彩和笔调的清新刚健,使读者感受到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交响。它成为作家生命的绝笔。

　　周立波是一位纯正的知识分子,一位赤诚的人民作家。建设一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一种崭新的、理想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是他和无数进步作家的崇高信念。为此他像一个宗教徒一样,虔诚地批判、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坚韧地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中锻炼自己,执著地探索一条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的文学道路。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卓著的。但是,他的文学道路也是悲剧性的。他不断地否定自己情有独钟的西方文学,纠正自己的“欧化”倾向,局限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他努力地实践革命文学的思想和理念,又束缚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造能力。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曲折、徘徊、由盛而衰,正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庄汉新在《周立波生平与创作》一书中说:“在我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小说创作高潮中(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人们曾用‘南周北赵的称呼,把他和赵树理一起看作我国描绘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3} 确实,在“十七年”文学中,周立波与赵树理形成了一南一北双峰对峙的文学景观。但周、赵的创作又各具千秋,迥然有别。赵树理的小说质朴深厚,直面现实,富有传统小说和民间艺术的特色,周立波的小说则淡雅柔美,贴近世俗,融汇了较多的现代文学因素和文人情调。前者比后者深刻,后者比前者艺术。前者属于社会,后者属于审美。有如供人实用的“山药蛋”和让人观赏的“茶子花”。正像贺仲明总结的:“周立波与赵树理,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在本土化探索过程中结出的不同硕果,风格各异,魅力不同,都具有共同的本土实质。”{4}

　　二

　　周立波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修养的作家。“五四”文学就是在摒弃传统文化和文学、借鉴西方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基础上傲然崛起的,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二者在思想取向、表现内容和审美形式上是一脉相承的。周立波在中学读书时就是一个进步青年,开始接触中国新文学,阅读鲁迅、郭沫若等的作品,并在同学中组织文学社团“夜钟社”。三十年代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活动、编辑刊物。左联的主将们如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等在思想、文学上给予他耳濡目染的影响。他是在“五四”文学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步入文坛的。在左联工作期间,他开始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介,涉及的作家有普希金、肖洛霍夫、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萧伯纳、罗曼?罗兰等。同时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延安鲁艺任教的两年间,他开设的“名著选读”课,主要讲授外国作家和作品,除上述作家外,还有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莫泊桑、梅里美等以及他们的作品。其中不乏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当年的学员葛洛、陈涌曾经回忆说:“立波同志分析起作品来,细致入微,条理清晰,而且娓娓动听。再加上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在同学中很快便赢得了很高的赞誉。”{5} 可以说奠定青年周立波思想、文学基础的,是中国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

　　小说体现民族化特色,牵扯到内容和写法等诸多方面。从具体创作看,周立波从古典小说中摸索出一些基本规律,他说:“中国旧小说的优点之一是故事完整,很少静止的描写,较多行动的叙述。故事是人物的行动的连续,从故事里可以显示人物的性格和品德。”{13} 他还总结了章回小说所以吸引人的三个特征,“一是口语化”,“二是有人物”,“三是有故事”。{14} 这就是说,要加强小说的民族化特色,一定要处理好故事、人物、语言三大问题。理论上的自觉,使周立波短篇小说的民族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譬如《懒蛋牌子》,就是一篇颇有古典小说韵味的作品。写东北某屯子里的儿童团员,为了响应农会促进生产的号召,专门做了二十块懒蛋牌子,四处寻找偷懒的男女,用挂牌子的方式惩罚和敦促他们。事件本身就很有民间性、戏剧性。小说的结构也是连缀式的,全篇有一个故事贯穿,但人物却是陆续登场,一个连着一个,借鉴了《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法。读来生动幽默,引人入胜。周立波并不是一个擅长写故事的作家,为了强化小说的可读性,他甚至采用了一些传奇手法。譬如《扫盲志异》,写中学生教年轻媳妇识字,一句“你睡哪一头”的问话,引起了封建脑瓜的公爹何大爷的误会以至告官,弄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乡土生活表现得活灵活现。周立波在处理故事与人物的关系上可谓煞费苦心。譬如《湘江一夜》写八路军某部向南挺进,横渡湘江。战争的过程写得紧张激烈、严谨有序,主要人物司令员董千、侦察队长门虎、年轻参谋小张等都刻画得遒劲有力、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相得益彰,可以窥见作家对古典小说的结构和对西方小说笔调的借鉴。当然,中国传统小说在写法上也有缺陷,如不大注重环境、心理描写,不善于抒发作者的情感,周立波巧妙地运用西方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使创作缺陷得到了补救。

