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茵

　　时政记者

　　万 茵

引 子

《柳志忠：从部长到死囚》在《深度调查》栏目播出之后，神州电视台的出镜记者李晓婧便一夜成名。

　　一个初闯京城的姑娘，轻而易举地就浪得如此虚名，作为她的伯乐，短暂的欣慰过后，我在心中升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

　　在电视台一楼大厅一角的咖啡座里，我约见了李晓婧。

　　“你成名了，祝贺你。”本想调侃一下她说“你成‘名记’了”，但话已滚到舌尖，觉得不够庄重，临时就咽了回去。

　　“应主任，谢谢，您不给我机会，我今天什么都没有。”

　　这时，我跷着二郎腿，李晓婧竟然也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她果然是自我感觉不错啊，竟然敢在领导面前跷二郎腿了。

　　半年多以前，我深夜开车回家时，从电台里听见她正在主持节目。这姑娘说话温婉中藏着犀利，深刻而又平白，讲到煽情处，还有一种气若游丝的柔美。我觉得她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便打电话找她来做《深度调查》栏目的出镜记者。见面的地点也在这个咖啡厅，当时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

　　“一个新闻发生了，你关注什么？”

　　这小女子答：“我关注人，新闻事件中的人。”

　　“你描述一下，什么样的人？”

　　“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人。”

　　这答案正合我意，但我做出满意却又略带遗憾的样子补充道：“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人，不错，但是不是还可以把‘人’改为‘生命’呢？”

　　“关注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生命？‘人’和‘生命’有区别吗？”她在惊讶中瞪圆了双眼。

　　“当然有，打个比方，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人间的惨剧，但对于这艘巨轮的厨房里，正在海仙池中游荡的龙虾来说，巨轮沉没，那可是生命的奇迹啊。”

　　“对，龙虾也是生命。”李晓婧捂嘴笑着，抬头用一丝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我也笑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希望她知道山外有山。

　　“来我这儿上班儿，愿不愿意啊？我可以叫你家喻户晓。”我这么夸口，她不惊也不喜，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就这样，我把李晓婧从电台挖到了神州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如获至宝。

　　在《柳志忠：从部长到死囚》的深度访谈里只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受贿5000万的落马部长，一位是向他行贿超过3000万的大款邵年。案发前，他俩默契地做着钱权交易，如今，李晓婧略施小计便让他们在镜头前互相出卖。

　　受贿者柳志忠说：“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忘记这个无孔不入的无耻之徒，他用一种魔法，从你手中买走了权力、尊严甚至是灵魂。”

　　行贿者邵年说：“他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块牌牌，上面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敢肯定，他上班的时候，这件事他一分一秒也没有想过。他整天想的事情就是怎样通过手中的权力‘帮’人办事，然后讹我们的钱。”

　　我在十几年前同样是凭借采访一位贪官而一举成名。我看得出来，这几天，志得意满的李晓婧很享受她的成功。她循着我的足迹，成功地复制了我当年的成功。对她而言，这自然是找到了一条值得自豪的捷径。

　　可是，我正为此而感到愤怒：不同年代的记者重复这种无聊的轰动效应有意义吗？

　　李晓婧更是无法想到，向柳志忠行贿的邵年在十几年前正是我在电视台的同事，而且我们还是朝夕相处的搭档。

　　于是我给陶醉中的李晓婧泼了一盆冷水：“你的成功让我感到无聊。同一个陷阱里总是掉下去不同的猎物，落入陷阱的猎物当然很可悲。但是，作为旁观者，这也是我们的人生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应主任，你的话好深刻啊，我听不明白。”

　　“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愤愤地起身，目光灼灼、旁若无人地穿行于走廊，脑海里闪现出邵年的身形，思绪一下回到了二十几年前。

一、世事难料

那时我初入职场，刚刚成为省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我正用好奇的目光环顾着世界，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充满着憧憬和幻想。

　　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办公室里还空无一人，我坐在春江电视台新闻部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下子却慌得找不到事做，拉开抽屉，随手翻开热销的《文化苦旅》，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这天，我巴望着送报纸的于大姐今天能够早点儿出现，因为今天的《春江日报》发表了我采访白岩松的一篇大块文章。

　　上个星期，白岩松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摄制组来春江采访，新闻部的易主任率领我们把来采访的白岩松先给“采”了。白老师对着春江台的摄像机足足侃了一个小时，可是，《春江新闻联播》最后才播了三分钟。我倒是不想糟践这些多余的素材，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一篇人物通讯，然后送到了《春江日报·星期刊》的熟人那里去发表。

　　许多事业有成的人，他们成功的起点都是从崇拜偶像开始的。我的偶像就是白岩松。当然，同样戴着眼镜的我可没有白老师那样的运气在电视上出头露脸，我只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名记”。时不我待，出名要趁早啊。

　　“一大早就发呆呀？应俊，还不去拿摄像机，准备出发。”我没有等来于大姐，却等来了我的搭档，邵年。

　　“去哪儿采访？”

　　“你自己不会看黑板呀？”邵年得意地叫我看身后的采访安排表，我早看过了，上面写着“平州市上海路步行街改造完工（邵、应）”。

　　我问，步行街改造完工是不是有个仪式啊？是不是有省市领导会去啊？如果有领导参加，那可是时政组的活儿呀。

　　邵年不耐烦地回了我一句，问那么多干吗？

　　顺便说一句，我们在社会新闻组，只能拍社会新闻，若是去拍时政新闻，那就是越界，时政组的人是会跑到领导那里去告状的。

　　邵年提着摄像机走在前面，我拿着话筒走在后面，话筒的防风罩上套着一个四四方方的话筒套，一面标着春江电视台的台标，还有一面标着“春江新闻联播”的字样。

　　我和邵年走出广播电视中心大门，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平州市的步行街—上海路。

　　在路上，我们遇上了新闻部的采访车正往单位赶。司机停下来探出头问我们去什么“好地方”采访，邵年答非所问地说门口有车接。司机没听完，油门一踩，“嗖”地把车开走了。

　　“为什么不叫部里的采访车去啊？弄得我们还得自己打车。”我不解地问。

　　“人家那边只叫我们去两个人。”

　　“啥活动有多大的好处啊，还限制人数？”我还想刨根问底。邵年沉默着，就是不说。

　　上了出租车，好事的司机知道了目的地就问我们：上海路出什么新闻啦？

　　邵年怀抱着摄像机目视前方，根本就不搭理人家。我更纳闷儿了：难道采访一个“步行街改造”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吗？

　　我和邵年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自少年时起就被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从来都是貌合神离，更称不上是莫逆之交。

　　邵年大我一岁，我念高三时，他在同一所中学读“高四”——高考补习班。我们两人虽然不同班，但是由于我们的名字凑起来就是“英俊少年”，大家传来传去，我们也就成了“知名”人士，互相认识了。不过，后来就因为一个巧遇，我觉得和他产生瓜葛都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每个周末，全校进行大扫除，各班提前一节课放学，我都会跑到学校附近的平州市图书馆复习功课。有回在阅览大厅，我遇见了邵年。他的右腿上坐着一个女孩儿，两人正旁若无人，相亲相爱地在合看着一本《中国历史》课本。周围的读者倒是显出害羞的样子，不好意思把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这等轻浮浪荡之辈，怎么可能金榜题名呢？！我愤而起身，背起书包拂袖而去。

　　可是，高考之后，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到春江大学新闻系报到时，却和邵年邂逅相遇了：难道怀抱着小姑娘看书的浪荡汉，竟然会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殊途同归？！我和他竟然是大学同窗！这大大挫伤了我金榜题名的成就感。后来，从邵年嘴里我还得到了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那个坐在他大腿上看书的女孩儿竟然也金榜题名，上了春江师范大学艺术系。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邵年从大三开始就利用寒暑假在电视台实习了，同学们在家从电视上看到“实习生邵年”的名字都艳羡不已。那时的邵年，总是穿着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在校园里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大家觉得他仿佛生是电视台的人，死也是电视台的鬼。当年邵年坐拥着姑娘合看的那本《中国历史》里记载，汉朝中山靖王刘胜寿终正寝时穿的是金缕玉衣，他邵年有朝一日驾鹤西去时，穿的一定是摄影背心儿。

　　大学毕业，同学们各奔东西，邵年真的就去了省电视台，而我却在春江师范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一年之后，遇上电视台广纳贤才，我这才通过有模有样的招聘考试杀进了魂牵梦萦的春江台。

　　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电视台在播发电视新闻时，都会在每条新闻的最后播报记者的名字，于是春江省的电视观众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播报：“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两个名字如此的凑趣和般配，同事们一起哄，阴差阳错，我和邵年的搭档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固定下来了。

　　“应俊邵年”——“英俊少年”，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我时常感叹这样的巧合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生活原本就有许多生动的机缘与巧合，即便是小说家也编不过生活呢。

　　出租车载着我们两个“英俊少年”在平州市最著名的商业街——上海路的一家店铺前停了下来。进门时，我抬头看了一眼，招牌上写着：水晶鞋玻璃工艺品店。

　　“水晶鞋”里横七竖八地坐着各路媒体的记者，大家如闲云野鹤一般，正在不着边际地闲扯。

　　“来来来，两位‘名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本店的美女老板，王小桦。”平州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徐援朝招呼我们和主人见面，他的角色此时就像是玻璃店的公关部经理。

　　握手时，王小桦的容貌让我眼前一亮，这么漂亮？看起来不到三十岁，怎么会在闹市里开起这样一爿投资不菲的雅致小店呢？她怎么又和徐援朝扯上了关系呢？

　　王小桦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转脸向我：“别嫌这店小啊，七七八八算起来，投资也四五十万呢，仰仗各位的宣传，聚集点儿人气，也就想安安稳稳地混口饭吃。”她显然注意到了我刚才的表情，但是误读了我的疑惑。

　　“这是‘车马费’，王老板的一点心意。”徐援朝给我们分别递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按惯例，里面应该装着两百块钱。

　　邵年说了声“谢谢”，就大大方方地把装着钱的信封从中间折了一下，塞进了屁股兜儿里。那信封在邵年的屁股兜儿里还调皮地露出了一个小角儿。而我是在假装从包里拿采访本时，顺势才把信封塞进了包里。

　　“大家安静，我说一下采访的内容，”徐援朝像在单位开编前会一样招呼大家听他布置任务，“小王老板现在弄了这么一个玻璃工艺品店，面积50多平方米，品种有上千种，有实用的，也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花瓶、果盘、烟灰缸，还有水晶玻璃的苹果、菠萝、小汽车，很漂亮，工艺难度都很大……素材就是这些，反正各位都是高手，找一个好角度宣传宣传，把这家店的店名、地址想办法带出去，做个软广告，是吧，王总。”徐援朝说完，瞟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王小桦。

　　王小桦接过话茬儿用玩笑的口吻说：“各位搞宣传都是行家，我就等着通过各位的宣传名满平州呢。”说完，她把目光投向了玻璃店里最资深的记者——《春江日报》的陈伟文。

　　陈伟文只好皱着眉头发言了：“王总，你一个姑娘家，开个店也不容易，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要让我们《春江日报》这样的党报宣传你们这么一个小小的玻璃店，我看是挺困难的。一个玻璃店开业，事儿小了点儿，你看，你不是残疾人，不是下岗职工，也不是退伍军人，更不是浪子回头的刑满释放人员，这新闻由头真不好找！”是啊，找个什么理由才能把新闻扯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玻璃店上呢？陈伟文是一位敢讲真话的记者，他可不一般，他是《春江日报》采访部的副主任，论级别是副处级，论职称还是高级记者呢。在报社，他们天天讲实事求是，现在看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陈伟文点了一支烟，接着说：“按援朝的吩咐，我在报社跟值班领导打招呼说要留块版面，我去采访上海路商业步行街改造完工后的情况，现在要弄出这么一个玻璃店，跟这个改造怎么挂得上啊？我这不是明摆着欺骗组织吗？”

　　陈伟文开了个头，在座的记者也不再顾及王小桦的面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全国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个像这样的小店开张，难道都算新闻吗？你徐援朝张罗这样的事情也太缺乏职业精神了！这样的事情要上报纸，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天花上两三百块钱在《春江日报》的中缝上买一块麻将牌大小的版面，登广告呗。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开张要上省报、省台，真是异想天开！

　　“难是有点难，大家再想想，扭扭角度，应俊、邵年，你们俩是智多星，动动脑筋。”徐援朝破题乏术，一脸的无奈和迷茫。一屋子记者也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任凭怎样搜肠刮肚也无计可施，结果是一人揣着一个红包，只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我觉得有些闷，起身说：“我到街上转转去。”

　　徐援朝尴尬地笑笑说：“对对对，你去外面找找感觉。”

　　七月的平州，骄阳似火。上海路刚刚改造成了步行街，不仅新铺了石板地面，而且鳞次栉比的店铺门面也全都装饰一新。我对这些店铺的名头发生了兴趣，什么帝王之都、圣大保罗、恺撒大帝、圣彼得王宫、罗马皇宫、又一春药店，甚至还有一家咖啡店干脆就在招牌上写了一个硕大的“黑”字，成了这条街上闻名遐迩的“黑店”。

　　凭着记者的新闻敏感，我觉得这不就是崇洋媚外、哗众取宠，明摆着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着干吗？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可做。

　　正当我仰头张望着店名招牌时，差一点就和一个同样走路心不在焉的女孩儿撞了一个满怀——那女孩儿穿着白色无袖连衣裙，正被橱窗里琳琅满目的时装所吸引——就在我们即将相撞的一刹那间，我侧身让过了女孩儿，她的裙摆从我身边轻盈地划过。女孩儿回头一望，唇红齿白，笑面如花，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啊。她的素色衣裙，让我联想起古装电影里泛舟而来的轻盈女子，那每一声划桨都惊起了我心中的波澜。她调皮而亲切的笑容透露出她并非高不可攀，一瞬间激发起我与她相识的冲动。只是，我一时找不和她搭讪的借口。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许多人情事不断的秘诀，不过就是善于和陌生姑娘搭讪罢了。在互联网还没有降临到人间时，不会搭讪，就等于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平日里，若是男男女女一大伙人在一起，我胡说八道发挥得挺自如，人也挺正常；若是和漂亮出众的女人独处，我便害羞、紧张、拘谨，经常手足无措，词不达意。

　　这回也一样，容色艳丽，满路遗香的女孩儿走远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又开始心动了：我为什么就没有缘分和这样的女孩儿相识呢？缘分，缘分，有些人，有些看起来很顺眼的人，哪怕你们在大街上曾经擦肩而过，哪怕你们在同一个城市共同生活一万年，听同一声鸟叫，看同一片云彩，淋同一场雨，躲同一场冰雹，只要没有缘分，你们就永远不能相识。

　　我和所有多情的种子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次相逢。人生若只如初见，见谁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偕谁呢？空悲切啊。不过我心里有谱儿，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一个留神桃花运的人总会遇上桃花运的。

　　“应俊，你他妈的真过分，揣着人家的红包在这里闲庭信步。”邵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他嬉皮笑脸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就把我往回推，“这500块钱好烫手喔，高级记者也大眼瞪小眼了，大家叫我来问你找到感觉没有？”我这才知道这年轻漂亮的王总出手竟然如此大方，她的红包比惯例多出了300。

　　邵年顺嘴向我介绍了王小桦的背景，她原来是金利来专卖店的领班，和平州有名的大款刘思宁好了N年之后，刘思宁便暗中出钱帮她开了这么一家玻璃工艺品店。

　　“这个刘思宁倒是有情有义啊，他让王小姐出卖肉体，又让我们出卖灵魂。”我说。

　　“市场经济嘛，灵魂、肉体有地方卖就不错了。”邵年答。

　　“你小子真是厚颜无耻啊，”我微笑着转头看他，“以后要卖你就一个人卖吧。”

　　邵年赶紧安抚我：“别别别，看我的面子，你就最后一次出卖灵魂吧。”

　　回到“水晶鞋”时，记者们仍在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我把自己刚才看到的店名告诉了大家，还专门通报了我对“黑店”的调查结果：“我进那家咖啡店问了问，工商局批的店名其实是‘黑玫瑰’，店老板故意把‘黑’字写得很大，‘玫瑰’两个字根本就没写，而是画了很小很小的一朵玫瑰，招牌上就是‘黑’字加了一朵玫瑰。现在民间都管这家咖啡店叫‘黑店’。”

　　“真的呀，这老板好有创意哟。”徐援朝带来的新闻女主播竟然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唉——对了，这店名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典型的商业文化，你还别说呢，这就是新闻点，标题都有了，《上海路商铺名称崇洋媚外、哗众取宠令人担忧》。”高级记者陈伟文还是有觉悟，他立刻也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王小桦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摇着折扇也深有同感：“我觉得，商业宣传就是要想办法出奇制胜，但他们的创意真是不敢恭维。工商给你批什么名字，你就得老老实实叫什么名字呗，‘黑店’确实招徕顾客，但缺少我这‘水晶鞋’的冰清玉洁，是不？”

　　徐援朝这下来了情绪：“王总，你刚才的这几句话变成同期声就点题了，咱们就这么做，以这些不文明的店名做切入点，批评不良的商业文化。你呢，起一个反衬作用，刚才说过的话，组织组织，再说一遍，把产品呀，店名呀，地址呀都给带出来，这不就达到宣传目的了吗？而且，看过去这条新闻还像个样子，王老板，怎么样？”

　　王小桦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挺好，挺好，各位果然都是新闻策划的高手。”

　　于是，报社的记者抱着好奇心都出去抄店名了，电视台记者则挨个儿对着王小桦一通采访。王小桦是个明白人，她面对镜头，心领神会地侃侃而谈，把“水晶鞋”的店名外带产品自我吹捧了一番。

　　放下摄像机，记者连声夸奖王老板，真好，你口才真好。我被这情景给逗乐了，难道过几天平州所有报社、电视台都要发同样的新闻吗？邵年反问我，不发一样的新闻又能怎么办？

　　我可就不信这个邪，我就想拍独家新闻，就算没有独家的内容，也得弄出个独家的角度。上大学时老师教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当个“好记者”，现在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观众发现我们是“坏记者”。

　　最后轮到我们采访王小桦了，总不能把人家当成留声机，又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吧？在找到新角度之前，我只能故作镇静地和她继续闲聊：“你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去卖这些玻璃工艺品的呢？”

　　“我爸爸在北方有个朋友卖玻璃工艺品生意不错，我就跟着开了一家，这里的货源都是我爸的那个朋友从北方运来的。”

　　我诧异地问他：“玻璃是易碎品，为什么不从平州本地进货呢？”

　　王小桦笑话我说：“这些晶莹剔透的玻璃工艺品，不能含有一点儿杂质，不能出现一个气泡。平州呀，乃至春江省，都没一个工厂生产得出来。”

　　这几句攀谈可不得了，我的采访顿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个全新的视角劈头盖脸地就朝我砸来！我按着自己的思路草草采访了王小桦几句就离开了“水晶鞋”。

　　回到新闻部办公室，还不到中午11点。我立刻找来电话号码簿，发现平州只有三家玻璃制品厂，打电话一问，其中一家已经破产，另一家在远郊，而平州玻璃一厂就在离春江电视台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真是“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记者跑新闻一般都跑那些兴旺发达的好企业，对一个近在咫尺的破败企业竟然闻所未闻。

　　这回，我们叫了新闻部的采访车，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平州玻璃一厂的大门。一进工厂，我们就被厂区里堆积如山的啤酒瓶惊呆了：啤酒瓶一堆一堆整齐地码放着，每堆都足有两层楼那么高。工厂里很宁静，远处的树荫下有几个工人伴着蝉鸣在打扑克。

　　我问工人，人呢？工人回答说，厂子停产，都下岗回家了。为什么停产啊？因为市场上的啤酒瓶太多了，生产了也卖不出去。那厂长呢？工人放下手中的扑克说，已经有人打电话去叫了。

　　不一会儿，一辆伏尔加牌轿车喘着粗气开进了厂里。一猫腰，车上下来了一个胖子，旁边的人连忙喊着“裴厂长”。

　　邵年小声嘀咕着：“妈的，厂长姓什么不好，非得姓‘赔’！”

　　我手执话筒，邵年肩扛摄像机，两个人不打招呼就开拍了。我故意把裴厂长堵在成堆的啤酒瓶前进行采访，为的就是要取这个“触目惊心”的背景。

　　我居心叵测地举着话筒问道：“这么多啤酒瓶卖不出去，为什么不转产？我们在上海路就看到一家卖玻璃制品的小店，生意挺不错……”

　　一番花言巧语，我硬是要把啤酒瓶和玻璃工艺品扯到一起，不明就里的厂长抱怨说：“那家玻璃店我去看过，玻璃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只要有钱搞技术改造，我们厂也能生产。”

　　“没钱搞技术改造，可以向银行贷款啊！”

　　一提到银行，厂长便怨气冲天：“银行是嫌贫爱富，企业越有钱，他们就越放贷款，效益差的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对这种嫌贫爱富的做法，我们困难企业很有意见，可是，银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是扶优限劣。什么是优呢？什么是劣呢？优和劣之间难道就不能转换吗？他们为什么就不愿帮我们一把？！”

　　现场采访，就好比公安局的现场突审，得先发制人，打对手一个手忙脚乱，措手不及。不然，裴厂长是不会说这些真心话的。

　　过了两天，《春江新闻》隆重推出了“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深度报道《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春江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王欢歌正襟危坐，拉开了“玻璃新闻”的帷幕。

　　对于下面的文字，熟悉播音腔的读者最好用播音腔朗读：

　　主持人：平州玻璃一厂是我省玻璃制品行业的一家老企业，如今，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啤酒瓶因为卖不出去而堆积如山。而与此同时，在市场上，人们对各种玻璃器皿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到底是企业对市场变化视而不见，还是他们面对这种变化无计可施呢？请看报道。

　　解说词：记者昨天来到平州玻璃一厂时，看到这里回收的玻璃瓶堆成了小山，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来，回收这些旧瓶子是为了回炉生产新的啤酒瓶，但是目前，平州市的啤酒瓶供应量已经饱和，即使生产出来也一时无法销售出去，因此，企业只好停产。

　　（同期声）记者：“现在咱们玻璃一厂只生产这样的啤酒瓶吗？”

　　（同期声）厂长：“是的，我们现有的设备只能生产这样的啤酒瓶。”

　　（同期声）记者：“玻璃制品也不仅仅局限于啤酒瓶，还有一些玻璃工艺品现在也很受消费者欢迎，有没有想过要调整产品结构呢？”

　　（同期声）厂长：“想过呀，你比如说上海路开了一家玻璃工艺品店，卖的都是外地产品，我们去看了，受启发也想转产，也想生产这些东西呀。”

　　解说词：按着这位厂长的说法，我们在平州市上海路商业街上找到了这家名叫“水晶鞋”的玻璃工艺品店。在这家店铺里，记者看到了晶莹剔透的上千个品种的各式玻璃工艺品。

　　（同期声）记者：“您这些精美的玻璃工艺品货源是哪里来的呢？”

　　（同期声）玻璃店工艺品店经营者：“主要是北方的一些地方。”

　　（同期声）记者：“远途运输成本高，再加上这些还是易碎品，卖这些玻璃制品有钱赚吗？”

　　（同期声）玻璃工艺品店经营者：“有有有，当然有了。”

　　解说词：玻璃工艺品店经营者舍近求远找货源，并把店铺开到了平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上，这说明新型的玻璃工艺品在我省市场存在着一定的需求空间，可是，平州玻璃一厂认识到了这点，为什么不加快技改步伐进行转产呢？

　　（同期声）厂长：“可是在技术改造资金方面，我们拿不出钱，银行也不支持！”

　　（同期声）记者：“银行为什么不支持呢？”

　　（同期声）厂长：“银行是嫌贫爱富。越好的企业，他们就越放贷款，效益差的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对这种做法，我们困难企业很有意见，可是，银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是扶优限劣。”

　　解说词：对于企业方面“嫌贫爱富”的抱怨，银行方面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同期声）平州市工商银行行长李锦华：“扶优限劣和嫌贫爱富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困难企业要发展，不能坐等银行的支持，企业首先自己要干起来，要有好项目、要有好市场、要有好班子……总之，银行贷不贷款，不在于企业的现状如何，关键在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企业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实际行动取得银行的信任，坐等贷款是等不来的。”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

　　这篇报道把玻璃店夹在企业和银行中间，用心良苦地做成了一个“夹心汉堡”，让观众们在不经意间把玻璃店的广告也给“吞”了下去。

　　陈伟文是扭角度的老手了，他干得更漂亮，《春江日报》发表了他的“记者观察”，题目是《上海路商铺店名：洋气、俗气、匪气十足让人忧》，在这篇挂羊头卖狗肉的文章末尾，玻璃店小老板被请出来对“水晶鞋”的店名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自我表扬。

　　这还不够呢，“记者观察”旁边还配发了陈伟文写的一篇楷体字的短评。短评开门见山，义正词严，由不得你对记者的采访动机产生任何怀疑：

　　经商也要讲政治

　　店铺招牌一旦挺立在街头巷尾，就超越了经营者的个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城市的名片。一些店名招牌映射出的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和痞子文化色彩，归根结底，乃是经营者思想意识低下的集中体现。

　　新时代的商人必须有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某些不良社会现象，在它处于萌芽状态时，从个体或局部很难看清其危害性，一旦泛滥开来，则贻害无穷。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观点，这些因素时时刻刻会对我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店铺招牌不仅体现的是商人的文化素质，更是他政治素质的体现。“恺撒”、“圣彼得王宫”、“又一春药店”、“黑店”等洋气、俗气和匪气十足的招牌与文明经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理所当然要清除掉。

　　想想上大学时，我常在《春江日报》上看到“本报评论员”陈伟文的名字，觉得他简直高不可攀。如今，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竟然“臭味相投”、“沆瀣一气”地在有偿新闻的战场上“会师”了。

　　晚上回家，我得闲翻开《春江日报》，一字一句地欣赏着自己的文章《永无止境的追求——访〈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不知从何时起，一方方熠熠生辉的荧屏在都市的喧闹和乡村的静谧中相继张开了炫目的窗口，闪着灵气，透着朴实，映照着世间万象，撩拨着人们的情感，折射出电视时代的生活变革。站在这电视文化潮头的，无疑是伴着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来到千家万户的《东方时空》。

　　……

　　白岩松这样概括《东方时空》的特点：“平视”这个概念在电视理念里很少被看到说到，我们看高官不仰视，看百姓不俯视，因此，不论是讲述社会名流还是老百姓的故事，观众都爱看。

　　白岩松说，一个优秀的人物，就算是部长，就算他有许多业绩，许多头衔，这些只是我认识他进而找到他的路标，沿着这个路标，当我敲开他的家门时，此时路标自然就消失了，我要面对的就是这个人的内心，面对这个人。

　　想想人家白老师身上的人文气质和独立人格，又想想自己在玻璃店里为蝇头小利干的偷鸡摸狗的勾当，我顿时感到万分沮丧：同样都是记者，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二、无处可逃

每个星期二上午，新闻部的例会雷打不动。

　　记者们平时东奔西走各忙各的，大伙儿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会前，正是大家互相开涮，自娱自乐的时间段。

　　邵年是个段子大王，他的段子有点儿马三立的风格，三翻四抖、铺平垫稳之后，结尾必定有一个叫得响的包袱：

　　“应俊这小子肯定有洁癖。上星期，我们跟省卫生厅的人到浦水（春江省的一个县，盛产性病游医）去查抄性病诊所，连着三天都在那些性病黑诊所里转来转去。每次一回到宾馆，他就一头钻进卫生间，洗澡、换外套、换内裤、换袜子。洗完，他出来还一本正经地问我：邵年，你说我们因为采访染上了性病的话，算不算工伤呢？您听说过吗？性病也算工伤，这电视台改成‘窑子’算了。”

　　我听了，也跟着大家扑哧一乐，是啊，爹妈都是医生，我自然是很讲卫生，每天洗澡、换衣服、换袜子，那都是事实。至于后面的包袱，那却是演绎。其实，我在浦水采访时只是问过邵年一句：咱们天天在性病诊所里转来转去，万一得了性病，单位给报销医药费吗？邵年在段子里把“报销医药费”改成“工伤”，这演绎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开会啦！”这时，新闻部的易主任夹着大号的记事本走进会场，坐在了会议桌的最顶头。

　　“好，现在开会。”每次例会，易主任首先都会按受例总结上一周的节目情况。没想到，我们那条《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的新闻首先就遭到了表扬，易主任说：“《银企对话》这条新闻播出后，反响不错，我们广播电视厅的阅评小组看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易主任戴上了他那副扁扁的像儿童玩具一样的老花眼镜看着《阅评简报》读了起来：

　　“新闻以小见大，反映了企业技改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节目突出表现了国有困难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的迫切性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差异而导致的矛盾冲突性，不仅主题鲜明突出，而且内容言简意深，要言不烦，通俗易懂，是一篇反映企业改革的精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在主题深度上开掘得不够。”简报里的话真是叠床架屋，结构复杂，一听就知道是出于老学究之笔，那长句害得易主任险些没有一口气读下来。

　　春江广播电视厅阅评小组的成员正是一帮老学究，他们从编辑、记者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不仅具有高级职称，而且德高望重，好为人师，于是他们就被安排每天在家观摩春江电视台的节目，每周负责出一期《阅评简报》。

　　易主任接着分析说，片子之所以主题深度开掘不够，关键是片子结尾李行长的话没有让人家说透，扶优限劣，银行如何判断企业的优、劣，片子里根本就没有解释一句。

　　可不是吗，让玻璃厂厂长和银行行长说话，只不过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为的就是让玻璃店老板出头露脸，至于行长那边说没说透，我确实是给忽视了。我害怕会场上有人会一语道破天机，心里顿时感到有些惶恐不安。

　　“小邵，应俊，你们有什么想法？” 慈眉善目的易主任这时扫了一眼我和邵年所在的方向。

　　邵年立刻回应：“我们再做后续报道，您看行不行？”

　　我补充道：“我们把采访提纲都列好了。”

　　“好好好，不错。”易主任竟然当场拍板，把这个“后续报道”定为了下一周的“重点选题”。此时，我们两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含笑的眼睛惊讶于彼此乍放的智慧光芒。

　　再往下，原计划的“重点选题”出炉了，真是锦上添花，我们又“中彩”了。这时，易主任提到了陈伟文的那篇《上海路商铺店名：洋气、俗气、匪气十足让人忧》的文章：

　　“《春江日报》和我们一样，关注社会新闻的力度也在加大，这篇批评店铺招牌的文章出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么主管部门是什么态度？比如说工商局、文明办是什么态度，我们要密切关注。店面招牌这个社会问题，我们发现晚了，第一拍慢了，不要紧，第二拍主动出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甚至我们可以和《春报》联系，搞报台联动。”

　　说到这儿，易主任抬眼看着我：“上次，我们采访白岩松，人家报社不是也拿了我们的稿子去登了吗？对于社会热点，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我们抢先了，人家也知道俯下身子，用联动的方式来弥补不足，跟上步伐，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

　　易主任说话间，邵年的手机响了，他赶紧起身猫着腰到门口接电话去了。他一定是接到了什么新闻线索。

　　邵年在会议室门口接电话：“哎呀，是陈大记者，我们主任刚刚还在说你的文章呢，啊？明天就要清理招牌呀？”

　　易主任在会议室里继续阐述着报台联动问题：“我们和不同类型的主流媒体之间要加强合作，比方说，报纸和电视各有所长，店铺招牌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介入……”

　　邵年接完电话回来听到易主任的指示，还没坐下就插话说：“易主任，明天平州市工商局组织清理不文明的商业招牌，八点半在市工商局集合。”

　　“好，这条消息明天一定要确保。不错，我们年轻记者的触角已经伸开了。”易主任顿时便喜上眉梢。

　　午饭时间，我和邵年躲在餐厅的角落里咀嚼着独领风骚的得意，邵年脸上浮起了诡秘的微笑。

　　邵年说：“‘玻璃店’战役，堪称经典，您在扭角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已经把扭角度事业推向了一个新境界，您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陈伟文同志今天上午又交给了我们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任务没有你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即使能完成，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邵年说话总是巧言令色，夸大其词，我听惯了，也就不搭理他，只管埋头吃饭等着听他的正文，“哎，你听我说，8月8号，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在平州开张一家分店，是第8分店，8点58开张，8都凑到一块儿了，到时咱们得捧捧场，不过先要想想办法找个主题，好让主任批选题。”

　　如此明目张胆地张罗关系片儿，得杀杀他的锐气。我不动声色地故作胸有成竹状：“这好办，不就是几个8凑到了一块儿吗？新闻的标题我都有了：《开业何必都逢8》。”

　　“去你妈的，别开玩笑，我最讨厌你的就是这种玩世不恭。好容易在新闻圈里有了点儿江湖地位，还不快马加鞭。”

　　我向邵年解释说：“我们在新闻圈里初来乍到，肯定要靠陈伟文那帮老人帮忙。但是，我们不能被他们绑架了，对不对？我们搞的这个‘新闻横向联合体’刚成立的时候都是搞些正儿八经的新闻，现在呢？净搞这些要扭角度的有偿新闻、关系片儿，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把饭碗给砸了。观众是傻瓜，咱们办公室里的同事难道也傻呀？”

　　邵年说：“我得纠正你的观点，其实，所有的新闻都要扭角度，我们大学本科学了四年，不就是学扭角度吗？”

　　我们大学课本里确实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新闻主题的开掘”以及“报道角度的选择”，但是，这些开掘和选择，为的就是能够确定一个深刻、生动的主题思想。这时，新闻的事实和主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而邵年所说的“扭角度”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一个当下流行的正面主题，贴标签。比如说，为了让“水晶鞋”玻璃店的王老板上新闻，陈伟文扭角度首先想到的是王老板是不是下岗工人、是不是残疾人、是不是退伍军人以及浪子回头的刑满释放人员，如果是，那就简单了，为王老板度身定做的新闻标题都有了：《下岗创业闯出新天地》《身残志坚闯商海》《退伍不退色 激流勇进闯商海》《浪子回头金不换 重新做人建功业》。要说给新闻扭角度，陈伟文那帮老记者只会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老一套。

　　我毫不客气地把邵年的话顶了回去：“我是说，你再怎么扭，瞒得了观众，也瞒不了同事。聪明人一看报纸和电视肯定会问：最近的新闻拐弯抹角，绕来绕去总要说到一家玻璃店，这是怎么回事呢？人家不怀疑你是‘用公家的柜台卖私货’，这才怪呢？！更何况，那玻璃店的小老板还是一个大款的地下情人，还有比这更加狗血的剧情吗？！”

　　“英雄不问出处，今天我不跟你讨论玻璃店老板的身世。我只想跟你讲，发稿就是硬道理。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咱们扭角度是巧取不豪夺，谋财不害命，上对得起领导，下对得起观众，何乐而不为？”

　　“但是，婚纱摄影店开张，这是一个纯商业活动，再怎么扭角度，再贴什么标签，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呀！我没办法！到时候你一个人去就是了。”

　　邵年顿时就火了：“你小子怎么一过河就拆桥？！你记得你第一次在新闻部扬眉吐气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人家陈伟文给你提供的滥用童工的线索，让你一上手就弄了一个季度优稿，你忘了？！”

　　邵年说话时极不礼貌地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这手指一下就插进了我道义的死穴里。砖瓦厂滥用童工的线索正是从陈伟文那里要来的。当初，陈伟文说这是一条好线索，只是他在《春江日报》常年跑劳动口的新闻，不好把“枪口”对准劳动厅的老熟人。邵年当时就软磨硬泡地从陈伟文那里要来了举报材料，后来我们两人按着举报材料暗访了那家“黑砖窑”。

　　祖国的花朵被蹂躏，触目惊心啊！我们凭着“黑砖窑”的片子一炮走红，广播电视厅还发了800元奖金，这让我们初尝了一下名利双收的味道。

　　看来，陈伟文的面子不给是不行的。现实有时就像一条冰凉的蛇死死地缠绕着你，叫你动弹不得、挣脱不了。

　　我沉默着，仿佛有些理亏，邵年说起话来更是理直气壮：“你不要太清高了，自古以来，怀才不遇都是自己造成的，你总没有李白的才能高吧？可你比李白还清高，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像他那样哀叹‘天生我材必有用’，‘必有用’的潜台词你知道吗？就是‘还没有用’，明白吗？你要接受历史教训，千万别把‘怀才不遇’当成‘招牌菜’吃一辈子。”

　　上大学时，我一直设想着自己会按着老师们所规划好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好记者，可现在觉得这个目标简直成了水月镜花，可望而不可即。

　　我咬了一下嘴唇作出了让步：“这条新闻如果非得要做，那得再想想办法，别轻易填选题单，还是慎重一点好。没有好主题，还不如不去。”

　　邵年看我服了软，就趁热打铁，用勺子敲着餐盘说：“要慎重不错，但不能不出去，不然咱们吃什么呀？实话告诉你吧，人家老陈给咱们这个业务，就是看得起咱们，你挑三拣四，人家下次还不带你玩儿了呢！”

　　不玩儿就不玩儿了！我想这么说来着，可想想最终还是欲言又止。

　　食堂里正飘荡着一首流行歌曲，辛晓琪的《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它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无药，无处可逃……

　　是啊，无处可逃。

　　两个人一旦狼狈为奸，一两次争吵是不可能立马就分道扬镳的。我和邵年的“后续报道”还是按计划进行，接下来我们还得第二次采访工商银行的李行长，延续我们的深度报道。

　　星期二下午两点来钟，李行长正在开会，他叫了办公室的一位小姑娘在行长办公室先招呼我们。

　　我和邵年满头大汗地来到行长办室门口时，看到办公室的门是半开着的，里面坐着一位姑娘正在看书。姑娘身着白色无袖连衣裙，留着披肩发，脸庞白净，眉目清纯。当她看到我们提着摄像机时，连忙合上书站起来。这时我发现她还挺饱满，腰身婀娜，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我扬眉轻瞥，看见那姑娘读的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坦率地说，这位姑娘很性感，我俩眼中不由自主地还含着几分色情呢。正如中国一位深受女性欢迎的哲学家所言：“只用色情眼光看女人，近于无耻。但身为男人，看女人的眼光就不可能完全不含色情。我想不出在滤尽色情的中性男人眼里，女人该是什么样子。”

　　“二位辛苦了，请坐，我们行长在开会，过一会儿就过来。”姑娘麻利地招呼着带着色情眼光的客人，转身就去倒水了。

　　我看着这女孩儿惊呆了，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路差点儿和我撞个满怀的女孩儿吗？

　　“二位请喝水。”女孩儿转过身时，我甚至闻到了她身上似曾相识的气息。

　　“你还认识我吗？”我兴奋地问道。

　　“有点面熟吧，我们见过吗？应该没见过吧？”

　　“上星期一上午十到十一点，你在上海路逛街对吧？”我急迫地提醒她。

　　“我想起来了，你不要说了。”女孩儿笑了，她用手捂住嘴，睁大眼睛露出吃惊的样子，“那天我是上街给办公室买东西，不是去闲逛啦，看来我们还挺有缘。”女孩儿在我们对面坐下，接着说，“你们听过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吗？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句话今天正好可以用在这里，哈哈哈……”

　　张爱玲是1940年代上海滩的四大才女之一，时隔半个多世纪，随着她的离世，她的小说卷土重来，在大陆再度风行。我和邵年虽不痴迷张爱玲，但觉得这痴迷张爱玲的女孩儿口吐莲花，谈吐不俗，心里欢喜着呢。

　　这时，迫于邵年那怪异眼神的压力，我不得不把和姑娘巧遇的经过向他作了交代，邵年揶揄道：“妈的，我是有枣没枣都打一杆，忙在明处，你看似默不作声，但连走过、路过的都不放过，典型的闷骚型！”

　　艳遇不请自到，得了便宜就别再卖乖。面对邵年的尖牙利嘴，我只能微笑着认下他的冷嘲热讽了。

　　我们三个愉快地交换了名片，姑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江月，她像接受采访那样，认真地回答了我们的所有提问：我是从县城考到春江财经学院金融系的，今年22岁，刚毕业，男友嘛，还在爪哇国呢……姑娘的基本情况“审查”完毕之后，现场有一段莫名其妙的静默。不过很快，我们三个人就找到了新话题：热门电影、流行歌曲和畅销小说。话题如此高雅，说明那时还真是一个纯真的年代，那时“2B”还只是一种铅笔，“2”只是一个数字，“同志”还是一个正当称呼，苍井空还是纯情少女，陈冠希也还是英俊少年，“二奶”、“小三儿”更没有大行其道呢。

　　三个纯情男女相言甚欢。江姑娘正是我曾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梦中佳人，当然，邵年看起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二人两副眼镜“八只眼”，目光灼灼，贼亮放光，盯得江姑娘脸上直发烫。夸张一点的话，我们俩都称得上是相貌堂堂，但各有千秋：我梳着分头，文绉绉；邵年留着平头，雄赳赳。应俊我睿智机警，侃侃而谈；邵年他激情四射，口若悬河——正值青春年少，谁愿意辜负上天赐予的这些资本呢。年轻的心总是春情荡漾，对美的追逐总是情不自禁。于是，两个小男人为取悦女孩儿的芳心，一下子都露出了“英雄本色”！“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就是“英雄”的“本色”。

　　李行长适时地出现了，他看着办公室里热火朝天的架势，半真半假地问二位记者，不用我介绍了吧？其实，行长是在炫耀江姑娘的魅力呢。

　　接下来的采访，红袖添香、佳人相伴，三个男人也是一台戏，圆满得令邵年直喊OK。

　　李行长对着话筒，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很形象地讲清了“扶优限劣”的含义，对于这一点，我也很满意。

　　李行长说：“判断企业的好坏，根本标准是要看它的产品市场前景和管理者的经营水平。企业向银行贷款，就好比是借钱看病，有的人把钱拿来输血，解一时之困，有的人把钱拿来恢复造血功能，求得长远的发展，我当然是要把钱借给那些有眼光的企业家。可是，我怎么知道你有眼光呢？不能光凭嘴上说，你企业家得拿出积极的行动，证明自己是有眼光的，所以得先干出样子来。”

　　“具体什么叫干出样子来呢？您能举一个例子吗？”我抽回话筒追问了行长一句。追问的结果是，雷厉风行的李行长派车把我们送到了平州钢铁厂去寻找答案。

　　在平州钢铁厂的一间会议室，厂长徐建亲自向我们介绍工厂的情况。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围坐着钢铁厂领导班子的成员，他们如临大敌，不苟言笑，透露着钢铁般的意志，这让我有些紧张。

　　徐厂长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厂长，他上任才一年多，企业就双喜临门：一是工厂开始减亏，二是平州工行给他们贷款5000万。

　　徐厂长的灵丹妙药说出来毫无新意：集资入股。但是，他的本事就在于，面对一个亏损3个亿的破落企业，他竟然能鼓动工人集资入股。结果，厂里10000多名工人出资4000多万元，硬是改造出了两条热销钢材的生产线，企业由此开始起死回生，银行这才开始对他们刮目相看。

　　开完座谈会，我带着无数的问号逮着工人们问了一个下午的“为什么”。拍完片子已经是六点半了，钢铁厂在食堂的雅座已经安排好了晚饭。被领进包间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不仅徐厂长在，李行长也来了，两位领导正脑袋靠得很近地聊着天，一副惺惺相惜的味道。

　　邵年像老熟人似的热情地打着招呼：“啊哈，二位领导都在呀？辛苦、辛苦，等得辛苦，知道你们在等，我们应该早点完事。”

　　“你们搞创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更辛苦。”徐厂长体恤地回答道。

　　吃饭的人除了两位领导，还有钢铁厂的宣传部长。大家一阵礼让之后一一坐下，邵年坐在了行长和厂长的中间。这时，他也感觉不对：“这不合适吧？徐厂长、李行长，你们刚才谈得真是投机，我隔在中间，你们不方便交流啊？”

　　“没有，没有，我和李行长已经交流完了，他们的5000万元贷款真是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呀！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他叫来聚聚，我要代表一万三千名平钢职工敬我们李行长一杯酒！金融巨头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呀！”

　　“哪里，哪里，是我们被你们振兴企业的精神感动了才放的贷款，银行的钱放着也是放着，贷谁都是贷，但是贷给你们这样负责任的企业才叫我们贷得安心！”

　　“二位领导，不要互相吹捧！”邵年调皮地打断了两位中年男人的对话。在饭桌上邵年总是喜欢掌控话语权，而钢铁厂的宣传部长这时愣了一下，在厂里可没有人敢这样冒犯他们的厂长。

　　服务员开始斟酒了，端上来的是茅台酒。给我倒酒时，我赶忙用手捂着玻璃杯，连说不会不会。最终拧不过大家，还是倒了小半杯。

　　徐厂长致过欢迎辞之后，我们被逼着先干了一杯，晕。

　　我和邵年酒量都不大，而且有些放不开，这个饭局也就在沉闷中很快收场了。

　　晚上八点半，大家挥手道别。宣传部长避开二位领导，把我和邵年拉到了暗处，一边说着“辛苦了”，一边塞过来一个平州钢铁厂的信封。我和部长像搏斗一样一番拉锯，死也不从。部长把我逼到墙角，又是摇头又是摆手，频率很高地轻声说着“没关系没关系，一定收下一定收下”。最后，那信封如篮球运动员灌篮一样被他砸进了我的口袋，我担心那口袋的边缘都被他砸得开了线。恭敬不如从命，我们面露难色，最后终归在这场搏斗中认了输。

　　后来回办公室一看，是800块钱，邵年狂喜道：“发财了！”我也发财了，但没有狂喜，我在思忖着，想必李行长也“发了财”吧，他可是领导啊。这个猜测让我的心情变得轻松了一些。

　　离开钢铁厂时，是李行长用自己的专车把我和邵年捎回电视台的。李行长的车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我的脸在路灯下忽明忽暗，一位姑娘在我心里忽隐忽现：李行长晚上为什么不带江姑娘来吃饭呢？江姑娘和李行长那么亲近，让我既羡慕又嫉妒。那天采访完了李行长，他只是下意识地松了一下领带，江姑娘就问行长，是不是空调温度太高了，行长说是因为采访有些紧张，她就体贴地在行长面前的茶几上奉上了一杯清茶，起身时一撩自己垂下的头发，把它们拢到了耳后根儿，显出勤勉的样子。行长掏出烟点着火，刚吐出第一口烟雾，她就殷勤地把烟灰缸送到了行长面前。

　　她会不会是李行长的“小蜜”呢？想到这里，我的心里掠过了一丝隐痛。

　　回到台里，已经是十点多了。第二天一早还有采访任务，这篇稿子要赶第二天播出的话，当晚就得把文字稿写好。

　　邵年开始“踢皮球”了：“你办事，我放心，你来写稿子吧。”说完，他背着放着“红包”的黑挎包，吐着酒气就回家去了。

　　当我把新闻稿写好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我把写好的新闻稿夹在了待审稿的板夹上，然后又满意地端详了一下新闻的标题：《银企对话：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明天一早，当班编辑就会把它先送到主任那里去审阅，等待签字播出。

　　亲爱的读者，您若是不嫌烦，可以先替领导把这稿子给审了。

　　银企对话：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

　　主持人：说到国企改革，不少人只会看到困难重重，进而列举出许多难处，诸如设备落后、工艺不配套、产品单一、资金缺乏等等，但是，被这些难题困扰的企业只能是坐等死亡吗？记者昨天在特困企业平州钢铁厂采访时却找到了相反的答案，那么，是什么办法使这家特困企业开始从困境中走出的呢，请看记者的“银企对话”系列报道之二《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

　　解说词：平州钢铁厂投产于1957年，是建国后我省建成的第一家钢铁企业，全厂现有职工1.3万人。目前钢铁年产量为125万吨，是钢铁行业的中型企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平钢作为全省冶金行业的原料基地，为其他企业提供钢铁的初级产品，使得企业自身的工艺长期不配套，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设备落后。企业历年亏损额目前达到了3亿元，职工人心涣散。面临绝境的平钢因此被冶金部门的行业规划列入了“死亡名单”，而列入了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企业将不会再得到政府的许多直接支持。

