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士坚

　　苏俄杂忆

　　任士坚

　　笔者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5年，1989年起多次随团出访苏联，1991年起以访问学者身份在俄工作1年，后以外贸经理身份在莫斯科长驻4年，在苏（俄）留驻时间长达10年以上。这期间既有令人动情的温馨时刻，也有流弹穿窗的惊魂瞬间；既有与对方把酒相拥的友好聚会，也有和他们怒目相向的对骂场景；遭遇过被俄罗斯各方敲诈勒索的无奈，也担当过格鲁吉亚全民公决的贵宾；见证过苏联时期全民较为富裕稳定的生活，也目睹了苏联解体后芸芸众生的艰苦处境。特别是后期苏俄历史上的几件大事，如1989年的未遂政变、苏联解体，1993年的炮击白宫事件，笔者都几乎是身临其境……

穷小子留苏

1954年，我即将从南昌三中毕业。高考前几天，班主任刘老师告诉我，学校当年有两个选送留苏名额，我是其一，但最后要由高教部依据高考成绩决定。这成为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机遇。虽然我学习成绩优异，可以确保能够考取清华或者北大，但以我当时贫困的家境，家里绝无能力供我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唯一出路是去师范学院，那里不要学费还给点助学金；或者可能被迫去读技校，两年后毕业就可赚钱养家。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天赐良机，自是欣喜若狂。

　　

　　1958年6月，在列宁格勒涅瓦河畔，右一为作者

　　高考后，大家集中住在学校等待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眼看着同学们陆续收到各校来函纷纷离校，我心中焦灼万分，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又迫使我表面上还得保持平静，做出信心满满的样子。那十来天我真切地尝到了度日如年的味道。终于有一天，一封高教部的信函飞到了我的手里，通知我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报到，在心头沉甸甸地压了十几天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訇然落地。

　　

　　巴宁娜老师和她的两个女儿，前排中为娜塔莎，后排右为作者

　　8月下旬，我登上了从南昌经上海至北京的列车。独自一人第一次出远门，我自然兴高采烈。但列车刚驶出离南昌仅30公里的向塘站我就遇上麻烦，知道了什么叫乐极生悲：当时的硬座列车车厢尾部有一个敞开的可用于乘凉的小平台，列车员来查票时我正好在那里优哉游哉地哼着小曲，那张放在短裤表袋里的硬纸板小车票在我漫不经心地掏出时，顽皮地蹦在了小平台，然后立马被大风刮跑了！查票员不能确认那飞走的就是车票，自然要求补票，还要加罚手续费，他哪知道我这穷小子27块多的车票钱还是向班主任刘老师借的。这时候高教部的通知书派上了用场，查票员终于相信我不是一个逃票者，允许我到上海站后把行李押在车站然后出站去重买车票。

　　站在老上海站的出站口，我茫然四顾，无亲无友，上哪里去借这不多不少的一笔车票钱呢？想来想去，想起了大名鼎鼎的陈毅是市长，于是荒唐地决定为了借28块钱去找上海市政府，去找陈毅市长！

　　据我现在回忆，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不在外滩，办公地点是一小楼，也无岗哨，我进去时未受到任何阻拦和盘问，而且正好遇见一中年男士似要出门。他问我：小同志，有事吗？我说：找陈毅市长，借28块钱！此言甫出，几乎把他笑翻。一场哈哈大笑之后，他接着问我：小同志，为28块钱，一定要找陈市长吗？我当时羞愧得手足无措，赶紧递上高教部的通知书并告知窘境。他略一思索，把我领进了一间办公室，交代一人借给我30元钱并给我一封致高教部的信函，说明情况并且只要高教部回函同意，这笔钱就报销，不用还了。天大的难题能够如此轻松化解，当时真快把我乐晕了，连那位领导同志的尊姓大名都忘了询问一声。

　　后来我到北京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递交上海信函，那里的领导亲切地对我说了两句话：以后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这笔钱会函告上海方面报销，不要有思想负担，好好学习。

　　当年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按俄语程度一共编了83个班，我因在中学学了两年半俄语而且成绩很好，被编入80班。一年的准备课程只有两门：俄语和政治经济学。1955年8月下旬，一个专列的留苏学生和少量进修生 （估计为1600人左右，准确人数未能查到）从北京经满洲里、贝加尔湖、新西伯利亚、彼尔姆，耗时七天六夜抵达莫斯科，我开始了5年艰苦而又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涯。