　　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学,是由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构成的。一定的地域环境及其文化,往往会孕育自己的文学流派。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西作家创造了质朴、厚重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培育了明丽、优美的“荷花淀派”。周立波所开创的具有湖湘地域特征的小说,则被称为“茶子花派”。茶子树是湖南常见的树种,冬天开花,花瓣洁白,清香扑鼻,有一种秀雅、醇厚、柔美的神韵,与周立波小说的风格暗暗吻合。正像有评论家总结的:“以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为代表的茶子花文学流派也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乡土文学,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进程。”{15} 周立波从小生长在湖南益阳,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20岁才离开家乡。1955-1965年,他重回故乡益阳深入生活,并担任湖南文学界领导,长达十年之久。他是湖湘土地的儿子,在他身上就有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他的小说自然也会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

　　文学作品的主体是人物,人物身上的精神性格是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的。有评论家说:“周立波的作品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所塑造的许许多多浸润着湖湘文化深厚内蕴,体现湖湘文化斑斓色彩的各色各样的山村人物形象。透过这些人物形象的鲜明特色,我们可以窥见湖湘儿女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他们总是那么勤俭、朴实、憨厚、正直,讲究情义,敢爱敢恨。”{16} 譬如《盖满爹》里的乡支书盖满爹,在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爱社如家、勤俭节约的境界和性格。譬如《桐花没有开》中的农业社队长盛福元,在科学泡种的实验中,表现出来的踏实、执着的精神和个性。譬如《民兵》里的年轻姑娘卜玉英,在恋人烧伤之后显示出的有情有义、忠贞不渝的高尚人格……都生动传神地凸现了湖南农村各种人物的地域文化性格。风景画和风俗画,是展现地域特色的最佳窗口。譬如《卜春秀》中写益阳一带的山野,初春季节,草木葱茏,阳雀子鸣叫,路边的水井水面如镜,一位怀春的姑娘看着水中的倩影自我欣赏。景美人美,如诗如画。譬如《张满贞》里有一段风景描写:“从伞下了望,雨里的山边,映山花开得正旺。在青翠的茅草里,翠绿的小树边,这一丛丛茂盛的野花红得像火焰。背着北风的秧田里,稠密的秧苗像一铺编织均匀的深绿的绒毯,风一刮,把嫩秧叶子往一边翻倒,秧田又变成了浅绿颜色的颤颤波波的绸子了。”一幅雨中的南国乡景,在作家笔下给写活了。风俗画描写,在周立波短篇小说中更是俯拾即是。《山那面人家》写农村的新式婚礼,农民们的聊天斗嘴,洞房的装饰陈设等等,展示了特定时代的农村婚俗。《下放的一夜》写人被蜈蚣咬伤,用蜘蛛吸毒、用公鸡血驱邪的乡土疗法,隐含着一种神秘的民间文化。《胡桂花》写村里的业余排戏、戏场里的情景,显示了益阳农村古老的民情风俗。愈是地域的,往往愈容易成为民族的和世界的。周立波的益阳,已同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走进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四

