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那北

　　公社体操队

　　林那北

　　一

　　这应该是一九七一年秋天的事，那年我十岁。

　　因为母亲在中学任教，我们的家就安在校园里。开学前几天我看到从校门口走进一个特别的男人，三十岁不到，个子不高，上下半身在腰部那里有清晰的分界，越往上往宽阔，两臂粗壮的肌肉一泡一泡隆起，背和胸部向前向后拱起，有着非常夸张的厚实，衣服则被高高顶起，至两肩处达到高峰：像戴着一个硬质假套，平平的，鼓鼓囊囊地向外扩张。而腰却细小，臀也窄小，腿倒不小，把裤管撑得满满的，随时要裂开似的。他步子迈得很大，但脚板落下却很轻，前掌着地，后跟轻轻一踮，看上去就有一跳一跳的感觉。他不是空着手，右手抱一个婴儿，左手提一包行李，而旁边是个非常年轻的美貌女子，大眼，小嘴，高个。

　　

　　青年的林教练

　　后来才知道，他是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系体操专业毕业的，姓林，1967年走出大学校门时，整个社会已经动荡得没有宁日了，而他父亲在台湾，虽只是一名不问政治的小学教师，他却还是被冠以种种罪名，能分配到县里最偏僻的山区中学任教已是万幸。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年，终日无所事事，无趣又无聊，就与当地医院一名护士的女儿结婚，刚当上父亲，就被我父亲调来。作为公社分管文教卫生的革委会副主任，我父亲还兼任这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他那时也未必具体知道体操是什么玩意，但“上海体育学院”这个名头足够震撼，他要破天荒在镇上成立一支体操队。

　　游泳有江河就行，举重靠粗糙的石头就练得出臂力，乒乓球只要有只赛璐珞小球，即使没有正规桌子，草草搭块木板，中央横几块破砖头充当网，甚至因陋就简以巴掌当球拍，也可以玩得很乐趣横生。而体操行吗？体操不行，哪一届农民运动会设立过此项比赛？形式美与技巧上的要求，注定了体操沾不得一点乡野气，它必须是一身阳春白雪的公主范。

　　

　　年轻时的林教练

　　父亲却不管这些，或者他还根本不知深浅，脑子就猛地一热了。

　　有天在县档案馆翻看父亲档案，我眼睛曾被两个名词灼了一下：三青团和国民党。“文革”中这是两顶多么沉重的帽子，无论戴到谁的头上都是灭顶之灾，一家人也无法幸免遭殃。父亲是孤儿，其父留下的薄屋早就被族亲侵吞，于是我们在填写表格时，一直理直气壮地写下“雇农”二字—比“贫农”更贫的无产者。没想到一九四五年在福建英华中学读初二时，父亲曾加入过三青团，一九四七年到福建省训练团学测量时又曾加入了国民党。幸亏一九五七年经县委审干办审查鉴定是清白的，无非当时是集体性的，每个人都是闭着眼睛稀里糊涂被一锅端进去，没填表，没宣誓，没活动。但我仍不免捏了一把冷汗，能洗得白是他的幸运，当然也是我们的，否则那该是怎样一段不堪的日子。父亲自己也后怕过吗？他居然几十年都对此讳莫若深，即使晚年也从来只字不提。他不是一个寡言慎行的人，恰恰相反，他几乎有多嘴多舌的嫌疑，言多必失，因此泥沙俱下，可是他却把这个往事捂得密不透风。学测量时他是在距福州几十公里外的建瓯县，一九四七年七月，也就是在加入国民党没几天，他就得了一场痢疾，当他的二舅得到消息，把自己家中唯一一枚金戒指当掉做盘缠，坐轮船赶到建瓯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二舅把他背回家，每天漫山找草药，终于捡回一条小命。奶奶曾多次说起那些日子自己被吓得如何夜不能寐，又流掉多少眼泪。一直以来她都恨不得把这个儿子时时含在嘴里捧在手中，可是病好没几天，儿子突然又走了。村里有人是闽中游击队的小头目，父亲自作主张投奔而去。档案上有关他加入游击队的记载，时间正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很惊险，在两个时代的临界点上，一场几乎致命的病反而幸运地把他之后几十年政治生命救下了，他自己会不会因此心有余悸？踩出的每一步都试图多拼上一点劲，以抹除那两个名词投下的深重阴影？

　　细想又觉得也未必，不甘寂寞是他性格里的主色调，似乎一直急着要从命运手中讨回点公道，所以不懈地折腾，永远处于出发状态。以褒义词形容是有抱负，贬义词则是有野心。偏偏生不逢时，世事几十年连绵动荡，生活与精神相互颠沛流离，总是受挫，不断失意，永远无法心想事成。他挺不甘的，谁谁谁能力那么差，却步步高升了；什么什么事自己做得多么出色，却无人喝彩。私下虽抱怨，也就怨一怨而已，转个身马上又抖擞了，依旧随性任性，并且豪情激情。那个时代强大的政治机器覆盖之下，处处局促凝固，即使有一副天赋翅膀，也没有飞翔的空间，似乎也唯有文艺与体育成为仅剩的两道小缝隙，姑且容下得些许个人的拔节起舞。从这点上看，父亲是幸运的。除了游蹩脚的泳、打胡乱的乒乓球，他并无其他体育长项，唱歌虽嗓门洪亮音域宽广，却抵不住走调的搅和，终究也不足挂齿。但机缘巧合，他被推到这两道缝隙的边缘，无法冲到第一线，却可以摇旗呐喊。想必他自己也意识到机不可失，便用上所有的力气，喊得声嘶力竭。

　　中学里还有另一位体育老师Z也懂体操，于是分工，上海体育学院毕业的林教练主要带男队，Z教练则带女队，队员全部从附近几所小学里挑选，年龄在五到十一二岁之间。招人时，我们逐个张开胳膊趴在棕垫上，以尺子从这个指尖丈量到另一个指尖，再站直了量身高。如果两臂距离超过身高，就淘汰。为什么？以那个上海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毕业的老师经验，四肢紧凑身材娇小才是最佳人选，臂长的小孩以后个子肯定高，而高个子离心率大，怎么适合翻滚腾跃？在身高一米六四的俄罗斯冰美人霍尔金娜出现以前，女运动员超过一米六，还能在这个项目上翻腾成国际顶尖人物的，大约仅有罗马尼亚的科马内奇吧。科马内奇多高？一米六一，而她的所有奇迹都是在这个身高出现前创造的，再往上长，不行了，年纪也大了，还发胖，只好退役。