万事开头难

我被分配入学哈尔科夫列宁工学院金属压力加工机器和工艺专业。一开始上课，就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俄专一年所学的多是一般生活和政治用语，虽然我学得很好，和苏方老师、同学日常交流不成问题，但科技用语掌握太少，几乎完全听不懂老师授课的内容；更糟糕的是，每门课程的老师都不是按哪一本教科书，而是结合自己的经验综合讲课的，上课时必须记好笔记，否则根本无法备考。于是课后补齐笔记成了头等大事。

　　我在中小学能轻松地取得优异成绩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上课时高度集中注意力把老师的授课内容吃透并且记牢。可现在老师讲课时我是一头雾水，只有徒唤奈何！大一上学期四门主课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画法几何几乎把我压垮，虽然拼了小命，期末考试时除画法几何获得货真价实的四分（良好）外，物理化学两门勉强考了个三分（及格），还是老师手下留情。教授高等数学的瘦小老太太则对我微笑着连连摇头说：亲爱的，我倒是想让你过关，可你的成绩实在太差，怎么办呢？从小自尊心很强的我当即表示：老师，我补考，您放心，我能考及格的！就这样，我得到了平生的第一个不及格。经过寒假三星期恶补，第二学期开学后，数学补考才终于及格。

　　大一下学期，数理化三门主课继续授课。由于我俄语成绩提高很快，加之有一个学期的适应，学习难度略有降低，比较顺利地通过期末考试，三门都考到真正的“良好”。数学老太一边在成绩册上给我记分，一边挤对我说：好小子，进步不小！下学期能更进一步吗？（一门功课如果连开多个学期，成绩按最后一考定，第三学期我如果数学能考五分，最终成绩就是优秀)。物理老师巴宁娜也是一个小个子老太，虽然我最终只考到“良好”，她对我仍是疼爱有加：好样的，能学成这样不容易！星期天来我家做客吧！此后，我和另一同学就成了她家的常客，她的两个女儿娜塔莎和伊拉也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参见本文章节“我的苏联老师们”和“ 三个娜塔莎”）

　　第二学年也不轻松，因为课堂笔记还是记不完整，而且开了两门新课：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特别是理力，大量的公式推导因为听不懂老师的讲课思路而晕头转向。这一学年上学期备考时，因多日睡眠不足，引发鼻血狂流，只能塞鼻卧床，不得不放弃理力和材力最后两科的考试。而在寒假的21天里要准备两科的补考，难度可想而知。于是这两门功课差点成了我在苏5年学习生涯的“滑铁卢”，补考成绩也只能双双勉强及格，下学期考试时才获得“良好”。不过上学期也有一个好消息：高等数学考试时，我终于考了个“优秀”！数学老太在我答完考签上的5题后，瞪圆了镜片后的双眼问我：你真的全部都搞懂了吗？我说：您出附加题吧！老太唰唰地在纸上写了两道题，我也唰唰地在她的考题下面立马写出答案；老太还不放心，又加了一道考题，我又立即给出了题解。接下来的事是我无论如何也未曾料到的。老太太两眼湿润，声音哽咽地向我招了招手说：我的孩子，过来！我好奇地绕过考桌走近她，她给了我一个温柔的拥抱，用手轻轻地拍着我说：亲爱的，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努力，谢谢你有这么大的进步，中国学生真是好样的！老太的真情流露当时震撼了我，我也感到鼻腔里酸酸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现在忆及此事，我仍会热泪满眶。

　　写到这里，似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苏联大学的考试方法。不用笔试，一律口试。老师把全部授课内容分配在几十个题签上，每一题签上4-5题，难易搭配。先放3-4人进考场，每人抽取一签，准备好了就可以坐到老师面前答题，该写的写出，该说的口述，老师根据答题情况给分或另加试题。所以备考时必须记牢整本笔记的全部内容，包括复杂的公式推导。备考时想要抓重点、走捷径，考试时想要带小抄、问邻座，通通是绝无可能的，老师就坐在你面前，一对一，一锤子买卖。我认为，这种考试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