　　然而，1994年，随着企业新的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平钢却出现了转机。

　　（同期声：采访平州钢铁厂厂长徐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企业是其他钢铁厂的配套企业，现在人家不跟我们配套了，我们得自己跟自己配套，要配套就得投资，说到投资，大家就想到了银行贷款，可是，银行现在对我们这个在‘死亡名单’里的企业碰都不敢碰，你说怎么办？那就要我们企业先干出个样子来，赢得银行的信任和理解。”

　　解说词：此时，徐建经过分析发现，目前市场上锣纹钢和圆钢的销售形势看好，而在平钢的棒材分厂，只要再投资5000万元，就可以形成年产锣纹钢和圆钢30万吨的配套生产能力。银行不贷款怎么办？厂领导班子决定通过职工集资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总投资5000多万元的生产线，其中的4000万元资金是职工募股筹集的，全厂参与募股的工人达到了10000多人。记者走近滚烫的高炉采访了工人：

　　（同期声：采访工人甲）

　　记者：“募股你们参加了没有？”

　　工人：“参加了。”

　　记者：“你募了多少钱？”

　　工人：“我募了4000块钱。”

　　记者：“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出来当初有没有顾虑？”

　　工人：“没有，没有。我们平钢人都知道，棒材线的产品有销路，把棒材线建好是我们平钢的唯一出路。”

　　（同期声：采访工人乙）

　　工人：“我一个人就募了8000。我还有一个女孩子也在厂里，她募了2500块。”

　　记者：“作为工人，拿出这么多钱，当初跟爱人是怎么商量的？”

　　工人：“讲句实话，拿出这么多钱出来顾虑肯定有，我们就商量，厂里新领导班子还是有魄力，厂里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帮一把，厂子倒掉了，像我们一家都是生活在平钢，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呀？拿出钱来，把厂子搞好，那对今后我们的生活肯定有好处。”

　　（同期声 采访平州工行行长 李锦华）“一年半以前，徐厂长一上任，就把我们的信贷员请到了厂里，他说，他们企业要起死回生，需要银行支持，现在请银行的同志来厂里，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放贷，他们希望银行的同志多来看看，看看厂里是不是有变化，这种变化值不值得你们银行贷款扶持。不到一年，通过职工集资，棒材生产线搞起来了，我们对平钢就刮目相看了，职工都敢相信新的领导班子，我们银行为什么不敢？”

　　解说词：如今，平州工行第一期5000万元贷款已经到位，另外两个型号的钢材生产线已经投产。平钢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银行的信任，企业正在沿着走出困境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

三、如鱼得水

上海路商业街，人头攒动，行人熙来攘往。

　　平州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穿着制服开始挨家挨户动员清理不文明的店铺招牌了。我们和其他记者夹杂在围观的群众中，尾随着官员们在商业街上一丝不苟地巡视着，为首的两位官员分别是春江文明办的副主任陈书彬和平州市工商副局长冯志。他们俩昂首挺胸，高步阔视，目光游移于高高在上的店铺招牌，那神态，就像草原上吃饱了的狮子一样威风。

　　沿街店铺的生意今天是做不成了，小老板们纷纷打听这大队人马有何贵干。接着，他们纷纷跑到门外抬头看自己的店铺招牌，怕是躺枪中了招。结果，一条街上到处都是仰着脖子的人，仿佛有架飞机正从这里低空飞过。

　　《春江日报》的陈伟文过来招呼我们：“省级新闻单位的记者等一下到‘水晶鞋’玻璃店门前集中一下。”

　　邵年大吃一惊：“啊？又要弄一遍玻璃店呀？”

　　陈伟文说：“不是，宣传部的人说要采访一下‘文明办’的领导，领导上午有个会，得先走一步。”

　　其实是“文明办”的陈副主任的登车地点正好是在“水晶鞋”的门口。在那里，记者们围住副主任陈书彬进行了采访。陈副主任高大而清瘦，作为“清水衙门”的领导，平时几乎没有在媒体面前露过面，他清了清嗓子说：“店铺招牌一旦挺立在街头巷尾，就超越了经营者的个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他居然说的还是陈伟文在《春江日报》上写的那一套！

　　采访一结束，一直站在陈副主任身边的一位小分头响亮地拍拍手示意大家安静：“我强调一下，刚才接受采访的是春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办公室的副主任陈书彬同志，大家千万注意，尤其是电视台上字幕的时候，不要嫌长，领导的单位名称千万不能用简称，更不能打成‘社精办’，这是一条纪律！包括市里面的新闻单位！”围观的市民听到小分头的交代都笑了起来，然后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继续逛街去了。

　　省里的领导走了，市里的领导就成了主角。记者们转而簇拥着平州市工商局的冯副局长来到了“黑店”。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一通你拥我挤，各自都找到了立锥之地。冯副局长开腔了：“你们的店为什么叫‘黑店’呀？”站在冯副局长对面的是“黑店”的经理。

　　“我们错了，马马马，马上改正。”“黑店”经理的脸早就吓白了，他根本就没有心思解释“黑店”的由来，而是来了一句态度诚恳的答非所问。这句答非所问一下子便报销了冯副局长在心里预备好的追问。交锋无法形成，他对此并没有心理准备，反而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在镜头前尴尬了短暂的一两秒，重新组织了语言：“店铺招牌一旦挺立在街头巷尾，就不是经营者的个人行为了，它代表了城市的形象……”又来了，还是老一套！

　　“陈老师，您的评论已经传遍平州，领导们都会背诵了。”我采访完冯副局长出来，汗水湿透了衣背。

　　“你的‘银企对话’才牛呢，” 陈伟文用一只手弯成半个喇叭筒贴着我的耳朵说，“扭角度扭得都看不出原型了，开创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新纪元！”

　　“我们欺上瞒下，还不都是逼上梁山的？”

　　陈伟文解释道：“我可没有一点儿恶意啊，作为前辈，我得向你们学习，你们的策划能力真叫人羡慕啊，会策划的人离‘大师’就不远了，我们干一辈子撑死了也就是个‘巨匠’。”

　　“大师和巨匠的区别在哪里呢？”我忽然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区别这两个词儿。

　　陈伟文麻利地告诉我：“就像盖房子，大师是搞设计的大腕儿，巨匠是特别优秀的泥瓦匠。”“大腕儿”一词，是1994年前后刚刚流行的新词儿，陈伟文像许多记者一样，说话喜欢用新词，他们的本事就是把频频产生的新概念迅速地变成陈词滥调，“大腕儿和泥瓦匠的距离，你要全面理解，深刻领会，并且要调整心态，摆正位置，这样才能全面开创人生事业的新纪元！”陈伟文学着领导作报告的口气逗乐呢。

　　说话间，邵年提着摄像机过来了，他笑容可掬地用另一只手搭在陈伟文的肩上说：“陈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发射导弹，威震台湾海峡，您没去采访呀？天天纠缠这个玻璃店有什么意思呀？”

　　陈文伟反唇相讥：“中国给美国发射的卫星升空爆炸，听说一直是你们在跟踪报道，追查原因，是吧？”

　　记者最难戒掉的毛病就是好卖弄，两人这么互相挤对，不就是炫耀他们这两天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吗？

　　1995年7月26日《新闻联播》：中美双方对“长征2号”火箭发射“亚太2号”卫星升空爆炸的原因，发布联合调查公报。

　　1995年7月27日《新闻联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东海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获得圆满成功，6枚地对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目标。

　　天气正酷热难当，邵年和陈伟文勾肩搭背地边走边侃，那亲热劲儿好像是有点儿过了。其实，人跟人的亲热劲儿，一开始多半都是装的，装着装着，最后也就成了真的。

　　临别时，陈伟文则叮嘱说，8月8号开张的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第8分店的新闻你们可得好好策划，到时候可不会亏待你们。

　　我们回到新闻部已是午时分，到处是一片忙碌：

　　记者提着摄像机在走廊里匆匆走过；编辑抱着一撂素材带往编辑机房赶；快餐店送外卖的小姑娘正提着成摞的盒饭往办公室送；还有记者在高声地打着电话联系采访，让对方下午派车来接……

　　编辑机房。四五个编辑正在编《春江新闻》，编辑机里传出来的声音互相遮掩着：省委举行常委会……春江省治理农村乱收费初见成效……春江省开展中药资源普查成绩显著……双休日拉动我省休闲旅游新消费……

　　放下挎包，我上面感觉口渴得很，下面却憋着一泡尿。我迅速想好顺序：先撒泡尿，然后再喝水，于是就直奔厕所，到了厕所却发现清洁工，女的，正在打扫卫生。我憋着尿退出来就往楼上的厕所跑，可在楼梯上正好碰上了今天值班的王编辑。王编辑说，易主任看了你们那个钢铁厂的稿子，他笑话你们两个一定是耐火材料做的。我感觉好奇，就憋着尿去看个究竟。

　　原来，在我昨晚写的报道里有这样一句话：“记者走近滚烫的高炉采访了工人”。主任在“走近”二字上画了个圈儿，批注道：“‘走近’发音同于‘走进’，观众会误以为记者‘走进’高炉。千万注意！”易主任于是把这句话改成了“记者来到滚烫的高炉旁边采访了工人”。哦，耐火材料，原来如此！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一块石头落地，我转身刚想上厕所，易主任来了，他交代我赶紧把清理不文明店名招牌的新闻稿写出来，这条新闻晚上上了提要。为了表现出对主任的恭敬，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工作起来雷厉风行，我只得忍着口渴、憋着尿立刻坐下来铺开稿纸写稿子。

　　我和邵年从中午一直忙到晚上，写稿、送审、配音、编辑、上字幕、审片，当晚，《春江新闻》里“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的播报两次响起。有关钢铁厂和清理店铺招牌的两条新闻都上了提要，而且，钢铁厂的稿子还被冠以“系列报道”字样上了头条。

　　节目播出后，我在家正准备着第二天的采访提纲，手机收到了平州工行江姑娘的留言：“应俊记者：你的新闻做得很好，谢谢你！希望今后多联系！江月。”看到这条留言的第一眼，我顿时心花怒放，再看第二眼便又好似心有千千结：江姑娘是在哪里看的新闻呢？是和行长一起看的吗？是行长叫她发一条短信表示感谢吗？今后多联系，仅仅是指工作上的联系吗？江姑娘给邵年的手机上也留下了同样的信息吗？

　　在没弄清李行长和江姑娘的关系之前，邵年又插了进来，这让我感到心里堵得慌。

　　即便如此，在我胸中还是燃起了对于江月的美好情感，我想和她谈恋爱。我的心里就像有一支羽毛轻轻地掠过心房，那么美好地一颤：该是找一个女孩儿谈恋爱的时候了！

　　这时候，我已然是满心花影，意惹情牵，眼里看着采访资料，心却跑到江月那里去了。

四、巴黎春天

8月8号，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第8分店终于开张了！这天一大早，我们扛上摄像机神秘地出发了。

　　出租车停在婚纱摄影店门口时，我一眼就看见《春江日报》的陈伟文跷着二郎腿在店堂里坐等着招呼新闻界的“狐朋狗友”呢。邵年手提摄像机进门便高声问候道：“哈喽，陈掌柜！又来给您打工了。”

　　陈伟文赶紧起身，把身旁的一位中年人亲热地拉到我们面前：“我们都是给老板打工。刘老板，我来介绍一下，这二位就是应俊、邵年，省台的业务尖子，做片子很有一套，是我特别看好的两位年轻记者。”

　　刘老板名唤刘思宁，平州江湖上的名人。他就是那个资助小情人开玻璃工艺品店“有情有义”的刘思宁。

　　刘思宁一边递烟一边奉承着我和邵年：“二位，久仰久仰，我上小学的儿子，看了电视都会说‘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下次有机会一定要请你们和他一起照个相。”

　　刘思宁四十出头，个儿不高，手上戴着的一个硕大的戒指，金灿灿、黄澄澄的。他的唇边留着八字须，身体微胖，腹部已经开始崛起，裤带已经出溜到了肚脐眼儿以下一个手掌的位置，这和大腹便便的官员系裤带的位置正好相反，正所谓“钱越多裤带越低，官儿越大裤带越高”。

　　陈伟文趁着刘思宁和别的客人寒暄时，小声对我和邵年说：“开张开业的新闻，在省台硬发肯定发不出去，你们和刘老板多聊聊，找找角度，一定要干得比玻璃店的新闻还要漂亮。来，你们先去签到。”

　　在签到台前，邵年签下了自己的单位和名字，并领来了两个信封，信封里躺着两张百元钞票。邵年抱怨说：“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大的老板，才给两张？！连个小小的玻璃店都不如。”

　　刘思宁是平州有名的大老板，许多平州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旗下有两家生意红火的挣钱机器，那就是金海岸海鲜酒楼和银都大厦。银都大厦1到3层分别是超市、餐厅、咖啡厅，4到15楼是宾馆，这之间还有一个桑拿浴室和歌城。

　　前些日子，刘思宁的超市每天都招惹来了很多记者。那是一家仓储式大超市，在春江省更是首开先河：传统商场里隔断顾客和商品的柜台不见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整齐地排列在货架上，精挑细选的顾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自选自取，不必再看售货员的脸色行事了。开业那天，没见过世面的平州市民蜂拥而至，险些将高高的货架都给挤倒了——那年月，超市在中国才刚刚流行，刘思宁一时间被奉为春江省的商业英才。可是，这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也是他的产业，我和邵年却不太清楚。

　　刘老板介绍说：“这个影楼原来是给我老婆开着好玩儿的，是用她的名字注册的，平时她店里的事我也不管，一、我管不过来；二、我名气太大，一在这里出现，‘敲竹杠’的也跟过来了；第三个，我老婆她平时总吵着要做老板，我就让她过足老板瘾。”

　　陈伟文：“刘老板，你老婆越做越大，这说明她比你能干啊！”

　　刘思宁嘿嘿一乐：“这反正不能说明我老婆能干，我跟她也是这样讲的，她总是不服气。我说这只能说明改革开放的政策英明，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嘛！饭都吃不饱，哪个还会饿着肚子来照婚纱照？婚纱摄影不但贵，而且有的照片照得本人都不认得自己，回家还以为是拿错了呢。”刘老板的率真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又在说怪话，你就看不得女人做成一点事情！”楼上袅袅婷婷地下来了一个女人，年届四十，穿着一身职业套裙，不用问，肯定是刘思宁的妻子了。刘思宁赶忙起身，用夸张的手势介绍说：“这是巴黎春天的法人代表、总经理、一把手——孙冰冰女士，你们就叫她孙总。”

　　孙总也不理会刘思宁的阴阳怪气，她一边优雅地发着名片，一边向我们解释道：“有的照片要的就是朦胧美，这都是跟客人的要求有关的，比如人家脸上有雀斑什么的，只能把照片处理得朦朦胧胧。我老公他又不懂摄影……”

　　顺理成章，介绍婚纱摄影店的任务这时就落在了孙总身上，可是，孙总的介绍却不时被形形色色的来宾打断。

　　到场的客人，都是婚纱摄影店所在地盘上的头头脑脑，什么副区长啦、区工商局副局长啦、物价局局长啦，还有个体劳动者协会和消费者协会的头头什么的……开店做生意，各路神仙都得请到，该拜的佛一律都得拜到，一个都不能少。

　　来宾们个个胸前别着一个小红布条儿，上面用金粉写着“嘉宾”二字。还有人挺胸腆肚，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地在店堂里寒暄着：

　　“领导，这样的活动您也亲自参加呀？”

　　“你来得我就来不得吗？哈哈哈……”

　　邵年看见来宾手里的礼品袋就问：“礼品袋里是不是就一本相册啊，抠门儿就不说了，怎么这么没创意？”

　　陈伟文：“记者除了一本豪华相册，每人还有一张价值1000块钱的婚纱摄影免费券。”

　　“1000？那要照多少照片呀？”我想着自己照一寸照时，洗了六张才要三块钱。

　　陈伟文说：“这婚纱摄影可不便宜，1000块钱，也就送个小相册给你，一套照片也就四五张。农民啊，下岗工人啊，一概拒之门外，这就叫高雅艺术。”

　　陈伟文说得对，婚纱摄影价格之高，已经开始被那时敏锐而先锋的《中国青年报》称作“温柔一刀”了，我把那篇文章剪了下来，准备找机会按图索骥做个选题，不想在这儿不期而遇了。

　　8点58，开业典礼正式开始。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在嘉宾面前一字排开，6台摄像机把讲话的人挡了一个严严实实。

　　真没想到，主持开业典礼的竟然是春江电视台文艺部的主持人，人称当家花旦的赵静。赵静每个星期六和观众见面，她主持的综艺节目叫《欢乐今宵》。

　　我注意听了一下开业典礼的发言，希望能找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可是女老板孙总的讲话没有一点儿新意，除了感谢还是感谢。轮到副区长讲话了，内容依然乏味，什么勇闯商海创佳绩，什么做大做强促发展，什么利税大户啦，什么诚实经营啦，一番套话之后，最终还是落脚到热烈祝贺。

　　开业仪式结束了，刘思宁请宾客们到他的金海岸海鲜酒楼吃大餐。

　　谈笑间，菜上来了，刚想动筷子，我和邵年的手机就不约而同地叫唤了起来，是当班的王编辑发来的信息：“易主任说今天会议新闻太多，要上你们的‘婚纱摄影新消费’，上午能拍完就请速回发稿。”

　　邵年看过短信，恶毒地发着牢骚：“好容易吃顿海鲜还要催命，催去死。”

　　邵年的心思我一看就明白，他想喝喝酒，想和这帮朋友热闹热闹，但是，谁都清楚，这稿子放在手里可能夜长了梦多，当天能发出去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我低声对邵年说：“要不，我随便吃几口，先回去写稿子，你在这里慢慢吃。”

　　“那怎么好意思呢？”邵年带着一种歉疚，委婉地表示了同意。作为一种补偿，他转而回头对着服务生高声吩咐：“有没有鱼翅捞饭？给我们这位先生上一碗。”

　　桌上的其他记者就笑话邵年说：“吃人家刘老板的不心疼，嚯！”

　　“不是，我们今天吃的是孙老板的吧？”另一位记者纠正道。

　　“反正影楼和酒楼都是两夫妻开的。”

　　“哎，别说是两夫妻，酒楼和影楼可都是独立法人，发生了业务关系也得照样买单。”

　　“买个屁单，最多还不是挂账，年终一起结！”

　　桌上的几位记者戗了起来。这时，有一个权威站出来说话是多么重要！好在权威就在座，跑过税务口的记者最后开口了：

　　“兄弟们，情况是这样的，影楼和酒楼发生业务关系，虽然它们都是独立法人，但按我对刘老板的经营之道来猜测呢，这两家企业肯定会互相挂账，不进行资金的往来，年终的时候来算总账，互相进行冲抵，这么做嘞，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营业额，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税收的行为。”

　　“那就是说，他们有把柄在我们手里，下次我们可以连孙老板和刘老板一起曝光了！”众人哄地大笑起来。

　　记者天生就是好事之徒，许多没有油盐的事情经他们一讨论就显得非同寻常，最后弄不好还就弄成了新选题。

　　我没时间理会今天的讨论，埋头匆匆吃了一碗鱼翅捞饭就回新闻部写稿子去了。

　　当晚的《春江新闻》，在一堆会议新闻中间，这条《婚纱摄影：城市青年婚嫁新消费》的稿子显得异常鲜活。台长审片时还夸赞呢，这样的题材以后就是要多拍些。

　　我心里有些得意，台长终于也上当了。回头看，我在选题申报表上填写的主题是：婚纱摄影——城市青年婚嫁新消费，这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新闻选题，所以易主任自然而然地在选题申报单上签了“同意”二字。如果照实写：“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第8分店开张”，那选题也就呜呼哀哉了。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易主任把新闻稿里出现的“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全部改成了“某婚纱摄影店”。好在图像没有改动，画面里到处都充斥着“巴黎春天”的字样。

　　与此同时，其他媒体有关“巴黎春天”的稿子也陆续出炉了。平州电视台的《每日新闻》吹捧“巴黎春天”用的新闻标题是《“巴黎春天”打造我市婚纱摄影旗舰店》；平州有线电视台的《平州有线新闻》播出的标题是《时尚新节拍：照相馆悄然变影楼》。

　　明眼的观众都能看出来：这帮记者肯定收了人家的好处！

　　不过，我坚信我和邵年的报道是个例外，因为在所有的报道中，唯独我们说了婚纱摄影的“坏话”：

　　婚纱摄影：城市青年婚嫁新消费

　　主持人：说起婚嫁消费，人们总会想起“旧三件”和“新三件”。从“旧三件”到“新三件”，陪嫁的东西从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发展到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这其中的变化，折射出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如今，在“新三件”之外，城市青年的婚嫁消费又多了一个固定项目，那就是婚纱摄影，那么，婚纱摄影在平州的发展现状又如何呢？请看报道：

　　解说词：漫步在省城平州，记者发现，街头的婚纱摄影店不知不觉多了起来。甚至一家婚纱摄影店已经在平州拥有了8家分店，可即便这样，摄影棚里依然有好几对新人在排队等着拍照。

　　接着，我们在节目中把这婚纱摄影店结结实实地介绍了一遍，然后话锋一转便扯到了价格问题上：

　　解说词：这些漂亮的照片凝固着人生中最美的瞬间，将给走进婚姻殿堂的新人们留下神圣的回忆。但与此同时，记者的街头随机采访也表明，许多消费者对于婚纱摄影的价格问题存在不小的疑虑：

　　（同期声采访街头群众）

　　群众甲：“我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照一套婚纱影还有上万的，太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了。”

　　群众乙：“这个价格也不透明，有的婚纱摄影店打广告说照一套（婚纱照）要1000块钱，可你真要去照，又出来了什么化妆费呀、租衣费呀，还有选片费。本来，这1000块钱按大家的理解，都应当包括在其中的，哪有照结婚照不化妆、不穿婚纱的呀？！”

　　群众丙：“我们都想照婚纱照，可是就觉得太贵了。现在社会上都在反暴利，婚纱摄影是不是暴利行业呢？我觉得职能部门该管管了。”

　　解说词：对于消费者反映的价格问题，婚纱摄影的业内人士又是怎么看的呢？

　　（同期声采访某婚纱摄影店老板 孙冰冰）

　　“价格问题是一个新兴行业起步最常遇到的问题，因为消费者对这个行业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婚纱摄影跟一般的照相不同，它是服装、摄影和造型的结合，还包括进行后期制作，它的成本是很高的，不说设备投资，我们巴黎春天请的是台湾的摄影师和造型师，月工资在6000到10000块钱之间，这是平州人平均工资的七八倍了。”

　　解说词：消费者和商家对于同样的问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物价部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

　　（同期声采访平州市东湖区物价局局长王平易）

　　“规范市场价格是我们物价部门的日常工作，但是，对于我们平州来说，婚纱摄影是一个新兴行业，对于它的价格规范，这项工作我们还正在做，一方面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鼓励行业发展，相信这方面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所转变。”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

五、忙里偷闲

我和江月的关系一直在升温，这几天直奔着儿女情长就去了。这天晚上，我和江姑娘“煲”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粥”。

　　“我猜想你爸妈一定很有学问。”我讨好地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名字呀，‘江月’是不是出自《春江花月夜》啊？‘江月何年初照人’，挺有意境的。”这句诗在我认识江月之后专门翻书查过。采访要做案头工作，恋爱也一样，反正干的都是讨好人的事情。

　　电话那头传来了江姑娘的笑声：“我爸妈才不知《春江花月夜》呢，他们只关心柴米和油盐。‘江月’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取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苏东坡的名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我改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春江花月夜》里也有‘江月’呢。”

　　“那你原来叫什么啊？”

　　“土死了，土死了，我还是不说好。”

　　“说吧。”

　　“就是不说，急死你。”

　　“说嘛，说嘛，没关系的。”

　　两人贫了半天，江月最后撒娇地要求我不许笑话她，她原来的名字叫江翠红，上大学转户口时她自作主张地改了名。江月说，自打改成这个有点儿风花雪月的名字之后，她仿佛觉得自己的气质也发生了改变，她开始迷上唐诗宋词了。这下，正撞我枪口上了：“你说你喜欢唐诗宋词，那我考考你行不行？”

　　肚里能落下些唐诗宋词的存货，这是因为在大学里学习新闻标题的制作时，我们常常弄些名句，稍事修改后便用来装点门面，比如：“夜来风雨声，屋漏知多少”“天生我材必有用，扎根基层不屈才”“‘迷信’贪官真荒唐，不问苍生问鬼神”……巧手翻新，古为今用而已，不想，却在恋爱中派上了用场。

　　江月：“我有点儿紧张诶，你出题嘛。”

　　“没关系，我的题很简单。你说，众里寻他千百度，下一句是什么？”

　　“这个太简单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枝上柳绵吹又少，你接下句。”

　　“天涯何处无芳草。”

　　谈完古诗词，我和江姑娘接着谈个人爱好，我们从羽毛球、网球、保龄球又扯到了推行不久的双休日，从双休日又扯到了休闲旅游、拉动内需，从拉动内需，我们又扯到了银行信贷、扶优限劣和嫌贫爱富……都十点多了，早睡的人们已经开始打呼噜了，俺们还在引经据典地谈着国家大事和宏观经济，真是脱俗！

　　最后，在恋恋不舍之中，江姑娘郑重其事地说，我很想看看你们是怎样采访的。我趁机大胆地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天天跟着我上班。江姑娘舒心地笑了，那我调到你们单位你们要不要？我说，你来了可以做我们财经节目的主持人，台长一定很乐意。

　　放下电话，我心想，因为偶然相遇，便弄出这么一段故事来，真是奇缘！我喜欢恋爱中这情投意合的感觉，但并不急于让这段恋情立刻就走向婚姻。和一个姑娘谈一会儿恋爱就结婚，未免太糟践青春了吧？24岁，作为男人的青春之路还长着呢，指不定还会有什么邂逅和奇遇呢，眼前的恋爱先谈着呗，急什么？人生的魅力就在于前路的不可预知性，新的爱情迷宫待着你在无意间闯入，那里面说不定还有比江月更美好的姑娘和姻缘呢。如果现在就让我相信爱情的天空里再也没有新的云朵飘过，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太过乏味了？唉，和江月真是有点儿相见恨“早”呀！

　　上大学时，王朔的小说正风行一时。一次夜里熄灯后，我们在宿舍开“卧”谈会，大家还讨论过《过把瘾就死》里的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一个家伙说，这句话正是始乱终弃的好借口。我倒觉得始乱终弃是言重了，其实在大学里谈恋爱对于许多男生来说就像美食家尝鲜，这道菜尝一口，那道菜品一下，能暧昧的就暧昧，能疯狂的就疯狂，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所以，在大学里，每道菜都有人品尝，每个女生都不会被冷落：胖一点儿的感受她的丰满，瘦一点儿的欣赏她的苗条，保守的感知她的贤惠，开放的享用她的疯狂，无知的品味她的童真，智慧的咀嚼她的灵秀，和现实的吹吹家境，和超脱的聊一聊禅学，和理想主义者共同描绘未来的远景，和悲观主义者共同探讨一下死亡的意义。四年间，我谈了一个爱我的，还有一个我爱的；前面的很无知，后面的很超脱，都不中意，时光这么着一晃就过去了，空留些经历与回忆。

　　当然，我现在比上学时进步了，不再是爱情的速食主义者，我开始变得专注，相信并且珍惜缘分了。一个看着顺眼的人出现在另一个人正想谈恋爱的时候，这难道不算是一种缘分吗？

　　我和江月开始约会了。不过，我的约会起初是工作和恋爱两不误，公私兼顾。

　　杭州小百花越剧团来平州演出，演出的剧目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公司经理差人送来了10张位子上好的戏票。我为自己和江月留下了两张，其他的票就都由邵年处置了。

　　晚上的演出开始前，演出公司的人带着我和邵年来到后台进行采访，江月静静地跟在后面，手上还帮我们拿着一块四四方方的摄像机电池。这是我的主意，就是为了让外人看来，江月并不是多余的。

　　化妆间里美女如云，忙碌之中偶尔飘过几句吴侬软语，外人只觉得好听，却一点儿也听不懂。我盯着一个正在化妆的女孩儿欣赏着，只见她正把一小坨化妆膏挖在手心准备往脸上抹，根本就不在意我。真是近在咫尺，远在天涯，美人如花隔云端啊！

　　越剧团团长见我看着姑娘呆若木鸡，就赶紧介绍说，她就是祝英台的扮演者周玮。这女子这才转头和我相视一笑，我赶紧手托采访本，拉开采访的架势，等着团长介绍情况：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个传统经典剧目，1953年，我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国产彩色越剧艺术影片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这部影片在日内瓦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还公映过，周总理亲自在请柬上为这部电影写了广告词，说这出戏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么一说，外国人就看懂了，这个电影把外国观众感动得不得了，好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这些材料虽然有意思，但扯得太远，我打断了团长的话：“那时候到现在也快50年了，这个剧目现在进行巡演，内容和形式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团长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下面我正要谈到这个话题。”表面上他是在夸我，实际上是在暗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很在行。然后他侃侃而谈，介绍了舞台设计、背景转换和灯光运用等方面的创新。

　　从后台出来时，江月对我说：“那个团长口才挺好，业务也很熟。”

　　我说：“这还不是我采访得好。”

　　江月听了，握起粉拳朝我的臂膀上捶了一下说：“骄傲使人落后。”

　　提着机器的邵年回过头装出声色俱厉的样子学着领导的口吻讽刺我们：“工作期间，严禁打情骂俏。”

　　江月一吐舌头，躲在我身后，一直都默不作声。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虽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在剧场看越剧，我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美中不足的是，我对江姑娘得故作冷淡，因为邵年拿着8张票在我们周围安插了好些熟人，比如易主任夫妇、新闻部司机娄勇夫妇等等。

　　京剧、越剧，动不动就被人称为国粹或是瑰宝，可买账的年轻人却寥若晨星，我本来也一样是个门外汉。可是，开演前在越剧团团长那里突击上了一个“扫盲班”，我对演出倒也变得是心怀期待了。更何况，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哪怕你起初并不喜欢，但你只要在不经意间和它接触一次，就很容易发现它的好：

　　我肝肠寸断口无言，金鸡啼破三更梦，狂风吹折并蒂莲，我只道有情人终能成眷属，谁又知今生难娶祝英台……

　　听着，听着，我被戏里梁山伯的凄婉唱词打动了，不觉点头自叹：妙不可言！原来戏里也有好文章，只可惜原先对越剧是无缘相识，一无所知。

　　全剧的高潮来临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自由恋爱坠入情网，无奈祝家硬要把女儿祝英台许配给富家子弟马文才，结果是“棒打鸳鸯两分开”，“狂风吹折并蒂莲”。地上难成连理枝，也只能到天上去做比翼鸟了。

　　殉情化蝶，以死相拼，这就是反抗？为什么不私奔呢？我在心里直为二位遗憾呢。这段爱情，只经历了一个回合的磨难就殉情化了蝶，没有百转千回，没有活色生香，更没有波澜壮阔，只留下了柔肠寸断和我的一声叹息。

　　演出结束时，我随着其他观众站起来，由衷地鼓着掌，时间长达六分钟。我发现江月的眼圈红红的，就低声笑她：“看戏都能看哭啊？”

　　江月无奈地摇摇头：“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幼稚是吧？”说着，她用香帕擦着眼睛。

　　散场时，大家挪动着碎步往外走，易主任从身后叫住了我：“应俊，明天大礼拜，在这里还有一个活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沈国放在艺术剧院做国际形势的报告。”易主任的话音不高，但还是引来了周围人的目光，易主任放低声音说，“本来是时政组接到了这个任务，我觉得还是你们社会新闻来做，搞一个人物专访，不然他们时政组又会发一条会议新闻就了事了。”

　　易主任走后，江月说她明天也想来听沈国放的报告。我说，等明天到了艺术剧院门口给我手机发短信就是了，到时我出来接你。

　　回电视台要路过江月家，江月也就上了新闻部的采访车。邵年抱着摄像机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江月和娄勇的老婆摩肩接踵地坐在后排座位上。

　　上了车，邵年和娄勇的老婆不着边际地议论着观看越剧的感受。

　　娄勇问：“这位漂亮的小姐到哪里呀？”

　　我赶忙说：“小江到平州商厦门口下。”

　　娄勇又问：“那就在我们台旁边呀，这么漂亮的姑娘，应俊呐，怎么也不介绍一下？”

　　“小江是平州工行办公室的，我们上次采访平州工行的时候认识的。”

　　娄勇又追问：“那你和邵年是一起认识江小姐的吧，怎么江小姐像是和我们应俊更熟一点呢？”娄勇饶有兴趣地挑逗着我。别看他是司机，问话也总问在点子上，时机和火候也恰到好处。记者采访的那点技巧，司机耳濡目染，看也看会了。

　　江月抢在我的前面答话道：“我和应记者、邵记者都熟，一样熟啦，不过，今天，我觉得邵记者挺深沉的，是他不愿意理人呀！”

　　其实，邵年今天可能真的是有点儿失落感了，他似乎不明白，这么扎眼的姑娘为什么这么快就投入了我的怀抱。早年在学校，他可是著名的“情圣”呀，怎么这次让我占了先机呢。当听到江月话里有话地说到他时，邵年忽然发现自己有些失态了，他迅速地打起了精神，转过头对江月说：

　　“哎呀，我是还在替祝英台惋惜呀。马文才堂堂大款，出身豪门，学历也不低，可是祝英台偏偏不嫁，非要找一介书生梁山伯，梁山伯肚子里的知识再多，也比不上人家马文才家里钱多是吧？你江月如果要嫁的话，会嫁谁呢？到底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有‘钱’人终成眷属呢？”邵年的话里总是闪着世俗智慧的灵光，这问题也直逼我的弱肋。

　　“那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对谁有感觉我就嫁给谁。”江月的回答令我满意。

　　邵年又不怀好意地将了江月一军：“万一，你这边看上了马文才家的钱，那边又看上了梁山伯的人品，你会怎么办呢？”

　　听到这个关于人才和钱财的问题，我立刻想到了王朔，他不就是因为回答这个问题时胡言乱语栽了跟头吗？江姑娘又会怎样回答呢？我不由自主地侧脸看她。

　　江月：“我还是会选梁山伯的，钱嘛，够花就行，梁山伯只要不是穷愁潦倒就行。”

　　邵年：“要是梁山伯的钱不够花呢？”

　　“那就少花点呗，谁让你命苦，会爱上他呢！”

　　“既然是爱，怎么又会觉得命苦呢？命苦，命苦，还是钱哪，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可是万万不能的呀！这话是王朔说的吧？应验了吧？王朔能想出这话，他妈的真是天才！”

　　我接过邵年的话茬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可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不过是套用了《墨子》里的一句话：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根据这句话，可以创造出成千上万个类似的话，什么‘爱情不是万能的，没有爱情可是万万不能的’‘文学不是万能的，没有文学可是万万不能的’……慢慢套去吧，要多少有多少。反正王朔不是天才，有位哲人说过：我们总是冲动着要说出自己独创的思想，实际上道出来的却每每是老生常谈。人们竞相诉说千百年重复不已的旧梦一个，彼此较量的不过是表达的技巧。”

　　此话一出，黑灯瞎火的汽车里是一片赞叹。我今天旁征博引，露上一手，就因为有江姑娘在场，咱要像孔雀开屏一样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邵年大概知道我的用意，也就退避三舍，洗耳恭听。在这一点上，他今天还算是够兄弟。

　　第二天上午，这条越剧演出的新闻编了一条文化动态：《越剧“梁祝”情动平州》。下午，我和邵年叫了新闻部的采访车，一起又奔着春江艺术剧院去了。

　　8月，正值酷暑。车里有冷风机呼呼地吹着，一片清凉。娄勇手握方向盘，不露声色地对我俩说着风凉话：“看越剧、听报告就有我们的份，开张开业就把我们撇得老远，二位干得真过劲！”

　　车里一下子变得更凉了。我看着邵年撇了一下嘴，邵年赶忙趴到司机座的靠背上，贴着娄勇的耳朵说：“您不是忙吗？每天跟着时政组，天天见省长，我们想见还见不到呢。”

　　“见省长能当饭吃呀？拍一些没有意思的会议新闻。这段时间，我发现，你们哥俩跑的地方还挺实惠，开张开业的新闻都能扭角度发出来，不错，年轻有为。下次记得带上大哥，行不行？”

　　娄勇一年四季开车总戴着墨镜，而且总是很木然地看着前方，一副深不可测的模样。据说娄勇和台里的某位领导沾亲带故，虽然他是司机，可大家谁也不敢当面得罪他。

　　邵年：“开张开业只是偶尔为之嘛，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干猪肉涨价、下水道堵塞、警察抓人的体力活嘛。”邵年说着说着还唱起了豫剧，五音不全的，是给豫剧名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填了新词，“娄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我们享清闲！白天拍新闻，夜晚搞抓捕，不分昼夜勤心把活干……”

　　车上的人哈哈哈地乐了起来。我见邵年又说又唱地也不容易，就声援他说：“娄大哥有所不知啊，扭角度都是被逼无奈啊，而且，扭一次角度，费的脑子可比拍十条会议新闻费的脑子还多呢！”

　　“所以我说你们年轻有为嘛！”

　　娄勇把“年轻有为”用在这里，我总觉得这话里含着某种讥讽。

　　说话间，春江艺术剧院到了。眼见得剧院舞台的上方，红底白字的条幅已经从“欢迎杭州小百花越剧团”换成了“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报告会”。

　　随着双休日的推行，邀请北京的干部利用这两天飞来飞去作报告成了一个新时尚。

　　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江苏常熟人，他说话慢条斯理，温柔敦厚。

　　沈国放的报告娓娓道来，他重点宣讲了邓小平的外交谋略。对于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之争，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面对东欧剧变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又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方针；在国际舞台上，韬光养晦就是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不搞对抗、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

　　听着听着，我便走了神儿，我想起了邵年，我觉得自己对邵年就应该韬光养晦，邵年他们那个圈子的活动可以不声不响地参加，但决不扛旗、不当头，同时还得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随时寻找时机摆脱他们，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否则成天跟着他们扭角度，拍有偿新闻，总有一天会身败名裂、臭名远扬的。

　　韬光养晦的意思是明明有一身本事还要藏着掖着，霸气不外露。它本来应该和卧薪尝胆一样，是在私底下偷偷摸摸的事情，怎么能到处宣扬呢？到处宣扬的韬光养晦又怎么叫真正的韬光养晦呢？

　　回家我就去翻老爸的《邓小平文选》，一到三卷，从头到尾就没找着“韬光养晦”这四个字。这韬光养晦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查成语字典，原来出自《三国演义》，刘备为掩饰自己与曹操争霸天下的野心，每天就是装着种地、浇水，“以为韬晦之计”。

　　韬光养晦，小说里有，可为什么小平文选里没有呢？

　　后来，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江月和邵年。在江月那里，这些疑问无端又增加了江姑娘对我的崇敬；而在邵年那里，我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

　　“你净考虑一些没有油盐的问题，天底下的事情你想得过来吗？西施左脚第几个脚指头有脚气？杨贵妃有没有狐臭？唐代如何治疗近视眼？宋朝采用什么方法避孕？还有，小时候我们问过的十万个为什么你都弄明白了吗？我反正是弄不明白，这辈子也弄不明白，但这不影响我拍新闻、谋生、赚钱，对不对？你不要错把幼稚当深刻，天天纠缠一些鬼都不会去想的问题。你把别人问住了又怎么样？地球还不是天天照样转？”

　　邵年这小子，的确是颇有几分歪才的，他这段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长篇大论，不仅尖酸刻薄，而且咄咄逼人，就如同波涛汹涌，滚滚向前，排山倒海，锐不可当。一时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溅起万里泥，让你躲闪都来不及——这是他在大学里落下的雄辩症又犯了。但是，我对于邵年的雄辩总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我知道他需要我的欣赏。

　　西施的脚气和杨贵妃的狐臭等等问题，这是我们上大学时一同杜撰出来的考题，当年在辩论大赛中我们用这些考题讽刺了各种无聊的智力竞赛。

　　邵年这样横刀立马，气吞山河地批判我，只不过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是在提醒我做人要现实一点。我知道邵年最讨厌的就是我身上的书生气，可是在下生定就如此，本性使然，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六、青春冲动

新闻部的例会开始前，照例又是一片欢笑。

　　这回，邵年在拿孙平开涮。孙平是春江广播电视学校来新闻部实习的学生，专业是摄像。因为技术不过关，他拍的新闻有好几次都是虚的，就如同雾里看花，不能用。后来，记者们一般都不敢轻易叫他出去拍东西了。

　　“孙平，我过几天有一条新闻一定要跟你合作。”邵年很认真地对孙平说。孙平有些受宠若惊：“邵老师，真的啊？不怕我拍不好啊？”

　　“这个片子正好发挥你的特长。”

　　孙平心怀疑虑地问：“我还有特长？”

　　“我这次拍的是青少年犯罪的节目，少年犯出镜，一律都得拍虚，这正好是你的特长。”在大家的笑声中，孙平已经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笑声平息之后，邵年制造的幽默受到了大家的谴责：“你小子太损了！”“真没有口德！”“一点儿也不爱护年轻人。”

　　在对邵年的谴责声中，例会正式开始了。受表扬的是一条有关车祸的稿子，易主任戴着老花镜给大家念了广播电视厅阅评小组的评语：“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同情但不矫情，事理法理，入情入理；社会反响，积极有益。小消息，作用却不小。”嘻嘻，这篇稿子的记者就是我和邵年。

　　其实，稿子的内容很简单，用一句话就能说完：下午放学的时候，三名小学生横穿马路时被一辆轿车撞倒，造成了一死两伤。

　　那天采访回来，我面对稿纸正酝酿感情呢，邵年却在一旁打趣说，今天新闻的标题就叫《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怎么样？这话倒是提醒了我，难道车祸的新闻就不能做得更艺术、更有温情吗？我便在新闻的结尾加上了一段探究车祸原因的文字：

　　……车祸现场，学生们的课本和作业本散落一地，这位不幸身亡的小学生名叫林小东，他的作业本上写着今天的日期，下面还留着一道没有做完的算术题。在叹息孩子的幼小生命不幸夭折的同时，记者发现，事发现场并没有人行横道线，而在小学校门往南200米，就有一座人行过街天桥。看来，在同情小学生不幸伤亡的同时，校方不仅应该加强对孩子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的培养，而且在上下学高峰时期，应当有专人督促学生：横穿马路必须走过街天桥。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

　　最后，我干脆把原来冷冰冰的新闻标题给划掉了，从《平州发生车祸造成小学生一死两伤》改成了《车祸：留下一道没有做完的算术题》。易主任在审阅文字稿时留下了这样的批语：“这条有关车祸的消息没有就事论事，做得有感染力”，他还在标题下面划了一道表示赞许的波浪线。

　　易主任念完了评语，摘下老花镜说：“这条稿子妙就妙在抓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死者的作业本，这个细节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叫林小东的小学生，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另外呢，消息最后的一个长镜头拍得不错，从作业本的特写拉开，再摇到不远处的天桥，出事地点和天桥的位置关系交代得很明确。这条消息虽然不长，但从内容和手法上都有一些新东西值得大家借鉴。这些新东西哪里来的呢？来自于他们的不断学习。我到厅里的音像资料馆看片子，就好几次碰到了应俊和邵年。”

　　下面有记者在窃笑。原来，音像资料馆内部播放的片子，行话叫“毛片”，是没有经过任何删剪的国外影片，里面的情色镜头让人很开眼界。

　　我和邵年正值青春年少，时常会出现想把某种欲念变成现实的原始冲动，看情色影片成了一种排遣方式。我们两人是广播电视厅音像资料馆的常客，都办理了观摩内部资料片的包月卡，我们跟别人都美其名曰是为了学习拍摄技巧。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本能》《玛戈王后》《赤裸惊情》《致命诱惑》等等，里面的情色、性爱场面，最初都让我们心痒难挠，可如今，我们已经脱敏，能够泰然处之了。那时，VCD还没有普及，DVD更没有发明，音像资料馆就是我们精神会餐的天堂，而且这里吃的多半都是“西餐”。

　　散会了，易主任刚出会议室，摄像老朱揪住我和邵年笑里藏刀地问：“二位名记，上星期看了《赤裸惊情》，学到了什么技巧啊？”

　　谁都知道这是邪话，《赤裸惊情》的女主角是“骚女”麦当娜，那片子里充满了不同场地和姿态的灵与肉的碰撞。老朱话里有话，分明含着一种讥讽和猥亵，这是在向我们叫板呢！

　　我低头笑着，沉浸在刺激的回忆中。这时，也只有邵年才能堵这枪眼儿了：“我看见人体的自然美了，我还看见人性的真实美了，怎么啦？你恐怕只看到了色情吧？这就叫‘淫’者见‘淫’，智者见智。”

　　邵年的脸涨得红红的，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一场有关情与爱，灵与肉的讨论开始了。

　　其实，想通过看艳情的影片排遣青春的冲动，表面上可以望梅止渴，可实际的结果简直就是饮鸩止渴。一场艳情的大餐过后，春梦便不请自到，它乘着想象力的翅膀连夜潜入，在你的睡眠中营造起海市蜃楼。有好几次，我从梦中惊醒，恍恍惚惚之中感受着不可名状的快感，《红楼梦》中贾宝玉梦中初试云雨，醒来时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我竟也如法炮制了一回！那年月有个激情艳遇叫《廊桥遗梦》，到我这儿可就变成了“郎瞧梦遗”。

　　每当夜晚山雨欲来之时，我翻来覆去、辗转反侧：这么好的夜晚，宁静、孤独、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有个女人在身边该有多好啊！可是，我这里没有春宵一刻，只有夜长梦多，我能做的只是眼睁睁地盼着快点儿天亮。静寂的长夜里，我的耳畔就像耳鸣似的时常响起一句歌词：“我的黑夜比白天多，我不要这样过。”这样夜以继日地想入非非真是叫人心力交瘁，记者也是人哪！

　　好在我还算是个有志青年，不会沉湎于情欲之中，我不会让情欲支配自己，我的心里有着比贪图一时之快更远大的理想和追求，我要为成为名记而奋斗。

　　白天，夜晚的无奈和羞愧完全退去，我在忙碌中找回了尊严和自信，即使在电视台走廊上遇见漂亮姑娘，我也从不目光灼灼，拿眼乱瞟。我不和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女主持人主动搭讪，我和任何红男绿女的小圈子也没有任何来往，当同龄人怀抱着情人说“我的眼里只有你”时，我怀抱着摄像机说“我的眼里只有新闻”。我习惯于自己的生活被新闻支配，除了工作，就是在为工作而做着准备工作，即使认识了江月，我也没有在她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她所能占用的，仅仅是我工作之余的放松时间。

　　更多的时候，我们俩是通电话，通话的起因，多半是江月给我发了短信问“你在忙啥呢？”，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说。好几次，我在采访中抽空把电话打过去，江月又说没有事。

　　后来，终于有一次，江姑娘说了原因：我发短信给你，是因为想你了。有一回一起吃饭，我想了个办法告诉江月，你如果没有事情，只是想我，就给我发个短信“521”（我爱你）吧。江姑娘说，我只是想你，没说爱你呀。可是，从那之后，代号521的留言在我的手机里却是频频出现。

　　我和江月的交往，按着年轻人惯常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发展着，渐渐进入了一段暧昧时光，没有熟人的时候，我开始牵她的手了，碰上过马路或场面混乱时，我也敢趁机很绅士地扶一下她的腰了，如果她不反对，我还会就这么顺势扶上一阵儿，直到手心出汗为止。甚至，我和邵年，还有江月一起在音像资料馆看《真实的谎言》时，江月竟在不经意间把头靠在了我的肩上，时间还不短！就因为这个举动，邵年总是用一种恶俗的方式逼问我和江月的关系：“搞定了没有？”

　　“搞”是汉字中含义最怪异的一个，与“搞”字沾边儿，反正就有点儿不正经，比如搞鬼、搞垮、搞倒、搞名堂、搞女人、搞破鞋，还有胡搞、乱搞、瞎搞、搞什么搞……我不愿听到“搞定”这样的恶俗词语被用在了江姑娘身上，我更不愿意回答这样恶俗的问题。我不反感邵年这个人，却反感他这样说话。搞没搞定，就是上没上床的另一种说法，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个人隐私。隐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只向尊重它的人公开，这其中，最重要的群体就是知己。我不相信邵年会尊重我的隐私，我更不把他看作知己，所以我不想和他讨论这个话题。