　　那天我从棕垫上起来后，就听那个上海来的老师嘟噜了一句：“这么长！”尺子从脚底拉到头顶，果然超出，超了很多。而我弟弟则基本相等，是可造之才。

　　但我还是在那年九月和弟弟一起入队了。

　　那真是一段新鲜的日子，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得起来，先到田径场上练体能，再到室内体育馆里练技巧。单杠、双杠、平衡木、高低杠、吊环，这么齐全的设备农村中学通常不可能有，但“文革”前这所中学的体育组组长恰好就是学体操出身的，虽已调走，却留下这些器材，都堆在仓库里，已经破损了、陈旧了，没事，修一修补一补还管用。

　　但棕垫没有，弹跳板没有，少儿使用的被我们喊成“山羊”的小鞍马也没有。棕垫花钱买，镇上恰好棕树极多，棕制品因此盛行，能工巧匠也不缺，把尺寸告诉他们，完成起来没有任何难度。练高空飞行动作时落地需要一块厚厚的海绵垫进行保护，没钱买，也不知城里哪里可以买到，索性也土法上马，还是用棕编织出硕大的外壳，内里以稻草充填，有四五十公分厚，我们把它称为“棕包”。弹跳板和山羊则是让学校木工到市里看一眼，量下尺寸，然后回来先用木头钉出鞍马的骨架，外面包上棕片和皮革，而弹跳板则是用反复刨光的竹板精细拼出，一次次调试一次次修改，弹性与柔韧性都不错，跳马和上单杠、平衡木，它都是必要的。另外，体操鞋也没有，那时谁家有闲钱购这种软底、帆布面、勒口嵌着橡皮筋的鞋子？林教练画出图，到镇上找到鞋匠，鞋面是这样这样，鞋底又是这样这样。世代制鞋为生的师傅第一次动手做这种古怪的中看不中用的鞋子，又陌生又好奇，几番失败之后，最终也像模像样地做出一批。

　　一开始男女队是分开训练的，体育馆归女队，而男队则把二号楼原先作为化学实验室的几间房子打通了当成训练房，空间够大，但楼高却不够，单杠三百六十度大回环之类的动作就无法完成。楼上是教师宿舍，于是只能挖地下，挖好了，铺上长方形的棕垫，看上去有点别扭，但没关系，很实用。屋顶上再装个滑轮，系上帆布绳，绳子的一端抓在教练手中，一端则绑在队员的腰间，这是练动作时的必要保护。因陋就简，一切还是都煞有介事地徐徐展开了。“细节！”这是上海来的林教练的口头语，体操是力与美的运动项目，连坐立行走都不可大意，注意细节，平时有好习惯，上场比赛才有好成绩！

　　队伍刚成立没几天，这个镇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件事发生了：省体操队用卡车拉着器材浩浩荡荡地上门来了。是林教练前去邀请的，林教练说省队里有他熟人，父亲一下子就两眼放光。去去去，把他们请来！居然真的来了，很轰动，白天先是在中学体育馆表演，晚上则出现在公社电影院的舞台上，单杠、双杠、自由操、跳马、鞍马，真是大开眼界啊，一个人居然可以如此翻转跳跃，跟斗孙悟空似的又高又飘。林教练手痒痒，借机也上场露了一手。上单杠时他双掌忘了扎护套，结果掌心起了一层皮，红通通一片，痛并快乐着。

　　让省队来表演，父亲是为了造势鼓劲，林教练则是为了让他的小队员们清晰看到前方的摇曳多姿。他确实非常急着出成绩，从贫穷山区调到平原富庶乡镇，无异于鲤鱼跃了一次龙门，一家人生活都狠狠改观，能否尽快出成绩关乎林教练的尊严和信誉，他不愿辜负别人的期待。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他胸腔内的那把火，他太爱体操了，练了十几年，一身疙瘩肉可以证明他付出的汗水和渴望，突然一场运动，把他从体操馆甩到连操场都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沟沟小校园，一腔的力气和技巧都憋屈在那里，终于可以重新开闸发泄，于他，就是天大的快乐。

　　练得太苦了，每天清晨不到五点就得起床，天还未亮，街上空荡荡的，各自从家里独自走到街头小吃店，提前订下的锅边糊、三角糕已热气腾腾摆在那里，吃下，开训！练到七点左右散去，回家草草吃过早饭，就进了课堂，傍晚训练又开始了。等到寒暑假来临，教练就像占了天大便宜，二话不说就把全天都占下了。举杠铃、长时间倒立、背着双手下蹲练蛙跳、小腿绑在沙袋往上坡路单腿大步跳……体能训练总是最枯燥乏味，上器械或练技巧也东磕西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从高空落进棕包时则灰尘四起，呛了一嘴。

　　我能坦白地说每天一大早能够咬着牙从被窝里爬起来，其实是冲着锅边糊和三角糕的吗？多少年后，当再吃起这两样福州小吃的时候，每一次无一例外都能呼吸到那个岁月独特的晨曦气味，并且有一份对食物的欣喜期盼徐徐而来。饥饿的少年，三顿都仅勉强果腹，而额外多出来的美食却残酷地飘浮在未苏醒过来的小镇清晨，为了它们，就这样一次次把自己拖出被窝。

　　按林教练的经验，长身体的时候运动量过大，有可能导致肝出问题，因此他不时把女儿吃的白糖偷偷带一些来分给大家吃。父亲得知后，立即从公社财政里拨了一笔钱买炼乳，傍晚时用开水泡稀，每人一杯。问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女儿知道什么是炼乳吗？她瞪着一双牛一样的大眼连连摇头。现在超市已经买不到这东西了，即使买得到，端到这一代孩子跟前，他们也只会鼻子一哼满脸不屑。可是当年对于我们，那是可以渗进骨髓的诱惑，美味一直飘进梦的深处。所有屈服于食物的理想，都像食物一样容易被空气腐蚀变质。这注定了我在这条道上无法走远。

　　二

　　福州人把虎纹蛙称为“水鸡”。后来父亲自然而然就把林教练和水鸡联系到一起，首先因为林教练能轻盈地一蹦老高，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旋空翻让人眼花缭乱，其二则是林教练身上密布的结实肌肉。父亲总是万般羡慕地夸奖他：“你一身都是水鸡肉啊！”

