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亮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已有的成果已经表明，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深具价值和潜力的研究对象。十七年文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品质已经赋予了当代文学以充分的学术尊严，除此以外，它所产生的思想力量也已经有力地参与了当代社会的变革。对于生机勃勃的研究而言，适时地总结一下得失，理一理学术界纷乱的思绪，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十七年文学研究整体上无疑处于初始阶段，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外部规范和文本解读方面，文本解读又多集中在长篇小说名著上面。特别是近年来，文本重读类的著作比较集中地出现，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路径，也暴露出研究者主体立场和学术理念的差异，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便成为写这篇文章的契机。这篇文章不打算也不可能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而是致力于文本研究的述评及其背后所依持的理念的梳理，进而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供大家讨论。

　　一、重读文本：文学史研究的突围策略

　　文本，是文学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史的血肉。对于研究者而言，它是发言的最基本、最直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每一部文学史都花费大量的笔墨，对大量文学作品进行选择、排队、定性、评价。文学史叙述的信念相当程度上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论断上面。每一部入选文学史的作品以及与其两位一体的阐释，有力地构建了文学史的大厦。文学史叙述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因而“大厦”显得无比坚固，似乎牢不可破，而其间忽略、遗忘、压抑和排斥的过程却消弭在文学史中。具体到中国当代的文学史研究，这种特征格外的强烈。

　　崛起于艰难之际的现代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族意识的觉醒为重要特征。20世纪迈入当代(1949)之后，这种关于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更加坚定。以此为奠基，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史的编撰和大面积教育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学史叙述者所阐述的文学理念、所判定的经典已经内化为接受者的常识。从内到外，从编撰到接受，文学史叙述可谓固若金汤。

　　当然，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但代际之间的转换无疑是艰难的。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转换所携带的巨大冲击力之外，文学史研究还需要学者们大胆辛勤的努力。并且就中国的境况而言，文学史研究常常是社会意识变革的“早飞燕”和“报春花”，文学史研究者大胆前卫的观念常常成为社会变革的征兆。如此的处境，决定了文学史研究的变革，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大破大立式的。相反，它极为讲求策略，选择已往文学史叙述最为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它善于发现叙述的缝隙，善于质疑暧昧的论断。那么，具体的颠覆又从何着手呢?事实告诉我们，突破点常常是文本，突围策略常常是文本重读。

　　文本重读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突围策略不是偶然的，它主要由于文本的特性而决定的。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特性是美感精神，而美感的意蕴是无尽的。这成为文本重读无穷无尽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史研究者眼里，文本是一个信息库，它的创作过程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的编码过程。在文本所容纳的信息里，有些是作者有意识地表达的，有些则是集体无意识式地传达了社会的经验和时代的精神。由此。研究者发现了新的解读空间，并产生新的文本阐释。

　　也必须指出，社会的变革所促成的解读立场的转变也是文本重读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往往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因为毕竟文学审美精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显在的、非隐秘的。比如，面对十七年文学文本，很多研究者都有一种“读不进去”的感觉，这便是立场变化所带来的审美阻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重读文本是一个永远持续的工作。不过，文本重读的大量涌现往往出现在大变革的时代。就近取例，80年代就是一个文本重读声势蜚然的时代。80年代整体上笼罩在“新时期”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之下，文学研究界弥漫着“重读”“重评”“重新发现”“重写”的冲动，充溢着“改革创新”的焦虑。在80年代，文学界重读了《野草》、《子夜》、《在医院中》等在过去文学史中受到不合适解读的作品，重评了鲁迅、茅盾和丁玲、鸳鸯蝴蝶派等受到不恰当对待的作家，重新发现了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穆旦等作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等文学现象和思潮。这些研究和评判，发展到后来，就必然是“重写文学史”。从单个的文学作品到作家再到创作思潮，最后到文学史，可以看出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出颠覆文学史写作的研究策略。同样，90年代到当下，相对于80年代而言，又是一个革新的时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远非80年代的人们所能想象，因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时段(比如“新世纪文学”)是可以成立的。同时，90年代是文学界思想分化的年代，研究者主体很难取得像“新时期”那样的高度一致性。但无论如何，对80年代的反思(或者说颠覆)已经开始，而在当下更是如火如荼。

