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成琰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发生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辩。这场论辩在五四时期便已决出分晓，它以新文学的高奏凯歌和旧文学的全军覆没而告结束。然而，这段历史和引起的话题却并未终结。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围绕着新文学与旧文学论辩的论辩又一次展开。当年属于旧文学阵营的如林纾、学衡派和甲寅派等重新浮出历史水面，获得了较多的肯定性评价，昔日的守旧、保守姿态也被赋予了正面、积极的意义。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历史局限则被凸现了出来，诸如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非学理、情绪化等一再受到人们的非议。林纾当时曾经写道：“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在当时，这曾被视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哀鸣，现在看来仿佛又成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预言。

　　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应当遵循两个标准。一是历史的标准，即把事件和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时代之中进行分析和评价，而不能脱离或超越当时的时空背景。同时，还要看其是否顺应和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从这一标准看，历史是一次性的，是不可以假设的。二是当代的标准，即用当代人的眼光、视角、高度去审视和反思过去的人和事，总结它的得失，借鉴它的经验，吸取它的教训。从这一标准看，历史又是可以重现、假设和追问的。历史的标准和当代的标准是紧密联系、不容分割的。一方面我们只能按昨天的标准去评价昨天的历史，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用今天的标准从昨天的历史中吸取走向明天的借鉴。只有这样，历史的反思才显示出意义。

　　一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新旧转型期。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旧世界迅速崩塌的情形，又向人们许诺了一个新世界即将到来的前景。于是，抨击、告别旧的，欢呼，迎接新的，成为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文化信仰。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也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核心内容。

　　新文学阵营与旧文学阵营在新旧问题上的论辩，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对“新”“旧”这一对时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差异。对于新文学阵营而言，“新”代表着晚近的先进的事物，代表着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旧”则是落后的腐朽的事物，是应该抛弃和埋葬的。鲁迅说：“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陈独秀也说过：“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这些论述是新文学阵营新旧观的通俗表达。可是，在旧文学阵营的眼中，“新”只是潮流的还未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往往是过眼云烟和昙花一现，其中有太多需要去掉的夸饰和虚伪，而“旧”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是过去的精华所在。章士钊说：“盖旧者无他，乃数千年来巨人长德方家艺士之所殚精存积，流传至今者。”正因为对新、旧概念理解迥异，所以，他们对新、旧拥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新文学阵营在欢呼、拥抱“新”的同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旧”有的一切。他们主张“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旧文学阵营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旧”的守卫和发展上。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们一味反传统非常反感：“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因此，他们应该挺身而出，廓清人们对旧文化的误会，修正新文化路线的偏差。

　　其次，表现为对“新”“旧”关系的处理上也是南辕北辙。新文学阵营更多地强调新旧异质、对立的一面，认为新与旧的关系是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的。立新必须破旧，不破旧就不能立新。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说得很清楚：“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与新文学阵营相反，旧文学阵营更多地强调新旧同质、融合、继承的一面，认为破旧不能立新，只有承旧才能立新。吴宓说：“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见”，“旧有之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所以，他断言：“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无独有偶，章士钊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他也得出结论：“以舍旧无可以为新也。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他们甚至淡化和消解新旧之界限，一再声称文学、文化无新旧之分。“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总之，他们力图从哲学意义上来辨证地阐释新与旧的关系，以此来批评新文学阵营的“新”，同时为自己的守“旧”寻求理论依据。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要求面前，新文学阵营无疑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赢得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出现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无论新文学阵营如何“偏激”、“片面”，它都完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化。这一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是应该彪炳史册，不容抹杀的。相反，在当时的时代潮流面前，旧文学阵营却显得极为被动和尴尬。不管他们在学理层面如何“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但他们的声音在当时却十分微弱，并被人们视为保守和反动。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出来为反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辩解：“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非必不欢迎欧美之文化也。若遽以反对该运动之主张者。而即斥为顽固守旧。此实率尔不察之谈。”即便以昌明国粹、维护传统文化为使命的旧文学阵营，也不愿背上“顽固守旧”的名声，可见当时“新”之盛，“旧”之衰。