　　第二学年下学期又新开了两门课：机械原理和机械零件。有了一年半的历练，我已经基本适应了学习生活，有了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不但顺利地通过理力和材力的考试，双双获得“良好”成绩，而且机械原理和机械零件两门功课也旗开得胜，考到四分和五分。

　　进入第三学年，立刻有一好事：因为我俄语成绩优异，可以从此免修3年俄语，而且以“优秀”成绩毕业。（俄语从此免修这一待遇给我带来了一个有点荣誉性的任务：1958、1959两年的10月1日中国国庆节在哈尔科夫市苏中友协组织的庆祝大会上用俄语作主旨报告。）由于老师的授课内容已经在课堂上即可完全消化，课堂笔记也可以记得非常完整，备考时整本笔记可以从头背到尾，就像是复印到了脑海中一般，从此我底气十足，游刃有余，3-5学年的所有功课，不管是考试，还是实习、设计、论文，五分就一竿子到底了。

　　

　　1957年7月，在体育建设夏令营练习射击

　　按规定，5年内所有计分功课（有些功课只需通过考查）85%以上“优秀”，“良好”不超过15%，可获得优等毕业文凭。依仗我那还算灵光的大脑和5年的刻苦努力，我的“良好”成绩不到10%，其余都是“优秀”，最终拿到哈尔科夫列宁工学院M-60001注册号（冶金系1960年毕业001号）优等毕业文凭，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和培养。但实话实说，这优等二字我还是有点受之有愧，大一和大二的几门功课虽然最终都得到四分，但我实际上学得并不扎实。如果留苏学生从国内已读一年大学的学生中选拔，情况将有所不同，大一和大二的所有基础课不但能学得更好，而且可飞速提高听课能力，毕业的中国优等生都将是功底深厚、实力超群的专家。因此归国后我曾致信高教部，建议调整选派政策，减轻留苏学生在大一大二两年的学习难度，培养基础更为扎实的一流人才。虽然要多学一年，但从长远考量，利大于弊。高教部后来是否考虑了我的建议，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苏联老师们

我的第一个苏联老师是北京俄专的俄语老师西多罗娃。她是随同她丈夫—冶金部苏方专家组组长来华，临时在俄专客串几年俄语教师的，一个金发碧眼的胖老太太。虽然不是专职俄语老师，但授课极其认真负责，俄语的发音和语调也十分规范动听。在俄专54级80班，我的俄语成绩很好，她对我很是喜爱，但在课外我们和她并无接触。1956年夏天，当我们在莫斯科旅游得知她也回国度假时，我和另一同学通过街头的地址询问处查询到了她家的地址。我们当时还有点将信将疑，莫斯科当时已是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就凭街头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询问处就能知道每个人的住处？试试看吧。我们找到那所住宅，按下门铃，立即听到门后她那洪亮甜美的一声：谁呀？我激动地回答：您的学生！老太开门见到我们，一手揽住一个，给了我们一个结结实实的熊抱：我亲爱的孩子们，见到你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来看望我！就这样，我们在她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从中国到苏联好一通神侃，也结识了她那正在为我国的武汉钢铁公司作规划设计、是我专业上的前辈、和我有很多共同语言的丈夫。本想和他们长期保持联系，遗憾的是由于中苏两国从1960年起几乎长达30年的交恶，我们和他们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未能谋面。

　　大一的物理老师巴宁娜上面已经提及。她的丈夫巴宁是哈尔科夫某军工厂的总冶金师，是个瘦小沉默的人，在家里话也不多，只有在他坐到钢琴前弹起《土耳其进行曲》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他的心中有着多么炽热的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从大二上学期开始，我和另一同学就经常去她家做客，节假日有时会和她一家四口挤她家的莫斯科人牌小车去野外休闲，和他们二老成了忘年之交，和她的两个女儿娜塔莎和伊拉更是亲密无间，发展了一段纯洁而真诚的友情。这3年多和她们一家的交往，是中苏两国人民亲密友谊的历史见证，也是我留学生涯的美好回忆。

