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平

　　1

　　蒯子生要回来的消息传开后，犁下人的脑壳里就像有无数只破茧而出的蝴蝶扑腾出来，那些纷乱的蝴蝶迅即就把昏沉的村巷给扇醒了。这些年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被什么共同的话题拢在一起了，但这次是个例外。稍稍遗憾的是，由于蒯子生和家乡联系较少，大家聚在一起谈论他的时候，记忆大都停留在他上大学之前的事上，至于他后来怎么出国留学、怎么成了北京的科学家，大家知之甚少。这样一来，我便忙了起来，大家都来找我打听他的事，理由是我和他从小是同学，现在又是乡里中学的教师，是为数不多的有可能和他保持联系的人。事实上，我和蒯子生也没什么联系，只是那一年他母亲去世，他在美国留学没能赶回来，是我帮着料理后事的，事后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寥寥数语中，有感谢的意思。

　　周末的晚上，我从镇上赶回村里看望父亲，没想到一进门就给人缠上了。第一个来的是顾得来。他现在办了一家沥青搅拌站，生意不错，算得上犁下村的首富了。顾得来一见我就笑出两排牙花，说：“春阳啊，听说蒯教授就要回来了，我想请他吃个饭，你能帮我约一下吗？”

　　“你自个不能约他？”

　　“我哪有那面子哟，听说市里和县里的领导都排着队要请他吃饭哪。”

　　“你这大老板都没面子，我就更靠边站喽。”

　　我一边推辞，一边估摸着顾得来要请蒯子生的用意。这时候，父亲在一旁威严地咳嗽了一声，混浊的眼睛里极其少有地闪出两道冷光，就像一把剪刀剪向了顾得来。他对顾得来一向印象不好，直到老迈还顽固地保持着这种印象。从小他就把顾得来当成反面典型教育我，让我远离这纰漏筒子。通常情况下，他在列举了顾得来的种种令人不齿行径后，就会提到先进典型蒯生子（他上大学后改名叫蒯子生）。提起他，父亲的脸上立马就有了云开日出的意味。我的少年时代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的撕扯下，一度变得非常分裂。我想学蒯生子，但太难了，因为他是个天才。天才蒯生子和我是一道入学的，但他很快就不断地跳起级来，等我上初二的时候，他已经上了高中。拿我们家乡的话说，蒯生子念书很松快，松快得就像是嗑瓜子。他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并不是埋头苦读，而是抬头发呆的样子。和这样的“先进”在一起，我感到压抑而自卑，我就像一棵长在大树下的小草，开始自暴自弃地放任枯荣。好在还有“落后”的顾得来在那等着我，让我在比下有余中聊以自慰。

　　好不容易打发走顾得来，却来了更多的人，都是来谈蒯子生的。我慢慢发现，这些人除了对蒯子生有些好奇，其实和顾得来一样，心里都还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有人想请蒯子生给自己刚生的娃起个名，有人想请他给村里的祠堂题个字，还有人甚至想请他帮着看看自家宅基地的风水……

　　就在我不胜其烦的时候，村主任开乐来了，一看屋里擠了那么多人，他像驱赶稻田里的鹅鸭一样张开双臂挥了挥，将众人轰走了。他自作主张地把大门给关上了，回头对我说：“春阳啊，这些个鬼都是想把子生当唐僧肉哦，你别把他们那些狗屁倒灶的事当回事，我可有正事找你商量哪……”开乐说上面传来消息，犁下村要和相邻的犁上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村名要改成双犁村。开乐越说越激动，用握紧的左拳狠狠地砸向肥厚的右掌，然后对并村的严重后果做了如下描述：“春阳啊，这就相当于你在床上睡得好好的，你的冤家一头钻到你被筒里，还立马打上呼噜了，你受得了么？”

　　犁上村和我们犁下村之间似乎有一种祖传的怨气，犁上人仗着他们村子大，总想压我们一头，但我们村的人也不认，总是针尖对麦芒地和他们较着劲。最近几年，双方的肢体冲突少了，但嘴仗却打得火爆。而作为村主任的开乐，吐沫星费得是最多的。有一次，开乐和犁上村的村主任老赵在酒桌上杠上了，当时老赵正大肆吹嘘他们村里的那个研究沼气的土专家，吹得嘴角都起了沫。开乐就有些不高兴，说：“不就是一个搞沼气的么！咱村的蒯子生还是搞大气的呢，大气你懂不？那可是要命的大事哦。”他的话得到了大家的附和，从而有效地压制住了老赵的火，让老赵突然没了底气。开乐回到村里后，把“大气打败沼气”的事一说，全村人都欢欣鼓舞。

　　开乐和我商量的结果是，等蒯子生回来，要请他出面阻止并村的事。

　　在我们犁下村，过去每年都有“出菩萨”的习惯，就是农闲的时候，一群人抬着木制或泥塑的菩萨巡游，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后来上面抓得紧，不让出菩萨，村民们白天不敢出，就改成晚上偷着出了。而依我看，蒯子生也成了犁下人心中的一尊菩萨了，这尊菩萨却是任何时候都能搬出来的。比方说，我们在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总会顺口说上一句“犁下的，和蒯生子同村呢”。

　　当天晚上，我睡在父亲的屋里，听着院子里那棵老红杨年迈的枝丫在风中嘎吱作响，突然就想起多年前蒯子生爬到树上的样子：他总是喜欢靠在它粗壮的枝干上对天发呆。我在想，蒯子生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故乡的“菩萨”，和这种对天发呆有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他上大学时选择大气科学专业和这种爱好有关吗？想了许久，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来，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本人是沾了这尊“菩萨”的光。

　　当年，蒯生子轻松一跃便跃出了“农门”，留给了我一个靓丽的身影，这身影对我多多少少有些激励。由于我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临走的时候，就把他在高中用过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丢给了我。我就一边感受着他的气息，一边学习起来。有时候，我也会学着他的样子，爬到那棵老红杨上对天发呆。透过枝丫和树叶看上去，天空变得支离破碎，总是让我莫名地心慌。于是便想，蒯子生眼里的天空是个什么样子呢？他那么痴迷于天空，难道他把变幻着的云彩看成了七仙女，把空中飞着的大雁看成了一盘菜？我读不懂蒯子生眼里的天空，但不管怎么说，我能够考上省城的师范学院，多少还得感谢蒯生子。毕业后，我回到母校沉木中学当起了教书匠，生活算是有了着落。

　　2

　　迎接蒯子生的到来成了犁下村的一件大事。蒯子生在村里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他这次回来是给父母扫墓的。开乐考虑得很周到，不但安排人将蒯家的老屋拾掇干净，甚至还将蒯子生父母坟头的草都拔干净了。endprint

　　清明前一天的下午，村口的井台旁挤满了人，我也站在那儿和大家一道等候着阔别多年的蒯子生。那条村道在阳光下白生生地伸展着，在经过一片树林时甩出一个弧度，就像是一段弯曲的尾巴隐匿起来。多少年前，我也是站在这里，看着蒯子生在一片同样热烈的气氛中消失在那截“尾巴”里。

　　那是一个秋天的晌午，我正在家承受着父亲的枪林弹雨。父亲发火的原因，是我在初三毕业后的这个暑假根本就没摸过一次书本。父亲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我，说：“你看看人家生子，一个没爹的孩子，还那么成器。”我差点脱口回了一句不孝的话：“没爹说不定还好些呢。”但我忍住了，裝作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心里是在默念着数字，我希望在我数到五百的时候，父亲会消停下来，因为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的时间是五百年，所以我莫名其妙地认为五百是我所能承受的最大的数字了。就在我默数到四百多点的时候，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鞭炮声，接下来，锣鼓声也开始喧闹起来。父亲愣了一下，立马结束了他的训诫，跑了出去。我缓过神来，也跟在他后面跑。等我们跑到村口的时候，戴着大红花的蒯子生正被大家簇拥着走向路边的一辆拖拉机。等他上了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开乐突然喊了一句：“乡亲们，请全县的高考状元给我们说几句好不好？”人群中立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蒯子生憋出一头的汗，也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只是朝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这副窘态多少让大家有些失望，但村里的一位老夫子当即引经据典给予正面的解释，说：“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这孩子，干大事的哪。”

　　拖拉机冒着黑烟亢奋地开走了，拐过那片树林就不见了。那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犁下人都流下了热泪。后来我细细想了一下，才理解了这泪水的真正含义。说老实话，我们村子在四乡八里的名声不大好，人们都说我们犁下出懒汉。周边的村子流传着这样的话：日上三竿，犁下无人。太阳都那么高了，犁下的人都到哪去了呢？原来都在床上赖着哩。还有更歹毒的话：姑娘出嫁，不嫁犁下。不过，这些成见和歧视很快就见鬼去了，因为犁下出了一个蒯生子。蒯生子就像被困的孤军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位盖世战将，他将带领着我们冲锋陷阵，一洗犁下的污名……

　　鞭炮声响了起来，我脑海里送别的记忆切换成迎接的场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从“尾巴”处闪了出来，不一会就到了村口。车子停稳后，副驾驶座上下来一个年轻人，他迅速拉开后面的车门，然后便欠着身子站在一旁。不一会，一颗略显荒芜的脑壳伸了出来。愣了一会，有人还是认出蒯子生来，很冲动地喊了一声“生子回来啦”，这声喊听起来很别扭，因为在犁下人的口音中，“生子”和“孙子”是一样的。但此刻已经没人去计较了，人群就像旋涡一样旋了过去。蒯子生看上去比以前瘦了一些，脑壳显得更大了，发际线退得毫无节制，一副卓尔不群的样子。他用一口京腔很麻溜地和大家打着招呼，让人很难联系起当年那个口讷的蒯生子。

　　晚餐是在蒯子生家老屋里吃的，饭菜都是村里安排人做的，我和开乐还有村里几个有些名望的长者作陪。我本来还想喊顾得来过来陪一下的，但蒯生子一听他现在做的营生，立马就反对，说自己是研究大气的，怎么能和一个搞大气污染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呢？我看他这么较真，只好作罢。