　　不过，也应该指出新文学阵营的新旧观所存在的偏颇。他们一味崇尚“新”，一味抨击“旧”，对新与旧均缺乏具体、细致的分析，并把新与旧简单化地对立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文化的演进是一个变革与承续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更多地注重变革、飞跃、断裂等，忽略了传统的价值与继承的意义，这不仅在学理层面有问题，而且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乃至20世纪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一些消极的、负面的影响。诚如王元化所说：“这种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所以谈论旧的就被目为回瞻，批评新的就被目为顽固。”而旧文学阵营虽然是论争的失败者，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新旧观毫无可取之处。他们的“不知旧物，决不能言新”，“舍旧无以求新”，“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等观点，虽然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但对新文学运动信奉的“进化论”有某种理论制动作用，可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建构。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旧文学阵营“舍旧无以求新”的落脚点主要是“保旧”而非“求新”，这一点恰恰是历史所不需要的，所以，旧文学阵营

　　遭到冷落与失败就不是偶然的了。

　　实际上，新与旧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相依存的，新、旧二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常常互相转化的。对新、旧二者的价值判断也不能失之简单化，新者未必是，旧者未必非。尤其是思想、文化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民族心理、道德、生活、风俗的生成、积淀、流变的过程，更不能仅仅以新旧作标准来衡量它的价值。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文化可能需要“破旧立新”和“弃旧图新”，但在更多的时候，文化需要的恐怕还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这也许是我们从当年那场新旧之辩中获得的启示。

　　二

　　与新旧冲突密切相关，中西比较是新文学阵营与旧文学阵营论辩的又一核心问题。双方不约而同地把“新”与近现代西方文化相联系，而把“旧”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东方文化。在新文学阵营一方，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很自然地就演化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输入。在旧文学阵营一方，对“新”的反感，使得他们对西方文化保持着足够的审慎，而对“旧”的偏爱，又使得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并顽强地进行坚守。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新青年》的同仁们就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对中西文化的优劣进行了比较。陈独秀认为，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权、实利为本位，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以安息、家族、情感、虚文为本位，“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陈独秀宣称：“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与陈独秀相呼应，李大钊也写下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他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今日东方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他断言：“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而中国民族要复活，“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正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们用西方的价值体系、理性精神和怀疑意识去重新审视和评判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遗传下来的制度习俗、圣贤教训、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等都大胆地进行了置疑。胡适借用尼采的话，喊出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正是这种“价值重估”和扬“西”抑“中”，鼓舞了人们对传统的反叛，导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激烈的反传统思潮和全盘西化倾向的出现。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氛围，使得新文学的诞生，不是以肯定传统，复兴本民族历史上某一黄金时期的文学为己任，而是以否定传统，引进西方近现代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观念和文学样式为目标。在新文学阵营声势浩大、咄咄逼人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面前，旧文学阵营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多角度地进行驳难和抨击。首先，他们置疑新文学阵营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旧文学阵营对传统文化深存敬意，极力赞美。“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因此，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挖祖坟”的反传统行为表示了不解和责难。林纾不赞同那种将中国的积弱积贫的最终原因归之于文化和传统，他置疑：“呜呼!因童子之赢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学衡派也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于孔教的做法进行了反驳，他们的观点正好相反：“盖中国之最大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其次，他们批评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的片面引进。事实上，旧文学阵营虽然依恋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对西方文化却并不排斥，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追随者。因此，他们抨击的主要不是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缺乏精深的研究和盲人摸象式的介绍。梅光迪说，“彼等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吴宓也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酡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第三，他们反对新文学阵营全盘西化的主张。旧文学阵营不愿意以牺牲原有精神文化为代价，不愿意毫无保留地向西方文化靠拢，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强调中西文化调和，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

　　20世纪初，在中国文化要求转型、突围之际，历史选择了新文学阵营，人们欣赏并容忍了陈独秀们那种在中西文化之间当“存其一必废其一”的极端姿态与偏激言论。正是这种极端姿态，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在短短的几年内，摆脱了几千年的自大与封闭，走向了开放，走向了与西方文化融汇、对话的新起点。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末，当中国文化由“破坏”转为“建设”，当中西文化由“对立”走向“交流”，学衡派当年所主张的“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的观点，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仅在学理层面而且在历史层面均显示出合理性，并且成为今天人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的学术资源。