　　但是，总体而言，我之所以还能容忍邵年这种带有侮辱性、干涉性的所谓关心，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太近了。

　　“那肯定突破半壁江山了。”邵年没有发现我的不悦，他继续用身体接触的部位衡量着男女之间关系的亲疏。“半壁江山”指的是腰带以上，而“突破半壁江山”的标志性动作是男生从背后揽住女生的腰肢，两只“魔掌”伺机上下摩挲着女生的胸部。这是当年一位男生在宿舍每天夜里例行召开的“卧谈会”上向大家介绍的。谈女人虽然不花钱，但是是很花精力的，那一夜大家半宿都没睡着。

　　“下次，我叫江月再带一个女孩儿一起出来玩儿好不好？” 我没有直接回答邵年那个“搞定没搞定”的问题，而是主动向他进行了一个承诺，我想把话题给岔开。

　　“好好好好，凑成两对儿狗男女正好集体活动，此事你早该想到。”一句“早该想到”，言语间透着邵年的某种埋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不管饱汉子还是饿汉子，对于天天在外面跑新闻的记者，其实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并不多，选择了一种职业，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记者们的工作内容往往要延续和渗透到他们私人生活的领地里去，比如社交。我们的前辈喜欢结交工农兵。如今，时代不同了，工农兵不吃香了，老板和大款走俏了。“私营经济”这四个字在1988年第一次被写进了《宪法》，到了第二年，它在《宪法》里更是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是为了贯彻宪法精神吧，记者之中，结交工农兵的少了，巴结大款的渐渐多了起来。我和邵年的业余活动除了谈女人，就是陪大款吃饭。

　　这不，听说刘思宁遇上了什么麻烦，要请我们吃饭。他这么有钱，会遇上什么麻烦呢？

　　周末，金海岸海鲜酒楼的荷花厅里，华贵的木雕椅上坐着5位食客，分别是东道主刘思宁、陈伟文夫妇还有我和邵年。

　　落座之后，我看着荷花厅里一幅半人多高的长条型《荷花》油画直发呆，那油画两旁还配了一副对联“亭亭玉立碧云端，楚楚动人妙香远”，真是中西合璧！

　　我惊叹道：“这荷叶是谁画的呀？这么逼真？真是不可思议！这对联也配得好。”众人也扭头看那字画，同样发出了啧啧赞叹。

　　刘思宁笑了：“画这画的人现在不值一提，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不过，你们知道画要画得好，有哪些原则一定要掌握吗？”见众人无言以对，刘思宁得意地接着说，“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近大远小、近实远虚、近强远弱、近详远略，还有两个近什么远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看在他请客的份儿上，大家耐着性子把刘思宁对美术的一知半解好不容易听完了。这当间，我又盯着那油画看了好一阵，打心眼儿里喜欢。

　　开始点菜了，陈伟文端着菜谱，这才捞着了说话的机会：“饮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呐，其实它和诗歌、绘画、舞蹈、建筑、文学是一样的，都是有民族性的。”

　　邵年可不愿接陈伟文的招，听完了陈大记者的话，他就找陈夫人打岔：“嫂子，陈老师在家也是这么说话的吗？”邵年的嘴就是甜，打岔还这么客气，虽然他和陈夫人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喊起“嫂子”却很顺嘴。

　　“那你去问他。”陈夫人莞尔一笑，温情地看着丈夫，表情甚是妩媚。

　　刘思宁：“是啊，老陈不要搞得吃饭像在开会一样。我就喜欢听你们记者胡扯，哎，我不是说你们各位只会胡扯，上次拍的第8分店开张的所有新闻，我看就属本台记者应俊、邵年的水平最高。”

　　邵年显出不信的样子：“不可能吧，那就说说你的理由，我倒要看看你的新闻鉴赏力。”

　　“真不骗你，就你们做的新闻看不出来你们是我请来的，真是经过了精心策划！市台的新闻呀，看不得，像是广告。现在的观众相信新闻，反感广告，所以我就请记者来拍新闻，哪晓得他们能把新闻拍成广告。”

　　邵年听了这话站起身说：“刘总，为了您慧眼识珠，干一杯。”干杯之前，他转头谦卑而又调皮地对陈伟文说：“陈老师，等下再敬您和嫂子。”在酒桌上，邵年的分寸还是拿捏得恰到好处。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

　　“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党放心。”

　　邵年和刘思宁劝起酒来，一下子都显出了小品演员的口才、政治家的头脑和哲学家的思维。他们在干与不干，喝多喝少的讨价还价声中结束了第一轮敬酒，酒桌的气氛顿时被烘托得很是热烈。

　　重新落座之后，邵年发言了：“刘总，平州餐饮业发达的原因很简单，‘民以食为天’嘛！但是，您知道为什么说‘民以食为天’吗？”

　　刘思宁：“道理很简单啊，不吃饭会饿死人的呀。”

　　邵年：“不是这么说的，小时候老师没教过你呀？时刻（食客）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吃饱，怎么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呢？”

　　刘思宁：“这跟‘民以食为天’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邵年费了好大劲，才让众人明白他刚才说的是“食客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刘思宁听明白了之后，哼笑着夸邵年“理解政策的水平实在是高”。

　　邵年得意了：“这不是我的水平高，这正说明我们笨，历史上的很多话，千百年来，我们只从字面上理解，所以只理解了一半。比如，郑板桥说，难得（男的）糊涂，言外之意，就是‘女的不糊涂’，你看，陈老师就比嫂子糊涂多了。”

　　“那也不一定，也得分大事小事，大事老陈从来不糊涂。”“嫂子”一本正经地维护着丈夫的权威，她并没有把邵年说的当玩笑话听。

　　邵年这时就更刹不住车了，他又别解了好几段名人名言，叫刘思宁佩服得五体投地。

　　既然话题落到了名人头上，那接下来议论议论领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刘思宁感叹，现在有的领导，官儿那么大了，怎么念稿子连断句都不会，经常断得不是地方闹出笑话。

　　于是，我和邵年模仿起了领导断句闹出的笑话，高兴得刘思宁仿佛进了戏园子，直喊再来一个，而陈伟文见状谄媚地对老婆说，电视台的小兄弟有意思吧？

　　在酒桌上，放得开还得收得回，不然，就怕人家把你当小丑了。模仿了半天，两人也是江郎才尽了，我又恢复了在大学里做教师爷的面孔：

　　“断句其实是播音员的一个基本功，广播学院播音系的学生还要考呢。比如，有首长诗，好几百行呢，题目叫《我的祖国》，广播电台头一天播了长诗的上半部分，第二天播送下半部分。有位播音员就没有注意断句，结果第二天就给播成了：‘昨天，我们播送了抒情长诗《我爱祖国的上半部分》，今天我们接着播送《我爱祖国的下半部分》’，瞧他爱的这两部分！就算我们是南北朝，也没有这么爱的吧？！”

　　陈夫人这时白了陈伟文一眼，邵年并没有注意，他应和陈伟文说：“陈老师，您‘日李万姬’的段子让我想起了李白，李白的老婆是谁您知道吗？他们生了个女儿又叫什么呢？不知道吧？听着，李白的老婆叫赵香芦，他们的女儿叫李紫烟。”

　　众人忙问为什么，邵年不紧不慢地说：“日照（赵）香庐生紫烟啊！”

　　众人大笑，陈夫人又白了陈伟文一眼，说：“这是精神污染，就怪老陈带了个坏头。”

　　这个饭局，大家围桌而坐，言笑无忌，自娱自乐，各得其所。先生都很机智，太太也觉得尽兴，时间没遮没拦地从嘴边就溜过去了。

　　当龙虾熬了稀饭端上饭桌时，饭局也到了尾声，刘思宁这才谈起自己遇到的麻烦事。

　　原来，有一对夫妻前不久在巴黎春天照了两本婚纱摄影照，两人当时对拍摄的照片很满意，但是，回家后却发现相册底衬上有好几处英文单词很不吉利，比方说有“守寡新娘”“魔鬼”“坟场”。其实，这些单词是出现在莎士比亚等名家的爱情诗句之中，本意并不是诅咒谁。后来，顾客把事情闹到了消协，要求退还摄影费4000元，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

　　刘思宁说他还真是遇上难题了：“赔他一个顾客5万、10万，这都是小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样的相册放出去了几千本，如果赔了他一个人，会不会产生连锁反应呢？”

　　“现在消协怎么调解？”陈伟文问。

　　刘思宁：“现在消协通知我们下个礼拜去。”

　　邵年：“千万不能去，去了就危险了，就怕到时消协通知了媒体，媒体一采访，事情给弄大了，大家都来找你索赔。”

　　刘思宁：“是啊，我也就担心这个问题。我现在是问，一旦真的到了消协，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一点道理可讲？这个精神损失费是不是一定要赔？”那年月，打官司正成为一种时髦，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更是代表一种前卫。商家经常被维权意识突然猛醒的消费者告上法庭，一头雾水地去应诉。

　　我成竹在胸地告诉他：“碰上有人纠缠，你首先得弄清楚，纠缠你的人，他手上有几张牌。平心而论，如果那对夫妻真的很迷信的话，这个事情对人家肯定有影响，所以，人家叫你以某种方式进行安慰，是有理由的。我们国家的《民法》，主要采取的是过错原则，就是说，对一个损害，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过错。这个事情的发生，你们婚纱摄影店有没有过错呢？当然有了，你们没有认真审查相册上的英文含义，‘寡妇’啊什么的，这对一些敏感的顾客很可能造成了伤害，这就是说你提供的服务存在瑕疵，瑕疵是什么，就是小的缺点。这一点，您同不同意？”

　　上大学时凭着兴趣选修了法律，没想到今天还用上了。刘思宁听了我的解释，显出一副豁然开朗的表情：“哦，是这样。不过，你不要光跟我讲这些道理，我现在关心的是，我怎么才能摆平这件事呢？”

　　“肯定是私了，但坚决不能去消协，更不能打官司，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你的企业形象是有负面影响的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前几年开始施行的，我还没听说过春江有消费者拿《消法》来打官司的，你这官司打起来就会被媒体冠以‘春江《消法》第一案’，说不定还会轰动一时。”

　　刘思宁：“好，私了，私了，但是，那个顾客现在已经告到了消协啦，怎么把他拉住坐下来谈呢？”

　　“他现在把你们的纠纷告到了消协，说明你们已经谈崩了是不是？那你得找一个他信得过的第三方跟他谈，但不是消协。”

　　“那我就找你跟他谈嘛，你又是记者又像是律师。”

　　刘思宁的评价让我心头一热：“我们倒是可以以记者采访的名义先摸一下他的底牌，看他到底是想要钱，还是想出风头。那个顾客的电话你们有没有？”

　　刘思宁摸出了摩托罗拉手机，拨通老婆的电话亲热地叫着“冰冰”。孙冰冰告诉刘思宁，来找麻烦的消费者叫伍沪先，是春江师大外语系的老师。巧了，他是我同学的邻居，我认识他。

　　在刘思宁和孙冰冰通话时，我摸出随身携带的袖珍通讯录，找到了伍沪先的联络方式，并当场给伍老师通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向刘思宁转述了通话内容：“人家本来只想换个底衬就行了，可是，你们有一个服务员说‘爱情都是靠自己的，哪里那么迷信’，结果把伍沪先的老婆惹恼了。哪天我约他谈谈，第一，给他再换一次相册，第二，最多给他3000块钱作补偿金也就完了，我看他会给我面子的。”

　　我和邵年一直惦记着刘思宁的麻烦，本来是唯恐错过了什么新闻线索，没想到今天恰恰相反，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亲自消灭“春江《消法》第一案”。

　　这一晚，刘思宁如释重负，吃完饭，他提议再去喝茶或者是唱卡拉，陈夫人对这些活动显得不感兴趣，说还是想早点回家休息，陈伟文就恋恋不舍地乖乖跟她回了家。我们剩下的一行三人就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平川市最“开放”的歌舞厅——爱乐音夜总会。刘思宁的银都大厦里也有歌厅，可是他从来不在那里玩，大约是怕老婆在那儿有耳目吧。

　　爱乐音到了。

　　两位身穿旗袍的高挑女孩儿殷勤地给我们拉开玻璃门儿，一边鞠躬一边齐声高诵：“欢迎光临。”

　　爱乐音夜总会一楼是散座，二楼全是包厢。大堂里的光线昏暗昏暗的，人的脸被照得瓦蓝瓦蓝的。上了二楼，迎面就是一个开阔的大厅，灯光是粉红色的。在这充满诱惑的灯光下，一股脂粉气扑面而来，大厅里靠墙的一圈儿沙发上坐着各式各样袒胸露背、花枝招展的女孩儿。大厅中央，放了两张方桌，一桌人在打牌，另一桌人在玩儿麻将，站着看牌的几个女人还抽着烟，烟雾在粉红色的光影下慢慢飘动着，让人产生着纵情的冲动。大厅的暗处，几个客人在对着女孩儿指指点点，被选中的姑娘便被穿制服的领班叫到指定的包厢。

　　我的心头一颤，这就是传说中的“三陪小姐”！

　　刘思宁从大厅里挑来了三位“小姐”说是陪我们唱唱歌。他在包厢给我们安排了座次，一男一女配好了对儿。陪刘思宁唱歌的女孩儿叫“璐璐”，短裙下露着修长的腿。璐璐是见面熟、人来疯，两个人互相在对方脸上和身上抓来揪去的，显得很是快活。开始点歌了，他们的对唱是一曲接一曲，真有点儿情同鱼水，不可分离的意思：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两人唱唱，拉着手，还要互相对视一下，听得人直想吐。

　　我和邵年这时对刘老板有了新认识：原来他还是个风月高手，他的人生舞台不仅仅是在商场，在情场上也不输给谁。

　　唱完了，刘老板熟练地把璐璐抱起，横放在自己的双腿上，一头便钻进姑娘的怀里拱来拱去，像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那女孩儿被弄得很是痒痒，浪笑连连。至于称呼，两人恬不知耻地互称“老公”“老婆”。而我和邵年这边，两对男女还是彬彬有礼，相敬如宾，有几分像男女相亲时初次见面那样放不开，谁也没有越雷池一步。

　　当着同事的面，我一开始和“三陪小姐”既找不到合适的说话方式，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毕竟，和“三陪小姐”的沟通，在大学里老师根本就没有教过。至于邵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装纯。在这种场合，对于像我们这样有着高尚职业背景的人士，还是隐忍一点为好。

　　刘思宁给我安排的姑娘自称“玲玲”，家在四川，年龄也就二十出头，穿着也不过分，甚至还有几分清纯，只是脸上的粉铺得太厚了。玲玲说：脸上长痘痘了。我心里想，要是亲一口她的脸，倒像是品了一口春江名菜：粉蒸肉。

　　刘思宁在那边独自疯了一阵，看见我们这两对男女只是斯斯文文地坐着，便一屁股坐在了我们中间说：“放松放松嘛，二位名记，干吗这么拘谨。”接着，他先贴着邵年的耳朵嘀咕了几句，然后又转身用灼热的嘴唇贴着我的脸说：“这两个女孩都是新来的，也不懂得跟客人来事儿。咱们花钱出来玩儿，就放开点，喜欢的话还可以带出去，到我那里去开房，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我转过头也贴着刘思宁的脸说：“不用，不用，实话跟您说，我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我不喜欢这种场所。”

　　刘思宁笑了：“多来几次就习惯了，以后不来还难受呢。”

　　一番劝慰之后，气氛果然就活跃了起来。

　　邵年领着“他的”女人芳芳合唱了一首《同桌的你》，这歌唱得我有几分伤感，“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这校园民谣倒让我想起了江月。这样的夜晚，此时此刻，江姑娘在干吗呢？我下意识地翻开手机查看，发现江月一个小时前又给我留言了：521。

　　“应俊，我‘老婆’说你‘老婆’也是四川人呀？”邵年这时也学着刘思宁装起了疯，他一只手搂着姑娘探过头来逗我，“咱们可以让她们教我们说四川话了。”

　　于是，邵年先说普通话，然后芳芳和玲玲商量着把邵年说的翻成四川话，一字一句地教两位“老公”。翻成四川话时，两人之所以要商量，她们解释说，在老家她们从来没有用方言说过这样的话：“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两手都要硬，动摇不得。”

　　包厢变成了方言课堂。芳芳和玲玲这两个四川女孩儿可能平时根本不读书、不看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看标语和墙报，不然她们怎么会没听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话呢？下一回，我知道邵年又会把在歌舞厅学来的新节目放到饭局上去露一手了。

　　我们结束“夜半歌声”时，已经是月落星稀到了午夜。三位姑娘从刘思宁手中接过200块钱小费时，高兴得蹦了起来，显得很是天真烂漫。按平州当时的行情，陪客人唱几小时的歌，一人100也就足够了。

　　三位女孩儿知恩图报，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到了大堂，临别时玲玲对我说：“你长得像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白岩松。”我有几分心怀感激地回头看了她一眼，真有点儿入戏了，仿佛这就是蔡锷和小凤仙故事的开头儿。而这时，刘思宁已经噔噔噔地下楼走出了老远，刚才包厢里的难分难舍就像全然没有发生一样。刘思宁不愧是一个逢场作戏、惯于风月的老手，一幕戏演完，他倒是能够利落退场，转身而去。

　　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即便他们风流韵事不断，但决不真正堕入情网，哪位姑娘撞见了他们，就等于遇见了自己的人生教训。

　　这时，刘思宁的奔驰车已经等在门口了，司机打着哈欠，依次送人回家。

　　“三陪”活动就如同一次越位出轨，它带给我的负罪感要比得到的欢愉更多，我感觉自己走入了一场丑闻之中，让别人看见了我的堕落，这种堕落若是被旁人发现，就足以断送作为记者的远大前程，我越想越后怕，于是心情变得有些沉重。

　　邵年似乎还沉浸在新生活的新鲜与刺激之中，一直“玲玲”“芳芳”地说个不停，末了，他的感叹停在了钞票上：“刘总啊，说起来可悲呀，我们拍一天新闻还没有‘三陪小姐’一晚上的小费高呢。”

　　刘思宁笑笑说：“以后我多开导开导你，将来准保你发财。”

　　这天晚上，刘思宁最后送我回家，临别时，他拿出了5000块钱，说这是摆平婚纱摄影纠纷的活动经费。我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就说：“给伍沪先补偿3000块现金足够了。”

　　刘思宁执意把钱塞到我怀里说：“没关系，你再请他吃个饭，剩不了几个钱了。是兄弟，你就把钱收着。”

　　真没想到，这一夜我和“三陪小姐”一样也拿到了报酬。想想邵年刚才在车上的抱怨，我在心里笑了笑。

七、情场失意

我总是很忙，和江月交往起来总是有一搭没一搭，但即便如此，江月还是陷了进去。由江月挑头儿，我们除了经常互相给对方手机里发送“521”之外，还会隔三岔五地通通电话贫贫嘴，互相问问对方“你忙啥呢”。

　　这一天，江月又来电话了，她说，我们同事看了你的一个曝光节目，问话那么犀利。他们还说这个记者在生活中一定是一个很尖刻的人。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叫应俊的记者我认识的啦，挺好的一个人，而且还挺幽默……江月的话透着几分崇拜和亲近，让我挺满足。

　　放电话前，江月忽然伤感了起来，她小声说：“你别笑我啊，我这几天一个人待在宿舍总是觉得有点儿空虚，可是，大记者，你总是忙。”

　　我为江月向我表白空虚而感到高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照此推算，我和江月已经30多年没见面了。本来，我早就做好打算，准备今天无论如何要约上江月亲切见面，因为明天就要出差去外地了。正巧，江姑娘的电话这就来了，真是心有灵犀啊。

　　在电视台大门口，江月见了我就嗔怪道：“不是我约你，你从来都想不起我吧？就像是张爱玲遇见了胡兰成：在你面前，我变得很低很低，都低到尘埃里去了。”

　　跟江小姐谈恋爱真是需要一点儿文化底蕴。抗战时期，张爱玲爱上了汉奸文人胡兰成，她送了张照片给他，并在照片背面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你不会把我也当成汉奸了吧？”

　　“你也了解张爱玲的身世啊？”江月很兴奋地抬头看着我。

　　“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校报当编辑，有个中文系的女孩儿总给副刊写散文，里面经常提到张爱玲。后来，我们查了张爱玲的档案，知道她竟然嫁了汉奸文人胡兰成，都替她可惜。”

　　此时的江月为什么会说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了”呢？她话里有话，这是我日后在江月的怀抱里和刘思宁狭路相逢时才知道的。

　　此时，我不太明白：爱，为何与“尘埃”有关？莫不是感情犹如尘埃，也是那般细致入微？再要么就是感情如尘埃那样，在空气中从未停止过运动，就像人的内心从未抛开过的翻腾的欲念那样？

　　“好了，大记者，我们不说张爱玲了，今天我们见面的地方一定要有些情调，不能再去动物园和屠宰场了，好不好？”江月把我从遐想中拽回到了现实。

　　前些日子，我拍了这样两条新闻：《酷热难熬动物也住进空调房》《生猪定点屠宰第一天》。一次是周日在动物园，另一次是凌晨在屠宰场，江月都曾跑到新闻现场凑热闹，当看客。

　　“好，今天听你的安排。”

　　“你在电话里说明天要出差，去哪里呀？”

　　“下乡抗洪去。”

　　“危险不危险？那你可得小心啊。”

　　“小心什么？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记者就怕不危险呢，越是危险就越出新闻。”

　　有意无意之间，我在突出着自己职业的崇高，尤其是在女孩面前，这种感觉至关重要。女人对男人的喜欢，起初往往源于对男人的崇拜，男人如果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崇高，哪还会有女人来崇拜他？

　　我这次要去的地方是春江省北部的新城县，据说，那里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自接到任务起，我就跃跃欲试，仿佛那里就是建功立业的战场。

　　我一时沉浸在顾影自怜的崇高与悲壮之中，这时江月拉起我的胳膊说，我知道一个情调不错的地方，那个餐厅布置得就像火车的餐车，靠背是高高的火车座，让你觉得是人在旅途，可以一边聊天、喝茶、吃饭，一边看外面的风景。

　　黄昏时分，阳光成了强弩之末，可依然炙人。我们坐在凉爽的“餐车”里，隔着玻璃窗看着下班的人们行色匆匆。

　　江月很在行地推荐了餐厅的几道拿手菜，然后熟练地点了餐。服务员殷勤地说了声“二位请稍等”，转身去了厨房。“餐车”那头，几个服务员侍立两旁，正听候吩咐。

　　我今天的心情不错，幽默感便像破裂的水管那样遏制不住地往外涌。

　　江月目送一位美女出了餐厅，喃喃道：“刚才出去的美女真是魔鬼身材，羡慕死了。”

　　我装作一脸茫然：“刚才？刚才有女人经过这里吗？没有吧。天哪，我的眼里只有你。”江月也不明着拆穿我，只是睁大眼睛问：“你真行，是真的吗？”

　　菜还没来，我继续演节目，我装作很认真的样子叫来一位服务员问她：“小姐，你们这趟火车只有硬座吗？能不能给我们补两张软卧啊？”

　　服务员听了就笑。邻座的一对情侣也笑了，那小伙子跟着起哄说：“我们也要补两张软卧，不，一张也行，那得是双人床！”

　　这话就很有挑逗的意味了，那女孩儿红着脸伸手在小伙子的胳膊上蜻蜓点水地捏了一下。那男的还恶俗地假装女声回了她一句：“你真坏，把我都弄疼了。”

　　台湾的风流才子李敖说，哲学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爱情是坐而言，不如卧而行。着一“卧”字，而意境全出。

　　餐厅里的那个小伙儿虽然和我素不相识，但我们为了共同的目的碰到了一起，于是就心照不宣地一唱一和，和各自对面的女人调起情来，一来二去就把话题和思绪引到了“床”上。

　　第一道菜香煎小牛肉上来了，江月下筷子时发现牛肉里面有一根头发，她一蹙眉，放下筷子就想唤服务员过来。我好脾气地说，且慢，便把头发从佳肴中轻轻地抽出，端详一番之后回头向服务员望去，招手把一位染了黄发的服务叫来：“小姐，您丢东西了吧？”

　　“没有啊。”

　　“你看，你丢了根儿头发，”我拈起那根头发放在她眼前，“整个餐厅就你一个人是这个颜色的头发。”

　　黄头发的姑娘羞红着脸把菜端了下去。

　　江月满意地问我：“你们记者都是这么蔫儿坏的吗?”

　　“这不是坏，这是用事实说话。”

　　第二道菜上来了，芥菜心炒素鸡。我们安静地品尝着，满含着爱意，筷子偶尔碰到一起，两人相视一笑，相互又谦让着刚才一同被相中的那缕菜叶，一种家常的温馨便弥漫开来。

　　如今，我们两个人的目光已然不再相互躲闪，吃着吃着就会停下筷子凝视对望，真是秀色可餐啊。

　　我们的恋爱渐入佳境。

　　灯光、美食、音乐；佳人、红粉、胭脂——这里真是一个调情和盘算生活的佳境。当然，盘算，总是从眼前的事情开始的：吃完饭，去干点儿什么呢？她咬了一下下嘴唇，显出沉思的样子，而我心中预想的情节还不知如何向她表达。

　　餐馆的对面，是一家年头已久的破落电影院，在电影院的招贴画上，施瓦辛格伸展着坚实的臂膀站在那里，好像伸手要拦下匆匆过往的行人去看他演的大片儿。

　　江月是个电影迷，她提议到音像资料馆撞撞运气，看看有什么大片儿。于是，我们吃完饭又回到了广播电视中心。

　　这晚上映《勇敢者的游戏》，还真是一部美国大片儿。这是一个会议专场，招待的是参加全省广播电视局长会的官员。那个年代在音像资料馆看内部电影，是一种时髦和前卫，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据说省长还经常委托秘书到我们的音像资料馆拿片子去看呢。

　　看完电影，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送江月回家。一路上，我们话并不多，似乎各怀心思在盘算着什么，又像是在期待着什么，静静地，两人心照不宣地不愿打破一种神秘。当两个年轻人以爱的名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心里早有准备，是不是今天呢？我觉得，今天的电影《勇敢者的游戏》仿佛就是某种预示，只要护送着江月，堂而皇之地进入她的房间，我们可能将要面对的，正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

　　我们到了江月楼下，正是该做决定的时刻了。

　　“我楼上的同屋肯定已经睡下了，你就早点儿回家休息吧，还要准备明天出差的东西呢。”江月说。

　　“男人出差还要准备什么？毛巾、T恤和裤衩，提一个塑料袋儿就能走遍中国，环游世界了。”我用一种幽默掩饰着自己的失望。

　　江月乐了，一楼的声控灯也被“逗乐”了，它从黑暗中醒来，照亮了我们。预谋中的第二方案——激情的吻别或热烈地拥抱——对于这种西方的告别方式，东方人一般在灯光下也无法演练。我只得悻悻地说：“那我走了。”

　　我在无奈之中就这样顺水推舟地和江月保持着授受不亲、井水不犯河水的“高尚”关系。这个高尚的结果当然令我大失所望，邵年知道了肯定又会嘲笑我：“这都搞不定！”

　　邵年曾这样评价我说：你是一个喝酒无量，好色无胆，泡妞没门儿的人。在他眼里，或许我一辈子都会是那种“情场失意”的人吧。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情场失意的人，往往会在职场收获得意。真没想到，我在新城县的采访，却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桑塔纳轿车迤逦而行，这是我从记以来第一次单独出长差。

　　久居城市，偶尔出行，面对连绵的山和起伏的绿，我一直保持着兴奋，这种兴奋包含着一种解脱和自由，毕竟，暂时能从新闻的线索、角度、由头、人情以及红包的迷宫里走出来，我感觉是一身轻松。

　　窗外的风景在快速后退，我想起了康德说过的话：“痛苦就是被迫离开原地。”后来还有人据此发挥说：“快乐就是偷偷离开原地。”我倒觉得：“只要离开原地就会带来快乐。”

　　我为自己深刻的思想沾沾自喜时，却发现同行的魏云——省邮电管理局新闻中心的宣传干事——却一直闷闷不乐，他怎么离开了“原地”也不快乐？我小心翼翼地问了魏云一句，您好像是那种挺严肃的人？魏云说，不是。一路上，魏云开始了他的絮絮叨叨，我这才有机会体味了一个35岁男人仕途不顺的痛楚。

　　魏云说，省邮电局早在两年前就买了一台摄像机，这摄像机比电视台的还高级，买它就是为了把行业内部的新闻拍好了送到电视台去播出。魏云一直是宣传处唯一的记者和摄像，他因此也和省电视台新闻部上上下下混得稔熟。前不久，省邮电局宣传处改成了省局新闻中心，中心下面新成立了一个影视科，影视科现在就只有魏云一个人，可他竟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科长！这个影视科继续由新闻中心的头头儿直接负责管理。

　　随着旅途的延续，兴奋递减，无聊递增，如果有人愿意拨动自己的心弦向你诉说心事，这是同行者的幸事。说者不倦，听者不厌，这是消磨旅途时光的一个好办法。而且，这时的诉说者也最容易推心置腹：

　　“其实当不当科长，我是无所谓，可是，我们那栋楼，和我一批进邮电的人，个个都是正科，还有一个家伙现在是副处了。昨天，碰见一个人敲错了门，手上还提着东西，说是找李科长，我老婆心里酸酸地说，李科长在楼上。是啊，人家小李还比我晚一年进邮电呢！晚上，老婆看见我不高兴，还安慰我，我不是因为你能当科长才嫁给你的，你以为当科长就幸福了？”

　　我接过话头开导他：“当科长不一定就意味着幸福，但是，本来就幸福的人能当上科长，说不定就更幸福了。我觉得当科长的事儿还得争取。”

　　我深入浅出地阐述着自己的幸福观，就连一直沉默着的司机老王也加入了讨论，轿车里的空气顿时活跃了许多，这是因为人人都渴求幸福啊！

　　魏云说他这次出来主要想散散心，顺便带几条新闻回去上省台，他便打电话给电视台的易主任，说邮电局出车、出设备，想请跑邮电口的记者一道去，可是人家没空，易主任便推荐了我。

　　此时，轿车里的空气不仅活跃，而且还多了几分相知和融洽，我看正是可以推心置腹地谈正事儿的时候了。

　　“魏老师，这个科长是不是你，其实我们这次采访挺关键。”

　　“为什么？你说说看。”

　　“我分析啊，这个影视科的科长现在不是你，但也没有任命别人，说明在领导那里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对不对？”

　　“那肯定是，据说还要调人来。”

　　“在领导没有做决定之前，有机会就得争取，争取的办法有很多，有走上层路线的，有直接请客送礼的，还有一个笨办法，就是找准时机干出样子来，自己给自己造舆论。我们现在去新城干什么？就是要想办法干出动静，弄一两条像样的新闻来，你还别说，抗洪抢险就是最容易出新闻的活儿。”

　　“你说得有道理，要是咱们这次弄了条新闻上了中央台《新闻联播》，那这个科长，他们也就没办法叫别人当了。”

　　“其实，上中央台并不难，好新闻都是策划出来的，咱们到了新城县，不要急着拍，先得找到好选题，方向对了，事半功倍。100条不痛不痒的简讯，也抵不上一条有深度的新闻。”我说这话时候，魏云在一旁频频点着头，好像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其实，魏云对当这个科长是很在乎的。我发现了这一点，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次采访的成败和魏云的仕途挂起钩来，为的就是让他看到我们合作的真正价值。看来，使合作变得有价值的并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者各自的价值。当合作者在合作中找到各自的价值时，合作才变得真正有价值，这么绕口，可以写本《价值论》了。

　　因为起了个大早，说着说着有些困倦了，再说，该说的话也说完了，我便头一歪，放心地睡去了。

　　机关单位里的宣传干事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眼里只有单位领导根本没有广大群众。他们送来的新闻只有概貌没有细节，他们总是把本单位的工作总结当成是新闻送到电视台来播出，可是，电视台碍于情面，总是硬着头皮，把这些总结编成简讯勉强播出。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我才不想劳民伤财地只带几条简讯回去呢。

　　正为没有科长头衔而烦恼的魏云，到了新城县就成了“省局领导”，加上他又亲自带来了省台记者，自然是把县邮电局的头头脑脑指挥得团团转。

　　机关干部如果在本单位不受重视，要使自己不至于对前途丧失信心、自暴自弃，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基层走走，每个在上级机关“瘦死的骆驼”到了基层都“比马大”，都能轻易地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在县邮电局会议室，我和魏云坐在主要领导常坐的位子上听了一下午的“汇报”，为的就是策划出一鸣惊人的好新闻。可听完“汇报”，我的采访本却空空如也。基层的同志汇报工作，总是习惯于堆砌一些无法查实的数字，套用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没有故事、没有细节、更没有动情点，照此做新闻，还真的只能发简讯。

　　整个下午，我们一边听汇报，旁边的人就在一边给我们剥香蕉，一会儿一个，剥好了送到你嘴边，不吃还不行，最后吃得我们都快把香蕉塞到了嗓子眼儿。

　　汇报除了吃够了香蕉，倒也不是一无所获，收获至少有二：第一，我弄清了那年月邮电局的业务主要分为邮政、电信、传呼、移动通信和邮政储蓄五大块；第二，我们决定把邮政作为这次拍摄的重点对象。

　　周恩来曾给中国邮政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邮政的投递业务是邮电业务中最传统、最有信誉，甚至是最富有诗意的业务。古时就有鱼雁传书、家书抵万金的说法，现代的邮递员更是常常在情歌里出现。

　　眼下，已经快到9月开学了，据说新城县邮电局里竟然还有洪涝灾区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没有及时送出！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魏云就跑到邮电局，在滞留的高考录取书里翻来翻去，结果，两人同时看中了一封发自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兴奋地喊道：“有了，这个考生家里被淹，他报的又是水电学院，多有新闻价值啊，我们今天就送这封录取通知书上他家。”

　　邮递员看了地址苦着脸说：“这是小姑村哎，去他们村的公路全都淹了，离县城二十几公里就要坐船，下了船，还要走好几里山路，他们村子在半山腰上呢……”

　　一旁的县邮电局宣传科科长何进闻不耐烦地打断邮递员的话说：“这些不用你管，现在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封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里，汽车问题、渡船问题，局里解决，我亲自带队一起去，这是政治任务，今天死也要送到！”

　　几天后，春江电视台播出了这条新闻，同时，图像又用微波传送到了中央电视台。这条消息没上《新闻联播》而是上了《晚间新闻》。那天，海霞的播报让这条消息又平添了几分大气：

　　冲不垮的邮路

　　主持人：8月26号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家住春江省新城县的17岁中学生陈水生来说，这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年，他的家乡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通信和邮路曾一度中断，然而，就是在这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了意外的惊喜：

　　（同期声）邮递员：“陈水生在家吗？”

　　解说词：这位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中学生就是陈水生，他是新城县一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今年他考取的学校是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

　　（同期声）记者：“这次你考上的是所水利水电院校，是不是过去你想过要用所学的知识来治理家乡的洪涝灾害呢？”

　　陈水生：“想过，每次家乡发洪水，我都会想起大禹治水的故事，我考水利水电（学院），就是要像大禹治水一样，修水库、修大坝，造福家乡人民。”

　　解说词：像这样的“水中送信”，从今年的洪灾泛滥开始以来，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在新城县，同样被洪水围困的乡镇一共有三四个，但是，那里的邮路却一天也没有被冲垮。

　　（记者现场出镜）记者应俊：“各位观众，我现在所乘坐的渡船就是新城县邮电局为了保证邮路畅通，专门为邮递员准备的应急交通工具。为了把刚才那份录取通知书送到名叫陈水生的考生手中，邮递员一个来回，不包括翻山越岭的徒步行走，光是坐船就花去了4个小时。”

　　（同期声）春江省新城县邮电局邮递员：“外面的信息对于我们山里人太重要了，尤其是录取通知书，是山里娃娃走出大山的希望，我们把信送到他们手上，看到他们高兴，再烦麻也值得。”

　　解说词：目前，新城灾区的邮电部门正加大投入，以确保各类信函，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能够及时投递到户，从而筑就了一条洪水冲不垮的邮路。

八、新城巧遇

生活就像眼前这部平庸的小说一样平铺直叙，没有百转千回，没有高潮迭起，没有壮怀激烈，也没有激情燃烧，没有生离死别，更没有你死我活……生活就这样平淡无奇，根本不需要壮志凌云的记者去移山填海，扭转乾坤。这种“不被需要”的局面，对于曾经雄心勃勃的我来说，多少是一个打击。

　　不过，随着一个大人物的出现，我那平淡的生活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刚刚上任没几天的春江省省长助理孙忠风尘仆仆地来到新城县视察灾情了，孙省助轻车简从，一行六人从省城只开了两辆车来，并且随从里没有记者。

　　我还听说孙忠是从北京某部委机关下派来的干部，就赶紧像密探一样打电话向易主任报告了孙忠的行踪，易主任在电话里大吃一惊说，上面怎么没有通知我们去采访呢？人家从北京刚来春江没几天，就不声不响地深入灾区视察，不容易啊。

　　易主任接着还表扬了我的新闻敏感性，表示可以先拍些孙省助视察的镜头，至于是否播出、按什么规格播出，要向台领导汇报了再说。得到表扬，我便得寸进尺，又问易主任：是不是可以对孙省助做一个人物专访呢？易主任这一下子难住了，他说新官上任做人物专访，省里还没有这个先例啊。我这才发现易主任什么也做不了主，只会请示汇报。

　　好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易主任的汇报就有了结果，台里向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办公厅进行了汇报，上面的指示是，孙省助的视察可以发一条新闻，至于人物专访，尊重孙省助的个人意见。我接到指示，左手握拳，屈臂这么用力地一抖，兴奋得像是足球场上刚刚射门得分的足球明星。

　　我在宾馆楼道里大喊：“魏云，快、快、快，拿设备，出发！”

　　我们风风火火地从邮电宾馆赶到新城县政府宾馆时，孙省助已经出发了，宾馆的大堂经理说，领导们去的是新城县灾情最重的江洲镇。

　　当我们跟踪追击赶到码头时，孙省助一行已经上了渡船，刚开出不远。

　　我赶紧喊：“开机，开机，开了吗？”

　　魏云忙不迭地说：“开了，开了。”然后他像扛着肩扛式火筒那样，用镜头瞄准刚刚离岸不远的两艘渡船。

　　我并没有见过孙省助，情急之下，也只能对着渡船大喊：“孙省助，您好，我们是春江电视台的记者，能等等我们吗？”

　　很快，船回到了岸边。

　　孙忠初来乍到，有意低调出行，没想到省电视台记者会循迹而至：“哎呀，你们真是深入啊，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记者。”

　　“我们想跟您一块儿下去看看灾情。”

　　“噢，好啊。”孙忠很谦和，没有一点儿官架子。

　　我和魏云登上了孙忠他们乘坐的渡船。渡船并不大，有点儿像公园里的游船，算上驾船的，坐了七八个人也就差不多满员了。这时，渡船上有人主动把孙忠对面的两个位子让了出来，让位子的两个人刚站起来，船上其他人也赶紧跟着站起来忙不迭地又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们。

　　大家一通折腾，把渡船弄得晃晃悠悠。

　　我、魏云和孙省助一样，是坐在船舱的横隔板上，我和孙省助面对面地开始了闲聊：

　　“孙省助，新闻单位都不知道您过来视察呢。”

　　“那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我和魏云一块儿回答：“我们正巧碰上的。”

　　“是吧，你们还蛮会抓新闻的！”

　　聊着聊着，魏云把摄像机扛在了肩上，我心领神会，慢慢地朝孙省助举起了话筒，这时，孙忠似乎没有意识到采访已经正式开始。

　　“孙省助，这是您到春江上任的第几天啊？”

　　孙忠面对镜头把巴掌伸开，然后弯下大拇指说：“第四天，算今天第四天。”

　　“为什么上任第四天就来到灾区视察呢？而且随行的人员也很少。”

　　“我刚从北京到春江，对春江还不是很了解，作为省长助理，省里安排我协助省长分管的工作中，就有民政方面的事务，所以，这次我下来就很想实地看看这里抗洪救灾的情况。说实话，我来春江工作，不是来养尊处优的，而是要为老百姓干点事情的。”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荡漾着破碎的阳光。有几次，波光刺着了孙忠的眼，令他眉头紧锁，这给孙省助脸上平添了几分凝重。孙忠一边说着话，一边用大草帽扇着风。远处，村民们的房屋浸泡在水中，有的房子只露出了屋脊，瓦片上还站着几只水鸟。更远处的大堤上，救灾帐篷一眼望不到头，光着膀子的村民正朝这边张望。

　　多难的新城，沉重的春江！春江省因为横卧在春江流域而得名，可春江又是一条桀骜不驯、多灾多难的河流，这回仅在新城县，它就把防洪大堤冲出了两个缺口。

　　孙忠触景生情，面色凝重地对我说：“此情此景让人不好受啊，水深火热啊，我们说水深火热是一个贬义词，你现在看看，灾民们家里被水淹着，住在大坝上被太阳晒着，这不是水深火热是什么？这里为什么年年涨洪水，年年都要被水淹？生活在这里好苦啊。这些人是爹妈生的，我也是爹妈生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我们当干部的，就不应该让老百姓住在这样的地方，江心洲为什么要住人呢？江心洲四面围起来的堤坝，就像是一个脚盆，老百姓是顶着一盆水在过日子啊……”

　　洪灾的问题谈得差不多了，我又切入了孙忠的个人问题：“孙省助，您从国务院的机关下派到春江省来工作，是组织的安排，还是您个人的选择？”

　　“共产党员从根本上都是要听党和组织的安排，但是我来春江省，这其中有没有个人意愿呢？有，我对春江是有感情的。过去我在国务院的直属部门工作，来过春江，和春江的同志们也打过交道，我发现这里的同志勤劳、质朴、直率、热情，有种奋发向上的热情，是一个干事业的地方，我来这里就是要不偷懒、努力工作，用行动书写一段一心为民的历史。”

　　孙省助的话严谨而又不失激情，话音刚落，渡船上便响起了掌声。大家由衷地赞叹说：“孙省助说得好，说得精彩！”

　　刘县长说：“孙省助能来春江工作，是我们全省人民的福分呐！”

　　我相信，刘县长说这话不全都是“拍马屁”，对于猝不及防的采访，孙省助的表现是超乎寻常的，不仅表达顺畅、条理清楚，而且情真意切、分寸得当。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和省领导接触，我被孙省助的人格魅力给折服了。

　　刘县长意犹未尽地补充道：“北京来的干部确实是政策水平高，出口成章啊。”

　　孙忠目视前方，看着越来越近的堤坝说：“这叫触景生情，言为心声啊！”

　　船靠岸了。年近50的孙省助，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头顶微秃，显得壮实而又精力充沛，他下船时甩开了想来扶他的随从，一个跨步上了岸。

　　大堤上的灾民鼓掌欢迎着省领导的到来。

　　“老乡们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来慰问大家！大家吃苦了！”孙忠伸出双手拉住一个个灾民的手，不住地问候着大家。

　　刘县长在一旁向灾民们介绍着孙省助，灾民们还弄不清简称为“省助”的省长助理是什么职务，和孙忠握手的灾民都管他叫“省长”。孙忠风趣地说：“你们不要这样，给我连升两级啦！组织部门都会有意见的！”我这才知道孙省助是正厅级干部，再升官儿就是副省长、省长了。

　　孙忠在骄阳下走走停停，询问着灾民们的吃饭、穿衣、喝水和治病情况，最后，他回头嘱咐随行人员说：“一定要保证灾民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地方看病……”

　　我挤在灾民中间拿着采访本记着孙省助的指示，这段场景，在日后播出的新闻里，变成了这样一段解说词：

　　“省长助理孙忠在大堤上不时询问受灾群众，是不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有地方看病，当得到受灾群众肯定的回答后，孙忠满意地点点头。”

　　这话似曾相识，一有自然灾害就能在《新闻联播》里听到，有人戏称它是《联播》语言，但客观地说，吃饭、穿衣、喝水、看病这四件事对于任何灾区的灾民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新闻语言在表达上的机械性和程式化而否定它的重要性。

　　孙忠在大堤上走了一段之后，就钻进一个窝棚坐下，窝棚里顿时也挤满了干部和群众。

　　像所有深入农户的干部一样，孙忠起先向农民问的问题也是领导们视察时常问的问题：你家几口人啊？孩子几岁？上没上学？承包了村里几亩地呀？年收入多少啊……可是，再往后就非同一般了。孙忠在这里做起了现场调研，他问村民，现在农民负担重不重，一年下来能不能攒到钱，干部工作作风到底怎样，他还问到孩子上学、进城务工以及计划生育等等问题……这些话题让刘县长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因为当他的面，村民们竟然很吝惜他们的赞美之辞。孙忠听了转头看着刘学文，呵呵地乐道：“刘县长啊，工作还要做细做扎实啊，大家对你有点意见呢！”

　　刘学文红着脸说：“是是是，请省领导放心，我们工作会改进。”村民们愉快地看着刘县长的窘态，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气氛轻松而热烈。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跟着孙省助又马不停蹄地跑了三个乡镇，开了三次灾情汇报会。

　　视察临近结束，在县政府的会议室里开灾情汇报会时，刘县长不再像在大堤上，站在村民中间时那样萎靡不振、心神不定了，这时，他可以气宇轩昂地向孙忠说心里话了：

　　“孙省助，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里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啊，围垸里的村民其实每年都巴不得受灾，一来可以不交农业税，二来可以吃政府的救济，为了多领救济粮，他们还会千方百计从家谱上抄写死人的名字，套取国家的救济粮，轻轻松松过日子，所以呢，孙省助，你问他们愿不愿搬，其实他们说的都是违心话。”

　　孙省助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左手的几个指头轻打着桌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下面的情况复杂啊，农民有农民的生活哲学，不能怪他们。基层干部要做好工作不简单啊，依我看，有钱给农民盖新房，农民还是愿意搬的。不要说我不了解农民，进城工作前，我就是农民，我父母现在还在农村……”

　　孙忠很直接地批评了刘学文，让人感到很解气。我一贯讨厌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

　　这几天，刘县长汇报洪灾灾情时，张口闭口离不开“百年不遇”。终于有一回孙忠忽然问刘学文，“百年不遇”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刘学文答不上来，他说是下面这样汇报的。“下面”的人也在座，他们顿时就紧张了，一位乡长灵机一动，硬着头皮说是村里的老人说的。孙忠又问，村里的那位老人有100岁吗？会议室顿时就鸦雀无声。孙忠笑了，说，百年不遇不过是个托词吧？因为我相信新城县拿不出100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就说我们整个国家，100年前还是清朝，也还没有现代气象业，根本不可能对降雨量进行定量分析、精确统计，更何况是小小的新城县呢！基层的同志总想把灾害说得突然些，啊，把灾情说得严重些，无非想一方面减轻干部的责任，另一方面多要些救济，对不对？这种想法其实和围垸里农民的想法如出一辙，都是“刁民”，还不知道谁是谁的师傅呢！

　　刘县长赶忙检讨说我们要统一思想，端正态度；明确任务，增强责任……没等刘县长表完态，孙省助打断他的话说，刘大县长，我不是在怪你一个人，我是在说一种干部作风，这种作风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每当事到临头，干部首先不是想到去承担责任，而是一门心思去为自己推卸责任寻找理由。“百年不遇”，我看它就是一个经典的托词。

　　嗯，领导看问题就是有领导的角度，领导说话就是有领导的艺术。孙省助挤对起刘县长，时而直接时而含蓄，经常是打一巴掌摸一下，批评两句又宽慰几声，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慈祥，这让刘县长根本摸不着头脑，只能跟着孙忠的节奏跑，一天到晚是是是对对对，唯唯诺诺，哼哼哈哈，根本显现不出一点儿县太爷的威风。

　　孙省助发完言，我心里一阵高兴：一条新闻又诞生了，标题是《省长助理在新城灾区质疑“百年不遇”》。

　　对于领导的视察，魏云拿出了在邮电局的拍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全程记录。终于，魏云贴近我的耳朵说：“我们得收工了，带来的10盘带子全拍完了。”魏云一共拍了5个小时，赶上实况录像了。