　　1960年7月我们毕业回国在北京集训，听高教部长杨秀峰作报告说，苏联专家要全部撤走，我们持六字方针：感谢（感谢专家们对中国的帮助）、欢送（欢送他们回国）、欢迎（有自愿留下继续工作的欢迎）。这才第一次惊闻中苏两国在1960年关系已经公开破裂，从此和她们中断联系30年。1991年3月，我有幸作为访问学者再次赴苏，被派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工科大学工作一年。由于校方对中方人员特别友好，对我要求访问的一大批高校、科研机构和工厂的计划全部照准，我得以利用充裕的时间和经费全面考察苏联的钢管生产，结业论文《苏联钢管生产述评》（此文经必要调整后，连载于我国《轧钢》杂志1993年1-2期）获得校方很高评价。1991年6月，我回访哈尔科夫工学院，在拜访之余，打探了巴宁娜老师的消息。本不抱多大希望，30年毕竟已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可得到的回答令我喜出望外：巴宁娜老师一家还住在原来的文化街44号，二老健在，女儿均已成家！我立即赶往市场买了一个大西瓜，捧着它敲响了她家的大门。这次的久别重逢，让我们悲喜交集，竟也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1958年10月1日，在哈尔科夫电视台演出，前排左一为作者

　　较之30年前，二老俱已年逾古稀，尽显老态，仍然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不但盛情款待，还坚持要我留宿两夜，八十高龄的巴宁老更是不顾老伴的劝阻，亲自开车（小莫斯科人已换成大伏尔加）白天陪我观光哈尔科夫街景，晚上请我尽赏夜景，让我至今感愧不已。这次重见了他们的女儿娜塔莎和伊拉，也见到了她们的孩子。阔别30年，昔日年轻玩伴的我们均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虽然当年的亲密不再，却留下了异国友人之间的厚重情谊（参见本文“三个娜塔莎”，这是第一个）。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直到二老仙逝她们卖掉了老宅又弄丢了和我的联系方式。在巴老师家还有一事值得大记。她姐夫是乌克兰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一个高大慈祥的长者，当1956年新年放假期间我在巴老师家中偶遇他时，有一事令我终生难忘。院士数月前曾访中国，对新中国的蓬勃发展和给予他的隆重礼遇印象极深，更难得的是他竟然迷上了中国歌曲《东方红》，说它旋律质朴，大气磅礴，可媲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当晚酒足饭饱之后，院士意气风发，问我能否给他写出《东方红》的曲谱并用俄语注音一段中文歌词。碰巧我在南昌一中初一开始，就加入了合唱团并学习作曲和五线谱，参加过歌曲创作竞赛并获得过二等奖，对院士的这一要求自是乐意从命并用了将近一小时完成了院士所托。本想老院士只不过想留个纪念品，哪知道他是真要一抒情怀，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他双手郑重其事地接过曲谱，用半小时反复练习俄语注音，然后坐到了钢琴前自弹自唱，连续三遍，越唱越动情，最后眼里竟然满是泪花！据巴老师悄悄透露，院士此前的中国之行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核武器方面的基础研究密切相关。果系如此，不难理解老院士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和忘情！

　　我的三位专业老师中，讲授轧钢工艺的杜布柯和讲授轧钢设备的莱克维奇原来都是苏联冶金大厂马克耶夫卡钢铁公司的副总工，60岁退休后进入大学任教；教孔型设计的科斯金年龄较小，只有40来岁。三人的讲课风格各有不同。杜老师一板一眼，按厚厚的教案照本宣科。莱老师持一卡片，不快不慢地徐徐道来。年轻的科斯金幽默成性，不时在讲课时插入笑话：讲到金属在孔型里变形流动的最小阻力定理时，他说如果家中失火，你肯定会从窗户或者房门逃跑，绝对不会去撞墙，这就是最小阻力定理；讲到孔型设计中实践经验的重要时，他会拿全苏最大钢铁企业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的总孔型师巴赫金诺夫开涮，说巴氏设计孔型时，根本不用任何计算，只要倒腾他那一箱子大大小小的样板就可以搞定，等等。莱老师的卡片讲课方式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回国后在大学多年的执教经历中，也一直采用此种授课模式。