　　历史再次证明，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化需要。

　　三

　　如前所述，新文学阵营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立和冲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彻底决裂的攻击姿态。这种攻击姿态表现在语言形式方面，便是抨击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胡适在1917年初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陈独秀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予以响应。顿时，白话文运动掀起轩然大波，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数千年“言文分离”的传统，白话文成为文学的正宗，并成为整个社会的语言工具。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文言文传统，一两年之内便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彻底改变，白话文运动来势之猛，成效之明显，大约是连倡导者也始料不及的。

　　新文学阵营是从以下三个层面抨击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首先，是从语言层面。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认为，文言文是半死或已死的文字，文言文所产生的文学是死文学，是没有价值的文学；而白话是活的语言，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是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优美适用”，“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骨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等等，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其次，是从进化层面。胡适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

　　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钱玄同也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进化的，断没有永久不变的；文字亦何独不然”。他们运用的都是进化论学说，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的语言，白话是文言的进化，非是文言的退化，文言因为“言文分离”，因为与时代和广大群众脱节，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再次，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敏锐地意识到，文白优劣之争并非仅仅是语言形式问题，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任何一种语言方式都与一种价值体系紧密连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要反传统、反封建，就必须颠覆它的语言方式。所以，钱玄同才决绝地主张不仅要废除文言文，甚至要废除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当然，钱玄同也意识到废除汉字不易实现，但认为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却是可以做到的。应该说，新文学阵营对文言文的抨击是致命的和毁灭性的，对白话文的提倡也有着历史的根据和时代的要求，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也就势所必然。

　　当然，旧文学阵营也对白话文运动给予了回应，尽管这种回应在白话文运动浩大的声势与逼人的气势面前显得十分微弱。首先，他们认为文言文不能废，因为文言文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母语，国家不亡，文言文就应该存在。“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其次，他们鄙视白话文，认为白话文鄙俗粗率，是“都下引车卖浆之徒”、“京津之稗贩”所操之语，不能表达精深之义，不能登大雅之堂。并且指责自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批评白话文学没有出现好作品。第三，他们主张即使提倡白话文，也不一定就要废除文言文，相反，应该吸纳、继承中国文化和文言文的传统，以此来丰富和完善白话文。“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第四，他们认为文言文同样可以用来表达西方的思想和时代的精神，文言文并未过时，仍有它的生命力，用不着改弦更张。“总期以吾国之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显然，上述观点除了认为白话文应该吸纳、继承中国文化和文言文的传统尚有可取之处以外，其余大都显得偏颇、迂腐、不切实际、不堪一击。尤其是当新文学阵营不断地运用白话文创作出众多的且不乏优秀之作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作品，不断地显示新文学的实绩时，旧文学阵营除了搬出马班韩柳的古文作品，再也拿不出新鲜货色，更无法用文言文创作出有分量、有影响的作品，它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必须看到，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在表面上看来，只是语言形式的变化，而实质上它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全面转型。白话文所体现的本质内涵除了外在语言形式的“言文合一”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启蒙思想内涵。二者取代关系的背后，潜隐的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胜利。尽管白话文在当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但这只是如何改进的问题，而不能成为否定它的理由。旧文学阵营显然没能看清时代的发展趋向，他们出于对文言文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守护，反对白话文运动，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其结局注定是可悲的。时至今日，白话文并不是如章士钊彼时所断定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相反，文言文倒是验证了这句谶语。

　　四

　　从新文学与旧文学论辩一开始，双方就分别呈现出激进与保守的特征。在后来对这场论辩的反思和重估中，新文学阵营理所当然地被置放于文化激进主义的范畴，而旧文学阵营则顺理成章地被安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称号。应该说，这种分野与评价符合历史的真相。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激进”与“保守”的特定内涵及其历史作用。

　　在五四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分水岭就在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主张全盘颠覆传统的是为激进，主张固守本土文化的是为保守。事实上，新、旧文学阵营在新与旧、中与西、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中，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对待传统这一核心问题来展开的。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使新文学阵营与文化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开始了文化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而对传统的竭力守护，则使旧文学阵营与文化保守主义血肉相连，并背上了近一个世纪的骂名。