　　如前所述，全面地颠覆一个时代的文学叙述是困难的。当下的文学史研究，也必须从文本重读开始。事实也正是如此。本文所考察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是一个敏感而又颇具吸引力的领域。各种思想的力量都在这里交织，各种立场都在这里显现。面对这样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者都采取了相似的研究方式——文本重读。这除了研究者的学术敏感之外，可操作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综合研究而言，文本重读也是较为容易着手，较为快捷的。当然，文本重读的意义呈现与工作量的大小也是相辅相成的。

　　十七年文本的重读其实早已开始，除了执着于价值评判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之外，黄子平、孟悦、唐小兵等人所从事的话语解构式的重读工作在90年代初已经开始。他们的重读工作集中体现在唐小兵所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中。虽然此书在香港出版，大陆难得一见，而且所读文本不限于十七年，但唐小兵等人的工作对当前盛行的十七年文本解读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一点，本文将在下面进一步展开论述。

　　二、寻找异端的冲动与现实刺激之后的调整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在述及十七年文学这一段时，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惋惜：惋惜文学的苍白无力和政治化，惋惜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惋惜“人与自我的失落”，惋惜作家主体性的丧失，惋惜文艺政策的粗暴和僵化。而这样文学史施之教育，使得人们对十七年文学充满了厌倦和愤慨。对于以“文学性”“人性”“主体性”为主导文学观念的八十年代而言。十七年文学主要是以负面的形象见诸文学史的，政治上不正确，艺术上不成功。十七年文学给人留下的主要是深刻的教训。

　　然而，严肃的文学史研究者并不甘心于十七年文学满目凋零的局面。于是，“对50～70年代，我们(文学史研究者)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在寻找“异端”声音方面最为努力的，是陈思和及其率领的研究群体，代表论

　　著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此书别开生面，以作品解读为主要内容，通过对作品的有力解读建构当代文学史的新范式。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十七年文学叙述中，本书提出了“潜在写作”和“民间形态”两个概念，并由此发掘了一些新人新作(比如张中晓《无梦楼随笔》)，重新阐释了一些文学作品，其中不乏精彩的分析。“潜在”也罢，“民间”也罢，其实都可以说是“异端”。凸现异端的精神意义，贬抑正统写作的价值，这种文学史写作赋予了本书浓重的建构色彩，它显然在自信地向人们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

　　本书所提供的对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和B0年代流行的观念无疑，有些直接是“重写文学史”的结论。在对十七年文学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本书有意识地预设了一个二元对立结构，即主流压抑着民间、公共政治压抑着潜在的写作，从而对主流写作的复杂性、对民间写作的背谬性估计不足，或者说缺乏理解之同情。这些都导致了文本解读乃至文学史写作的简单化现象。也许，正是建构一种文学形态的努力，使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切建构所带有的特征：褒扬一部分、贬斥一部分、压抑一部分、遗忘一部分。我们从这部文学史的阅读过程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感受：作者在有力地守护个人的精神独立和自由，有力地守护文学的纯粹性。而这是不是文学史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所要担负的承诺呢?是不是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呢?它究竟会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和讨论。