　　最搞笑的一位老师莫过于我们的体育老师了。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60开外的老头，上课时怪话连篇，常常引发哄堂大笑。上体操课时，如有同学在双杠上撑体不稳，他会向场外高喊：关电！没看见我们的小王子双手发抖吗？如果有人跳马失误而骑在马箱上，他会歪着脑袋问：小兄弟，上哪去？知道骑这么一匹马去莫斯科要整整一年吗？尤其是，一次学院开运动会，他西装革履，高调亮相，在运动场上像太上皇一样指挥一切。自由泳比赛时，他为自己的得意女弟子拉莉莎呐喊助威，在泳池旁挥舞着拳头狂喊乱跳，当拉莉莎在泳池中最后一次转身后，他竟假装失足掉下泳池，高呼救命，然后甩开双臂以漂亮的自由式直追拉莉莎而去，全然不顾那一身笔挺的西服和锃亮的皮鞋。他这一招笑爆了全场，运动会被他搞成了狂欢会。

　　学院外国留学生事务系主任马叶夫斯基是我们公认的最可爱的老师。这个满面红光、脸上永远绽放着微笑的中年人虽然不给我们授课，但他是我们的财神爷，除规定的每月500卢布助学金外（当时折合人民币250元，据说由两国政府各承担50%，据说培养一个留苏学生需花费3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所得），每次寒暑假期间我们外出旅游的路费住宿费也统统由他发放，有求必应，绝不克扣，往往还多给一点。

　　

　　1960年7月，参观北京苏联农展馆

　　讲授机械原理的老师艾普士登和讲授机械零件的老师吉亚琴柯是一对私交甚密的酒友。他们授课都在上午，常带小酌之后的兴奋上堂，明摆着早餐时就已小饮了几口。可他们讲课从不出错，想必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吉老师讲课时，常在黑板上徒手勾画非常工整漂亮的零件图，若有虚线，他就在食指上吐点唾液，在粉笔线条上抹出断点。艾老师第一节课就用机械原理的三个俄文缩写字母TMM作别样的解述来吓唬我们，警告说这门课程很难。他说：ТММ是什么呢？对我而言，你是我的小蜜（Ты моя милая）；可你们会说，你是我的坟墓（Ты моя могила）。这对酒友有一惊险奇闻在学院内广为流传：说的是某一星期天，两人兴冲冲开车去郊外豪饮，大概喝到了双方都快昏天黑地的程度，由吉老师开车送艾老师回家。车到了艾老师家，车上却没了艾老师的踪影，把吉老师的酒意吓跑了大半，赶紧掉头沿路寻找，竟然发现老先生蜷缩在一处弯道路旁睡得正香，鼾声震天，毫发无损！事后有人问艾老师，他是怎么从车里掉出来的，在路旁睡觉的滋味如何？老先生摊手耸肩，一脸的尴尬和茫然！

　　这就是一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在当时中苏友好的蜜月氛围里，苏联老师们对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的确是呵护有加，多方照顾，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直到1960年6月我们毕业，对两国之间分歧的发生及其激化直至两国关系的公开破裂，我们一直是毫无所知。从校方和老师们对待我们的态度，也看不出丝毫异常。（苏方对我国发出撤退全部专家照会的时间是1960年7月16日，在我们已经毕业之后。）毕业回国前夕，当我们和能够找到的老师（有些已离校休假）告别时，双方都是依依不舍、含泪拥别的。老师们对我们的关爱，我们对老师们的感恩，都是真实情意的自然流露，也是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历史见证。谢谢你们，我们所有的苏联老师们！

难忘的体育健身夏令营

1957年暑假期间，我报名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院组织的体育健身夏令营。营地建在黑海沿岸一个名为叶夫巴多利亚的小地方，紧靠海边，距海也就30-40米，中间是一片平缓的金色海滩。营地里除食堂和一幢小楼外，全是清一色的小帐篷，每个帐篷里住宿两人。每天早晨6点，上文中提到的那位体育老师会吹哨叫大家集合，带领我们做早操，然后像赶鸭子一样把我们赶进海水，他把这称之为晨泳，说是对健康大大的有益。8点早餐后休息片刻，大家都会自觉下海，不会放弃这么难得的好机会：在那蓝得发黑的海水中游泳轻松自在，躺在如地毯般温暖舒适的细沙海滩上享受日光浴更是妙不可言！13点午餐后午睡；15点开始自由活动，可以再次下海或去海滩上嬉戏，也可以打乒乓球或去体操房；18点晚餐；晚上舞会，爱好者参加。这一个月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放松而又最丰富多彩的时光：食堂按时开饭，免费供应美味营养的伙食（午、晚餐一般是三道：第一道是汤类，有罗宋汤，或清炖鸡汤、牛奶面条汤；第二道是主食，有炸猪排、或烧牛肉、烧肉丸、烧肉条、焖肉饼、烧鸡块等，配以土豆泥，或通心粉、面条、大米以及一点蔬菜；第三道是饮料，有可可或咖啡、红茶，有时加冰淇淋；面包和黄油在桌上，可随意取食）；在黑海里我学会了游泳，这里的细沙海床好似平地，游出30米去也不会没顶；苏联同学爱打乒乓球者不多，几张乒乓球桌可以让我们中国学生玩个够；我开始在业余小组练习体操；每晚的露天交谊舞会有清凉的海风为伴，和在室内跳舞完全不同，特别舒适放松，一个月下来舞技大进。

