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荣

　　由“鸟之恋林”想到

　　黄国荣

　　如今写小说感觉真的是越来越难了，难不在写作本身，而在把握读者的审美取向。有读者提出一个很直接也很现实的问题，你们作家都标榜自己的小说如何如何真实，现在这个社会还有真吗？“真”是读者对文学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学的生命，接触文学者都不可能绕开这个母题。这一质疑涉及文学的真伪、文学与生活、文学写作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值得做一番研究与探讨。

质疑的真与伪

读者的质疑自然是对伪而言，我分析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事实”之真，即社会现实生活中还存不存在真；二是“文学”之真，现实世界充满谎言和虚伪，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作品还可不可能真。

　　传统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模仿论”。保罗·萨特也强调：“一定要从存在出发，或归结到存在上，像海德格尔那样。”（《“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478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到当代我国的流行说法是：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作家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通过对生活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使之更带有普遍性。“模仿论”也好、“镜子说”也好、“客观现实的必然反映”说也好，一句话，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按照生活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反映现实，这就是真实性。按照这个传统说法，读者的质疑无可非议。客观现实充满谎言和虚伪，反映客观现实的文学自然就不可能真实。从反映论立场看，这符合认识论逻辑，这么想象当下文学创作没有错。

　　但是，文学的“真实性”与“写真实”是两回事，上述观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争论了二十多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与前提，是确定无疑的，但文学反映生活，并非“写真实”，“文学”之真与“事实”之真不是一个理论体系。任何文学形象，尽管他“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但“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鲁迅全集》第四卷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无论写人间还是写魔界，无论写人还是写鬼神，都离不开生活这个原型。然而，文学写作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行为，文学不是写生活经验，单凭认识论活动难以从本质上界定“文学性”活动特质。

　　产生这样的疑问，根由是我们习惯于文学与哲学的混淆，习惯于把哲学的“真理性”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混为一谈，把哲学探索真理揭示社会生活规律、提示历史发展必然性这种文学所不能承担、也无法承受的神圣使命赋予了文学。因此当人们谈到文学的真实性时，都会轻松而自然地把哲学的功能强加于文学。然而，哲学反映现实是依赖“事实”，而文学反映生活是摒弃“事实”，是用“虚构”这一基本手法幻想一个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虚拟的、不真实的理想世界。

　　柏拉图之所以抵制诗之魅力，甚至用法律手段把诗人驱逐出城邦，是因为他深知诗对现实的颠覆力量：“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注：法律限制），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我们的统治者了。”（《柏拉图《理想国》第407页》）弗洛伊德在他的《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说：“创造性作家所作所为同游戏中的孩子别无二致。他创造了一个幻想的世界，对它十分认真，也就是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的感情，但同时却把它与现实截然分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是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作家写作是在对现实生活“不满足”的基础上，以虚构的手段来创造作品中的理想世界，这毋庸置疑，而且作家虚构的世界不一定都要亲历。范仲淹从来没到过岳阳，《岳阳楼记》完全是他虚构的，却流传至今。苏东坡连周瑜在何处赤壁破曹都没搞清，《赤壁怀古》照样被世世代代人吟诵。由此可见，读者这一质疑，是因为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之真与“文学”之真之间的差异。“真”在文学中不是认识论概念，而是美学价值论范畴。

　　这样出现了矛盾：思维方式要求写作者客观反映现实，而写作者写作却是虚构，思维与手法的对立如何在一个具体的作品中统一？我所写的《碑》，主人公邱梦山是当代英雄，他同时又是当代战争中的战俘，从身份看，他也是一个矛盾体，但他无论是英雄还是战俘，他的人性、他的心是相同的。这种矛盾与统一，恰恰是对作家写作能力的客观要求。为此，我确实费了一些功夫，酝酿构思了一年多，写了四年，改了七遍。我的体会是，无论写何种题材，无论写何种人物，作家都是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匮乏，然后到作品中书写理想。现实生活中英雄的本真不一定被领导和群众欣赏接受，当英雄变成战俘后归来，他便理所当然地被剥夺尊严，这种剥夺不是国家的政治与政策，而是社会世俗观念。于是作品便有了表现的方向，邱梦山与他的战友们的情怀越高尚，遭受的侮辱、践踏越悲惨，让读者意识到世俗观念的邪恶，还世界以人道。

