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

　　在我最初的记者生涯中，遇上了一些有趣的人，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把这些趣人趣事当成段子说给圈儿内的朋友听，朋友们都觉得可乐。甚至，就因为这些段子，我还落下了一些铁杆儿粉丝。

　　说段子就如同在小剧场里演出，表演者可以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听众的反应，不断地打磨自己的作品，这其实是一个艺术升华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这部小说中的许多素材正是在粉丝们的围观下完成了最初的记忆和加工。

　　不可否认，段子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反映。当我不满足于用一个个段子单摆浮搁地反映社会风貌时，一部小说的构思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显然，小说里的主人公一定会有一个把日子过成段子的家伙。

　　据说易卜生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存就是和灵魂作斗争，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虽然我不能确信这话就是出自易卜生之口，但我由衷地赞叹它的传神。

　　在这部小说里，一位电视台的记者在挣扎中成长，一位高官却在挣扎中沉沦，他们面对同一利益诱惑，都和灵魂作过斗争，但两人的结局却截然相反。

　　在我构造的故事当中，理想主义者最终阴差阳错地实现了他的理想。当我在心中考量这个结局的可信度时，我就是我自己的审判者。当然，我认为我拿出了足够的证据来支撑我的“判决”。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作为记者，哪怕是在写小说，我最在意的品质依然是它的真实性。创作这部小说，我穷尽了自己所有的个人经验，我希望读者在我推心置腹的写作中能够体会到强烈的真实感。

　　在新闻写作中，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想象力关进笼子，不敢对它有丝毫的放纵。而当我尝试着用小说来表达生活时，我就不得不直接面对自己在写作技能上的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欠缺文学的想象力，有些时候，我认为自己过不了虚构关。

　　比如，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热恋中的记者应俊意外发现自己的女友曾经是一位大款婚外恋的情人，凑巧这位大款和应俊也相熟，而且，他正试图通过应俊作为时政记者的身份结交一位省领导。

　　接下来，应俊的反应就很关键了，因为它可能导致故事的情节走向不同的岔路。这位记者或许会怒斥大款一顿之后然后和女友分手；他也可能会原谅女友与她继续相恋然后与大款绝交；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与女友分手后继续和大款不露声色地保持交往；最后，他也许会既不与女友分手，也不和大款决绝，只是避免将来出现三个人一同碰面的情况……我就此访问了足够多的年轻人，在他们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有足够了解的前提之下，多数人选择了和女友分手，但又不在大款面前将事情捅破的做法。

　　后来，我在小说里的情节就是这么安排的。事实上，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虚构，但我不愿意一个人去独立完成。我不是缺乏生活的经验，而是担心我的故事可能会偏离了大多数人的思维轨迹。或许，我是在用一种机械的方法刻板地实现着文学的真实性。

　　追根溯源，访问的习惯还是与我的职业有关。在二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中，我在采访本上记录下来的每字每句都是有根有据的，我习惯于用事实说话，所以我习惯于直接从当事人那里寻找生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