　　短裤、赤膊，这是林教练夏天在训练馆里最常见的形象，胸肌比很多成年女人都丰厚饱满，外凸得让我们这些小女孩瞥一眼就忙不迭害羞闪开了。因为双肩宽阔厚实，他个子显得更矮，但体积却不小，除了脑袋外，浑身每一处肢体都比常人大几圈，不是油腻腻肥肉堆出来的大，没有肥肉，所有的皮都鼓面般紧实地裹住肉，却不是平面的，而是凹凸不平一缕一缕地坚硬隆起，如同西北荒原上被风雨长年侵蚀过的山坡。很少看到他双臂贴住身体，贴不住，总是微微往外提起，胳膊上两块小山丘似的大肉团就清晰地鼓在那里，后来才知道那叫肱二头肌。

　　之前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把肉长成这样。林教练自己显然也寸寸珍惜，常见他走着走着，忽然把手臂往胸前猛一勾，捏紧拳，把肱二头肌秀给自己欣赏，脸上布着一层灼人的光亮。

　　训练的间歇，大家随地往棕垫上一坐一躺，东倒西歪，呼呼喘着气，他则助跑，踺子，手翻空翻成串来。或者往手掌上搓搓镁粉，助跑、踏板、上马—跳鞍马了。再或者是套上护掌，在手腕处扎紧，然后纵身一跳抓牢单杠，摆浪上杠，兴致起时甚至来几个大回环……不是给别人看的，他只是技痒而已。

　　孩子气、单纯，这是我母亲对他的看法；热情、有事业心，这是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后来我多次觉得这些特点分明与我父亲绝大部都重合了啊，区别无非是阅历的深浅。激情、昂扬、执着、有梦想又有几分天真，这类人从政情商不够，但在文体界却可能火花四射。父亲比林教练幸运的是，妻子虽然也是任性的娇小姐，但毕竟愿意讲道理。

　　林教练的妻子刚刚十八岁，实在太年轻了，自己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却阴差阳错匆匆为人妻再为人母。困在山区中学时，林教练不过是一只折翼的飞禽，铁板一块的天空逼着他不得不为柴米油盐低下头，他那时在心灰意冷中大约也认命了，打算把这种庸常的日子过下去，但刹那间峰回路转，离去的体操又从天而降，他翅膀猛然一抖，重新飞向当初的自己，甚至火烧火燎地要把失去的一把都夺回来。可是他在人生低谷里娶下的妻子却不知比翼为何物，没有过渡，没有心理准备，生活刹那间就错位了。寒暑假时体操队全天训练，林教练来得比所有人都早，走得又比所有人都晚，早来他可以自己先练一练，晚走则是把谁留下来加练，吃一吃小灶。没有额外的金钱补贴，和钱无关。

　　他没有料到后院起火了。

　　以前再笨手笨脚，他也会勤快地做饭烧水洗洗尿布抱抱孩子。女儿才几个月大，正是吵吵闹闹最烦人的时候，而他却走了，从早到晚像鸦片鬼抱着大烟恋恋不舍般泡在体操房里，家里怎么办？妻子从小被父母宠得凡事不做也不会做，孩子一哭一闹一生病，她无所适从，只好也哭也闹。她闹当然是冲着自己丈夫去的，摔碗扣盘子，甚至一气之下把痰盂也一把踢飞。有天大家正练着，忽见这个小妇人咬着唇气冲冲地快步进来，她不像以往那样哭骂，只是沉默地瞪着眼，铁青着脸，把怀里的女儿往棕垫上猛地一丢，然后掉头而去。

　　太惊悚了，几十年过后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还清晰记得这一幕，连婴儿跌在棕垫上腾起的灰尘几乎都历历在目。林教练怎么办呢？他倒阵脚没乱，把女儿抱起，往左胳肢窝上一夹，一只手轻松兜着，另一只手照样挥来指去，谁练什么谁又练什么，一切如常。一个健壮如牛的男子，一个被一堆结实肌肉反衬得越发娇小的婴儿，父女二人像一幅剪影，当时看的是滑稽，之后回想起来却是另一种况味。

　　那时，我们这群小东西对教练家的火药味暗地里其实都很好奇。一旦看到体育馆里突然出现女人和婴儿，眼睛马上就亮了，耳朵立即就竖起来，几乎有等着看戏的兴奋感。

　　但父亲有不同看法，这时候他会让母亲先出面劝，母亲劝不了，他就自己出面教育。其实他所谓的教育与发火训斥并没太大差别，有一次他说了半天对方仍委屈地哭哭啼啼，他气得脸都歪了，手一舞大声吼起：“再吵就跟你不客气了！”

　　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父亲这个糊涂官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站到林教练一边。男儿在前方奋战，后方无论多难女人都应该肩起全部，别吵，别烦，别叽叽喳喳哭哭啼啼！可是万一前方的那些事是女人所不屑的呢？她凭什么要无端承受？父亲根本没有耐心管这些，国家、民族、前途、革命，他的字典里装的都是这类大词，大得抽象无边，他抓不住握不牢，而此时一个个跟斗仿佛正如一根根羽毛飘在眼前，他或许希望把它们迅速聚拢起来，就可以编织出一对飞翔的翅膀。名次意味着实力和荣誉，多一块金牌就多为国争个光，就更证明我们已经不是东亚病夫，一直到今天如此粗糙的观念仍符合许多人的想象力，为此可以不遗余力，甚至不择手段。父亲那时同样急着证明，春天里他在一块从来只播种谷子的土地上异想天开地种下一棵苹果树，肯定有人等着看笑话哩，即使没人笑，他也脑门热烘烘地盼着枝繁叶茂，他比林教练更急着看到树上结出红彤彤的果来。这时候有人来捣乱，无论有什么理由，这些理由在他眼里统统都是狗屁不通的。

　　体操训练馆在二号楼，我家先是住三号楼，后面搬到一号楼，总之都离得不远。当然就是再远，父亲一有空还是要去看看。通常这时候他的形象是这样的：跷着二郎腿，双臂抱在胸前，脸转来转去这个看看那个瞧瞧，喉咙习惯性地一声接一声轻咳着。没有人理他，林教练也顾不上他，他每次去也不需要别人理，默默地坐着，默默地看，看到训练结束，大家走了，他也走。