识真与写真

片面强调作家写作的所指有失偏颇，客观存在是文学创作的前提和源泉无可厚非，但作家对客观存在的理解与解读在作品中的反映是意指。用当下现实社会的“事实之真”，来要求作家作品的“文学之真”，显然是文不对题。假如现实充满谎言和虚伪，恰恰是现实生活呈现了匮乏的程度与指数，更需要作家用“文学之真”来解决人们的失落、忧虑，满足他们的愿望。

　　何谓真？本真是什么？是“人之初”？“童心”？“自然”？把本真还原为一种实在的具体对象，或者直指为一种天性，都是错觉。本真是情感流动所倚，如同天，如同道，叫做无。就拿陶渊明用“鸟之恋林”比喻回归自然来说，鸟因何恋林？鸟恋林是因鸟受笼所困。鸟之所以恋林，其实不在“林”，而在“飞”。“林”是什么？“林”与“笼”一样，都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飞”是什么？ “飞”是鸟之天性。鸟恋林是不甘笼之困，笼压迫着鸟的天性，扭曲着鸟的天性，以致鸟丧失天性。“林”是鸟向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鸟才可以自由飞翔，天性才得以自由使展。“飞”是鸟的天性，“林”是鸟理想的目的地，鸟之恋林之“恋”才是鸟的本真。这个“恋”不是具体实在对象，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心理精神活动。文学之真，就是描写这种天性使然，率性的情感之动，而不是动之目的地，是动之本身，动之过程，真的魅力就存在于动之中。

　　理解了“鸟之恋林”，就不难理解人世间的本真。当年我手下的兵李丰山，放弃复员去美国继承爷爷遗产的安排，自告奋勇上誓师大会讲台请战，赴边界参战；我们师篮球队的杜大个子到我宿舍走后门，为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要求赴前线作战；老部队解放战士刘辉，在朝鲜战场成“钢铁战士”，名字已刻在志愿军烈士碑上，但他没死，被朝鲜老乡送上火车拉回沈阳治疗后复员，找部队找了30多年才还自己清白；汶川地震，遵道镇幼儿园瞿万容等三名老师，用身体挡住水泥板，保护身下的儿童，救了孩子，他们却献出了生命；平民司机发现公路桥断，主动停车义务拦车，让别人避免灾难；浙江、黑龙江奋不顾身接坠楼儿童的男女英雄；清洁工捡到数万元巨款主动交还失主，等等，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是本真的反应？

　　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之真发出质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造假太多。我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听的、看的、学的、做的，哪一项哪一样没有假？全国一批一批树立的无数英雄、模范、标兵，有几个立住了脚？连战场归来的英雄都有假的。民意强奸一次可以，但一而再、再而三地戏弄、欺骗大众，大众心中那崇高的信仰与纯真的崇拜怎么能不含混？如今造假造到让人自己的左手都不敢再相信右手了。社会文明到已在为流浪猫狗维权，可人们却对曾经为国征战流血的战俘以歧视。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现实不能满足人们的一切诉求时，便向往理想的世界，以慰藉人深层的内在祈向、精神寄托和心理追求。文学不关心“事实”怎样，而注重人应该怎样。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曹雪芹虚构的大观园，之所以被人们喜爱，原因就在于此。

　　一部小说催人泪下，催人泪下的并不是小说所写的事实之真，而是作品中人物的人性之真。人性之真才能让读者阅读时不由自主地被人物所思所言所为吸引，进而情不自禁地融进人物的内心情感，与之产生共鸣。构思《碑》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能让读者融进邱梦山的情感世界，我意识到只有写出邱梦山的人性之真，写出他率性做人、率性做事的个性，别无他路。

　　我想，要写邱梦山的人性之真，不在于部队生活中是否真有邱梦山这个人，而在作为军人、作为连长的邱梦山在战前，战中，战后，面对国家和民族，面对领导和部下，面对敌人，面对亲人和战友，面对自己的命运，他应该怎样？他是不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切？

容真与尊重真

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审美范畴中相对立的概念。真与善是美的内容，美是真与善的审美结论；同样假与恶是丑的内容，丑是假与恶的审美结论。没有真就没有美，若是假必定丑，这已成公理。因此，就审美活动的“价值真理”而言，人们对假的深恶痛绝，与对真的渴望追求是相辅相成的；但就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真理”而言，假却天马行空广受欢迎，而真却四处碰壁不被人们接受。