　　弹尽粮绝，我们只得先回省城平州了。这天吃完晚饭，我和魏云来到县政府宾馆向孙省助道别。

　　我握着孙忠的手说：“孙省助，谢谢您，听了您几天的讲话，受益匪浅。您出口成章，我们回去编新闻用您的同期声，根本就不用剪辑，直接就可以播。”

　　孙忠对我的表扬显出了浓厚的兴趣：“是吗，那你说说看，你们在新城都抓住了什么新闻？”

　　我扳起指头，兴奋地向孙忠历数着新闻标题：《省长助理新官上任直奔灾区》、《孙省助在灾区视察时强调：平新域洪势在必行》、《省长助理在新城灾区质疑“百年不遇”》……但是，孙忠很快打断了我的陈述，他不无歉意地交代，你说的这些新闻最好都不要发。

　　孙忠解释说，新官上任，下车伊始就哇哇乱讲，给人印象会不好，说不定人家还会给你扣上个信口开河的帽子呢。

　　好端端的新闻就这么夭折了，我的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

　　最后，孙忠还不放心，就主动在我的采访本上留了自己办公室和秘书的电话，说有关他的新闻，播出之前最好跟他本人或朱秘书先通个气，我只能乖乖地点头答应。接过孙省助留下的名字和电话，我盯着他那龙飞凤舞、飘逸洒脱的钢笔字有些愣神儿，朱秘书在一旁说：“我们孙省助是正宗的书法家呢，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孙忠和善地接过话茬儿说：“到了平州，我一人送你们一幅字，好不好？”

　　我和魏云受宠若惊地连说着好好好。

　　和孙忠相遇，仿佛就是乏味生活中的一场艳遇，幽暗房间里的一束阳光，他的出现给我平淡的记者生活带来了生气，沉睡的感官一下子被唤醒，深藏于心的新闻敏感和职业骄傲又涌上了心头。

　　孙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的记者生涯又有了新奋斗目标，我幻想着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孙忠身边的时政记者。

九、销魂时刻

有关孙省助的新闻最后在春江台只播出了一条：《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但是，这回新城之行不仅专访了新到任的省领导，而且又弄了条片子上了中央台，四面八方涌来的表扬和吹捧令我心花怒放。

　　天遂人愿，在新闻部的工作例会上，易主任宣布，我成了时政组的预备记者，将来重点负责孙忠的新闻。易主任解释说，孙忠担任省长助理只是一个过渡，预计下次人代会一开就会当选副省长，所谓预备记者，就是为孙忠将来担任副省长后的时政记者人选做预备。末了，易主任还强调了一句，孙省助现在的工作职责是协助省长分管工业、交通、金融、城建、民政和旅游，担子还挺重。

　　京官儿下派嘛，省里肯定是另眼相看，当然要委以重任了。孙忠担子重，那我的担子也就沉。省长助理的政治舞台就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人生演艺场，我顿时感到脚底下前程似锦。

　　新城之行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

　　《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播出第二天，陈伟文打来电话说，《春江日报》新闻部因为没有抓到这条新闻受到了老总的批评。作为弥补措施，理论处的人赶紧组织人写了一篇歌颂孙省助的文章，准备放在“春江评坛”里，题目叫《“父母官”该做怎样的“电视明星”》。文章的作者是春江大学新闻系的张山跃教授，他不仅教过陈伟文，而且还教过我。在大学校园里，他的外号叫“山药”。“山药”教授的文章主要是揪住孙忠口中的“水深火热”一通表扬。

　　“父母官”该做怎样的“电视明星”

　　……

　　《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正是给我省的时政报道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新闻报道就是做给人看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把握导向的前提之下，在时政报道中，把领导们更生动、更有人情味儿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呢？有人情味儿的人是讲真话、讲大实话的人；讲真话，讲大实话的人是不会粉饰太平的人；不会粉饰太平的人是敢于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的人，所以，困难中的群众热爱有人情味儿的干部，有人情味儿的干部也会被观众通过媒体牢牢地记住。

　　更进一步讲，让更多的观众对我们的领导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在树立党的干部形象，而且对于领导本人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观众从电视上看到，孙省助在渡船上说了，洪灾中的江心洲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那么，他接下来就要和其他省领导一道，拿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灾区和全省人民都在拭目以待。

　　末了，我还想从新闻采访学的专业角度赘言两句。人物访谈，视觉元素相对简单，一般只有记者和访谈对象两人出现，剩下的就是环境要素了。为了使节目的视觉构成更为丰富，选择适合访谈内容的环境也是成功的关键环节。如果让一个孙省助在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我可以大胆地肯定，他发出“水深火热”感叹的概率会小了许多。

　　选择什么环境进行采访，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实际上它涉及了干部作风、宣传策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但愿《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的佳作不是这位名叫应俊的年轻记者误打误撞才拍到的；但愿，我们的观众今后能看到更多的“父母官”从各种会场走出来，成为有人情味儿的“电视明星”。

　　文章结尾的两个“但愿”简直就是一语道破了天机，我坚信在渡船上采访到孙省助，不过就是“误打误撞”。

　　《冲不垮的邮路》在中央台播出没几天，魏云的好事也来了，他果真被省邮电管理局正式下文任命为正科级干部了。

　　任命下来第二天，魏云单独请我吃了一顿饭，席间还向我赠送了纪念品，一本去年的邮票年册。

　　吃饭的地方就在省邮电管理局的斜对面，那饭馆客人并不多，环境清静而优雅。进门时，吧台的人热情地叫了声“魏科长”。魏云小声说，他当了科长就有权在这里签单了。我在心里直纳闷儿：组织部的干部任命文件怎么这么快就下发到了这家饭馆了呢？

　　一瓶红酒，一盘清蒸鳜鱼、一个烧田鸡、一个油淋青菜，外加一道农家菌菇汤。简约而不简单。有权真好，可以白吃国家的饭，可以拿国家的饭做人情。而魏云第一次举杯的祝词却证明他不是在慷国家之慨，他说：“感谢你对我们邮电宣传工作的支持。”

　　我这才意识到，这小型饭局并不是私人宴请，而是带有官方色彩，因为主办者是一位正科级的新闻官。

　　一条电视新闻能够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转折，我今天感到了一种别样的成就感。

　　在有关《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的连锁反应中，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条来自刘思宁的短信：“名记，看了你在灾区采访孙省助的节目，很想跟你聊聊，不知何时有空？”这让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这位平州的“土豪”莫非是要给灾区捐款？

　　这天晚上，时间已经是8点多了，刘思宁问清我在家待着，就把奔驰车开到了楼下，说要接我出去聊一件人生大事。人生大事？莫非是要给我介绍对象？我满腹狐疑地下了楼。

　　银都大厦二楼的咖啡厅，咖啡的芬芳里飘荡着辛晓琪的《味道》：……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刘思宁深陷在宽大的沙发里，一会儿仰头望望天花板，一会儿又用食指和中指在热咖啡的杯壁上不停地弹跳。

　　“上回在荷花厅里的那幅油画和对联，你喜欢吗？”刘思宁漫不经心地问。

　　“你怎么发现我喜欢啊，打算送给我是吧？” 我的回答同样漫不经心。

　　“好，那就打包给你带走。”

　　“别开玩笑了，刘总，今天有什么正事儿。” 我不敢奢望他真会把那幅油画送给我。

　　“没什么正事儿，就想跟你随便聊聊。不错啊，应俊同志，跟省长助理都搭上了，做时政记者是一个机会，你一定要抓住。”

　　“也就是天天跟着开会、视察呗，还有什么呢？”我对于刘思宁今天的谈话意图还没完全猜透。

　　“你可以利用你的身份做很多事情，知道吗？”听着这话，我觉得刘思宁仿佛是地下工作者，他正在安排特务打入党组织的内部，“首先，你要明确，你和这些领导，比方说孙省助，有两种关系，第一种是工作关系，第二种是私人关系。你现在和孙省助有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下一步就应该有意识地发展私人关系了。”

　　“那发展私人关系我能干什么呢？”

　　“领导手上有什么？权力啊！你要干的事情就是开发他的权力。权力是个好东西，可以签字报销，可以减免税款，还可以批条子贷款，可以办的事情多得很。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理顺了，他为你办事情的时候，会把自己手上的权力用到极致，明白吗？你只要做个中间人，赚钱其实轻轻松松。孙忠只是在省长助理的位置上过渡一下，他迟早要当副省长的。”

　　刘思宁歌颂权力时，我想到了魏云，魏科长，觉得刘思宁说的话是一种社会现实，就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这种认同鼓励着刘思宁把他的想法进行更彻底的表达，他接着说：

　　“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让你办，我把你约出来，就是想提醒你，小伙子，要抓住机遇。你呢，要有意识地和领导套套近乎，在工作关系之外，建立私人关系，建立私人关系不仅不影响工作关系，反而对你的工作还有帮助。比如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工作关系吧？但是现在是私人关系，私人关系有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将来我的酒店上四星、五星，或者我的商场年底推出新的促销手段，我肯定首选你应俊来替我策划和发布新闻，是不是？”

　　“刘总，你别生气啊，我们之间能够互相沟通，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相需要，我要拍新闻完成工作量，你要发布信息促进销售，对不对？但是，人家孙省助并不需要我宣传啊。还有一点，我是一个普通记者，说穿了也是一个老百姓，孙省助是省领导，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找人家批条子、打招呼，人家完全可以不理你，弄得碰一鼻子灰多没面子？”

　　“哎呀，我和他是一种需要啊，你就得把我的需要转化成你的需要，不就有需要了？你和他只要把关系搞好了，能约来到我这里吃吃饭，你就完成任务了，其他的工作我来做，领导喜欢什么，你知我知，领导也是人嘛，你懂了吧！”

　　这一晚，刘思宁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理论家，真没想到他对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的理论还颇有研究：

　　“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事情在政府机关里对于官员来说，是可办可不办的事情，要办呢，也是可快可慢，无章可循，但是，这些可办可不办、可快可慢的事情对于生意人来说，恰恰就是天大的事情。比如，我看中了一块地皮，想搞开发，我能多长时间把地拿到手，拿到手的地是什么价格，我心里没有底，因为这里面弹性太大，不是说了吗？可办可不办，办起来可快也可慢，怎么办？我就得找人，找说得上话的人去推动事情的发展，什么处长、厅长，最好是省长、省委书记，从吃饭开始，沟通、了解，建立私人关系，到最后无话不谈，搞定，OK，地这才到手，多不容易啊！”

　　我听得入了神，不想相信这是真的，可是又没有办法推翻刘思宁的说法，我像在课堂里听课一样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你和这些领导建立的‘私人关系’是不是金钱关系呢？”

　　刘思宁听了，瞪大眼睛笑了：“废话，不是金钱关系还是纯洁的友谊啊？人家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为什么要给你办啊？你懂‘既得利益’这个词吗？官员把一部分权力转换成钱、现金，就是他们的既得利益，不懂得这个的就是傻子，你还以为人人都是焦裕禄、孔繁森啊？”

　　“那你接触到的官员个个都愿意跟你建立‘私人关系’吗？”我和人谈话，总像是在采访，还带着记者们习惯性的质疑。

　　“当然不是。我觉得你现在像是在采访我，这个可不能拿去播的啊。”刘思宁的话匣子打开了，正在兴头上，即使他对我的问话动机存在疑虑，但他还是一心想把话说完，“既然有些事情是可办可不办，就说明制度对他的约束并不到位，那约束他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人品，他们的权力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品格高的干部，你给他糖衣炮弹他不要，还把你躲得远远的；品格低的干部，糖衣炮弹还没有上膛，他自己都会跑到弹药库里来取。”

　　“那你怎么拉品格高的干部‘下水’呢？”强烈的好奇心使得我在用词上也不避讳了。

　　“所谓品格高，也不是什么神仙道人，不食人间烟火，无非是清高一些。我信奉一条：‘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某局有个领导，他自恃清高，我每次去找他办事，他都极不友好，不是说忙，就是说马上要开会，要么就把办公室的门敞开，让你什么话也说不成，请他出来呢，你又请不动，唉，一尊菩萨。”说到这里，刘思宁把大腿搭在了沙发扶手上，小腿在下面晃来晃去，姿势很不雅观，但神情却很得意，“上次，我们办了个春江笔会，来了个画马的大画家刘勃舒，我知道这位领导有舞文弄墨、收藏字画的爱好，就把他请来了，他和刘勃舒成了朋友，我和他也成为朋友。结交领导，要学会润物细无声，别以为就是钞票开路，还有感情投资呢。对于所谓的清高之人，你得给他找个台阶下，让他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情况下走进你的埋伏圈，不能上来就唱卡拉、洗桑拿、搞小姐，他反而会觉得你档次低。”

　　没有想到官员手中的权力竟然会有人这样虎视眈眈，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人对权力这般趋之若鹜，哪怕为了一个小小的科长也得苦心经营，这时我又想起了魏云。

　　听完刘思宁的高谈阔论，我沮丧地说：“听你一席话，我得看一个星期的《新闻联播》才能恢复过来。”

　　“疗伤是吧？”刘思宁哈哈大笑起来，我却笑不出来。孙省助是多正直的人啊，商人们竟然打起了人家的歪主意。在《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的片子里，孙省助的形象是那样伟岸高大，言谈是那样诚恳真切，看问题是那样一针见血，对老百姓是那样一往情深，我就不相信刘思宁能把他也“拉下水”。甚至，我觉得刘思宁的想法是在亵渎我的职业和省长助理的人格。

　　不过，对于刘思宁的理论和实践，我无心也无力回击，就如同恶果里不可能长出善花一样，在刘思宁的生活空间里，也只能孕育出这样的哲学。

　　在刘思宁眼里，我在成为名记之外，还有另外一条生活道路可以选择，这是一条游移于官商之间的羊肠小道，一路上会捡到很多充满诱惑的果子，只是，我现在还不想选择这条人生道路。

　　刘思宁简直就是一个“钻空子大师”，他拥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自得其乐的“刘氏哲学”，对于他在“刘氏哲学”指导下的发家史，我倒是颇有兴趣：

　　“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人生能走到今天的辉煌，哪一步是最关键的？”我含着笑，眼里充满了真诚的期待，下意识用的完全是白岩松采访“东方之子”的腔调和做派。

　　刘思宁狂喷了一晚上，口若悬河，唾沫星子四溅，若是有阳光，我相信他的嘴巴下面一定会挂着一道彩虹。他似乎从我的表情里读到了自己话语的震撼力，所以，他很卖力地向我袒露着自己的发家史：

　　“最关键的一步嘛，当然是‘下海’。我1981年从银行学校毕业，1985年下的‘海’，当时我已经是工行迎春路办事处的信贷科长了。四年放贷，我交了一帮生意场上的朋友，先是和他们合伙开酒楼，后来就干脆辞职‘下海’跟他们一起做生意，先是跟宝钢做钢铁生意，后来到海南搞房地产，1993年回到平州，用赚来的钱买下了这块地，建起了平州商厦，发展很顺利，感谢邓小平。”刘思宁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如数家珍，透着成功人士的自在得意。

　　刘思宁说，他回平州后，通过关系，只花了800多万就买到了市区黄金地段的十亩半地皮，建起了银都大厦。现在他还欠着银行的一大笔贷款，说到这儿，刘思宁问我：

　　“你知道全平州现在最牵挂我的人是谁？”

　　“你家里人呗，或者是你夫人。”

　　“错，是平州工行的行长，他现在是全平州最牵挂我的人。他经常会到我这里来坐坐，看看我死没死，现在借钱的人就是大爷。”

　　原来，银都大厦两年前的建筑和装修费用大部分来自于平州工行的贷款，而平州工行的行长李锦华正是当年刘思宁在银行学校的同学。

　　我随口说起我采访过李锦华，刘思宁便摸出手机拨通了李锦华家里的电话，说约他出来坐坐，洗个桑拿。电话那头，李锦华说太晚了，明天还要开会，刘思宁就说，这里有个你的朋友，说着就把电话递给了我。

　　“李行长您好！我是应俊。”

　　“噢，你好，你好。我从电视上看见你采访省长助理孙忠了，他分管我们金融，好像人还挺不错，我们都还没有见过他。”

　　“他上任才4天就跑到灾区去了，挺好打交道的。刚才我和刘总聊天聊到您，他就和您打了个电话。”

　　“噢，我和他是大专班的同学，这家伙脑子活得很，别把你们这些记者都教坏了。”

　　“不会，不会。”

　　“现在已经10点多了，我明天一早还要开会，就不过去了，你跟思宁说一下，好，我挂电话了。”

　　刘思宁一直在旁边盯着电话微笑着，他见我挂了电话，就说：“李行长不是不想来，是在老婆那里脱不了身，不理他，我们到五楼去蒸个桑拿，放松放松。”

　　桑拿？真让人有些心动，那地方，我还没去过呢。桑拿是怎么蒸呢？也像蒸包子一样用笼屉吗？几个人一个笼屉呢？笼屉里的温度怎么控制呢？人被蒸烤是什么感觉呢？据说桑拿浴里还有色情服务，那女的到底是怎么提供服务呢？她也到笼屉里一块儿来蒸吗？一块儿蒸的时候大家到底穿，还是不穿衣服呢？她会不会和客人做爱呢？到底又是在哪里行事呢？

　　桑拿浴的走廊幽长而昏暗，偶尔能闻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幽香，像是女人身上的脂粉香味，又像是洗发香波的味道。嗅觉是人最有想象力的知觉，这种想象让我有些醉魂酥骨。

　　刘思宁把领班找来，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便被服务生领进了一个总统套房。服务生上了杯茶水，恭敬地说，先生请稍等，我们马上安排一位小姐给您按摩。我并没有回答他，服务生自管退出房间，轻轻带上了房门。

　　我开始仔细端详套间里的陈设：套房的外间有一对沙发，一张大床，沙发对面是一台彩电。里间墙角有一个扇形的大浴缸，两三个人同时泡澡不成问题，另一个墙角是一个小木屋，上面写着“桑拿房”三个字。

　　这时，屋外有人敲了三下门，一位“小姐”飘然而至，她把一套睡衣、睡裤和一条一次性内裤放在了沙发上，嫣然一笑说：“08号很高兴为您服务，先生是先洗澡还是先按摩？”

　　我问：“按摩怎么按？”

　　姑娘笑了，脸上露出了两个酒窝：“就在这里按呀，不过，你得先把你的衣服脱了，换上这里的衣服。”

　　当着一个陌生女人的面换衣服，这怎么换呢？问她吧，又怕露怯，我赶忙就说：“那我还是先洗澡吧，那我洗澡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姑娘又笑了：“我可以陪你一起洗呀。”

　　说着，她用手腕儿上的橡皮筋把头发挽了起来，露出了长长的脖项，显出性感而妩媚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了一幅经典油画里的浴女形象。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会出卖肉体？她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吗？当她第一次赤身裸体地面对一个陌生的男人会感到羞耻吗？她现在的羞耻心又上哪儿去了呢？她将来还会爱一个人或被一个人爱从而获得爱情吗？我几乎对这个姑娘产生了怜惜之情。正当我浮想联翩之际，那姑娘开始宽衣解带，褪去自己的裙装，我连忙阻止她说，等一下，你这样要多少钱啊？姑娘说，你不用付钱的，你只要在这个单子上签字就行了，你是老板的客人。我拿过单子一看，上面分了三栏，分别是净桑、按摩和全套。我“采访”了半天才弄明白，净桑就是一个人洗澡、自己蒸桑拿；按摩就是洗完了、蒸完了，再请姑娘来捶捶背、按按腰；至于全套嘛，用姑娘的话说就是“这叫特殊服务，你想怎么样都行”。我不解地问，包括干那个吗？在这里干那个安全吗？问这话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公安人员抓人时破门而入的镜头。到时，衣不蔽体的我一定会被警察粗暴地从按摩床上拽来起再被扔到门外，然后被人围观、被记者拍照。

　　可那姑娘温存体贴地说，公安不会来查的，我们老板关系硬。此时，一对男女，我这边是血气方刚，青春躁动；她那边是浮花浪蕊，投怀送抱，面对这等架势，我该怎样处置这个轻薄女子呢？

　　我用灼热的眼神，像一台X光机那样隔着衣裙扫视着姑娘的身体，恨不得把她一眼看透。这时，我只要在“全套”上划一个钩，就能让姑娘褪去全部的遮拦，让一个青春的胴体在我面前一丝不挂，一览无余，我几乎无法抵挡这种诱惑。我的内心在做着最后的盘算和斗争：我在“全套”上划了钩，刘思宁肯定会看见，我等于就是承认自己在这里嫖了娼，这不是一个把柄落在了刘思宁的手里吗？我还想起了那回采访归来，上面感觉口渴得很，下面却憋着一泡尿，可是口再渴也不能喝尿呀！因为图一时之快而去嫖娼，那不等于是饮尿止渴吗？最要命的是，我在刘思宁面前，一直是安分守己、百毒不侵的形象，可这一下子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来者不拒的酒色之徒呢？再说了，眼下这种淫乱场所正在开始流行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艾滋病，天知道就这么一次和女人不洁净的肌肤之亲会不会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这时，我的脑海里还浮现出了易主任的形象，他正在例会上对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严峻形势进行内部通报：自1985年中国大陆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截止到1994年10月底，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1550例……易主任传达的是时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钱信忠的讲话，这些数字在当年还是秘密，记者们只是听听而已，不能记录，更不能外传。

　　不过，就是这个“秘密”数字，倒是把差点儿成为嫖客的俺给吓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早一点儿公布这些数字，会把更多的嫖客吓住呢？嫖客也有知情权啊！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只要三思而后行，得出的结论往往就是放弃。我在一阵磨磨叽叽之后告诉08号姑娘，我们今天还是就做一个按摩吧。我到里屋关上门，换上了姑娘送来的睡衣、睡裤，心里还在祈祷：千万别染上性病，性病可不是工伤啊。

　　趴在床上，享受着姑娘从头到脚的伺候，我想起了过去宣传的剥削阶级。推、拿、揉、捏、敲、拍、压，姑娘变换着按摩的手法，让我体味着女人的柔软和温情。我忽然想起了江月。是啊，这么些天不见江姑娘，她现在在干吗呢？在这样的风月场、色情窝，更叫人怀恋正经女人的洁净与清纯。

　　从桑拿房出来，我收获颇丰。一来，面对可以省掉爱的艰辛和责任而直接获得性满足的机会，我最终放弃了“嫖”的“权利”，我为自己的高尚情操而感到自豪；二来，我弄清了蒸桑拿就是在一个小木屋里，把水浇在炭火上，用蒸汽提高室内温度，以利于排汗。

　　洗完桑拿已是夜深人静了，刘思宁开着一辆丰田面包车送我回家。他的双眼注视着前方，像是在专心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觉得应该把今天自己在桑拿房超凡脱俗的表现告诉他：

　　“刘总，你那里的小姐真猛，一进去就要自己脱衣服，吓了我一跳，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碰上这阵势。”

　　刘思宁笑了，他说：“是吧？呵呵，我交代他们一定要把你伺候好，感觉怎么样啊？”

　　“什么感觉？”我明知故问。

　　“你没让小姑娘给你销销魂啊？叫到你屋里的小姑娘可是我们这里的头牌啊！”

　　“想是想来着，但是没有下定决心。”

　　刘思宁这才回了一下头：“为什么？你难道还是处男？”

　　我沉默了，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回答是与不是都被动，我迅速找到了一个新理由：

　　“刘总，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有洁癖，这都是父母当医生给落下的，在我们家，饭前便后要洗手就别说了，到了我们家呀，摸了钱要洗手，打了扑克和麻将要洗手，摸了猫要洗手，跟别人握了手也要洗手，一天到晚就让洗手给忙死了。我们家的人从外面回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外衣、外裤换下来，穿上自己家里的衣服才开始四处活动。我外婆教我喝水要把整个嘴巴都放进茶杯里，免得下嘴唇接触到茶杯口儿上。我左脚发现了脚气，我妈就给我准备了一块新的擦脚布，说是专擦右脚，左右脚得分开，免得交叉传染……”

　　刘思宁听着听着就乐了：“你们家的人活得真够仔细，累不累啊？那有洁癖跟找姑娘销魂又有什么关系呢？”

　　“啊？这还用问？这小姐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你知道她有没有性病、艾滋病啊？我们家的人握完手都要洗手，你说怎么可能跟来路不明的人干那个呢？”

　　“那你就只当是跟小姐握了一次手嘛，洗干净就是了，享受的时候搞好防护措施就没问题了。”这趟桑拿倒是一下子拉近了两个不同时代男人的距离，说着，说着，车很快就开到了我家住处的院子外，刘思宁把车熄了火，在黑暗中转头看着我，深有感触地说：“小伙子，你将来肯定大有前途。”

　　听了这话我是不会反对的，于是静静地等着刘思宁往下说：“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定力也不错，业务上也全面，能说会写，将来肯定能成大器，邵年比你是差多了。你在报上写的东西，我也看过，像什么采访白岩松啊，都写得很有水平。”

　　“啊，您也看报啊？”这话脱口而出之后，我就觉得失言了，赶忙随机应变道，“我以为《春江日报》只有政府机关的人才看呢！”

　　“你不相信吧？我还看《人民日报》社论呢，社论就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知不知道？不要以为做生意的人只谈生意，我们企业的文化建设，不瞒你说，也搞得不错。”

　　刘思宁掏出了他的折叠式名片递给我看，名片的背面印着两行字：“商业的雅化与文化的俗变，两者的完美结合是我们的经营理想。”这话的意思看着眼熟，孔子在《论语》里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莫非这话是由此“克隆”而来？

　　“小伙子，今后要多关心关心我们企业，银都大厦会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比如说企业文化建设，怎么就不可以做一个节目呢？”

　　临别时，刘思宁打开面包车的推拉门，叫我把那幅《荷花》图和对联拿回家去。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喜悦，连推辞都没有，只是连声说着谢谢，谢谢，真没有想到，一句玩笑话，您还当真了呢！

　　这天晚上，我睡意全无，躺在床上一直盯着瑰丽的《荷花》图看个没完，喜欢得不得了。好容易关灯睡觉了，还是睡不着。一个光洁、白皙的身子总是一丝不挂地在我眼前晃动，那是桑拿姑娘的身影，就是挥之不去。好容易睡去，又梦见江月在油画中的荷花池里像条鱼一样游来游去，我干脆脱光衣服也跳了下去，一头向她扑了过去。可惜，醒了。

十、时政记者

春江宾馆是春江省老牌儿的高档宾馆，若在北京，就相当于是钓鱼台国宾馆。9月1日是春江宾馆举行五十周年大庆的日子。我第一次从时政组接受了任务前去采访，新闻部接到的会议通知说，省长助理孙忠要出席这个庆典。

　　我和时政组的专职摄像老朱提着机器走进春江宾馆大厅时，省长助理孙忠竟然早早地先到了，他站在那里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啊哈，应俊记者，又见面了。”孙忠和蔼可亲的举动明确地向大家表示我们是老相识了，这让我很是受用。

　　孙忠接着介绍身边的官员：“这位是你们的刘副省长，你们应该认得吧？”

　　“我们常在电视上见到。”我腼腆地回答着，便恭敬地走上前和刘副省长握了手说：“刘省长好。”我心里直纳闷儿：不是说只有孙忠出席这个庆典吗？怎么副省长也来了？

　　刘副省长名叫刘玉清，是春江省主管旅游的副省长，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所以说：“今天我来要隆重推出的是孙省助。”

　　话题一旦落到了孙省助头上，就自然又要扯到了我的那篇新闻“杰作”：《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刘副省长这时就当着大家夸奖孙省助接受采访从容不迫，声情并茂。

　　孙忠自嘲地说：“我那天看了电视就害怕，他们记者的摄像机清晰度就是高，我脸上的皱纹都看得那么清楚，就像是用放大镜在照，我还真担心组织部会来重新考察我，看是不是谎报了年龄哦。”

　　在场的人开怀大笑起来。官员有官员的幽默，年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年龄这笔财富，官员们才不贪恋呢，拥有年龄越多，离告老还乡就越近了。我感觉领导是在批评我，就赶紧贴近孙忠，小声地说：“孙省助，当时在船上采访，只能那么近的距离，可能把您的头像拍得太大了一点。”

　　孙忠低头听了我的话，拍着我的肩膀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节目反应不错。”然后他对着刘副省长他们说：“记者跟我解释说是船上地方小，镜头离得太近，就把脑袋拍得太大了，不是因为我老。”大家听了，又笑了起来，刘副省长还笑得咳嗽了起来，咳完了，刘副省长还指着我开玩笑说：“那你可不能乱批评记者，他们那个于建荣知道了，可是会扣他们奖金的。”大家听了，又笑了起来。刘副省长说的于建荣是春江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电视台台长。

　　领导们如此平易近人，我一下子也仿佛成了他们圈子里的人，在受宠若惊之余，略微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是啊，一个习惯于在电视上看领导们开会、视察和慰问的普通人，突然一下子要和省领导们站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叫谁也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呀。从位置上看，我小心翼翼地站在孙忠右手稍靠后一点的地方，不是这个圈子的核心层，但是总的来说，依然是站在领导们的圈子里。这时，许多人想到这个圈子里来说上两句话，可他们就是插不上嘴呢，你看，那些厅长、处长们不是和摄像老朱一样，只能远远地站在这个圈子之外作壁上观吗？

　　上午九点半，庆典正式开始，没有乐队，没有舞队，没有锣鼓，没有彩旗，一切显得俭朴而低调。领导们一字排开站在宾馆主楼的凉篷下，到场观礼的也仅仅是着装整齐的宾馆员工。凉篷上挂着的横幅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庆典，而是“春江宾馆庆祝开业50周年捐资助学仪式”。

　　仪式由春江宾馆总经理王子庚主持。仪式第一项，介绍嘉宾，除了省里的领导之外，还有一位山村教师刘绪保；第二项是宣读贺电，介绍宾馆发展情况。不幸的是，王总经理可能是由于紧张，出了一个天大的差错。他念的稿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全国宾馆饭店业协会、北京饭店、上海锦江饭店等30多家同行给春江宾馆发来了贺电”，可他竟然把“贺电”说成了“唁电”，他自己也没有纠正过来。当时，会场上没有人哑然失笑，也没有人交头接耳，更没有发生骚动，包括省领导在内，大家都装聋作哑，就跟没听见有人说错了话一样，这让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那之后，跟着领导参加的活动多了，我才发现这是官场的基本规矩：不能当众嘲领导。好多干部主持活动，一紧张什么胡话都说得出来，别说“贺电”跟“唁电”会弄错，就是“花圈”和“花篮”也分不清，更糟糕的是会把“国歌”说成“国际歌”，“开幕”说成“闭幕”。

　　仪式第三项是捐款，王总经理当场把一个硬纸板做成的20万元支票模型交给刘副省长，刘副省长又交给了山村教师刘绪保。

　　仪式第四项是请省领导讲话。王总经理说完“下面请刘省长作重要讲话”，就带头鼓起了掌。刘玉清并未在掌声中走向话筒，而是示意让孙省助讲话，孙省助则谦让说，省长来了就请省长讲，两人在上面就互相伸着手礼让了起来，站在下面的宾馆员工就再次鼓起掌来，不知道是赞许呢，还是在催促。

　　原来，省旅游局在庆典仪式前通知春江宾馆，省领导只有孙省助一个人出席活动，可是举行典礼的头天晚上，副省长刘玉清方面突然传话说，他也要参加这个活动并要隆重介绍孙省助，而此时，旅游局已经把事先准备好的唯一一份讲话稿发给了孙忠。没辙，旅游局又向省政府办公厅请示，是否安排刘副省长也发表讲话，刘副省长那边答复说他只参加仪式不讲话。可到了真正主持仪式，王总经理又习惯性地请官儿大的人发言，这才弄得两位省领导好不尴尬。

　　礼让的结果是，刘副省长只得清了清嗓子即席来了一段空洞没有条理但又热情洋溢的客套话。

　　最后，总算按仪式程序轮到孙忠讲话了，他掏出讲话稿，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没有脱稿，也没有发挥，一点儿也不生动，今天的这个孙忠和那个在新城县的孙忠简直判若两人。

　　我想起了刚才孙忠关于自己满脸皱纹的玩笑，想起了他会因为副省长让他先讲话而变得局促不安，发现回到省城的孙省助似乎有所顾忌、有所拘束，这时，我更加确信，能够采访到省领导有感而发地说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肯定就是误打误撞，而这样的误打误撞对于记者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天晚上，我来到时政组的处女作在《春江新闻联播》顺利播出，标题是易主任亲自拟定的：《春江宾馆节俭办馆庆 省下费用捐资助学》。

　　两位省领导的讲话，说起来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易主任的点拨、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对刘副省长的讲话进行了归纳、整理、补充、完善和拔高，很快就写出了这样一段朗朗上口却又似曾相识的新闻语言：

　　……

　　副省长刘玉清、省长助理孙忠出席了捐资助学仪式并分别讲了话。

　　省长助理孙忠在讲话中说，春江宾馆已经走过了50年的风雨历程，50年来，它对我省宾馆饭店行业的接待服务水平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今后，春江宾馆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努力搞好经营管理，规范各项操作程序，完善质量控制体系，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努力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副省长刘玉清最后在讲话中指出，春江宾馆50年馆庆不搞庆典，而是将省下来的20万元费用捐资助学，这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企业文化。他希望春江宾馆全体员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要加快发展，早日成为五星级酒店，实现我省在五星级酒店上“零”的突破。

　　听着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播报，我觉得自己新闻写作的风格真是变化多端，昨天穿的还是连衣裙，今天摇身一变就穿上了中山装！

　　我的兴奋引起了邵年的不满，他不希望看到我背叛两人过去那种亲密的合作。他迅速地组织了尖刻的语言试图摧毁我对于时政新闻刚刚产生的一点儿美好感觉：

　　“记者就是抬轿子的轿夫，你以为你抬过什么大人物就了不起了？坐轿子的人把抬轿子的人根本就不当人看，对他们来说，哪条狗、哪个奴才来抬轿子都一样，反正都是坐。”

　　这话果然伤了我的自尊心，我觉得孙省助肯定不是那种人，他对记者是那样地诚心诚意，这次在春江宾馆碰上了，孙省助还叫朱秘书问我，想让孙省助给题个什么字，而题字的事情是孙省助在新城县视察时主动允诺的。

　　我在心里狠狠地说，抬这样的坐轿人，我就心甘情愿，怎么啦？你邵年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比我早来电视台一年整，却被人家从时政组赶到了社会新闻组，整天价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跟你才不是一路人呢！

　　“我从来都没有指望坐轿子的人把我怎么样呢，”我显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就像我爸爸给人看痔疮，省长的也看过，农民的也看过，都是一样的屁眼儿，他从来没有指望过省长的屁眼儿能开出鲜花来。”

　　职业精神有时是家风的延伸，不同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会有不同的工作态度。我爸爸是春江省人民医院肛肠科的主任，他是一位眼里只有疾病和病人的医生，他的责任心叫我和妈妈经常都无法忍受。每次给病人做完大手术之后，一听到电话铃声，他就心惊肉跳，他担心病人出现了并发症或是出现其他什么问题。我们笑他，你的手术又不可能把钳子或纱布落在病人的屁股里，怕什么怕呀？爸爸正色道：别开玩笑，手术没做好的话，就怕括约肌关不住大便，那对于病人是极大的痛苦。

　　在这个正统的家庭里，我被迫接受着传统的教育。对于金钱美女、荣华富贵、名利双收，我不神往但也不抗拒，应得的我就大大方方接着，不该得的多一分我也不要，最起码比起邵年来说，肯定不会在面对利诱时像他那样赤裸裸。反过来，或许又会有人说，我比邵年来得更虚伪。

　　家风培养了一个谨慎、自恋、温吞的我，谈起恋爱，我也很难让对方感受到激情。

　　在我离开平州到外地采访的日子里，江月几乎每天都不辞辛苦地给我的手机上发来代号“521”，我为此总是单纯地沉浸在满足和欣慰之中，忽视了在形式上给她相应的回报。

　　爱，到了一定程度，并非是要去体味对方有多好，而是从对方那儿感觉到了自己有多好。我清楚她已经被我的才华所吸引，她对我似乎已然死心塌地。有人说：“爱情是一种疾病”，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江月已经病得不轻，只是没有病入膏肓。她在给我打电话时，总是叫我“大忙人”，这是聪明的女人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她用她的宽容默认了我对她的冷落。

　　女人的聪明就在于适时的“装傻”，江月就是一个痴情、知趣而又识实务的姑娘。我常常为此对她产生一种未曾表达的内疚感觉。

　　这天，我本来早早地约好了和江月共进晚餐。可是，临近下班，刘思宁的电话来了，他叫我晚上一起吃饭。自从我调到时政之后，他对我一下子变得热络了许多。

　　他说，今天出席饭局的全是他在金融界的同学，工行、建行、农行和交行，什么银行的都有，现在他们全都是各单位的头头脑脑。刘思宁最后还特别强调，还有你的老朋友，平州工行的行长李锦华，加深一下了解，能来就来吧。

　　我动心了，因为工作需要，我自然希望和各界人士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于是，我马上打电话推掉和江月的约会。为了“事业”，我总是愿意牺牲“爱情”。

　　“拉兹被‘双规’了，肯定又得牵出一大帮人。”

　　“不会吧，现在平州金融界逮捕了两个，刑拘了三个，听说进去后嘴巴还算紧。”

　　“紧缩银根，朱镕基让我们银行的好日子到了头。”

　　“经济软着陆，‘着’得了吗？”

　　金海岸海鲜酒楼的豪华包间里高朋满座，刘思宁和他的这帮银行学校的同学们把一个饭局变成了金融界的高峰论坛。大家说到的“拉兹”是他们一个同学的外号，取自上世纪70年代末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人公，拉兹曾是这帮同学中最会追女孩儿的一个，也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年轻轻就官至春江省建行商业信贷处处长。不过，这次因为在放贷时受贿算是栽了。

　　今天在座的，只有平州工行的李锦华是单位的“一把手”，他只是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听着昔日同窗的闲聊和瞎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饭桌上起着主导作用，他的插话不多，但大都是结论性的，诸如“这个情况你们不了解”“事情根本不是这样”“这样说为时尚早”……饭桌上并没有一个人真正是他的部下，但是也没有谁敢反驳李行长。

　　“金融界反腐情高峰论坛”开到高潮时，李行长果断地终止了大家的讨论，他半开玩笑地说，饭桌上还有一个新闻记者呢，你们当心名记给你们曝了光！

　　这天的晚饭，一直吃到十点多。到了最后，酒桌上觥筹交错，杯盘狼藉。除了李行长和我，每个人都醉眼迷离，口僵舌木，说起话来不是心口不一，就是词不达意，而且伴随着大呼小叫，唾沫星子乱飞。

　　农行的一位哥儿们端着酒杯，一个劲儿地劝李行长喝酒，行长直说喝多了，喝多了，这位劝酒不成，遂生歹意，竟然借着酒劲儿信口雌黄，大放厥词：

　　“你李锦华是当官儿了，看不起我这个同学了？！”说完这话，他扭头看了其他同学一眼，用手指着李锦华说，“哎，大家说，他现在是不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烟酒基本靠送……工作基本稀松，啊？当年的李锦华是不是已经脱离了我们无产阶级劳苦大大众了？”

　　“工作基本怎么啦，我没听清楚，这个段子好。”有人还对劝酒者的“段子”发生了兴趣，如饥似渴地向旁边的人讨教着。

　　“是劳苦大众的就喝酒！”酒桌上还有醉汉唯恐他人不醉。

　　眼看大家醉不成欢，东道主刘思宁站出来力挽狂澜：“喝酒就喝酒，不要搞阶级斗争！”

　　最终，李行长和大家一起干掉了杯中酒，一桌人这才醉醺醺地作鸟兽散。

　　临别时，李行长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小伙子，不错，才华横溢啊。”我微笑着，很礼貌地客套道：“领导该不会说的是醉话吧？您早点回去休息。”

　　李行长说：“这绝对不是醉话。”

　　一旁的刘思宁喝得酩酊大醉，他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一把推开李行长大声嚷嚷着：“应记者，我交给你的任务可别忘记了！”

　　“什么任务啊？”

　　“啊，就忘了？下次把孙省助也拉来啊，李行长作陪，我们照样把他灌醉，行长升官，我们发财，大家都OK！”

　　李行长听了刘思宁的话，淡淡地说了声：“孙省助要真来，我一定作陪。”然后便消失在了灯红酒绿的夜色中。

　　这时只剩下刘思宁站在酒店门口目送我上了出租车，他嘴里还叨叨着：“记得啊，下次带孙省助来，一定啊。”

　　我感到真好笑，省长助理又不是我爸爸，说叫来就叫来的呀？

十一、围城之困

有一天，当夜幕降临，我看到霓虹灯一闪一闪地变幻着色彩和身姿，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它的化身——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只是在既定的时空里重复着既定的舞姿，周而复始地传递着既定的信息，没有任何创造性。

　　自从被领导派去当省长助理孙忠的“跟屁虫”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我和孙省助大约一个月见十次面，基本上都是开会和考察，我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这些开会、考察变成新闻去完成任务，可是，正是这种轻巧让我感到有些无聊和沮丧。

　　这些天，我时常会想起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几年前，电视连续剧《围城》开播时，一开篇就有钱夫人杨绛写的片头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我觉得，时政组就是一个围城，在外面的时候羡慕，在里面却觉得无聊。

　　这天快下班时，我的脑里子闪过了江月，觉得应该约她出来见见。正在这时，江月发来短信约我，这让我有些吃惊：莫非我们之间真有心灵感应？

　　黄昏，我们在广播电视中心后花园的长椅上并肩而坐。初冬的南方，天气介于凉爽和寒冷之间，花园里的秋菊还在傲然挺立，孤独地抗拒着冬天的来临。这个后花园是电视台的外景地，常有记者跑来出镜或是进行人物采访，如今下班了，这里很安静，只有鸟儿在周围啁啾。

　　我看了一眼江月，脑子里盘桓着的还是“围城”，顺嘴问江月看过《围城》吗？江月说前两年《围城》热时她还真看过这部小说。我有些喜出望外地问她，“围城”的典故在小说里是谁说出来的呢？原话又是怎么说的呢？江姑娘告诉我，“围城”的典故在小说里是一个叫苏文纨的女博士说出来的，原话怎么说的，她也忘了。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围城》谈起了电视剧的主演陈道明，顺着陈道明又谈起了陈道明的老婆杜宪，从杜宪又扯到了赵忠祥，还有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以及赵忠祥是不是头发不多一直戴着假发……恋爱嘛，闲扯就是走向心心相印的过程。

　　不过，今天出人意料的是，闲扯之中，江月没头没脑地向我发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邀请：“你这么想知道‘围城’这个典故的出处，要不然，我们就去书里找找吧，书在我的住处，吃了饭去找，好吗？”

　　江月的住处离春江电视台并不远，她住在四楼，二楼、三楼的楼道灯坏了，黑暗之中，江月拉着我的手把我领上了四楼。

　　江月的房间是一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客厅不大，但是很整洁。屋里还散发着幽幽的甜香。沙发上方挂着一幅国画《一樽还酹江月》，多情的苏东坡正在感叹人生如梦，并洒一杯美酒祭奠江上的明月。

　　江月，一樽还酹江月，多美的诗情画意啊！江月见我正在赏画，便解释说，这画是爸爸的一位朋友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名家之作。我听了，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江月的卧室门开着，双人床上躺着一个半人高的玩具狗熊，想必江月每天就是搂着它睡觉的吧，这让我有些嫉妒。我小声问，跟你同屋的室友呢？江月说，她出差了。

　　江月泡了两杯绿茶放在了茶几上，转身就跑到里屋打开了音响。她这人很会营造气氛和情调。我胡思乱想时盯着玻璃杯看茶叶一片片沉到杯底，很快就闻着了芬芳四溢的茶香。

　　江月从里屋的书架上找到《围城》递给我说，“围城”的出处就在第三章。

　　原来，在第三章的后半段，小说里的苏文纨接过另一个人的话茬儿说，结婚离婚的事，就好比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仅此而已。

　　围城总是让人联想到婚姻。江月美好地笑着问我，你想结婚啦？我摇头。她又变换思路，瞪大眼睛诧异地看着我问，你厌倦自己的工作啦？不会吧，记者可是无冕之王呀！

　　这个女人真是不寻常啊，她对我在“城里”“城外”可能扮演的角色是了如指掌。我转头看了她一眼，一抿嘴，什么也没说，算是默认了江月的第二个猜测。男人是很不愿意被人看穿的，当他默许一个女人可以看透他的心思时，注定这个女人将对他很重要。

　　“我喜欢你这个样子，略带忧郁气质，而且善良、幽默。”江月平静地夸奖着我。

　　这段时间，我发现江月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女人，她很聪慧，但总是聪慧得恰到好处，既不挑战你的自信，也不打破你的深沉。诉说心事总需要一种情调的配合，今天的情调就正好，王菲在里屋轻轻地唱着《执迷不悟》，声音很透明，正应和着绿茶的淡淡清香……这种情调弥漫开来，你在空气中都能很容易闻到江月的女人味儿。我对她的好感正在无可阻挡地上升和蔓延。

　　顺势拉过江月洁白柔软的小手，我们两个人十指相扣，安稳地在沙发上坐着。我给江月描述了这样一座正属于自己的“围城”：刚当记者那一年，时政组记者大爷们的轻松、潇洒让他们这些跑社会新闻的记者看在眼里很是嫉妒，时政组跑的是“官新闻”，采访有车接、写稿有材料、开会有礼品、到点儿有饭局、往来无百姓、谈笑皆官员，无“热线”之乱耳，更不必为线索而劳神。如今，我一只脚也踏进了时政组，跟着省长助理开会、视察，这才发现时政新闻竟然是这样一种没有创造性的活计，根本用不着在大学新闻系寒窗苦读整四载。

　　中国人讲究排名，古时人有十等，官分九品，如今党政军五套班子（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领导也要挨个儿论座次排定顺序。新闻部的墙上就贴了这么一张排名顺序表，孙省助官阶正厅，排名在省领导中居三十左右，他单独参加的时政活动一般只能发简讯，简讯的时间比兔子尾巴还短，格式比照葫芦画瓢还简单。碰上会议新闻，我总是在会场上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几分钟就把稿子写完了。一般来说，写作的格式是这样的：

　　全省_______会议于____月_____日在平州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_______。

　　省长助理孙忠到会并讲了话，孙忠说_______。（在“孙忠说”之外，常用的还有“孙忠指出或是强调”或是“孙忠对于某问题提出了N点要求”）

　　当然，什么时候用“孙忠说”，什么时候用“孙忠指出”“孙忠强调”以及“孙忠要求”，这其中还是有学问的。我这样总结，领导说“小道理”时就用“孙忠说”；领导说“大道理”时就用“孙忠指出”；领导说的“大道理”含有命令成分时，就用“孙忠强调”；领导说的“大道理”如果分了好几条，而且都含有命令的成分，就用“孙忠对于某某问题提出了几点要求”。

　　在春江跟着孙省助搞时政新闻，这么点儿智慧也就绰绰有余了。

　　刘官官班长昨日亲切看望刘小华同学

　　阳光明媚，鲜花吐艳，离六一儿童节还差两天。

　　刘小华同学家里欢声笑语，掌声不断。五年级一班班长刘官官、副班长张僚僚在体育委员欧阳猛南、文娱委员李美媚的陪同下，不远千米，深入到身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成员刘小华家中，为他带去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刘班长与张副班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刘小华的房间，饶有兴趣地玩了四盘“魂斗罗”游戏，并连声说：“不错，不错，高科技产品就是有益于儿童的智力开发。”接着，班级领导和刘小华同学的父母亲切地拉起了家常。刘班长还愉快地回忆起七年前和刘小华在幼儿园一起学习和生活的往事。在交谈中，刘班长多次关心地强调：“刘小华同学生病了，就不要做作业了，好好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刘小华激动地说：“感谢班干部的关心！我一定要战胜病魔，克服一切困难，早日回到温暖的大集体中去！”