　　整个饭局几乎都是蒯子生一个人在说，好不容易等他接个电话，我在开乐的暗示下，准备提一下并村的话题。这时候，一群人闹哄哄地涌了进来，也不顾开乐的劝阻，就七嘴八舌地向蒯子生问这问那，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老婆是哪儿的，孩子几岁了，在北京住多大的房子，这些年你到底干些啥。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蒯子生对前面几个简单的问题没做任何解答，倒是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说他现在专门研究厄尔尼诺。一个老妇女困惑地打断他：“生子，你说‘你惹我了，我们都十几年没见面了，你这话咋说的？”我赶紧向她解释：“蒯教授说的是‘厄尔尼诺，不是‘我惹你了，厄尔尼诺是一种灾害性天气。”蒯子生可能觉得我说得不够专业，便侃侃道来，从赤道暖流说到东南信风，最后说到海水变暖和大气温室效应对人类的影响。但大家却听得云里雾里，有人甚至打起了哈欠。蒯子生好像对大家的漠然很是不满，激动起来，声音也随之拔高：“地球都要毁灭啦，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啊！”他说着话，额头上的汗珠就渗了出来，头发上也开始冒着汗气。我看着他那颗热气腾腾的“蒸笼头”，突然就想到了他刚才说的全球气候变暖。

　　当天晚上，蒯子生竟然留我在他家老屋里住，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他靠在他母亲睡过的那张床上，主动和我聊了起来，而且一聊就是大半夜。看得出来，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和人这样聊过天了。在聊天中，我得知他当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进了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后来还担纲起某种灾害性天气的研究……在他谈起他的专业时，我感觉特别累，我的脑筋紧张地跟着他的话题转，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跟车一样，生怕一不小心跟丢了，但他一口京腔里时不时蹦出来的英文单词，就像减速带一样把我的思维硌得一顿一顿的。好在他侃侃而谈的样子似乎并不在意我是否听得进去。后来我干脆随他说去，脑海里开始搜索起当年那个叫蒯生子的男孩。蒯生子是蒯家唯一的男孩，他上面有三个姐姐，他出生后，父母对他并没有寄予什么厚望，唯一的心愿就是指望他将来早点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一点从他的名字就看得出来。但他大学毕业后，却擅自将名字改成了蒯子生，而且还把父母“快生子”的心愿变成了“慢生子”的现实。他三十出头才结婚，儿子才七岁，而我和他一样大，儿子已经十三岁了……和记忆中的蒯生子一比，眼前的蒯子生越发显得陌生了。

　　但陌生归陌生，我还是没忘开乐交给我的任务，终于瞅准机会向他说出了并村的事。他听了以后，直起腰坐了起来，开始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为什么要并村、是不是征求了民意、并村的负面清单是不是事先列出来了……我被他问得有些烦，说：“大教授，你问这么多干吗？这又不是你们搞科学实验，在当官的眼里，并个村就像是拼个车，太简单了。”他缄默了一会，自言自语起来：“怎么能这样？唉，怎么能这样呢？”

　　第二天早上，我陪蒯子生到山上给他父母上了坟。他上坟的方式很特别，没有烧纸钱，也没有磕头，而是在父母的坟前种上了一棵苦楝。在用锹给树苗培土的时候，他问我：“春阳，一棵楝树能结多少果子呢？”我愣了一下，说：“结再多的果子也没用，也不能当水果吃。”他说：“不能吃的果子才是纯粹的果子啊……”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就想，做大学问的人，是不能以常人的标准来评判的。又想到他母亲生前经常对村里人说过的话：“生子是国家的人，你们没有塌天的事就不要惊动他哦。”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东西在蠕动。endprint

　　下了山往村里走的时候，就见开乐领着几个人迎了过来，老远就喜滋滋地打招呼。原来，那几个人都是县里和乡里的头头脑脑，听说蒯子生回来了，都来拜访。当天中午，他就被接到县城去了。

　　后来几天，他的行程就被上面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也没再见到他的影了。他什么时候回的北京，我也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说，蒯子生这次回来，也算是菩萨显了一回灵，在他走后，并村的事便不了了之。

　　村里人都把功劳记在了蒯子生的头上，都琢磨着要为他做点什么。就在这时，开乐想到一个主意，村里通往外面的那座石桥已经年久失修了，他想造一座新桥，取名状元桥，桥名想请蒯子生题写。大家一听，都说他不愧为村主任，这个主意出得好。顾得来知道了，自告奋勇要出资造桥。我也只好自觉承担起请蒯子生题字的差事，不过我在打电话向他讨字的时候，隐去了顾得来造桥的功劳。

　　半年后，这座小桥就造好了，桥拱上面蒯子生题的“状元桥”几个红字非常醒目。从此，犁下人就开始喜欢站在这座桥上照相了，不仅是上学的要去照，连做生意的，甚至是打工的也要去照（可能是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在我们犁下人看来，蒯子生不仅成了自己的面子，还成了一道护身符。

　　3

　　尽管犁下人大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还是无法想象出蒯子生在北京的真实生活状态。在他们眼里，他比那些做大官的挣大钱的神秘多了，做官的眼睛盯的是位子，挣钱的眼睛盯的是票子，而他眼里盯的却是天空。这种神秘感造就了对蒯子生的神圣感。而我的一次北京之行，却在无意中窥破了他云遮雾绕的真身。

　　我之所以去北京，是因为我父亲病了。父亲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省城医院的医生建议去北京的大医院做手术。放寒假的时候，我带父亲去了北京。临行前，我想打个电话给蒯子生，因为上次他回来，我无意中听说他老婆就是个医生。父亲阻止了我，他说人家那么忙，就别添乱了。到了北京，找了一家小旅社住下来后，就开始找医院，但连续跑了几家医院都没能挂上专家号。第二天晚上吃完饭，我还是给蒯子生打电话了。打了好长时间他都没接，只好发了一条信息给他，把我们来北京的事说了，但他还是没回，我心就有些凉了。到了晚上八点多，他突然打来电话，问我们住在哪儿，我就把旅社的地址告诉了他，他说他马上就到。我的心骤然又暖了起来，人家这样一个大忙人竟然能屈尊来看我们。

　　九点多，我在旅社门口等到了蒯子生。他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羽绒服，样子显得很普通。见了我，他很抱歉地说：“春阳，真不好意思，晚上在钓鱼台有个应酬，脱不开身哦。”我一听钓鱼台，肃然起敬，赶紧说：“那是那是，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哟。”寒暄了一番后，他就要去见我父亲。我说他已经睡了，他想了一会，指着街对面那片霓虹闪烁的店面，说：“那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说完，也没等我答应，就往马路对面走。我跟在他后面，突然看到他垂在背后的羽绒服帽口有一些异物挂在那儿，仔细一看竟然是粘着一些面条。我没好意思提醒他，但对他说的刚刚在钓鱼台的应酬产生了一丝怀疑。

　　进了一家羊肉馆，里面的温度很高，他就把羽绒服脱了下来，就在这时，他也发现了帽子上的面条，睃了我一眼，赶紧拿起衣服去了卫生间。回来的时候，他把羽绒服挂在椅背上，我看见帽子上的面条已经没有了。羊肉火锅上来后，他要了一瓶百年牛栏山，可就在快要开吃的时候，他把服务员喊了过来，指着桌上的筷子说：“你们的筷子消过毒吗？”看服务员有些支支吾吾，又说，“你们这样，往小里说是不负责任，往大里说，是草菅人命啊。”服务员一听，赶紧把桌上的筷子换成了一次性筷子。蒯子生更不高兴了，拿起一双一次性筷子，说：“这是森林啊，全国人民要是都用这样的筷子，一年下来，大兴安岭就没啦……灾害性天气就是这样形成的呀……”说到老本行，他的话就有些收不住了。我赶紧把服务员打发走，又把原先的筷子换回来，用开水烫了一遍，才使他有所平息。喝酒的时候，他竟然很主动，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那次回村他几乎滴酒不沾。等到我们把一瓶酒喝得差不多时，他说的话就更加让我感到意外了，他说：“春阳啊，你知道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

　　“你说是啥？”我被他突然一问，有些蒙。

　　“那就是—你懂得本质，却没有人懂你。当年的哥白尼和布鲁诺就是这样……我也和他们一样啊……罗马鲜花广场的烈焰正等着我呢……”

　　“蒯教授，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就拿治理北京雾霾来说吧，我早就说过要西平太行，北破燕山，让空气流通起来，不然极涡就会迟滞呀……可没人听得进去哟。”

　　“那动作也太大了吧。”

　　“你也这么认为？”蒯子生有些不满，“难道万里长城、三峡大坝动作小了吗？照你这么说，就没了精卫填海的梦想了，就没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举了……”

　　他的思维很跳跃，我有些跟不上他的节奏，只好点点头，没敢和他抬杠。我知道他从小就喜欢抬杠，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和语文老师抬过一次杠，差点把那位女老师气背过去了。那天，老师在课堂上说起了蚂蚁的勤劳，并让大家围绕蚂蚁的勤劳发言。同学们纷纷举手要求发言，只有他没有举手，坐在那儿发呆。在几个同学讲完后，老师点名让他发言。他站起来憋了半天，竟然和老师唱起了对台戏，他说绝大多数蚂蚁其实是很懒的，之所以大家都觉得它们勤劳，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的蚂蚁在干活，也会看到一派繁忙的景象。他这一说，同学们也开始议论起来，原本安静的课堂乱成了一锅粥，老师就有些下不了台了。下课铃还没响，老师就拔腿而走，但他却追出了教室，还想继续和老师探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这一根筋的脾气倒是没怎么变。

　　那天晚上，蒯子生喝多了，没有回家，而是随我去旅社开了一间房住了下来。我怕他出事，只好陪着他。他去卫生间吐了好几次，每次吐回来，说话就显得愈加亢奋。从他那些半醉半醒的話里，我开始意识到，他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和犁下人所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

　　这些年，蒯子生在单位的人缘一直不太好。起初他并没太在意，因为他是院长一手从美国挖回来的，院长对他还是比较赏识和包容的。而正是这种来自一把手的温暖让他忽视了周围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直到后来院长突然病逝了，他才对自己的处境有所认识，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看着远去的雁阵，他只能发出几声孤鸣。而问题是，在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后，他并没有下力气去追赶雁阵，而是在自我的空间里自顾盘旋着，这就使孤独变成了孤立。endprint