　　对于教练而言，父亲坐在那里的每一秒钟，空中都飞舞着一根无形的鞭子。

　　有时会突然爆出喊叫声，仿佛要把训练馆的屋顶掀掉，这是谁掌握了哪个有难度的动作，比如空翻转体多少度或者接连翻出几个后手翻。父亲如果不在现场，林教练就立即派人去通报，然后父亲火急火燎地赶来了，一路都是小跑。

　　第一个拿下新动作的往往是我弟弟。协调性好，身体轻盈，有爆发力，这三大优点是体操运动员必备的，而弟弟恰好都具备，这令父亲获得双倍的快乐，简直亢奋了，每天都像有大奖会随时从天而降。

　　一九七三年六月，地区体操对抗赛举行。所谓对抗其实不过是与另一个县体操队之间进行，那个县有一对体操夫妇，原本是省队教练，被下放到县里后，自告奋勇组织起体操队，一批男女孩已经被他们极其专业地锤打了几年。父亲不知深浅地带着组队才一年的一干人马杀到人家家门口，比一比，还不算太丢人，出乎对方意料，也出乎自己意料。比赛结束后不久，两队各挑选三人组成体操男子队，代表地区参加省体操比赛，居然很耀眼，一举拿下团体冠军。个人项目公社体操队的三人也没空手，分别获男子少年甲组自由体操第二名、跳马第二名、单杠第三名。初战告捷。

　　那一年下半年我们县改隶福州市管辖，市里举行少年体操赛，父亲又兴冲冲把人带去了。经历过地区和省里的比赛，父亲心里多少有了几分底，但仍然忐忑，大城市谁说不更藏龙卧虎呢？等到各个项目拉开战幕，他一下子就乐了，越看越乐，而别人则越看越目瞪口呆。

　　动作有难度，稳定性好，空翻高而且飘。不是一个两个出彩，很整齐，一茬五六个人都旗鼓相当。体操比赛最证明整体水平的是团体成绩，最证明个人综合素质的是全能项目。那一次，这支忽然冒出来的公社体操队拿下一大堆名次，除了团体冠军、男子少年乙组全能冠军、男子少年甲组全能冠军外，单项的收获也非常可观：男子少年甲组自由体操冠军、跳马冠军；男子少年乙组自由体操冠军、单杠冠军、跳马冠军，另有十几个第二至第四的好名次。出师大捷！

　　

　　1979年与表弟、二姨以及二姨夫的吉普车

　　父亲笑得嘴都快裂到耳根上了。

　　他和林教练一下子都成为名人，人们指指点点问来问去，两人喜滋滋地不厌其烦地回答，恨不得把别人没问到的也一一倾泻给人家。第二年再赴市里比赛，几乎无一人空手而归，其中仍然有团体和个人全能这两项最被看重的冠军，个人单项成绩更是空前丰收，拿走了自由体操、跳马、单杠、吊环、双杠项目的绝大部分冠军，最出彩的是男子少年乙组，除了鞍马仅获第二、第三名外，余下的自由体操、双杠、单杠、吊环以及全能的一至四名竟然毫不客气地全部包揽了。

　　在我的记忆里，男子乙组少年全能冠军两次都由我弟弟拿下，问他，他说没错，是拿过，只是不记得究竟拿过几次。父亲应该记得，但我已经永远无法向他发问，两年前他在经历了漫长四年中风折磨后，撒手离开了这个他所挚爱的世界。我以为至少县志里会记几笔，但很奇怪，来回翻几遍，竟没有找到只言片语。一支从乡下半路杀出来的公社体操队，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没有优质器材设备，连服装都土气十足，却横扫了全福州，这事多少有点匪夷所思，几乎颇具传奇色彩，在当时引发那么多的欢呼惊奇，为什么却被县志完全忽略了？某个瞬间我一恍惚，不免怀疑起体操队是否真实存在过，幸亏找到了林教练，他记忆也零碎了，记不得具体哪个人有什么成绩，但记得一个大概，并且找到一些老照片，证明他的弟子当年确实曾屡屡外出征战，到市里、省里以及省外。然后又是由他牵头，找到当年那些队员，各自搜刮记忆，把几次大赛成绩收集起来。

　　那年福州市少年体操赛结束后，立即组队参加在龙岩地区举行的全省体操赛。林教练找到那次比赛后，福州市代表队在古田会议旧址前的合影，男队八人中，有六人是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公社体操队的成员，剩余两个则是从福州五个区中挑选出来的。赴龙岩参赛前，这两人被专程从市区送到乡下，在我们学校简陋的体操房里集训，其中一人现在是福建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院长。

　　在那次全省体操赛上，公社体操队共获得全能和跳马、吊环、双杠、单杠的冠军，另有众多的二至六名，总之无一空手。

　　体操队凯旋回镇上不久，一纸调令抵达，父亲被任命为县体委副主任，主持工作。

　　另一个意外则与弟弟有关：省体操集训队让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立即去省城报到。

　　三

　　除了体操，林教练还兼练拳术。他其实与我父亲算同乡，那是一个自古民风剽悍的老镇，民众普遍尚武，史上曾出过武探花、慈禧御前侍卫，武秀才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文人和官员也不少，名声最大的官员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读书做官与习武御敌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父亲如果一直在这个丰饶多姿的古镇上长大，除了能更早耳闻诗书，应该也会被四处舞动的刀枪棍棒所吸引。可惜命运不济，出生九个月零八天他就丧父，奶奶不愿改嫁，抱着他逃回娘家，从此远离镇上的一切。

　　林教练没有经历这些，他从小就开始练武，即使后来专业学的是体操，但拳脚功夫却一直舍不得放弃。兴趣起来时，他会打一套拳让大家开开眼界，应该是南拳吧，双臂虎虎生风，双脚跺地咚咚作响。那双手掌奇厚无比，像被充了气，大小鱼际肉乎乎地隆起。仿佛是为了炫耀它们，他说话时总是喜欢把掌举到半空，掌心向上，五指阶梯式张大，由内向外一下一下用力甩动。有时还会扎下马步，双臂一张，大喊一声：“来来来，你们都来！”男队员们一拥而上，场面一下子沸腾，都以为可以像蚂蚁搬家那样，合力把他扳倒，不料眨眼间咚咚咚一个个被小鸡似的拎起来，抛到棕垫上，东倒西歪。