　　随后，刘班长一行又在刘小华家门口兴致勃勃地踢起了毽子。蓝天如洗，鸟儿也受到了感染，叽叽喳喳地歌唱美好的生活。

　　中午，刘小华同学的家长买来香喷喷的牛肉干儿和清凉可口的鲜榨橙汁，宴请刘班长一行。席间，宾主双方就小学生吃两根冰棍是否会闹肚子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探讨。最后，刘班长还热情地邀请刘小华的父母在方便的时候到学校参观考察，刘小华的父母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这个段子，我只听了一遍，学了个大概齐，江月被逗得咯咯直笑。当你用庄严的新闻用语来描述老百姓的市井生活时，这幽默的效果就是不错。

　　这时，我真为自己的口才和表现力所打动，更为自己的模仿能力和即兴发挥所惊异。在江姑娘面前，一个男人潜在的机敏、智慧一下子都激发出来了。这感觉多么美妙！

　　我期望这是一个缠绵、浪漫的夜晚，怀春的男人嘛，就像馋嘴的孩子一样想尝尝自己没有尝过的东西，所有的男人一样，都是如此贪心。我觉得江月今晚就应该有理由情不自禁地投怀送抱，面对这等才情丰富的男子，你还等什么呢？

　　我沉浸在惊心动魄的想象之中，死去活来，她那边似乎一无所知。江月毫无征兆地突然下了一道温柔的“逐客令”：“我们去吃大排档好吗？就到青蛙街，那里的田螺可馋人了！”说完她就起身到里屋去取外套，匆忙中像是急着就要出发。

　　青蛙街是都市的一段盲肠，你从宽阔的森林路往南一拐，便从繁华拐进了市井。这条街长不过百米，宽度刚刚够两车相错，街边的饮食店铺，错落相连，一律因陋就简，食客就餐之地就如同建筑工地临时搭起的工棚。不过，作为医生的儿子，要让我去青蛙街吃大排档，我自然是心有余悸，因为我有洁癖。我不习惯大排档油乎乎的桌椅碗筷和露天的烹炒煎炸，更不习惯那里的食客们透出的一股子强盗般鲁莽的生活热情，最不能让我容忍的是食客们用廉价的，一般是在卫生间里才用的卷筒手纸当餐巾纸，而且用完的手纸和吐出的骨头、鱼刺、田螺壳儿扔得满地都是，简直比公共厕所还肮脏。

　　可是眼下，对于江月我只能顺从：“那好。不过，大排档我还从来没去吃过呢，以前嫌它不卫生。”

　　江月这时穿好了外套，她把杯里的茶水麻利地往卫生间一倒，还在水龙头上涮了涮杯壁上的残茶，然后把它们放回原处，她一边忙着一边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嘛，我的大记者，体验一次好不好？在那里吃煮熟的东西是不会吃出问题的。”

　　江月三下五除二地让屋里的陈设恢复了原状，就如同我不曾来过一样。

　　她顺手关了灯，这就要出门了，我从身后把她又拽了回来。黑暗之中，我轻轻地带上了房门，双手扶着江月的肩膀，让她靠在墙壁上，两人在黑暗中对视着。江月的脸有种清洁的美，像是一件细薄易碎的瓷器，黑暗中竟然还反着光。你根本无法想象，她这样光洁的脸上竟然也会有毛孔。我的唇缓缓接近她的脸，我感到她的呼吸开始变得有些局促了，她闭着眼睛静静地等着，我们的双唇黏合在了一起。江月的唇就像成熟的蜜桃，散发着诱人的芬芳。我有些意外，她接吻时忘情而老练，到最后，她甚至还踮起脚，用两只手捧着我的双颊，像一个干渴的孩子在忘情地吮吸着一个茶壶嘴儿。

　　“好了啦，你都快把我吃下去了。”两人吻到实在过意不去时，有些失态的江月最后倒打一耙，嗔怪着结束了热吻。这热吻意味着什么呢？用《新闻联播》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时我们的双边关系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翻开了新的篇章。

　　这场恋爱也许是缘于一时的寂寞或是青春的冲动，不想，在几个月的相处中间，我无意中对江月也积蓄了感情，情不自禁地走进恋爱的“围城”了。

　　我们打车来到了青蛙街。

　　江月挑了一家地上的手纸都快踩成纸浆的排档坐下，她说，看地上的纸巾就知道这里生意兴隆。我摇摇头，心想这里只怕是一天才打扫一回，就如同过年放鞭炮，有些人家对于鞭炮的碎屑并不急于清扫，好让它衬托吉祥喜庆的气氛。

　　我们大喊着叫来老板，各点了一碗皮蛋瘦肉粥，加上一盘田螺、一盘小龙虾，还有辣猪血、鲜鸡杂和鹌鹑蛋，一桌小碟子，好不丰盛！

　　在大排档吃饭就是热闹，人声鼎沸。这边，炒菜的铁勺叮当作响、煤油炉的烈焰呼呼上窜，那厢，招徕客人的呼叫声不绝于耳，自行车要行人闪路的铃声、吆喝声接连不断。一片嘈杂之中，想要叫来跑堂的加一个菜，不高声断喝恐怕不行。再往下，要喝点儿小酒的话，电热水壶里热好了米酒，油腻腻的粗瓷蓝边碗一斟满，江湖豪气就出来了。

　　坐在这儿的食客，分不出三六九等和高低贵贱，一个个杳无遮拦，口无禁忌。你可以不讲仪态、没有吃相，可以随地乱吐、随手乱扔，虽然是亵渎文明，但是可以物我两忘，我忽然明白：这大排档吃的就是一种宣泄的氛围啊。我抬头深情地看着江月说：你让我感受了另一种生活。江月说，哼，那你怎么还不想来呢？

　　我们在喧闹中呼噜噜地喝着稀饭时，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人未到，声先到：“模范不模范，从东往西看，东头吃烙饼，西头喝稀饭。”这是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里的顺口溜。我听出了说话人的声音，回头一看，果然是邵年。

　　邵年的身后，站着新闻部的司机娄勇，还有一位春江大学的实习生王一羽。他们三个人拍完节目路过此地，就把摄像机扔到车里，跑来喝稀饭了。

　　平州城并不大，热闹的去处也不多，对于碰上熟人大家一般也不会喜出望外。平州的确很小，小城故事多，起因就是因为邂逅多。

　　我赶忙让三位坐下，又添了三双筷子然后问邵年：“今晚拍什么呀？怎么拍到大排档来了？”

　　邵年回答：“我们就是来曝大排档的光的，你看看，无证无照、占道经营、污水横流，应记者，亏你还吃得进？还有没有良知？还有没有责任感？”

　　我知道邵年这样装腔作势是在开玩笑：“你只怕是这个月完不成新闻任务了吧？”

　　江月在一旁插话说：“邵记者，你可得手下留情啊，人家下岗工人摆一个摊子，自谋职业不容易啊！”

　　邵年：“哟嗬，听这口气，你们的关系发展得不一般啊，都夫唱妇随了。”邵年拿起了一个田螺，用嘴猛吸着里面的内容，“这么辣，还是来碗稀饭吧。”他转脸跟娄勇和王一羽说，“你们也来一碗吧？光吃田螺会辣死人的。”

　　喝着稀饭的邵年并不掩饰他的不愉快，他叹息了一声说，眼看月底到了，这个月紧赶慢赶，工作量还差3条，他这才连轴转，上午走街串巷拍了一条乱贴小广告的片子，下午在某派出所拍了一个抢劫、强奸案，晚上马不停蹄，又弄了一条《霓虹灯“缺胳膊少腿”影响市容》的新闻。

　　邵年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他们今晚拍到的霓虹灯，什么“春都火腿肠”成了“春都‘人’腿肠”，人腿做肉肠？谁敢吃啊？“汽车配件公司”成了“汽车配牛公司”，给汽车配牛？到底谁拉谁啊？最离谱的是“鸿庆轩”，三个字霓虹灯都出了毛病，成了匪夷所思的“鸟大干”，鸟大干？那人都干什么去了？

　　邵年的自问自答引得邻座的食客都喷了两次稀饭，江月夸邵年道：“你们记者真会找线索，在你们眼里，满大街都是新闻吧？”

　　邵年说：“不是死到临头，怕完不成任务，鬼才有这个灵感呢。你只要看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被拍成了新闻，要么是记者完不成任务了，要么就是电视台没新闻了。”

　　江月：“啊，原来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还是哪样啊？至少春江电视台新闻部社会新闻组的记者是这样，为了图省事，记者们都喜欢拍突发的事件性新闻，比如儿童溺水、民房着火、交通事故、凶杀案件，还有下水道阻塞什么的，只要把时间、地点、过程、细节一交代，再让现场目击的老百姓说上几句，一条消息就大功告成。至于像《霓虹灯“缺胳膊少腿”影响市容》的新闻，带有社会调查性质，不说拍起来费劲儿，那些没事儿找事儿的线索也不好发现啊。

　　那这些令人喷饭的缺腿儿霓虹灯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

　　邵年说他昨天吃饭时，大家“轮语”（就是轮着说段子），一个家伙说一位领导到江苏江阴去视察。一天晚上，他去的单位叫江阴毛纺织印染厂。不想，该厂大门上的霓虹灯出了问题，“江阴毛纺织印染厂”中的“江”字不亮了，就剩下“江”字后面的七个字还亮着，这位领导一见到厂长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同志啊，你们厂的原材料可不好找啊。

　　结果，饭桌上的人跟着一阵狂喷，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了平州的霓虹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邵年把这些七拼八凑的信息都当成了今天的新闻素材了。

　　听完介绍，我对邵年说：“我建议你到北京去采访一下，那里的餐馆儿喜欢叫什么什么‘居’， 比如五味居、能人居，要是霓虹灯一坏，就变成了五味尸、能人尸，节目效果会更好。”

　　邵年对我的调侃很是不满：“应俊，你别以为现在到时政组去了就可以幸灾乐祸了，你跟我说实话，拍时政新闻有意思还是拍社会新闻有意思？”刚巧，这其中的烦恼已经跟江月说过了，于是就敷衍他说：“有没有意思都是工作。”

　　邵年摆出语重心长的样子说：“我是替你担心啊，一颗春江新闻界的冉冉升起的新星就这样给毁了，要是再干上十年、二十年，你的语言肯定会退化，你脑子里只剩下了隆重召开、胜利闭幕、热烈鼓掌、亲切看望、进展顺利、圆满结束，还有什么扎实工作、成效显著、豪情满怀、群情振奋……”

　　“还有神采奕奕、饶有兴趣、意气风发呢！”江月还在一旁给他补充呢。

　　三个人说了半天，司机娄勇已经喝完了一碗稀饭，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不想干记者，我们来干，是吧，王一羽？省委、省政府的会我们全包了。这是本台记者娄勇、实习生王一羽报道的，多来劲啊！”王一羽只是傻笑，看样子他是担心这么多会议他和娄勇包不下来呢。

　　五个人边吃边聊，倒是快活。就在这时，路边有人惊叫：大中大商场着火了！邵年撂下碗筷就跑到排档外面张望火情，大喊着：“真的着火了，赶紧！赶紧！！老天帮我完成任务呢！”

　　大中大商场就在青蛙街口往东几百米的森林路上，我们一帮喝稀饭的男人甩下江月，从采访车上抄起摄像机，一溜小跑地赶到了火场。此时，商场里的火还不太旺，有人狂叫着快打119！那边又有人回答，打过了，打过了！我们分开围观的人群就往火场冲，人群里发出惊叹：“记者的消息好灵通啊，烧起来没有五分钟呢。”还有人说：“我操，记者比消防队来得还早！”这话提醒了邵年，他对着火场拍了几个镜头，就赶紧叫我跟着他往外面冲，到了商场正对面的马路上，邵年喘着气说：“你在这里出个镜，说一段导语，到时消防车过来了，我就摇过去。你一定要说这句话，现在，第一辆消防车正在赶往火场，真他妈的雄壮，我们比消防队来得还早。”

　　“出镜的时候，我是不是得说明记者是恰巧路过火场？”我问。

　　“麻烦你，千万别说，千万别说。”邵年一门心思就是要想办法突出记者比消防队到得还早！

　　消防车的警报声远远地响了起来，我赶紧手握话筒，以火灾现场为背景，开始了现场播报：

　　“各位观众，现在的时间是11月28号晚上10点48分，我身后的大中大商场在大约五分钟之前发生了火灾。”正在这时，一辆消防车闪着警灯驶向火场，邵年把镜头摇了过去，我的话还没断，“这时，第一辆消防车正在赶往火场，警方正在疏散火场周围围观的群众。”

　　“OK，这下消防队可出了大洋相了。”邵年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商场里的百货都很好烧，火势一度失去了控制，里面的东西被烧得噼噼啪啪直响。在地面拍完了镜头，我们又爬到离火场不远的居民楼顶上居高临下地俯拍。大火映照下的“大中大”商场招牌格外醒目，邵年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应俊，火灾原因我已经替他们查明了。”

　　“开玩笑吧你？”

　　“起火的原因就是那块招牌。你看见没有，李欧题写的招牌，哪里是大中大？分明就是‘火中火’，不发火才怪呢！”

　　我定睛一看，果然，平州市长李欧用毛笔题写的“大”字，在那一横上，起笔和落笔的一顿显然是有些过头了，真有几分像“火中火”。

　　大火被扑灭了，娄勇和王一羽从单位也取来了电瓶灯。邵年说要拍些近景，就扛着摄像机往废墟里钻。大中大商场是由一个小型剧场改建而来，一共两层，将近两个小时的大火已经将二楼的改建部分烧塌了大半边。我们刚走到商场入口处，消防队员就制止我们说：“记者不要进去，小心坍塌！”

　　邵年满不在乎地转头说：“我们就在门口拍几个镜头。”这时我在他身后打开了电瓶灯。

　　商场的入口处平常是一个卫生巾的促销台，大火虽然还没有烧到这里，但是，卫生巾的塑料外包装已经被大火炙烤得变了形。邵年边拍边往里面走，完全不理会消防队员的忠告。我举着灯跟在后面还一个劲儿地提醒说：“不要再进去了，小心点！”

　　“你小子就是怕死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邵年的话音刚落，就听他惨叫一声，“哎哟，我他妈踩钉子上了！”

　　邵年忍着疼痛还在拍着镜头，我安慰他说：“没关系，这钉子大火刚烧过，高温消过毒，肯定无菌。”不愧为医生的儿子，我这是遗传了父母的职业病。

　　“去你妈的，就会说风凉话。”邵年拍完了镜头才龇牙咧嘴地从断壁残垣之中踮着脚退出来。在商场入口处，他把鞋子脱了下来，白袜子已经被鲜血染红。他顺手从旁边的货架上拿过一包卫生巾麻利地撕开包装，取出一片贴到鞋子里说：“聪明吧，卫生巾又有了新用途，还能防侧漏，流量再大也不怕。”看来，卫生巾的广告邵年是没少看。

　　“一张不够吧？待会儿还要换呢，要防止感染发炎。”我叮嘱着邵年，活像是个大夫。邵年索性就把那包开了封的卫生巾一齐放进了挎包说：“这就叫趁火打劫，你说咱们劫点儿别的什么东西不好呢。要是楼被烧塌了，我们像张思德一样被压在下面，好不容易挖出来想评个烈士，这包卫生巾就会坏了我们的名声，你说呢？”

　　我笑了笑，对于今天邵年的临危不惧和奋不顾身，我还是心存佩服的。

　　邵年脚底下垫着卫生巾，忙活了一个晚上。凌晨一点，我们冲出重围结束工作。此时，寒风吹来，一个激灵，我感到有点儿冷，就加快脚步独自往前走，邵年在后面喊住我说：

　　“哎，你等一下我，等我换一下卫生巾撒。”

　　司机远远地站在车门边笑我们：“一对活宝。”

十二、春节序曲

晚上我在家刚端起碗要吃饭，茶几上的手机就响了，刘思宁火烧火燎地在电话那头下着命令：“不管在哪，务必立即出发，‘摩托化’开进，迅速赶到纽约厅，省领导接见。”光听前三句，很像是中央军委在下命令。其实，纽约厅是金海岸海鲜酒楼的一个包厢，不就是赶个饭局吗，从未有过军旅背景的刘思宁总是喜欢借用军事术语把自己的旨意用玩笑的方式变成命令。

　　我问：“省领导接见我啊？不会吧。”

　　刘思宁答：“孙忠在我这里吃饭，点名要见你。”

　　“还有谁？”

　　“没有其他人，范围很小，你就立即出发吧！”

　　当我打车赶到金海岸海鲜楼时，时间只过去了十几分钟。领位的小姐推开桃花厅的房门时，我看到省长助理孙忠端坐在主宾席上，他的身旁除了刘思宁，竟然还有一位电视台的同事，刚从文艺部调到《春江新闻联播》播新闻的赵静。他们三人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刘思宁有什么办法把省领导单独请到了他的酒楼共进晚餐呢？我非常纳闷儿。

　　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碗羹汤之类的东西，我一口气喝了一大半儿，说：“这个细粉丝不错。”

　　刘思宁纠正我说：“小兄弟，你可真会开玩笑，这可不是粉丝，是鱼翅。”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心想不该乱说话，还在同事面前露了怯，被她传回单位可怎么办？这时，孙省助声援我说：“不认识就对了，鱼翅这种剥削阶级食品，过去只有大地主刘文彩才吃得起，我们劳动人民怎么见得到呢？”

　　刘思宁：“孙省助，您别上他的当，记者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没见过？就是吃了不认账。”

　　我接过话茬说：“记者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倒真是这样，就连农民都知道。有一回在乡下，我看见一头水牛跑到路边的田里吃稻子，老农拿着鞭子边打水牛边说，你以为你是记者啊，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举座大笑，刚才露怯的尴尬也就被这笑声稀释了。这段子是我急中生智，顺嘴改编的，原来老农骂的是：你以为你是国家干部啊，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我这么一改，变成了自嘲，也不至于误伤了孙省助，同时还显得咱从容淡定。

　　大家笑完，刘思宁向孙忠请示：“孙省助，您看今天喝什么酒？白的，啤的，还是红的？要不三个代表，要三盅全会？”

　　孙忠：“这次就不开‘三盅全会’了，喝点红酒吧，上次被那帮人一个接一个地敬酒，都喝高了。”

　　听孙忠的话，刘思宁和孙忠显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两个人随意之中透着亲近，这让我暗暗佩服刘思宁的手腕儿。前一阵儿，刘思宁还一个劲儿地张罗着让我介绍他和孙省助认识呢，当初我只是担心商人和官员交往目的性太强，会腐蚀了人民公仆，便存心不牵这根线。更何况我和孙省助只是工作关系，即使我愿开这个口，想搭这个桥，可是也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啊，毕竟，人家是省领导，我只是普通记者，两个人的距离就好比是穿短裤，套短袜——还差一大截呢。

　　领导对于群众平日里总是感觉高高在上，但到了饭桌上就隔得不远了，更何况孙省助还是挺平易近人的，他劝赵静吃块红烧肉时会打趣说，赵小姐，这是美容食品，吃了美容；我向他敬酒时，他还会像老朋友那样说满上满上满上，不能三心二意；至于对待刘思宁，他更是毫无顾忌：

　　“下午写的字，我并不满意，主要是你的笔用起来不顺手，金海岸海鲜酒楼和银都大厦的招牌先别急着挂，我看下次还是重写吧。另外嘞，我刚来，一下子给你题两个店名也太张扬，先放放，啊？”

　　“按领导指示办，不，您在我眼里就不是领导，我把您当书法家看。”

　　孙忠的书法的确不错，春江省的机关干部大都知道新来的省长助理是一位书法家。他题写的“宁静致远”如今就挂在我的书房兼卧室里。他的字端庄古朴、笔画圆劲，显示出一种沉雄之力，是典型的颜体笔法。我打点自己的书法家底儿，顶多不过小时候写过几天描红，要堂而皇之地和书法家侃书法，自然怕本钱太少，周转不灵，今天只好三缄其口，默不作声。

　　刘思宁则不然，这时他端着酒杯向“书法家”敬了一杯酒，神态上是一副讨好相，言语呢，是一堆恭维话。领导们对于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恭维话，还有不着边际的高帽子，总是显得反应迟钝、麻木不仁，或是充耳不闻，或是一笑了之。只有领导的领导在场时，领导才会认真纠正这些恭维话和高帽子，以表示他的谦虚和诚恳。不过，说恭维话和戴高帽子在刘思宁那里只是一个引子，他还有第三招，那就是抛砖引玉，让领导畅所欲言、夸夸其谈。

　　刘思宁知道孙忠喜欢书法，他就认真地向孙忠讨教说，您的字横画轻细，竖画粗重，点画圆圆，富态端庄，显示着颜真卿的风骨（显然刘思宁是有备而来），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孙忠颔首称是，便打开了话匣子：

　　“小刘啊，不瞒你说，我虽然写的是颜体，但我在书法艺术里最喜欢狂草，可是，现在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有谁会写狂草呢？”

　　“孙省助，毛主席的字就是狂草吧？好多字我都不认识。”赵静在一旁插了一句话。

　　这时，我用余光扫了一眼赵静，会心一笑：她可是吃够了狂草的苦啊。她刚从文艺部转到新闻部工作时，首先值的是配音班。那时，记者们的稿子都是手写的，他们潦草的字迹常常弄得她是洋相百出，其中最经典的是：“德安市投资环境出现六大变化”愣是被她念成了“德安市投资环境出现‘天’大变化”，其实是“六”字写得太像“天”字了！

　　扯远了，还是听听孙忠怎样回答赵小姐关于书法的问题吧：

　　“书法在古代是用来折腾人、锻炼耐性的一种东西，你想想，毛笔是软的，却要写出硬的东西，字要苍劲有力，这不是死力气，要用阴劲。”

　　孙忠边说边灵活地转动着手腕儿，众人的目光就如同有根线扯着似的，都被他拽到了自己的手腕处，“人用毛笔写字，很容易反映出他的性格和情感，因为悬腕运笔，每个人的力度、均匀度，还有流畅感都不同，字如其人，书法体现人品，写草书的人浪漫、洒脱，八九不离十吧？”

　　孙忠是位博学而健谈，又有几分喜欢炫耀的领导，他说话的节奏很平缓，字斟句酌，体现着领导们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才学。他是书法艺术的行家，他在饭桌上谈了甲骨文、篆刻和隶书的兴起；他热情地歌颂了草书的出神入化和变化万端；他说唐朝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这样一支“梦之队”之后，中国书法已经是登峰造极，那之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他说中国书法家里官儿当得最大的就是宋徽宗赵佶，他发明了一种瘦金体，顺带把国土也弄“瘦”了，丢掉了半壁江山；最后，他还批评了楷书、隶书的四平八稳、一成不变……说着说着，中间没有任何过渡，他又忽然说到了VCD，他问刘思宁：

　　“小刘啊，你怎么光买马，不给我配鞍子啊？端来一个VCD放在那里，现在一个片子都没有。”这时，我吃了一惊，啊，刘思宁和孙省助的关系发展得这么快啊？他竟然去过孙忠的住处，还送去了一台VCD机？

　　刘思宁赶紧用手拍了两下自己的脑袋说：“失误，失误，这是个失误。我也不知道领导喜欢看什么片子啊？”

　　孙忠低头沉吟着：“只要不是反动、淫秽、色情、恐怖、凶杀、暴力、血腥内容的，都可以。”

　　这边孙省助的话音还没落，那边刘思宁已经拿起手机跟手下人打电话，说要赶紧去买些VCD碟片送过来：“我在纽约厅，内容嘛，只要不反动、黄色、恐怖，那个什么的就行。”

　　刘思宁想鹦鹉学舌地把孙忠说过的忌禁罗列一遍，可是，他没这个本事。不得已，他只得按着自己的理解给手下人布置任务说：“主要就找些经典的影片，新的老的都行，重点是拿过奥斯卡那些国际大奖的。”说着，他用手捂住话筒问孙忠：“领导，音乐方面的要不要？”孙忠低着头，一边喝汤一边说了声，“可以”，然后抬头又补充道：“《梁祝》《二泉映月》，这些纯音乐都可以。”

　　孙忠只身一人从北京来到平州赴任，并没有带来家眷，省里给他安排在了春江宾馆的一个套间住下，下班回来，孙忠就成了快乐的单身汉。好在他是一个儒雅的官员，可以靠看书、习字、听音乐打发时间，再加上还有刘思宁这等人的热心安排，孙忠想必不会有多寂寞。

　　听说孙忠喜欢音乐，赵静就起来敬酒说：“为领导也喜欢《梁祝》和《二泉映月》干杯！我是学音乐的，今天找到知音了。”赵静说这话的意思，好像天底下只有她和孙忠两个人才能听得懂《梁祝》和《二泉映月》似的。为了找个理由敬孙省助的酒，想必她已经等了半天了，只是没想到，她一抬屁股一张嘴说出来的理由却是如此蹩脚。孙省助并不计较这些，他礼貌地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又问她在哪个学校学的音乐？赵静脸一红，说：“在春江省文艺学校，是一个中专，不过，明年就可以拿到春江师大音乐系的本科文凭了。”

　　孙省助听了，哦了一声，说只要人上进，就不怕起点低。这场景就像长辈在听自己的晚辈作学习汇报。接着，孙省助径直谈起了自己和音乐的不期而遇：

　　“音乐这个东西，就是人类的第二种语言，说实话，我对这种语言一直是一窍不通，比如春节团拜会上每次都放了一个民乐曲子，那个曲子，开始很激昂，正好配合着领导们一个个神采奕奕地走出来，后来领导坐下了，这个时候曲子又变得很舒缓、很喜庆。我当时就想了，这是什么曲子啊，简直和团拜会就是天作之合。我参加团拜会好多次了，听了无数遍，每次都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可回去就是没有办法哼出这个曲子的旋律，这可能就是音乐智商不够，我老婆说，你是没有乐感……”

　　这时赵静向孙忠撒起了娇：“孙省助，快告诉我们是什么曲子吧，不然我就猜了啊！”

　　孙忠：“有本事你猜啊，猜中了我喝酒。”

　　赵静一连猜了《喜洋洋》《新春乐》《彩云追月》，孙省助都是摇头。这会儿，孙忠用中间的三根手指在桌沿上敲着节奏，嘴里大声哼唱着这首曲子激昂的旋律：“当当当当……当当铛……”

　　赵静这时恍然大悟：“我知道了，是《春节序曲》，这是春节团拜会的保留曲目！”

　　《春节序曲》在中国管弦乐作品中堪称极品，它几乎是中国音乐舞台上演奏次数最多的管弦乐作品。作曲家李焕之用陕北黄土高原的曲调，描绘了当地群众载歌载舞庆贺春节的欢乐场面，曲子前半部分热烈欢快，粗犷有力，后半部分亲切悠扬，其乐融融，正好应和着团拜会的程序。

　　这时，赵静也加入了孙忠的哼唱，他俩开始把曲子带入了亲切悠扬，其乐融融的乐章。孙忠的手腕儿在空中随着节奏来回灵活地转动，打着拍子：“嗒啦嗒啦嗒，嘀啦嘀啦，嘀啦嘀 嘀啦嘀嘀啦嘀啦……”

　　我的播音也迎合着舒缓的曲调变得有些抒情：“节日的人民大会堂，水仙吐芳，金橘满枝，百花争艳，春意盎然，整个团拜会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

　　刘思宁笑逐颜开地起哄说：“团拜会现场直播喽！”

　　在刘思宁的掌声中，孙忠结束了“演奏”，他这时是春风满面、意犹未尽，他夸我和赵静配合得默契。

　　孙忠抬腕儿看了一下手表说，哟，快九点了。今天就这样吧，我在住处还约了人呢，谈得尽兴，差点忘记了。然后他扫过我们三个，算是一一谢过：“谢谢你们陪我这个单身汉吃晚饭。”

　　大家也随着他一同呼啦啦地站起来说：“今晚跟您学到了不少东西。”

　　孙忠走到衣架前，先伸左手，后伸右手，穿上了刘思宁递过来的棕色皮外套，一边还跟我和赵静说：“今后你们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讲，只要能帮得上，我都会尽力去给你们办。”

　　我和赵静一阵激动，忙不迭地回答：“谢谢，谢谢孙省助关心。”

　　孙忠“唰”的一声把拉链拉上：“应俊哪，这两天省里安排领导分头送温暖，你们得出动吧？”

　　“肯定要去的，这是今年年底的宣传重点。”

　　孙忠半开玩笑地说：“我的新闻想办法弄得长点啊，不要省长、省委书记就哩哩啦啦地说半天，到了我这里就一句话，好不好？”

　　我有些难为情地笑笑：“好，我一定努力。”

　　刘思宁单独把孙忠送出了门，一边还说着改天再把VCD碟片送到他住处的事情。

　　刘思宁的司机送走了孙省助，赵静也打车走了。刘思宁回来说有事要谈，就把我领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刘思宁宽大的老板桌上还放着孙忠留下的墨宝：“金海岸海鲜酒楼”和“银都大厦”。

　　“刘总，你真有两下子，这么快就把孙省助弄来给你们题字了？谁帮你们请来的，不会是赵静吧？”这个问题，我已经琢磨了一个晚上。

　　刘思宁的头得意地枕着老板椅，他把双脚交叠着放在了桌子上，他的脚上穿着我第一次看到的五趾袜，活脱脱地像一双没有发育完全的畸形小手：“开始我想叫你穿针引线，你可能迈不出这一步吧？我就知道。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见识见识，省领导也不是一个个一身铠甲、刀枪不入。要跟他们拉上关系，人有人路，蛇有蛇路，我刘思宁自有办法，怎么挨得上赵静呢？她倒是来求我帮她赚钱的，正好碰上了孙忠在我这里。不过，她比你脑子转得快多了，夏天我们请她来主持过婚纱摄影八分店的开张仪式，到了年底，她就记得跑来拉明年的广告，我还没有答应她呢。”

　　“为什么不答应啊？”

　　“她提的价格是打九折，但是我知道你们电视台的广告最大折扣是七折，这中间20%的折扣就给她吃掉了，挺黑吧？黑倒不要紧，她个人肯付出点代价也可以，是吧？上她应该不难吧？我这里是好好学习，天天‘想’上啊。”

　　我不解地笑笑：“你对她都感兴趣啊？这姑娘就像一道菜，远看感觉色香味俱佳，走近了你才会知道，她就好比是一道没有加盐的菜，根本没有味道。而且，她在我们那里好像名声不太好，喜欢傍大款。”

　　“没人傍，当大款有什么意思啊，这你就不懂了，这个道理跟我们傍高官一样，当官的没有人拍马屁，当得有什么意思啊？有些地方，你还真得像赵静小姑娘学呢，你看她出镜采访的人物，都是些国企老总、商界精英、各厅局的领导，你好像学中央台的《中华学人》弄了一个《春江学人》系列人物吧？干得一身是劲儿，其实没多大意思，以后还是多围着钱和权转转吧！”

　　刘思宁只要有时间，天天都会看《春江新闻联播》，不过，他可不是要接受宣传教育，而是在寻找猎物。这时，他似乎看出了我脸上流露出来的一丝不屑，就赶紧打住，换了个话题：

　　“不过，应俊同志，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分寸把握得很好，让领导谈了书法，谈了音乐，谈了干部作风，还谈了互联网，最后落脚到了讲学习。他今天尽兴得很，有进步，下次跟领导打交道还要再放开些，什么素段子、荤段子一齐要上。就是要弄得没大没小，称兄道弟就到了最高境界。”

　　刘思宁和我在一起，总是像搞传销一样，念念不忘给人洗脑。刘思宁说着，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片递到我面前：“要过年了，一点小意思，去买点年货吧。”

　　递过来的是一张银都商厦的购物卡，面值1000元，我没有立即去接：“刘总，别客气，无功不受禄啊。”

　　刘思宁说：“你放心，我会叫你办事的。你人不大，倒是有股子知识分子的酸气啊。”说着，他就拿出了一沓材料说：“上次我不就跟你说了吗？我们这个银都大厦企业文化建设已经走上正轨了，办了企业报，有了自己的企业经营理念，推出了规范性的服务措施，还成立了职工合唱团、桥牌队，内容多得是，弄一条新闻不会难吧？”

　　我拿过材料，一边翻阅一边问刘思宁：“什么叫商业的雅化与文化的俗变呢？”

　　“你问的正是我们企业经营理念的核心。高雅和低俗这两个词你知道吧？雅的东西太高了，就脱离群众了；俗的东西太低了，就俗不可耐了。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雅俗共赏，商业也是一种文化，对吧？具体的内容你再翻翻这本小册子吧。等你来采访啊。”

十三、冲动的惩罚

这些天，我怀揣着银都大厦1000块钱的购物卡却没有心思去消费，我担心买东西的时候正巧碰上刘思宁，因为还欠着人家的“表扬稿”呢。刘思宁上回给了一堆材料，想让我宣传宣传他们的企业文化，谈何容易啊？由头在哪里呢？角度怎么扭呢？

　　想当年，我和邵年瞒天过海，把层出不穷的关系稿和有偿新闻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我们扭角度的本事就像盘带大师马拉多纳一样娴熟，就如同千里走单骑一般，一路晃过了编辑、主任和台长，甚至把绝大多数观众都蒙在了鼓里。到了年底，我们那条发端于玻璃店开张的新闻——《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竟然还被台里评为年度优稿。如今在时政组才待了几个月，怎么大脑就变得迟钝了呢？

　　亲爱的读者，您也帮着想想吧！银都大厦的企业文化，具体来说，就是办了份《银都大厦报》，有了自己的经营理念，推出了几条规范服务的措施，还成立了职工合唱团、桥牌队，凭这就要弄条新闻上省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可能吗？我一时束手无策，于是忽然想起了陈伟文。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半个月后，在陈伟文的帮助下，我写了篇文章在《春江日报》的“春江评坛”里发表了：

　　企业文化要有个性

　　一日，收到银都大厦总经理的一张折叠式名片，背面赫然写着：“商业的雅化与文化的俗变，两者的完美结合是我们的经营理想。”这位老总解释说，高雅和低俗是一对儿矛盾体，雅的东西太高了，就脱离群众了；俗的东西太低了，就俗不可耐了。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企业文化。

　　一个商人说出这等深奥的言语，在下起初当然也不太明白。但是，想起商场上下方便的自动扶梯，一尘不染的地面，过道墙上的国画和书法，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统一着装的售货小姐的殷勤服务，不禁要为其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点头称是了。

　　……

　　文章送到陈伟文那里时，我抬出了刘思宁说：“刘总的命令，第一段的‘银都大厦’千万不能删掉，到时请你吃饭。”哥们儿就是哥们儿，人家严格照办，一字没改。

　　第一段实际上整个儿就是银都大厦的软广告，只要第一段顺利出笼，就算大功告成了，再往下就是拿些企业文化的理论和案例糊弄事儿了。

　　“说说看，刘思宁给了你多少钱？”报纸刚出来，邵年就把《春江日报》甩到我面前，嬉皮笑脸地质问我。

　　“文革”给中国人落下一个特长，那就是很会读报。在那个砸烂一切的年代，枯燥的报纸成了人们窥探世界的唯一窗口。比方说，在那十年里，邓小平的名字何时出现了，何时又消失了，何时往前挪了，何时又往后落下了几位，这其中的飘忽不定，就映照着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几起几落。报纸上虽然流露的只是蛛丝马迹，可是老百姓却看得一清二楚。

　　如今，读报的特长从他们的父辈传到新一代年轻人的那里却发生了变异，他们不仅政治嗅觉灵敏，而且更善于闻出报纸中的铜臭味儿，其灵敏程度，已经赛过了良种猎犬。

　　邵年一屁股坐到了我面前的办公桌上说：“好小子，你还开辟了YC新闻的第二战场，还把弟兄们甩下吃独食啊。”“YC”新闻？我心领神会，肯定就是“有偿”新闻嘛。这会儿，办公室里还有别的同事，邵年灵机一动，便说起了“黑话”。我无言以对，只能仰面看他，露着笑脸，任君奚落。

　　邵年拿住了我的心虚，并不是要给我敲警钟，而是想把我当救兵，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更难的活儿，到底有多难呢？邵年自己都说难于上青天。

　　元旦、春节是电器销售的旺季，孩儿电器公司决定在平州大干一场，他们为避免过年放假这个售后服务的真空地带，决定不给售后服务和安装、维修人员放假，而是让他们哗众取宠地向社会承诺进行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他们把一份题为《孩儿电器公司春江分公司承诺在春节期间为平州消费者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通稿送到了邵年那里，希望他组织记者进行媒体轰炸，广播、电视、报纸一起上。

　　邵年小声说：“孩儿公司的邹经理真他妈小气，想在媒体全面开花，他才肯出1万块钱，你说1万块钱能把这事儿搞定吗？”

　　策划也好，扭角度也罢，这都是在某个限定的范围内完成自选动作，这简直就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好在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这种限制反倒让我那逐渐迟钝的大脑恢复了灵活的运转，那一阵子我总在写送温暖的稿子，灵感就如同爆米花机那样“嘭噌”一响，香气四溢——一个锦囊妙计应运而生了。

　　邵年听了，连声夸道：“高，实在是高，阁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简直就是天才，春江大学到底是怎么教出来的啊？发动平州人民挖500年才能挖到一个像你这样的活宝。”

　　我的策划，乍听起来很落俗套，但听着听着，便会让人感觉到峰回路转独具匠心。我叫孩儿公司到省总工会给下岗工人以捐款的方式献爱心，捐款的数目要有零有整，比如说四千八百七十六块七毛八分。这时，是个人就会嘀咕，为什么给下岗工人捐款还有零有整？咱就跟人解释说，这是孩儿公司的8名员工过年不回家省下来的路费钱。不管是谁，他当然还得追问，孩儿公司的人过年不回家干吗呀？这不就正中了孩儿公司的下怀吗？原来，他们过年不回家，这是要为平州人民提供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这样层层剥笋，一条经济信息不就水到渠成地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风尚了吗？

　　几天后，邵年就领着记者“采访团”尾随着孩儿公司的邹经理，跑到省总工会捐款去了。省总工会的干部不明真相，见着捐款就被感动了。

　　这不，总工会生活保障部的金部长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开始我们也觉得奇怪，孩儿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只捐这么四千来块钱，而且还有个几毛几分的零头。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员工春节不放假，省下往返的路费捐给下岗工人，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钱不是太多，但是情义无价啊。”

　　又过了几天，金部长的这番话就在省电视台播出了，在党报刊登了，再往后，平州市的媒体又把这条新闻克隆了一遍。

　　《孩儿员工过年不回家 省下路费捐给下岗职工》，这是《春江日报》头版右下角陈伟文的杰作。老陈他们圈子里的狐朋狗友，对于这条新闻的独辟蹊径，一时间是津津乐道，有口皆碑。虽然明摆着有商业炒作之嫌，可是，在那个年月里，老百姓反应还挺迟钝，所以，这些报道并没有引来太多的反感。

　　这天中午，邵年拉我共进午餐，他喜气洋洋、笑逐颜开地说：“孩儿公司的邹经理对你的策划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偿新闻上了省报的头版，他说这是他到孩儿公司的头一回，所以，他委托我单独奖励你1000块钱，以后他们的业务还多着呢！”

　　“才1000块？”我心存疑窦，面露疑惑之色，“莫非邵年从中……”我在心中只是这么一闪念就被邵年看出来了，他半开玩笑地吟诵了一首打油诗取笑我：

　　有偿新闻非有常，

　　偶尔为之也无妨。

　　是非曲直心中量，

　　切莫贪心似虎狼。

　　他倒是张口就来，我笑笑，无语。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我在金钱上是很容易满足的。这一年来，让我高兴的事情主要不是金钱，更重要的是业绩：年底当上了电视台的先进工作者，还有一堆作品受到了好评，大会小会总受到领导的表扬。当然，外快我也没有少拿，时政组是计划经济，我可以在这边安然地吃着国家的；另一边，社会新闻组是市场经济，我又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吃着商家的。我和邵年在一起捞外快时，总是含蓄地躲在他的背后，把邵年当成了天然的挡箭牌。当我名利双收时，人家邵年正变得声名狼藉。不过，邵年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家伙，他活得很现实，他并不计较什么名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句格言他还没听说过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么干了。

　　上大学时，我们在宿舍熄了灯就开“卧谈会”，我们有个习惯，不论从什么事情谈起，谈着谈着，最后总会落脚到女人。毕业两年多了，我们的这个谈话习惯依然保持着昔日的惯性。这回说完了钱，没什么别的话要说了，看来又该谈女人了：“你和江小姐发展得怎么样了？搞定了没有？”

　　我又是无言以对。在情场上，邵年应该算是我的师傅。邵年说话有他自己的风格，他把“恋爱”叫做“搞女人”，把“一对恋人”都称作“狗男女”，他把约会干脆就叫作“鬼混”，他教育我说：

　　“搞女人就要胆子大，女人天生就喜欢一种被征服的感觉。女人对男人犹豫乃至抗拒，其实就是期望你来攻破她的堡垒，感受被强奸的快感。你不征服她，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实质性的跨越。什么，不道德？你不要担心不道德，道德能拦得住爱情吗？能被道德拦住的爱情，算爱情吗？江月是一个人住吧？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你占有一个女人的肉体是一种无礼；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你不占有一个女人的肉体更是一种无礼。前一种，你侵犯的是女人的羞耻心，后一种，你侵犯的是女人的自尊心。一个独居的女人让你去她的房间，这就表明她对你并不设防，你就得贴上去啊，若即若离的，日子久了，夜长梦多啊。我知道，凡是美女，她们总不肯，也不会停下来等你，对所有美的东西，除了见缝插针，巧取豪夺，没有别的办法！”

　　这番话把我惊出了一身的紧迫感，赶忙问计：“但是我感觉江月好像警惕性很高，她总是不给你机会让你越雷池一步。你记得那次吧，你拍完霓虹灯的新闻，在大排档碰上了我们。其实那天我在她的房间里挨到了挺晚，可是她突然又要拉着我出去吃大排档。”

　　“你肯定隐瞒了什么细节，我就不问了。我承认你搞业务智商高，可是搞女人情商却很低。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最大失败。你上大学时是个好学生，正因为你是好学生，我们的大学教育有什么缺陷，你就有什么缺陷……上次在澄溪宾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女人在外游玩，一时兴起，是最容易任人摆布的时候，可惜，你错过了。不但你错过了，你还坏了我的好事。”

　　这时我抬头看了一眼邵年，上天怎么把他的全部智慧都安排在了“搞女人”上面呢？

　　“女人不喝醉，男人没机会，你的酒量肯定没本事把江小姐灌醉，是吧？命真苦，按你的特长，就只能跟她侃，把她侃晕，要保证长时间地倾心交谈，倾心交谈，你懂吗？不是谈国家大事，是谈儿女情长，最好是谈性，你不敢谈性，那就谈性感也行。你他妈最大的恶习就是跟女人谈业务，谈国家大事，要学会耍贫嘴，说情话，知道吗？你要厚起脸皮问她，同意做我的女朋友吗？如果你同意的话，让我亲你一下；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就亲我一下，怎么样？这话一出来，那就是调情的气氛。想当年，我在学校为什么是情圣，就因为你们都在假装正经，只有我一个人在假装不正经，反而让女生觉得我这人与众不同。拜托，你现在见了女青年，不要假装正经，光跟人家谈业务好不好？！装不正经，不会吗？”

　　听了邵年的话，我在心里竖起了大拇指：知我者，邵年也！上回在江月屋里，我不是和她一本正经地谈了一晚上的《新闻联播》吗？这家伙怎么知道的？！今天邵年所说的“耍贫嘴，说情话”，本质上还是语态问题，核心是要改变语态，有时恋爱和《新闻联播》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如出一辙……唉，怎么又想起业务了？！真是积习难改。

　　“还有，女人爱听恭维话，她从你的恭维话里面能看到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这些恭维话她要是信了，她就是你的人了，嗯，还有圣诞节、情人节，女人的情绪都处在最容易攻破的躁动期，这些日子在国外都是女人的失贞日。你要学会关心女人，要让她充分感受到你是可以依赖的。她江月不是外地的吗？她肯定得回家过年，你得去帮她收拾东西，还得对她的父母问长问短……这都是学问哪，换了别人我还不说呢！”

　　听完了邵年的经验之谈，真是让人羞愧，我虽然自感博学多才，可怎么就不会为人处世，对付女人呢？当年在大学里教公共关系学时，里面还有专门一章就是人际交往，我怎么一点儿都没用上呢？到头来还得邵年班门弄斧，教鱼学游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2月14日。情人节。

　　大街小巷飘荡着幸福的味道。男人们把他们的心化做了一朵朵鲜花，让女人们捧在手中，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叫《花心》。

　　再过两天，江月就要回到219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县城和爸妈一起过春节了。我和江月一起在咖啡厅吃烛光晚餐，我跟她讲男人花心的故事逗得她挺开心。

　　末了，我们对视着，静默了一会儿，我说：“我想帮你收拾东西好不好？”

　　江月说：“好啊。”

　　饭后，我们手拉着手上楼去了她住处。

　　江月泡上茶，打开电视，我就顺势把江月揽在怀中一块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新闻联播》，播音员正一脸严肃地播报新闻：1996年2月14日，中国和越南铁路恢复通车。

　　搁在平时，我肯定就会顺着这个话题扯起中越关系，聊聊老山、者阴山和麻栗坡，还有《血染的风采》和《高山下的花环》等等。这次，我想起了邵年的提醒，就把话咽了回去。那谈点儿什么呢？

　　“问你一个问题，你小时候就这么漂亮吗？”想了半天，我决定还是先从恭维话入手。

　　“今天这是怎么啦？”江月在我怀里转过身子，抬眼研究了我半天，“你也会恭维人啦？”我在心里佩服得紧哪：这女孩儿真敏感！

　　我正想接着往下恭维，她打岔道：“哎哟，你长抬头纹啦？”

　　我一摸额头：“每个人一抬头都有吧？”

　　“哎呀，有就有啦，人家又不是嫌弃你，我就喜欢有抬头纹成熟的男人。”

　　她原来是个大叔控，这款姑娘的苦处，我是在后来才尝到的。

　　这会儿，我还是醉心于对她继续着我的恭维话：“女大十八变嘛，越变越好看，人家说小时候丑的人，长大了才好看，你是不是这样呢？”

　　“我给你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吧。”江月起身就从里屋拿来了相册。接下来的气氛果然就不一样了，两人一起端着相册，头挨得很近，一同浏览着青春女子的青涩年代。

　　“这是我……这是我妈……这个是我爸……这是我100天……”

　　“啊，还是全裸呢！”

　　“流氓！”江月骂人的时候看不出一点儿怨气，倒是显出了一种娇媚。

　　我夺下江月手中的相册，扔在了沙发上，“我今天就是流氓了！”我使出蛮劲，抱起江月就往里屋走。江月嘴上小声骂着“坏蛋，放开我”，手却如同柔枝嫩柳一般，紧紧地缠绕着我的脖子不放。我知道，这是机会来了。

　　目的地——床，到了。这时，江月一松手，整个身体在我的双手间变成了一个大写的M，一头是披散的秀发，另一头是垂下的玉腿。等把江月放到床铺上时，我小心地撤出双手，那个大写的M便被拉直了横陈我的眼前。这时，她已经变成了娇滴滴洁白无瑕的一块温香软玉。我一边吻她，一边从她后背把手伸进羊毛衫里，想解开胸罩后面的搭扣，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她说了一个字：“笨”，然后一侧身，腾出背部的空间，反过一只手伸进羊毛衫里，单手便将背后的搭扣打开了，接着她在胸前又像变魔术一样从羊毛衫里拽出文胸放在了枕边，然后随手把灯一关，忘情地抱住我，紧紧地、紧紧地……我们亲吻、拥抱、缠绕、翻滚着，最后终于融为了一体，干柴烈火就这样燃烧了起来，直烧得噼啪作响，房倒屋塌！

　　床吱哑、吱哑地叫唤着，在完成了它永恒的使命之后，安静地靠在了墙边。

　　床笫之欢，妙不可言，我从自己的“临床表现”中找到了男子汉的自信。美中不足的是，我刚才的动作一定很野蛮，至少不优雅。上帝创造了记者这种有尊严的职业，让他们在万众瞩目中手持话筒出现在一个个新闻现场，以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然姿态代表着公平、正义，可同时上帝又迫使他们在情欲的驱使之下，以可笑的姿势重复一种古怪的动作，这未免有些太恶作剧了吧。