　　最后要提及的是，我竟然成了那位体育老师6岁小女儿娜塔莎（参见本文“三个娜塔莎”，这是第二个）的最好玩伴，我是她的大哥哥，教她打乒乓球和玩汉字游戏；她教我游泳，又是我的开心果，每天听着从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里蹦出来的无忌童言常会令我哈哈大笑。比如她说，别看我爸爸整天大喊大叫，一见到妈妈他就老实了；比如她说，你知道我爸最怕谁吗？他最怕我！再比如她问，你们中国有这么大的黑海吗？有？不行不行，不能有这么大，小一点好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每天午睡时间，这个娜塔莎会赖在我的帐篷里不走，喜欢蜷缩在我的怀里睡觉。我曾带她找过她的老爸，问他小家伙要跟我一起午睡怎么办？他两手一摊、双肩一耸，给我一个怪相，说他正好轻松几天！小家伙则在一旁拍手大笑，说爸爸同意了，看你还敢不带我？！如此一来，我只好缴械投降，一个月的时间里，有20多天这个小家伙竟然都在我的帐篷里午睡，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妹妹一样照顾，小家伙则完全把我视为她的大哥哥。夏令营闭营之后，我这一生中最难忘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一个月享受到头，等着我的是三年紧张的学习生活，再也无心无力照看这个“小妹妹”；小家伙也要进入十年制中学读书，平时我们就很少来往了。即使在假期，因为各有安排，再也没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和她玩在一起，只是她有时会来我宿舍待上一两个小时，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去。三年时间飞驰而过，等我毕业的那一年，“小妹妹”几乎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回国前夕和她告别时开她的玩笑：怎么样，娜塔什卡（娜塔莎是娜塔莉娅的小名或简称，娜塔什卡是昵称），我明天回国，今天晚上再在我怀里睡最后一夜？把她闹了个大红脸！看她那眼泪汪汪的样子，我动情地拥抱了她，向她保证说：娜塔什卡，别难过，我会想你的，我还会回来看你的！小家伙这才破涕为笑！娜塔什卡！你的大哥哥已是耄耋老者，你也年过花甲了，你过得好吗，还记得你的中国大哥哥吗？我可没忘记你，正在这里写你呐！

　　

　　在哈尔科夫工学院轧钢专业的八名中国学生，后排左二为作者

三个娜塔莎

留苏学习5年，我和三个名叫娜塔莎的少女结下了不解之缘，前文中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两个。

　　第一个娜塔莎是物理老师巴宁娜的大女儿。由于她父母都是瘦小个子，她也是一个苗条的小姑娘，瓜子脸白里透红，蓝色的大眼睛清澈闪亮，栗色长发盘在脑后，活脱脱一个散发着成熟气息的少女，虽然在1956年我们认识她的时候不过只有13岁，只是7年级的学生（苏俄不分中小学，都是十年一贯制学校）。这个娜塔莎家庭条件相对优越，是个美人坯子，加之继承了她父亲沉默寡言的性格，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艳高傲的小公主。其实她是个非常和善体贴的人，在家常扮演半个家庭主妇的角色对我们殷勤接待。虽然她比较早熟，毕竟远未成年，我们不可能对她有任何非分之想；何况又是老师的心肝宝贝，更是不敢稍涉轻薄。我们和她们两姐妹愉快友好地交往了3年，延续了一段保持几十年的纯洁友谊，透明而金贵。1991年我重访她父母家时，她来看望我后领我去了她的小家，见到了她的夫婿谢尔盖，一个依然英俊的中年人，彬彬有礼，气度不俗，小家氛围幸福温馨。少时好伴一别30年，今后不知何时再见，告别时双方都有点恋恋不舍，一个长长的温情拥抱和满眼泪花难表惜别之情。她的夫婿谢尔盖则在一旁微笑着轻轻鼓掌，对着她的耳朵温情地说：别难过，亲爱的，他还会来的，还会来看我们的……时至今日，又是二十几年似水流过，何时再访乌克兰？我这耄耋老翁恐怕鲜有机会了！