　　相比较，女队的日子是无趣单调的。女队的Z教练四十多岁，理平头，头发黑得像抹一层漆，皮肤也黝黑，却紧致圆润，唇极薄，圆乎乎的眼睛精亮如灯，双眼皮的褶子相当欧化，一道一道清晰得像刻上去的。他没有林教练那一身“水鸡肉”，体态匀称流畅，虽个子不高，但双腿修长，每一步都迈得极大，远远望去他不是在走，而像在飘。我想不起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似乎他从来不笑，也极少说话，更不像林教练那样肯与队员玩出诸多热闹花样。“忧郁”，忆起他时，这个词也紧跟着浮起来。

　　Z教练没有带我们走远，林教练携男队外出征战，在市里省里轰动一时，女队已经解散了。出了一点事。事情与服装有关。

　　男队员无论训练还是比赛，里头都必须穿起一条特制的窄得几乎没有任何空隙的布质小三角裤。三角裤的式样是林教练提供的，手帕似的格子布，看上去也只有对折起来的手帕那么小，有点旧了，边缘有淡黄色的汗斑，裤头不是松紧带，而是在左侧开个口，缝上四根可以结实捆绑的带子。想必这是林教练自己穿的，母亲踩缝纫机依此为弟弟仿制时，我凑过去好奇地问了几句，她却支吾不答。后来发现弟弟每次训练与比赛，都一定先穿好它，再套上外面的裤子—许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那是为了防要害处受伤。

　　女队员从来没有这样一条小三角裤，女队的问题与此正好相反。

　　几年前我在中篇小说《燕式平衡》里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杂志女编辑余致素十一岁时，练体操的她被性心理扭曲的教练伤害，不让她穿内裤训练，致使她做燕式平衡这个动作时，暴露了少女私处。此事被发现后，她就活在一个诡异的、压抑的氛围里，无数无端伤害连绵而至。婚姻本来是最好的解脱，不料在临结婚前，男友忽然接到一个阻止举行婚礼的神秘电话，但请柬已经发出，婚礼只好如期举行。几十年里原本非常爱她的男人却越来越冷淡，官却接连不断地上升，已位居副市长之职，他不断提出离婚，被余致素一次次拒绝。余致素要一个解释，却始终没有得到。她努力想自救，也一直无法获得。直到丈夫因经济问题被双规，才明白潜伏在她生活里那个魔鬼似的谜底：她那从未谋面的公公原来就是当年那个不许她穿内裤训练的体操教练。冤家路窄，小时候的那场无辜被伤，伤口从来没有痊愈，一直阴影般紧随了她几十年。

　　在这篇小说里，关于女队的服装是这样描写的：“女队每个人发了三套服装，一套比赛用，两套训练用。比赛用服很大众化，几乎所有队都一样，针织面料，连身套头，上面长袖下面三角裤，酒红色的，有黄色装饰性滚边，胸前印着青山县少体校的字样。而训练服则是那个人自己设计的，上下身分开，上面是蓝色针织短袖，下面是银杏灰咔叽短裤，裤管很大，偏大了，但是所有的队员刚开始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蓝色针织短袖、银杏灰咔叽短裤，当时就是我们女队员的服装。裤管大，又没穿内裤，做燕式平衡这类动作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已经不言而喻了。不是每个人，只有其中一个，她头发自然卷，个子不高，身体柔软度非常好，下腰后双手可以从后面直接握住脚踝，整个人纸片般轻松对折起来。

　　不记得这事最初是谁揭开的，一片哗然。那个无辜受伤害的卷发女孩迅速消失，应该是转学走了，从此不知所终。我至今仍记得她名字，但不知道她后来的日子。

　　一波还未平，另一波更震撼的接踵而来：Z教练与学校宣传队的S有暧昧关系。S已年过十八岁左右，发育得饱满，眼梢往上吊，眉宇间顾盼生辉，很有姿色，舞也跳得好，相当出色，而Z教练除了会体操，还懂乐器，二胡、扬琴都很拿手，所以常来宣传队排练，就这么粘到了一起。师生恋那时是弥天大罪，何况Z教练有家有妻有子，根本不是单身。

　　我记忆里是先体操队出问题，然后才查到宣传队的，但前些天，当年公社的秘书到我办公室聊天，他指出我错了，应该正相反，Z教练与宣传队的S不仅仅暧昧，而且肚子弄大了，事情才闹大，再一查，不许体操队那位女生穿内裤的事才顺藤摸瓜被查出。是真的吗？也许，只是我已经遗忘。

　　父亲怒不可遏，这不是砸他的牌子吗？据说他因此召开了全公社中小学教师大会，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吹胡子瞪眼睛，对教师竟如此失德滔滔训斥了一个多小时，讲到盛怒时，霍地站起，一只手抓着蒙着一块红布的麦克风，另一只手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连椅子都被他一脚踢飞了。接着他大步向前，狠狠地抽了Z一个耳光。

　　下面鸦雀无声。

　　整个校园顿时被诡异的气氛所笼罩，到处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事情发生前我已退出体操队，急性黄胆肝炎，练不动了。这项运动一开始我其实就没多大兴趣，柔韧性差，下腰劈腿练得都很苦，又严重恐高，上高低杠、平衡木都发虚，能坚持一阵，完全是因为被每天队里那些蛋糕、馒头、锅边、炼乳等点心所吸引，忽然一病，母亲立即给我加营养，嘴就没那么馋了，索性就退出。

　　退出了却一样震惊。父亲掌握事件最核心部分，今天女生S揭发了什么，明天Z教练坦白了什么，他悄然把消息说给母亲听时，常常没料到附近还有一双竖起来的耳朵。几个校领导频繁进出我家，一有新进展他们就急匆匆来汇报，父亲有时记得把我赶走，有时忘了，我就小心地缩在一旁偷听。当那些人义愤填膺陈述议论时，我分明觉得语气里又有一股兴奋的河流暗涌。说的时候当然也义愤，也气恼，但会不会还有另一种情绪潜行暗流，比如暧昧的兴奋或者模糊的好奇呢？单调乏味的生活被八卦忽然犁出一道深深的暗沟，逸出常规的桃色总是最容易刺激人们的神经。