　　卧室里没有开灯，幽幽的灯光从客厅照进来，半明半暗。

　　怀抱着江月，我心里回味着她的身材，胸部很丰满，腰身很精干，臀部很圆润，周身很光滑，瘦不见骨，丰不余肉，一切都恰到好处。我们盖着被子说着温存话，地上是刚刚“打扫卫生”用过的白色纸团儿。纸团旁边是江月的一双长筒皮靴，在暗处活像一对假肢，乍一看还把我给吓了一跳。

　　江月拉过我的手放在自己上下起伏的胸口前，温存地说：“你说是来帮我收拾东西的，可是你来把我给收拾了。”

　　“这辈子我要天天收拾你。”

　　“你好坏啊。”

　　“真的啊，我在你眼里终于变成坏人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爱上我啦？”

　　我们真是在热恋了，两人说的话越来越像是台词。忽然，我想到了一个要紧的问题。本来对于云雨之欢我有着一种惨烈的印象，因为女孩儿那里有一道天然的屏障，可是为什么我在江月那里却能长驱直入呢？我哀伤地问她：“为什么，我会来晚了？”

　　屋里一片寂静。

　　“你是说我不是处女吗？”江月确认了我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将预备好的眼泪流淌了下来。这是女人天生的本事，她们常常以此获得怜爱。她轻轻地问我：“你觉得我是不可原谅的吗？”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经不住女人的哭泣。那个伶牙俐齿、妙语如珠的我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当当铛”，外面忽然传来了敲打铁门的声音。“月月，月月。”敲门的男人轻声喊着江月的昵称。

　　搂着蜷缩在我怀里的江月，我用气声问着话：“他是谁？”

　　“一个老乡。”同样也是气声。

　　“那怎么办？”

　　“我不想见他。”

　　“好，那我们都别动，假装屋里没有人。”

　　我才不相信在情人节的寒夜里站在外面的人真的只是她的老乡，邵年说得不错啊，江小姐这样的佳人，排队等着的人想必也不少啊！不管他是谁，首先得让外面的男人彻底绝望才行。

　　屋外的人还在执着地“当当铛”地敲着门，“月月，月月。”接着竟然响起了钥匙插进钥匙孔并且来回转动的声音。我在被窝里一惊：“啊？他还有钥匙？”

　　“他的钥匙开不了门，我的锁是新换的。亲爱的，你说他会不会破门而入啊？”江月的声音发颤，吓得像只受惊的兔子，蜷缩着，把头深埋进了我的怀里。我在心里不断地问，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在没有弄清来者身份之前，我根本不敢贸然出击。一来，我怕在“肉搏战”中吃亏；二来，我怕丢不起这个人。唉，“名记”有“名记”的不便啊！

　　“当当铛、当当铛”，敲门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江月，江月，”那男人抬高了声调，亮出了真嗓音喊，“江月，江月。”

　　我的脑子顿时“嗡”地一下，天哪，这声音竟然是刘思宁的！在黑暗中，我屏息谛听着这个声音，绝望了，屋外的男人就是刘思宁！！

　　刘思宁驻足徘徊了十来分钟，终于走了。我惊呆了：“怎么会是刘思宁？他为什么会有你房门的钥匙？”

　　江月抽泣着，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一会儿，她从我的怀里钻出来，换了个姿势，仰面朝天接着哭。这哭泣代表的是委屈、愧疚还是忏悔？我根本摸不清，如果是别的女孩儿为了别的事情哭泣，我会逗她说，别哭了，你哭的眼泪都可以种两亩水稻了。可是今天，我根本没有心情去幽默。

　　江月哭够了，也理清了思绪，她开始讲述自己红颜薄命的故事了：

　　“我有个远房亲戚，她是个老会计，在银都商厦的财务室工作，大三暑假，我就跟着她在财务室实习。说是说实习，其实经常是打打杂，跑跑腿。我第一次见到刘思宁是送财务报表给他签字，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我这辈子最不应该遇到的人。”

　　不用听她往下说，我就猜出了下面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我最心痛的一次“采访”：“他当时跟你说什么了？”

　　“他没说什么，只是问了我在哪个学校上学，上几年级了。”我的心稍稍平静了一点，下意识地希望江月能够找到充足的理由证明她的无辜，“后来，我在财务室听到许多关于他的事情，觉得他是个有头脑、处事决断而有分寸的男人。比方说，他们宾馆有一些常住客，一住就是几个月，宾馆总是把常住客安排在最上一层。有一次，一个女房客气哼哼地去退房，说是隔壁总有人给他打骚扰电话。宾馆保安部的人一查电话记录，发现骚扰电话的确就是隔壁的客人打的。这个女房客的隔壁，住的是两个广东人，好像在平州搞什么工程，其中一个是工程监理，另一个是司机，两人早出晚归的，估计骚扰电话就是那个年轻司机打的。这一下，保安部的人不干了，经理带着两个人跑上去把广东人说了一通，警告他们不要再打骚扰电话了。结果，两个受辱的广东人当天也搬走了。”

　　我觉得很纳闷儿，这件事情发展到后来，怎么就让江月觉得这个偷香窃玉的刘思宁就是一个“有头脑”“处事决断而有分寸的男人”呢？我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后来呢？”

　　“后来，刘思宁开了一次员工大会，他说，一次跑了两拨常住客，这样的经营态度，宾馆迟早要关门。他指着客房部的经理说，你们当时应该想尽办法把投诉的女房客先留下来，可以给她换房间，给她的房子打折，还可以赔礼道歉，就是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她留住。对那个打骚扰电话的房客呢？他指着保安部的经理说，有什么办法既警告他们，又不让他们觉得没面子呢？他说，你只能跟打骚扰电话的广东人装傻。你只能上门这样跟人家说：有客人投诉说他们总是接到骚扰电话，不知道你们接到了没有，如果接到了，我们对你们表示歉意。现在宾馆加强了防范，总机都安装了电脑监控，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你们可以直接向总台投诉。这样说不是就保住了两个常住客吗？那个保安部的经理听了，心服口服。刘思宁对客房部和保安部的经理分别扣发了两个月的奖金。这件事，让大家对刘思宁佩服有加。”

　　江月这样娓娓道来，无非是想给自己以后的过错打伏笔，我急于知道结果，就措词小心地直奔主题：“那你和他，什么时候有了那种超出一般的关系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出来了你别生气，我今天什么都跟你说。”这段往事，像是在她心里尘封已久的隐私，隐私越多的人，心事越多，心理负担也重，江月也许今天是想顺势寻求一种解脱。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他就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在员工的心里，好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大家对他心理上的依赖，你都无法想象。有一次，省里举办宾馆行业的青工技能大赛，你不是去采访了吗？银都大厦超水平发挥，得了团体第二。比赛前，他叫领队跟队员们说，放心大胆地去比吧，评委全被我刘思宁搞定了，已经内定前三名了。其实呢，这个比赛刘思宁管都没有去管，结果，大家信以为真，什么包袱都没背，竟然拿了团体第二，差点儿都赢了东道主春江宾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打保龄球，有个客人好像有点儿流氓习气，他竟然要求服务员帮他换保龄球鞋。那个小姑娘礼貌地笑笑说，先生您真会开玩笑。刘思宁就说这个服务员是个人才，我不明白，他就用同样的办法试了试其他的服务员，结果没有一个服务员会像她一样婉拒客人的无理要求，其中一个服务员冷冷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没有这项服务；另一个说，你又不发奖金凭什么给你穿鞋；还有一个活泼型的女孩儿干脆就说，想得美。后来，刘思宁就把第一个服务员挖到了他们店里，现在，那个服务员成了银都大厦的服务标兵。”

　　在江月的描述中，刘思宁是位有点儿魅力的商人，我这时也不好反驳她说刘思宁是一个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好色之徒，这不仅对江月是种亵渎，也是对自己的亵渎。毕竟，在江月眼里，刘思宁是我的好朋友。就如同两夫妻吵架，夫妻俩贬低对方的同时也是在糟践自己。我一下子陷入了两难，只能耐心地听故事。

　　“后来，刘思宁时常会带我出去应酬，我喜欢听他讲他在商场上的经营手段。比如，他说他在宾馆大堂开了个商店，里面的东西都很贵，明摆着是宰人的价格，可是生意还不错，秘诀就是客人在这个商场买东西可以把消费算在房费里，他们做的就是公款消费的生意。相反，刘思宁对于他们宾馆的开销却很会精打细算。你发现了没有，他们每个员工的胸牌上面写的都是英文名字，什么Tom、Jimi的，我还笑过他崇洋媚外呢。他解释说，他的大堂经理叫Tina，人事部经理叫Tom，酒店每个岗位上的英文名字都是固定的，即使换了人也还用原来的胸牌，一来方便他找人，二来是省钱。你看，春江宾馆员工的胸牌刻的都是中文名字，如果来了新人还得重新做胸牌，一个胸牌5块钱呢，如果叫英文名字，同一个岗位换人也不换胸牌，不就省了5块钱吗？”

　　这些话令我听得很入神，我也没有打断她，任由她像自言自语一般一直说下去：

　　“实习结束了，他偶尔会开车跑到学校来接我，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我们还会一起讨论一下经营管理方面的事情。他的到来，吓退了学校所有的追求者，但他在我面前表现得很君子，连我的手指头都没有碰过。一晃，大四的实习期又到了，我又到银都大厦实习了。这回，用不着通过那个远房亲戚了，是刘思宁亲自安排的，每月还有500块钱的工资。实习期间，我爸爸查出了胃癌，我要请假回家，刘思宁拿出了一万块钱塞给我，我不敢要，他说是借给我的，等工作了再还吧。当时我哭了，这是我们这个家庭最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爸在平州开刀，刘思宁又出面找了位名医给他做手术。我爸爸怕花钱，手术后很快就吵着要出院，刘思宁又帮着租了这套房子，让他先在平州调养。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以回报。”

　　“你不知道刘思宁是商人，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回报的吗？而且，他还是一个情场老手。”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他说我是她的红颜知己，他常常跟我谈起他老婆，还向我请教有关和女人相处的问题，他的婚姻似乎不能带给他幸福。现在我回想起来，他是那种事业有成，家庭乏味，情感空虚，日子过得像循环往复的地铁一样乏味的人，于是他总是想着要出轨。我真该死，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我还不了解他的时候，他已经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的交往是从精神开始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劳伦斯，就是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那个作家说过一句话，一切从精神开始，一切从肉体结束。有一天，我们去喝酒，我喝多了，他送我回到这里……唉，这就是代价。那之后，他甚至说过要离婚娶我，但我根本没有信心。我的感情已经千疮百孔了。我以前把爱情看得很重，算是个爱情至上的人。谈恋爱的时候自己会完全投入其中，所以有一天这种爱情不能再坚持下去，我会很痛苦，会很难走出来。大一、大二我经历了一场不了了之的爱情，我害怕爱情了。在年轻男人那里受到了爱情挫折的女人，最容易被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攻破。后来，要毕业分配了，刘思宁帮了我，他找了他当行长的同学李锦华，我轻而易举地就留在了平州，进了工商银行。现在，这个屋里的一切都是刘思宁给的，这个屋子并没有别人合住，但是，刘思宁有钥匙，他摸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跑来坐坐。”

　　坐坐？还是做做？我的灵魂已经出壳，脑海里痛苦地闪过了刘思宁的淫笑，一时心痛得都无法呼吸：

　　“你和刘思宁的所谓爱恋，只不过是他一段例行的风流韵事而已，他对你一点儿也没有用心，甚至灵魂都不在场，天长日久，你们若是真的有点儿小感情的话，对他而言只不过是肉欲在发酵罢了。他和你玩儿的不过是躯体的游戏，最多也不过是感情游戏而已。一万件风流韵事也无法在刘思宁那里填补他情感的空白，他浮光掠影地经历着不同的女人，不过都在满足他浅薄的需要。他迷恋你，但并不心疼你，他对你的情感一直都停留在感官和肉体上，你知道吗？”

　　即便是恶语相加，我依然保持着理性，我有意把江月和刘思宁作了区别，并把她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并且还想挽回和江月的一切。这些话说得江月越发感到委屈起来，她隔着满眼的泪水看了我一眼说：

　　“美貌下的肉体，让女人变得性感，作为女人，我为自己的肉体既感到骄傲，又感到自卑。男人怎么想，我控制不了。但是，女人一旦投入了感情，就会变得心软而迟钝，我看不穿他的虚情假意，但对于他的真情，哪怕转瞬即逝，我也很敏感地能够触碰到……唉，我不想再提他了。我想说说你和我。一个女人，不管她怎样光艳美丽，就算是倾国倾城，如果没有爱情的滋润，她不过就是一枝干等着枯萎的花朵，是吧？我渴望爱情，这不是错吧？经历了这么多，我对男性，变得既渴望，又怀疑，但我遇见了你，我喜欢你，有节制，保持自我，独立前行，有自己精彩的生活，我在你这里看到了希望，这也不是错吧？但是，我对你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愧疚，我以前跟你说过，见到你，我变得很低很低，都低到尘埃里了，现在你明白了吧？自从有了你，我明确地跟他说过，我想过自己的生活，他一直不置可否，我不能等了，就换了门锁。以前，我带你来这间屋子，每次都冒着和他碰上的危险，他随时都可能出现，因为他把我看成是他的附属品。他为了能方便地找到我，送了一个诺基亚手机给我，每天给我发短信的只有他。我当时是那个学校里第一个用手机的学生。”

　　有道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冲冠一怒的合适机会。可是，当江月在说到手机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某种虚荣心和满足感，这让我愤怒了，我一言不发地穿着停当，到书架上拿过砖头一样厚重的《唐诗鉴赏辞典》，刺剌剌地翻到张籍的《节妇吟》递给了她：

　　“大款靠小恩小惠笼络女人，从古至今就没有断过，就看你有没有气节了。现在的女人在气节上比古人是差远了，其实，拒绝人，一句话就够了：先生，你真会开玩笑，不会说吗？”我用手点着《节妇吟》说：“‘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典故你听过吗？古代的一个有夫之妇很有姿色，有个大款为了勾引她，就送了两颗价值连城的明珠给她，这个妇人当时挺喜欢，就把明珠系在小红袄上，后来想想不对，她老公家里也挺富裕，老公还是明光殿里的卫士，明光殿就好比是今天的中南海紫光阁，她老公也算是卫戍区的干部了，有地位，有名头。思前想后，她觉得还是应该和老公同生共死，就流着泪把明珠还给了大款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委婉而又不容商量……现在的大款和情人，看来整体素质是普遍下降了。”

　　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江月挂着泪花低头读《节妇吟》时，我从里屋出来，看见房门与地面之间的缝隙间塞进来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便破口大骂道：“操你妈的，水性杨花，快来收钱吧，门外的人给你送小费来了。”

　　我失控地骂起了脏话，然后摔门而去。一路上，我心里空洞洞的，像一口深井，整个人背着一个痛字掉了进去，就再也没有爬出来。我的思绪闪回到了保龄球馆、火车座的餐厅、大排档……江月熟门熟路地光顾这些场所，不正暗示着她曾在这些场所获得过欢娱吗？更可怕的是，我想起江月离开自己的小屋时，还要把两个喝过的茶杯恢复原状，甚至她接吻、做爱都是那样地经验老到……还有那幅名家国画《一樽还酹江月》，我一切都明白了，他的背后早就藏着一个成熟的有抬头纹的男人。

　　爱像一颗子弹，击中我之后，还穿透了我的身体。除了弹痕和伤痛，我的身体里什么都没有留下。甜蜜的爱情总是相似的，痛苦的分手却各有各的不同。唉，这都演的是哪出戏啊？一千个莎士比亚也编不出来这些情节！

　　我沦陷在自己的悲剧里不能自拔，一位大文豪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这话虽然有道理，但未免太空泛。这回，我对于悲剧有了切肤之痛，也能给悲剧下定义了：悲剧就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才华，给你了贼心和贼胆，也让你俘虏了某个绝代佳人，可是长相厮守的美梦还没有开始，却活生生地走进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局，像那倒霉的梁山伯一样成了悲情英雄：

　　“我肝肠寸断口无言，金鸡啼破三更梦，狂风吹折并蒂莲……”

十四、鸵鸟城开张

“快乐就如同昙花绽放，总是乍现就凋零，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1996年的春节，我过得有些失落。失恋真是场深刻的失败，只因为这失败能使人变得深刻。

　　仔细想来，我在江月那里迸发出来的热烈真比昙花一现还要短呢，倒更像是烟花——在一瞬间突然炸响，光彩夺目，然后便化作了天花乱坠的美，一地破碎，叫人无从收拾。在那个激情时刻过去之后，江月的笑脸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从彩色变成了黑白，我重新又回到了自己原始的寂寞之中。

　　“我明天要到北京进修去了，跟你说一声再见，我觉得，我，我有些对不起你……我们能否再见一面？”春节过后，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江月的电话，但并没有喜出望外。对于江月，爱过，却被爱戏弄，情愿从此不再见到她，省得她老是提醒我记住自己的失败和被捉弄。在电话里，我既没有问她几点的车，也没问她去北京进修多长时间，更没有问她去哪个学校进修。天下最不乏离别，离人的俗套就是期盼着再次相聚，而我则巴望着我和江月的离别是一劳永逸，永不相见。

　　江月觉察出了我的冷淡也变得冷淡起来，她在挂电话前说：“那天晚上那10块钱是刘思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他不过是想证明他到过我那里，并没有别的意思，再见！”

　　听筒僵在我的耳边，一直响着忙音。我思忖着，刘思宁夜半敲门时，肯定并不知道江月就在屋里，他更不会想到被窝里还有我。我觉得很委屈，这出关公战秦琼的荒唐戏，怎么就会落到我的头上呢？我在心里祈祷着，那些曾经和有妇之夫纠缠不清的女人啊，请不要再假装清纯摇曳多姿搅扰我的生活。

　　春天来了，桃花依旧，佳人远去，情敌突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心里有种国破山河在的凄楚。这就是属于我的1996年的春天。唉，早知结局是荒唐，不如不遇倾城色。

　　我陷入了人生的低潮，总是显出一副饱经沧桑、疲惫不堪的姿态，吃起饭来也没有胃口。一上班，就犯困；一上床，我就失眠。为什么失眠呢？因为女人。唉，没有女人的时候，为了没有女人而失眠；有了女人的时候，又为有了女人而失眠。难道这，这就是青春无敌？

　　“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那年月到处都飘荡着张学友的《情网》。

　　黑夜里，我总会在自责之中心如刀绞。当初和江月偶然相遇，仿佛是多情人遇见了有情人，因为一时寂寞而谈起了恋爱。可是，日久天长，当我对江月一往情深之时，便一头撞上了五百年前的风流冤家刘思宁，他惊扰了我的春梦，直弄得我梦断床榻无处言说。

　　跟刘思宁论理，大吵一顿？向邵年诉说，博得同情？跟父母谈谈，得到指点？还是免了吧。

　　20出头，30不到，这个年龄段人生经验不算丰富，但遇见的大事每件都关乎一生，可是我们既不能像孩子那样找到大人撒娇，更不可能在旁人那里轻易找到可行的答案，我们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可是内心却又不够强大，于是左右为难，苦苦思索，只能是寝食不宁，辗转反侧。

　　这爱，真是覆水难收，便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更与何人说呢？你若硬要向人家诉苦，除了被人好奇地刨根问底，连一点儿发自内心的同情都捞不着。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这就是好事者常怀的心思。

　　夜深人静，我的脑子异常清楚。我很快理清了一个思路：刘思宁在暗地里无意间闯入了我的私人领地，我见了他也就只能佯装不知，否则就是自讨其辱。面对这场风雨，我只能把自己变成一把钢骨伞，硬撑着。这中间，江月也是无辜的受骗者，我得想办法暗中罚惩一下恶贯满盈的刘思宁。

　　刘思宁不仅在经济上唯利是图，而且在情场上也贪得无厌。刘思宁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鸬鹚捕鱼图》，竹排上的那只鸬鹚正伸着带钩的利嘴，随时准备对准一条游鱼，扑入水中。

　　生活中，刘思宁就是那只鸬鹚。他就是一个危险的阴谋家，处心积虑地围绕着利益设置陷阱——江月带着自己的贞操就掉进了这个陷阱，接下来，我还担心现在的省助，未来的副省长孙忠会带着自己的权力成为陷阱里的猎物。

　　有一天，我在银都大厦二楼的咖啡厅遇上了刘思宁，他仰面朝天陷在沙发里，正把右脚脚脖子架在左膝盖上，脚板像蜜蜂掠翅似的高频率地抖动着。他见着我，得意地说，孙省助正在楼上的桑拿房里快活呢，两个钟，90分钟过去了还没下来呢！

　　说话间，孙省助飘然而至，他的右手还被那个刚刚“享用”过的女孩儿亲热地挽着。孙省助径直走过目瞪口呆的我，就像走过了一根电线杆对我视而不见，他对刘思宁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小蜜’忘不了！刘总啊，今天你派来的是你们这里的‘劳模’吧？我要，我要，我还要，差点都被她搞死了！”那女孩儿听了，调皮地朝刘思宁扮了一个鬼脸，就挽着孙省助下了楼。

　　后来，我和刘思宁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我骂他居心不良、唯利是图、祸国殃民、荒淫无耻、流氓成性……刘思宁一看按不住我，就抄起茶几上的咖啡泼在了我脸上，我烫得想要大叫，可是喊不出声。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是一场噩梦。

　　阴差阳错，我成了一名反腐斗士。这场噩梦把我变成了刘思宁和孙忠之间的防火墙，我设想中的最好结果是孙忠能和刘思宁反目成仇，这我似乎是能够办到的。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就这么醒着，把新的一天一点点地看亮，直到大亮。该上班了，睡眼惺忪，实在是不想起床啊，可是身不由己，今天还要和邵年一道去拍新闻呢。

　　我和邵年分道扬镳好几个月了，前两天他忽然神秘地恭请我一同出席一个隆重的商业活动——鸵鸟城开张。

　　“啊？一个吃鸵鸟的酒店开业，为什么一定要拉我去？你又想好了什么鬼角度啊？”我对邵年的邀请感到吃惊而好奇。

　　邵年说：“你去了就有角度了，人家省长助理到时候也会出席。”

　　“哪个省长助理？”

　　“叫你去还会有哪个省长助理，孙忠呗！”

　　“什么人开的酒店啊？开张还搬得动省领导？”

　　“老板是一个刚从深圳淘金回来的平州人，我也不认识。其他事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听我的，赶紧报个选题吧，就写‘省长助理孙忠视察民营企业’，借你的贼船出一次海，先去拍，拿了红包再说。”

　　按常规，对于孙忠作为省领导出席的公务活动，省电视台新闻部必须等省政府办公厅会议处的通知安排，可是，有些领导喜欢进行一些自由活动，到处走走、四处看看，这在老百姓看来都叫视察。不过，对于领导们这样的“视察”，省政府的会议处是不会通知报社、电视台的，可是，这些被“视察”的单位却会用八抬大轿把记者请来给他们撑门面。

　　邵年拍拍我的肩膀：“省领导去得，你怎么就去不得？你倒比省领导对自己的要求还要严些。你不去，别的单位要是发了稿，易主任到时候说不定还会怪你漏了新闻呢。”

　　我觉得邵年说的也对，便应承说：“那好，就先拍了再说吧。”

　　鸵鸟城开业那天上午，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酒店开张加上孙忠的到来引来了路人的骚动和围观，马路一下子出现了“肠梗阻”。两名交警开着三轮摩托怒气冲冲地停在了酒店门前。按常理，他们会对造成交通阻塞的肇事者大发雷霆，可是，其中的一位眼尖，他一眼就看见了站在正中央的孙省助，那人便一边用步话机向上面报告着什么，一边自觉地退到路边维护起了交通秩序。

　　记者们个个怀揣着300块钱红包，长枪短炮地对着剪彩的领导扫射。孙忠倒也低调，剪完彩象征性地鼓了几下掌，连话都没讲，一转身就进了酒店进行“视察”。在一大帮随从里，除了酒店的老板张金龙、区里的头头脑脑之外，竟然还有刘思宁。这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之后，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变成了我情敌的家伙。他同我打招呼，我不冷不热地点了点头。我扫过他的额头时发现他果真长着抬头纹。

　　中午，记者和领导们在不同的包厢享用着鸵鸟肉，味道好极了。今天来采访的记者满满登登坐了一桌，这都是《春江日报》的陈伟文张罗来的。他在饭桌上只嘟哝了一句，哎呀，我老婆中午下班还没人做饭呢！邵年他们这帮年轻记者便借花献佛，嫂子长、嫂子短地倡议陈伟文把夫人也叫来享用美餐。陈伟文正打着老婆的电话，包厢的门被推开了，服务员进来礼貌地说隔壁领导有请应先生。

　　服务员领着我推开隔壁包厢的门，刘思宁咋咋呼呼地站起来管我叫“御用记者”，还自作主张地要我给孙忠敬一大杯酒。孙省助呢，正满意地笑着，好像坐在那里等着我敬酒呢。我硬着头皮倒了一杯啤酒恭恭敬敬地一饮而尽。孙省助把杯里的酒喝了一半，转头说：“刘思宁啊，把刚才你让我们猜的那个谜语再跟我们应记者讲一讲，看他猜得出来吗？”

　　桌上有人附和道：“对对对，让记者帮我们猜猜，他们见多识广，肯定猜得出。”

　　显然，在我进来之前，这谜语是把大家难住了。刘思宁撸起了一只袖子提示大家说：“那我再说一遍啊：一个波霸到罗布泊的大沙漠探险迷了路，结果被太阳晒干了，你说沙漠上会留下什么呢？”

　　听完“谜语”我便笑了，省领导真是脱离群众，少见多怪啊，多么陈旧的段子啊，早几年我就在学校听说过。我不露声色地说出了答案：“两袋儿奶粉。”

　　举座大笑，孙省助跟着大家笑完了，想想又笑了起来，他带着总结的口吻说：

　　“答案是庸俗了一点，但是，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说着，说着，孙忠又笑了起来。我想起了自己噩梦里的孙忠，心里掠过了一丝隐痛：他们之间竟然随便到了这种程度？！

　　听他们闲扯了一会儿，我又回到原来的包厢坐下。没几分钟，鸵鸟城的老板张金龙和刘思宁一前一后地端着酒杯走了进来，一桌记者赶紧站了起来，有酒的端着酒杯，没酒的端着茶杯，什么都没有的就端了一只空杯子应付。刘思宁朗声招呼道：“张总来给大家敬杯酒！我们张总的大号张金龙，各位记者肯定是如雷贯耳了！”

　　果然，一桌记者都说那还用说，这闯了大祸的张金龙谁不认识？1996年2月，张金龙亲手杀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新闻联播》里说：“2月2日凌晨，案犯张金龙，原系李沛瑶同志住所附近武警执勤战士，潜入李沛瑶同志住所盗窃财物。李沛瑶同志发现后与案犯搏斗，不幸遇害，终年63岁。”

　　张金龙赶紧解释说：“此金龙，非彼金龙，同名同姓而已，不要再提那个没有出息的张金龙了。各位记者辛苦了，谢谢捧场！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一次性见到这么多记者！”

　　张金龙和记者们一一碰了杯，一仰脖将小酒盅里的白酒一饮而尽。刘思宁指着饭桌上的陈伟文向张金龙介绍说：“今天来捧场的新闻界的弟兄们都是《春报》的陈处长请来的，你要单独敬他一杯。”

　　张金龙二话没说，和陈伟文又喝了一杯。张金龙今天兴致很高，但似乎酒量不大，很快，他的脸色就变得赤红，眼睛成了一双兔眼，我都能感觉到血液正在他的皮肤下奔涌，他有些醉了，只见他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陈伟文说：“我晓得，省领导不来，各位名记也不会来，是不是？领导一来，就是过劲。我这边开业搞仪式堵了马路，交警不但没来找麻烦，大队长还过来怪我，省领导出席的活动为什么不通知交警队？一副马屁精嘴脸。”

　　刘思宁发现张金龙像是借酒撒疯，就把他往包厢外面推：“不会喝酒就别喝，多喝了几口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张金龙被刘思宁推着走出包厢时，嘴却一直没停：“我们酒店的招牌孙省助还没有写呢，吃完饭不能叫领导马上开溜，我花了代价请来领导，今天就要搞定啊。”

　　“你他妈的就这个德性，急功近利！”刘思宁骂道。

　　眼下，刘思宁的银都大厦、金海岸海鲜酒楼早已换上了孙忠题写的店名，全平州的老百姓都知道他和省长助理孙忠的关系不一般。在急功近利的问题上，刘思宁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酒过三巡，记者们也该谈正事儿了。除了可以公然收费的《春江经济信息》节目之外，其他记者都觉得今天的这条新闻实在是不好办。

　　邵年说：“现在这个样子，哪里是省领导视察民营企业？其实就是，省领导出席鸵鸟城酒店开张仪式并品尝鸵鸟肉，发得了个屁。要不，我们集体‘放’张老板的‘鸽子’算了。”

　　大家对邵年的主张七嘴八舌地反对说：“拿了好处不办事，那怎么行呢？”

　　“咱们还是要讲点职业道德的。”

　　“不然，怎么在圈子里混呢？”

　　好在一桌记者号称都是春江新闻界的大腕儿，大家集思广益，结果是柳暗花明。

　　筵席散去之时，陈伟文唤来了张金龙，向他转达了记者们刚刚达成的共识：

　　“张总，就一个开张仪式，可能发一条新闻单薄了一些，尤其是电视新闻，画面太少。就算省长助理来了，他又没有讲话，也没接受采访，甚至出席这次活动是他的个人行为，我们突出孙忠也不太合适，总之，走省领导视察这个角度肯定不行。”

　　张金龙说：“没有关系，你们想怎么播都行，就是别曝光。”

　　陈伟文赶忙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张总，您还得配合我们一下。现在鸵鸟城的鸵鸟都是你们自己人工饲养的，你们在郊区还有一个鸵鸟养殖场，是不是？电视台的弟兄们愿意再辛苦一下，吃完饭到鸵鸟养殖场去拍些镜头，我们到时候发稿的主题就是‘特色养殖登陆平州’。”

　　众记者点头之时，张金龙听了却大吃一惊：“记者就是记者，水平确实高，你们怎么跟孙省助刚刚在酒桌上总结出来的东西就一模一样呢？吃个鸵鸟就被他们扯到了什么特色养殖、发展战略问题上去了，抬得那么高，哈哈。”

　　邵年似乎深受启发，这时也灵光闪现：“我又发现了一个新角度，这些鸵鸟的原产地是在澳大利亚，它们是中澳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用鲜血和生命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嗨，你真是个活宝！”

　　同行们“夸”完邵年就被送往鸵鸟养殖场去拍鸵鸟了。虽然我也很想亲临鸵鸟养殖场去看望一下鸵鸟，但可惜没有时间，我下午还有其他采访活动，活动的主角儿还是孙省助。不过，下午的活动可是正规活动，省长助理孙忠将要出席一个“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

　　不过，真是没想到，这个会让孙忠也硬生生地开成了一个“鸵鸟大会”。

　　“下面请省长助理孙忠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

　　春江饭店会议室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会场上的横幅写着“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在座的人都是来自春江省的农业、林业、农垦、乡镇企业、供销社以及粮食等农林口的干部。

　　孙忠清了清嗓子说：“我的发言，讲稿已经印发给了大家了，我就不念了。在这里，我想讲点个人看法。”

　　孙忠的口才在春江政坛已经小有名气，他参加会议和活动几乎不用讲稿，即使有些会议为他准备了讲话稿，他也常常没念几句就另讲一套。孙忠习惯于在会场上一边听别人讲话，一边思考自己该讲些什么，轮到他即席讲话，现买现卖的内容上往往还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今天这个会，说明白一点儿，就是省人民政府在替农业银行催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在座的各位老兄，你们听听（孙忠低头看讲稿念）：

　　“截至1995年底，全省农业银行被拖欠的到期贷款及利息总额总计为121亿元。你们听听，这么一大笔到期不还的贷款和利息，现在让我们的农行行长成了‘空军司令’了，两手空空，几乎没有能力再放新贷了，这该怪谁呢？”

　　是啊，农业银行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怪谁呢？我下意识地低头瞥了一眼干巴巴的讲话稿，等着孙忠说下文。这时，万万没有想到，孙省助下面的讲话竟然扯到了我头上：

　　“中午我去吃了一顿鸵鸟肉，有道菜叫酱爆鸵鸟肉，肉质滑嫩，酱香味浓，味道怎么样呢？我一下也讲不清楚，唉，省电视台记者应俊也去吃了，你别笑，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这个会议室并不大，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环顾一周便可看清台下的每个人。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赶紧认真地回答：“口感有点儿像牛肉。”会场上的所有人都回头看我，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孙省助打趣说：“记者就是这样，吃了还不认账，明明吃了鸵鸟肉，他硬要说是吃了牛肉。”下面的人哄堂大笑，大家笑完，他接着说：

　　“这个鸵鸟肉啊，它的营养成分和牛肉差不多，胆固醇含量低，而且皮啊，毛啊，都有用处，鸵鸟一身都是宝。你们说说，鸵鸟养殖算不算特色养殖、特色农业？不要一说到农业就总想到种水稻、种小麦，养鸡、养鸭和养猪。我们农业口的干部，‘三高’（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农业天天挂在嘴边，你们到底想没想过要打开思路、加强市场观念、提高经营意识？今后，我们农行放贷款，项目选择太重要了，选错了项目，经营效益不好，人家哪里还有钱还贷？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找政府也没有用，所以我说嘞，农行被拖欠121亿贷款，也有自身放贷的原因，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并不是在为欠钱的人开脱。我特别强调一句，在座的各单位，欠银行的钱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还上，今天我们讨论欠钱的原因是题外话，懂不懂？”

　　孙忠就有这个本事，他能让一个枯燥的协调会变得如此引人入胜，他能让一顿鸵鸟宴变得意义非凡。

　　第二天晚上，我先发了一条四平八稳的会议稿，算是完成了“规定动作”：《我省召开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规定动作”基本上就是照抄文件，在这条声配画的消息里面，孙忠的讲话内容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新闻腔：

　　省长助理孙忠在讲话中指出，贷款及利息到期不能归还，不仅严重困扰着我省农业银行的正常经营，也同时削弱了农行对农业项目贷款的再投入能力。

　　孙忠要求我省各级农行、农村信用社要建立清收机构，切实开展清欠工作。对于归还贷款行动迅速的单位，要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予以奖励。这些奖励措施包括，凡能一次性归还1984年底前形成的催收贷款本金的，可减息90%。

　　好在后面还有“自选动作”。隔了一天，鸵鸟城的新闻终于出笼了：

　　省长助理孙忠指出：农业金融服务要用新眼光拓宽服务领域

　　主持人：在日前召开的全省盘活农村信贷资金协调会上，省长助理孙忠深刻分析了许多农业项目效益不高，不能按期归还农行贷款的深层次原因，提出我省农业金融服务行业要用新眼光努力拓宽服务领域，请看报道：

　　解说词：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农业银行到期没有收回的贷款和利息总共达到了121亿元，这其中，除了极少数恶意拖欠之外，绝大多数农业生产经营项目由于经营效益不佳，经营者已经无力归还贷款和利息。

　　省长助理孙忠指出，农业项目经营效益不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省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墨守成规，对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新动向缺乏了解，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新方向缺乏前瞻性。

　　他要求全省农业金融系统要打开思路，扩大对涉农领域的金融服务范围，诸如独辟蹊径的特色养殖，以及充分延长了农业生产产业链的早米深加工等项目，各级农行和农村信用社应当给予充分关注。

　　那天，新闻播到这里时，一般人都看不出这条新闻和鸵鸟城有什么关系。当时，张金龙看到这儿可能是急了，他就给我打电话，刚说一句“喂”，电视机里传来了“鸵鸟”二字，他又改口说：“不跟你说了，没事，看完鸵鸟新闻再说。”

　　解说词：以特色养殖为例，目前，鸵鸟饲养已经在我省悄然兴起。记者日前在平州郊区的一家鸵鸟饲养场看到，这里的鸵鸟饲养已经初具规模。然而，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这家鸵鸟饲养场的负责人却是一肚子委屈：

　　（同期声）采访平州鸵鸟饲养场负责人张金龙

　　“鸵鸟养殖是一个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行业，我们起初也希望银行能够在资金上支持支持我们，但是，春江没有一个银行对我们这个项目有把握，就算是农行，他们也没有扶持过我们这样的养殖项目，时间一拖再拖，最后，全部投资都是我们自己七拼八凑才凑起来的。”

　　解说词：据了解，鸵鸟肉中维生素A及钙、铁、锌的含量分别都是牛肉的两倍以上，而鸵鸟肉中的胆固醇含量极低，国外将鸵鸟肉称为健康肉食。除此之外，它的皮、毛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以鸵鸟养殖为代表的特色养殖已成为国内禽畜饲养行业的一大新热门。

　　目前，这家养殖场的鸵鸟肉已经送到了平州市民的餐桌上，鸵鸟肉餐馆也成了平州餐饮市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这之前，我省农村金融机构对这一项目的知之甚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

　　从一个宏大的主题出发，最后落脚到一个小小的鸵鸟城，张金龙是这条新闻的最大赢家。他专门摆下鸵鸟宴，把我和邵年单独请到了鸵鸟城，笑眯眯地说：“你们的一条新闻值200万，知道吗？你们俩今后只管到我酒店里来签单！农业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下来了啦，我张金龙还用得着去人大副委员长家偷东西吗？吃香喝辣，两位小兄弟就等着吧！”张金龙是那种说话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人，集江湖和生意场的豪气与俗气于一身。

　　“这么快？银行是看孙省助的面子吧？”我问。

　　张金龙说：“这件事情，说起来跟孙忠有关，又跟他没关。他那天也就是在农行的会上大谈了一番吃鸵鸟肉的感触，仅此而已，但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老实说，你们的新闻起了一个火上浇油的作用，加上我们自己的运作，一笔巨款就到手了。”

　　邵年问：“那你们是不是要谢谢孙省助呢？”

　　张金龙微笑着，并没有直接回答邵年的问题：“官员嘛，到了该谢的时候自然要谢，有些贪官，就像饿狗，给他一块骨头他就会跟着你走。”

　　听了这话，想想前几天我们也拿了张金龙的好处，心里顿时有些不快，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话怎么就说得这么难听？

　　张金龙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赶紧自己给自己打圆场说：“你们二位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兄弟、朋友。朋友是天，朋友是地，有了朋友可以顶天立地；朋友是风，朋友是雨，有了朋友可以呼风唤雨，这话说得不假吧？”

　　我心里藏着不快，闷头品着鸵鸟肉，心想：如今这商人倒是在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科目上，个个都是无师自通。

　　邵年可没有我这样多愁善感，他大大咧咧地夸奖起了张金龙：“哟呵，张总，看不出您还谈吐不俗。”

　　张金龙笑了，露出一口黄牙说：“Yes，sir.”

　　邵年道：“张老板，您的英语可说得不怎么样啊。”

　　张金龙故作一本正经地说：“对不起，离开老家伦敦时间太久了，我很久没有说母语了。”

　　说完，两人笑作一团，像是上辈子就认识的“老交情”。

　　说笑间，张金龙衬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看了来电显示，把食指竖在唇边示意邵年别说话：“喂，领导，是您哪？有什么吩咐？”

　　平州商人和人打交道，只要遇上国家干部，不论有没有职务，也不论职务大小，一律都统称为“领导”。此时，“领导”在电话那头吩咐着什么，我们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出国考察”“西装”的字眼儿。

　　“没问题啊，您什么时候有空去我的专卖店？啊，您就在我专卖店附近吃饭啊？好的，我马上过去。”

　　张金龙挂了电话说：“孙省助要出国考察，需要一套像样的西装，我到专卖店去一下。你们俩慢慢吃，改天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抠女。”

　　张金龙在上海路新开了一家专卖店，代理销售的是香港的一个国际品牌——伯爵王西服。

　　离席之前，张金龙叫来了酒店的大堂经理，他指着我和邵年说：“这两位，是我小兄弟，每个人有3000块钱的签单权，你给他们办一下。”

十五、沉重的高帽子

春日的江南，鸟语花香、草长莺飞。

　　星期一一早，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含着花香的春风里。快到电视台了，我的手机里蹦出一条短信息：易主任叫你外出采访前到他办公室去一下。留言的人是今天的当班编辑。

　　易主任为什么一大早要找我？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心头一沉，莫非真是狼来了？这个短信破坏了我的好心情，头顶上的那片天空顿时就变成了晴转阴。

　　赶到电视台时，我已经是汗流浃背，扔下自行车，直接噔噔噔地上了三楼。到了主任办公室门前，我站住了，一个深呼吸，希望自己能够平静地出现在主任面前。幻觉中，我透过房门仿佛看见屋子里面坐了一圈儿人，都是纪检、监察干部，他们个个表情严肃地在等着我。

　　门开了，目光犀利的易主任就一个人在办公室，他指着办公桌对面的沙发说：“应俊，你坐，坐。”坐定后，我硬着头皮和主任交流目光，我这才发现易主任红光满面，不像是有坏事。“叫你来是跟你道喜的，省里这次评奖，我们台五个一等奖，你一个人占了三个，另外你还得了一个最佳采访奖。”

　　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这次获得的奖项是春江省一年一度的广播电视节目奖，人物专访《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系列报道《银企对话》都拿了一等奖，人物专访《省长助理新官上任奔灾区》还获得了最佳采访奖。

　　“我知道你采访也忙，所以一早把你叫来，告诉你这些好消息，是希望你不要骄傲。虽然两获大奖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这在我们建台史上也是第一次，评委在复评的时候还有人说，是不是把两个一等奖评在一个人头上太集中了，我是替你讲了话的。我讲，不在于哪个人获多少奖，重要的是看节目质量本身。”易主任的眼睛里，这时泛着只有伯乐才有的光芒。

　　“谢谢易主任，谢谢易主任。”我欠了欠身子，显得有些不安。

　　易主任又说：“还有一个事情，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广播电视厅团委和各地市广播电视局团委要联合表彰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十佳青年，我们部里打算把你也报上去作候选人，我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

　　我毫不犹豫地推辞道：“易主任，我不够格儿，我来台工作还不到两年，资历太浅啊，再加上我做得还很不够，报我上去，等于是浪费了这个名额。”

　　我推辞主任的美意并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心虚。我感觉自己就像一筐苹果里最上面的一个，看起来又大又光鲜，可背着人的一面已经开始腐烂了，挑苹果的人就是看不着，这一点使我感到良心不安。

　　“你怕浪费这个名额，这样想真不容易啊，见荣誉就让，还懂得顾全大局，现在在我们这批年轻记者里，的确不多了。你就不用谦虚了，资历不是问题，上个星期我们就议了议，你上岗没多长时间，工作量就开始遥遥领先，差不多每个月都30条上下，而且质量还不错，采访能力也强，文章也写得好，这次又连获大奖，部里推选你是有道理的。我在外面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你的评价也不错，尤其是省长助理孙忠，对你评价很高啊。”看来，这只“烂”苹果，易主任是选定了！

　　“易主任，我说我不够格儿，我是真心的！”

　　说到这里，我的声调提高了一些，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一种讲真话的冲动正充溢在胸口，“坦率地说，真正当上记者，我才发现一切和我在学校里想象的不一样。学校老师总是向我们展示这个行业里的最高境界，可是，到了现实中，我才发现，我们离自己职业的最高境界是越来越远了。”

　　“现实和你的想象，怎么个不一样呢？说说看。”易主任态度异常和蔼。

　　“我拍新闻收过红包，也拍了一些关系稿，这是我在学校没有想到的，我背离了自己当初的理想。说老实话，我很苦闷，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但又没有勇气向您请教，因为我们每次出去并不是我一个人，老同志总说这是行业惯例，大家都这样。”我的心理就像一个落网的罪犯，没有交代罪行之前一直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而一旦交代了所有罪行，反而心情变得平静了。我幻想着自己能立刻从“十佳青年”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就像受到宽大处理的罪犯被当庭释放。

　　可是，易主任听了我的“交代”却笑了：“这个问题，我当记者的时候也遇到过。我当年拍新闻的数量也很大，当时也有好多风言风语，说我得了很多好处，发了财。我当时就把握住两点，第一，不伸手问人家要钱要物；第二，我不会为了钱财说假话。我们做新闻是看有没有新闻价值，而不是看有没有好处。我觉得，当记者并不是一个发财的职业，顶多小康。想发财，可以下海啊。”易主任显然被我的真诚感动了，他的话也显得很是推心置腹，“现在，我作为你的主任呢，有一点可以明确：不管你怎么弄，你的稿子要过关，事实要准确，角度要新颖，要做到客观公正。搞名堂，有本事你就搞，但是不要让人告到我这里来就行了。至于有人胃口很大，自然有公、检、法来管他，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不是？”

　　主任的开通让我感到有点儿意外，我不解地问：“可是，我们把职业道德放在什么位置上呢？好像现在拿红包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有些场合没有红包倒不正常了。”

　　“一般开业啊，庆典啊，大家都拿红包，甚至到场的领导也拿好处，你要是当着大家的面去痛斥这种现象，那你就是反潮流，就是一个异类，对不对？其实你并非别无选择，各种好处你真不想拿，也可以悄悄地婉言拒绝。如果还要做得更彻底一些，开业、庆典之类的新闻，你可以尽量选择回避。当年，我采访过一位全国公安系统的先进模范，他说之所以能当先进，就是因为管好自己的嘴、手，还有腿，不该吃的东西不吃，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人家文化水平不高，归纳的内容也很朴实，这些东西都是容易做到的吧？”

　　我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第二天，在新闻部的周二例会上，易主任还是给我扣上了那顶“十佳青年”候选人的帽子。我的坚决推托，适得其反，在易主任看来，倒是给我平添了几分美德：

　　“……该同志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严于律己，努力成为表率，我们相信他能够成为我们集体最优秀成员的一个代表，大家鼓掌，表示祝贺！”

　　此时的我，心情沉重，压力巨大。

　　“应俊同志，你小子真是人才，把主任给卖了，还让人家给你点钱！”这话我当然不爱听，可是，胆敢在我面前如此肆无忌惮的人，除了邵年还会有谁呢？有道是“夫妻之间无美人，兄弟之间无伟人”，更何况咱还不是“伟人”。邵年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神秘地贴着我的耳朵说：“要是中央领导知道你，他肯定也会重用你的，只可惜啊，你生在春江。”

　　我听了邵年的话，表面平静，心里却泛起了波澜：是啊，机遇对于人生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多少有才能的人就因为没有机遇而一辈子默默无闻啊。

　　“你知道中央领导为什么一定会重用你吗？”邵年看见我在一个人发呆，就轻轻推推我，叫我赶紧回答问题。我想了想，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说不定人家是设计好了陷阱，请君入瓮呢。但是我又很想知道答案，就抬起头命令邵年道：“你说。”

　　邵年把嘴凑到了我的耳朵边，用手弯成了半个漏斗，小声说：“因为中央领导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

　　我扑哧一乐，果然有陷阱啊！这个玩笑开得有趣，里面还透着邵年的嫉妒呢。在我看来，嫉妒才是对他人的成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赞美。

　　不期而遇的高帽子让我感到有苦难言，我无法摆脱一种负罪感，虽然没人问罪，但心中总是惶惶然。既然它无可挽回地降临了，那么就只能勇敢地面对了。我定下的策略是：面对荣誉，一方面要显出宠辱不惊，淡然处之；另一方面还得洗心革面、甘当表率。首先，我要和邵年划清界限，因为同事们在背后给邵年取了一个响亮的外号——“有偿新闻大王”。一个“十佳青年”候选人和一个“有偿新闻大王”搅在一起，成何体统？又怎么向易主任交代呢？

　　五四青年节，披着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十佳青年的绶带，我端着十佳青年的奖牌站在了舞台上。我第一次发现，站在摄影灯强烈的光照下，普通人是那样地难以适应。照相机和摄像机都对着你，摄影师和摄像师从各种规格的取景窗口和寻像器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观察着你，台下的人在暗处对你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这时，我的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仿佛听见他们是在说：就凭应俊那样的品行怎么还能当上十佳青年？

　　我想起了自己采访过的各式各样的表彰会，台上的那些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还有精神文明建设标兵，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当之无愧吗？难道他们的品行都像先进事迹材料里说的那样冠冕堂皇吗？难道他们没有一个人曾经随波逐流地放任过自己一次吗？难道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没有一点儿缺点吗？