　　与陈思和等人的论述相对，一些学者对十七年文本的解读逐渐呈现肯定的倾向。这些学者的研究源于对80年代话语的反思，并且与国内日渐浓厚的新左派氛围密切相关。这样的学术立场很大程度上基于对现实的关怀。90年代以来，国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社会公平问题，三农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具有强烈承担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同时反思十七年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对十七年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些研究对十七年时期的政策做了崭新的阐释，其中不乏历史去魅之后的合理肯定。研究者希望这些思想资源能对当代社会有所贡献，对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有所补充。(比如，对于农业合作化和鞍钢宪法的研究，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研究者从中得到启示，从而开始“回眸”十七年文学。这些研究者竭力清除由于对十七年政治的否定而带来的对文学的否定。他们认为，文学是想象历史、组织生活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文学是意识形态建构常常借助的力量。十七年文本对未来生活的设计，对理想人格的诉求，对民主平等社会的期待，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向往，无论多么幼稚可笑，都蕴含着生活的真谛，都是值得尊重情愫。十七年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激情，是人类自身生命的确证，是一股潜存于人类内心的永远向上的力量，而这些在今天这个萎靡的社会里严重匮乏。基于这一立场的文学作品解读，对十七年文学作品想象未来、组织生活的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其中蕴含的真诚的文学精神和充沛的生活激情进行了由衷的赞美。这些都是文学研究界久违的声音。但是，这样的解读无疑带有情感宣言、社会批判的性质，尽管它对惯常的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我们仍旧无法从正面获知足够的历史信息，同时也无法无保留地认同他们的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们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颠覆80年代文学史大叙述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鼓舞人心的。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术化，主要体现在以洪子诚为代表的学者所从事的工作上面。洪子诚等人力图摆脱各种流行思潮的干扰，独立地进行历史认知工作，尽可能地将历史历史化。这些学者在研究过程当中，致力于文学一体化过程建构的描述，其对史料的掌握、爬梳、分析的程度比之古典文学研究毫不逊色，其判断的严肃性也让人诚服。这种方法运用到文本解读方面，同样地令人叹服，得出的结论稳妥有力而又令人耳目一新。这方面较为有代表性的论著是李杨、董之林、蓝爱国、余岱宗、萨支山等人的著述。这些解读与前两种解读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把文本视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编码系统，解读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因此，解构主义成为其理论支撑，尤其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知识考古学》所阐发的理论，成为他们论述的直接依凭。这样的解读明显承唐小兵等人的余绪而来，并且有后来居上之势。

　　李杨等人的学术化解读搁置了价值评判的争议，从而集中力量研究文本生成的全过程。这样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文本内部，从人物形象的设置、矛盾冲突的处理、人物欲望的释放和压抑、创作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等层面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分析，胜义纷出。比如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中对《林海雪原》体现的传统小说意味的分析，对通俗这一文学品质进入革命文学后境遇的分析；对《红旗谱》叙述中家族复仇与阶级斗争的巧妙置换，对作品中作家所做的对阶级斗争田园诗般的暧昧书写的无意识心理的描述；都是令人叫绝的。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虽不免有些粗糙，不大侧重于微观的艺术层面，但掩饰不住眼光的敏锐。其对《保卫延安》《红日》等革命战争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兵的文化与兵的英雄，及其对于国民素质塑造的影响的分析，都是发前人之未发。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以艺术分析见长，他以对小说结构的精细分析论证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事实：文本在微观层面出现的缝隙是其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萨支山的文章《农村题材小说》融艺术分析与思想论证为一体，分析了《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三者之间的互文性，足见其研究功力之深。董之林的两本著作《追忆燃情岁月》和《旧梦新知》，体现了作者对十七年小说创作的持久关注，两书属于整体综合的研究，无法集中笔墨对单篇作品进行分析，但是其所倡导的“理解之同情”解读理念却不容忽视。作者在书中不惮其烦，花费大量笔墨来阐明自己的学术理路，大概是意识到文本解读的不严肃会影响到整体研究的科学性，而发此肺腑之言吧。

　　值得注意的是，李杨等人对作品的观照带有一种现代性眼光，即认定十七年文本所体现出来的写作征候是现代性的，在文学史上是空前的。这不仅包括作品的美感形态和想象方式，还包括作品所呈现的感情质地和叙述信念。这就和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写作陈旧落后的妖魔化定性拉开了距离。这一变化无疑是深刻的，这反映了研究者对“艺术独立”观念的反思和历史感的增强。