　　学校离校门口不远的那幢楼是一号楼，左边最靠楼梯旁的一间屋是长条形的，中间隔开了，分出前后两间。Z教练当时就关在里屋，外面派学生轮流看管。一墙之外，就是民居的天井。因为楼是建在高处的，天井低了二三十米，但通过窗子可以俯瞰下面的一举一动。有一天我们正吃着饭，突然有人匆匆敲门，说Z出事了。父亲放下筷子就走，我也连忙跟上。到了楼梯旁那间屋子，恰好看到校长暴跳如雷地吼着什么，接着一巴掌就甩到Z教练脸上了。Z教练没有反抗，站得笔直，头勾着，一动不动。

　　原来Z教练写了一封信给那个S女生，告诉她什么事不能说、什么事不该说、什么事虽然已经说他又打算推翻不认等等。信是从窗子丢下去的，大约是希望下面民居里的人捡到后，送到离这不远的S家中，彼此统一口供。这当然可以理解成挑战与蔑视，父亲也恼了，他当即决定召开学校班子会议商讨一下，商讨的结果是把Z的妻子喊来。

　　Z教练的妻子在另一公社任小学老师，之前没有人看到她出现在这所中学。那天她来时，穿一件嫩绿色的毛衣，梳两条齐胸辫子，个子很匀称，不太高也不太矮，眉眼柔和端庄，总之长得比我们想象的漂亮很多。校长先见了她，把Z教练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Z教练妻子安静地听着，脸上一直很镇定地微微笑着，不时轻轻颔首，仿佛倾听的是一个事不关己的远古传说。学校为什么要把她召来呢？肯定是鉴于Z教练如此冥顽不化，已经到死不悔改的地步，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牌，让她出面配合教育。她不配合，体操队的事她说不可能；和女生S的事，她也说不相信。都闹这么大了，连那封丢到民居天井里的信都摆到面前了，仍然不可能？不相信？她轻轻笑了一笑，不再回答。接下去一连几天，她专注地照顾起Z教练的生活。不知道门关起来后里屋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看到门打开时，Z教练的妻子默默地打饭、提水、洗碗洗衣服，一切都很家常，她做得有条不紊，充满耐心与爱心，仿佛她亲爱的丈夫正辛辛苦苦冲锋陷阵建功立业，无限怜惜与敬仰之下，她必须这样心甘情愿地全力付出自己。

　　没有听到谩骂，没有听到哭泣—当然，也没听到笑声。

　　太意外了，所有想当然的逻辑都一下子栽倒在这个看上去如此柔弱的女人面前，连同情都来不及付出一丝，就被人家一巴掌狠狠打了回来。是内心强大还是无奈认命？不知道，也许都有，也许跌到低谷时，反而一副最若无其事的神情才最能拯救自己。不见得什么样的女人就能造就什么样的男人，但娶不同的女人，男人一定会在人生所有起承转合的重要关口上遭遇迥异，是被撒把盐还是被舍命相救，都看他的运气。“太了不起了，这女人！非常不简单啊！”后来父亲多次在不同场合夸Z教练的妻子，话说得很由衷，他确实被震住了。

　　只是不知道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父亲可曾是否悄然悄反省过：当时反应是否过激了？处理的方法是否过于简单粗暴了？在那年粗糙暴戾的年代，谁有耐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细腻着想呢？美德的产生与繁衍需要广阔深厚的高贵作为土壤，而那时恰恰高贵这东西恰恰已经被“摧枯拉朽”得片甲不留，人与人间彼此伤害又如何？早已理所当然习以为常了。

　　非常巧，一年后我们家从三号楼搬到一号楼，分配给我们的房子恰好就是曾关过Z教练的那个长条形的房间。夜深人静时，Z教练和S的故事不时会跌跌撞撞地跑到我脑子里，虽仍懵懂混沌，却也难免暗暗心跳脸红。关于男人女人，关于性，不知道对我而言这是不是最初的启蒙。

　　经过这场变故，宣传队倒影响不大，气氛微微尴尬了一阵，转身该唱该跳又一切如常了。和那位卷头发的体操队女孩一样，S也消失了。涉世未深的她在那个懵懂岁月，不慎踩进一条荆棘道，悔之莫及，却无可挽回。我曾反复想象过她之后的生活，想多了内心渐渐多出一根刺，不时替她痛一下。

　　教练没了，体操女队就无法再支撑下去，只好终止，彻底解散，独剩一支男队。父亲极为受挫，脸黑了一阵子，长吁短叹。荣誉分明就是他的生命，他志在蓝天，一直渴望向白云深处而去，可是还没开始腾空而起，就被人突如其来当头一棒。手下的丑闻也是丑！幸亏还有体操男队，他很快又振作起来，并把激情、精力以及公社下拨的财力都集中到男队身上。

　　一下子，男队就肩负起双倍的期望。

　　四

　　弟弟去省体工队集训时不到十岁，个子矮小，脑袋圆滚滚的，两眼黑眸奇大。文艺体育在那个时代是两条诱人的出路，能正式进体工队，往往就意味着未来的饭碗有了保证。即使未来太远，暂且可以不管，至少眼前说一说道一道，也挺让人舒心爽快的。父亲高兴极了，他总是掩藏不住丝毫得意，似乎也从没有掩藏的打算。去母亲在福州下杭路的娘家做客，他更是开口就声若洪钟，仿佛他儿子转眼就可以出现在全国比赛场上，并且勇夺冠军建立奇功，名扬天下。

　　二姨夫是军官，性格与我父亲相当接近，都能说会道、动辄就激动得两眼放光。那天他也正巧带司机开辆吉普车来娘家，和我父亲大吹一通牛后，内心豪情顿涨，霍地站起，手一挥，说：“走，去看看！”

　　吉普车把我和两个表姐妹一起拉到省体工队，母亲和姨夫也去了，倒是因为实在挤不下，父亲没有去成。父亲其实不是太同意我们这次出动，说归说，去不一定要去，因为集训队老师吩咐过：不许探亲！但怎么拦得住呢？吹牛都已经把箭吹到弦上去了。

　　省体工队非常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有那么多大房子和大操场的单位。果然门口不让进，但这难不住姨夫，他穿的四个口袋军官服装很管用，跳下车三下两下就成功把门卫说动了，门卫愉快放行，并给司机指了体操房的位置。

　　训练正在进行，我们闯进来时，看到弟弟穿着短裤、赤着上身练跳马，抬头一见我们，马上什么都不顾了，脸红扑扑地跑过来。教练马上追过来，黑着脸让我们走，必须走，立即走。我们走时，弟弟也跟上来了，他也要走。