　　好名声似乎不是表彰出来的，镁光灯下的好名声套在一个人身上总是有些虚张声势的成分，真正的好人永远比他花哨的行头来得质朴。

　　我端着十佳青年的奖牌回到台下第一排时，胡思乱想告一段落，心情这才恢复了平静。台上的领导在挨个儿发表着书面讲话，我又恢复了往日的视角，成了一名观察者。我忽然想到了孙忠省助，他每次被摄像机对着，聚光灯照着，仍然能够从容淡定地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晚饭时分，我在家里和父母一起看电视，《春江新闻联播》播出了《我省广电系统表彰十佳青年》的新闻。看完了我大为不满：“这条新闻本末倒置，文不对题！”

　　这话把正在吃饭的父母吓了一跳，他们收住喜悦，放下了碗筷，认真听我给他们解析新闻：

　　“看这条新闻的标题就知道，这条新闻的主题是表彰十佳青年，十佳青年是主角儿。可看完整条新闻，你也闹不清这次表彰会表彰了什么人，为什么这些人受到了表彰。这条新闻在导语里草草提了一句表彰会之后，接下来就是一大堆领导讲话，省广播电视厅的厅长说完了，还有团省委的副书记说，他们说的东西也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什么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父亲皱着眉头听完我的话，非常严肃地问：“你觉得十佳青年在新闻里不够突出吗？你的意思是说，这条新闻应该把你们十个人的姓名、单位都报一遍吗？我真有点担心你呢，本来受表彰是好事，但是假如这件事激发了你的虚荣心，我看倒是好事变成了坏事。”

　　“小俊呐，我看观众也未必就关心到底是哪十个人受了表彰是不是？”母亲在旁边小心翼翼地替父亲帮着腔。

　　我急了：“哎呀，妈，我不是说非得点我的名字，我是说这条名为表彰会的新闻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表彰会，表彰会，受表彰的人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是，记者对受表彰的人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哪个领导出席了，哪个领导讲话了，甚至拍发奖的镜头，给受表彰者都是背影，给领导是正脸，这不是本末倒置是什么？”

　　爸爸说完了就拿起汤匙，低头舀汤喝。

　　末了，他们只能以一种近乎哀求的方式恳求我要好好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罢了，没有什么可谈的。但对于工作，我会拼命的。

　　五月的风，温柔和煦。五月的阳光，温而不炙。五月的街道，花红柳绿。《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我的眼里只有你》。孟庭苇和景岗山。歌声里飘荡着爱情的甜蜜。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五月里年轻的记者，工作却越来越忙。“十佳青年”就是时代先锋，恋爱的季节也得拼命工作。

　　新闻发布会和工作协调会。考察和调研。围捕和突审。讲话，鼓掌，兴致勃勃地看，饶有兴趣地问，部署眼线，破门而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就是我一天里工作的镜头。白天开会，晚上抓人，一天掰成两天用。从两眼一睁一直忙到熄灯，我的工作热情无人能敌。

　　1996年4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严打”拉开序幕。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投毒、爆炸……一个个恶棍和社会渣滓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落网，我一个人就累趴下了三个摄像。

　　这天早晨骑车上班，我睡眼惺忪时满脑子还是“严打”。昨天晚上到村儿里去抓一个潜逃多年的杀人犯，一进村，一条标语把我吓坏了，黑墙白字，上面写着——“投案自首是犯罪”！！我赶紧顺着围墙一拐弯儿，发现标语还有后半句——“分子的唯一选择”。这样的大喘气真要命！

　　快到电视台时，我看见了一个一丝不挂的疯子行走在机动车道上，所有的汽车都唯恐避之而不及。他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疯子的裸体引得男人们驻足观望，女人们则羞红了脸庞，自觉地不肯多看第二眼。

　　我仔细盯着这个男人看了好几眼，发现这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壮年男子。这个男人的衣服呢？他为什么不知羞耻？他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因为什么事情而精神失常了呢？他的父母知道他变成这样了吗？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看见了一个成熟男人的裸体又会受到怎样的刺激呢？为什么警察不把他拦下来给他一块遮羞布呢？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国家，为什么还有人一丝不挂地流落街头呢？这个落魄的男人到底该由谁来管呢？

　　到了办公室，我仍无法从一连串的责问中自拔，心里还在想着是不是要报一个有关流浪人员救助、管理的选题。

　　邵年今天来得出奇的早，他趴在窗口不时地向外张望着，是在等车来接他出去采访。他看见我来了，就用他惯用的方式向我打招呼：“应俊董事长。”什么？我成了董事长？真是莫名其妙。“您就是‘春江新闻托拉斯’的董事长啊，您就省点儿力气，给我们留口饭吃吧！《‘严打’速递》都快成你们家的后花园儿了。”

　　《“严打”速递》是《春江新闻联播》为配合“严打”斗争新开的一个子栏目，自打有它开始，我几乎是每天一条。

　　我笑了笑：“谁他妈愿这么干啊，我都快累死了。”这话说得有点儿违心，说完，我侧脸看窗外。外面天气很好，远处的建筑物上还插着欢度五一时还没有及时撤下来的红旗。

　　“你还是死不得哟，就算你爹妈不心疼，张金龙也会心疼的。”邵年神秘地靠近我说，“‘严打’也是商机啊！张金龙这小子趁着现在娱乐业一片萧条，低价买进了一家停业的夜总会，正式进军娱乐业，他还等咱们给他出谋划策，当吹鼓手呢。”

　　原来，张金龙买下的夜总会名唤“爱乐音”，这家夜总会曾经因为“小姐”生猛而在平州赫赫有名。不过，这回在“严打”的第一轮风暴中，爱乐音就因为上演脱衣舞而被查封了。张金龙找到邵年，说要把夜总会尽快开起来，可是，这家曾经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的夜总会如何改头换面、重塑形象呢？商量来商量去，张金龙他们打算搞个“爱乐音”杯青年歌手大奖赛，到时候请孙省助也来颁奖。这样不就可以把春江的各路媒体堂而皇之地请来发新闻了吗？

　　我听见张金龙之流又在打孙省助的主意，顿时就气上心头，我瞪着邵年说：“一个跳脱衣舞的夜总会组织的歌手大赛会有号召力吗？让一个并不主管文化的省领导跑到一个跳过脱衣舞的夜总会去颁奖，亏你们想得出来！这件事，你们请得到孙忠，我真肯去死！”

　　邵年转过身，靠着窗台嘿嘿地对着我笑：“爱乐音跳过脱衣舞是不错，但是，只要张金龙开口，孙忠哪里都会去，你相信吧？现在孙忠和张金龙的关系可不一般，孙忠身上的名牌儿西装、衬衫、领带、皮带，还有皮鞋、袜子，甚至是领带夹，全都是张金龙从香港买来的。他孙忠一身名牌儿，只要一出现在咱们的《春江新闻》里，张金龙就会眉飞色舞地跟人宣扬说，孙省助从头到脚都是我张金龙给武装起来的！”

　　这倒不假，我也发现，孙省助的外包装近来的确是华贵了许多，我一时沉默了，无言以对。邵年接着说：“应俊，我不是说你，你这一辈子最大的弱点就是忽视了金钱的力量，别说孙省助了，有了足够的钱，就是你爸爸的冠名权人家都可以买下来！”

　　“过分啊，骂人别骂到上一辈去啊！”我严肃地警告了邵年一句。

　　“还有，你活得太累，顾虑太多，把别人的好话看得太重。你还真把‘十佳青年’当回事了？你也不想想，你到底是为谁活着？早上，看见一个一丝不挂的疯子，我就特别羡慕他，人家多潇洒啊，热了就扒得精光，赤条条地在街上走，你就不敢吧？一个人能够无拘无束，表达自己的个性，这就是最大的幸福。疯子因其智障失去了生活的圆满，可他们却意外地获得了幸福，是不是？你应俊头脑发达，智力健全，可是你就不见得能够获得幸福，对吧？”

　　一个疯子，两位记者，感想却大相径庭，本来我们还会争论下去，可是，接邵年出去采访的车子来了，争论只能中断。这时，办公室里来了上班的同事。邵年临走时，压低声音撂下了一句话：

　　“张金龙、刘思宁一伙算是把孙省助给摆平了。张金龙公然还在饭桌上说过，孙忠现在就是他的马仔了。孙忠去哪儿不去哪儿，根本不是我们管得了的，知道啵？”

　　邵年走了，我铺开稿纸写当天凌晨抓捕逃犯的稿子，可是却无法集中精力。孙省助啊，孙省助，您对世事是那样地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张金龙、刘思宁一伙就是狼狈为奸、贪财好色、无孔不入、祸害官员的坏东西，事实清楚如白天黑夜，证据确凿如板上钉钉，道理简单如小学算术，结局明了连路人皆知，可您怎么就这样不问前路、赴汤蹈火而去了呢？孙省助啊，孙省助，您每天坐在主席台上发号施令是那样地器宇轩昂、神采奕奕、八面威风，您怎么今天就这样被人家征服了，成了人家的马仔呢？

　　我当机立断，在爱乐音夜总会的宣传问题上，应该想办法挽救孙省助，那该怎么办呢？一定不能让孙省助去爱乐音，一定，一定不能让他去！！

　　一个多星期之后，《春江新闻》里堂而皇之地播出了一条有关爱乐音夜总会的“软广告”。这条新闻的宏大主题是我给策划的，有了这个主题就用不着请孙省助出场了。

　　有时我都佩服自己的脑子，就一个鬼点子，爱乐音夜总会承载着“女子七人乐坊”的声名，在平州又东山再起：

　　让高雅音乐和大众结盟

　　主持人：高雅音乐和歌舞厅演出从来都被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情，但是，平州的一家歌舞娱乐场所却将民族器乐引进了夜总会，这使得昔日不登大雅之堂的歌舞厅演出重塑了形象，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那么，高雅音乐和大众结盟到底能走多远呢，请看记者的述评：

　　解说词：（画面，爱乐音夜总会的外景，招牌特写；现场声：民乐演奏《春江花月夜》）

　　正在演奏《春江花月夜》的这个民乐小乐队被称为“女子七人乐坊”，她们都是春江师范大学音乐系民乐专业的学生。每天，她们都要在这家歌舞厅进行一个半小时的民乐演出，她们除了演奏我国民乐的传统曲目之外，还会用民乐的方式演绎流行歌曲，诸如《涛声依旧》《忘情水》《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等曲目就受到观众的欢迎。

　　接下来，演出现场的两个托儿以观众的名义接受了采访，夸赞今天的民乐真好听、现场效果如何如何热烈，最后，图穷匕首见，我们这才请官员出场拔高这场演出的非凡意义：

　　解说词：“女子七人乐坊”并不能代表当前我省民乐演奏的最高水准，但它的出现受到了观众的追捧，这说明高雅艺术和大众结盟是有其广阔的生存空间的。“女子七人乐坊”在我省歌舞娱乐场刮起的民乐清风，已经引起了我省文化主管部门的注意。

　　（同期声）春江省文化厅厅长 肖向东：高水准的民乐演出团体走入歌舞娱乐场所进行演出，这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繁荣高雅艺术的积极探索，也是加强文化娱乐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尝试。

　　解说词：文化娱乐场所作为剧场的补充、舞台的延伸，可以逐步提高文化消费者的欣赏水平，潜移默化地为高雅艺术培养越来越多的观众，从而为繁荣高雅艺术形成舞台、银屏和文化娱乐场所多层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同期声）民乐演出主办者 张金龙：把民乐引进歌舞厅，我们觉得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只要观众喜欢，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

　　这条新闻加上其他媒体的跟风报道，“爱乐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恢复了人气。

　　这时的“爱乐音”是笛韵悠扬，琴声婉转，已然是换了人间。那个疯疯癫癫、且歌且舞的民乐小乐队是我牵线从母校请来的，“女子七人乐坊”的名字是一位老师给取的，站着演奏的主意是学生们自己出的（她们是跟英籍华裔小提琴演奏家陈美学的），超短裙和露背装是张金龙给定做的（不过，拍新闻那天可没有穿）。

　　张金龙对这个策划十分满意，他连着三天到处送票请人前来捧场、虚张声势。为了表示感谢，张金龙分别塞了800块钱给我和邵年，邵年大大方方地把钱放进口袋时，我却把钱还给了张金龙：“张总，我帮您做事并不是为了钱。”

　　张金龙抓耳挠腮地说：“嫌少啊。”

　　“不是，真的不是。”

　　邵年看不下去了，他在一旁责骂道：“张总，他不要算了，自从他得了个‘十佳青年’就不食人间烟火，成了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了。走，我们都是王宝森，去吃鸵鸟肉……”

　　回到单位，邵年把我叫到了没人的地方，冷笑着继续质问我：“你以为这样做就高风亮节，两袖清风了吗？你以为你戴了一顶高帽子就彻底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了吗？说实话，真不想理你了。”

十六、说句心里话

我和邵年陷入了冷战状态。

　　在走廊上，我遇见邵年带着实习生采访回来，就笑吟吟地跟他打招呼，回来了？可邵年表情木然，对我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见而不识，总是像个幽灵似的和我擦肩而过。好在邵年背后还有一个热情的实习生，她叫了声，应俊老师好。

　　在办公室，同事们一起说笑，我的段子把大家都逗乐了，可邵年就是我自岿然不动，绷着不乐。这让我想起了记者在拍摄会议新闻中时常遇到的一个尴尬。台上，领导结束了豪情满怀、热情洋溢的讲话，记者的镜头在观众席上从左往右地横摇，大家都心领神会地使劲儿鼓掌，唯独就有一个人板着面孔，无动于衷，真是大煞风景！镜头还得重拍。今天，邵年就是这个人。

　　同在一个办公室，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邵年的态度让我感到如坐针毡。我发现办公室里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了应、邵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局势，我担心此间的评论家会紧接着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三人成虎，积毁销骨，舆论的力量有时赶得上泰山压顶。我有些后悔了，觉得自己当着邵年的面拒绝张金龙的800块钱好处费，似乎过于鲁莽：为什么不能找机会悄悄地婉拒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是了，何必要在邵年面前显得那么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呢？难道你妄图用人格的力量征服邵年吗？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邵年可没有那绕指柔肠，任何人格的力量都无法打动他那铁石心肠。他是个离经叛道之人，媒体宣传的先进典型人物，不管形象有多么高大，事迹有多么动人，他常常用他特有的诋毁方式，在谈笑间就把听众弄得啼笑皆非。

　　有一回，我和邵年去采访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报告会，这位因患癌症而英年早逝的共产党员是一位县长，他被称为是“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台上作报告的人声情并茂地说，有一年抗洪抢险，王县长亲自在防洪大堤上一连坚守了一个月，硬是三过家门而不入。邵年在下面偷偷跟我说，三过家门而不入，怕是情妇家吧。台上的人热泪盈眶地说，有谁知道，整天在防洪大堤上忙忙碌碌的王县长，可一直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邵年说，只怕得的是性病吧。再往下，台上的人已经是如泣如诉：多少个夜晚，王县长办公室里的灯光都是彻夜长明，他是为了全县经济的发展累病的啊。邵年说，办公室里的灯光彻夜长明，不是忘关灯了，就是在打麻将搞赌博……看见了吧，邵年的锐利在于他是一个多嘴的小人。

　　烦恼简直就是滥用想象力的结果，越想就越心慌意乱。我和邵年曾经形影相随，亲密无间，如今却不能休戚与共，相濡以沫，过去的相知变成了潜在的危机，随时都会变成进攻的武器。邵年随便笑嘻嘻地泼出一盆什么污泥浊水，你应俊肯定是有口难辩，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这年头儿，敌人和知己，越少越安全。

　　晚上我又失眠了，黑夜放纵着思绪，我又想起了邵年导演的一出反间计。大学期间，省里的几所大学举行辩论大赛，我和邵年均是春江大学的主要辩手。春江大学进入决赛，对手是春江师范大学。决赛的评判主席是春江省的一位杂文家，他不但刚正不阿，而且与诸大学素无渊源，也无瓜葛，主办者请他出山，无非是期望他秉公而断。可是，比赛前，邵年却喜滋滋地告诉我，杂文家已被他搞定了！！

　　原来，邵年在赛前打听到了杂文家的电话号码，他以决赛对手春江师范大学的名义给杂文家打了一个电话，故意低声下气地请他多多关照，并表示到时一定会有重谢。结果，那位疾恶如仇的杂文家当场就怒不可遏，挂了电话。

　　宁可负君子，也不可负小人啊！我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心想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地和邵年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

　　每当我在办公室里听见电话铃声就赶紧跑去接，并且希望电话那头的人是要找邵年，这样我就好顺理成章地大声喊邵年的名字，叫他接电话。这是我认为打破我们冷战状态的最巧妙的办法。可是，邵年在办公室时，我没有碰上一个找邵年的电话，好容易碰上一个人找邵年，可他又出去了。

　　“应老师，我觉得你好喜欢接电话哟，是在等哪位姑娘的电话呀？”我的异常举动连年少的实习生都发觉了。

　　新闻部来的实习生叫易芸，她是易主任的独生女儿，在春江大学新闻系念大三，是我和邵年的师妹。她所谓的实习，不过是学校里没课了，有事儿没事儿就跟着记者们出去跑跑新闻、打打下手。

　　坦率地说，这孩子真是单纯得可爱。她第一次来新闻部办公室时，在家的记者没有几个，一位老记者顺嘴问她：“易芸，这里的记者你都认识谁啊？”她一指邵年，亲切地说：“我就认识邵年，他去过我家。”在座的人一阵怪笑。易芸知道说错了话，忙补充道：“去过我家怎么啦，邵年老师又没有送东西。”大家笑得更凶了。

　　易芸常跟着邵年出去采访，但她常把自己写好的新闻稿拿给我看，这让我左右为难。有一回我接过稿子小声说：“哪位老师带你出去采访，你就拿给哪位老师看看就是了，不然别的老师会不高兴的。”

　　易芸小嘴一噘说：“不，我爸爸都说要多向你请教，他说你是得奖专业户，还是十佳青年呢。”我吓得赶紧看旁边有没有人，得，不教她还不行。

　　在外人看来，我这里是春风得意、风头正劲。可是易芸小姑娘哪里知道，应俊老师每天都活在悲天悯人、郁郁寡欢的情绪中。情敌、十佳青年、冷战，委屈、自责、焦虑，这些字眼儿缠绕在心头，让我不堪重负。

　　这段时间，我还毫无缘由地闹肚子，失眠、多梦、早醒，并且时常被噩梦惊醒，再加上食欲不振，以至于每天无精打采。白天就想睡觉，可夜里躺在床上总是睡不着。夏天来了，还时常感到胸闷、心跳加快，这难道是要猝死的节奏？

　　我猜想，是不是工作干得太猛了？当劳动模范可真不容易！父母发现我萎靡不振，就带着我到医院把五脏六腑检查了一个遍，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医生说，你儿子也就是亚健康吧。

　　有回我偶然翻开父母订阅的一本医学杂志，看到一篇有关抑郁症的文章，逐条对照抑郁症的症状，发现自己竟然对上了好几条。不过，万幸的是，最要命的一条他还没有，那就是：消极厌世，有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

　　这天，易芸又拿着自己的习作来找我批改，新闻稿的题目是《省长助理孙忠出席“银都之夜”交响音乐会》。“银都之夜”是刘思宁为银都大厦开业两周年组织的，时政组并没有接到上面的采访通知，显然，这又是孙省助的私人活动了。我皱着眉头说：“省长助理是省领导，他出席一个交响音乐会该不该点名，我们都要请示你爸爸。你呢，也先去问问你爸爸好不好？”

　　易芸点点头说：“你们就会请示报告，把我爸爸都累死了。”

　　我笑着摇摇头，继续往下看：“优美的交响乐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的心。”

　　我抬头微笑着问易芸：“你怎么知道这个交响乐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的心？”

　　“这句话我经常在你们的新闻里听到过，好像我爸爸当年都这样写过。”

　　“易芸，易芸，你可不能人云亦云啊！庄子‘濠上观鱼’的故事你听过吗？庄子有一回看到河里的鱼自由自在地游着泳，就说这鱼真快乐啊。身旁的惠子就问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反问惠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个‘子非鱼’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记者不要主观臆断，随便替别人下结论。你只是你自己，你怎么会知道每一位观众的心理呢？对不对？”

　　易芸点点头，心悦诚服地说：“应俊老师，我好佩服你哟，你好有才华。”

　　我警惕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同事，觉得自己像一只大灰狼，好像是在心怀不轨地骗取一个少女的崇拜。其实这也不怪我，只是因为易芸到了一个少女最容易崇拜人的年龄了。

　　易芸接着问：“不让写打动了观众的心，那怎么表现这个报告很受欢迎呢？”

　　“用事实说话不会吗？比如，演出结束后，会场的人是不是久久不肯离去，或者是全体起立，鼓掌时间长达两分啊，或是三分钟，这就凭你的现场观察了。”

　　后来，那句“打动人心”话语被易芸改成了“演出结束后，观众久久不肯离去，大家起立鼓掌，报以了长达5分钟的掌声”，后生可畏，真是敢写啊。

　　好在，“孙省助出席”的字样后来被易主任大笔一挥，划上删除的记号。

　　孙忠过去是个京官，他在春江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崇尚高雅艺术、喜欢琴棋书画、善于交朋结友、敢于直言不讳，这使得他浑身散发着不同于一般干部的学者气质。

　　作为记者，我很欣赏这样的干部。孙忠在各种会议尾声时发表的结论性讲话经常是言简意赅、字字珠玉，甚至直接拿来就可以做标题。比如，作为协助省长分管城建的省长助理，他有一个很知名的城市建设理念，那就是建筑是形，文化是魂，环境是本。

　　现在，平州市许多建筑物上都高悬着孙忠的题字。最早，老百姓是在刘思宁的银都大厦、金海岸海鲜酒楼第一次见到了孙忠的墨宝，接着，张金龙的鸵鸟城、伯爵王西服专卖店也把店铺招牌变成了孙忠的书法碑帖。与此同时，春江省展览馆、平州长途汽车客运站等城市标志性建筑也因为孙忠的书法，平添了一股子书卷气。

　　虽说文化是魂，但是像孙忠这样身体力行，把自己的题字弄得满大街随处可见，这倒是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也引来了市井百姓的议论纷纷。坊间有种说法让我感到惴惴不安，那就是孙忠题字，润笔费是每个字10000块钱。

　　记者圈儿里盛传的事情更让我感到忧心忡忡。有人说，张金龙曾在饭桌上夸下海口说，半夜里我叫狗可能叫不起来，但是，孙省助一叫就来。这话听起来倒像是张金龙的口气——一副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嘴脸。以前，我也当面听张金龙说过孙忠现在是他的“马仔”了。

　　张金龙打官员的歪主意，不像刘思宁那样还带着几分含蓄，他完全是赤膊上阵，我真担心张金龙会毁了孙省助的一世英名。

　　当然，对刘思宁的警惕也不能放松，他的枪口更加隐蔽。

　　几天前，我收到了银都大厦的一个邮件，里面装着一本名叫《银都之窗》的内部刊物，十六开，印刷精美，像本时尚杂志，里面除了宣传银都大厦的企业文化之外，还在《艺术大师》的栏目里花了8页的篇幅介绍孙忠的书法，题目是《俊朗厚重书卷气 飘逸酣畅古人风》，压题照片是孙忠正在挥毫泼墨，旁边站的人正是刘思宁。看起来还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

　　这些大款在孙忠背后的嘴脸孙忠知道吗？我下决心要给孙省助写一封信，有天铺开稿纸只写了一个开头：“尊敬的孙省助：您好！”忽然觉得有些唐突，思前想后，放弃了。

　　最后，我决定给《春江日报》写一篇言论稿，题目就叫《也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算是写给孙忠的一封公开信。

　　稿子写好了，我打车跑到《春江日报》交给了陈伟文。陈伟文看了说，文章的指向性太明显，明眼人一看，都知道你应俊说的是孙省助。陈伟文还说，署名也得改，这让我有点儿舍不得。陈伟文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弟，你这“应俊”的名字太敏感，圈儿里的人一看到应俊的名字就会想到孙忠，于是他建议我取个笔名发表为好。

　　半个月后，我的文章在“春江评坛”里见报了。标题被陈伟文给改成了《就同“大款”交朋友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虽然明白如话，但没了文采，没办法，人为刀俎啊。

　　我端着报纸把自己的“诤言书”看了无数遍，每次我都在揣摩着孙忠看到文章里的这句狠话该是个什么心情：“某‘大款’口吐狂言，半夜里我叫狗可能叫不起来，但是，某某官员一叫就来。”

　　可是，除了从陈伟文那里传来对文章本身的高度评价之外，我并没有接收到来自孙省助的任何反应。

　　这些日子，也许邵年和孙忠把我折磨得患上了抑郁症吧，我的失眠成了习惯。

　　我习惯于12点之前上床，但躺着到了后半夜，即使凉爽的气息已经统治了世界，四下里也很安静，我的床也很舒适，可万事俱备，却往往只欠睡眠。

　　漫漫长夜，捣枕捶床也睡不着，我干脆开灯，爬起来到书架上去找书看。我端详着默默静立的书脊，中指的指甲盖从左至右在书脊上轻轻划过，最后停在了一本《〈论语〉名句赏析》上。这本书好，没有情节，能读进去，但又不至于引人入胜，随时都可以停下，随时可能睡着。我给《论语》开发出了新功能，还能治失眠！

　　“德不孤，必有邻。”胡扯，自从我应俊成了十佳青年，拒收一次红包不就和邵年闹翻了吗？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胡扯，现在这个时代正好相反，小人坦荡荡，君子长戚戚。刘思宁、张金龙这帮小人活得如鱼得水、有滋有味，倒是我应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何苦来着？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道理，我和邵年不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吗？和他分道扬镳那是迟早的事情。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嗯，我和邵年就是和而不同，貌合神离。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太对了，孙省助那里就是因为政治不太清明，才引得平州上下议论纷纷，他知道老百姓在对他随处可见的墨宝议论纷纷吗？

　　我这么对号入座地读《论语》，更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个会议刚刚结束，孙忠洋洋洒洒地发表完指示正要起身离席，我鼓起勇气跟着他出了会议室，并且严肃地对孙忠说：

　　“孙省助，有些关于您的传闻，我觉得会影响您的形象，我想单独跟您说说。还有，我自己也有些想法，想……”

　　“有想法？好啊，大记者，今天晚上你到我的住处来吧。”孙忠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孙忠一直住在春江宾馆的一个豪华套间里。当晚，我敲门进去时，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好点头哈腰地告辞。孙忠把我让到客厅里的沙发上坐下，就抓起电话给服务台下命令：“叫孙菲菲过来，给客人倒杯茶。”

　　孙忠住的是一个套间，客厅里的摆设倒很简单，真皮沙发对面放着音响、电视和VCD。电视上正在播《焦点访谈》，一个叫曲长缨的记者拿着话筒，正一脸正气地盘问一位损害农民权益的副乡长。电视机的上方，挂着孙忠自己手书的条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我问孙忠：“孙省助，您送我的条幅，怎么只有后半截‘宁静致远’啊？”

　　“淡泊明志，是老人家的事情嘛，孔子不是讲，人一老了，‘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你们年轻人，宁静致远就够了。”孙忠说的“孔子语录”正是我前几天夜读《论语》时看到过的句子。孔子的意思是说，人到了老年，血气已衰，要警惕贪得无厌。于是，我们的谈话便从《论语》开始，显得高雅不俗。说到兴头上，孙忠还带着我在他翰墨飘香的书房里参观了一下：一张铺着书画专用毛毯的大案台上，大小毛笔、砚台、宣纸摆放齐全。屋子的另一头，立着精美根雕，还有一个落地青花瓷筒，里面装着几卷字画，加上或挂或放的工艺品和名贵饰品，整个屋子显得雍容华贵、气度非凡。案台对面的书柜里放着一些成套的古籍，还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等等，这些书使得房间的主人变得庄重而可敬。

　　这会儿，服务员进来倒水，孙忠埋怨道：“怎么这么半天啊，菲菲同志？”服务员腼腆地笑笑，就径直到饮水机前去给我倒水，孙忠笑眯眯地望着服务员的背影问：“认识我们的名记吗？”服务员转身把水送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时，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在电视上看过，他采访过您的嘛。”孙忠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奇怪，难道这好笑吗？领导的话，领导的笑，对于普通群众，永远都藏着不可捉摸的东西。

　　服务员临出门的时候，孙忠交代：“菲菲啊，楼下大堂里还有要找我的人，就叫他们先等等，就说我们正在商量重要的工作。”

　　服务员冲着孙省助妩媚地笑了笑，那笑容中似乎有一种暧昧：“好的。”便掩门而去。

　　“应记者，你听到一些关于我的什么反映啊？”孙忠单刀直入，谈话正式开始。

　　“第一个，老百姓说您给人题字，一个字是10000块钱，这个我不相信。”这时，孙忠慢条斯理地插话说：“应记者啊，不信是对的，要是写一个字收10000块钱，我不要被钱砸死啊？这里看来要腾间屋子放钱了。书法是高雅艺术，不能用金钱来交换。还有呢？”

　　我接着说：“第二个，您个人很坦荡，从不回避和平州的一些私营企业家的关系，比方说，上次鸵鸟城开张您也出席了，您在平州的干部里就显得与众不同。您别介意啊，平州的老百姓就议论您也是‘傍大款’。第三个，这也是我最气愤的，您把一些私营企业家当朋友，帮助、关心、支持他们事业的发展，他们当您的面也是毕恭毕敬的，可在背后，哎呀，他们又是另一副嘴脸，话说得相当难听！”

　　我说话时，孙忠表情严肃，不时还嗯嗯着点点头。说到第三点时，我看到孙忠牙关紧咬了两下，两腮的肌肉也随之一鼓一鼓。我从包里拿出了登着《向领导干部进一言》的《春江日报》递给孙忠说：“孙省助，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来希望您能看到， 可能您忙吧？”

　　孙忠接过报纸，认真地看了起来：“辛力桦是你的笔名吗？”看来，孙省助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

　　“临时取的，念起来像‘心里话’，这篇文章是我说给您的心里话。”

　　就同“大款”交朋友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

　　辛力桦

　　倒退十几年，领导干部的交际圈里基本上还没有“大款”。而如今，领导干部和“大款”交朋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有些“大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神通广大，口气比力气还大。一日，在某豪华饭店，一位“大款”左手握着大哥大，右手搂着“小蜜”的腰，喝醉了还不忘跟人许愿：“我跟×书记那就是兄弟，到时候肯定带上你兄弟，到他家走一趟，什么事情都能摆平，OK？”

　　我不知道×书记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这“大款”是不是在吹牛，但在各式各样的“大款”那里，类似的话我不止听过一次。譬如说，某“大款”口吐狂言，半夜里我叫狗可能叫不起来，但是，某某官员一叫就来。这样的话，不由得叫人惊出一身冷汗。

　　“大款”从何而来？这得感谢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句话传达到民间，就被概括成了一句当年的流行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起来的人成了“大款”，他们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本来是难能可贵，也光荣至极。但是，对于前述两位口出狂言的“大款”，他们的富裕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潜藏了一个灾难。

　　草木一秋，平淡无奇，人活一世，总是要交些朋友的。领导干部交朋友的复杂之处，便在于他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普通人”。一方面，他们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也离不开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普通人，他们权力在握，他们能够参与土地、金融、人力等等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我们历来讲究集体领导，但是，官员级别越高，他们对资源配置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就越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少“大款”和领导干部交朋友，正是看中他们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影响力。

　　难道领导干部和“大款”就不可能产生纯洁的友谊吗？比如，人们常见的诗友、棋友、牌友、球友、酒友等等，这类靠共同爱好维系的友谊，在“大款”和领导干部之间就没有办法存在吗？我要说，这种友谊在理论上是存在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很罕见。商人对利益的追逐是无孔不入的，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有道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说，经过瓜田不要弯下腰去提鞋子，走过李树下，不要举手去弄帽子，说穿了就是要避嫌。更何况，对于兴趣爱好广泛的领导们，“大款”们还有一句话等着您呢：“不怕做不到，就怕领导没爱好。”“大款”们投资从来都是讲效益的，这当然也包括感情投资。

　　当然，“大款”并非是洪水猛兽，他们本质上就是那些响应党的号召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现在也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对于领导干部和“大款”交朋友，我们也并非一概反对。作为领导干部，要善于处理好和“大款”的关系，调整心态，摆正位置，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才是公仆本色。解放之初，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和“大款”荣毅仁不就是朋友吗？这样的朋友关系不是对发展经济、振兴民族大业大有好处的吗？

　　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理应奉公守法、廉洁自律，面对极少数“大款”的金钱、美色诱惑，要多想想党性、人格。“大款”们当着官员的面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可是一转脸便是口吐狂言、飞扬跋扈。想想也是，“大款”有了领导干部做靠山，他们一定不会替你守口如瓶，因为这“靠山”是“大款”们在商场上的“信用保证”，是可以化作竞争力的“无形资产”，他们需要四处去说，到处宣扬。再往后，领导干部一旦失去了权力，甚至是东窗事发，“大款”的哥们儿义气便会荡然无存，和你划清界限的是最厚道的，落井下石也是稀松平常。断尾求生嘛，跟蜥蜴学的，您也别见怪。

　　领导干部要是一心羡慕“大款”们的自由潇洒，辞官下海不失为一种好选择，亦官亦商，脚踩两只船的做法最终会弄得自己身败名裂、痛哭流涕。韩国“反腐”总统金泳三讲过这样一句话：“想发财就去当商人，而不要做政府官员。”这话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更适合社会主义社会。

　　孙忠端着报纸足足看了七八分钟，他抬起头说：“叫狗叫不起来……放屁，在平州，有人说过这么难听的话吗？”孙忠显然受不了大款视官如“狗”的说辞。

　　“说过，而且就是针对您。”我的回答毫不含糊。

　　“什么人会这样说话呢？”

　　“我跟张金龙和刘思宁有过接触，所以我只听他们俩说过。”

　　“你觉得张金龙和刘思宁是什么样的人？”

　　“张金龙素质极低，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大款’有的毛病他都有。刘思宁表面上好些，其实刘思宁这个人隐蔽得更深些，比如我跟他交往很长时间，一直以为他很怕老婆，是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男人，但是通过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竟然有一个情妇，根本没有感情，一直在玩弄人家，而且时间很长了，他老婆根本没有发现。”

　　孙忠听完笑了一下，说：“应俊，谢谢你。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你说的不仅是‘心里话’，而且还是‘犀利话’，我们交往这么长时间，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谢谢你。和他们的交往，我今后要注意一些，谢谢你的提醒。你的这篇大作给我留个纪念吧。”

　　孙忠一连说了三个“谢谢”，这说明他在心里似乎接受了我的忠告。孙忠从职位上是我领导的领导，从年龄上是我的长辈，虽然孙忠没有对我提出的问题逐条进行解释，但是我们彼此都能感受到了对方的真诚。

　　孙省助和我拉起来家常，他说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里排行老六，家人都叫他“六伢子”。小时候，他的两个姐姐为了让他上学都辍学了，他的学费就靠家里卖萝卜、卖鸡蛋换钱。那个时候，萝卜两分钱一斤，他自己要经常挑着担子到集镇上去卖，卖完了萝卜再去上学。卖鸡蛋时，他的手小，拿着鸡蛋就显得挺大，有些大人就会上这个当，不长时间鸡蛋就卖完了。放学回家，还要放牛、割草、砍柴，生活的担子压得他后来个子就是长不高。说到这里，孙忠风趣了起来：“我这个个子，他们都说我是跟小平同志保持‘高度’一致啊！”

　　我一下子笑出了声，孙忠的幽默、健谈和平易近人让我消除了畏惧感。

　　谈话的过程中，一个电话打断了我们，孙忠抄起电话干练地打发了对方。听那意思，对方是求孙忠办什么事情，孙忠没听完就直截了当地问：“这件事情，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方啰嗦几句，孙忠有些不耐烦地说：“那就改天吧，我现在正在商量重要的工作。”

　　放下电话，孙忠用自言自语的音调对我说：“春江的商人啊，鬼精鬼精的，怎么运作你手中的权力，他们都琢磨透了。”

　　我于是问了一个自己一直弄不明白的问题：“孙省助，对于商人而言，不依靠权力做不成生意吗？”

　　孙忠沉吟了一下，说：“样样要审批，可件件有弹性，所以，经常是领导一句话，就能产生不得了的效益。这你不能怪商人，人家想提高利润，提高效率，所以就来找能对事情有推动力的官员，情势所逼啊。倒是你提醒得对，领导干部千万不能交友不慎。”

　　从孙忠房间出来，已经是晚上快10点了。马路上不再像白天那样喧哗和拥挤，路灯深陷于孤独之中，照亮着灯下三三两两快步行走的路人。

　　夜间的春江广场变成了一个工地，五十年代建成的旧式建筑正在拆除，炫目的光照下，工地的灰尘在升腾、飞舞，四处扩散，就如同这个城市里人们的欲望一样。

　　打算在这块地皮上重建楼宇的，据说是一个香港投资商。他是怎么看中这块地皮的？地价是怎么最后敲定的？这位港商又因为这块地皮，成了哪位官员的朋友呢？港商和官员，他们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

　　我站在黑夜里的尘世中，目光迷茫，思绪万千。

十七、惺惺相惜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我向孙忠递交“诤言书”之后，便在不同场合不断地听到了许多有关孙忠的好话。

　　春江宾馆的人说，孙忠在宾馆餐厅吃饭真有意思，他每次都是一次性把全年的伙食费全交了；

　　好几个厅局的干部说，孙忠不喜欢在下属单位吃饭，即使是参加会议他也会谢绝挽留，回宾馆餐厅吃饭；

　　一位副厅长说，当年我还是副处，孙省助跟上面的领导来春江视察，我们只算是一面之缘，可这次他见到我，竟然能叫出我的名字，还主动过来跟我握手；

　　一位普通干部心怀感动地说，我出于个人爱好，向孙省助求字，没想到他马上给我了题了一幅“知足常乐”的条幅；

　　省政府办公厅的人说，孙省助还常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平州走街串巷，了解市政建设情况，他称自己是“快乐的单身汉”……

　　虽然说耳听为虚，但我却陷入了自责，整天沉湎于对自己无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我觉得自己太不成熟、太冲动，甚至觉得自己完全错怪了孙忠。

　　我跟着孙省助下乡视察，县里的干部用土特产把孙忠的轿车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孙忠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吃了你们几天，走的时候还要拿，我很过意不去，这叫群众知道了影响也不好。你们基层干部，多把脑子用在让群众满意上就行了，不要总想着把我们这帮人侍候好。”

　　当地干部无奈，只得顺从地从车上往下面搬东西：麻将凉席、熏火腿、乌鸡酒、鹌鹑蛋、莲子粉还有天然蜂蜜。看见了蜂蜜，孙忠发话了，蜂蜜给我留两瓶吧，我有痔疮，经常便秘。县里干部说，那就多拿几箱吧？孙忠幽默地说，不必了，每天喝一点就够了，又不是拿来洗澡。

　　轿车开动时，孙忠摇下车窗，抱拳相谢说，后会有期。

　　目睹了这一幕，我通过深刻而痛苦的分析，最后不得不承认，我的那些冲动的诤言，并不完全出于作为记者、作为十佳青年的社会责任感，而是或多或少地夹杂着我对情敌——刘思宁的个人恩怨，我不希望刘思宁的阴谋得逞。而孙忠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被我的忠肝义胆所感动，并开始把我当成了朋友来看待，即使是在公开场合，我的同行们也很容易感觉到孙忠对我的善待和关照。

　　这天，省委书记苏会国和孙忠共同出席春江省名牌战略研讨会的开幕式。散会后，我举着话筒堵住苏书记说要采访一下，苏书记笑容可掬地说，你们还是采访孙省助吧。众记者只得乖乖地闪出一条路，让苏书记背着手，飘然而去。我和众记者转而一窝蜂地拥向在一旁受到冷落的孙忠。面对伸到眼面前长短不一的话筒，孙忠略带调皮地望着我说：“应记者，就是要讲什么，我们也要等到书记走远了再讲，好不好？”

　　记者们嘻嘻地笑着，觉得孙忠的谦虚挺可爱。我转头看了一眼走廊，同样调皮地对孙忠说：“孙省助，书记上电梯了，我们开始吧。”孙忠说了一句“好”，就开始侃侃而谈，所有的记者都得到了自己满意的采访内容。

　　又过了几天，一个会议刚结束，孙忠招手把我叫到跟前，他拿出一张购书卡交给我说，这个你拿去买点书吧。我看了看卡片，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一张500块钱的购书卡，相当于我半个多月的工资。我拿着它在平州广场的内部书店挑了一套1995年再版的《鲁迅全集》，价值395元。剩下的钱，我给孙忠买了一本《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中国书法大辞典》，还有几本书法碑帖。那天我把书送到孙忠的房间时，孙忠连声说着谢谢、谢谢。我们的来往至此已经超出了工作，俨然成了“忘年交”。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孙忠身边已然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已经是时政记者里的老手了。

　　有一回，孙忠在春江机床厂的车间里一边视察，一边发指示。电台、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举着话筒和录音机跟着孙忠慢慢地行进。

　　视察完了，记者们回到宾馆一听录音就傻了眼，孙忠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几乎淹没在嘈杂的机器声中，根本听不真切。众记者犯难了，怎么写稿呢？可是，只有我胸有成竹，趴在桌上一会儿就把稿子写完了。通过孙忠的秘书，我把稿子交给了孙忠本人审阅。孙忠不仅在我的稿子上签上了“已审阅”的字样，还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各媒体发稿以此件为通稿。”结果，孙忠的秘书拿着我的稿子复印了一遍发给了报社和电台的记者。

　　众记者就纳闷儿了，我们听不清录音，你应俊怎么就能听清呢？

　　其实，我也听不清孙忠的讲话，但是孙忠一张口我就知道他讲话内容的出处。九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江泽民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孙忠讲话的内容就出自“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章节中。

　　因为要跟着孙忠下基层，我知道孙忠肯定要大谈十五大精神。出发前，我从办公桌上随手抄起一本十五大报告单行本带在身上，不成想，今天还就真派上了用场。我写稿的时候，按着十五大报告的表述，重新把孙忠的讲话润色了一番，使得措词更准确，逻辑更清楚，用语更规范，概括更全面，由不得孙忠不喜欢。可是，电台、报社的那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一时还蒙在鼓里，他们坚信我肯定通过某种特权，事先拿到了孙忠的讲话稿。我听了，笑而不语，天机不可泄露啊。

　　我们拍摄的新闻素材当天下午就通过微波干线传回了省城，到了晚上，孙忠就可以怡然自得地在宾馆的套间里和众多地方官员集体收看自己在机床厂发的指示了：

　　“省长助理孙忠指出，当前国有企业要狠抓‘三改一加强’，也就是要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企业经营管理不仅要以质量为基础，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增加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多好的讲话啊，我们的领导总是孜孜不倦地把各种复杂的理论归纳成简单的口诀或口号。“三改一加强”，多么明了！哪怕在我们的厂长、经理那里只要贯彻了一点点，我们的许多企业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步履维艰啊。

　　这天，一屋子地方领导看完新闻吹捧了孙忠整整一晚上。10点多钟了，孙忠起身送客，领导们这才意犹未尽，一一告辞，鱼贯而出。这时，孙忠来了精神，他叫朱秘书打电话叫我到他的房间来里。

　　我进屋时，孙忠正在沙发上沉思，看见我进来了，他就先把朱秘书打发走了。就两个男人在屋里，孙忠盯着我说：“应俊，你是个有心人，今天的稿子写得不错。我刚才还跟朱秘书说，你的脑瓜子和笔头子都是当秘书的材料呢。”

　　“领导过奖了，其实，采访之前做案头工作，了解党的大政方针，这是记者的基本功。”每个人喜欢听赞扬的程度往往都会超出自己愿意承认的水平，我也一样，我不仅心怀感激地接受了孙忠的夸奖，而且接着还毫不脸红地为这种夸奖寻找着证据。

　　“哦，是吧。我们交往有两年了吧，你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你是个好苗子啊，不久，我的岗位将会有调整，位子会更重要，我有心把你留在我身边，你愿不愿意啊？”孙忠用手梳理着头上并不多的头发，显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

　　“那朱秘书呢？”我受宠若惊，问话又直又愣。

　　“人家伺候的几任领导都提拔了，他也应该到更重要的岗位去历练历练，再跟着我写材料会耽误人家。话也说回来，这个人嘛，用起来不那么顺手，做事没有多少创造性，还喜欢邀功请赏。”

　　我心里一惊，低调、肯干，这不正是我的长处吗？但我沉吟了一下，口是心非地说：“孙省助，我没有心理准备，恐怕胜任不了吧？”

　　孙忠这时面色红润，不知是意气风发还是小酒微醉，他说：“没关系，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也不必要马上答复我。”面对我的局促不安，孙忠很快地岔开了话题，“今天的新闻，我和地方的领导一起看了，做得很不错啊，学好十五大报告，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过，我刚才仔细想了想，我这些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句句是真理，句句又像是套话，光会说这些句句是真理的套话，企业肯定是办不好的，对不对？”孙忠说完，苦笑了一下。

　　“那倒是，您省领导是抓宏观，厂长是抓微观。因地制宜、一厂一策，那就是厂长的事情了，您不可能管到具体的细节上去。”这些日子我耳濡目染，官话的水平也见涨。

　　“说得对，你要让我孙忠真的当个厂长，去解决微观世界的东西，把一个企业扭亏为盈，我不一定干得了。下面的这帮人我还真佩服，你只要随便讲点什么，他们都好像如获至宝的样子，不知道他们平时真的是不读书、不看报，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哄人高兴呢。”

　　听见孙忠这般自嘲，我笑了：“用他们的话来说，您到这儿来视察，那就是‘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据我观察，人家应该是真心的。”

　　“是吧。”孙忠这时打了一个饱嗝，食指和中指轮换着在沙发扶手上轻轻地敲打着。

　　1998年初，孙忠在春江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了副省长。

　　人民代表鼓掌祝贺时，主席台上的孙忠礼貌地从座位上走出来，站在舞台中间向人民代表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这躬鞠得很深，全场的人都看见，孙忠副省长为全省人民操劳得谢了顶。掌声更响了。他转身又朝主席台上的主席团成员深鞠了一躬。掌声一直持续着。

　　这时，我就站在舞台和观众席第一排之间的记者活动区，见证了踌躇满志的孙忠走向人生的辉煌一刻。这一刻，我多么希望，我的目光和孙忠的目光能够相遇，我愿意让孙忠感受到我此刻最诚挚的祝福。

　　会议结束了，记者们把走下主席台的孙忠团团围住。我激动地伸出手和孙忠紧紧地握了握说：“孙省助，祝贺您当选春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这时，孙忠的手已经是湿漉漉、汗津津。

　　孙忠连声说着“谢谢、谢谢。”这时，所有的记者都看见，孙忠的额头沁出了汗水。

　　“我们想知道，面对全省人民的重托，您此时此刻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举起话筒，向孙副省长发起了突然袭击。

　　此时的孙忠是神清气爽、容光焕发，他面对镜头和灯光，不慌也不忙，发表了充满激情的就职感言。当晚，孙忠那生动的表情就通过《春江新闻联播》传遍了千家万户。

　　新当选的副省长孙忠接受记者采访

　　主持人：今天下午，在刚刚闭幕的省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新当选的副省长孙忠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孙忠副省长就其所思所想以及工作目标，发表了精辟而又满怀真情的就职感言：

　　（同期声采访春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忠）

　　首先，感谢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感谢人民代表的信任，感谢全省人民的重托。

　　在副省长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岗位上，我将会做到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虽然我们今天的大会没有当选者宣誓的这么一个议程，但是，我愿意把上面四句话作为当选副省长的宣誓词。

　　副省长的职位更高了，但并不代表离群众更远了，我还将保持一贯的工作作风，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把群众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当成自己工作的根本宗旨和唯一出发点。

　　我来春江时间不长，但我没有把自己当外人，我一直是在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春江，用专注的两耳倾听春江，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春江，用渴望的目光探求春江。