　　三、需要警惕的与需要完善的

　　前面论及的三种文本解读策略，都具有相当大的活力，但是也潜藏着一些危险，影响着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这里本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原则，指出一些不太好的倾向来，希望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上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一些文本解读确属精彩，但也有一些解读出现问题，不能让人信服。比如书中对赵树理小说《锻炼锻炼》的解读，就有曲解的倾向。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晚期的小说的名篇，据作者自己说，是“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从作品的风格和情感基调而言，仍旧是“问题小说”的路子。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的解读，却与此截然相反。书中认为：小说反映的是新型干部为了完成国家指令任务，而对农民进行强制威压的现象。作品中两个反面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体现了赵树理对之的肯定，进而体现了赵树理对农村状况的忧虑。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当时的新型干部所执行的政策不应当被肯定，小说中反映的压制农民的现象也是确实存在的。作为一种反映论式的社会历史解读，这样的论断未尝不可。但要说这篇小说从深层次上体现了赵树理的对农村政策的反思和批评，则是没有根据的。就文本内部而言，小说的褒贬倾向很鲜明，这也是赵树理一贯的风格，所谓曲笔讽喻，很难获得文本的支持，也很难纳入到宽泛的文本意图场域中。就当时赵树理的个人遭际而言，他虽然对农村中的很多问题有看法，忧心忡忡，但绝没有发展到怀疑党的政策的地步。他所忧虑的多是一些具体的局部性的问题，而且此前此后都写过和政策相一致的小说。而且，以赵树理的为人为文，作者自述应是可以相信的。《教程》对《锻炼锻炼》的解读之所以有问题，就是没有考察相关的事实，过分依赖推断的力量。其逻辑是这样的：赵树理写小说前后正对农村政策有意见，必然会在创作中有所反映。迫于压力，只好曲笔行文，明褒实贬。这是解读者最为青睐的异端声音的表现方式。而曲解文意、大胆假设疏于求证的根本原因则是寻找异端的过于强烈的冲动。

　　对十七年文学作品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主观评判的色彩也相当浓厚，同时缺乏“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不过，这种研究对自己的定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不期冀重写文学史，只希望参与社会变革。因而这类解读属于社会历史批评，也不大会有意识地曲解作品的话语含蕴。鉴于目前这类解读文章较少，问题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本文不打算作更多的评述。

　　在学术化文本解读的学者当中，李杨是文学史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最为明确的一位。他在一系列文章中，不遗余力地倡导对当代文学史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尽可能地呈现当代文学复杂的图景。对于文学史叙述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作品评判，李杨深刻地认识到其话语性质，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竭力避免价值判断的介入。李杨的警惕使得他的解构式阅读更为彻底，也使得文本中被价值评判所压抑的信息更大程度地释放出来。在此基础上，李杨得以从容的从文本进入历史，发现历史的诡异性和破碎性。李杨对自己文本研究方法论的解释为：“不是研究‘历史中的‘文本，而是研究‘文本中的‘历史，或者说，关注的不是‘历史如何控制和生产‘文本的过程，而是‘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过程。”这诚然是理想和高妙的研究方法，但事实是文本和历史相互纠结在一起，生产与被生产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即便李杨本人的研究也难以做到这一点，除了对十七年文本所生产的现代性想象进行认定之外，李杨的大量工作还是体现在对历史生产文本过程的描述中。在我看来，在历史与文本之间分得过于清楚是没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倒是先入为主地预设好解读的策略和着眼点。任何先在理念的预设，即便是成熟的宽泛的，也会给文本解读带来拘谨和限制，它在发现一些东西的同时又压抑了一些东西，文本携带的历史信息没有最大化地传达出来，而这又是人可以有意识地避免的。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虽然标明“解构”，但在书的前言部分预设了三个颇具有说明能力和有效性的概念：现代性、日常生活、物质话语。接下来的文本解读围绕着三个概念展开，由于预设在先，文本解读进行得就不是那么从容，有很多丰富的话语含蕴无法揭示出来，有时明明观察到了，但不好逸出自设的框架。本来自由自在的发现历史的过程变成了求证三个概念的过程。知识考古成了无知识可考的沿着固定路线的旅行，这大概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也有把规训过程简单化的倾向，认为规训的过程是一对一的，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不过，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受种种条件所限，恐怕也只能如此。