　　蒯子生在说到自己的遭遇时愤愤不平，他站在那儿不停地划拉着双手，就像个作法的巫师：“春阳，我告诉你，他们想孤立我，太可笑了，一个追求独立的人怕被孤立吗？”我只好劝他：“没那么严重吧？大教授，你得学会融入哟。”他瞪了我一眼，说：“我是决不会妥协的，让他们都放马过来吧！”他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就像是打开城门准备去迎战围城重兵的孤军将领。北京寒夜的街头冷冷清清，惨白的灯光如同照着一个刚刚谢幕的舞台，没有来来往往的人，也没有堵在路上的车，偶然有一辆小车驶过，就像是一只受了惊吓的老鼠仓皇而去。这一切，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蒯子生就是面对着这样的场景，一层层剥去他心中的茧。他向我吐露了许多烦心事，其中有一件事我认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

　　他的一位女助手为了评职称，想在国家级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就找到了他。他没有多想，就答应和她共同写篇论文—即由他来提供观点和部分研究成果，女助手负责执笔，然后共同署名。论文写好后，他修改了一遍，就给了一家杂志。主编很快就打来电话，说只要对有关章节稍作修改，便可发表。但他却不答应，语气中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换了一家杂志，同样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可他还是不答应。这下女助手急了，求他变通一下，但他这次没给她面子，说：“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改，我就不信杠不过他们。”他这一抬杠，女助手就撂下杠子，带着他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投奔了院里的另一位专家。结果这篇论文经过改头换面后，竟然在国外的一家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他知道后，怒不可遏，要去告那位专家和女助手，但却苦于找不到证据（就连先前他投稿的那两家杂志也不愿给他作证）。有一次院里开总结大会，院领导还特意表扬了那位专家和女助手。他在下面坐不住了，突然发作起来，站起来大骂那位专家和女助手是小偷，窃取他的科研成果。大家一看，都过来劝他，但他骂得更欢了，骂着骂着收不住嘴，就把在场的人也都骂了。这下大家不乐意了，纷纷站起来指责他，场面闹得不可收拾。这事很快传得沸沸扬扬，到后来竟然传出是他和那位专家为女助手争风吃醋弄出的闹剧。他的老婆严雨寒知道后，果断提出和他离婚。两人本来就过得磕磕绊绊，现在严雨寒终于有了借口。他一听要离婚，就拉开架势和严雨寒理论起来，说：“离婚没什么大不了，但我必须证明我的清白。”他花了好多天时间，反复向严雨寒说明他是怎么被人窃取劳动成果，又是怎么沦为桃色传闻的受害者的。严雨寒烦透了，把话挑明了说：“我相信你被人耍了，也相信你不会有什么花花事，但我就是要和你离婚。”他听了有些蒙，说：“你不把话讲清楚，我是不会答应离婚的。”婚虽然暂时没有离成，但家里就开始席卷起厄尔尼诺了。

　　他告诉我，昨天晚上，他来见我之前，根本就没去什么钓鱼台，而是在家里和老婆大吵一场。事情的起因和一截玉米棒有关。他下班回家，看到儿子正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啃着玉米棒，就十分严肃地指出：“谁让你吃那玩意的？那是转基因食品，吃了会后患无穷的。”儿子瞄了他一眼，没搭理他，自顾啃着。他较上了真，开始站在儿子跟前喋喋不休。这时候，老婆正好从厨房里端着一碗炸酱面出来，说：“蒯子生你发什么疯！你一个农村人，刚刚解决了温饱就挑食啦！什么转基因呀，我一个医生都不怕，你还怕？”蒯子生立马就把怨气转向老婆，说：“严雨寒，你们医生就是没安好心，希望病人越多越好，可你也不能拿我儿子的健康开玩笑呀……在美国，孩子是不吃这种垃圾食品的，会造成人体基因突变，严重的还会影响今后的生育呢。”严雨寒也变得更加刻薄了，说：“姓蒯的，我看你倒像是个转基因的怪胎，你赶紧去安定医院挂个号吧，就你这种灾害性人格，还想研究灾害性天气，笑话！”蒯子生身上的血呼呼地涌向脑门，说：“既然你说我是疯子，我就疯给你看！”说完，一把夺过儿子手里的玉米棒，狠狠地砸到墙上，结果刚巧砸到挂在那儿的一张全家福上。严雨寒也气极了，就把那碗炸酱面砸到他背上……

　　说起老婆，蒯子生余怒未消，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嘛，你看看现在的中南海里，有几个是老北京人？离就离，她还别以为我离开她就不得活了。”

　　蒯子生的倾诉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多，他后来中断倾诉是因为他不停地打喷嚏，这可能是他在窗口站久了受凉所致。我关上窗户，劝他上床睡觉。这次他听了我的，疲软地往床上一躺，不再言语。我本来还想提一下替父亲找医生的事，但听了他刚才倒的那番苦水，再看看他头上那几根不听摆布的头发，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早上他醒来后，似乎有些失忆，竟然问我到北京来干吗的。我只好把父亲看病的事又说了一遍。他拍了一下脑门，说：“哎呀，想起来了，你昨天发信息就告诉我了，唉，我从来就没喝过这么多酒哟，误事啊。”接下来，他好像又想起什么，说，“春阳啊，我昨天没说什么错话吧？”我摇摇头，不知道他所谓的“错话”是指什么。

　　洗漱完了，我陪蒯子生去对面的房间看望父亲。父亲正靠在床上咳嗽，看见他来，赶紧把身子坐直了，说：“生子（父亲还习惯叫他过去的名字），你咋来了？我让春阳别惊动你，他就是不听哟。”

　　“叔啊，你到北京来怎么能不和我说一声呢？我小时候可是经常吃你捕的鱼哟。”

　　“你是干大事的，我们不能给你添麻烦啊。”

　　“现在帮你治病就是大事，春阳和我说了你的病，正好我老婆那个医院的脑科就是全国有名的。”

　　蒯子生主动说到了他老婆的那家医院，这让我替他捏着一把汗，就目前的情况看，他老婆会帮这个忙吗？这时候，父親可能是因为激动，咳得更加厉害了，我赶紧过去给他轻轻地捶起背来。蒯子生看帮不上什么忙，就转身离开了房间。等我走出房间的时候，就见他背对着我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渐渐有些高：“……那好，只要你帮我把这个病人的事搞定，我答应你，一周内就在协议书上签字……我也想通了，人就像天上的气流，有些气流注定是相互排斥的，相遇后，只会是电闪雷鸣……”我站在那儿，进退无措。

　　当天下午，父亲就住进了严雨寒所在的那家医院。几天后，一位全国著名的脑外科专家为父亲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endprint

　　父亲住院期间，严雨寒来看过一次。她看上去温文尔雅，很难想象她会是一个把一碗面条砸向人的人。那天，我送她到走廊上的时候，不断说着一些感谢的话。她突然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你和你父亲真不简单，这么多年了，蒯子生可从来没求我办过事啊。”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拜访了正在病区值班的严雨寒。我去的时候，她刚刚查完房，在医生值班室里看着一本医学杂志。见了我，并不觉得奇怪，说：“你是来和我说蒯子生的吧？”我愣了一下，就省了穿靴戴帽的过程，说起了蒯子生当年的聪颖和家乡人对他的评价。她打断我：“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我也承认他是条龙，我曾经在想象中把他当成了白马王子，但我最终还是成了叶公……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叶公吗？”看我摇头，她接着说，“那是因为那条龙太怪了，怪得连它自己都认不清自己，它张牙舞爪的样子，其实不过是一种挣扎的姿势，可它自己却偏偏觉得是在呼风唤雨……”说起蒯子生，她的情绪有些波动。

　　在严雨寒眼里，蒯子生就是个超级“杠王”，他抬起杠来无边无际、没完没了。在学术上，他总是不断地和同行发生争论，对观点相左的人，他通过网络、杂志、会议等多种平台，对人家狂轰乱炸，但结果往往是自己被围攻。如果这种在学术上的抬杠，严雨寒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他在家庭生活中的抬杠，却让她有些受不了了。对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他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他的这些“主见”往往是家人难以接受的。他不喝牛奶，也不让家人喝，原因是除了怀疑牛奶的质量，还在于，他认为喝牛奶会助长奶牛养殖的泛滥，而更多的奶牛排泄物会影响大气环境。他要求家人在吃苹果的时候，一定要连着皮吃。老婆孩子要是不肯吃皮，他就会大谈苹果皮的妙处，直到他们把皮吃下去。严雨寒节假日就怕和他出门，因为他一出门就有可能“惹事”。见到有人站在马路牙子上抽烟，他就会去劝阻，但往往因为言辞生硬，会造成纷争。见到招牌上有错别字，他马上就要找人家去纠正。有一次，夫妻俩路过一家空调专卖店，蒯子生看见门口的宣传牌上写着“一朝拥有，终生无‘汗”，他气呼呼地找到正在店里的女店主，指责她不该为了搞噱头而乱造词。女店主平时可能也是个狠角色，眼睛一瞪，说：“老娘高兴写错字，你管得着吗？”他毫不相让，说：“你干脆把‘出汗的‘汗改成‘汉子的‘汉吧，我看你这样的女人就该终生无‘汉哦。”女店主气得要扇他，多亏严雨寒上来好言相劝。

　　蒯子生还有个怪习惯，逮住机会就要说自己的专业，有时候把工作和生活搅和在了一起，弄得很别扭。前不久，夫妻俩带儿子到一家饭店吃饭，菜上来了，他人却不见了。不一会，饭店后厨传来了吵闹声，原来他跑到后厨查看油烟的排放情况，和人家发生了争执，他说人家的油烟净化装置落后，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吵着要去告饭店。饭店老板一个电话喊来几个身上雕龙画凤的人，将他围住了。最后还是严雨寒悄悄把饭钱给了人家，才把事情了了……

　　我知道蒯子生从小就喜欢认死理，但没想到他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听了严雨寒的叙述后，我有了想进一步了解蒯子生的想法，就问她蒯子生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有人认为业余爱好是最能体现一个人个性的）。她苦笑了一下，说：“他的业余爱好也是钻一些问题的牛角尖，和别人，甚至是和自己过不去。”