　　我想大家不会忘记鲁迅先生在《立论》中所记的那件事，前来给满月男孩贺喜的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要做官的，尽管都是谎言，但都得好报；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尽管说的是真话，却遭大家合力痛打。再看苏格拉底、柏拉图师生二人做出驱逐诗人出城邦的政治主张，原由不只是他们深知诗之惊人魅力，或担心这些“出类拔萃人物”成为代替法律和理性原则的“统治者”，而丑是他们认为诗违背哲学理性原则，诗不“真实”，不合于“真理”。柏拉图说：“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大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这些作品和真实隔着两层。”（柏拉图《理想国》第396，394页）

　　渴望真，却又不容真，这是人性虚伪的一面，也是人内心与表象的对立与矛盾。人是复杂的富有思维与情感的动物，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象，往往与内心的真实企求不一致。人都向往真善美，也都厌恶假恶丑，但是，现实中的人，成人说的是假话，只有孩童说真话；而且可悲的是成人不只是他说得不真，而且是他们故意在说谎。从这一层面看，人们实际生活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过着企求真却又不容真的自欺和欺人的日子。人们之所以表里不一，对真善美不容，是因为假恶丑一时盛行致使真善美反成另类，这种扭曲迫使人产生逆反心理而与内心企求反其道而行之。

　　现实的世界，不只是中国，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造假成为当今世界性的一大顽症。什么能赚钱就造什么，怎么能捞权就怎么干，怎样能争名就怎样做人。假已无孔不入，无处不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耍弄伎俩的人往往呼风唤雨，想官得官，想钱得钱，想名得名，天下似乎一切都玩于他股掌。而诚实守信、奉公守法、鞠躬尽瘁的人常常孤独苦闷，升迁没人说话，做事无人支持，怀才遇不着伯乐。

　　今天的民众大多数人不会去做害人、坑人、骗人的缺德事，但当假恶丑行发生在眼前时，人们却都保持沉默。只要不损害一己利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假恶丑熟视无睹，袖手旁观，避而远之，实际成了假恶丑的帮凶，世界变得冷漠，容不得真。

　　因为邱梦山只说真话、只做真事，所以他处处不被人理解接受。搭档指导员荀水泉向教导员打他的小报告；教导员借着彭谢阳自残公事公办整他；开战为少牺牲两个战士，他下令放弃无名高地，军参谋长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党委没研究教导员就停他职；夺回无名高地，上级却不给他立功，说是丢失阵地与夺回阵地算扯平；诱敌深入茅山阻击陷入重围，上面不给他们派增援，置他们于绝境；被俘归来人员处理政策已经人道，可无论邱梦山如何忠于职守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他再回不到一线部队得以重用，只能到家属工厂去管理家属；邱梦山正常转业，统战部女官员却对他百般刁难还不以为然。他一心用改革改变工厂的困境，工作中却寸步难行；连妻子岳天岚认出他后，为了儿子的前途，仍拒他于千里之外，他只能绝望地远离家乡去特区谋生。在特区当保安，他两次救人上了报纸，给公司争得名誉，老板得知他是战俘后，还是婉言暗示他离开。

　　相反，邱梦山最瞧不起的教导员李松平，战后连升两级当了团政委；在他眼里只会迎合没一点军人气的训练场排长，竟把他顶到家属工厂当厂长，他顶替他升副场长；在印刷厂平庸的官迷李运启和小人单良略耍小手腕就让邱梦山倒霉，撤职被迫远走他乡……

　　虚伪的社会世俗无视真与善，像魔鬼一样追随着邱梦山无法摆脱，直致他结束自己生命。岳天岚最后跳着脚哭喊，发出了警示社会的呼喊：是我逼死了他……岳天岚的这句话，难道不值得我们社会反思？难道我们不是假恶丑的帮凶？不是拿虚伪的世俗压迫他的其中一员？