　　母亲赶紧拉着我们上车，弟弟则被老师死死拖住。

　　果然不该来探望啊，这么小的孩子，突然之间离开家，开始一种刻板而苦巴巴的日子，心绪本来就极不稳，再有家人出现，老师之前所有的安抚努力都化为泡影了。当晚弟弟在省体工队就开始吵着要回家，老师软硬兼施，不起作用，继续吵，天翻地覆地吵，训练也不去了。折腾了几天，老师脑袋都肿了一大圈，只好打电话让我父亲先领回去缓和一下情绪再来。

　　父亲把弟弟先带回外婆家，他脸已经黑得像一口锅，他吼起，他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往死里打。这些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他这个儿子不吃这一套，身上已经血痕醒目，眼都哭肿了，问他明天回体工队好不好？他马上停下不哭，脖子一梗，声嘶力竭地喊道：“不好！”舅舅和舅妈看不下去了，决定当老好人，带着弟弟到百货，指着柜子里的飞机、汽车等玩具，让他随便挑，作为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回体工队。弟弟本来眼睛已经亮亮盯着里头的东西，猛地一怔，后退几步，不要东西，不回去。

　　体工队的老师一男一女来了两三次，本来是来接人的，却每次都摇着头离去。“明年吧，等他长大一些再说。”

　　

　　1973年公社体操队三名男队员代表莆田地区体操队参加全省体操赛

　　第二年福州市青少年体操赛，弟弟仍然成绩突出，于是再次被省体操集训队召入，与上次一样，他不是一个人去，队里还去了另外三个。集训男队从全省不过挑了十几个好苗子，其中一个乡下公社却来了四个人，这当然是空前的，传为一时佳话。集训没几天，五月，天开始燥热起来，从集训队里挑出几个人拉到苏州，参加全国体操分区赛。弟弟去了，父亲和林教练也被喊上一同前往。林教练是被临时分配当男子甲组教练，而父亲呢？他体操业务一窍不通，居然随团观摩这么专业的赛事，说白了无非是一种奖赏。他似乎并不是太明白这一点，兴奋得每天都像过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最喜欢说的话题就是比赛现场所见，海绵垫是怎样的，弹簧板是怎样的，平衡木的质量和我们用的有什么不同，体育馆内的灯光又是怎样的，如此等等，翻来覆去地，永不疲倦。

　　弟弟是属于比赛型的选手，不怯场，人越多他越容易兴奋，但放到全国一比赛，差距仍摆在那里。他没有取得名次，但父亲觉得还是有希望。周围的行家总是夸弟弟身体素质出众，速度、力量、技巧、爆发力兼备—不管人家有多少客气的成分，父亲都照单全收了。他觉得只要再系统练一练，他这个儿子拿个全国冠军肯定不会有问题。国家队里不是已经从福建省挑去一个蔡焕宗吗？在参加苏州举行的全国体操分区赛之前不久，全国体操个人赛刚刚在南京举办，那次蔡焕宗包揽了全能以及跳马、双杠、单杠、鞍马、吊环所有冠军，只要他一出场，别人就什么戏都没有了。李宁出现之前，这么牛的体操王子非蔡焕宗莫属。父亲为儿子眺望的未来大约就是蔡焕宗第二，他暗自分析一番，觉得非常有可能，都是全面型的，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自由操，所有项目都很均衡，福建既然能出一个蔡焕宗，当然也可以有第二个。

　　问题是他儿子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想法。太苦了，进入省集训入队第一周就必须过“压”这一关。如何压呢？最轻松的是前压腿：坐地上，上下半身向前对折，胸贴紧大腿，双手抓住脚尖，背上则压一张杠铃片，教练再一屁股再坐上去，也没闲着，手指指这个喊喊那个，照样指导其他人训练。不是几秒钟，几分钟，而是每次半小时，时间到了教练站起，往你屁股上轻轻一踢，说起来吧。哪起得来？腿已经麻了，腰已经僵了。

　　侧压腿是把地毯卷成一团，约有二十公分高吧，人仰躺上面，双腿侧打开，两名教练左右站着，一手抓大腿，一手握脚腕，然后同时往下压，让脚尖压抵地面，腿顿时不是一字打开，而似飞翔的向下垂悬的鸟翅膀。更可怕的是压肩：倚住鞍马，肩靠在马头上，胳膊被教练抓住，反肩向后一点点往下按压，一直压出九十度。明明只能向前伸出的胳膊，就这样古怪地向后面长出了，像一根木头凌空插进体内……

　　几天前和弟弟当年一起进入集训队的一个人在电话里向我描述这些时，声音还是打结的。他说：“哇，太可怕了啊！”另一个描述起手臂九十度反转到背后的瞬间，用了“火辣辣”这个词：从腰间到手指尖，半个身子猛地一麻，像通红的烙铁在那里狠狠烙过。

　　而我在做上面这些描述时，胳膊上也猛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为了战胜另外的身体，必须如此决绝地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宝剑锋确实可以从磨砺出，却先得把自己割得支离破碎鲜血淋漓，这样有意义吗？对一些人有意义，我却再三庆幸自己已经早早逃离了。比起战场上的厮杀残酷性，运动场的皮肉之苦也许并不算什么，但人生来不是为了承受苦痛，若是为了拯救什么自然还有一些价值，而体育更高更快更强，无非是被人拿去换更多世俗的名与利，那么不要也罢。

　　弟弟也不想要。人间的好还没来得及尝几口，小身子却先得被这样坚硬锤打。偏偏集训队员睡的还是上下铺床架，晚上爬上床铺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太疼了，身体各个部位都试图游离而去，躺下的过程都是煎熬的过程，但每天一大早又被一个个拖起来，继续机械重复的是类似的动作。有种观念强调训练场就是战场，教练下课后可以慈祥，一训练就马上换了一个人，喝叱、谩骂都是小意思，动手打又怎么了？还不是为你好？哪个动作没做好，罚！不行，再来！再来！再……真不当人看了，全成了机器，哭，没有不哭的，啜着泪是家常便饭，放声号啕也顾不得难为情。能经得起漫长碾压的，最后真的只能是凤毛麟角的那么几个，大部分中途都胆怯了、气馁了、妥协了，然后夭折出局。