　　对于新文学阵营的“激进”，我们应该作进一步的辨析。首先，新文学阵营的“激进”，既是他们整体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也是他们具体的文化策略和论争方式。新文学阵营之所以采取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且不容他人匡正，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传统太强大，现实太黑暗，而中国历来有折衷、调和的习惯，不用过激手段不能产生效果。陈独秀有一个比喻，他说：“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因此，对于新文学阵营的过激姿态不必过于较真，因为在他们那里，激进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一种姿态，或一种策略，是为了扩大声势，增强冲击力和震撼力，以达到促进社会转型、推动历史前进的目的。其次，新文学阵营一方面力主“激进”，另一方面也不乏“宽容”。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蔡元培。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平等对话，反对独断专制、排斥异己的观点，对新文学阵营的“激进”主张不啻是一种补充和缓冲。胡适在谈到《新青年》的办刊政策时也说过：“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这对陈独秀“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观点也是一种修正。事实上，《新青年》上所开辟的“通信栏”就刊载了不少持不同意见的来信，有的持论还非常尖锐。编者的答复却大都心平气和，平等交流，以理服人。可以说，《新青年》用书信构筑了“中国杂志上第一个真正自由的公众论坛”。再次，新文学阵营在激烈反传统的同时，又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在理智上激烈地反传统，但在情感上又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在价值判断上大力推崇西方文化，但在个人的爱好和治学兴趣上，又都偏爱中国的文化遗产。他们在整理和研究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旧文学阵营虽然竭力赞美和维护传统文化，但在整理和研究传统文化方面却乏善可陈，其建树与成果反而远不如新文学阵营。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拘泥于传统，食古不化，反而守不住传统，甚至会断送了传统；而对传统进行改革、创新，反而会激活传统，使传统发扬光大。

　　对于旧文学阵营的“保守”，也应该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首先，旧文学阵营的“保守”是相对意义上的，而并

　　非一味的保守、反动。他们也不满现状，也主张变革，只是他们赞成渐进的方式，反对激进和突变。在新旧冲突中，他们维护旧的，却并不反对新的，主张新旧调和；在中西比较中，他们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却并不反对西方文化，主张中西融和；在文白之争中，他们维护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却并不反对白话，主张文白并存。但是，在旧文学阵营的稳健和两全的姿态中，他们的侧重点和落脚点无疑是放在传统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旧文学阵营与新文学阵营出现了根本的分歧。其次，旧文学阵营在“保守”的同时，也不时流露出激烈和极端的情绪。应该说，在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辩中，双方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思想行动特征，表现出了一定的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倾向。新文学阵营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林纾则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学衡派更是与新文学阵营针锋相对，甚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彼等既不能容纳他人之学术思想，他人亦可不容纳彼等之学术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旧文学阵营与新文学阵营在深层具有共通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中国的保守主义在文化层面上与激进主义一样具有一元论的思想性格，将传统与现代置于价值天平的两端，只不过取向相反；在学术文化讨论中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混淆事实与价值两重世界，缺乏开放、宽容的学术态度和多元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与激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势不两立，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应该说，“激进”与“保守”本来就是无所谓褒贬的一对概念，无论何时，它们都，必然相伴而行、相辅相成。在五四时期那样一个社会和文化要求转型和变革的时代，新文学阵营扮演了文化激进主义的角色，适应了历史的需求，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演出了一幕波澜壮阔、至今令人神往的活剧，其功不可没。我们不能因为它的某些局限，而否定新文学阵营的历史功绩。同样，旧文学阵营在当时对文言文的维护、对古典与经典的偏好，对中庸调和的执着，对新文化运动缺失的批评，也不能被仅仅看作是旧式文人自慰自怜的写照，而是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的历史延续性的一段外化形式，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制衡与纠偏，其历史作用也应予以肯定。不过，我们不赞同新保守主义者们一味抬高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地位，一味贬斥文化激进主义作用的做法，因为历史的时空不容倒置和错位。

　　在正常状态下，“激进”和“保守”都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都有它们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而难以沟通，相反，二者之间往往出现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我们应该进一步软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硬性边界，使二者之间生成一种良性循环和一种互动关系，使得新世纪中国文化在良好与和谐的文化氛围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