　　自去年以来，蒯子生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命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查阅了很多资料，还在网上和人探讨。有一天夜里，严雨寒正睡得迷迷糊糊，就听见书房里传来一阵欢叫声，她翻个身正準备继续睡去，蒯子生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严雨寒，终于弄明白啦，世界上是先有蛋才有鸡的，我的发现和世界权威的专家不谋而合呀……”严雨寒闭着眼睛不想理他，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论证：“首先鸡是恐龙进化而成的，这已经是得到确认的事实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恐龙是通过什么进化成鸡的呢？当然是通过恐龙蛋。那就是说，在白垩纪时代稍后的某一天，终于有一只完成进化的恐龙蛋，孵出了一只真正意义上的鸡……所以说是先有蛋才有鸡的。”严雨寒实在困得架不住，闭着眼睛应付他，说：“好啦，既然有了结果，就上床睡觉吧。”但蒯子生却站在那儿不动，突然变得心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不幸的是，新的问题又来啦，你说，到底是先有恐龙呢，还是先有蛋呢？”

　　听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些好笑，就问严雨寒，蒯子生现在的业余爱好是不是研究恐龙与蛋的关系了。严雨寒说：“他现在研究什么都和我无关了，就在前天，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

　　就在我准备向严雨寒告辞时，她突然想起什么，对我说：“不管怎么说，蒯子生对家乡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起过家乡的人和事，在你们面前，他还是很要面子的，这就是他奇怪的地方。”

　　往回走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味着严雨寒说过的话，特别是那最后一番话，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父亲出院回到村里后，逢人就夸蒯子生的法道大。村民们煞是羡慕，都找我来验证父亲的话，希望从我嘴里得到关于蒯子生更神奇的故事，我心里不是滋味，一般不予回答，逼急了，就说上一句：“蒯子生也不容易啊！”

　　4

　　从北京回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非常纠结，我怕村里人纷纷到北京去找蒯子生办事，让他招架不住；又怕村里人知道他在北京的现状，从而失望；还怕别的村里的人知道他的情况后，会幸灾乐祸……我守着这个秘密，就像是守着一个神秘的皇陵，希望它永远都不被发掘。

　　我想方设法阻止着家乡人和蒯子生的联系，我希望蒯子生是犁下村人乃至沉木乡人一个永远的美梦。这个梦就像是一个五彩的泡泡，只能远看，不可触摸，一旦触摸，就会破灭。所以一听说有人要到北京找他办事，我就会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跑去对人家说他如何如何重任在肩（说他的研究关乎地球的寿命），如何如何日理万机（说他忙得恨不得三天才解一次大便）。不少人听了我的介绍后，便不好意思去找他了。但还是有些事出乎我意料的。

　　县里要修一条连接几个偏远乡镇的公路，每个受益的乡镇都希望这条路在本乡镇境内的里程要长一些。方案出来后，沉木乡上上下下都很失望，原来，这条路在跨过一条叫云溪的小河后，竟然朝相邻的清水乡境内拐去。沉木乡的领导很不服气，认为清水乡肯定是在上面找了人，就决定如法炮制，找人想办法把方案改过来。乡里在集思广益后，想到要找的人就是蒯子生。而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endprint

　　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泡了一杯安吉白茶，然后就和我聊了起来。我一听他要让我去找蒯子生，赶紧就把蒯子生重任在肩和日理万机的话又说了一遍，企图打消他的念头。但他却说：“这样的人才有分量嘛，没事干的人，我们去找他也没用。”看我面露难色，一再推托，他说：“王老师，既然你不愿去，我自己去找蒯教授，你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吧。”我的头突然嗡的一声，心想，如果乡长要去北京找蒯子生的话，他的秘密很可能就会暴露的，于是只好勉强说了一句：“乡长，还是让我去试试吧。”

　　接受任务后，我感到压力很大。以蒯子生目前的情况看，我是不忍心去打搅他的，何况就是他答应帮忙，也不一定管用。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二舅家的儿子到学校来找我，说是二舅马上要做六十大寿，让我去热闹热闹。我想到他家就住在清水乡的云溪岸边，就顺便问起了修路的事。表弟告诉我，拆迁就要开始了，村里人现在是七个和尚八样腔。我突然有了某种灵感，冒出一句：“拆迁迟一步，多个富裕户。”表弟说：“哥，你是让我们当钉子户吧？”我未置可否地笑笑。几天后，在二舅的寿宴上，我因为多喝了几杯，当着大舅二舅及几个表兄弟的面，进一步阐明了当钉子户的重大意义。二舅表扬我说：“春阳不愧读的书多，就是有见识，听他的没错。”那天晚上酒劲下去后，我开始自责起来，我一个人民教师，怎么能唆使自家的亲戚做那种拖公家后腿的事呢？但转念一想，我又原谅了自己，我也是出于无奈呀，谁叫我头脑一热，领了乡长交办的任务呢？

　　由于大舅二舅及几个表兄弟拧成一股绳做起了钉子户，清水乡境内的拆迁无法进行下去。县里只好回避矛盾，临时修改道路建设方案，把那条路改向沉木乡境内。

　　乡长得到这个好消息后，专门请我吃了一餐饭。喝酒的时候，他说：“王老师啊，这次多亏了蒯教授啊，当然了，也得感谢你呀。这样吧，蒯教授远在京城，你就替他多喝几杯吧。”于是，我便稀里糊涂地喝多了，颠三倒四地嚷着：“多大事呀，也就是蒯教授一句话的事。”乡长也喝多了，一个劲地说：“这年头，上面有人就是不一样哦。”在座的其他人也都喝得声情并茂，盲目地夸着蒯子生。我们大家都为了一个和这事毫不相干的人喝得东倒西歪。

　　那天晚上我刚踏进家门，顾得来跟身就进来了，手里还拎着两瓶五粮液。我说：“顾总，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也不看看是什么样的鸡，我这鸡可是得了禽流感的哦。”

　　“春阳啊，你现在可不是鸡喽，是凤凰哟，你让蒯子生打了个招呼，一条大路就修到咱门口啦。”

　　“你小子鼻子够灵啊，咋啦，想学蒯教授做好事呀。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我们班上有个学生得了白血病，你给捐点钱呗。”

　　“既然你开了口，我就照办，不过我今儿个来，也确实有事要找你帮忙。”

　　顾得来说的事也和那条路有关，他让我找蒯子生给县公路局打个招呼，让公路局向施工单位推荐一下他的沥青。我一听就摇头，说：“这点小事还要惊动人家蒯教授？得来啊，等你哪天修长安街的时候，再去麻烦人家吧。”

　　顾得来嬉笑着说：“你就别寒碜我了，我的意思是，蒯教授反正为路的事打过招呼了，再多说上一句呗，烧香看和尚，不就顺带一下嘛。”

　　“你说得倒轻巧，那你顺带让我也成为百万富翁，中吗？”我呛了他一句。

　　他并不生气，还想和我磨嘰下去，幸亏我酒劲上来了，跑到水池旁，哇的一声吐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顾得来真的来学校送了一万块钱，说是捐给那个得白血病的孩子。我知道他这是在变着法子逼我去找蒯子生，让我感到左右为难。拖了一个星期，顾得来又来找我。我以为他是来催我去找蒯子生的，没想到他竟喜笑颜开地告诉我，说事情办妥了，公路局已经推荐了他的沥青，施工单位也同意用了。他还说要好好地感谢我和蒯子生。我一下子蒙了，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他的话茬。事后我分析，可能是因为顾得来找的人太多了，也不知道哪根线起了作用，就把功劳稀里糊涂地记在了我和蒯子生的头上了。

　　就在我为上述两件事被我蒙过去而庆幸的时候，麻烦事也来了，我的大舅和二舅竟然联手来学校找我兴师问罪了。原来，他们因为当了钉子户，修路改道，村民们都责怪他们，他们自己的拆迁梦也泡了汤。大舅一见我就说：“春阳啊，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当了钉子户呀，现在这钉子锈死了也没人问，不但错过了致富的机会，还把名声搞臭了，你也不能指呆子上当呀。”

　　二舅说：“春阳啊，你小时候得伤寒，还是我背你去医院抢救的，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我解释说：“大舅二舅，我也不知道政府说改道就改道哟。”

　　大舅又说：“那你能不能找找人，让政府把路再改回去呢？”

　　我说：“这又不是我在黑板上写粉笔字，能擦了重来。”

　　二舅脾气暴一点，说：“那好，从今往后我们就没你这个外甥了。”

　　大舅和二舅气呼呼地走了，看着两位老人的背影，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本来这件事和我毫不相干，我竟然莫名其妙地被搅了进去。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更不知道远在北京的蒯子生如果知道了我在家乡因为他做的这些事，会怎么想。

　　5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蒯子生又有几年没回家乡了。尽管还是有人想着找他办一些自己办不了的事，但对于大多数犁下村的人来说，他更像是挂在遥远天际的一轮圆月，圆满而清朗，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际的功利意义。

　　但这种美妙的距离感最终还是被蒯子生自己给消除了。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开口就向我打听沉木中学的情况。我告诉他，沉木中学现在已经没有高中部了，但教学质量在全县的初中里还是数一数二的。我以为他只是随便问问，没想到他接下来说的话却让我吃惊不小，他说儿子祺祺暑假后就要上初中了，他想让他转到沉木中学来借读，还要住在我家。我脱口就说：“子生，你疯啦！你让一个北京的孩子到乡下来念书？搞上山下乡呀！”他说：“春阳啊，北京的雾霾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总不能让儿子整天泡在超标的PM2.5里面吧……你不要再大惊小怪了，我就问你，这个忙你帮不帮？”我愣住了，好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他。endprint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蒯子生真的带着儿子回来了。那天我老婆正好到天津看儿子去了（儿子去年考上了天津的一所大学，暑假没回家），我一个人在家，就把他们父子暂时安顿在家里住下了。晚上，我亲自下厨烧了几个菜款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刚开始气氛还算好，但蒯子生看到祺祺老是盯着红烧肉吃，就不高兴了，不停地提醒他少吃荤多吃素，还把放在祺祺面前的红烧肉和另一侧的清炒菠菜掉了个个。祺祺不买账，赌气似的把筷子伸过来，继续夹红烧肉吃，一口一块，吃得满嘴滋油。蒯子生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就是跟我拧着来，中国教育的悲哀啊！”我很想笑，没想到祺祺竟然遗传了蒯子生喜欢抬杠的基因。

