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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传统:我们“成功”地“断裂”了吗?

时间:2023/11/9 作者: 创作与评论 热度: 14197
宋剑华

  今年是“五四”新文运动90周年,这的确是值得中国人纪念的特殊日子,因为正是从90年前的这一天开始,我们曾不无自豪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告别了“传统”走向了“现代”。

  实际上,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讲,“五四”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变革的时间窗口,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巨大能量,却是聚集于晚清时代思想启蒙的屡次运动。如果没有梁启超等思想界与文化界前辈声嘶力竭的振臂呐喊,即使胡适与陈独秀等新锐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将一事无成。正是出于对“五四”为中国人所带来“现代”福音的热情礼赞,陈平原教授在其最近所撰写的《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下简称“陈文”)一文中,以洋洋洒洒大气磅礴的随笔感悟,尽情书写了他对“五四”意义的独特理解:在矛盾与斗争中“断裂”传统,在“对话”与“交锋”中认知现代。为此,他既不主张盲目推崇“五四”,也不赞成任意贬损“五四”,而是提出了一个“与其争论五四是不是‘文化断裂,不如转而讨论‘五四这一‘断裂是否成功”的理论命题。“陈文”对于“五四”文化“断裂”的基本看法,毫无疑问是给出了取得“成功”的肯定答案,其全部理由有七:一是“制度变迁”,二是“实际业绩”,三是“历史连续”,四是“中西兼顾”,五是“自我弥合”,六是“自我经典”,七是“不断言说”。概而言之,就是“五四”文化的“成功断裂”,完全在于它“既非全盘西化,也不是固守传统”,而“大致路径仍是融会贯通”。“陈文”固然具有发人深省的学术启示性,但同时也存在着思维悖论的自相矛盾性——既然“五四”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背叛,那么它也就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具有逻辑关系上的“成功断裂”。理由十分简单,由“帝制”变为“民国”,但其封建专制政体却并未发生“质变”;“新名词”与“新概念”的大量出现,其实际内涵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功能转变?“历史连续”与“中西兼顾”,其本身就是对“成功断裂”的自我否定;而“自我弥合”的纠正行为,则恰恰又凸显出了返祖归宗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个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自我“嬗变”,它虽借助于“外力”却依赖于“内功”,一切“外力”都是在其“内功”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才被“同化”并且加以吸收了的(鲁迅多次谈及的“染缸”文化理论,非常值得我们去咀嚼与回味),无论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还是教育制度、文学艺术,现代西洋文化名词与概念的广泛使用,尽管对国人产生了极大的视觉遮蔽性,但这就有如穿着“皮尔·卡丹”的农民依旧是农民一样,“五四”是中国文化的“五四”,而非西洋文化的“五四”——“变”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问题关键则是“变”虽“变”,到底是何种性质之“变”。

  全面探讨“五四”文化变革运动,是一项非常浩大的系统工程,恐怕任何学者都难以凭借个人之力,去完成这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任务,我本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陈文”提到“五四”文化的“成功断裂”,是“从具体而微的‘文学形式人手,逐渐推衍到构建完整的‘意识形态”;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相对所熟悉的“文学变革”为解析对象,简要论证“五四”话语“置换”的真正意义,进而对“陈文”的“成功断裂”说进行校正。