　　感受春江，我肃然起敬，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凝聚心头。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执着一念，以今天的努力，再铸辉煌，无愧过去，无愧明天，无愧春江！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陈刚报道的。

　　果不其然，这篇《新当选的副省长孙忠接受记者采访》在那年的春江新闻奖评比中捞到了一个二等奖，易主任也参加了评奖会，他回来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孙忠当选的是省长的话，这条新闻肯定就是一等奖了。

　　不过，官儿一大，平易近人就会变得弥足珍贵，甚至成了奢侈品。

　　我和那些经常跑会的记者们明显地感到，孙忠副省长变得矜持了许多，总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他不再轻易接受记者们的采访，更不会像当年那样和相熟的记者主动打招呼，称他们是“大记者”了。老记者们私下里抱怨说：妈的，一升官儿就变脸。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领导。孙忠上任副省长以来，我都感到孙忠实在是太忙了。第一，孙忠的上镜频率比他当省长助理的时候明显多了许多，这说明他要出席的会议比以前多了许多；第二，孙忠参加会议不再像当省长助理时那样从头到尾地参加，他常常是在会议中间匆匆落座，发完指示后就中途退场，他得赶到下一个会场去作重要讲话。

　　在孙忠担任副省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与他的交往越来越变得例行公事。他在我心中回到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位置，这是他那个级别官员应有的位置——哪怕清高得有一点点不食人间烟火都行，但也不至于活在刘思宁和张金龙他们翻腾起的污泥浊水之中。

十八、晴天霹雳

开完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孙忠突然就杳无音信了，我寻思着孙忠可能又是到北京开会去了。孙忠是首都来的干部，动不动就回北京，总给人一种天马行空、行踪不定的感觉。可这天，消息灵通的邵年神秘兮兮地跑来说，你知道吗？孙忠出事了。刘思宁、张金龙都被抓了。

　　我不信，抓起办公室的电话就拨刘思宁、张金龙的手机，结果，都是关机。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下雨仅仅是下雨，一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雨就有了寓意，某一场雨之所以被人记住，总是因为有件事情正在发生。

　　多少年之后，我若是要讲述孙忠的故事，一开头一定便会说：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

　　这时，有同事来传话说，易主任召见。

　　我上楼来到易主任办公室，推开门看见他同样伫立在窗前看雨。

　　易主任转过身示意我坐下，然后对我进行了严肃的组织交代：副省长孙忠因为违法违纪问题，已经在北京被中纪委“双规”了，你手上现有的有关孙忠的影像资料必须全部上交，各种活动中有关孙忠的图像一律暂停播发。

　　晴天霹雳！孙忠真的出事了！

　　易主任表情严肃地说：“现在有许多关于孙忠的小道消息，别人传，你不能传。由于工作关系，你接触领导多，只要你说点什么，大家不会说是你应俊说的，而说是省电视台记者说的，就是那个天天跟着孙忠拍新闻的记者说的，这个影响可不得了，你要记住，要夹着尾巴做人。”在现实中，记者不会因为他的职业而额外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相反，他的职业对于他的言论自由倒是一种束缚。

　　我频频点着头，心里感到很是沮丧，刚刚依着孙忠的足迹描绘出来的人生蓝图就被孙忠亲手给毁了！

　　孙忠东窗事发，这一下子成了平州市最热门的话题。一张张餐桌、一个个洗脚屋、一个个桑拿浴室，一间间KTV包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生活照旧的生意人不约而同地传讲着孙忠的名字，他们说孙忠在春江有一个当服务员的情妇，还说在他房间的保险柜里一次就搜出了500万……

　　回到家里，父母急忙问我，一个副省长，党的高级干部，真的有这么坏吗？我一脸不耐烦地回答他们，小道消息，你们听听就是了，千万别去传。我把易主任的交代又一脸严肃地向父母转达了一遍，父母认真地点着头，简直把我当成了他们单位的领导。

　　这天下班时，我有意骑着摩托路过刘思宁的金海岸海鲜酒楼，看见孙忠题写的“金海岸海鲜酒楼”七个镏金大字还在，只是下面“孙忠题”的落款被抠掉了。我把摩托车熄了火，一只脚踮着地，仰起头专注地看着依稀可见的“孙忠题”，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身旁有一个路过的市民，那人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啊”地发出一声惊叫之后对同伴说，你们看，孙忠真的出事了！他的名字都被铲掉了！

　　将近三个月过去了，孙忠的事迹终于见报了：《大搞权钱交易 生活腐化堕落——春江省原副省长孙忠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我手捧《春江日报》，眼前的白纸黑字，分明像蝌蚪一样游动了起来，精力有些难以集中：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涂杰华 魏嵘）记者今天从中央纪委了解到，最近，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春江省委、省纪委及有关部门配合下，严肃查处了春江省原副省长孙忠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给予孙开除党籍处分，有关部门已开除其公职。春江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已分别免去其省政府党组成员及副省长职务，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将其逮捕。

　　经查，孙忠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有：经济上贪得无厌，利用职权便利及影响，大肆索贿受贿。孙忠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权便利及影响，采取向有关部门负责人批条子、打招呼、下指令等手段，通过为他人解决贷款、介绍建筑工程项目、违规审批土地使用权、办理营业执照、赴港定居手续、打招呼提拔重用关系户等事宜，多次收受、索要贿赂。从1997年至1999年10月，共计收受、索要张金龙（私营企业主，已被捕）等6人人民币313万元、港币80万元、美金4万元，以及价值120多万元的高级手表、钻戒等贵重物品。孙忠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与他人通奸，情节恶劣。

　　中央纪委指出，孙忠违法违纪性质之严重，情节之恶劣，社会影响之坏，在我们党内是少见的。把孙忠这样一个腐败分子揭露出来，清除出党的队伍，充分表明，在我们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显示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决心。

　　…………

　　孙忠这回八成是凶多吉少。下班回家，我放下挎包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书架上找到《刑法》研究受贿罪。

　　受贿十万元以上可以判处的刑罚就有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或是死刑，这弹性也太大了一点儿吧。那么，孙忠的命运又将会在这弹性空间的哪个位置呢？我又回头抓起新华社的通稿进行研究——“孙忠违法违纪性质之严重，情节之恶劣，社会影响之坏，在我们党内是少见的”——这样的措辞，不就等于是判了孙忠的死刑吗？

　　对于孙忠腐败案，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局外人，可是我在感情上却无可救药、不可理喻地深陷其中。那天在办公室，我满怀忧郁地对邵年说：“看样子，孙忠会被判死刑的。”

　　邵年笑了：“他又不是你亲爹，具有不可替代性。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前面腾出了位子，后面的人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应俊哪，有件事情我倒是真替你高兴啊。”

　　这时，办公室里的人一齐看着邵年，他得意地接着往下说：“应俊家里，孙忠题写的‘宁静致远’的那幅字肯定是升值了。比方说，香港回归限量发行纪念币，限量的概念，就是纪念币印完了，人家印钞厂就把版给毁了，这回要是孙忠被枪毙了，那就不仅仅是把版给毁了，等于是把印钞机活生生地给砸了，孙忠的字成了超级绝版。”

　　同事们都被逗乐了。现实就是这样，某个人的倒霉经历，在不相干的人眼里往往就会成为一个笑谈。邵年的特长就是善于捕捉某种社会现象，然后加以荒诞的类比或推理，最后得出一个可笑的答案。邵年是个很敏感的记者，但他总把灵感用错了地方。

　　孙忠被查处的官方消息在报上公布之后，平州城里的孙忠题字在一个星期内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也就是在这几天，邵年坐着采访车和一名摄像一直在平州城里转悠，他根据考古学的一个术语“抢救性挖掘”创造出了一个新词儿“抢救性拍摄”——他抢在众多宾馆、酒店、商场、展览馆、汽车站、码头、夜总会、药铺、婚纱摄影店、信用社、税务局办税大厅铲字之前拍下了数十处孙忠的题字。

　　忙完了拍摄，他在办公室里马不停蹄地写文字稿《原副省长涉嫌犯罪 平州城刮起铲字风》，然后还用播音腔满意地朗读了一遍，就催着值班编辑赶紧送审。

　　可是最后，易主任在审稿笺上的批字是“拟不发”。当天的值班编辑转述领导的话说，有关孙忠的稿件要听上面安排。

　　对于领导的决定，邵年虽然怒不可遏，但他不可能跟领导对着干。他是胳膊，领导是大腿，胳膊永远也拧不过大腿。他顶多是在办公室里背着领导发发牢骚、骂骂街，说些丧气话。只要领导一出现，他又表现出一副无限忠诚的样子。

　　邵年的牢骚倒是提醒了我，记者怎么能放过孙忠这个热点呢？该是让他为党的新闻事业做点贡献的时候了。当得知孙忠腐败案就要在春江开庭审判时，我兴冲冲地敲开了易主任办公室的门，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采访孙忠。

　　易主任听了先是一怔，然后显得很兴奋。当然，他也重弹了要“听上面安排”的老调，我听了浅浅地笑笑，说我会做好案头准备的，随时待命。

　　元旦、春节过去了，一开春，几乎是在孙忠上任春江省副省长的两周年整，他被春江省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了死刑。一审判决认定孙忠一共收受了张金龙、刘思宁等一帮私营企业主款物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孙忠不服，提出了上诉。

　　我几经努力才获得了参加庭审旁听的机会。在法庭上忙活着的是春江电视台政法口的记者，他们来拍的是法制新闻而非时政新闻。孙忠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我看见孙忠穿着一件尼子面料的短大衣，表情木然地坐在被告人专用的铁框框里。铁框框的正前面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被告人。我第一次听到孙忠被人直呼其名，而且语气很不客气：

　　“被告人孙忠，你对起诉书有没有什么意见，起诉书所说的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孙忠，请你正面回答问题。”

　　面对威严的法官，昔日的副省长孙忠失去了威严，他发言之前或者发言完毕，都会微微颔首，恭恭敬敬地说上一声：“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当然，还有“谢谢公诉人”“谢谢律师”。要是在从前，孙忠作为省领导对任何人只要吐出“谢谢”二字，被谢的人肯定会诚惶诚恐，手足无措，可这回在法庭上却没有人跟他客气说：“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于孙忠的“发言”，我从前听惯了会议主持人称之为“重要讲话”，是要被人深刻领会、全面贯彻的，可这回法官却把孙忠的“发言”称为“辩解”“供述”甚至是“交代”。

　　庭审期间，我还听见法官在调查刘思宁向孙忠行贿VCD机的事情。孙忠在法庭上说，他在春江被拖下水就是从收了刘思宁的VCD机开始的。

　　庭审结束，审判长朗声宣判，当他读到“被告人孙忠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孙忠微微昂起头，像是不让泪水夺眶而出，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活像一尊雕像。他木然地站在那里，任由法警摆布，双手被戴上了手铐……

　　我在这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看见孙忠坐在被告席上受审，还被判了死刑，然后戴着手铐被押出法庭，我心里很难过。接受审判，对于孙忠来说，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屈辱的事情，我发现他从被带上法庭到被押解出去，自始至终没有朝旁听席上看一眼。他肯定是没有勇气接受这种屈辱。我很同情孙忠，但我又不同情腐败，可是，孙忠现怎么就成了腐败的代名词。我的心情很复杂。”

　　在闷闷不乐之中，我按部就班地重复着自己的生活，每次出去采访，我都会听到人们在谈论孙忠。孙忠这两个字，藏着说不尽的话题，有让人发不完的感慨。

　　在一个饭局上，平州中院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孙忠一审被宣判死刑后，一回到看守所，民警就按监管规定给他在监号内戴上了脚镣。孙忠就向监管人员提了三点要求：一是想见妻子儿女；二是希望提供纸和笔，他要向上级法院和中央写上诉状和申诉信；三是不要给他在监号内戴脚镣，因为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不会有什么问题。饭桌上的人说，这三个要求都有理，法院同意了孙忠的前两点要求，但拒绝答应他提的第三个要求。当时，有个年轻的监管干部就开导他，这就好比生活待遇，你是副省长按规定就得坐奥迪，而不是桑塔纳。现在你是重刑犯，按规定就得戴脚镣，这也是一种待遇，和干部坐车都是一个道理。孙忠听了，无可奈何，也就没说什么，戴就戴吧，也只能如此了。

　　在另一个饭局上，省公安厅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孙忠东窗事发，是他过去举荐的一个干部因为贪污受贿翻了船，结果为了立功把他给举报了出来。“双规”的时候，办案人员从孙忠包里面翻出来了“三件宝”：钞票、伟哥和避孕套。饭桌上的人不相信，不会吧，怎么说，人家也是一个副省长啊！说话人一笑，干部也是人啊，我们副省长的性伙伴都是张金龙给一手安排的，有两个女的还是我从深圳坐飞机把她们带回平州的呢。

　　有回采访遇上了《春江日报》的陈伟文，陈记者神情凝然地回忆孙忠说，上回省里筹备人代会，孙忠是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副组长，起草小组的成员都是省政府各个部门抽调来的“笔杆子”。一大帮人被关在宾馆里写了十来天，对于忙前忙后的起草小组的成员，孙忠最后能叫出名字来的没有几个。但是呢，他对宾馆服务员的名字，什么丁桂兰、李桂芳之类的，却如数家珍。听众这时都眉开眼笑，说陈记者讲得真生动，怪不得孙忠的情妇是个宾馆服务员呢。可我却笑不出来，而且后脊梁直发凉，因为这个故事在孙忠倒台前我早就听陈伟文说过。不过，陈记者上次的说法却和这次大相径庭，上次他是这样说的：孙忠这样的领导确实有过人之处，他从不忽视在他身边每一个为他工作的人，而且记性也特别好，比方说，他带着一帮人到宾馆去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没几天他就叫得出来身边服务员的名字，吩咐人家端茶倒水什么的，总是客客气气地叫小丁姑娘、小李姑娘什么的，没事还会和她们开开玩笑。

　　在平州钢铁厂采访时，徐建厂长黯然神伤地对我说，我个人曾经很崇拜他，他来我们厂视察了好几次了，很会讲话，对我们全厂干部、职工的激励作用确实很大。每次见到他，我都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像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非常认真地向他汇报工作的，现在想想他是一个大腐败分子，觉得他对我们的信仰是一种毁灭，心理上的打击太沉重了。

　　春江省政府的一位干部怅然若失地说，孙忠到处题字，很多人都有看法，甚至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当面都跟他提过这个问题，这也就算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吧，但是他老人家就敢当面顶撞领导，把在场的其他人吓得一怔。他当时说，我不是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写字，而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写字。一席话，说得省领导也哑口无言，瞠目结舌。

　　说起孙忠，人们的表情千奇百怪。不过，最后大家都会抱着抛砖引玉的心态盯着我，指望着孙副省长的“贴身记者”也能说出些孙副省长的奇闻轶事。可是我总是喃喃地说，没有想到啊，我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每每大家都不免大失所望。

　　过去，在《春江新闻联播》里，人们只要听到孙忠的名字，接下来就会听到“本台记者”应俊的名字。过去，应俊和孙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的光荣，不论走到春江的哪个角落，都是他的荣耀。我也为此和孙副省长一样，总保持着一种受人尊重的感觉。如今呢，我觉得自己和孙忠简直就是同案犯，当初我每天的工作正是帮助孙忠这样的腐败分子欺骗观众。观众被骗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孙忠当了副省长之后，大家几乎再也没有在电视上听过他亲口讲话了。孙忠在《春江新闻联播》里出现时，观众只见其人，不闻其声。我的新闻作品成了孙忠的宣传品，久而久之，他就被包装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道德崇高，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我一直想不清楚到底是我欺骗了观众还是孙忠欺骗了我，但是，不管谁骗谁，我总摆脱不了一种负罪感。

　　有天一大清早，我在梦中被大学时期一位严厉的早年当过“右派”的新闻学教授给骂醒了：你在利用新闻传播谎言和进行欺骗！你真丢人，你的工作就是无耻的包装，恶心的拍马！你现在已经堕落成了一个只会吹捧官员、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家伙！那个充满灵气、血气方刚的应俊到哪里去了？！

　　我睁眼看看窗户，天还没有大亮，屋外下起了雨，倒春寒的天气格外寒冷，可是我在被窝里却出了一身汗。

　　采访孙忠的机会终于来了，易主任突然打电话叫我火速赶到省高院，说是省纪委的领导要当面布置工作。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抽屉，我把整出来的东西从桌面上一划拉又塞进了抽屉。这时，我的心脏在胸膛里横冲直撞，怦怦直跳，心头一下子涌上了四种感觉：兴奋，好奇，悲伤，害怕。

　　当我推开省高院一间会议室的大门时，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陈华峰和易主任正在谈话。见我推门进来，易主任郑重地向陈副书记介绍：

　　“陈书记，这就是应俊，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在我们年轻记者里都是佼佼者，新闻连年获奖，还是我们广电系统的十佳青年。”

　　“哦，我早在电视上见过了，小伙子，你在电视上显得比本人成熟多了嘛！”鹤发童颜的陈副书记和蔼地上来和我握了手。陈副书记的手怎么是那样柔软细腻，像是女人的手，也许这和他们常年窝在办公室里有关吧。

　　易主任谨慎地看了看陈副书记说：“陈书记，要不我先把大致的情况跟我们的记者介绍一下。”

　　陈副书记点点头说：“好，你先说。”然后安稳地坐在一旁喝水。

　　“应俊，是这样，省里现在安排我们在孙忠案件二审宣判后进行一个采访，你个人一是提过采访的要求，二是你对孙忠本人也比较了解，现在组织上打算安排你来进行采访，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让孙忠能多开口，多讲话。”这时易主任又转头看了一眼陈副书记，“省里对这次采访很重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陈书记专门要我把你叫过来，交代这次采访的一些注意事项。”说完这些话，易主任又转头看着陈华峰。

　　“嗯，是这样，和具体的采访人员见面，当面布置工作，这也是迎春同志的意见。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是按中纪委的指示，要拍成对广大干部，尤其是党员高级干部有所触动的警示教育片。”陈副书记说到的迎春同志全名叫胡迎春，他是春江省委常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应俊同志，孙忠在他的悔过材料里提到了你，说你写过一篇文章提醒他要处理好和大款的关系。这篇文章其实孙忠一直保留着，他把它剪下来夹在了一本书里，后来是检察机关搜查时发现的。我看，这篇文章对孙忠本人还是有触动的，不然他也不会把它剪下来。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

　　陈副书记年届六十，他说话的声音不大，语调低沉，节奏也不快，说几句沉吟一下，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磕磕绊绊，而且内容平实而有条理：

　　“要切实反腐败，我们就要用好反面教员。今天我们把应俊同志找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孙忠进行一次采访。在一审判决前，中央的新闻单位已经来采访过孙忠，当时判决结果还不明朗，孙忠本着求生欲望，主要还是围绕案情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今天可以跟大家交一个底，孙忠再怎么辩解也是徒劳，一审判了他死刑，二审还会维持原判。现有的事实，他是无法推翻的。对孙忠处以极刑，体现的是我们党清除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巨大勇气，这一事件将会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孙忠这个人在政治上和党离心离德，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思想上反动透顶。我举个例子，他到美国看望女儿的时候，因为他是副省级干部，我驻美人员接待了他，还请他吃过一顿饭，他在饭桌上就说过这样的话，美国发展才200年就胜过了我们发展2000年，现在这个差距恐怕还在拉大，我们就得做好两手准备，准备两个国籍，将来生活的选择就有余地了。混账透顶，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他要争取宽大处理，他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了，每天装出一副痛改前非，后悔不已的姿态，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他深刻地进行自我剖析，剖析自己的权力观、利益观，还有道德观。我们就是要让孙忠成为一个标本，用血的教训来教育和警醒广大的干部，从思想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应俊同志和孙忠平时接触过，对他有一定了解，甚至还规劝过他，政治素质相当高啊，所以，现在党把任务交给了你，就是让孙忠深刻剖析自己，你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有些激动，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觉得要让孙忠开口说话，问题的关键是要营造一个谈话的气氛。首先要用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孙忠，而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如果我们怀着一种道德优越感俯视他，那就根本形不成交流。一个人不管他是有种种的光环，还是有斑斑的劣迹，这只是我们认识他的一个路标，也就是采访他的一个理由，一旦我们面对这个人，这些路标就消失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进他的心灵，跟他一起分析得失。我觉得我们的采访没有必要涉及案情，一涉及案情，就像是在审判，而审判是法官的事情，而不是记者的事情。”

　　陈副书记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大口茶由衷地说：“应俊同志很年轻，但你的思路让我感到很震惊，耳目一新啊！你讲要用平视的眼光看待孙忠，这个说法提醒了我，我们不妨用一种真诚和善意感动孙忠，让他找到人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死也要死个明白，是不是？可以让他放开来说，让他把那些腐败透顶的坏思想通通说出来。应俊同志，你接着说。”

　　“坦率地说，我经常替孙忠感到惋惜，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地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副省长，怎么一夜之间就会成为阶下囚了呢？这是他的人生悲剧，那么，他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呢？这个答案正是我们想知道的。但我相信，孙忠不是一天就变坏的，更不是生来就是坏人，他刚来春江的时候还提醒过我，年轻人要关注互联网，要善于学习，我当时甚至很崇敬他。后来，我发现他特别平易近人，特别好交朋友，他这样级别的干部，他这样的性格，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了直接面对各种巨大诱惑的位置上，这个时候，自制力是很难起作用的……”

　　谈话在领导们的赞誉中结束了。省纪委安排我和易主任查阅了一些内部工作简报，简报上摘录了孙忠《悔过书》的部分内容。他把自己走上犯罪道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第二，拜金主义恶性膨胀，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

　　第三，平时不学法，法制观念淡薄。

　　这份摘录的悔过书虽然在言辞上痛心疾首，可内容上却有失水准。这样没有创意的总结，我简直不相信是出自孙忠之手。

　　在回单位的路上，我对易主任说：“孙忠在悔过书里并没有拉下面子把自己说透，其实，谁也不希望被别人看穿。”

　　“这就要看你的啦，应俊，这么大的事情落到我们头上，对于我们记者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这个节目可以播出的吗？”

　　“先不管，拍了再说，我们一切都得等上面的安排。”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好容易睡着了却梦见采访已经开始了，我问了半天，孙忠却一言不发。惊醒了，我裹着被子思考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他呢？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十九、梦醒时分

果然不出所料，孙忠的二审裁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勒令死去，这是孙忠遭受到的最大的人生打击，这样的打击，一个人一辈子遇上一次也就够用了。

　　春江省公安厅看守所。在一间普通的会见厅里，省纪委宣教中心的摄像师架好摄像机，布好灯光，面对面地摆好了两把椅子，就等着看守所民警押解着孙忠到来。

　　不一会儿，监舍过道里响起了脚镣拖在地上发出的“哐啷哐啷”的响声，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死囚孙忠来了！

　　人生，是多么的跌宕起伏、千奇百怪啊！命运，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不可捉摸啊！孙忠的人生就这样被命运无情地戏弄着。

　　春寒料峭，戴着脚镣的孙忠身穿着当年下乡视察、“送温暖”时才会穿上的绿色棉大衣，他在狱警的示意下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摄像师赶紧上前给他别上了纽扣式话筒。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和孙忠会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场合进行谈话。孙忠的脸好像没有认真洗，一只眼的眼角还挂着眼屎。他的眼袋越发变得明显了。过去，他的眼袋给人留下的是一种稳健和持重的沧桑感，而如今，沧桑依旧，眼袋的主人却多了几分失魂和落魄。

　　“您好，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了。”我和孙忠说话时还用了尊称“您”，我努力维护着他的尊严。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孙忠的脸，不曾往下瞟一眼，我竭力控制着自己不去看孙忠的脚镣，免得让他觉得难堪。

　　“就叫我孙忠吧，他们都是这么叫的。”孙忠轻轻地扫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

　　“按年龄来说，您是长辈，和我叔叔差不多，我应该叫您叔叔的。”

　　“那你就随便吧。”这时，孙忠对于讨论自己的称谓显得毫无兴趣。记者采访落马高官，八成会被受访者理解成是在落井下石，我对于这一点自然是心知肚明，于是努力地向孙忠表白着自己的友善：

　　“自从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我就非常想见你，我一直在向领导提要求，直到今天才如愿；而且我要见你，除了采访，没有别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说话，他们得录像，这不是我的本意。本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谢谢你来看我。希望我的事情不要影响你的前途。”孙忠的声音低得几乎让人听不见，嗓子也有些沙哑。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我一直在替你后悔，为什么会认识张金龙、刘思宁这帮人。你刚来春江工作的时候，刘思宁就要我介绍他认识你，我当时觉得他的动机不纯就回绝了他，但是我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千方百计和你拉上了关系，你后悔过认识刘思宁他们吗？”我的态度很平和，语气中甚至带着几分哀伤。

　　“我刚被组织上审查的时候有过后悔，到了现在，只剩下悲伤了。后悔是一种事后的醒悟，回过头看过去，一切都似乎一目了然，刘思宁、张金龙那些钱，我一分也不该拿。刚被审查的那段时间，我天天都在后悔，那是因为我以为我还有出去的机会。后悔的前提是一切还可以推倒重来。但是现在就剩下死路一条，显然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面对这么一个事实，一切后悔只是徒劳，所以我这里只剩下悲伤了。”

　　孙忠说起话来依然逻辑严密，只是，从后悔到悲伤，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我想起了曾给孙忠写过的诤言书，他孙忠要是能听进去只言片语，稍有警醒，也不至于到今天啊。想到这儿，悔恨交加的人倒变成了我：

　　“其实你并非别无选择，当初我知道张金龙、刘思宁和你打交道是居心不良，怕他们毁了你的一世清名，就写了一篇文章给你。现在我很伤心，这篇文章等于白写了。”

　　孙忠沉吟了一下说：“你文章的题目我还记得，叫做《就同“大款”交朋友之事——向领导干部进一言》，我把它剪下来收藏了起来。诤友，你是我的诤友啊，你当时的举动对我是有触动的。那之后，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廉政形象，拒绝了不少吃请和礼品，下基层视察的时候，也凶过那些送礼的人，这你也看到了。”

　　“对张金龙他们呢？”

　　“对于张金龙，门打开了，恐怕就关不上了。这你是知道的，张金龙这个人滑头得很，目的性又很强。唉。”

　　原来如此，诤言的作用只是提醒了孙忠一边要作案，那边还得作秀。孙忠等于是把乌纱帽寄存在了张金龙他们那里，把行贿变成了一种特权，只赋予张金龙等几个人，换句话说，他只在这几个人面前才毫不掩饰地展现自己贪婪的嘴脸。只要离开了这帮人，孙忠立刻就变得严肃而又威严，每天勤勤恳恳、忙忙碌碌，办事果敢干练，讲话有声有色，处处显现着独立的人格和特有的魅力。

　　孙忠是一个性情中人，在一正一反的两个舞台上，他都表现出了某种真诚，在潜规则支配的官场上，他的真诚造就出了官员中常见的双重人格，使他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两面派。

　　“张金龙给了你那么多钱，你一点也不害怕吗？其实他是一个相当不可靠的人，不仅唯利是图，而且很张扬，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张金龙跟我保证过，我们的关系是秘密的，我当时也只能相信他。一方面，他托我的事情我会尽力办好，免得他有怨言；另一方面，他给了我这么多钱，算是一种投资吧，他是商人，投资总是为了寻求回报的，所以我想他不会做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不然，他的投资也泡汤了。这恐怕算是一种侥幸心理吧。到了后期，我一心只想调回北京，也就是考虑要脱离春江这个复杂的环境。我心里不是没有负担。”

　　“既然金钱给你带来了心理负担，为什么没有拒绝呢，金钱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吗？”

　　“是的，我当时感觉是无法抗拒的，那种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有句话说，上帝让你做好人时，他只给你一次机会，你的门他只敲一次；魔鬼要是让你做坏人的时候，他会叫人按着你的门铃一直不放。张金龙、刘思宁这伙人就是这样，总缠着你。我和他们接触，也并不是一拍即合的，我也知道他们心术不正，但是，人到了我这个位置，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觉上觉得我们就没有人管了，有人给你好处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方说，作为官员，我参加一些活动，尤其是庆典活动，或多或少都是有点好处的，这你也是知道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孙忠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叹了一口气，“应俊，你是记者，参加一些活动，我相信主办单位也不会亏待你们，是不是？你拒绝过吗？其实，一切都是习惯成自然。唉，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孙忠对于我们之间的谈话已经失去了兴趣。当初，孙忠写悔过书，就是寄希望于通过深刻地反省和剖析得以减轻罪责。如今，木已成舟，死到临头，谁愿意把自己剥得精光，然后一丝不挂地离开这个世界呢？

　　回头看看孙忠冠冕堂皇的悔过书就知道了，即使是悔过，他还把自己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联系在一起，那都是在忏悔之路上走反了方向，根本就是一种自我美化，就如同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个小偷或是骗子走上犯罪道路是由于背离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一个人犯罪，他肯定是远离了社会道德的最高境界，但是，人不往高处走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到道德的最底处，甚至突破道德的底线吧？官员落马之后，他们往往在骨子里还蕴藏着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潜意识，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往高处想。其实，搞腐败，权钱交易，说白了，就是盗用国家名义为个人谋利，本质上与诈骗和偷盗并无二致。

　　不过，要让过去习惯于诲人不倦的落马官员给自己下一个道德评判，承认自己道德水准低下，那比登天还难。

　　孙忠的严密防守让我的采访没有多大收获。我心里一急，便顺手抄起“激将法”朝孙忠抡了过去：

　　“你出事之后，我一直很难过，因为我见证了你的辉煌。随着你被判刑，我又产生了另一种难过，那就是大家对你的评价。同一件事情，会因为你的地位不同而产生截然相反的说法。比方说，你当副省长时带人到宾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你跟宾馆的服务员混得很熟，大家就说你是平易近人；现在你出事了，同样还是这件事，又有人说，你连身边抽调来起草报告的工作人员十天半月都认不全，但对宾馆女服务员的名字却很快就如数家珍；甚至还有人说，堂堂副省长，连一个宾馆服务员也不放过。现在的社会舆论在你把妖魔化，我心里很难过。”

　　“真有这样的说法？会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吗？”孙忠显然也很难过，他本能地想知道具体是谁在这样糟蹋他。

　　“很遗憾，说这话的人是我的同行，他也是一个记者，你肯定见过他，我觉得他会把后面的一种说法写进他的文章里的。”

　　孙忠听完，叹了一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镣。孙忠生气了，我心中窃喜，机会来了。我不露声色地说：“我真想写一本关于你的书，我想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大家。”

　　“我的真实想法在悔过书里都说过了。”

　　“你的悔过书我看过了，坦率地说，那根本不能代表你的水平，别人看了只能认为你在撒谎，他们会说，孙忠到死还在说假话。比方说，你拿了张金龙他们那么多钱，说到原因，除了背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都太抽象，剩下一条就是平时不学法，法制观念淡薄，谁会相信呢？”

　　这时，孙忠咽了一口吐沫，脚轻轻地动一下，脚镣发出了“哐啷”的响声。我接着说：

　　“你在悔过书里说，干部普法考试也考过《刑法》中有关贪污受贿的内容，但你说你都是叫秘书答卷，应付了事，所以你不知道《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有那么严厉，如果早学了《刑法》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刑法》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如果你早知道了这一条，你是不再收人钱了，还是收到99999块钱的时候就不收了呢？”

　　“至少我不会像这样肆无忌惮，心安理得地拿人家的钱了。”

　　“终归还是要拿人家的钱，是吧？你现在觉得冤吗？你刚才说了，到了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好像个个都像你一样，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可是，为什么只有你出了事呢？”

　　孙忠这时瞪大了眼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应俊，如果你能把我的意思传递出去，我们也不枉相识一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我把我这些天来的所思所想和盘托出的话，你肯定会被吓一跳。可以给我一口水喝吗？”

　　孙忠咕咕咚咚地喝下了半杯水，他用袖子擦了擦嘴，似乎准备要发表一个惊人的研究结果。站在孙忠背后的纪委工作人员这时朝我竖了一下大拇指。

　　口才是孙忠除书法之外的最重要技艺，炫耀书法还需要案台和笔、墨、纸、砚，展示口才则只要有听众就行。平常，各种会议为孙忠提供了天然的听众，所以孙忠每天在各式各样的讲台上讲得春风得意。一个身怀绝技而又炫耀惯了的人，不让他施展技艺实在是件挺痛苦的事情。我所要做的，就是在找到合适的话题之后，充当一个合适的听众，让孙忠再过一把演说瘾。

　　孙忠开始反扑了：“首先我承认中纪委给我的定性，我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我也承认我个人很贪婪，没有过好金钱、美色关，这里面有我的个人原因。在悔过书里，我一直都是从个人角度去分析我走向腐败的原因。但是，我今天要说，我们不能忽视了制度缺陷带来的危害。制度就好比是条条框框，他起的就是限制作用，不让人为所欲为。可是，我们的制度呢，就好比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制度就是摆设，你进进出出自由得很，根本都看不到它的存在。到头来，有人出了问题，你指着一根栏杆说，这就是制度，我还能说什么呢？尤其是到我被审查，我才发现我们的制度方方面面，林林总总，还真的不少，但是，平时又有多少发挥了作用呢？制度是用来预防违法犯罪的嘛，而不是单纯用来事后惩罚人的，对吧？

　　“还有就是关于腐败，中纪委在通报上说我政治上蜕化变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我承认我有过权钱交易，但是，把责任完全归罪于个人，这也有失公允。事实上，你给我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而且所谓监督也形同虚设。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大的权力，又不牢牢监督我呢？这不是害人吗？我举个例子，美国总统比我孙忠的权力大多了吧？克林顿跟莱温斯基好成那个样子，都在办公室发生关系了，可是克林顿也没有给莱温斯基小姐的爸爸批土地、要项目、搞工程、放贷款、谋官位，对吧？你难道说这是因为克林顿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吗？果真如此的话，他还不成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监督，我建议我们党和政府千万要建立起对于权力的监督机制，要让权力走向公开，走向透明。腐败就像蝙蝠一样，总在黑暗中起舞，把权力放在阳光下，权力的公共性才能得到保障。应俊哪，我今天可以对你这么说吧，假如春江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是吧？你怎么今天才来呢？”

　　孙忠的权力“三字经”——批土地、要项目、搞工程、放贷款、谋官位——使得我又想起了孙忠过去作报告时的顺畅和富于韵律，对于权力价值的这番盘点，如果是在狱中，这是一种反省；如果是在任上，这无疑是一种自得。还有，“腐败就像蝙蝠一样，总在黑暗中起舞”，这话说得多好啊，要是讲话的人还坐在主席台上，想必台下又是掌声一片。可惜啊，我现在是孤掌难鸣。

　　贪官呼唤加强监督，虽然缘于悔恨之心，但最终表达的还是诿过之意。我想起了省纪委副书记陈华峰的话，要让他放开来讲，心里不免有几分得意，我预感到今天的采访将会成为我记者生涯中的经典之笔。就这么一闪念，我对孙忠的提问越发精彩：

　　“我在一份材料上看到，给你送钱的人登门拜访之前都会跟你打个电话，问你方便不方便，这个时候，你坐在房间里等着他们登门拜访是一个什么心情？”

　　“那时候真的已经忘乎所以了，坐在房间里等人来拜访，就像农民面对麦浪翻滚的稻田一样，有一种等待丰收的感觉。那种丰收的喜悦可以冲淡其他一切感觉，金钱能使人成瘾，而且伴有强烈的快感。”

　　说完这话，孙忠露出了浅浅的笑意，他似乎已经放下了他作为一个死囚的包袱，进入到了一个良好的回忆和叙述状态。孙忠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多少年前，他一定在稻花飘香的田野边驻足过，那种丰收的感觉一直被他珍藏在记忆里。

　　孙忠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少年时代的苦难，他说他一双球鞋曾经穿了整整5年，到后来鞋帮和鞋底都快要分家了，母亲还要把这鞋子当废品卖掉，人家收破烂的人根本就不收。孙忠说他小时候天资聪颖，读起书来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当时，他是家里唯一的一名高中生。当年他没有看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就相信人是猴子变来的；当年他还没有学过地理，他就感觉地球是圆的。他还说起了他的两次大难不死，一次是游泳钻到了渔民的竹排下面，差点儿给淹死，还有一次是得了疟疾，差点给病死。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没想到才年过50就要在看守所里混吃等死。他还想起了他的母亲，说她有惊人的长寿，算起来已经有90岁了，可看过去就像60多，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知道她怎么受得了。他还说起了张金龙和刘思宁，金钱提高了他们的办事效率，可是这也把堂堂的副省长和他们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最后，孙忠还特别强调，他在位时说过很多动情话、廉政话，当时那都是真心话，只不过后来自己也没有做到罢了。

　　“你们不要认为那是在表演，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演员，当时，那都是我的真心话。打个比方吧，现在每天都有夫妻闹离婚，打得不可开交，你不能因为他们在闹离婚，就一口断定，他们过去的海誓山盟全都是谎言吧？你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而去怀疑他过去所说的一切……”

　　整整一个下午，孙忠时而感慨万千，时而扼腕叹息，时而涕泪交零，时而哽咽无语，时而掩面而泣，时而又仰天长叹，他在丰富的表情里演绎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他说他这天下午很快乐，他讲了许多真心话，他真的佩服前人能造出“一吐为快”这样的词语。他甚至希望我真的为他写本书，有机会的话，他还要为这本书题写书名。（我大吃一惊，啊？还不忘题字啊！）

　　说话间，摄像师带来的第6盘带子（每盘录像带30分钟）也快到了尽头，他轻轻地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了声，差不多了吧，带子快没了。孙忠其实也听见了摄像师的话，他知道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像每次开会发言那样，洋洋洒洒地发完议论之后最后都要做总结：

　　“我愿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教训作为反面教材，为党分忧，警示后人。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夸大我孙忠的警示作用，好像抓住了一个孙忠，就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我希望更多的地方党组织一定要发挥组织监督的真正作用，使那些刚刚走上错误道路的同志能及时回头，跟上党的步伐，牢记宗旨，为人民做出更多贡献。”

　　接着，孙忠要来了纸和笔，他说要写几句话送给我作留念。孙忠拿着看守所民警找来的一沓笔录纸，垫在膝盖处厚厚的军大衣上，沉吟了少许便一挥而就：

　　幡然悔悟

　　前尘往事成云烟，前车之覆后车鉴。

　　曾经权重多风光，一旦贪婪跌深渊。

　　权力是把双刃剑，严于律己天地宽。

　　廉洁自律何为贵？过好金钱美色关。

　　落款分两行写着：

　　赠应俊诤友诀别纪念。

　　孙忠。庚辰年春于平州。

　　孙忠在哐啷啷的脚镣声中站了起来，把笔录纸交给了我说：“我用血的教训提醒我们的党要加强制度建设，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永别了，应俊！”走了两步，孙忠又回头向我作揖：“有机会清明节来看看我。”

　　我木然地站着，恍惚间连握手这样最简单的告别仪式都没有来得及进行，那个戴着脚镣声的身影已经被民警押解着，离我而去。

　　在浩渺的宇宙之中，人和人的相遇、相识，不管有多么漫长曲折，都不过是千年一瞬，而像我和孙忠这样的分别却是万劫不复的一种永恒。

　　3天后，孙忠被执行死刑。5天后，春江电视台播出了关于孙忠的专题片《惨痛的教训深刻的警示》。全省观众都从镜头里看到了孙忠送给我的那诗《幡然悔悟》，这首绝笔诗作为档案资料一直保存在孙忠的案卷里。作为记者，我凭借孙忠一案一下子成了人们的谈资。

　　邵年说：“应俊同志，你是孙忠腐败案的最大赢家，我建议您每年清明节一定要给他老人家去烧纸钱。吃水不忘挖井人哪！”

　　我只能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吃水不忘挖井人，挖井人已灰飞烟灭无影踪。阴阳两界，天各一方，怎一个“不忘”能了结？生命戛然而止，灵魂飘然而去，孙忠死有余辜；往事不堪回首，梦想付之东流。对于旁人来说，孙忠的消失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可是，对于我而言，仿佛是经历了南柯一梦。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刑场上的孙忠。他可怜地跪在那里，法警在他背后扣动了扳机，结果，枪没响——子弹卡壳儿了；法警退出臭弹，开了第二枪，结果子弹又卡壳儿了，法警又退出臭弹，准备开第三枪。这时，孙忠转头对我哭丧着脸说，应俊，你还是帮忙掐死我吧，真是吓死人了。

　　我在梦境中苦笑着，醒了。

　　梦魂相扰，孙忠总是这样来拜访我。

　　有一回，我还梦见刘思宁又在打电话找孙副省长办事儿，孙副省长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上面就龙飞凤舞地写着一句话：本人已死，有事烧纸。

　　更有一回，我梦见孙忠睡在雪下，彻骨的寒意令他牙关紧咬，从嘴角淌出的鲜血已经凝固，可是不知从哪里却传来了孙忠的声音：应俊啊，不要笑我贪婪，私底下，刘思宁和张金龙的好处你也是照拿不误！《刑法》光凭数额大小来定罪真是放过了你们，要是根据次数来定罪，你们也应该同我一样被枪毙！

　　早晨醒来，第一抹阳光照射到床头时，我恍然间想起了孙忠在我梦里说过的话，我暗自庆幸，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我还有未来，我还有机会选择；我的明天，还会继续。

尾 声

端午节到了，吃粽子时我又想起了孙忠，倒不是因为他有哪一点品性堪比屈原，只是因为看见绑得结结实实的粽子，我想到了他死前也曾被这样被五花大绑。

　　半年后，刘思宁因向孙忠行贿13万元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张金龙因偷税、行贿、赌博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

　　一年后，我的报告文学《走向刑场的副省长》正式出版，出版商在腰封上煽情道：

　　“一位有良知的时政记者，曾当面力谏副省长不要叩开地狱之门，本书独家披露一颗政坛流星如何踏上不归路。”

　　此书一时间在春江洛阳纸贵，令我名噪一时。阴差阳错，我成了反腐英雄，意外成名，成了货真价实的“名记”。说心里话，孙忠曾经是我最尊敬的人，我把他的滑铁卢变成了我的凯旋门，这不是我的情愿。但是，这毕竟成了现实，我成了孙忠落马的受益者。后来，我被调往北京的神州电视台担任新闻评论部主任。

　　2015年，柳志忠如孙忠那样同样被执行死刑，李晓婧的成名果然是复制了我的路径。

　　2003年邵年被春江电视台开除，因为他在一次矿难报道中收受了矿主的5000块钱“封口费”而隐瞒实情。后来，他索性带着当年在爱乐音夜总会演出的“女子七人乐坊”在平州各大娱乐场所跑场子，慢慢地，“女子七人乐坊”又发展到了“女子九人乐坊”“女子十三乐坊”。乐坊最后不仅红遍了春江，还走向了全国。

　　后来，为向全球推广“女子十三乐坊”，邵年在北京开办了一家邵氏文化策划传播公司。

　　再后来，邵年结识了几位商界巨头，他的买卖从文化领域开始拓展到房地产、交通和环保科技行业。这些行业虽然挣钱又多又快，但商界巨头的光芒掩盖了邵年的公关和营销才华，这让他未免有点儿失落。只有在他的“邵氏文化”，通过妙不可言的商业策划，他才能找回当年做记者时才思泉涌，左右逢源的激情与快感。

　　北京奥运会前，邵氏公司启动了一个国际化、大手笔的赚钱项目。

　　眼见着北京市的环城大道在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之外又建成了五环，邵年赶紧上书市政府，建议北京市把新建成的五环的中文名称定为“五环大道”，“五环”的“环”在一般中国人看来还是“环道”的意思，可是“五环大道”翻成英文可就可有讲究了，因为五环是奥运的象征，邵年他们就偷梁换柱地把“五环大道”意译为“Olympic Avenue”（奥林匹克大道）。

　　按邵年的策划，到时五环大道的交通护栏上将以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作为装饰物。他们公司已经说服世界上十几个国家的体育赞助商出钱把本国最杰出的运动员雕像矗立于五环大道两旁，当然，这些运动员穿着的运动服以及手持的体育器械都是世界名牌，邵氏公司为此将获得丰厚的广告回报。为了让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尽快批准邵氏公司的计划，邵年召集记者炒作了好几轮，可是批文还是没有拿到手。邵年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便抓起了电话打我的手机：“应主任，”那时，作为春江省的十大杰出青年，我刚被擢升为春江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快帮兄弟一把吧，眼看金子化成水啊，怎么在北京就找不到像孙忠那样的‘好干部’呢？”

　　“你别跑到北京坑人啦，什么眼看金子化成水，你这无耻的样子，颇有当年张金龙和刘思宁的神韵啊！”

　　“好啦，好啦，别光说我了，越进步越要当心啊，你小子年轻有为，前途远大，别一不留神，也成了当年的孙忠啦。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啊，想当年，老兄也是常在河边走啊，不小心就湿了鞋，既然湿了鞋，索性咱就洗个脚，洗完脚，干脆又洗了个澡，这下全身都湿了，哈哈哈……”

　　“奥林匹克大道”最终没有弄成，邵年一直耿耿于怀。可惜，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获得成功时，邵年正在监狱服刑，他的策划再次失去了实现的好机会。

　　再往后，邵氏文化公司给春江省的一个风景区策划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他们把一只马戏团的老虎偷偷运到那个风景区，先是放虎归山，然后请春江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孙平佯装是在无意中拍到了老虎。于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轰动了全国：春江发现了华南虎。

　　很快，造假事件被曝光，孙平被电视台开除了。丢了饭碗的孙平干脆上北京去投奔了邵年。

　　孙平加盟之后，邵年的“策划传播公司”更名为“互动营销策划公司”，主营业务转入虚拟世界，就是通过策划扩大客户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

　　为了带好孙平这个商海新徒，邵年整天亲自泡在网上，还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车五进三”，孙平则自封为“孙火火”。邵年把“车五进三”印在名片上，他每次都要纠正把他网名读出声的人：“这个字念ju，不念che，这是中国象棋的一个术语，一般是车五进二，我的步子迈得大点儿，所以是车五进三。”

　　他们俩几经折腾，先是编了个别针换别墅的故事捧红了一个少数民族小姑娘，后来又捧红了一个裸身征婚的女模特，往后还有一个炫富女，一个劈腿男……再后来虽然时不时有一些小企业登门求捧，但公司业务却波澜不惊。

　　捧红一些想出名而不要脸的人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关键是要吸引眼球，聚集人气。“孙火火”“车五进三”后来开始改变策略，转而在网上攻击名人，在世的，去世的都不放过，什么雷锋、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他们在网上说这些英雄的故事都是后人瞎编的。这一招果然效果不错，人气陡增，终于有了大客户一掷千金地上门求捧，公司业务开始蒸蒸日上。

　　正当他们在网络江湖上以精神领袖自居时，警察找上门来了，拘捕证一亮，以寻衅滋事罪将他们一一带走。

　　没多久，雪上加霜，柳志忠东窗事发，邵年又成了柳志忠腐败案的另一个主角儿。

　　邵年最后的结局是因为向柳志忠行贿30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寻衅滋事被判2年，合并执行无期徒刑。随后邵年因在狱中接受李晓婧的专访而家喻户晓，昔日的电视工作者终因电视而一举成名。

　　这些年，我和邵年并没有交集，但他在生活中划过怎么的轨迹，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似乎他的人生只是刘思宁的一个翻版。

　　至于江月，我和她一直都没有来往，而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邵年在从北京飞往云南丽江的飞机上碰见了她。当时，她正和身边的一个外国男人用英语聊得火热……

　　再后来，在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回来的那年，听说她移民去了加拿大，远在地球的那边。

　　2015年元旦刚过的某一天深夜，我的手机微信上来了一位“新朋友”叫我加它：“过得好吗，我是江月。”

　　我纳闷儿，她在加拿大也能玩儿中国的微信？我把手机扔到一旁，蒙头继续睡觉。

　　在孙忠离世的十几年时间里，随着反腐风暴不断地强劲刮过，副部、正部级官员落马甚至被判处死刑已经司空见惯，就连正国级的官员也开始在腐败分子的黑榜上频频亮相了，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提及孙忠以及他的劣迹，但是他的死，就如同我和江月的初恋那样带给了我最初而永恒的战栗。

　　他的死，令我阴差阳错地成名，这是我最不堪回首的一段人生经历。