　　吃过晚饭，我陪蒯子生到学校里散步。沉木中学还在原来的地方，虽然当年的建筑已经很少有了，但大致的格局还没有变。我们沿着靠近操场一侧的河岸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那座书贤亭旁边。一轮明月挂在书贤亭的飞檐上，显得别有情致。这座八角亭算是校园里最老的建筑了，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在里面玩耍。坐在亭子里，蒯子生想起了一件往事。说他有一次上晚自习，悄悄跑到亭子里看月亮，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老师看他不在，就发动全班去找他，等找到他时，天已经快亮了……提起这事，他突然感慨起来，说：“春阳啊，你说要是我现在睡在北京的哪个旮旯里，还会有人去找我吗？”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从他的口中，我终于知道他送儿子来借读，除了为躲雾霾，还有其他的原因。

　　他和老婆离婚后，儿子本来是跟着严雨寒过的，但就在前年，严雨寒到德国进修去了，时间是两年，他就主动提出要照料儿子的学习和生活。严雨寒的父母身体都不大好，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他在接管后不久，就发现了问题，和祺祺的老师较上了劲。而最初的冲突是和一篇作文有关。蒯子生在检查儿子的作业时，发现他的作文本上有一篇作文叫《我家的窘事》。祺祺在作文里写道：“我家的窘事都是我爸爸一手造成的，他是个研究天气的，可惜他没把北京的雾霾弄好，倒是把家里弄得风雨交加，乌烟瘴气……”蒯子生一怒之下，拿着作文本去学校找到了语文老师，说：“你这是让学生写作文吗？分明是让他们写举报信嘛。现在他们就开始胡乱地举报家长了，将来他们就会胡乱地举报整个社会，这还了得？”老师只好耐心向他解释，说：“出这样的题目，只是想观察一下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商。”他还是不能理解，说：“生活中有那么多喜事趣事你不让他们说，怎么偏让他们说窘事呢？像你这种心理阴暗的人，怎么配做人民教师呢？”老师被他说恼了，说：“我看你更不配做家长！”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地闹开了。后来还是校方出面调解，蒯子生才算放过了老师。但时间不长，祺祺的又一篇作文让他差点崩溃。这篇作文的题目叫《三十年后》，祺祺在作文里写道：“三十年后，我可能不在人间了，罪魁祸首就是我爸爸，是他长期的摧残造成的。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在我之前就先挂了……我死后的第一天，就来到了天堂，那里风景如画，鸟语花香，但就在我心花怒放的时候，却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老人朝我走来，天啊，这不是我爸爸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呢？他应该在地狱里呀……”蒯子生肺都气炸了，随手用报纸卷起一根纸棍教训了一通儿子，然后满腔愁怨地冲进了学校。这次他直接找到了校长，要求给祺祺调换班级，但校长却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了他。他就告到了区教育局，教育局的人在了解了情况后，认定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并没有错。蒯子生说题目看上去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学生在文章中暴露出来的黑暗心理，和学校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教育局的人却说他把问题扯大了，并婉转地建议他要好好地进行自我反省。蒯子生一听，火冒三丈，说：“你们就是一群自欺欺人的病人，中国的教育就要毁在你们手里了！”

　　蒯子生慷慨激昂地控诉了一番后，站起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春阳啊，我把拯救祺祺的希望就寄托在家乡学校了，就寄托在你身上了。”他托孤一般的语气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蒯子生临走的前一天，又去父母的坟上看了看。第二天我送他去县城坐火车时，他告诉我，坟前的那棵楝树已经长得有两层楼那么高了。还说，他想把楝树果带到别的地方去种。

　　新学期开学后，祺祺真的出现在了沉木中学的校园里，这引起了很多目光的关注。我也听到不少议论，有人对蒯子生这样做很不理解，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既然这样做了，肯定是有他的理由的。校长倒是很高兴，祺祺的到来无意中让学校的地位有所提高，他逢人就說：“蒯教授的儿子都从北京过来借读了，没想到沉中的魅力那么大哦！”

　　但祺祺的到来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起初老婆不太同意他住在我家，因为她在乡政府做会计，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怕照应不过来他。我就做她的工作，说儿子大学毕业后，说不定找工作的时候要麻烦人家蒯子生。她一听，才勉强答应下来了。生活安顿好了以后，就要开始操心他的学习了。这孩子其实很聪明，但就是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成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言行还有些怪怪的。老师讲课的时候，他总喜欢插嘴，让他站起来发言，他却一言不发。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得好好的，他会突然翻脸，动不动就用京腔骂一句“丫挺的”。他不喜欢生物老师，有一次测验考试，他看到卷子上有一道题：为什么同一窝猫中，有白猫、黑猫和花猫呢？他随手就在题目下写了一行字：“为什么有人脸上白一块黑一块花一块呢（生物老师患有白癜风）？需回复这个问题才可以浏览答案。”时间不长，就有老师、学生甚至是家长来找我投诉，我只好竭力地安抚他们，谁让我是祺祺的临时监护人呢？回到家里，我总是苦口婆心地和他讲道理，但这孩子却很难沟通。有一次，我为了激励他，说起他父亲当年如何聪明，如何懂事，如何让大家引以为豪。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蒯子生为典型津津乐道地激励着我的学生们，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一次，我的话却被祺祺打断了，他说：“你不要老提他的过去，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

　　两个多月下来，祺祺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我只好打电话给蒯子生。他在问了一下祺祺的具体情况后，竟然得出结论，说祺祺比在北京好多了。我痛苦地说：“大教授吔，你家的这个小祖宗我可是伺候不了啦。”他说：“春阳，我过一阵子打算回老家住上一些日子，到时候还是我自己来照看祺祺吧。”endprint

　　得知蒯子生要回老家来住，开乐赶紧安排人将蒯家老屋里里外外收拾干净。顾得来还自告奋勇掏钱给屋里添置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

　　时间不长，蒯子生真的回来了。他一来就把祺祺也接到老屋里和他一起住了。好在村子就靠近镇上，离学校不远，祺祺上学还是比较方便的。

　　犁下村乃至整个沉木乡的人都对蒯子生的做法更加困惑不解了，他先是把儿子弄到乡下来念书，现在自己也跟着来了，而在这之前，他和家乡的联系少之又少。很多人跑来问我，我也说不清楚，只是隐隐有些担心。

　　6

　　不管怎么说，蒯子生的到来还是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重视。听说他在村里住下了，乡亲们纷纷上门去看他，去的时候，手里都没有空着，给他带了不少吃的用的。村里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勤快的妇女给他们父子俩烧烧洗洗。县里和乡里的头头脑脑知道后，也纷纷来拜访他，请他吃饭。没几天，他便在地方上拥有了多个头衔，尽管这些头衔大多是虚的，但也有一定的含金量，其中一个叫全县发展决策咨询顾问的头衔，据说全县本土籍人士只有他一个人获得过。当然了，蒯子生不是每个头衔都接受的，顾得来想请他做顾问，他就没答应。

　　那段时间，犁下人再次爆发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狂热，对周围村子的人根本就没放在眼里。犁下一个入赘到别的村的上门女婿，大约是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开始不安现状，把刁蛮的老婆打了一顿后跑回了犁下村。他老婆的几个兄弟带着一帮人来找他算账，他慌不择路，一头蹿到蒯子生的家里躲了起来。那帮人就堵在蒯家的门口要人。一听有人堵蒯子生的门，村民们呼啦一下，就把那帮人给围住了。冲突一触即发。村主任开乐赶紧给乡长打了个电话，乡长很快就亲自带着警察赶到现场，驱散了来肇事的人。犁下人为此津津乐道了好一阵子，都认为现在有蒯子生这尊菩萨贴身罩着，可以高枕无忧了。

　　也正是在这期间，我陪蒯子生参加了很多饭局。每次喝完酒，他都很兴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春阳啊，还是家乡好呀！”有一次，县长请他在县里唯一的四星级宾馆吃饭，他把我也带去了。我一个乡下的教师，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威严的县长。那天和县长零距离接触，竟然发现县长也有和蔼风趣的一面，当然他的和蔼风趣主要是面向蒯子生的。那天，蒯子生和我都在县长的和蔼风趣中喝多了。酒后，县长留我们在宾馆住了下来。本来人家要安排两间大床房，但蒯子生却只要一间标房，让我和他同住。这架势又是要找我穷聊。一进房间，他就开始不停地说那句“还是家乡好”了。我趁着酒劲和他发生了分歧，说：“既然家乡那么好，为啥还有那么多北漂呢？”

　　蒯子生摇摇头，说：“你从来就没离开过家乡，说了你也不懂，那叫‘北漂？分明是‘北沉啊！”

　　“你这话言重了吧，我看不少人漂得有滋有味哦。”

　　“那都是表面现象，王宝强你知道吧？那算是北漂的成功典型了，但他还不是照样被老婆抛弃了？其实说到底，他是被北京那样的城市给抛弃了。一个草根别以为在皇城根下发了点绿芽，就认为拥有整个北京的春天了。也许他在物质上还算富有，但他永远是那座城市精神的乞讨者……”蒯子生酒后的话总是显得慷慨而精辟（这一点我那次去北京就领教了）。

　　我无言以对，隐隐觉得他这番话把他自己也兜了进去。果然，他接下来就说到了自己。他在说到自己的遭遇时，言语有些失控，嘴角微微颤动着。看着他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我努力在大脑里剔除他个人情绪化的东西，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

　　这几年，在单位逐步被边缘化的蒯子生心有不甘，他试图挑战这种困境，但他选择的方式却是适得其反。他不是主动去修复和别人的关系，而是总想着要把别人拽到他思维的框架里来，结果局面是越发不可收拾。他和人讲话，总是先来一句口头禅“你搞错啦”，让人听了很不舒服。逢到观点不一致的，他自然是要去找人家抬杠的；而对观点相近甚至相同的，他也要创造条件去抬上几句。比方有人说西红柿有营养，他也赞同，但他不会轻易朝别人点头的，而是会告诉人家，西红柿弄不好就成了毒药，和螃蟹一起吃会产生砒霜，和咸鱼一起吃会致癌，和香菇一起吃会破坏胡萝卜素……如果没人找他抬杠，他也会独自把手上的杠子舞得让人眼花缭乱，让人躲着他走。他就像一口烧红的铁锅，渴望着有人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從而获得刺啦一声的快感。有一次院里开年终总结会，课题组长们都要上台发言，规定每个人只有十分钟。但他说着说着就超时了，嘴里春潮带雨似的奔涌起来，开始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不失时机地批评起别人……院长实在忍无可忍，让人递了张纸条给他，提醒他时间超了。他瞥了一眼纸条，竟然说：“可能有的领导觉得我说多了，可他自己还没觉察到，他平时在会上说得还少吗？我一年就说一次，他一说就是一年啊……”院长坐在主席台上，气得眉眼歪斜。