  “五四”文化变革运动,正式起步于1917年《新青年》杂志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而在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主要使命,就是要牢固确立语言变革的重大意义。胡适曾一再申明他的语言变革思想,是受“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影响”。这是因为在胡适本人的理论思维中,语言文字既是文化本体又是文化载体,故他才会以时代“工具利器”的逻辑推断,将“白话文”对于“文言文”的彻底取代,视为是“现代”观念对于“传统”观念的彻底取代,一切似乎都变得合情合理顺其自然。但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胡适及其“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时,几乎都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只是涉及两种书面表达形式,而非涉及两种不同汉字。胡适等人显然是在他们众多的论述当中,人为地制造了“白话”与“文言”的文字差别,仿佛“白话”是现代汉字。而“文言”则是古代汉字,比如胡适本人就毫不掩饰地声称:“我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如此一来,“取代”说便具有了“形而上”的合法诠释。然而,我们现在重新去理性透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概念界说,轻而易举即可发现其理论建构方面的诸多漏洞:一、胡适将“白话”定义为“‘说白的白”、“‘清白的白”、“‘黑白的白”,把流行于民间的“白话”看作是“活文字”,把通行于官方的“文言”当成“死文字”,毫无疑问,他根本就是在混淆“语言”和“文字”的本质差别。“语言”是说的而“文字”是写的,按照胡适所表述的基本观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荒谬结论——“白话”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活文字”,他们因其掌握了“白话”这种“活文字”,进而也就实现了“文”与“言”的高度统一;“文言”则是文人在官场所使用的“死文字”,他们因其坚守“文言”这种“死文字”,最终造成了“文”与“言”的截然分离。如果这一论点能够成立,那么势必会导致这样一种逻辑悖论: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百姓,他们通晓语言而不识文字,“白话”只能“说”而不能“写”,“文”与“言”在他们那里才是截然分离的;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文人,“白话”与“文言”都既能“说”而又能“写”,“文”与“言”在他们那里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统一。因此,“五四”期间的“文白”之争,原初形态只不过是一场“文言”与“白话”书面文字表达形式孰优孰劣的见解之争,它只局限于国内知识界而与社会大众无关。故胡适认为像如此一般的学理讨论,发难者应该放开胸怀听取不同的意见;可陈独秀则武断地将其视为是一场“革命”,他声言决不容许异议者匡正反驳。二、在“五四”语言变革运动的发难期,先驱者们首先便把自己陷入到了一个理论误区,即大家都在强调“文”与“言”的分离无疑就是“文言”之过。钱玄同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便执著地认为:“玄同年来深慨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后人也往往从思想启蒙的切入角度,不加区分地完全认同这种说法。我个人觉得这是影响我们理性解读“五四”的一大障碍。“文言”者,“文体”之语言也。古代知识分子虽然用“文言”去书写,但他们决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用“文言”去讲话,所以“文”与“言”的分离状态,纯属是中国古代文入的文化习性,与那些底层平民百姓的实际利益,其实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然而,在“五四”先驱者的单纯思维中,似乎“白话兴”而“文言废”,普通民众便容易掌握,好像“文言”与“白话”,分别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汉字体系——“文言”使用一种“汉字”(难),而“白话”使用另一种“汉字”(易)。当他们后来意识到了自身理论的先天不足,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中国字的难学,实在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时,《新青年》有关汉语拼音化的后续讨论,我可以借用“陈文”中的一句话来加以定义:那即是先驱者们在意识到自己理论失误后的“自我弥合”。原因在于“文白”之争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汉字形态时,倡导者所自我标榜的大众“启蒙工具论”,必然会出现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假定“文白”之争的社会受益者是平民百姓,可“文言”与“白话”的汉字难写程度却并无两样,这就直接决定了变革与否他们始终都是局外之人。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文白”之争被学界赋予了何种宏大意义的主观解释,其真正所解决了的实际问题,无外乎就是新派知识精英对于旧派知识精英的话语夺权。三、胡适在倡导“白话文”运动时,曾提出过一个“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理论概念,即希望通过“白话文学”的书面表达形式,“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创造性的工作自然是神圣而崇高的,但我们却在胡适的言论中发现,他一直都是在逻辑悖论中自我言说:“创造”意味着前人没有而由我辈实现,可他又明确承认中国早就具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而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这无疑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事实——“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几乎是同时存在于中国千年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只不过“文言文学”是以“官方文学”自居,而“白话文学”是以“民间文学”自居,由于“官方”牢牢掌握着社会话语权,故“白话文学”则难登大雅之堂。问题关键在于,这种“官方”与“民间”的矛盾对立,应是指知识阶层内部掌握话语权与未掌握话语权之间的概念区分,而与真正的民间大众却毫无任何瓜葛。知识分子的“官方文学”与知识分子的“民间文学”,以“文言”和“白话”的书面表现形式对抗了千年,只不过“五四”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相互置换的时间契机。这充分说明了“白话文学”(民间)取代“文言文学”(官方),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话语权的自然转换,而不是彻底脱离传统文学秩序的全新创造。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只要“汉字”存在,则中国文化思维则难以更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学理常识(法国著名作家都德在其小说《最后一课》中,早已对此命题做出过伟大的预言)。由于“五四”文化变革运动并未改变汉字与汉字思维,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传统文化的“成功断裂”!所以我个人认为,“五四”之“变”的真正含义,则应是:具有东西洋文化背景的胡适与陈独秀等人,聪明而巧妙地运用“白话”与“文言”的对决策略,最终实现了他们对于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社会角色的全然取代——他们不再是用“文言”书写去诠释传统,而是转用“白话”书写去承载传统——传统因汉字与汉字思维的存在而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比如,汉字形体的表义性与“五四”新文学的功利性,便集中透视着汉字思维的实用性原则。