　　第一个娜塔莎在我的心目里，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异国小妹。

　　第二个娜塔莎就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夏令营的淘气小精灵。我和她的相识颇具喜剧色彩。我以前是不会游泳的，现在有这么好的在黑海里学游泳的条件，自然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它。记不清是开营的第2天还是第3天，正当我在海里苦练立定下沉憋气和蹬腿漂浮前进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好奇地站在一旁久久地盯着我，一脸的不解和不屑。很快她就不耐烦了，游过来直接质问我：你（她甚至连“您”字都不愿用！）连游泳都不会吗？怎么搞的嘛？这一问问倒了我，也问笑了我，我反问她：不会游泳很奇怪吗？那我问你，你会打乒乓球吗？她摇摇头。我乘胜追击，也质问她：你！连乒乓球都不会打吗？怎么搞的嘛？在中国可是个个都会打乒乓球的！这一下把小家伙镇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情急之下，泪眼汪汪，令人好生不忍。于是我向她伸出手去，对她说：小姑娘，我们讲和吧！你叫什么？……娜塔莎？这样吧，娜塔莎，你教我游泳，我教你打乒乓球，再教你玩中国方块字游戏，怎么样？小家伙脸上霎时雨过天晴，放声大叫：

　　说定了！就这么办！

　　从第二天开始，这个娜塔莎每天上午在黑海里教我游泳。她并不懂教法，也不会术语，怎么教？除了示范，她只会用手将我的头托出海面，在海水里这并不需要多大力气，但对我学习游泳颇有帮助。她稀里糊涂地教，我嘻嘻哈哈地学，除自由泳外，仰泳、蛙泳、潜泳我竟然都基本学会了，乐得小家伙鼓掌叫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小淘气天天要和我一起午睡，理由是下午要教她打乒乓球和玩方块字游戏，不能让我跑了！他老爸深信中国学生的品质，对此听之任之，对我说他正好轻松几天！

　　要教会这个娜塔莎打乒乓球甚是不易，问题一大堆。首先，找不到她能用的球拍；她又从未见过直拍打法；而且她只有6岁，比球桌只高一点点，学发球已经勉为其难，要扣球根本够不着，气得她跺着脚嗷嗷乱叫。于是她老爸专门给她改小了一块球拍，鼓励她试学直拍打法，我尽量给她喂低平球，小淘气才慢慢地安心学球，20几天下来为她打下了一个基础。据说，她长大以后成了校队唯一的直拍快攻打法的队员。

　　和小淘气玩中文方块字游戏让她连呼神奇。我先写个一，上面加一横说这是二，下面加一横说这是三，中间加一竖说这就成了王，右边再加一竖说王变丑了，赶快左边再加一竖丑会变成田。玩到这里，她已经张大了嘴巴瞪圆了眼睛，好像这些汉字是天外来客。我接着继续给她变。田上加一竖是由，田下加一竖却是甲……最后把这个字演化成了繁体的莲字。如此这般的方块字戏法，我为小家伙演示了不少，让她一再叹息：我要是生在中国多好，中国字太好玩了！她自然不知道象形汉字的艰深，真要学起来，光是读音的四声，可能就得让她大哭三天三夜！

　　和这个娜塔莎的其他小故事在上文中已述，恕不重复。

　　第二个娜塔莎在我的忆念里，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

　　