　　蒯子生眼里揉不得沙子，结果他自己就成了大家眼里的沙子。单位内部实行科研体制改革，要双向选择，结果他这个原来的课题组长，却没人愿意跟着他干。这样，他这个组长就被调整下来了。他去找院长吵，院长被他吵得头痛，只好给了他一个“特殊政策”—允许他执行弹性工作制，说到底，就是来不来上班无所谓。

　　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蒯子生重新体会到单身汉的悠闲，没事喝喝茶、看看书、散散步，他想先让自己静下心来。但是有一天，他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苹果从天而降，就在离他一步之遥的水泥地上摔得肝脑涂地。正是这个来历不明的苹果，让蒯子生决定改变刚刚默认的生活模式。

　　他在向我说到这件事时，表情显得有些夸张：“春阳啊，这可不是牛顿的那个苹果哟，它是从几十层的楼上砸下来的一个烂苹果哦。你想想，我孬好也算个科学家，在别人上班的时间，我却被一个烂苹果砸死在家门口，算怎么回事？”说完这番话，他还向我描绘了一个细节—当他想抬头去观察某个肇事的窗口时，竟然发现颈椎痛得他抬不起头来（抬头看天过去可是他的强项），而与此同时，他看到了自己留在地上那有些佝偻的影子。据此，他得出结论：“春阳，我总不能就这样看着自己无所事事地老去吧？”endprint

　　蒯子生又出现在了单位里，并且像年轻人那样做到上下班打卡（副研究员以上一般无须打卡）。每次在考勤机面前，他都很庄重地把自己食指的指肚压上去，然后等着自己的名字跳出来，并享受着随之传出的那声甜美的“谢谢”。关于这一点，他向我解释说他刷的不仅是指纹，而且是一种存在感。而对于他的复出，同事们显然有些不太适应。蒯子生也感觉到了，他发现乘电梯的时候很少有人和他同乘，吃食堂的时候很少有人和他同桌，他的办公室里整天也不见一个人进来，桌上的固定电话从来就没响过。有一天，院长特意来到他办公室，说：“蒯教授啊，你气色不大好哦，还是回家休整好了再来上班吧。”他一听心里就有些不舒服，说：“院长你嫌我碍事呀，我建议你回去翻翻《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人有权工作……”院长碰了一鼻子灰，怏怏离去。没过几天，院里就开始给他派活了—安排他到南方出一趟差。这一次他同意了。可等他出差半个月回来，竟然在院里的会议室里看到了一张很大的照片，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和院里全体研究人员的合影。他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就在他出差期间，那位国家领导人来院里视察了。事后他才知道，院长之所以要把他支走，是因为怕他在首长面前口无遮拦生出岔子来。这次打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终于觉得在单位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

　　至此，蒯子生仍然没有服输，他在寻找着重新点燃生活的机会。在一次大学同学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他认识了冯夏。那天晚上，不少功成名就的同学都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不愿做旁观者，也和大家一起聊了起来，但他聊着聊着就聊起了自己的老本行，津津有味地说到大气研究的最新成果。结果硬是把一圈子人给聊散了。意识到大家都有些躲他，他有些失落，端起一杯血腥玛丽独自坐到了一个角落里。这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女士走了过来，主动用手上的红粉佳人和他碰了一下，说：“蒯教授，我叫冯夏，也是学大气专业的，刚才听了您的话，受益匪浅呀。”蒯子生打量了她一下，发现她长得一般，但身上散发出一种知识女性的书卷气。聊开后，他才知道冯夏是湖北一所大学的讲师，目前正在北京读博，是他一位同学的老乡。两人聊得很投机，就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了冯夏的电話，约他到后海小聚，说是有专业问题向他请教。他很高兴，特意带着他那本颇为得意的专著，准备现场签名送给她。但那天冯夏只顾劝他喝酒，并没有请教他什么问题。等酒喝得差不多了，她就开始诉起苦来，说自己一个离异的女人在北京打拼怎么怎么不容易。蒯子生同病相怜起来，也向她敞开了心扉……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话，也是他第一次和人说那么多话而没有抬杠……

　　认识不到三个月，蒯子生和冯夏出人意料地闪婚了。可是仍然是不到三个月，他们就离了婚。这场短暂的婚姻给蒯子生带来了情感的再次伤害，却给冯夏带来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北京户口。

　　在谈起自己第二次离婚时，蒯子生似乎并不后悔，对我说：“春阳，和这样一个是非观有问题的女人在一起，我一天都待不下去呀。”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星期六，冯夏睡到中午十一点多还没起床，蒯子生就催她起来做饭。冯夏不高兴了，说：“老蒯，你当我是你老妈子呢？”蒯子生没办法，自己又不会做饭，只好准备下面条来对付一餐。这时候，冯夏却一骨碌爬起来，嚷着要到外面去吃。他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吸取过去的教训，不想为这样的小事弄得鸡飞狗跳，就勉强答应了。两人出了小区，看见对面的广场上正在举办美食嘉年华，就走了过去。广场上很热闹，除了琳琅满目的美食，还有开发商搞的各种促销活动。蒯子生正皱着眉头走在人群里，突然看见前面一个黄头发的男青年一把夺下一个老太手上拎的手袋就往人缝里钻。他没有多想，立马就追了过去。老太可能是怕他吃亏，跟在他后面喊：“别追啦，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但他没有理会，拨开人群继续追赶。追到马路上，黄头发在慌乱中扔了手袋。蒯子生一愣神，滑倒在地，脸上划出了几道血印子。等他拎着那只装着开发商广告的手袋回来时，老太已经不见了。再去找冯夏，却发现她正在摊位上有滋有味地吃着台湾蚵仔煎。冯夏看看他的脸，又瞄了一眼那只手袋，说：“老蒯，你为一袋废纸这么玩命，值吗？”蒯子生理直气壮地说：“当然值了，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就是要让那些做贼的人产生压力，让他们不敢偷、不能偷，甚至不想偷。”冯夏突然冷笑起来，说：“和你这种人在一起，我的压力恐怕比那小偷还大噢……”

　　时间不长，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没想到蒯子生这两年的遭遇更加糟糕，我在心中唏嘘了一会，故作轻松地安慰他：“大教授，你这下回来就好了，故乡的云会抚平一切创伤的。”他深有感触地说：“是啊，不瞒你说，我这次回来不单是为了照看祺祺，还为了能在家乡的土地上找回自己哟……”

　　后半夜，我被蒯子生的呼噜扯醒了，但我并不烦躁，我真的希望他在家乡的每个夜晚都能睡得这么香。

　　7

　　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蒯子生仿佛真的找回了自我。面对一拨接一拨的拜访，一茬接一茬的宴请，一句接一句的恭维，他有些飘飘然了，全然忘了在北京受的委屈。

　　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却看出了一些门道，那些来找他的人，特别是县里乡里的那些头头脑脑，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他的尊重，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县长就问过他在国家发改委有没有什么关系，说县里的一个化工项目正等着立项；乡长也向他打听，问他在省水利厅有没有路子，想争取几个钱把乡里的埂堤加固一下；至于村里想找他的事就更多了。面对类似的问题，蒯子生一般不做正面回答，他会答非所问地把话题引到他感兴趣的领域里。有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婉转地提醒他说：“大教授啊，家乡人还指望你做点贡献哦。”他想了想，似有所悟，说：“春阳啊，你说得对哟，我正在考虑要做点什么呢，不然对不起家乡呀。”

　　几天后，蒯子生告诉我，他要去县里给全县的领导干部做报告，让我也去听听。第二天一早，我就随他坐上了县里来接他的车子。报告会在县行政中心的大会场，六百多个座位坐得满满的，县里四大班子领导悉数到场。县长亲自做主持，走上来就热情洋溢地将蒯子生猛夸了一番。蒯子生那天讲的题目是《人类活动和厄尔尼诺的形成》，应该说除了时间讲长了一点，总体上还是很有水准的。但我总觉得县长在做最后总结的时候过于潦草了，不像他开场白中那么有激情。endprint

　　散会后，在县里吃了饭，我们就往回赶。在车上，蒯子生很兴奋地对我说：“春阳，我终于有事干喽，北京的雾霾我是管不了了，我要让家乡天空永远湛蓝。”他说他要在家乡搞一个小气候实验区（这也许就是他要为家乡做的事）。我有些担心，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气候搞不好，小气候从何谈起？”他不高兴，反驳我：“照你这么说，就没桃花源了？就没有小岗村和深圳了？”

　　当天下午下了课，我接到乡政府的电话，说是乡长让我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我一照面，乡长就说：“王老师啊，蒯教授给我们惹麻烦啦。”

　　“啥麻烦？”我有些不明白。

　　“你不知道哦，上午的报告会一结束，县长就剋了我一顿，说蒯教授的报告对县里的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呀。”乡长皱起了眉头，“你说我冤不冤，又不是我让他这么讲的。”

　　“蒯教授并没有说啥出格的话呀。”我替蒯子生辩解道。

　　“还不出格呀？你们这些秀才真是一点都不敏感哦。”乡长轻蔑地扫了我一眼，“你看他说的那些话，什么产业转移就是污染转移，什么化学工厂就是折寿工厂……县里正想上化工项目呢，本来就有不少人反对，现在好啦，他这一说，那些人找到依据了……”

　　乡长请我去的意思是，让我侧面提醒一下蒯子生，今后说话要注意一点。离开乡政府，我就近买了几样卤菜，直接去犁下村找蒯子生了。蒯子生见了我很高兴，拿出一瓶他从北京带来的牛栏山就和我喝开了。从喝第一口酒开始，我就盘算着如何去提醒他，可一直到一瓶酒喝得差不多了，我也没能插上嘴。他嘴里就像安了马达一样，不停地慷慨陈词，说着自己美妙的构想。终于，我逮住他一个打酒嗝的机会，把话说了出来：“蒯教授，基层有基层的情况呀，不去招商，不上项目，喝西北风去啊？”