　　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文本解读，在暴露出问题的同时，也显现了进一步完善的契机。在精彩的文本解读中，我们不时地发现其对文本内外信息的大量而又灵活的运用。“知识考古学”的魅力在这一过程中再一次显现出来。所谓“知识考古学”，不过是严肃学术工作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它拒绝先入为主的判断，主张完备的史料搜集，致力于对“讲述话语的年代”的描述。正是如此，它直接契合的学科便是学术史研究(包括类学术史性质的研究)。当然，它对于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文本历史化的解读，也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具体到解读实践，就是注重对史料最大程度的掌握。在文本解读中，每一条相关信息的发现，都是对文本意蕴的丰富，都是对文本解读确定性的进一步把握，并由此生发出更为深刻的阐释。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强调了书中所解读文本的互文性，在解读的过程中，征引了大量资料，排比分析、择善而从，“知识考古”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对30年代左翼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做了具体而富有意义的比较，以此为铺垫，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做了充分有力的论述。萨支山对《创业史》的解读考虑了作者的因素，认为柳青40年代《种谷记》的撰写与《创业史》之间有着承续关系，其间反应着作者思想的发展，因而柳青的创作绝非完全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孙先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一文，拨开纷纭解释的迷雾，从作者处境出发，利用拉康镜像理论，认为作品属于成长小说类型，反映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对如何塑造自身的忧虑。这些解读新见迭出而有理有据，没有故作惊人之感。

　　四、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的必要与可能

　　将文本历史化的解读，必然重视对文本语境的研究。在这里，语境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创作的背景和过程，还包括文本产生之后的遭际，比如读者反应、文学批评乃至文本的修改等等。当前已经有研究涉及到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但还不自觉，没有全面展开。在本文所述及的论著中，已经显现出语境研究的必要和可能。其中，最为醒目的是，这些研究昭示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的紧迫性。

　　在十七年文本解读实践中，对当时相关文学批评的分析，几乎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李杨在分析了《林海雪原》的传统因素之后，又分析了围绕《林海雪原》的评论，从而得出结论，即《林海雪原》完全依赖传统形式虽然带来了普及的成功。但不是最理想的写法，主流批评界所期冀的是对五四传统的超越而不是摒弃。这就打破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当代断裂”的流行文学史叙述，极具思想冲击力。李杨的论述朴素而又平静，表现了深沉的历史感。李杨在论及《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形象时明确指出：“‘50～70年代的红色批评家的水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低劣，直到今天，我们对朱老忠形象意义

　　的阐发听起来仍然像是对他们的陈词滥调的复述。虽然他们还不会用‘成长小说这样的时髦概念来定义《红旗谱》，然而他们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朱老忠形象承前启后的意义。”他明显地意识到十七年文学批评可能生发的研究空间，因而在解读其它文本时，也不同程度地对相关文学批评进行了研究，获益颇多。萨支山在研究《三里湾》《山乡巨变》和《创业史》之间的递进关系时，充分引用了当时的文学批评，有力地说明了十七年语境里农村题材小说的成功与失败，阐释了那一时代的文学理想和审美精神。余岱宗在其论著中提出：“在革命意识形态严格控制各种精神产品生产的时代，在主题层面上，至少是在‘显在的主题层面上，‘政治不正确的文艺作品几乎不存在面世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遭遇批判，通常都是在微观的叙述感性层面上为权威意识形态所排斥。”因此在艺术分析时，引入了一些当时的文学批评作为证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实余岱宗的研究并不彻底，既然意识到作品主要在微观艺术层面出问题，那么就应当意识到问题的发现者多是职业批评家，进而加重文学批评研究的份量，而不是让其流于论证的点缀。当然，也无庸讳言，文学批评研究的介入，意味着劳动量的加大，研究难度的提升。

　　不过，在我看来，文本解读中文学批评研究介入的必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困境，也许正说明了十七年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里，我愿意不揣浅陋，阐述一下我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必要性的理解。