　　1958年6月，作者在列宁格勒夏宫水戏亭

　　第三个“娜塔莎”是我的初恋。1959年2月，我们在黑海边查波罗什钢厂进行生产实习，同时在现场实习的还有第聂伯彼特洛夫斯克冶金学院金相热处理专业的学生。查波罗什钢厂是专业化钢板生产厂，产品从几百毫米厚的装甲板到零点几毫米的白铁皮一应俱全。金相热处理专业的学生对钢板生产工艺及其设备自然不如我们熟悉，在实习现场免不了经常会请我们讲解一些具体问题。其中一个名叫瓦丽娅的姑娘更是虚心好学，恨不得把我们轧钢专业的东西也全部学到手，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瓦丽娅是个典型的乌克兰姑娘：鹅蛋形的脸庞，淡蓝的双眸，挺直的鼻子，一条金色长发的大辫子直达腰际。我欣赏她好学求知，温柔体贴，她钦佩我专业知识扎实，热情助人，两颗年轻的心自然地逐渐靠近并很快进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状态。我那时年方24，正是渴求异性之时；瓦丽娅更是一旦喜欢上一个人，什么都不管不顾。这段情缘来得迅猛，使我亢奋，令我迷茫，甚至让我害怕。于是我自觉不自觉地让这段感情降温：她约我散步，我找借口婉拒；她要来我的住处做客，我以不便相辞。原因很简单：非不欲也，是不敢也！当时的中国和乌克兰差距太大：瓦丽娅家和巴宁娜老师家一样，也有电视钢琴小车和相当宽敞的住宅以及很高的生活水准，而我的家庭是中国的贫民阶层，毕业后工作单位的宿舍也就是空空的鸽子笼，当时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比乌克兰要低几十年，她怎么受得了这般清贫？明知你所爱的人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将会非常痛苦，那你为什么带她去中国受罪？这就是我当时反复考量的问题，感情和理智搏击，纠结苦恼，彻夜难眠。几夜长考的结果，理智战胜感情，一个声音反复在我脑海中回响：你既爱她，就别害她！决定之后，我痛苦却又轻松：我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初恋，但我没有把自己所爱的人带进可能的苦难深渊。1960年回国后的见闻不幸证实了我的预感：有几个同学带回了苏联妻子，但历经3年饥荒特别是“文革”爆发，除一例外全部离异，更有一人1966年在“文革”中被迫自杀，撇下的孤儿寡母凄惶地逃回乌克兰第聂伯彼特洛夫斯克。（我1991年6月回访哈尔科夫工学院后，曾专程去了一趟第市看望他们。男孩维佳已经成年，因为一张纯粹的中国面孔，小时饱受俄乌两族小孩的欺侮，直到那时也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寡母薇娜放不下那段情感，一直孑然一身，容颜憔悴，每当谈及枉死的王姓同学，她都会潸然泪下。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生活清苦，处境惨淡，也不知现在是否有所改善？我还是一直在挂念他们的，祝福薇娜晚年幸福，祝愿维佳事业有成。）

　　瓦丽娅单纯，她不管我的那些理由。我说她要是同我去中国她会吃苦，她说她什么苦都能吃；我说中国家里将什么都没有，她说没关系，只要有你就行。这就是乌克兰姑娘50年代的爱情观，只要自己所爱的人，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虽然这是她的真心话，但真到了那种时候，我想她肯定还是会痛不欲生的。谈到最后，她必定问：你不爱我吗？我只有答：正因为爱你，所以不能害你！就这样，我痛心地割舍了我的初恋；但想到保护了自己的恋人，又感到一丝欣慰。回国后，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至1961年底，直到来去信件均泥牛入海无消息时为止。（信件中断后来成了幸事，否则在“文革”中我可能被打成苏修特务。）在她的来信中，每封信里都会有三句话：我去找你好吗？我不信你不爱我，巴伏鲁沙（我的俄文名巴维尔的爱称），别忘记我！可见瓦丽娅这姑娘对我的真情之深，我辜负了她也是出于万般无奈。至今忆及，尚有令人痛彻心扉、欲哭无泪之感。

　　最后要交代的问题是，既然是瓦丽娅，为何成了第三个娜塔莎？这是因为我们聊天时，我给她说了和前述两个娜塔莎的故事，瓦丽娅听得入神，有次突然说，你这两个娜塔莎妹妹太可爱了，我来做你的第三个娜塔莎吧，以后别叫我瓦丽娅，叫我娜塔莎！于是就有了这个“第三个娜塔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