　　“发展我并不反对，但问题是招什么商，上什么项目，病急乱投医的结果是死得更快。”

　　“我们这种穷地方，一点污染都没的好项目招得来？”

　　“那也不能饮鸩止渴呀。”他的蒸笼头又开始冒烟了，语速也加快了，“打个比方，你在沙漠里走渴了，看到一汪明知有剧毒的水，你是去喝呢，還是坚持去寻找下一个清洁的水源呢？”

　　“那要看我渴到什么程度了。”

　　“春阳啊，你这种思维很普遍哟，太可怕了。”

　　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蒯子生把我送到村口，一路上还在喋喋不休地向我灌输着他的理念，我感觉不是我来劝他，倒好像是我主动送上门来接受他教育的。分手的时候，他抬头看着星空，嘴里喃喃地说：“春阳，你知道冥王星吗？”

　　“在哪呢？”我也抬起头来看着满天的星星。

　　“冥王星用肉眼是看不见的，它太遥远了，遥远得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哦。”

　　“不就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嘛。”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它已经被人类从行星系列中排除了，这是一颗孤独的星啊！”他的语气似乎有点伤感。

　　那次吃饭后，我很长时间没和他面对面地交流了，他好像很忙，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让我把祺祺接回家。我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在忙些什么，但从他发的微信当中可以看出，他为了打造所谓的小气候实验区没少花心思。他一天要发好几十条微信，内容大都涉及大气、环保等方面，有宏观理论，也有微观点评，有经验介绍，也有教训剖析。后来我才知道，他微信发的面很大，因为他自从回来后，几乎逢人就加好友。很快就有人抱怨他的微信发得太多了，一些和他来往不多的人干脆把他拉入了黑名单。我们的校长是个很忠厚的人（他也是我和蒯子生中学时代的老师），向来注重礼尚往来，何况蒯子生又是他一辈子的骄傲，所以对蒯子生的微信是每条必赞。蒯子生就把老校长当成了知音，没事就和他在微信里聊，有时候能聊上大半夜。结果老校长终于被他聊崩溃了，在他即将退休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他的老婆—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找到我说：“春阳啊，你让子生少发点那个啥信吧，就像羊子拉屎，一拉一大串哟。还有，就是发，也不能深更半夜发呀，老头子半条命都给他搭进去喽。”我只好打电话，转弯抹角提醒他不要再发那么多微信了。可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是给大家招魂，一个人的魂丢了，喊一两遍能喊回来吗？”

　　终于有一天，蒯子生的“招魂微信”弄出麻烦来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他在朋友圈发的一组照片，照片的主角是一根巨大的烟囱，它正豪放地吐着烟气。从其中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烟囱从上到下写着红色的标语：三年上台阶，五年大变样。他在随后的文字中告诉大家，这就是县水泥厂的大烟囱，并做了点评：三年上污染台阶，五年变妖怪模样。

　　第二天一早，县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带着舆情办的人来找蒯子生了，乡长陪他们去的。但据说蒯子生和他们谈得很不愉快。部长劝他想办法消除照片的负面影响，并保证下次不再发这种影响县里形象的东西了。他却说部长讳疾忌医，还说自己既然是县里的发展决策咨询顾问，就要对类似的问题过问到底。部长气得拍了桌子。蒯子生倒是不气，用手机把部长拍桌子的镜头拍了下来，还说：“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就是污染源的保护伞。”乡长一看，赶紧好言相劝，好说歹说才让他把手机里的照片给删了。

　　下午，乡长又把我找去，一见面就和我说起了那根烟囱：“王老师，水泥厂可是县里的支柱企业啊，那烟囱是普通的烟囱吗？那是县长给老天烧的一炷高香呀！”他让我再去劝劝蒯子生。

　　我吸取上次的教训，说：“乡长啊，你们领导都劝不了他，我就更没办法了，他这个人我知道，越劝越犟哦。”

　　乡长有些无奈，说：“那你打听一下，这位大神啥时候回北京呀。”

　　我说：“看这架势，他恐怕是要安营扎寨喽。”

　　乡长脸上的无奈演变成了绝望，说：“我算是中大奖了，神仙下凡正好下到我的地界了。”

　　烟囱事件后，县里和乡里的头头脑脑几乎和蒯子生断了往来，也没人请他吃饭了，更没人请他参加活动了。他好像有些失落，找我诉过一次苦，一副壮志难酬的样子。我说：“子生啊，人都让你得罪光喽。”他有些困惑，说：“现在的人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得罪呢？”endprint

　　这以后，蒯子生开始把精力集中放在了犁下村，他似乎有些知难而退，将他的小气候实验区进行了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和村里人较上了劲。村民家里办个红白喜事，他只要听到烟花爆竹声，就会及时赶去干涉，对人家进行一番“科普教育”，说放烟花爆竹会造成空气中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剧增，对呼吸器官会产生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用。但他的苦口婆心总是换来人家的抵触。有一次，村里一个光棍好不容易在外面找了个女人，结婚的时候放了一些冲天炮，他就跑去制止。新郎就说：“蒯教授，既然烟花爆竹危害这么大，为啥市场上有卖呢？”他一听就和人家杠上了，说：“有賣，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买，就像拐卖妇女，根子是有人有需求，而这样的需求害人害己呀……”新郎被他东拉西扯说得大惊失色，不是因为放冲天炮的事，而是因为他那个新娘本来就有些来历不明，还以为蒯子生知道了什么真相。新郎怕惹出事来，息事宁人地停止了放炮。蒯子生则认为自己的道理打动了人家，从此更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禁放活动中。

　　除了抓禁放，他还抓禁烧。秸秆禁烧虽然上面已经抓得很紧了，但还是有少数村民图省事，偷偷去烧。蒯子生注意到这个现象后，就做起了村里的义务巡查员。如果让他抓到了现行，他会把当事人说得恨不得奋不顾身跳进火海去灭火。如果只见火不见人，他就会马上打电话给村主任开乐。开乐自然会屁颠屁颠带人过来灭火，因为他是和乡里签了责任状的。夏收后，乡里开了一个秸秆禁烧工作表彰会，犁下这样一个过去禁烧的后进村竟然受到了表彰，开乐还拿到了三千块钱奖金。一散会，开乐就打电话给我说：“春阳啊，蒯教授这次总算帮了我一把，没有他白天黑夜地盯在地里，咱村的禁烧工作咋会受到表彰哟。这样吧，你帮我约他吃个饭吧。”

　　一餐饭吃下来，受到鼓舞的蒯子生对村里的事就更加上心了。

　　转眼就快到年底了，上面传来消息说要搞整村推进，也就是要让村庄相对集中，腾出更多的地来复垦成农田。犁下因为村民居住较散，成了首批试点村。蒯子生得到消息后，找到开乐，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他建议在村里造一栋几十层的智能环保型大厦，让全村三千多人全部住进去。开乐被他这个想法吓得眼珠子差点射了出来，说：“我的亲娘哎，这又不是搭积木，我可做不了主。”蒯子生早已替他想好了，说：“乡里马上就要开人代会了，你是人大代表，可以在会上提交一份议案嘛。”开乐赶紧摇着头向后退去，就像蒯子生要拉他去打官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蒯子生不依不饶缠住了开乐，甚至还替他代写了议案。

　　乡里开人代会的时候，开乐硬着头皮把那份《关于建造“大厦里的村庄”的议案》递了上去。结果，当天晚上乡长就把他找去剋了一顿。乡长说：“开乐啊，你脑子进水啦，你以为你是华西村的村主任呀，这大头梦做得也太离谱了吧，我看你是头脑发热，想成立犁下国，要当国王哦。”开乐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蒯子生知道后对乡长的态度扼腕叹息，说了一句让人费解的话：“有些人连梦都不敢做，还怎么做人呀。”

　　蒯子生回老家断断续续待了一年多，家乡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人们由最初对他的趋之若鹜变成了后来的敬而远之。很多人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北京的蒯子生和犁下的蒯子生竟然是同一个人，就像我很小的时候不能接受天蓬元帅和猪八戒是同一个角色一样。

　　8

　　犁下人总算是等到蒯子生要走的消息了。他老婆从德国进修回来了，硬是把祺祺接回北京上学去了。大家便因此推断，蒯子生也会跟着回去的。我也在心里念叨，子生啊，你还是回到京城的天堂里做你的天蓬元帅去吧，就不要在高老庄里折腾了。我试探性地问了他一下，他说：“春阳，我是打算走了，不过不一定是回北京，还有，我必须做完一件事才能走……”

　　蒯子生说的那件事和顾得来有关。

　　蒯子生刚回来的时候，顾得来很想和他套近乎，就一直想请他吃个饭，还请我出面约了几次，但蒯子生都回绝了，还是那句话，不和搞大气污染的人啰嗦。顾得来只好拎着两盒冬虫夏草口服液登门拜访，说是要感谢蒯子生上次帮他推介了沥青。蒯子生一听，断然否定自己和人打过招呼，并追问他的消息来源。顾得来只好把我说了出来。当天下午，蒯子生就来学校找到我，开口就责怪我不该把他和顾得来扯到一起。我向他解释：“我不过就是应付一下顾得来，你也没有真的帮他什么忙，怕啥？”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传出去说不清啊，你想，我是保护大气的，他姓顾的是破坏大气的，我俩的关系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现在好啦，被你这一搅和，人家还以为猫和老鼠勾肩搭背呢。人言可畏啊！”在我的印象中，蒯子生还是第一次有所顾忌，想到他平时一副不怕得罪人的样子，觉得很不理解。

　　尽管蒯子生对顾得来很不待见，可按说是不会有什么飞刀见血的冲突的，因为顾得来的沥青搅拌站毕竟是在邻县的地界上。但就在最近，顾得来却要把沥青搅拌站搬回家乡来，而且要扩大规模。他看中了犁下村后山一处废弃的采石场，乡里和村里都很支持，因为他承诺投产后一年能上交三百多万的税收，还答应在村里招工，帮村里修路……蒯子生知道后，心急如焚，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气候实验区就这样毁在一个“土豪”手里。他到县里找有关部门反映这个项目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但那些部门的答复都让他很失望—环保局说项目环评已经顺利通过了，土地局说废弃的采石场有存量的土地指标，不存在违规用地问题，发改委说项目是严格按照规定审批的……看上面的路子走不通，他又回到村里做工作。他自费印了许多小卡片，把沥青的危害都印在了上面，然后在村里见人就发，希望得到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可等他一转身，人家就会随手把卡片扔到地上。那些小卡片被风一吹，就像一只只怪异的蝴蝶，满村乱窜。蒯子生找到了村主任开乐，让他出面去制止顾得来的项目。开乐吃过他的苦头，应付他说：“蒯教授啊，这个项目最后能不能上，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哦，得看乡亲们同意不同意呀。”