　　弟弟不是被淘汰出局，而是自己做出了选择。集训没多久，他又吵着回家。当然不能回家，于是他就逃。

　　“意志”这个词是父亲经常提及的，他没有酒量，但好烟嗜茶，顶峰时一天需抽掉一包半的烟，这成为他与我母亲间最经常的吵架话题。母亲愤愤不平地反复叨叨过一件事：“文革”前至少有两次加工资的机会，父亲都主动让给了别人。为什么？因为别人更困难。问题是谁家不困难呢？上有老下有小，母亲一向又不是过得惯苦日子的人，更永远学不会精打细算的本事，每个月刚发工资时舒展一下，到了临近发工资那几天必定是捉襟见肘的。家里又没有金山银山，你充什么好汉啊！既然已经充了，怎么还有脸抽烟—抽的哪是烟，分明是钱！而且抽得那么投入，烟灰落下都无知觉，衣服裤子就东一个西一个小洞，那也是烧钱。父亲常自夸是怕老婆协会的，在母亲面前，凡事一般都抱着“不跟妇人一般见识”的阿Q精神，呵呵呵虚与委蛇，一而再地迁让，只有抽烟一事，他摆出赖皮的嘴脸绝不妥协，手指间仿佛永远需要有一根白色的烟夹在那里，日子才能往下继续，以至于食指与中指染上了一圈晦涩的烟黄色，像两株提前枯萎的乱草。但是有一天，他和几个同事围在一起边抽着烟边聊着戒烟的不可能性，谁谁谁已经试了多少次，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等等。这个话题之前估计也没少说起，说一说多少就为延续陋习找到一点心理依据。这时父亲突然把烟蒂往地上一丢，霍地站起，大声宣布从此刻起开始戒烟。人家都当玩笑，不料竟然成真，从此他一次也不再碰过烟。这后来成为他吹嘘的资本，抽了三十六年的烟，三十六年啊，居然说戒就戒了，没有点意志行吗？

　　可惜意志这东西是不能遗传的，我没有，弟弟也没有。

　　弟弟一秒钟都不想在集训队待下去了。那天晚上他一反常态不闹了，临熄灯前值班老师来查一遍，很平静，很安全，弟弟已经老实躺在床上了。老师走了，宿舍里其他人传来匀称呼吸声后，弟弟摸黑起床，把枕头塞进被子替代自己，再把鞋子整齐放在床前，制造出自己已经入睡的假象，然后穿起另一双鞋溜出宿舍。大门已经关了，他爬墙。几年体操训练出来的敏捷身手和出众弹跳力此时派上用场，他轻松就跃到外面。

　　那时省体工队一带还是偏僻的乡下，树林、杂草、田野、小道，没有路灯，连公交车也在傍晚时停运。这个小小少年怎么办呢？他交错地跑和走，很恐惧，但体操房令他有更大的恐惧。他毫不迟疑地往前走，星星、月光和盈耳的蛙声都给他鼓励，为他壮胆。一会儿后面传来声响，几节手电晃来晃去。是几个老师骑自行车找来了，弟弟连忙躲到树后，他们踪影消失了，他又走，一直走了几公里，到了鼓楼，那里有汽车通到外婆家。他上了车，下半夜两点多敲开了门。

　　外婆信佛极深，即使是在那个打烂砸烂的时代，她也仍然每天坚持吃素，并早晚在家偷偷念经诵佛和跪拜。一个人长年醉心于某事，身体整个儿被浸染渗透，在容貌上会渐渐透出相近的气质。胖、白皙、行走舒缓、举手柔软、嘴角永远挂着慈悲的微笑，模样儿越来越接近摆在案上的那一尊白瓷弥勒佛。那天半夜，最先被敲门声惊醒的人是她，打开门一看，她心跳如鼓，悠悠道了一声：“哎呀，我的仔！”

　　集训队值班老师不知道我外婆家，他们一夜没睡，找得魂都快丢了，直到第二天分管教练上班，他之前来过我外婆家，登门一看，果然见到这个胆大包天一肚子都是鬼点子的小东西。

　　父亲在县里，母亲在镇上，他们分别火速抵达市区，我也一同跟随。

　　父亲很少打子女，他早出晚归亢奋地忙自己的事，没时间打，也懒得打，但一旦动起手，就是雷霆万钧的。这次他真是恼了，抓住椅子砸椅子，找到棍子挥棍子。他的冠军老子梦做得正酣哩，哪里能碎得这么仓促而狼狈不堪？太丢人了！母亲本来也怒不可遏，见丈夫已经失控，终于还是担心出事，于是掉转过身开始护儿子，加上外婆、舅舅、舅妈，顿时形成两大阵营，一方人多势众，一方仅剩下两眼都瞪得通红的父亲。

　　外婆说：“算了，不练就不练，有什么关系。”

　　父亲说：“不行，必须练，必须……”他都哽咽了。

　　集训队教练来几趟，最后单独和弟弟做了长谈，谈过，他们站起来，摇了摇头。从来没有一个队员敢于以如此方式离开体工队大门，构思这么细密、过程这么决绝，这无疑已经宣告这棵苗子对体操的彻底背叛。既然能跑一次，必定还会再跑无数次，并且如果成为坏榜样，别人也相继模仿，那就不得安宁了。竞技体操在登顶的途中肯定很苦，得拿身体一次次挑战各种极限，唯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把泪水有效转化为笑意，推动自己一步步向前跋涉，否则再好的技术天赋，也是白搭。

　　父亲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只有接受。

　　弟弟以性格中最执拗的牛脾气，为自己的命运扭了一个弯。这辈子他本来可以赖体育为生，后来却考上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做起外贸生意，接着又举家迁往异国，再也不与体育沾任何边。倒是中学时数次参加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把男子乙组百米和铁饼两项县纪录保持了七八年之久才被人打破，这算是那几年体操生涯的一个残留物，除了他的速度与力量再次得以证明外，并没有其他用处。小小年纪就敢于不顾一切自主选择生活，这是他的胜利，但对父亲而言无疑却是又一次挫败。体操队之后虽然又持续了几年，直至一九七七年父亲离开县体委才解散，但缺了弟弟这个角色，父亲再怎么强打起精神，也掩饰不住心底的丝丝失意。无人时他可能连连叹气，懊恼不息。作为县体委负责人，他却没有任何体育专长，没有业务，这当然是个不足，多少让他心虚，本来可以拿儿子的成绩弥补一下，如今也化为泡影了。自己的儿子都左右不了，他又有多少能力左右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