本真与崇尚真

文学的魅力在哪里？有人说在情节，有人说在细节，有人说是人物，有人说是语言，这些回答都对，但都还没说到本质。文学的魅力在人物的本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自然界的本真。人的本真是什么？我不由得想到“人之好梦”。人之好梦，不在“梦”，而在“欲”。梦仅是一个不存在的虚幻世界，比桃花源还桃花源，它根本就没有定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幻象、幻想、幻觉；欲是人之天性，人做梦是天性使然，是“欲”的驱使。当欲念受到现实的种种制约，甚至压抑、压迫时，欲念便会奋起反抗，与现实抗争，于是便产生各种各样的“梦”，包括“白日梦”。“梦”如同“林”，“现实”如同“笼”，人不满现实的制约，只好去梦。因此，“欲”是人之天性，“梦”是人之理想，人之好梦之“好”，才是人之本真。

　　文学写作恰恰正是遵循了人之欲表现的基本方式——幻想、幻象、幻觉。弗洛伊德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神话是各民族寄托愿望的幻象经过畸变而留下的痕迹，即人类年轻时代的‘世俗之梦”，“当一个创造性作家把他的剧作展现在我们面前，或者向我们讲述一些我们常常以为是他本人的白日梦时，我们却感受到极大的乐趣，一种大约多种源泉汇集而产生的乐趣。”他把这种创作称之为“一部创造性作品，像白日梦一样，是当年孩童时期玩耍游戏的一种继续和替代。”（弗洛伊德《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文学之本真即人物天性的自然流露，亦可称“率性”而动，而不是静，随天性而动，任本体而动，这种动就是本真。文学所描写的是人之“欲”的率性而动，而不是动之目的地，而是动之本身，动之过程，魅力全在动之中。

　　邱梦山做事情非常率性，有时甚至不计后果。通俗点说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营教导员李松平对老娘不孝，他公开瞧不起他；赴边参战蜜月被中断，他满腹牢骚，埋怨上面杀鸡用牛刀；领导催他新婚妻子立即离队，他当面抵触领导，暗里却想方设法说服妻子尽快离队；明知开战丢失阵地要承担什么责任，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下令让倪培林和徐平贵放弃无名高地撤回；无名高地丢失，军参谋长直接指挥兄弟连队夺无名高地，官兵们一排排地倒下，他不顾一切后果立军令状阻止军参谋长鲁莽指挥，二十四个小时不夺回无名高地军法从事；茅山突围倪培林临阵脱逃，他恨自己不能枪毙他，交换回国后发现他已经改悔，他原谅了他；他潜回自己家面对离别五年多的妻子，他无法控制自己不与梦中的妻子做爱；眼睁睁看着妻子嫁给徐达民，他情不自禁跑到他们楼下去经受心灵折磨；李蜻蜓在俘虏营受虐他内疚不能相救，回国后他无情地惩罚所有欺负她的人；李蜻蜓向他求爱时，他不忍违心地让她做岳天岚的替身；他终生愧对石井生，在遗书里只拜托岳天岚一件事，帮他恢复真名，恢复石井生在烈士陵园里的墓与碑。

　　现实中，本真的老实人为何总是吃亏，而刁钻耍滑的小人却总是吃香？我们的社会真的不需要本真了吗？其实并非如此。在小说中同样可以看到，邱梦山借送排长葛家兴到军区住院这由头骗岳天岚离开部队时，班长石井生和通讯员唐河悄悄地为嫂子加菜。邱梦山立军令状后还未回到连指挥所，全连官兵已站在战壕里等他，大伙儿一声连长喊得邱梦山热泪盈眶。邱梦山率敢死队夺回无名高地，全师官兵在阵地上高呼邱连长万岁。邱梦山在茅山陷入重围，上级不派增援，荀水泉跳着喊着要率本连官兵前去救援。邱梦山被撤职，副局长无奈地拍他的肩膀。邱梦山被暗示辞职离开保安公司，房地产老板郑中华却把他当人才请他去他们公司，全力支持他办保安学校。邱梦山牺牲，副市长含着眼泪说，是邱梦山用自己的言行注解了英雄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是全市人民的一面镜子。这些行为也都是本真，也是他们对本真的赞赏和支持。

　　每个人都心存本真，每个人也都有虚伪。现实的不真实，让人们活得也不真实，让心中的天平失衡，其实谁又甘心活在不真实之中呢？“文以载道”或许被有些人排斥，可文不载道，又要文做什么呢？这五年，我是怀着对战友的一腔痛在写这部作品，也是怀着对读者的一片真诚在写这部作品，反复琢磨思考小说的内核，才有了这一些粗浅的体会，是不是真的写出了文学之真，只能由读者去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