　　“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一连开一两个月的洁白的茶子花,好象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看这茶子花好乖,好香啊!”这是周立波在《山那面人家》等作品中描绘的茶子花,把普普通通的茶子花的幽香、精美、乖巧、倔强的风貌和性格都写出来了。这是南国山野中的花,这也是周立波笔下的小说。他的小说自然属于那个革命的、激进的时代,在取材、立意、形式上留有诸多历史痕迹,但他的作品更保留了湖湘的地域风情和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他的作品看似依循的是主流现实主义的套路,但在结构、手法和语言上,融入了很多新的因素,成为一种别具风貌的小说文体。周立波曾经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怀着为革命的功利的眼光去采取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长处,创造自己的新形式。”{17} 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他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周立波在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有评论家指出:“与传统乡土小说的启蒙主题、乡愁主题不同,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的主题是赞美和歌颂新农村的新人物、新生活。”{18} 文学应当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周立波着力写新人物,是不是在迎合政治意识形态?需要作一些辨析。五六十年代,出于政治的、文学的需要,不断地倡导、强调广大作家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乃至“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种新人物的标准是:要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要有完美无缺的品质和性格,要采用典型化的方法去塑造。这无疑是一种激进的甚至极左的理想主张。但对这样的理论,作家们也许觉得高不可攀,却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合理性,只是每个作家有自己的理解罢了。譬如赵树理就认为那种“一声不响、勤勤恳恳”的普通人物也是英雄。但在这种左的理论的鼓噪下,文学园地确实涌现了许多“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深谙文学理论的周立波,在1934年就明确说:“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画出方在萌芽的新的社会的典型。”“我们应当从广大的民众中塑造我们时代的积极的典型。”{19} 因此他对五六十年代提倡写新人物是认同的,但在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运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上,他有自己的理念和手法。

　　他确实塑造了许多新农村中的新人物,但这些人物身上却没有那种政治的和阶级的特性,而是一种源自地域文化、美好人性、新的生活的思想、情感和个性。他深知短篇小说不可能写出多么复杂、深厚的人物性格来,因此捕捉的往往是人物特定环境中某种精神、性格的瞬间闪光。譬如《张满贞》里的张满贞,原来是一个可怜的童养媳。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锻炼成长,成为县玻璃厂的厂长,后又担任了公社妇女部部长。她干一行爱一行,既有基层干部的沉稳、果断,又有年轻女性的热情、温柔。是一位优秀青年干部的代表形象,是新的社会造就了她。譬如《霜降前后》《飘沙子》刻画的是同一个人物——年轻队长王桂香。她不仅团结群众、带头苦干,善于经营、领导有方。且有大局观念,能为邻队着想,选买、喂养又瘦又小的“飘沙子”牛的事迹,凸现了她作为一个新农民的宽广胸怀和高尚风格。周立波敏锐地抓住了这些新人身上的“萌芽”状态的精神性格,作出了富有诗意的描写。作者笔下最成功的是那些年轻漂亮而又有个性的女性形象。腊妹子在广阔、美丽的大自然中学会了游泳、爬树、打弹弓,有一种自由、任性、倔犟的假小子脾气。卜春秀面对理想中的爱情和父母主张的婚姻,爱憎分明,主意坚定,把一个年轻姑娘追求自由爱情、反叛旧式婚姻的思想行为写得绘声绘色。胡桂花走出家庭,上台演戏,面临丈夫的误会和村人的议论,凸显出一位腼腆而又内秀、温情而有主见的年轻媳妇形象。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有时代色彩,但更突出的是那种聪慧、泼辣的地域性格和纯真、善良的人情人性。需要指出的是,周立波的小说人物,在类型上比较简单,他着力塑造新人物,却忽视了创造更多的中间的、落后的人物形象。其次是人物缺乏应有的深度,他热衷刻画人物美好的、正面的性格侧面,却很少深入人物心理、人性领域,揭示出人物复杂、矛盾、缺陷的一面,导致了一些人物形象的单薄和雷同。他的短篇小说中,称得上典型形象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