　　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其首要的意义便在于对当代文学史的更全面、更深入、更真切的了解。当代文学五十余年的历史，风雨兼程、曲折多变。其中，文学批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因此成为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这一点，已有的文学史著述已经能够证明。就文学批评本身而言，其在文学认知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样态风貌，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而言，当代文学批评所体现出来的对文学性的诉求、对文学生存环境的期待、对文学价值的探询以及对文学未来世纪的想象，是更为急切和强烈的。当代文学批评史是一部充满着焦虑的历史，其内在的紧张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具有丰厚的认识意义。不研究这段纷纭复杂的批评史，我们将会长时期停留于自己所建构的观念里面，而对历史只能做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和想象。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在许多十七年文学研究著述中，有一个频繁出现的词——“主流意识形态”。研究者习以为常地使用它，但它包括哪些具体含义，这些含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在何种场合何种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都是待解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单靠文本解读远远不够，而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的进行则显得十分重要。

　　其次，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文学批评触及了很多重大的、关键的、敏感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而且对之做了艰苦卓绝、持久深入、富有成效的探索。文学批评当中凝结了时代的中心精神，凝结了我们民族杰出的文化智慧。今天，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保持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命题。当前我们国家纷纭复杂的文化状况、艰难的文化处境以及全球视野中较为模糊的文化身份，也要求对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入的反思。在此背景下，研究十七年文学批评史，必将带给我们一份清明的理性。

　　十七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是一片待开垦的学术园地，也是具有丰厚思想资源的学术领域。文学批评对文化建构的参与、文学批评的理想诉求、批评命题的演绎、文学批评的紧张和焦虑、文学批评家的心智与修养、文体批评的探索、批评方法论及模式的建构、批评资源的变换更替、批评文体风格的经营等等，都是批评史应当研究的对象。

　　五、难以摆脱的困扰：价值判断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被视作文学批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警告声一直不绝于耳。原因不外乎当代文学去今不远，无法获得历史的质感。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代思想文化界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直接体现出来，这使得它无法获得如古典文学甚至现代文学一般的学术品格。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越来越具有历史化的可能。十七年文学研究也越来越呈现学术化的趋势。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价值判断的焦虑，“文学性”的焦虑，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困扰着人们的研究实践。这一问题也是本文所想尝试着探讨的。

　　本文在评述十七年文本解读的过程中，较为明确地表达了对学术化的解读策略的认同。但这并不代表本文的价值虚无主义立场。原因在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个人化、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众声喧哗的结果无非是自说自话，思想的深入对话和交流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水到渠成。更重要的是，获得一个成熟稳健的立场变得分外的困难。我们今天言语干脆利落，却无法把握明天会说些什么。面对层出不穷、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合理性，恐怕只有保持沉默。上文述及的文本解读，不乏立场坚定、言辞铿锵者。有对80年代文学观、价值观近乎顽固的守护，论述的语调里含着“八十年代遗民”式的悲壮；有对左翼革命的激情澎湃的返顾，昂扬的斗志动人心弦。但这些无法获得人们毫无保留的认同，在文学史研究实践中，也必然造成新的盲点，这很难说是一种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也许，这些论调的提倡者本无意于纯正的文学史研究)。

　　相比之下，将十七年文学历史化、学术化的研究者，所进行的工作几乎是一种无边的解构。将信念历史化、知识化，对价值进行去魅消解，对于光环笼罩的人文学科而言，这些研究似乎异常的冰冷和残酷。但我以为，不能因此误解，这些研究没有体现出建构的诉求，只不过这种诉求由于谨慎而显得遥远和渺茫罢了。这正如提倡“将一切历史化”最为热情的学者李杨所说：“如果不充分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根本无法真正‘反思激进主义，‘反思革命。”然而李杨等人也有挥之不去的困惑，即无边的解构必然要解构到主体自身，令人无所适从。这就陷入了庄子式的相对主义的陷阱。这同样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任何研究都是阶段性的，不可能穷尽一个研究领域。十七年文学研究，即便学者如何警惕自身立场，也不可能达到呈现全部复杂历史的程度，不可能没有任何遮蔽。研究者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学术化，实现自己所能意识到的学术追求，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极限和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