　　几天后，得知村民代表大会就要对顾得来的项目进行投票表决时，蒯子生就一家一户地跑了起来，劝那些村民代表一定要投反对票。这次做工作，他是花了一点心思的，每到一户，他先问人家去没去过北京，当把话题引到北京后，他就开始表态，让人家到北京一定要找他，旅游、购物、看病他都会全程陪同的。他说这样的话可能是觉得，这是他唯一能够争取民心的招数了。但村民们除了从礼节上回应几句感谢的话外，并不买账，他们需要的是随手就能够着的实惠。endprint

　　会议开完后，当蒯子生得知顾得来的项目通过后，气得直跺脚。有人就劝他：“蒯教授，得来对你不错哦，那座状元桥就是他以你的名义修的哪。”蒯子生听了一惊，从此以后进出村子宁可绕路，也不走状元桥了。

　　顾得来的项目搞奠基仪式的那天，方方面面来了许多人，乡长亲自主持了仪式。顾得来的致辞显然是做了精心的准备，不知是谁替他写的稿子，竟然还很煽情，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我是一只春蚕，要为家乡吐完最后一缕丝；我是一支蜡烛，要为家乡点完最后一点亮。”很多村民听了，想起他平时带给他们的实惠，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蒯子生站在会场外围听到了，也哭了，而且是号啕大哭，但他的哭声很快就被震耳欲聋的炮竹声淹没了。

　　项目开工后，蒯子生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反映问题，搞得三天两头不是来人调查，就是来人采访。顾得来终于忍不住了，就去找他沟通，但他却不搭理他。后来两个人都找到我，让我去劝对方罢手。我本来不想管他们的事，但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出面了。那天下午，我把他俩约到村部，当着开乐的面协调起来。我说：“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呢？”

　　蒯子生马上反驳我：“一起长大算什么，曹植和曹丕还是亲兄弟呢，那又怎样？”

　　顾得来说：“我又没害你，你干吗揪住我不放？”

　　“你要是光害我一人就算了，你害的是脚下的这片热土，是头上的那片蓝天，是身边的黎民百姓……”蒯子生激动得跺脚指天。

　　“你不会说北京的雾霾也是我害的吧？”

　　“你，还有更多像你这樣的无良商人都脱不了干系，我知道你们很强大，我不可能一一打败你们，但我逮住一个就会死磕到底，苍蝇打死一只总归是少一只的。”

　　我只是起了个头，剩下来就没我什么事了，就见他俩越吵越厉害，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争吵引来了很多村民围观，一些人看着看着就掺和进来了，但几乎是一边倒地给顾得来帮腔。蒯子生眼看寡不敌众，痛彻心扉地说：“你们不能鼠目寸光啊，十年后你们肯定是要后悔的，当然了，你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活不过十年的，因为很可能早就被姓顾的毒死了，顾得来的那点蝇头小利就是毒药，千万不能占小便宜啊！”顾得来冷笑着说：“蒯教授，我的小便宜你也占喽，你问问村主任，你那屋里吃的用的，包括你床上垫的盖的都是我这个无良商人给添置的哦。”

　　蒯子生看着开乐，眼睛里的光芒就像西天的落日一样渐渐收进了暮霭里。

　　当天晚上，蒯家的院子里燃起了一堆大火，有人看见蒯子生在那儿烧床上的被子。我接到开乐的电话后，赶紧又回到了村里。进了蒯家的院子，我看到蒯子生正蹲在一堆灰烬旁发呆，余火中，他的脸色沉郁得有些可怕。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走到他近旁，也蹲了下来，这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浓浓的酒味。半晌，蒯子生开了口，声音显得很沉滞：“春阳啊，我只剩下家乡啦，可家乡却容不下我呀……”还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我的鼻子也酸了起来，说：“子生啊，你是属于天空的，天高任鸟飞啊。”

　　“鸟的自由不在于它能飞多高，而在于它能不能随意落脚，连家乡这棵树都不能落脚，天空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有点像一个伤感的哲人。

　　蒯子生抬起头来看着天空。我也跟着他抬起头来。余烬中生出的烟雾笼罩着我们头顶上的天空。

　　9

　　入夏后，雨水多了起来，据电视上的气象专家说，今年的汛情不小。蒯子生本来说好是要走的，但一看这天气，又改变了主意，对我说：“春阳啊，再怎么说，我也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走啊，我留下来或许还能起点作用哦。”

　　蒯子生留下来后，就开始想着如何去发挥作用了。他主动找到乡长，提出要给大家说说灾害性天气。乡长可能是想到那次他在县里做报告带来的后果，就和他打马虎眼，说让他在家里等着，到时候会让他来讲的。蒯子生等了几天，没什么消息，又跑到乡政府找乡长去了，反复强调只有弄清了灾害性天气的来龙去脉，才能做到科学防汛。乡长被他缠得没办法，就把他推给了一位副乡长。副乡长脑瓜子很灵，对他说：“蒯教授要做报告，好事呀，明天就来做吧。”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大早，蒯子生就让我陪他去做报告。我们来到乡政府后，副乡长已经候在那儿了，一见面就让我俩随他上车。车子七拐八绕竟然开进了乡敬老院的院子里。副乡长看出我们的疑惑，解释说乡政府的会议室漏雨，临时把会场改到了这里。一下车，敬老院的院长就把我们带到了食堂。食堂里的饭桌被移到靠墙一侧并排放着，中间放了十几张条凳，条凳前面是一张条桌，可能就是报告席了。院长把我们引到一块小黑板前，小黑板上用红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欢迎蒯教授做报告”，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这块小黑板原本是用来公布每天的菜谱的，是他灵机一动改成会标的。正说着，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了，坐定后一看都是些老人，总共有二十多个。副乡长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请蒯子生开始做报告。蒯子生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还是讲了起来。大约是由于人少的缘故，他讲得不像那次在县里那样有激情。散场后，他忍不住向副乡长抱怨起来，说乡里对报告会不够重视。副乡长赶紧说：“蒯教授，今天算是试讲，改天请您再正式讲一次吧。”副乡长说完，把院长叫到一旁交代一番。我正好去上厕所，他们就在厕所外面讲话，我听到副乡长说：“敬老院里不是有五十多个老人吗？怎么才来了一半呀？”院长解释：“领导哎，有的老人眼花耳聋的，还有的连床都下不来喽，你让我咋办？”副乡长说：“我不管，下次蒯教授来做报告，你连烧锅的都给我弄来。”我一听，没来由地打了个尿颤，连裤子都尿湿了。

　　“正式”的报告会定在了星期一下午，我因为有课就没有陪蒯子生去，但恰恰那天就出了事。据说那天的听众达到了五十多人，蒯子生比上次的兴致高了许多，从天上说到地下，从国外说到国内，从北京说到沉木，把厄尔尼诺的来龙去脉说得淋漓尽致。老人们配合得也好，在院长的带领下，不时地鼓着掌。一直说到天擦黑，蒯子生仍然意犹未尽，但就在这个时候，会场上噗地传来一声闷响，坐在后排的一个老头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会场立马炸了窝，蒯子生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场景，目瞪口呆。等到乡卫生院的医生赶来时，老人已经断气了。endprint

　　第二天早上，敬老院里有十几个老人去乡政府抗议，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蒯子生。乡长劝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走。但不管怎么说，关于蒯子生把人“说死”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从那以后，很多人都不敢和他搭话了，生怕他的乌鸦嘴里冷不丁飞出一件夺命暗器来。因为蒯子生那天做报告说得最多的词是“厄尔尼诺”，所以沉木乡的一些乡民（特别是一些缺少文化的妇女）对此很是忌惮，他们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吓唬孩子的时候，不再说“狼来了”“警察来了”之类的话了，而是说“厄尔尼诺”来了，据说非常管用。当然了，这是后话。

　　那个老人死了以后，蒯子生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幾天没有出门。我去找他，劝他赶紧离开犁下，但他只是摇摇头，不说任何话。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雨水越来越多，河水越涨越高，内涝也越来越严重了。很快就传来消息，说全县已经有好几个圩子破掉了。人心开始惶遽起来。犁下村因为地势低洼，村里开始动员村民们疏散了。我在接父亲的时候，就想到把蒯子生一并接到镇上来住，但他就是不听。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突然接到了开乐的电话，他慌里慌张地说：“春阳啊，你快来劝劝蒯教授吧，他就是不肯挪窝，这要是出了事，我可怎么交代啊！”

　　就在我冒雨赶回村里的路上，又接到开乐的电话，他拖着哭腔告诉我，蒯子生不见了，连手机也关了。等我进了村，看见开乐正带着一帮人在四下找人，便赶紧跟着他们跑。我们边走边喊着蒯子生的名字，声音在风雨中变得有些凄悚。一些还没来得及撤走的村民听到喊声，也自发地加入找人的行列。那一刻，我的心底涌起一份感动，因为我突然想起蒯子生那天在书贤亭里和我说过的话，他的意思是不会再有人像当年那样寻找他了……雨越下越大，老天就像个失控的怨妇疯狂地发作着，用猛烈的雨鞭抽打着我们。天幕开始扯起了闪电，就像是撕开了一道道狰狞的伤口，村后的山影一闪一闪朝我们压了过来，那些树就像迪厅里吃了摇头丸的女孩，披头散发地摇晃着。一群人找遍了整个村子也没发现蒯子生的影子。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去蒯子生的住处看看。我和开乐几个人进了屋，里里外外找了一遍，还是空无一人。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八仙桌上的水瓶下面压着一张白纸，拿出来一看，上面用铅笔画了一棵树，这棵树的样子很怪：树干细得像麻秆，但树冠上却结着很多硕大的果实，有些果实上还“长着”笑脸，就像是微信的表情包。这时候，开乐他们几个也围过来看我手里的那张纸，眼睛里都充满着困惑。

　　我愣了一会，豁然开朗，说：“我知道他在哪儿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