  1918年以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由“文白”之争,逐渐转向了新文学价值观的理论建设。回归历史“原场”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为人生而艺术”的响亮口号,几乎成为了新文学作家的思想共识。“为人生”这一关键词究竟来自何方?不仅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即使是提倡者似乎也很模糊。沈雁冰曾笼统地将近代西方的“反映论”文学观,简单地概括为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实际上,在“科学”与“民主”等西方词语的遮蔽之下,新文学“为人生”的功能说,几乎构成了它启蒙现代性的全部内涵。尤其是当《文学研究会宣言》公开声称:“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对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时,“文学与人生”的直接对位,新文学必然要去自觉地承担使命意识。由于“为人生”讲求文学的实用功利性,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突然意识到“形而上”的文学理念,完全被先驱者们做了“形而下”的主观解释,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而不是所谓的西方现代思维。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反对“纯粹娱乐”与“文以载道”两种传统文学倾向,但其将“实写”等同于“写实”的错误判断一旦成立,新文学的“载道”功能不仅没有被剔除,相反还被人为地强化了。“实写”则意味着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干预,也正是因为先驱者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才会不遗余力地将古典文学打入冷宫加以否定。以现今的眼光来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批判否定的那些“亡国之音”,诸如“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等,基本上都是属于文学情感体验的审美范畴,但先驱者们却为什么要舍弃文学的内涵而去追求其外延呢?这自然是与中国文学传统密切相关。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就曾明确指出:“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被中国文人奉为真理的千年古训,只不过是在“五四”被贴上了洋标签,堂而皇之地得以合理延续。他们要求新文学必须注重“文学的功效”,“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要“写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潜的黑暗,使酣睡不愿醒的大群也会跳将起来”。沈雁冰干脆说得更为直白:“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起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当然,“五四”新文学的“载道”内容的确与古典文学的“载道”内容有所不同,这应被看作是不同时代的思维差别而已,但却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对于文学本质的固有理解——功利主义的教化功能。如此一来,“为人生”直接导致了新文学启蒙工具论的实用价值观,而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紧密结合又直接导致了它审美品味的极度弱化,这恰恰充分暴露出了中国文学思维的历史一致性原则。综观“五四”新文学“为人生”价值观的所有论述,其基本表述方式都是在“形而下”去言说创作规范,很少从“形而上”去讨论文学本体论的美学意义。所以,新文学的“现代性”价值观与西方文论无关,倒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这也是我不太赞同“陈文”“成功断裂”说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人生”的创作理论,明显赋予了中国现代作家积极入世的“战士”身份,他们大声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与肉来的时刻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新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几乎所有被学界认同的“五四”大家,他们似乎也绝不辱没自己的战士荣誉,不是高喊着“打倒”“推翻”的激进口号,便是尽情书写着黑暗人生的“血”与“泪”,从他们追求民族文化现代化的热切渴望中,我们看不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西方先哲批判理性的智慧闪光,相反却能够强烈感受到中国文人“入世”愿望的直接表达。尤其是当“五四”先驱者们将“启蒙”视为是“我”对“他者”的“教化”言说时,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又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有什么两样呢?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其早年出国留学虽然具有受时世影响的客观因素,但真正起作用的主观因素则还是读书“人世”的传统观念。1910年赴京考试前他在写给母亲的家信当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之途。”“出洋”是为了寻找新的“上进之阶”,故他留美期间始终都在做“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掌握公众言说权力,而西方知识分子希望掌握真理言说权力,由此可见“五四”反传统的狂热情绪,其主要精神资源仍是传统文人的“人世”意识,只不过这种“人世”意识也被西方色彩遮蔽后变得“现代”了而已。

  我非常理解学界维护“五四”尊严的神圣情感,因为我们必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现代”之旅。但我也觉得,与其围绕着“五四”究竟是如何“西化”的伪命题争论不休,还不如回到“五四”究竟是怎样以“内功”去化解“外力”的真命题去深入探讨。因为有一个事实是难以更改的:我们并没有因“五四”而失去“传统”,也并没有因“传统”而拒纳“五四”——“五四”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中继站,正是由于它的出现与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才得以合理传承。所以,传统不仅没有“断裂”,相反在我们身上展转延续,我们每个人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符号,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五四”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中国人将僵化了的“传统”转变为灵活了的“传统”,“传统”终于在与时俱进的“现代”过程中,以中国特色为标志维系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民族复杂情绪。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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